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孙庄四十年变迁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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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西青文史第四册》 图书
唯一号: 020620020230005814
颗粒名称: 小孙庄四十年变迁纪略
分类号: K922.1
页数: 17
页码: 149-165
摘要: 本文记述了小孙庄四十年变迁纪略包括前言、熬煎、翻身、发展等情况。
关键词: 小孙庄 四十年 变迁

内容

前言
  天津市西郊区王稳庄乡小孙庄村位于天津市的南部,形成于明朝隆庆元年,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小孙庄村共有1040户,3782口人,耕地面积9112亩。过去的小孙庄,土地低洼盐碱,种不保收,村民过着“喝苦水,吃红粮,住泥房”的生活,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孙庄人振奋精神,避开劣势,利用优势,坚定地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十年改革过程中,他们不断摸索、完善着集体致富之路,实现了三个转变;
  一是由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经济向农、林、牧、渔、工全面发展的转变;
  二是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变;
  三是由分散、零星的家庭经济向专业化规模经济的转变。
  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先后建起了有26万只鸡的集体养鸡场;有8000亩水面的集体养鱼场;有存栏3万头猪的集体养猪场;有4000亩耕地的集体农场和年产值在百万元以上的15个村办工厂。
  1988年,小孙庄向城市提供鲜蛋2000吨,鲜鱼2400吨,猪肉1000吨,成为天津市最大的鱼、肉、蛋生产基地。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111万元,是1978年的18.7倍;集体提留578.4万元,1978年的160倍;人均分配1506元,是1978年的9.8倍。实现了“村富、民富”,做到了“贡献大,积累多,后劲足”。
  事实使小孙庄人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真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依靠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才能真正建成文明富裕、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熬煎
  解放前的小孙庄人过着糠菜半年粮,食不裹腹的生活,个个挣扎在死亡线上。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华北起狼烟。小小的日本鬼子,来到我这边,搅闹我中原。占了天津卫,占了我北平,七月七日芦沟桥上登……”日本鬼子的侵入,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哀歌动天。濒临死亡的深渊。
  小孙庄人忘不了,1941年,日本人强买他们5000亩土地的事儿。亩价是准备票(中日联合准备银行发)10元。换言之,日本人是用一包洋火换取小孙庄一亩土地。
  让小孙庄人提起日本鬼子就恨得咬牙切齿的第二件事,是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夕)日本人驱赶群众“跪大桥”。
  那天夜里,九名八路军战士来到小孙庄。群众用家中仅有的一点口粮为自己的子弟兵做了干粮。这事被住在农场的日本鬼子知道了,一个鬼子小队包围了小孙庄。鬼子兵用枪托、刺刀、皮鞭把全村老少驱赶到村口大桥旁。
  机枪架在桥头。乌黑的枪口,闪亮的刺刀,对着手无寸铁的小孙庄人。皮鞭打,枪托砸,架火烧,把人倒捆在梯子上灌凉水,如狠似虎的日本人只问一句话:“谁给八路军做饭了?”
  没人吭声。
  那个扮相象日本人的汉奸翻译官,也学着主子的腔调和样子,恶狠狠地鞭打自己的同胞,气急败坏地叫嚷:“再给你们十分钟,十分钟……”
  就在小孙庄人就要大难临头之际,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孙富贵之妻挺身而出大声地对日本人说:“是我给八路军做的饭。”
  “八嘎!”日本鬼子抡起巴掌左右开弓,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抓起来扔进了河里。
  日本鬼子走了。群众含着感激的泪水,把老太太抬回家里。
  这位老太太就是小孙庄人的典型代表,更是小孙庄世世代代怀念的人。
  凶极一时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能走出苦海,依旧是在刀尖上滚,泥沼里爬。
  小孙庄地势低洼,若把卫南洼比成一口锅的话,那么,小孙庄就在“锅底儿”上。这里十年九涝,即使没有连雨天,别处的雨下得大了,也往这里流。
  民谣云:“老东乡的土地白花花,长满碱疙瘩。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这首歌谣说的是小孙庄的地理环境。
  “小孙庄,两头凹,大抬杆儿,打野鸭。”“小孙庄人真够能,屁股底下出麻绳。”这仅仅是小孙庄人求生之技中的两手儿,他们更多的是靠治鱼、打草、拾柴、扫稗子、逮蚂蚱、挖地梨儿、打黄须菜等维持生计,其苦实不堪言。
  “民国三十二年,人民受熬煎,家家户户都把那地梨儿剜。”这是小孙庄人至今提起仍觉心颤的一幕。
  那年,男女老少涌向大洼,挖一个坑,堆一堵墙。天几之后再看大洼,已成蜂窝状。至今老人们提起来依然感慨万端:“忘不了哇,是地梨儿救活了小孙庄人。”
  当时的可耕地有6000多亩,即使好年景,亩产也不足60斤。然而,十年九不收的老东乡何时见过好年景呢?好象他们一到人间就和蒲棒根、杨矢苗根、黄须菜、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卫南洼的盐碱滩,造就了小孙庄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生存的硬汉形象。
