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天津。津西大地成了抗日前线。29军38师副师长李文田调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率部队驻守杨柳青以东各村，严阵以待。7月27日奉军长宋哲元“自卫守土”指示，李致远旅长立即召集旅团级军官会议，决定于7月28日凌晨2时，对海光寺、北站、东站和东局子等日军驻所发起总攻。经过整日战斗，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穷凶极恶的日军以百倍疯狂进行反扑。为保存抗战实力，7月29日李致远奉命率部队退出天津市到良王庄、独流等地设防。
独立第26旅的抗日行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当时杨柳青镇灵洲医院邵灵洲夫妇主动收容伤病员义务治疗。当部队撤退到静海县、沧县和济南等地时，邵灵洲夫妇随军前往。在他们精心治疗护理下，许多伤病员恢复健康，重返杀敌战场。到达济南时，只有四位重伤员未愈，邵灵洲夫妇托付济南教会医院继续治疗，夫妇二人从青岛乘轮船返津。
当29军撤退之后，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疯狂扫荡，1937年8月14日，日军一小分队来杨柳青扰民，临行时掠走过路学生二人。8月20日，大批日军于杨柳青过境，从此津西成了沦陷区，广大人民落入苦难深渊。
日本侵略军为推行殖民统治，搜刮民脂民膏，于1937年10月在杨柳青成立了“维持会”。1938年1月，天津县伪政府成立，李少微充当伪县长。杨柳青改设镇公所，取代“维持会”。镇公所下设保，保下设甲，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日本选派失去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充当各级机构的头子。他们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对民众进行苛敛摊派，搜刮民财，无恶不做，成了汉奸走狗。
日军占领津西，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学校中一律使用为日伪服务的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课本，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在学校中开展尊孔祭孔活动，教室里悬挂孔子像。宣称中、日是一家。以此掩盖其侵华的罪恶。并在学生中进行支持“大东亚战争”，实现“王道乐土”的反共灭共宣传。
广大师生对日伪实施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无比愤恨，竭力反抗。当时木厂小学有位张莹亮老师，他坚决不教日伪教材，以古文取代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国文。也不教不唱日本歌曲，而以苏武牧羊等歌曲作为音乐课教材。他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全国抗战的形势，诱导学生树立抗日救亡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反抗日伪和拒学日语的情绪不断高涨，从消极应付到公开对抗。因此，惹怒了任日语课的翻译官。他动手殴打学生，被打学生进行报复，把翻译官的自行车胎扎破，气得翻译官发疯，对学生要下毒手。张莹亮老师出谋，叫学生家长出钱打点，才使学生免遭塌天之祸。
日伪不仅推行奴化教育，而且还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机体。1942年，他们从蒙古贩运大量鸦片，使杨柳青一带吸食瘾士明显增多，土膏店吸食烟客天天暴满。日伪当局为获取暴利，于1943年3月假借“励行禁毒”为名，办理烟民登记。因此，烟商、烟民纷纷抢购烟土，以致烟价猛涨，从每两18元涨到每两80元。
日伪为了制造杀人武器，于1940年4月开展第一次强迫献铜运动，效忠其主子的保甲长带领打手挨户搜索，撬走居民家具上的铜饰件，掠走铜锅铜炉。1943年又搞第二次献铜活动。镇公所、警察所等成立了强制献铜委员会，由保甲长及其爪牙再次闯入各户进行洗劫。
日伪统治的年代，津西人民受尽了欺压凌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1937年夏秋之交，淫雨连绵，津浦路两侧及津西洼地一片汪洋。1939年夏季，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洪水压境。8月7日，日伪炸毁桑园与马庄的运河堤岸，洪水泛滥浸流入津。使津西及天津城厢南部顿成泽国，处处浮尸漂荡，惨不忍睹。1940年春，又是久旱不雨，严重影响春播。1941年更遭大旱酷暑袭击。频繁的旱涝酷暑使粮食减产，甚至籽粒不收，加上日伪盘剥，促使粮价猛涨，成倍翻番。饥民们无钱购粮，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常以糠菜豆饼之类充饥。灾荒年如此，好一点的年景也如此。日伪为了满足战场军需粮草，把百姓仅有的一点粮食搜尽抢光。1943年，日伪当局成立了天津市米谷统制委员会，宣布所有稻米一律做为军用。不准任何人贩运，私藏和食用，违者殴打、没收。严重者处死。
百姓们弄到少许准备年节食用的大米也在违法之列。每逢年节，汉奸带着打手挨户搜查。有一年除夕，杨柳青郑奶奶拿出仅存的五斤大米刚要下锅，搜查者已临近院门，她惊慌地把米投入污水桶内，才免遭大祸。
