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我于1940年参加八路军冀南军区青年营。1943年初，在河北省景县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在马庄战地医院治疗。伤口稍好后，要求归队，上级领导未批准，将我安排在当地负责新成立的交通站工作，大部队随即转移。十几天后，由于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将我抓获。先关押在南皮县，不几日又将我转到德州集结。大约在四月间，将我们被捕的二三百人押上火车，运往北京西苑集中营。在火车上我结识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名震津门的津南支队三中队队长李成忠同志。他是抗大三期学员，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我们在西苑关押了一个多月，李成忠同志既懂英语又会日语。他从日本人谈话中得知，日本鬼子准备将我们转送到日本国去当华工。有一天夜里，月黑风高，我们被一阵犬吠声惊醒。日本鬼子在队长小野三太郎的带领下全副武装跑步出了集中营。二十多分钟后，又跑回来，继续睡觉。过了几天，我们才得知，原来是小野三太郎梦游造成的。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可以利用的暴动出狱的绝好机会。但那晚有一对兄弟逃跑出狱，如果再行组织暴动，这几百号人实在太难成行了，我和李成忠暗自商议，只得等待时机……
六月初，我和李成忠等150多人被送到长辛店北三里地方给日本鬼子修飞机窝。日本鬼子让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吃的却是混合面窝头和咸菜。天气越来越热，一个半月时间就有9名同志死去。这时，我们先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组织了5个党小组去分头向100多位难友做工作。正在这时日本鬼子让我到伙房做饭，我的行动较为自由了，逐渐了解到日本鬼子分布的情况。这20几个日本鬼子分四个屋居住，枪械在他们居室的东头，每晚由一人值班看管。转眼已进入秋季，眼看中秋节快要到了，大家暴动出狱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在中秋节之夜举行暴动。到了这天，日本鬼子似乎有所察觉，岗哨加强了，一天三顿不给我们吃饱。到晚上，日本人也过起中秋节来。他们举行酒宴，院里站岗的流动哨由每天一人增到四人。我们一看此情况，马上改变计划，决定明晚相机行事。暴动前，最使我们难过的是有20几位同志因缺少蔬菜，患了夜盲症，这些同志不能参加暴动。有一位叫李雪曾的同志跟我和李成忠讲，我夜里看不见东西，不能跟你们走了，请你们出去跟党组织讲，我可能死在这里了。如死不了，我就带领剩下的同志一起跟鬼子作斗争，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转天，农历八月十六晚，大吃大喝的日本鬼子们也疲劳了，又和往常一样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岗楼上有一个，院里只有一个流动哨。我和李成忠等五名同志一碰头，当机立断，决定当晚暴动。我们的武器只有两件：一把菜刀和一个擀面棍，都是我从伙房搞来的。到半夜时分，估计日本鬼子都睡下了，我们分三路出击；一路由我带领两名同志去解决流动哨和岗楼上的日本兵；一路由老门同志带领25名身强力壮的同志带着唯一的菜刀去解决20几名睡觉的日本兵；另一路由李成忠带领全体暴动的同志打掉门岗冲出大门口。我和另两名同志用擀面棍将院中流动哨打死，然后直冲岗楼。岗楼上的日兵正在下楼，我们藏在拐角处，待他走近，一个猛虎扑食将他按倒。我将他的大枪夺过来，由于我们不够小心，这个日本兵爬起来就往浴室跑，我们急追不舍。吓得他跳进浴池内，我冲上去一刺刀将他捅死。老门他们先夺了枪械所的全部枪支，然后分头冲进四间日兵宿舍，象杀小鸡一样将全部日兵杀死。这时我看到大门口很拥挤，因为大门还没全部打开，人们挤在门口。有的同志就想翻过铁丝网，我大声呼喊，先别动，电网有电。我跑上岗楼将电闸拉掉。电网没电了，可是岗楼上的灯也灭了。灯一灭，惊动了外围炮楼上的日兵。他们从东北、西北两个角向这边开枪射击。我急忙从铁丝网翻过去，乘势越过水沟，听到水沟中有人喊叫，往下一看有三名同志掉到水沟里。我赶忙用大枪伸下去，将他们一个个拽上来。这三名同志有的抓在刺刀上，手被划破了。我们跟随从大门口跑出的同志们，一直向前跑去，也无目标，也不识路，只是一个劲地跑。待跑出十余里，听不见后边有日兵追赶，点一下人数有74名同志，再往前走看见一个小窝棚，我和李成忠同志走上前去，一个老乡在里面睡觉，是看山药花生地的。我们把他叫醒，说是八路军，失去了联系。他很热情，马上带我们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叫李楼的小村，介绍给他表叔。他表叔是地下党，带我们到一个寺庙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又派人把我们带到长宛县大队，县大队长同意将我们转送到平西十一军分区治疗养伤。我们将全部枪支交给长宛县大队。他们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服装、鞋子，有的同志因赤脚走山路，脚磨破露出骨头。长宛县大队长说，他们知道，日本人修飞机窝，关押一批同志，正在设法营救。今天我们暴动出来，正好相遇，于是派人将我们送到京西大青山区，住进平西十一军分区医院养伤。当时军分区政委萧克，司令员是张学良之胞弟张学思。我们住在萧克同志住的村子里，很快伤愈，身体也复原了。萧克同志跟我和李成忠同志谈话，准备将我们全部留下。我们几个人急于想回原部队，没有答应。又过几天，最后商定排以上干部13人可以回原部队，其余同志全留下参加十一军分区的部队。
