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王芸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生前曾在《大公报》报馆工作40余年，解放后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从六十年代兼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历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四、五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这位大名鼎鼎的无党派人士，新闻界泰斗，是杨柳青镇小梁庄世代贫农冯家的姑爷。
王芸生先生是静海县人，1901年9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生活困难，父亲曾在天津芥园庙给和尚烧菜做饭，王芸生弟兄3人，行三，他幼年时勉强念了几年私塾。13岁那年，为了生活，家中把他送到天津一家小茶叶店学徒。王芸生刻苦好学，最爱看报上的副版，一些影射时弊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开始练写稿，他的第一篇稿子投给天津“益世报”副刊，题目是“过新新年送旧新年”，内容是讽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结果没过3天，报上就登了出来。不仅是副刊头条，而且加了花边。第一次投稿成功，增强了自信，但他为了〓口，不得不继续在私营商店做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英文，在美商洋行货栈谋得一职。
在“五卅”运动反帝爱国怒潮中，年仅24岁的王芸生和洋行的青年职工共同组织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并被选为工会的宣传部长和工会周刊的编辑，这是王芸生办报的开始。
由于他主办的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工运文章，被反动军阀勒令停刊，王先生逃往上海，在那里王芸生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和几位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短棒”“猛进”等几种周刊及“和平日报”。
1926年王芸生先生回到天津，在天津省委宣传部工作，具体任务是给“华北新闻”写社论，当时天津《大公报》正在风行，《大公报》编辑张季鸾先生的评论文章非常有名，两家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文章虽然不署名，但总有点竞争的劲头，经常因看法不一致而发生笔战，张季鸾先生和王芸生就是由笔战而相识，进而成为至交。当王芸生与“华北新闻”商报因观点不合而离职时，张季鸾先生便亲自登门把打笔仗的年轻对手接到《大公报》工作，张季鸾老先生不愧是一位伯乐，此事当时在报界中传为佳话。
1929年8月，王芸生先生入《大公报》就职，开始他在地方版当编辑，由于编排生动，文字严谨，并且遇事有自己的见地，特别是来稿取舍，以文而不以名，很快受到同仁及读者的推崇和信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同仁同仇敌忾，当时敌军压境，大好河山沦于敌国。愤于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甚一日，于是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以使广大读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这便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文章的开始，这次编辑重任，当时就落在年仅30岁的王芸生肩上。从1931年9月事变起，逐日连载到1934年4月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七卷近200万言的巨著，这对于刚满而立之年，仅有几年私塾浅历的芸生先生来说，其人其志可以想见了。
正因为王芸生在上述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得这位年轻的报馆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的专家。这部著作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1932年刚出版问世，即被誉为堪与清末名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相媲美，比日本国志还丰富。因此王芸生在国内新闻界崭露头角，名声大振。
芦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王芸生先生随大公报迁往上海，又迁汉口。1938年10月再迁重庆。
1941年张季鸾先生逝世，该报组成“社评委员会”，由王芸生先生任主任，并由他执笔撰写“看重庆，念中原”。因抨击了重庆苟安生活的糜烂，揭露了河南灾民的惨状，该报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公报》由重庆迁回上海，这时王芸生先生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虽已光复，但国民党却热衷于内战，把人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王芸生先生在主持《大公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继续完成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巨著。
六十年是指从1871年中日始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九·一八”止。原来只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从那时到“九·一八”的14年还未完成，这14年间，风云变幻，中日两国人民都经历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周恩来总理也一直非常关心这项未了的工作，曾对王芸生先生殷殷嘱托。从1957年起，王先生一方面搜集新的史料、一方面对旧著作中某些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订。到文化大革命前修订了一、二两卷，尽管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到非难，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但王老对完成专著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70多岁的老人心中惦念的只是一点——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拨乱反正后，年近八旬的老人欣喜莫名，他深知去日无多，愿最后为中日友好新篇章竭尽所能，为此曾两度去访日本，下决心完成这部呕心沥血惨淡经营50年的专著。