不甘心受压迫的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饥民们抢粮事件屡有发生。由于地下党的抗日活动，使日伪统治者慌恐不安，于是就丧心病狂地大搞“强化治安运动”。
1941年1月，日伪宣布每月11日为“灭共日”。同年3月30日至4月3日，实施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进行户口大检查，大搜捕。又规定每月1日和15日为“自肃自励运动日”。
1941年7月7日至9月7日，实施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对市民居住证进行大检查。并成立“灭共班”等组织。
1941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实施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成立经济调查班，调查各处现存各种物资的详细数目，添设检查哨所。
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实施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他们把华北地区划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天津市及其附近地区划为“治安区”。其任务是：“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当年4月17日通令各级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协力“强化治安运动”。要求学校利用朝会向学生们宣传“大东亚战争”。
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5日，实施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剿共灭匪”，“肃清思想”，“完成大东亚圣战”。
“强化治安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残酷，各种暴政通过镇公所、保、甲机构的层层传递，最后都无情地落到黎民百姓的头上，折腾得百姓昼夜不得安宁。饥饿的困扰，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的蔓延，检查搜捕的威协，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终年在若海中挣扎，过着度日如年的岁月。
压迫越残酷，反抗劲头越大。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津西人民时刻没停止对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斗争。
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加之国际力量的配合，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败，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结束了日伪残酷统治的艰难岁月。
独立第26旅的抗日行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当时杨柳青镇灵洲医院邵灵洲夫妇主动收容伤病员义务治疗。当部队撤退到静海县、沧县和济南等地时，邵灵洲夫妇随军前往。在他们精心治疗护理下，许多伤病员恢复健康，重返杀敌战场。到达济南时，只有四位重伤员未愈，邵灵洲夫妇托付济南教会医院继续治疗，夫妇二人从青岛乘轮船返津。
当29军撤退之后，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疯狂扫荡，1937年8月14日，日军一小分队来杨柳青扰民，临行时掠走过路学生二人。8月20日，大批日军于杨柳青过境，从此津西成了沦陷区，广大人民落入苦难深渊。
日本侵略军为推行殖民统治，搜刮民脂民膏，于1937年10月在杨柳青成立了“维持会”。1938年1月，天津县伪政府成立，李少微充当伪县长。杨柳青改设镇公所，取代“维持会”。镇公所下设保，保下设甲，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日本选派失去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充当各级机构的头子。他们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对民众进行苛敛摊派，搜刮民财，无恶不做，成了汉奸走狗。
日军占领津西，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学校中一律使用为日伪服务的新民印书馆出版的课本，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在学校中开展尊孔祭孔活动，教室里悬挂孔子像。宣称中、日是一家。以此掩盖其侵华的罪恶。并在学生中进行支持“大东亚战争”，实现“王道乐土”的反共灭共宣传。
广大师生对日伪实施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无比愤恨，竭力反抗。当时木厂小学有位张莹亮老师，他坚决不教日伪教材，以古文取代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国文。也不教不唱日本歌曲，而以苏武牧羊等歌曲作为音乐课教材。他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全国抗战的形势，诱导学生树立抗日救亡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教导下，学生们反抗日伪和拒学日语的情绪不断高涨，从消极应付到公开对抗。因此，惹怒了任日语课的翻译官。他动手殴打学生，被打学生进行报复，把翻译官的自行车胎扎破，气得翻译官发疯，对学生要下毒手。张莹亮老师出谋，叫学生家长出钱打点，才使学生免遭塌天之祸。