  二、翻身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小孙庄人扬眉吐气,获得了新生。千百年来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善被推翻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喜悦心情,投身于改造旧山河,重建新家园的热潮之中。
  然而,到了夏末,一场罕见的大雨带来了罕见的涝灾。处干“锅底儿”的小孙庄,所有的土地都被水吞没了,只剩下庄子台儿孤零零地“漂”在水上。
  田里的水齐腰深,苇箔下不了,蒲棒根挖不了……正当人们揭不开锅的时候,人民政府送来了救济粮。小孙庄人捧着救命粮,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们从心底里呼喊着:“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转年(1950年),政府又贷给他们“粗换细”粮3万斤。从而使小孙庄人摆脱了困境。挺身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自救运动。抢种退水田,熬硝、治鱼、打蒲……男女老幼“八仙过海”,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让人定胜天的口号变成了现实。
  通过抗灾自救的实践,不仅使小孙庄人度过了生活难关,同时也使他们深刻体会到象过去那样一家一户地苦拼苦熬苦挣扎,人单力薄很难经受住天灾人祸的袭扰,要想战胜那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过上富裕日子,没别的办法,只有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
  1953年,村里组织了互助换工组。这是1950年土改后首次出现的集体经济的雏形。人们通过互助换工,解决了劳力、畜力的不足,尝到了“团结协作”的甜头,蒙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愿望。
  1954年,小孙庄率先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四个初级社。它们是:孙儒庚的“新升社”、吴凤和的“新民社”、孙孝年的“新光社”、张玉兰、孙儒鹏的“新中社”。
  当年,四个初级社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人均收入超过了富裕中农。1956年,小孙庄成立了高级社,王连杰任小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党、团员、干部以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模范行动,引导着全村农民沿着集体富裕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们凭着集体力量征服了盐碱荒滩,粮食产量一增再增。正在这热火朝天的当口却有人主要是一些富裕中农大闹大叫的要退社。当时,党的政策是“入社欢迎,退社欢送”。但退社的原因何在呢?它是否符合人们的根本利益呢?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结果还是统一了思想,认识到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退社的人又相继回来了。
  1958年8月,静海县团泊洼人民公社成立了。当时的王稳庄是这个公社的一个管理区,而小孙庄则是这个管理区所辖的一个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成立后,小孙庄的社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开荒治碱热潮,开恳、改造了六千多亩荒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世世代代吃糠咽菜的小孙庄人硬是吃上了稻米。
  然而,就在人们为改变家乡面貌而信心百倍地奋力拼搏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竟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内泛滥开来。小孙庄也毫无例外地建起了大食堂。
  当时,全村370多户人家,1900多口人,全都实行了供给制,以为真的登上共产主义的天堂了。紧接着又闹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土高炉烧得人们头脑发涨,砸锅卖铁,说瞎话,报虚产,放“卫星”,一时达到了癫狂之峰,再加上“一平二调”,把人民群众辛辛苦苦创造的集体积累损失殆尽,从而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走集体化道路的热情。
  与此同时,生产上出现了不科学,不合理的密植。例如:亩播小麦硬让播下种子200斤。祖祖辈辈种庄稼的庄稼人,谁没种过庄稼呀!但他们只得如此。眼望着那被糟踏的粮食,他们心痛!想想那滑稽的种田方法,他们脸红!
  没等某些人的头脑退下热来,历史竟无情的跨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一场特大饥饿发生了……
  1960年,党中央总结了经验、教训,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指示信”,把统一核算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坚持“四定”(定产、定质、定工、定时)“一奖”(超产部分按10%奖劳动工分),生产上实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一政策的落实,使涣散的人心得以收拢,人们重新鼓起了干劲。这时的小孙庄已划归西郊区了。
  当时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强行索还的外债等诸多原因,饥饿并未缓解。小孙庄206名饥民踏上了盲流东北的旅途。
  一位公社干部找到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孙儒良,对他说:“你为群众办过好事,群众信任你。你到东站把盲流东北的社员叫回来吧!”