在和生命争夺时间的斗争中，王老终于在病床上完成了七卷本后五卷的修订工作，并对增补的第八卷，做了细致的安排和设想，后由他的助手完成，至此50年心血终告成功。并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可以说，为了历史科学，为中日友好，王芸生老先生战斗到了〓 〓最后一息。
王芸生先生于1980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其主要著作有“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芸生文集”“台湾史话”。
冯玉文女士是王芸生老先生的夫人，她是杨柳青镇小梁庄人，提起他们的婚姻结合，还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她父亲冯连贵，种着几亩薄田，做些小生意，沿南运河两岸串乡入村卖杂面为生、冯女士在家除针线活外，帮助邻居种园田、摘黄瓜、豆角等，过着贫苦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她自己在家，突然听得门响，而且敲声很急，开门一看，原来是位不相识的青年，身着西服革履，仪表堂堂，面带惊慌之色，说：“大姐快救救我，后边日本人追我逮我。”冯女士未及考虑避嫌，马上放进青年，将大门关上藏好。不大功夫，日本兵来了，叫开门找王芸生，冯女士说：“没有人来。”把日本兵哄走了。
日本为什么要逮王芸生呢？那时王芸生正在《大公报》工作，编写了一套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书，即“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因此引起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嫉恨，把王芸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跟踪追击。
那天，王芸生到郊区采访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在大觉庵村往西走，发现后面远处有日本兵追他，于是顺着运河北岸小路逃到杨柳青小梁庄。
冯玉文女士开门收纳藏好了王芸生，骗走了日本兵，简直是救了王芸生一条命，他感激不尽，在冯家挽留下又躲避了两天，等风平浪静才回市内报馆。
冯玉文向父母禀明了救人经过，父母亲见王芸生是个识文断字有文化有血性，而且一表人才的青年，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他。王芸生钦佩冯女士大胆、机智、多情，更有救命之恩，感激无尽，就这样缔结了美好的姻缘。
这桩婚事颇有戏剧性、传奇性，真和京剧“柜中缘”，岳雷逃难招亲的情节差不多。
婚后移居市内长春道大公报宿舍，夫妻相敬如宾，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冯女士不识字，王芸生手把手的教识字写字，冯女士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日子虽然较紧，但生活畅欢，不尽的乐趣。
在平静的生活中，王家却不安静，在津的一些日本流氓浪人，在驻屯军指使下，报复王芸生写抗日文章，不时地进行迫害，肆意地骚扰，有次藉口找王芸生，王不在，趁机把家中一切打了个底朝天，在那敌人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曾被迫多次迁居。冯家惦记女儿女婿，寝食不安、担惊受怕，不时去津探望，并接济生活。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冯女士以家属随同《大公报》南迁上海、汉口、重庆。携儿带女，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抗战胜利后，又随同王芸生去香港办《大公报》，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于1949年建国前夕，回到北京定居。
王芸生先生是静海县人，1901年9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生活困难，父亲曾在天津芥园庙给和尚烧菜做饭，王芸生弟兄3人，行三，他幼年时勉强念了几年私塾。13岁那年，为了生活，家中把他送到天津一家小茶叶店学徒。王芸生刻苦好学，最爱看报上的副版，一些影射时弊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开始练写稿，他的第一篇稿子投给天津“益世报”副刊，题目是“过新新年送旧新年”，内容是讽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结果没过3天，报上就登了出来。不仅是副刊头条，而且加了花边。第一次投稿成功，增强了自信，但他为了〓口，不得不继续在私营商店做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英文，在美商洋行货栈谋得一职。
在“五卅”运动反帝爱国怒潮中，年仅24岁的王芸生和洋行的青年职工共同组织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并被选为工会的宣传部长和工会周刊的编辑，这是王芸生办报的开始。
由于他主办的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工运文章，被反动军阀勒令停刊，王先生逃往上海，在那里王芸生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和几位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短棒”“猛进”等几种周刊及“和平日报”。
1926年王芸生先生回到天津，在天津省委宣传部工作，具体任务是给“华北新闻”写社论，当时天津《大公报》正在风行，《大公报》编辑张季鸾先生的评论文章非常有名，两家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文章虽然不署名，但总有点竞争的劲头，经常因看法不一致而发生笔战，张季鸾先生和王芸生就是由笔战而相识，进而成为至交。当王芸生与“华北新闻”商报因观点不合而离职时，张季鸾先生便亲自登门把打笔仗的年轻对手接到《大公报》工作，张季鸾老先生不愧是一位伯乐，此事当时在报界中传为佳话。
1929年8月，王芸生先生入《大公报》就职，开始他在地方版当编辑，由于编排生动，文字严谨，并且遇事有自己的见地，特别是来稿取舍，以文而不以名，很快受到同仁及读者的推崇和信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同仁同仇敌忾，当时敌军压境，大好河山沦于敌国。愤于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甚一日，于是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以使广大读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这便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文章的开始，这次编辑重任，当时就落在年仅30岁的王芸生肩上。从1931年9月事变起，逐日连载到1934年4月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七卷近200万言的巨著，这对于刚满而立之年，仅有几年私塾浅历的芸生先生来说，其人其志可以想见了。
