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周马大，英文名George Mattha，按中国姓名起名周马大，中文译音亦称乔治玛莎，美国俄亥俄州人。约在1935年来杨柳青为基督教传教士，曾组建福音堂，当时杨柳青的人们叫她周教士，1941年回国，至今已有50多年了。她是在杨柳青居住过的唯一的一位美国侨民。
我因患肺病于1937年春住进北京红十字会医院治疗，至1938年初春，因拖欠了许多住院费而出院回到杨柳青。因身体十分虚弱不能工作，只能在家宅附近散散步。当时我看到猪市大街现在的25号院是“妓女检验所”，乔家疙瘩北头现在的24号院内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烟的“土膏店”；家中因我生病负债不少，生活困难，令我忧心忡忡难以解脱，总想找个可以随便谈话的地方。这时，日军占据公立五十小学校舍（今杨柳青一小北楼，）学校被迫停办。杨柳青基督教福音堂的周教士，就将福音堂的房屋借给该校师生上课。当时家兄张荣潭（字印三）在该校任职，我借找家兄的机会，常去公立五十学校办公室（福音堂妇幼保健医疗室）闲坐，谈些学校的情况。自家兄兼代福音堂中国传道先生之职时，便结识了周教士；和她接触后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待人很热情，没有丝毫的傲慢气；与我过去所接触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所以我就不断地到周教士的居室去听她用汉语讲圣经。在彼此交谈时谈到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情况。周教士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同情。我从认识周马大到互相交往经历了数年之久，有关她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周马大是独身女传道士。其父母均为英国人，在美国做工。她是中等身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不搽粉，不涂口红，与人谈话脸上时露微笑。当时约30岁左右，能说一般常用汉语。
周马大在日军占领时尽力保护着许多居民的人身及个人财物安全。当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家兄对我讲，日军初进杨柳青时，到处搜查居民住宅，我家也曾有过日军闯入。如发现谁家有制服或牛皮腰带，就认为谁家有当兵的，轻者遭毒打，重者遭杀害。福音堂附近的人家，为避免被日军无辜伤害，就到福音堂里去避难。周教士则不问是否基督信徒，都热情接待。各屋住满避难的人，周教士在福音堂大门外悬挂美国国旗，以阻止日本兵前往搜查，保护着许多民众。同时也表现了周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杨柳青的很多居民万分感激。当时家兄和友人合办了个来克亨白鸡养鸡场。一次，日军到养鸡场要抓鸡吃肉，场内人员告诉了周教士，她立即赶到养鸡场，向日军表示这是美国传教士所养的鸡，日军才没有动手，当时家兄和友人感激的心情不可言状。
后日军又强占了公立五十小学的全部校舍，致使学生全部失学。周教士对此极表关心并慨然把福音堂内除周教士住室及小厨房外，全部房屋借给该校使用。在各个师生上课的房间里，周教士不让和其他小学一样在教室里悬挂日伪旗帜，不让贴任何宣扬亲日的标语，直到学校找到今一小学东面万字会胡同的民宅（今猪市大街58号内最北院落，当时该民宅的大门在万字会胡同内）能并班上课时，公立五十小学的师生才迁出福音堂。
周教士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她经常把天津市租界里出版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的美联社、路透社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及时转告给我。如日军在进攻山西省时，在平型关遇到八路军的伏击，击毙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这是我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沦陷区内听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来周教士又告诉我在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次战斗中，歼灭日军2万多人，我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心情振奋，倍受鼓舞。
周教士尽力为我和其他人保存抗日书刊，便于今后流传。当年我家曾购得一本。1932年1月28日，我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抗敌的大型画册名叫《淞沪大战》。画册中摄制了许多十九路军抗日的真实场面及抗日英雄人物的照片。我耽心此事被日军查出来惨遭不幸，又不忍将画册烧毁。周教士得知，便让我把画册送到福音堂，由她代为收藏。同时我又见到周教士代别人保存一本杂志，其中有一幅新四军在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照片。这是抗日时期，我在沦陷区内所见到的唯一的一张有关新四军的照片。周教士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代为收存抗日书刊而毫无畏惧的精神，使我深为敬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即强迫周教士去天津市内集中，令所有被集中的美国侨民，一律在胸前佩戴红布印有“米”字（日文是把美国二字写作米国）的标志，便于日军随时监视。时隔不久周教士和其他美国侨民要被遣送回国。周教士临行前来杨柳青，一方面要取应用的衣物，一方面到我家向先母辞行。当时她眼里噙着泪花和先母话别。从此我和周教士断绝了联系。周马大离开杨柳青回国50多年了，不免引起我对她当年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的回忆。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纪念。