  孙儒良去了,但到了东站却找不出有说服力的词儿劝人们o回来。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哀求大家:“回去吧,破家难舍,故土难离呀……”
  “这个道理谁不懂?”一位社员含泪说:“跟你回去,你能保证我们不挨饿吗?儒良,别劝了,回去吧……”
  孙儒良耷拉着脑袋回来了。好长一段时间,干部们都抬不起头来。
  206人,就这样走了,含着泪走了,心里忍受着刀绞般的巨痛,抛弃了养育几代人的故土走了。为什么?他们是对这块碱滩子失望了,对小孙庄的干部失望了……
  孙儒良(党支部书记)、刘耀忠(大队长)开始睡不着觉了,不只是因为饿。他们围着地里转磨磨,恨不得从那铜钱厚的碱疙瘩底下掘出金子、银子,抠出粮食来。
  1962年冬,孙儒良终于准备实施他那酝酿已久的计划了。
  距小孙庄不远有条污水河,年年污水白白流过。孙儒良通过试验,得出“污水不会把庄稼烧死”的结论后,就动了引污种稻的心。经反复测量、计算后,他的心一沉:这项工程需开挖河道八千米,动土近十万方。当时人们正挨饿,每日定量“五大两”(半斤),个个饿得头晕眼花腿打颤直不起腰,怎么拿锨、抬筐呢?可是……
  他想起盲流东北去的206人。等?不!要走出饥饿的泥沼只有干!
  小孙庄人,利用一冬一春四个多月的时间,250人饿着肚子硬是挖出了八千米河道,动土九万九千方。每个饥民每日抬土七方有余,而他们所得报酬仅仅是每日7—8角钱,区里拨来50节涵管、5万块砖和灰沙石料后,他们硬是肩扛、手搬运到了工地(因新挑出的河堤无法走车),一股劲建成了三闸三涵两座桥。
  这就是百折不挠、艰苦创业,气宇轩昂的小孙庄人。他们付出的血汗应该得到报偿。是的,他们得到了。1963年,小孙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水稻总产达400万斤,小孙庄终于冲出了大饥饿的困境。
  从1964年开始,小孙庄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1968年达到高潮。全村男女劳力利用冬春进行改土治碱。连年大干,使得粮食产量一步一个台阶。
  1972年,旱魔肆虐,土地龟裂,小孙庄不得已把稻田改做旱田。毫无疑问,早粮在抗碱上是低于水稻的,年内粮食产量一下子趺了下来。
  1973年,小孙庄人在“人定胜天”“苦干实干加巧干,学习大寨多流汗,大干三年夺丰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口号鼓动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开始了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改土治碱热潮。挑沟挖渠,平整土地,打井抗旱,高温堆肥,沤绿肥,村设脏土圈儿收集农家肥,动员社员扒炕献肥……总之,一切能改良土壤治碱增产的措施他们都采用了。
  改早后的盐碱地持续地进行着改造,粮食单产一年比一年递增。但是,到了1979年,王稳庄公社又一次调整土地,8000多亩经过改造的熟地调归大侯庄、大泊等村,剩下的是3000亩旱地和6000亩荒洼。
  小孙庄“炸营”了。这亏吃得太大了。他们想不通,土地调整,为什么独小孙庄吃亏?
  公社也在尽力为他们缩小损失。1979年冬,全公社汇战小孙庄西大洼,挑沟挖渠,改造了6000亩荒地。那6000亩荒地里芦根盘根错节,碱疙巴比铜钱还厚,要种旱田肯定颗粒无收。于是,小孙庄人克服重重困难,于1980年栽上了水稻,当年亩产竟达600斤,这简直是个奇迹,至少对于小孙庄来说是这样。但他们付出的艰辛和汗水,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小孙庄人,顾大局,识大体,为“大集体”的利益牺牲“小集体”的利益,这就是小孙庄人的品格,他们引以为荣的品格。
  三、发展
  1978年11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小孙庄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他们认真领会全会精神,发动全村群众为振兴小孙庄经济出谋献策。
  1979年,孙儒良重新恢复工作,他当上了小孙庄村大队长,1984年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孙儒良一上任,就对新班子成员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次支委会上,他说:“十年动乱中,咱小孙庄是重灾村。现在,新班子成立了,我们不能再斗了。血的教训告诫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搞好工作。小孙庄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届班子寄予厚望,我们要对得起他们。不管你是天派地派,不管你姓张姓李,只要你是党员,只要你干的是共产党的事业,你就应姓共,就得一个心眼、一股劲、朝着一个目标奔,绝不能你鼓着,我隔着,你想东,我往西……总而言之,再不团结,再搞分裂,党不容许,群众不容许,我们的良心同样不容许!”
