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一贯道的源起
  一贯道起源于山东省南部，承办人路中一。初名“东震堂”，后改为“中华道德慈善会”，是根据“白莲教”支派“天理教”中的纲领，加以取舍，提出万教归一，用《四书、论语》的“吾道以一贯之”语句，更名“一贯道”的。民国十四年（1925）路中一病死，由张光璧接办，张光璧字天然，在道中称天然师尊，先到济南、青岛等地宣传讲解，由于当时军阀、土匪，如孙殿英、孙传芳、孙美瑶、张宗昌、褚玉璞，以及后来之刘珍年、韩复榘等，在山东一带聚敛横行，再加水、早等自然灾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适应了人民不满现状，和追求理想未来的愿望。后来它又承袭了“白莲教”另一支派“混元教”（亦称三阳教）的教义，提出了世界有三个阶段：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叫无极世界，是青色的太阳当道，无极老母派燃灯古佛掌管；现在的是叫太极，是红色的太阳当道，由如来佛掌管；未来的叫皇极，是白色的太阳当道，由弥勒佛掌管”。现在是水火刀兵的劫难世界，不久要白色的太阳当道，由弥勒佛治世，表示劫难就要过去，但是只有入道的人，皈依“无极老母”，才能闯过这一难关，进入白阳治世的极乐世界，他在山东一带，到处宣讲，教务不断扩大，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张天然携带部分道亲教友，来到天津，最早在法租界天祥市场（今劝业场北部）二楼，天外天剧场的道具库房内，摆上几条板凳，每天晚间宣讲教义，从此一贯道便在天津扎了根。
  2．一贯道在杨柳青的发展
  杨柳青有一个李少亭，早年同他的弟弟先后去过新疆，李少廷在奇台县古城子义善长京货店学徒，北伐前夕（1928），回到了杨柳青，一度在估衣街延生堂药铺里当店员，后去天津隆顺栈，为新疆一些小客户采购商品，办理装箱托运，晚间偶随住栈客商（一贯道徒），到天祥市场楼上听讲，渐至入迷，进了道，他看着那里的坛主、点传师等传道收钱，很是眼热，就模仿学习，也想干这一营生，民国二十三年（1934）李少亭去了新疆，打算在那里开荒办道，先到古城子住了几天，又去了乌鲁木齐，在这两处宣传讲解，可是他在早不过是个徒工，没有多大势派，人微言轻，收效很小，好在是每天到乡亲家去打二饭（新疆人称白吃饭叫打二饭），还不致饿着，不久地方警探盯上了他，认为妖言惑众，拘捕扣押，经过他弟弟李幼亭多方奔走，由商会具保，限期离境释放，但他来新疆两个多月，没捞到什么油水，甚至连回家路费，都没法解决，这时他弟弟的邻居胡老汉，王庆坨人，（沧六盐汛长刘玉魁的妹夫），在民国三年（1914）因生活无着，在他儿子生下刚满月的时候，来到新疆干泥瓦匠，二十年了，只积蓄了三百元钱，近来有人捎口信，说他儿子已经成家立业了，在西盐店当掌槽工人，胡老汉托李幼亭把这三百元汇到儿子处，李少亭就从他弟弟手里拿过来，做了路费，以后胡老汉给家里来了信，他儿子胡春延拿着信多次找李少亭要钱，李少亭一再推托，后来索性避而不
  见，胡春延曾请我陪着他去天祥楼上去坐等，因而我也听过两次宣讲，因我在早看过有关白莲教的书籍，对照一下说法基本相同，只不过稍加改动，如一贯道的主神是“无极老母”，与白莲教的“无生老母”只差一个字，他也袭用理教中的五字真言，改为“无太佛弥勒”等等。
  七七事变后，张天然投靠了日本，为其借宗教之名，干汉奸勾当张目，故深得日本人的支持，教务很快遍及华北各地，不久杨柳青李康琪、李西秋、李少亭等三人纠集在一起，在二街设立了坛口，三人轮流当坛主、点传师，李康琪、李西秋都是去新疆贸易、发财还乡的后裔子弟，李康琪的父亲李文波回来后投资干了一个天昌酱园，因与天津河北区的一个酱园少东孟某在业务上有联系，这酱园是天津一贯道的分坛，杨柳青的三李在孟某的指导下，设立了支坛，在土地祠东大街信成王家院内，北上房堂屋正中供桌上，悬挂着一个大镜子上写“明明上帝”“无极老母”等神位，另外还有弥勒佛、关羽、济公、太上老君等等瓷像或画像，旁屋里设有沙盘、乩笔、刮版，布置的很讲究，有男女青少年四人当三才乩手，还有一个跑腿的联络员，这人名叫张树文，从前开着一个小纸烟店，后面聚赌抽头被伪警察局取缔后，无事可干，便扎在坛里到处拉乡亲入道，并来往天津联系教务，三李对镇上赶过大营的家庭比较熟悉，就挨门挨户的劝说，一、二年后居然入道者达二百余众，但是无论是总坛、分坛、支坛及个体小坛，他们都是以骗人敛财为目的，坛主们千方百计把手伸进入道者的衣袋里搜掠钱财，天津这酱园分坛，每年几次的向杨柳青要“供愿”，（道亲自愿捐钱）其实自愿的人很少，三李便假借扶乩划字，把道亲们找来，或劝你“造福逃劫”自愿出钱，或揭点隐私“拿钱赎愆”，如有一家是在新疆放高利贷的，三李把他儿子找来，说他父亲用乩语向儿子诉苦，在阴司受罪，叫他多积阴功，代父赎愆，这傻儿子信以为真便出了钱给了三李。这种伎俩并不是每一个道亲都能情愿受骗的，他们也事先采取一些调查手段，选择适合对象，经过多种测验，才能如愿以偿，一般最常用的手腕，是在食、色二字上下功夫，第一是劝人吃素，断绝一切荤腥，最多只能吃些鸡蛋，第二夫妻长期分居，如果本人没有特殊的原因，这两种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根据这种情况进行推测，得出这个对象的迷信程度，再进行诈骗就容易多了。