正因为王芸生在上述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使得这位年轻的报馆工作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的专家。这部著作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外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1932年刚出版问世，即被誉为堪与清末名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相媲美，比日本国志还丰富。因此王芸生在国内新闻界崭露头角，名声大振。
芦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王芸生先生随大公报迁往上海，又迁汉口。1938年10月再迁重庆。
1941年张季鸾先生逝世，该报组成“社评委员会”，由王芸生先生任主任，并由他执笔撰写“看重庆，念中原”。因抨击了重庆苟安生活的糜烂，揭露了河南灾民的惨状，该报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公报》由重庆迁回上海，这时王芸生先生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虽已光复，但国民党却热衷于内战，把人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
王芸生先生在主持《大公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思考着继续完成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巨著。
六十年是指从1871年中日始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九·一八”止。原来只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从那时到“九·一八”的14年还未完成，这14年间，风云变幻，中日两国人民都经历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周恩来总理也一直非常关心这项未了的工作，曾对王芸生先生殷殷嘱托。从1957年起，王先生一方面搜集新的史料、一方面对旧著作中某些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订。到文化大革命前修订了一、二两卷，尽管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到非难，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但王老对完成专著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70多岁的老人心中惦念的只是一点——完成周总理的嘱托，拨乱反正后，年近八旬的老人欣喜莫名，他深知去日无多，愿最后为中日友好新篇章竭尽所能，为此曾两度去访日本，下决心完成这部呕心沥血惨淡经营50年的专著。
在和生命争夺时间的斗争中，王老终于在病床上完成了七卷本后五卷的修订工作，并对增补的第八卷，做了细致的安排和设想，后由他的助手完成，至此50年心血终告成功。并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可以说，为了历史科学，为中日友好，王芸生老先生战斗到了〓 〓最后一息。
王芸生先生于1980年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其主要著作有“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芸生文集”“台湾史话”。
冯玉文女士是王芸生老先生的夫人，她是杨柳青镇小梁庄人，提起他们的婚姻结合，还有一段传奇性的故事。
她父亲冯连贵，种着几亩薄田，做些小生意，沿南运河两岸串乡入村卖杂面为生、冯女士在家除针线活外，帮助邻居种园田、摘黄瓜、豆角等，过着贫苦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她自己在家，突然听得门响，而且敲声很急，开门一看，原来是位不相识的青年，身着西服革履，仪表堂堂，面带惊慌之色，说：“大姐快救救我，后边日本人追我逮我。”冯女士未及考虑避嫌，马上放进青年，将大门关上藏好。不大功夫，日本兵来了，叫开门找王芸生，冯女士说：“没有人来。”把日本兵哄走了。
日本为什么要逮王芸生呢？那时王芸生正在《大公报》工作，编写了一套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书，即“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因此引起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嫉恨，把王芸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跟踪追击。
那天，王芸生到郊区采访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在大觉庵村往西走，发现后面远处有日本兵追他，于是顺着运河北岸小路逃到杨柳青小梁庄。
冯玉文女士开门收纳藏好了王芸生，骗走了日本兵，简直是救了王芸生一条命，他感激不尽，在冯家挽留下又躲避了两天，等风平浪静才回市内报馆。
冯玉文向父母禀明了救人经过，父母亲见王芸生是个识文断字有文化有血性，而且一表人才的青年，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他。王芸生钦佩冯女士大胆、机智、多情，更有救命之恩，感激无尽，就这样缔结了美好的姻缘。
这桩婚事颇有戏剧性、传奇性，真和京剧“柜中缘”，岳雷逃难招亲的情节差不多。
婚后移居市内长春道大公报宿舍，夫妻相敬如宾，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冯女士不识字，王芸生手把手的教识字写字，冯女士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日子虽然较紧，但生活畅欢，不尽的乐趣。
在平静的生活中，王家却不安静，在津的一些日本流氓浪人，在驻屯军指使下，报复王芸生写抗日文章，不时地进行迫害，肆意地骚扰，有次藉口找王芸生，王不在，趁机把家中一切打了个底朝天，在那敌人横行的日子里，他们曾被迫多次迁居。冯家惦记女儿女婿，寝食不安、担惊受怕，不时去津探望，并接济生活。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冯女士以家属随同《大公报》南迁上海、汉口、重庆。携儿带女，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抗战胜利后，又随同王芸生去香港办《大公报》，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于1949年建国前夕，回到北京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