  这是肺腑之言,说得入情入理,道出了一班人的心里话。
  果然,他们不记前怨,不管看法能否统一,总能通过讨论迅速做出决定;尽管有时不能达到观念上的认同,但总能采取统一的步调。小孙庄的班子以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奋进逐步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他们轻装前进了。
  1979年,王稳庄公社土地大调整。小孙庄人以大局为重,以6000亩熟地换回6000亩荒草洼,虽经全乡汇战改造,但那是碱滩子,种旱田肯定收不了几粒粮,要夺丰收只有种稻。但是,水,到哪里去弄水呢?
  种稻,一亩地需水九百立方米,加上3000亩旱地,共9000亩地需水近千万立方米,这在长期春早的津郊确是个不小的难题。
  孙儒良找到当时主管农业的副区长王怀勤,要水。
  “小孙庄没水就吃不上饭了。”
  “要多少?”
  “九百万方,至少七百万方。”
  沉默。怀勤副区长为难了。
  鸭淀水库储水只有一千七百万立方米。经研究,区里准备拨给他们五百万立方米水。
  五百万立方米,还差一大截儿。但他们采取冬灌措施储存污水,解决了这一难题。
  冬灌后的荒地到了春天,长出了一层禾草,绿油油的好吓人哪!要全部拔掉需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哪?闹不好就耽误了插秧。
  村办厂停工,向学校和青泊洼农场求援……早出晚归,全村奋战半个月,终于按时插上了秧苗。第一年就夺得亩产600斤的好收成,是旱田产量的三倍。1980年达到亩产800斤。小孙庄人尝到了甜头。1981年他们毅然毁掉了3000亩小麦和胡麻,插上了稻秧。他们发挥集体优势,因地制宜,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1983年1月,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大变革,纷纷搞起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左邻右舍的村子先后分田到户,分积累到人,那是一种怎样的分哪!
  有的把生产队的队房推倒了,汽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大牲畜等等都做价卖了,集体积累一下子化整为零。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已无力使用,纷纷拿起锨镐镰锄……生产热情被刺激得高涨了,但生产力却萎缩了。
  这一冲击波毫无例外地震荡了小孙庄。小孙庄人面临着选择。
  这次大震荡的“震中”便是支部一班人。老实说,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也拿不准。反复研究、讨论,找村里有经验、有见识、有威信的老农座谈……最终他们定了个谱儿:集体的架儿,不能散;大帮轰的弊端,要革除;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要发挥。
  “谱儿”好定,但拿出一个得体的方案来并非易事。
  中国的事,自有中国的特点。人们早已习惯于“赶潮流”,可这次,中央明确规定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支部一班人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们坚定地认为: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集体积累来之不易;要有大发展,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集体经济。走一条适合小孙庄的路。
  于是,他们先试着把全村经营土地的人分成十几个小组。然而到了1985年,小组已自行分解成30个。组越多,心越散;心越散,越嫌组“大”。到1987年,全村的农业承包组竟然发展到近80个了。结果呢地里长了草,稻沟的水日夜长流,地里不见人浪费了大量水电。人亏了地,地当然要亏人,如果任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如何得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研究决定于1988年收回了分出去的土地,成立了农业公司,建立了农场,发展了机械化,解放了生产力。使小孙庄的农业生产经过阵痛,绕过一段弯路之后,终于走上了坦途。
  几年来,小孙庄党支部坚持走集体致富,规模经营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后建起了有26万只鸡的集体养鸡场;有8000亩水面的集体养鱼场;有4000亩耕地的集体农场;有年饲养量30000头猪的集体养猪场和年产值在百万元以上的15个村办工厂。1988年向城市提供鲜蛋2000吨,鲜鱼2400吨,猪肉1000吨,成为天津市最大的鱼、肉、蛋生产基地。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3111万元,是1978年的18.7倍;集体提留578.4万元,是1978年的160倍;人均分配1506元,是1978年的9.8倍。
  几年来小孙庄利用集体积累添置的农机具计有各种型号拖拉机28台;插秧机24台;耙地船24台;汽车49部。颗粒机2台,搅伴机2台,粉碎机2台,炸油机4台,汽船12只,木船40只,浓缩机1台,粉碎机1台。此外,他们还修建了4座扬水站,一个化验室。先进设备的投入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增产增收,使农业生产离现代化的目标更近了,并且与“左邻右舍”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着人们的思索。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1981年冬,小孙庄学习小南河经验,开挖鱼池4000亩,1982年平均亩产鱼115斤,利用鱼池蓄水种稻,使水稻总产达600多万斤,比养鱼前多收100万斤,等于增收45万元。
  1985年,李瑞环市长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的口号,小孙庄村决定再开挖鱼池4000亩。
  开挖4000亩鱼池,需动土55万方,每方土一元费用,那就是55万元,再加上修建闸涵桥梁;总投入需60万元。银行只贷款给45万元,其余那15万元再无处可借,况且,雇人、推土,有的专在关键时刻“将”你的“军”,好吃好喝还〓送这送那(礼),就这样,说停车就停车,稍不如意就灭火儿,太难侍候啦!