日伪不仅推行奴化教育，而且还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机体。1942年，他们从蒙古贩运大量鸦片，使杨柳青一带吸食瘾士明显增多，土膏店吸食烟客天天暴满。日伪当局为获取暴利，于1943年3月假借“励行禁毒”为名，办理烟民登记。因此，烟商、烟民纷纷抢购烟土，以致烟价猛涨，从每两18元涨到每两80元。
日伪为了制造杀人武器，于1940年4月开展第一次强迫献铜运动，效忠其主子的保甲长带领打手挨户搜索，撬走居民家具上的铜饰件，掠走铜锅铜炉。1943年又搞第二次献铜活动。镇公所、警察所等成立了强制献铜委员会，由保甲长及其爪牙再次闯入各户进行洗劫。
日伪统治的年代，津西人民受尽了欺压凌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1937年夏秋之交，淫雨连绵，津浦路两侧及津西洼地一片汪洋。1939年夏季，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洪水压境。8月7日，日伪炸毁桑园与马庄的运河堤岸，洪水泛滥浸流入津。使津西及天津城厢南部顿成泽国，处处浮尸漂荡，惨不忍睹。1940年春，又是久旱不雨，严重影响春播。1941年更遭大旱酷暑袭击。频繁的旱涝酷暑使粮食减产，甚至籽粒不收，加上日伪盘剥，促使粮价猛涨，成倍翻番。饥民们无钱购粮，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常以糠菜豆饼之类充饥。灾荒年如此，好一点的年景也如此。日伪为了满足战场军需粮草，把百姓仅有的一点粮食搜尽抢光。1943年，日伪当局成立了天津市米谷统制委员会，宣布所有稻米一律做为军用。不准任何人贩运，私藏和食用，违者殴打、没收。严重者处死。
百姓们弄到少许准备年节食用的大米也在违法之列。每逢年节，汉奸带着打手挨户搜查。有一年除夕，杨柳青郑奶奶拿出仅存的五斤大米刚要下锅，搜查者已临近院门，她惊慌地把米投入污水桶内，才免遭大祸。
不甘心受压迫的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饥民们抢粮事件屡有发生。由于地下党的抗日活动，使日伪统治者慌恐不安，于是就丧心病狂地大搞“强化治安运动”。
1941年1月，日伪宣布每月11日为“灭共日”。同年3月30日至4月3日，实施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进行户口大检查，大搜捕。又规定每月1日和15日为“自肃自励运动日”。
1941年7月7日至9月7日，实施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对市民居住证进行大检查。并成立“灭共班”等组织。
1941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实施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成立经济调查班，调查各处现存各种物资的详细数目，添设检查哨所。
1942年3月30日至6月15日，实施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他们把华北地区划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天津市及其附近地区划为“治安区”。其任务是：“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当年4月17日通令各级学校和文化教育机关，协力“强化治安运动”。要求学校利用朝会向学生们宣传“大东亚战争”。
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5日，实施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任务是：“剿共灭匪”，“肃清思想”，“完成大东亚圣战”。
“强化治安运动”一个接一个，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残酷，各种暴政通过镇公所、保、甲机构的层层传递，最后都无情地落到黎民百姓的头上，折腾得百姓昼夜不得安宁。饥饿的困扰，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的蔓延，检查搜捕的威协，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终年在若海中挣扎，过着度日如年的岁月。
压迫越残酷，反抗劲头越大。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津西人民时刻没停止对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斗争。
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加之国际力量的配合，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败，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结束了日伪残酷统治的艰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