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于1918年出生在杨柳青，学名周宝璞。在镇里生活了十年，1923年去天津读书，此后偶尔回家探亲，1939年在日军占领下，我离开天津，做为天律流亡学生辗转到了昆明，继续读书，迄今没有回过故乡，弹指问己经半个世纪了。
  周家是杨柳青一个大户，我们这支的堂号叫永兴立，早年在镇上开的一家油烟店就叫此名。据说祖辈还有些田产，由于天灾人祸，到我出生后，家道已经中落，不仅田产荡然无存，即油盐店已倒闭多年，偶尔随家人去旧店察看，打开门锁，到处是积尘蛛网，院子里杂草丛生。父亲周恒赞（字警研），青年时期在天津读书，后来随杜彤翰林去新疆督学，在新疆结识了许多经商的乡亲，归来不久，便就任安氏私立小学校校长。这所学校由新疆帮文丰泰掌柜安文忠（字荩臣）捐资兴办，校址在药王庙内。我六岁入该校读书。记得教员中有王植三、吴玉章、卢斐章、周桂南等。王植三是个多面手，国文、笔算、珠算、体操都教。他还会按风琴，教唱歌，当时所教歌曲不多，我记得的有古曲高山流水，北伐以后，唱打倒列强、三民主义等歌曲。那时，学校教育已较普及，镇上主要有三所小学，即安氏私立小学，民立十三小学，公立六十小学。另外还有一所人数不多的女子初级小学。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学生运动会，有时三校联合举行，由于天齐庙的院子较大，运动场多设在公立六十小学。有一次，我从天齐庙出来走迷了路，叫了辆人力车才回到家。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京津一带进步学生经常来到镇上宣传：争取民主，反对封建、反对妇女缠足等等。演讲人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景象象犹在眼前，记得有位南方口音的学生放声大呼“我们还不如鸡猫狗子啦！”听者为之动容！
  不久，父东去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职，我因不堪继母虐待，于1927年，跟随父亲转到天津秀山小学读书。1932午天律发生便衣队骚扰事件，学校被迫停课，我回到家乡，入公立六十小学六年级读了半年，班主任张印三，还有庞老师等。毕业生要参加天津县政府举办的统一会考，为了参加会考，家里给缝制了漂白裤褂，届时全班同学整队到了天津，住在东马路一家旅店，考了两天，取得高小毕业证书，我便考进父亲任职的天津法商学院附属中学（商职部），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市容
  儿时的故乡，市面相当繁华，街里的商店鳞比节排，旗幌招摇街头巷尾，提篮小卖的商贩也多，叫卖声此起彼伏。每逢一六集日，人山人海，四乡会集，生意兴隆。在摊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卖布头的，平日里背着包袱走街串巷，迁到集日在街上一摆，五颜六色最能招徕顾客。亲友家有在天津绸布店学生意的，每届年终岁尾，总要带回一大包袱布头，做为酬劳的一部分。大块的做布料，小块的拼凑成被褥、枕套等，布头成为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小贩中墩签（赌具，用竹木做成的细棍，尾部有骰点）的特多，傍晚在街头卖瓜子仁果的，担挑卖糕点的，提篮卖烧鸡的等等都带签筒，多挣少赔。杨柳青特产青萝卜，小铺子里当做水果切片卖，切片是一种技艺，萝卜在手心上滚动着用水果刀切割，片片匀称，很见功夫。
  儿时经常去的商店是前街七畛斋文具店，店铺不大，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学生用品基本满足需要。在大寺胡同附近的墙上有条标语，上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我的影响很深，终生成为座右铭。街上没有什么公用设施，墙上却挂着类似今天举报箱似的小木箱，上边写着“敬惜字纸”。就是说要把写字的废纸放进箱里，不要随地乱扔，以示尊重文化知识。二十年代。人力车（称做胶皮）已经不少，但是不时有轿子过街，常见的是二人抬的，供一般妇女乘坐，讲究些的是四人抬的，走在街上前呼后应，引起路人伫足。轿子由赁货铺提供，用户随时去租用，货货铺有几家，其中人和斋历史悠久，店址在老爷庙附近，比较适中。
  春节
  杨柳青年画历史悠久，名扬全国。二十年代还很兴时，一进腊月，在前街以西（街名记不清了）警察局两侧摆满了画摊，每个画摊要占十米左右的地盘，都设摊床，把年画铺在床上，贴满墙上，供人选购。把大街打扮得五颜六色，十分鲜艳。从晨到暮人流不息，当时上海胶印月份牌大美人还没有流传过米，画市上是套色印刷的木板画一统天下。有一年，几个周学凑钱买了些红纸，书写春联跻身摊贩中，也没有蚀本。买年画、砍猪肉（三九天的猪肉冻得硬帮帮，买肉都要用斧砍），就把春节气氛烘托起来。
  进入正月，重心转到三不管了。从大年初一到十五灯节，三不管总是挤挤跄跄。春节三不管最招人的是摇茶碗的，它和抽签同一类型，都属赌博性质。摊主把茶碗一罗一罗地摆在案板上，不停地吆喝招徕人，等凑够了钱数，摊主便在一只碗里摇起骰子，押对点的便可抢走一罗茶碗，当然多数人是空手而去，白白丢下了赌注。二十年代，电影还不普及，镇上没有电影院，我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三不管的蓝布帐里开眼界的。一个长方形的用蓝布搭成的小帐子，人们坐在布帐的两侧，从洞眼去看电影的片断，每场只有刻把钟，根本看不到完整地故事情节，加上影象光线暗淡，影影绰绰地景物模糊不清，看它一两回也就够了。这种电影和拉洋片不相上下，甚至还不如拉洋片有说有唱更招人喜爱。
  逃难
  我记得儿时的三次逃难：一是1923年直奉交战，战祸殃及杨柳青，我们全家逃往天津，当时年纪幼小，经过记不清了。1926年冯玉祥、李景林两军战起，李军败兵进杨柳青，烧杀抢掠，损失惨重。过两年，直鲁联军天津督办褚玉璞的部队为北伐军打夸，进镇抢劫，我家从西街药王庙附近躲到老爷庙对过的乔家疙瘩胡同。这条胡同有几家财主，如同盛和周家，鼎兴张家，李春华家等等，由他们牵头组织人维持治安，主要是筹款应付败兵，免遭杀伤抢掠。一时间，胡同两头都用砖堵砌，昼夜有人守护。我家借住亲戚家，因为人多天又热，白天在院子里铺席围坐，入夜进屋睡觉。每天饮食还可买到，有些小贩敢于冒险做生意，只是价格高昂，趁机多赚点罢了。记得北伐军曾派飞机到镇上低飞侦察，飞机掠过房顶树梢，有人说看见驾驶员向外探头张望了。
  每次出逃，我们都是倒闩门，最后走的人把门闩好，越墙而出。猫狗放走，鸡鸭关在院子里，日子一长，家禽都给饿死了，逃难回来以后，首先见到的是院子里东倒西歪的死鸡死鸭等。居民遭杀害只有认倒霉，群众抓到的败兵也没有好下场，一次在中渡口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伤兵，拳打脚踢加以报复；还有一次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一个被烧伤致残的败兵已奄奄一息，也没有人去理采。直鲁交战时，还提到一个败兵是白俄，有人用铁丝穿破鼻梁，牵着游街，这些都出于义愤，但是过火的行为显着不人道了。
  我已年逾古稀，往事多已记忆不清，唯有这段儿时生活却历历在目，永远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