  小孙庄人被逼上梁山后学得聪明了。他们花35万元买回八台75马力拖拉机,两台125马力拖拉机。机车买回后,他们在村里公开招标,并与前来揭标的驾驶员立下合同: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两个月内必须完成任务。推一方土5角钱,村里供应平价柴油。推完鱼池后,机车折价卖给司机。结果,12月中旬就全部完成预定计划,卖出机车后再算,只花费15万元,共节约工程费用35万元。1986年底,8000亩鱼池平均亩产鲜鱼550斤。
  小孙庄党支部注重管理,做到搞一业,成一业。渔业生产共吸收劳力383个,“定人员,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亏产自负,超产奖励”的办法,把责、权、利捆在一起,激发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注重科学养殖,从1984年开始向市水产研究所咨询,试验日光灯引蛾和化肥养鱼新技术,使单产迅速提高。实践使他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发展商品生产、提高养殖水平的一项关键措施。因此,他们特别重视科学、重视人才。近几年来,他们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养殖体系为目标,千方百计提高养殖和经营水平,配套建设了种鱼池,实现了鱼苗自给有余。他们登门求贤,聘请水产专业人才常年担任养鱼技术指导,培养本村技术人员。到1988年,他们的渔业队已有孵化、监测、鱼病防治等技术骨干13名。同时还投资4万元,建立一座水产化验室,随时监测水质、鱼病,及时提供技术管理措施。几年来他们先后引进各种型号的饵料机、增氧机、挂浆机和投饲机共48台(套),狠抓了养鱼生产由“人放天养,自生自长”到科学喂养的转变。通过科学养殖,科学管理,既扩大了放养密度,又增加了优质鱼的生产,鲜鱼产量逐年提高。1988年平均亩产达300公斤,比1984年增长一倍,比1982年增长近5倍。鲂、鲤、罗非等优质鱼生产从无到有,1988年超过养殖总产的35%,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1988年全村渔业总收入达到800万元,亩均收入1000元。
  小孙庄实行鱼稻结合取得了双丰收。随着渔业的发展,为了弥补鱼饵料不足,降低生产成本,1986年他们利用渔业积累,兴办了集体养鸡场,试养7万只,1987年达20万只,1988年达26万只,1987年他们将20万只蛋鸡所产湿鸡粪7000吨投入鱼池肥水,节约化肥480吨,仅此一项就降低成本17万元。
  1988年,他们又兴办集体养猪场,试养2700头,获利后于1989年扩大饲养量,兴建了“万头猪场”。他们就是这样,以鸡粪喂猪,猪粪喂鱼,养鱼蓄水种稻,一环扣一环,形成了农、牧、渔三业互补互促、良性循环、规模大,效益高的生产格局。与此同时,他们还新建了10个村办工厂,全村所有劳力都有了固定职业。各业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按规定向村上缴利润,壮大了集体经济,攒足了扩大再生产的后劲。
  1989年,由于大小气候的影响,许多乡镇企业出现了大滑坡。然而,小孙庄的产值和利润却出现了“双增”的可喜局面。
  螺母厂(厂长孙儒鹏)1981年建厂。建厂后很不景气,产值浮动在70—80万元之间。1983年,全厂职工苦拼苦干,不仅救活了这个厂,又先后建了三个厂。1988年产值500万元,实现利税179万元,今年产值和利润又比去年略有增长。
  拔丝厂1987年整顿后,孙厚忠、孙家俊、孙厚臣面对重重困难,挑起了厂长的担子。转年创产值315万元,实现利税80万元。
  塑料编织厂(厂长王连东)1988年产值97万元,89年达100多万元。
  新华橡胶制品厂(厂长邢丙臣)是个只有30多名职工的小
  厂。1988年创产值248万元,实现利税58万元,1989年产值已达380万元。
  砖厂(厂长王连锁)是1971年建起的老厂。1988年产值66万元,利税30多万元,1989年产值110万元。
  小孙庄工业总产值1988年为1384万元;1989年是1600多万元。不管是扩大再生产的后劲,还是村庄建设的魄力,都具有一种登高望远,大干社会主义的恢宏气度。只要我们看一看这几个数字即可说明问题了。
  由于他们注重了扩大积累,这不仅攒足了后劲,保证了村庄建设,而且控制了盲目的超前消费。
  从1977年起,小孙庄便开始了新村建设。几年来他们拆旧房1964间,盖新砖瓦房3960间(不包括东西配房或南房),总面积70万平方米。
  1977年,为改善教育教学环境,小孙庄投资20多万元,新建小学校舍7000多平米。
  1985年自来水入户。
  1986年和1988年两次铺修柏油马路27000多平方米,投资75万元。
  1988年投资5万元,修建一座骨灰堂。
  1989年,开挖村下水道,投资85万元。同年11月又为村民安装了闭路电视。
  在落实优抚政策方面,他们实行“五保证”,即:保证军烈属、五保户、残疾人和退休老人的生活。
