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一百多年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兴盛时期，英、美、法、俄等国，为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它国资源，对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中国争相进行侵略，以致1858年英、法勾结，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了天津大沽口，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使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洋人、洋货、鸦片一起涌来，划定紫竹林海河一带，为它们的租界地，随着军事、经济侵略的节节深入，精神文化侵略，也随之而来，他们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搞仁慈堂，打着各种堂而煌之的幌子，加紧向中国内地扩展势力范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s）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ilqiam Maytin）分别作为美国公使列威廉（William B.Reed）的秘书和翻译，共同策划把保护传教活动塞入《中美天津条约》，在其规定的第三条写到“耶稣教（基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有了这一条外国人不但可以随意向内陆各地传教，并受地方官员保护了，以后美、英、法等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了天津。
  自公元1875年美国传教士，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点，不断向天津附近和整个华北地区开辟布道区域。美国传教士达吉瑞（G.R.Devis）来到天津后建立起维斯礼堂，大搞布道活动，并培训中国教徒和传教士。到公元1892年由天津县城传入西部农村一带，发展了部分教徒，无论是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皈教信徒，他们绝大部分在当时是动机不纯的，有的传教士随着外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后，负有双重任务，其一是以宣传布道吸收教徒；另一方面藉机刺探我国军事情报，测量地形地势，搜寻矿产资源，文物古迹，以便计划掠夺。而中国的皈教分子也很复杂，其中一部分是名人、知识阶层，虽然痛恨这些侵略者，但认为帝国主义者的国家科学都很发达，这些就是中国失败的致命点，所以必须“师夷之长，补我之短”，只有加入教会来长期接触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对他们披着宗教外衣，开办学校、医院，则表示欢迎的态度，以便利用来培养高科技人才。另一部分是虔诚的信仰者，但看不惯那些传教士豪横不法态度，主张自办教会布道。其余是一般老百姓的赤贫者，传教士给予一些小惠，拉拢入教，当时民谣中流传一首顺口溜：“老乡、老乡你为甚么要入教？为的是三块北洋造（银元）花完了怎么办？再向神甫要；神甫要不给呢？从此不登教堂门，算我没入教。”还有一些经常受地方恶势力的期压，他们投靠教会，取得洋人的庇护。再有就是地痞流氓，受到传教士的收买，做为汉奸鹰犬，他们假借洋人势力，横行乡里，地方官也奈何他不得，这种人被广大群众深为痛恨。还有与洋人有交往的买办、受雇的职员杂役等等。其余虔心皈主的是极少数。。
  早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伦敦会教友陈翰臣，联络本会教友多人，提倡华人自立，在老西开（今国际商场附近）地方，租了两间平房，开门讲道，定名为“华北自立会福音堂”。办了一年多，就因庚子（1900）义和拳的兴起而停顿了。次年（1901）又有伦敦会教友凌锦泉发起“公益会”。联络教友筹办自立，不足一年，又停顿了。随后凌锦泉没有灰心，他又向伦敦会以外的教友联系，计有山东长老会的教友仲子凤、圣道堂教友左敬之等，发起联合会，联系伦敦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道堂等诸教友筹办自立会，但遇到英藉收师甘霖和宝复礼两人的反对，他们说：“华人自立不了”。由此自立会又复搁浅，自立会暂时的停顿、教友们并没有灰心，依然不断连络同志进行酝酿，直到1908年凌锦泉又与教友张芝庭、张葛孙、陈浩然、许敬斋等继续鼓吹提倡，又得到英国人施敏斯（伦敦会医院眼科大夫）起来赞助，在城内府署街罗家胡同口，施大夫施医的房子里，成立了一个“公祷会”，专门为自立会祈祷，后在众教友捐助下，又在伦敦会借了点钱，在南门外典当了四间土房、名曰：“自立会福音堂”，每日开门讲道，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由於该地当时地旷人稀，听道的和做礼拜的都没有多少人。
  1910年6月有一位知名人士刘宝慈（公理会教友），出面提倡，召集了天津七个会堂、五个教会的教友1百多人，在城内经司胡同青年会（东马路会堂尚未开工兴建），讨论创办自立会问题，当得知原鼓楼东公理会旧会堂因已迁新址，现在正空闲时，就推举教友徐汇川、张伯苓向公理会玉嘉立牧师借用作为试办，把南门外的房子交原主赎回，将赎房款和家俱均归并入这个试办点，并推举了董事十四人，这十四人都是当时社会名流，计有张葛孙、许静斋、陈浩然、仲子凤、张伯苓、张佐庭、王厚斋、崔润生、宋愚溪、朱荩臣、刘巨川、刘凤岗、刘玉成、欧阳旭德。又推举了执事一人凌锦泉拟定章程，请刘善庭牧师主持教务，於十一月二十日行贺堂礼，这一天“天津自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名称为“中国基督教会”。
  天津中国基督教会成立后，北京也响应号召，於民国元年（1912）五月二十日开成立大会，天津派出南大校长张伯苓去京祝贺并演讲，从此北京、上海、广州都先后成立了自立、自治、自养的中国（华）基督教会。
  自从1892年基督教传入津西以后，当时张家窝、郭庄子、古佛寺、周李庄等有十多个村发展了教徒二百余人，1900年义合拳兴起，这些教徒有的逃往天津紫竹林，或其他外地、没有来得及跑出的大部遭杀害，1902年这些地区都平定了，教民们大部返回，就在张家窝乡的董庄子村，重新建立教堂，有东房五间81平方米，北房盖了一个大礼拜堂，约120平方米，以后教徒至四百余人。在杨柳青当初只有一户，姓王、在天津紫竹林做小贩生意，义合拳的拳民曾找过他，没遇上，烧了他两间住房，后由支应向局赔款重新翻盖。1903年创建了福音堂，在十一街公议胡同。后又在平安大胡同4号正式修建了九间房约180平方米，房屋建成后杨柳青受洗入教的不多，主要是附近的桑园村，碾坨咀村，大柳滩、当城、马庄等十多个村庄，发展教徒约200余人，传教士也都是由天津美以美会派来的，先后有金城和他的儿子金希真、荆国亮、冯广信、李永德、王子骞、最后是在大城呆过又从天津三义庄调来的张郁文。直至解放前后，张仍负责教务活动，并由本镇人刘瑞岐担任执事。
  北伐后在杨柳青还出现了一个神召会教堂地址在药王庙后，沦陷前迁入后大街石家正廉堂前院北厅（今永远胡同15号）传教士先后有那景泉、周玛大（女、美国藉）、张希梅、张印三等。
  1939年所有在华北沦陷区内的教堂，都逐步的停止了活动，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国民党接收后的城市里，各种派系的基督教堂，又开始萌动，但已明显减少了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解放初期有外国教会近70个，大体分属121个外国差会，其中美国差会约占一半。到1950年7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会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一宣言深受广大基督教徒的热烈拥护，於1954年7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统属该委员会领导。
  基督教在我区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概括情况如下：
  1892年至1899年，为基督教传入和开始发展教徒阶段。
  1900年1至8月是义合拳反帝爆发时期，许多教徒被杀害，活动受挫。
  1900年9月至1938年为建立组织修建教堂，扩大发展教徒，每星期日教徒举行礼拜，宣传福音，进行各项活动的兴旺时期。
  1939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天津，驻地日军，禁止了基督教活动。
  1946年至1949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宗教活动又得以恢复。
  1950年至1958年解放后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导下，又逐渐兴旺起来。
  1959年至1978年，宗教场所被占用，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宗教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1979年至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活动重新进入了一个健康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