在一个早晨，我和李成忠等13人告别了萧克同志，踏上了回冀中的征程。来到津南地区，我和李成忠同志被津南支队政委李轩留住，从此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另一片热土——津南大地上。
六月初，我和李成忠等150多人被送到长辛店北三里地方给日本鬼子修飞机窝。日本鬼子让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吃的却是混合面窝头和咸菜。天气越来越热，一个半月时间就有9名同志死去。这时，我们先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组织了5个党小组去分头向100多位难友做工作。正在这时日本鬼子让我到伙房做饭，我的行动较为自由了，逐渐了解到日本鬼子分布的情况。这20几个日本鬼子分四个屋居住，枪械在他们居室的东头，每晚由一人值班看管。转眼已进入秋季，眼看中秋节快要到了，大家暴动出狱的心情更加迫切。有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在中秋节之夜举行暴动。到了这天，日本鬼子似乎有所察觉，岗哨加强了，一天三顿不给我们吃饱。到晚上，日本人也过起中秋节来。他们举行酒宴，院里站岗的流动哨由每天一人增到四人。我们一看此情况，马上改变计划，决定明晚相机行事。暴动前，最使我们难过的是有20几位同志因缺少蔬菜，患了夜盲症，这些同志不能参加暴动。有一位叫李雪曾的同志跟我和李成忠讲，我夜里看不见东西，不能跟你们走了，请你们出去跟党组织讲，我可能死在这里了。如死不了，我就带领剩下的同志一起跟鬼子作斗争，因为我是一名党员。
转天，农历八月十六晚，大吃大喝的日本鬼子们也疲劳了，又和往常一样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岗楼上有一个，院里只有一个流动哨。我和李成忠等五名同志一碰头，当机立断，决定当晚暴动。我们的武器只有两件：一把菜刀和一个擀面棍，都是我从伙房搞来的。到半夜时分，估计日本鬼子都睡下了，我们分三路出击；一路由我带领两名同志去解决流动哨和岗楼上的日本兵；一路由老门同志带领25名身强力壮的同志带着唯一的菜刀去解决20几名睡觉的日本兵；另一路由李成忠带领全体暴动的同志打掉门岗冲出大门口。我和另两名同志用擀面棍将院中流动哨打死，然后直冲岗楼。岗楼上的日兵正在下楼，我们藏在拐角处，待他走近，一个猛虎扑食将他按倒。我将他的大枪夺过来，由于我们不够小心，这个日本兵爬起来就往浴室跑，我们急追不舍。吓得他跳进浴池内，我冲上去一刺刀将他捅死。老门他们先夺了枪械所的全部枪支，然后分头冲进四间日兵宿舍，象杀小鸡一样将全部日兵杀死。这时我看到大门口很拥挤，因为大门还没全部打开，人们挤在门口。有的同志就想翻过铁丝网，我大声呼喊，先别动，电网有电。我跑上岗楼将电闸拉掉。电网没电了，可是岗楼上的灯也灭了。灯一灭，惊动了外围炮楼上的日兵。他们从东北、西北两个角向这边开枪射击。我急忙从铁丝网翻过去，乘势越过水沟，听到水沟中有人喊叫，往下一看有三名同志掉到水沟里。我赶忙用大枪伸下去，将他们一个个拽上来。这三名同志有的抓在刺刀上，手被划破了。我们跟随从大门口跑出的同志们，一直向前跑去，也无目标，也不识路，只是一个劲地跑。待跑出十余里，听不见后边有日兵追赶，点一下人数有74名同志，再往前走看见一个小窝棚，我和李成忠同志走上前去，一个老乡在里面睡觉，是看山药花生地的。我们把他叫醒，说是八路军，失去了联系。他很热情，马上带我们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叫李楼的小村，介绍给他表叔。他表叔是地下党，带我们到一个寺庙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又派人把我们带到长宛县大队，县大队长同意将我们转送到平西十一军分区治疗养伤。我们将全部枪支交给长宛县大队。他们送给我们每人一套服装、鞋子，有的同志因赤脚走山路，脚磨破露出骨头。长宛县大队长说，他们知道，日本人修飞机窝，关押一批同志，正在设法营救。今天我们暴动出来，正好相遇，于是派人将我们送到京西大青山区，住进平西十一军分区医院养伤。当时军分区政委萧克，司令员是张学良之胞弟张学思。我们住在萧克同志住的村子里，很快伤愈，身体也复原了。萧克同志跟我和李成忠同志谈话，准备将我们全部留下。我们几个人急于想回原部队，没有答应。又过几天，最后商定排以上干部13人可以回原部队，其余同志全留下参加十一军分区的部队。
在一个早晨，我和李成忠等13人告别了萧克同志，踏上了回冀中的征程。来到津南地区，我和李成忠同志被津南支队政委李轩留住，从此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另一片热土——津南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