  在党政建设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小孙庄村共有党员63名,党支部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讲党性,讲原则,讲党员的作用。他们每月一次全体党员会,每10天一次支委会,(动乱期间每周一次党员会),每季评比一次,年终总结鉴定。他们坚持凡要求党员做到的,支委们必须做到。党支部一班人严于律已,公正廉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不搞第二职业,不搞特殊,不滥用公款大吃大喝,不搞公费旅游,不吃请,不受贿,不拿高报酬,坚持拿全村劳力平均收入的中等水平。不许子女搞特殊、乱“跳槽”。
  小孙庄村团支部主动配合党支部工作,根据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先后办起了“青年之家”,组建了摔跤队、兰球队、足球队等,丰富了本村青年的文化生活。
  计划生育工作可以概括为领导重视,群众自觉。现在全村已实现了“三无”(无多胎、无计划外二胎和大月份引产)。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孙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首长王震、秦基伟、王磊、农林渔业部长、朱榕基及市领导李瑞环、刘晋峰、白桦、李长兴、张再旺等都先后来村视察、指导工作。几年来,他们还先后接待了朝鲜、日本、挪威等外国友人的来访和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驻津代表……
  小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儒良自1983年至1988年连续三届获市级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9月27日作为农业系统全国劳模赴京,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0月1日晚登上观礼台参加了国庆观礼……
  回顾这几年走集体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他们总结出三点体会:
  一、因势利导,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1933年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为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和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们没搞“一刀切”,而是把适合家庭经营的耕地分包到组;把五个村办厂实行集体承包,保住了集体经济的家底,并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步发展壮大。把农户分散经营引导到集体规模经营上来,从鱼稻结合开始,到养鸡、养猪搞农、牧、渔三业互补互促,增加了集体的经济实力,有效地发挥了集体优越性,使全体村民真正走上了集体富裕之路。
  二、审时度势,积极引导群众发展规模经营。
  在实施共同富裕的决策时,他们采取了两点做法:1.尊重群众意见和客观条件。认识不足时不强扭;条件不具备不硬转。一旦条件成熟,群众有了愿望,就不观望,不坐等,能转一业转一业。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专业化规模经营。
  三、干部以身作则,做发展集体经济的带头人。
  党支部要求党员的一言一行都要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只许为党增光,不准给党抹黑。干部要以身作则。村民要艰苦奋斗,为控制超前消费,他们坚持少分配,多积累,为发展集体经济攒足了后劲。
  小孙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将高歌猛进更上一层楼,把养育自己的故乡建设成更加繁荣昌盛文明富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知识出处

西青文史第四册

《西青文史第四册》

本书收录了《毛主席视察九一九》、《解放前杨柳青年画史略》、《在坎坷中生长的民间艺术之花——天津杨柳青年画》、《精武体育会创始年月及创始人——先祖元甲公生卒年月考》、《忆北平和平解放二三事》、《回忆杨柳青沦陷时期我在小学工作中的见闻》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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