  一些不安分的小市民和地头蛇，以诈骗为生的神汉见此有利可图，也在自家设坛办道，自制沙盘、乩笔、刮板，训练三才乩手，如开澡塘的周宝禄（李康琪的舅父解放后被镇压），一街卖颜料的小贩王老汉，和在河沿街开自行车铺的岳秉钧等等有六、七处，岳秉钧早年是在直鲁联军褚玉璞部下的一个修械所里当班长，军队溃散后来到杨柳青，开了一个自行车修理铺，生意本来很好，还召了几名徒弟，后来娶了一个寡妇做妻子，这寡妇很会装神弄鬼，在张树立介绍下，夫妇二人入了一贯道，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军无条件投降，这时三李之一的李西秋病死，支坛陷于停顿，岳秉钧夫妇就把营业收了，在家里设起坛来，岳秉钧自己当坛主，老婆当点传师，镇内的商户、四乡的农民，岳秉钧认识的不少，他不辞辛苦的到处拉拢劝道，很快红火起来，后来因家里狭窄，摆当不开，又联络了些道亲在西头仙人胡同，取代了三李支坛，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坛口。
  民国三十七年（1948）夏天，上庄子有位张老汉，当初因老伴患病，在岳秉钧的坛口上许过心愿，老伴病好了，张老汉由家里挑了两簸箕土豆和法币一百万元，交到岳秉钧的家里，把钱放在供桌上，岳秉钧的女人没在家，这时张树文进来打了个恍，岳秉钧也没在意，等把客人送走，进屋发现桌上的钱不见了，（那时法币已经毛荒钞票全整捆的对折叠好，用绳子十字扎牢，粘上各银行号的钱数封签，一般有十公分高，买物、卖物、交款全不再清点。）岳秉钧猛然想起张树文来过，就锁上家门，到处寻找，直到晚天方才遇上，张当然不承认，两人还烧香发誓，当时有一个外号叫黑塔李（伪保安队班长）的曾给他们了过事，不久物价猛涨，又发行金元券，规定法币三百万折金元券一元，这丢失的一百万元当时可以买面粉一袋，到金元券时，也只能买二两麻油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3．外出办道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一贯道又被国民党特务所利用，办道宣传依然如旧，三李坛口自李西秋死后，因内部又暴露出一些丑闻，没法再继续下去，李康琪决定去趟大西北再闯一闯，他先到了兰州，在兰州遇上了一位新疆富商蔡金铎，蔡是河北大城县人，清末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在大十字街上摆小摊，民国二年（1913）与崔德昌（杨柳青西北村人）皮洛广（杨柳青镇十五街人）三人成立了一个德昌源京货店，因他们都没有多少资金，主要向几家大批发商赊购商品，经营了十多年，手里积累几万元资金，然后散了夥，蔡金铎分到了一个兰州分店，并在乌鲁木齐另开了门面，营业远伸到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成为新疆后起的大富商，当时新疆省督办盛世才正大肆搜刮民财，一时亲共，一时反共，把当地地主、八依、富商及其他殷实户，罗织罪名，抄没家财，弄得人人自危。蔡金铎曾两次被传讯，不过他是一个新发户，名望不大，又贿买了盛的下属，花了不少金条，落了个取保候讯。后来便借采购商品之名，跑到兰州，在天水和兰州两处，置买了些果园土地。虽然在一九四四年盛世才离开了新疆，但他仍心有余悸，不敢回省，正遇上李康琪来兰州传道，便很容易的上了勾，为李康琪立了坛口，李康琪见有了手拿整捆金条的大道亲，欣喜非常，就出了很多鬼点子。在这位李点传师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仙佛班”找了几位老人和蔡金铎每天在一起吃素念经，夫妻分居，妄图修得“功德园满，飞升天界，成佛做祖”。他们在祁连山里，盖了大片房屋，选择了男女青年二十人，高薪聘请英语教师，准备学成后向国外宣传布道。
  后来兰州城解放了，惊醒了李康琪的美梦，蔡金铎也惶惶不可终日，政府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坛主，点传师必须登记，交待，听候审查，蔡金铎跑到天津，在河北区狮子林桥附近购置了两间房，隐藏起来，后经人举发，被拘捕审理，判了刑。直到进了监狱，才知道自己是花钱买了一身罪恶，因服刑期间态度比较老实，每天编织竹丝暖瓶套总是超额完成，不出次品，以后经过再审查，认为问题不大，就提前释放了。
  杨柳青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登记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卖颜料小贩王老汉等坛主，做了现场表演，教育了广大群众，岳秉钧的老婆被逮捕，以诈骗等罪判刑送汉沽盐场劳动改造，岳秉钧下肢病残，行动不便不久死去，其他有的被管制，接受人民监督劳动，从此，这个在杨柳青猖狂十多年的一贯害人道，就彻底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