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周马大，英文名George Mattha，按中国姓名起名周马大，中文译音亦称乔治玛莎，美国俄亥俄州人。约在1935年来杨柳青为基督教传教，曾组建福音堂，当时杨柳青的人们叫她周教士，1941年回国，至今已有五十年了。她是在杨柳青居住过的唯一的一位美国侨民。
  我因患肺病于1937年春住进北京红十字会医院治疗，至1938年初春，因拖欠了许多住院费而出院回到杨柳青。因身体十分虚弱不能工作，只能在家宅附近散散步。当时我看到猪市大街现在的25号院是“妓女检验所”，乔家疙瘩北头现在的24号院内是贩卖和吸食鸦片烟的“土膏店”；家中因我生病负债不少，生活困难，令我忧心忡忡难以解脱，总想找个可以随便谈话的地方。这时，日寇占据公立五十小学校舍（今杨柳青一小北楼，）学校被迫停办。杨柳青基督教福音堂的周教士，就将福音堂的房屋借给该校师生上课。当时家兄张荣潭（字印三）在该校任职，我借找家兄的机会，常去公立五十学校办公室（福音堂妇幼保健医疗室）闲坐，谈些学校的情况。自家兄兼代福音堂中国传道先生之职时，便结识了周教士；和她接触后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待人很热情，没有丝毫的傲慢气；与我过去所接触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所以我就不断地到周教士的居室去听她用汉语讲圣经。在彼此交谈时谈到日本侵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的情况。周教士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同情。我从认识周马大到互相交往经历了数年之久，有关她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热心助人
  周马大是独身女传道士。其父母均为英国人，在美国做工。她是中等身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不搽粉，不涂口红，与人认话脸上时露微笑。当时约三十岁左右，能说一般常用汉语。据她讲她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到全世界去传福音，尤其是要到贫穷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拯救世人。因此她才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杨柳青。起初是在杨柳青现十一街公议胡同建立的福音堂，后来迁至后大街大寺胡同东面大影壁对过永远胡同15号院内及永远胡同北头。当时福音堂的大门正北面对着大影壁，大门的门楣上方悬着“福音堂”横匾。进大门是过道，向南走是天津妇婴医院分设的妇幼保健站（日寇侵占杨柳青后停办），向东走是现在的永远胡同15号院落。院内南房是基督教徒聚会灼会堂，东房是中国传道先生张锡枚的住室，院落的四南北头是周教士的厨房，中间是过道，南头及里间是妇幼保健站。
  周马大在日寇占领时尽力保护着许多居民的人身及个人财物安全。当我从医院回到家中时，家兄对我讲，日军初进杨柳青时，到处投查居民住宅，我家也曾有过日军闯入。如发现谁家有制服或牛皮腰带，就认为谁家有当兵的，轻者遭形打，重者遭杀害。福音堂附近的人家，为避免被日军无辜伤害，就到福音堂里去避难。周教士则不问是否基督信徒，都热情接待。各屋住满避难的人，周教士在福音堂大门外悬挂美国国旗。以阻止日本兵前往搜查，保护着许多民众。同时也表现了周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此杨柳青的很多居民万分感激。当时家兄和友人合办了个来克亨白鸡养鸡场。一次，日寇到养鸡场要抓鸡吃肉，场内人员告诉了周教士，她立即赶到养鸡场，向日寇表示这是美国传教士所养的鸡，日寇才没有动手，当时家兄和友人感激的心情不可言状。
  后日军又强占了公立五十女学的全部校舍，致使学生全部失学。周教士对此极表关心并概然把福音堂内除周教士住室及小厨房外，全部房压借给该校使用。在各个师生上课的房间里，周教士不让和其他小学一样在教室里悬挂日伪旗帜，不让贴任何宣扬亲日的标语，直到学校找到今一小学东面万字会胡同的民宅（今猪市大街58号内最北院落，当时该民宅的大门在万字会胡同内）能并班上课时，公立五十小学的师生才迁出福音堂。在该校师生面临停办的情况下，对此，全校帅生，无不颂赞和感激。
  周教士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她经常把天津市租界里出版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的美联社、路透社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消息纪实转告给我。如日军在进攻山西省时，在平型关遇到八路军的伏击，击毙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这是我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在沦陷区内听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来周教上又告诉我在1938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次战斗中，歼灭日军两万多八，我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心情振奋，备受鼓舞。
  周教士尽力为我和其他人保存抗日书刊，便于今后流传。当年我家曾购得一本。1932年1月28日，我第十九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抗敌的大型画册名叫《淞沪大战》，画册中摄制了许多十九路军抗日的真实场面及抗日英雄人物的照片。我眈心此事被日寇查出来惨遭不幸，又不忍将画册烧毁。周教士得知，便让我把画册送到福音堂，由她代为收藏。同时我又见到周教士代别人保存的一本杂志，其中有一幅新四军在农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照片，这是抗日时期，我在沦陷区内所见到的唯一的一张有关新四军的照片，周教士敢于在日寇眼皮底下，代为收存抗日书刊而毫无畏惧的精神，使我深为敬佩。
  周教士曾对先母多方帮助。先母过去曾患癫痫病多年，有时精神不正常，心情总是忧郁的。特别是我的一个姐姐因患结核病而夭亡，再加上日寇侵占杨柳青后，地方不靖，物价飞涨，家中生活困难；外加先母没有文化，性格内向，致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见此周教士便常来我家给先母讲圣经上的道理。认先母作干娘，用女儿之情不断安慰先母。这样经过一个时期后，使先母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直到九十岁方才谢世。