我因患肺病于1937年春住进北京红十字会医院治疗，至1938年初春，因拖欠了许多住院费而出院回到杨柳青。因身体十分虚弱不能工作，只能在家宅附近散散步。当时我看到猪市大街现在的25号院是“妓女检验所”，乔家疙瘩北头现在的24号院内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烟的“土膏店”；家中因我生病负债不少，生活困难，令我忧心忡忡难以解脱，总想找个可以随便谈话的地方。这时，日军占据公立五十小学校舍（今杨柳青一小北楼，）学校被迫停办。杨柳青基督教福音堂的周教士，就将福音堂的房屋借给该校师生上课。当时家兄张荣潭（字印三）在该校任职，我借找家兄的机会，常去公立五十学校办公室（福音堂妇幼保健医疗室）闲坐，谈些学校的情况。自家兄兼代福音堂中国传道先生之职时，便结识了周教士；和她接触后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待人很热情，没有丝毫的傲慢气；与我过去所接触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所以我就不断地到周教士的居室去听她用汉语讲圣经。在彼此交谈时谈到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情况。周教士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同情。我从认识周马大到互相交往经历了数年之久，有关她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周马大是独身女传道士。其父母均为英国人，在美国做工。她是中等身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不搽粉，不涂口红，与人谈话脸上时露微笑。当时约30岁左右，能说一般常用汉语。
周马大在日军占领时尽力保护着许多居民的人身及个人财物安全。当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家兄对我讲，日军初进杨柳青时，到处搜查居民住宅，我家也曾有过日军闯入。如发现谁家有制服或牛皮腰带，就认为谁家有当兵的，轻者遭毒打，重者遭杀害。福音堂附近的人家，为避免被日军无辜伤害，就到福音堂里去避难。周教士则不问是否基督信徒，都热情接待。各屋住满避难的人，周教士在福音堂大门外悬挂美国国旗，以阻止日本兵前往搜查，保护着许多民众。同时也表现了周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杨柳青的很多居民万分感激。当时家兄和友人合办了个来克亨白鸡养鸡场。一次，日军到养鸡场要抓鸡吃肉，场内人员告诉了周教士，她立即赶到养鸡场，向日军表示这是美国传教士所养的鸡，日军才没有动手，当时家兄和友人感激的心情不可言状。
后日军又强占了公立五十小学的全部校舍，致使学生全部失学。周教士对此极表关心并慨然把福音堂内除周教士住室及小厨房外，全部房屋借给该校使用。在各个师生上课的房间里，周教士不让和其他小学一样在教室里悬挂日伪旗帜，不让贴任何宣扬亲日的标语，直到学校找到今一小学东面万字会胡同的民宅（今猪市大街58号内最北院落，当时该民宅的大门在万字会胡同内）能并班上课时，公立五十小学的师生才迁出福音堂。
周教士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她经常把天津市租界里出版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的美联社、路透社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及时转告给我。如日军在进攻山西省时，在平型关遇到八路军的伏击，击毙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这是我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沦陷区内听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来周教士又告诉我在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次战斗中，歼灭日军2万多人，我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心情振奋，倍受鼓舞。
周教士尽力为我和其他人保存抗日书刊，便于今后流传。当年我家曾购得一本。1932年1月28日，我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抗敌的大型画册名叫《淞沪大战》。画册中摄制了许多十九路军抗日的真实场面及抗日英雄人物的照片。我耽心此事被日军查出来惨遭不幸，又不忍将画册烧毁。周教士得知，便让我把画册送到福音堂，由她代为收藏。同时我又见到周教士代别人保存一本杂志，其中有一幅新四军在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照片。这是抗日时期，我在沦陷区内所见到的唯一的一张有关新四军的照片。周教士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代为收存抗日书刊而毫无畏惧的精神，使我深为敬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即强迫周教士去天津市内集中，令所有被集中的美国侨民，一律在胸前佩戴红布印有“米”字（日文是把美国二字写作米国）的标志，便于日军随时监视。时隔不久周教士和其他美国侨民要被遣送回国。周教士临行前来杨柳青，一方面要取应用的衣物，一方面到我家向先母辞行。当时她眼里噙着泪花和先母话别。从此我和周教士断绝了联系。周马大离开杨柳青回国50多年了，不免引起我对她当年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的回忆。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