  1939年周教士要回国探亲，临行时我送给她一幅中国丝织画——西湖风景。到她从美国来杨柳青时，又从美国带来不少有机玻璃制品、儿童玩具和文具等作为礼物送给杨柳青的教友们。其中送给我一本精装的英文圣经，在这本圣经书面的下端还用烫金印着我的罗马拼音的姓名。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所以当时我很喜欢它，可惜“文革”中被抄走了。另外周教士还送我一铁简营养饮料，其英文读音是噢威玛路汀，类似现今的麦乳精。当时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些礼物。
  周教士尊重杨柳青人的习俗，注意礼尚往来，表示友好。一位住大寺胡同姓安的居民，由于他经常去福音堂听讲道，从而对周教士较熟识。当他家有结婚的喜事时，周教士和他家的亲友一样随礼并去赴婚宴。在婚宴上周教士与安家的女宾客坐在一起吃饭，能亲切地用汉语谈笑风生，给安家增添了喜庆气氛。
  周教上大力帮助因工作需要而学习英语的人。在杨柳青现在十四街居住的刘仲荪老师，以自己仅在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补习过英语的程度，担任天津女一中的英语教学感到吃力，就在回杨柳青时，经常利用星期六的晚间，或星期日没有宗教活动的空隙时间，到周教士的住室去和周教士用英语会话，借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周教士每逢见到刘老师去她房间里时，总是热情地接待他并用英语与之交谈。经过一段时间，使刘老师的英语会话大有提高。所以说周教士不论对信徒或非信徒都是热心帮助的。
  诚意传道
  杨柳青早年在十四街平安大胡同设有基督教美以美会（地址是现在平安大胡同副食商店），在“七七”事变前后出李永德牧师主持传道。周教士在杨柳青建立的福音堂是属于基督教神召会。无论哪一个教会都是信仰耶稣基督的，各教会都是根据圣经中的道理讲解。据说圣经是一部最古老的经典名作。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用希伯来文写，到公元后一世纪末由耶稣的门徒继续写完。现在各国各民族都有本国和本民族文字的圣经，圣经是在全世界流传广泛的宗教经典。新中国建立后也出版了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出版的圣经。
  当年基督教神召会福音堂的周教士传道时，由于不能用很流利的汉语把圣经各个章节的含义讲透彻。所以在福音堂里另有一位中国传道先生，代周教士对参加礼拜聚会的人讲道，和主持主日学。起初中国传道先生是张锡枚。“七七”事变后不久就离开了杨柳青福音堂。当时福音堂里有公立五十小学的师生上课。家兄在公立五十小学任职，他初通英语又会英文打字。能代周教士打印寄往美国的书信，他已在天津教会里领洗为信徒。所以周教士就邀家兄代理中国传道先生之职。每逢星期日之前，由周教士主持和家兄研究确定信徒聚会的讲道内容，以及主日学所要讲的提要。在星期日这天上午举办主日学，是少年儿童们参加，一面学文化一面读些圣经中的警句并听讲警句的含义。每个参加的人得一张反面印有警句的有关耶稣事迹的彩色画片。下午是信徒和自愿参加的非信徒礼拜聚会。当时杨柳青的人们着到沦陷后的悲惨情况，心情苦闷，愿到福音堂听讲，以使精冲有所寄托，同时又可谈论些抗日的事情，所以每逢星期日下午聚会时，自愿参加者较多。聚会的步骤是先由与会人员随风琴齐唱颂赞诗歌，接着由中国传道先生代周教士讲圣经中的道理，最后是全体起立祷告。每逢星期三上午由周教士主持查经班，是齐读圣经中某些章节的原文，从中领会含义。以后是周教士领读英文圣经的一些章节、对照中文圣经的章节，帮助人们学习英语。
  每年圣诞节时，节前经周教士和中国传道先生研究庆贺方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布置聚会堂内的环境，如挂彩纸花，刮做圣诞树等，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上午，召开主日学的少年儿童庆祝会，散会时发给与会的人每人一袋礼物，即用印着庆祝圣诞画面的纸袋，装进花生、瓜子、饼干及糖果或其它小食品等，另外还有一张彩色有关耶稣降生的画片，作为圣诞老人赠送的礼物。当天下午召开信徒庆祝会（非信可自愿参加）。庆祝会除按星期日信往聚会的程序进行外，还演小型话剧，如东方三博士寻找耶稣的降生或圣诞老人的故事。另有少年歌咏、儿童舞蹈、口琴合奏等文娱节目。上述情况是在福音堂内均有周教士参加的宗教活动。
  在星期日及星期三以外的日子里，周教士就手持中文圣经到信徒或非信徒的家庭里，用常用汉语讲圣经的道理，或把中文圣经的某些章节指出来让人们读。周教士总是每天传道不已，没有休息的日子。真可说是一位诚心诚意传道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立即强边周教士去天津市内集中，令所有被集中的美国侨民，一律在胸前佩戴红布印有“米”字（日文是把美国二字写作米国）的标志，便于日寇随时监视。时隔不久周教士和其他美国侨民要被遣送回国。周教士临行前来杨柳青，一方面要取应用的衣物，一方面到我家向先母辞行。当时她眼里噙着泪花和先母话别。从此我和周教士断绝了联系。今年1991年正是周马大离开杨柳青回国五十年了，不免引起我对她当年在杨柳青的一些事迹的回忆。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纪念。但愿她能再来杨柳青看看。现今的杨柳青已不是当年周教士所见的沦陷的惨景了。自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杨柳青和全中国一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泥土街道己修成宽阔的柏油路，马路两旁树木成行，许多楼房拔地而起。居民住宅的总面积比以前成倍括大。流经杨柳青的南运河己经从镇内裁弯取直重开了新河道，旧河道上建起了长一千多米的公园。人民生活已大大提高，到处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这是我当年所不能意料的。但如今却可断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肯定会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昌盛。企盼周教士再回来看看吧。
  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