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我今年八十八岁，我父亲霍元甲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个乱年头，朝廷腐败，中国贫困，洋人横行。我父亲凭着一身武艺，为了给中国人争气，和洋人打过擂、比过武，每次都胜了他们，可是不成想刚刚在上海创立起精武会不久，就被名叫秋野的日本人用毒药害死了，那年是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我的老妹妹霍东琴是他老人家死后才出生的。我父亲的徒弟刘振声曾详细告诉我们，他亲历了师父被害的经过。从此以后，我们各地的霍氏后代，在过去那些政治动乱的岁月，便都隐迹息声了，怕再招惹是非，彼此之间都尽量少些来往。
  我十九岁时，嫁给天津姓李的人家，我男人叫李文恭，号斌廷，比我大一岁，娶我的时候，他还在天津教会办的“新书学院”上学，我俩感情很好，是他教我念书的。一天晚上，他说：听老人讲过，你的父亲为人正直，为了替中国人争气，被外国人害了，为了纪念他老人家和你的不幸就给你取名叫“冰如”吧！从此，我才有了“大名”。前半年电视台所演的香湾电视剧，有好多事都是胡编的，根本就没有个叫陈真的人，更没有倩男，那个“霍府”太阔了，我们家也很穷，听说有人管我叫“霍东清”，我还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我从来没有“霍东清”这个名字。
  我二十一岁那年，正是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法国人来到中国招华工文恭这年正好毕业，他学的是英文，经法国人考试后，聘他当了“五营统领翻译官”，他出国时我正怀抱一个三岁男孩，取名李欣，谁知他这次离家，竟是最后的诀别。两个春秋过去了，欧战得胜我们中国也算战胜国之一，当年的华工们都纷纷回国了，我望眼欲穿，就是不见亲人的踪影不久，文恭的二叔从法国当华工回来了，把文恭遇难的情况告诉了我原来是华工们正要回国之前，文恭竟去了英国伦敦旅游，当他匆忙回到法国之后却没有赶上回中国的船，就在当天晚上，他闷闷不乐，由于思念久别的故国家园便独自一人在营盘的宿舍里饮酒浇愁，恰巧在夜间得了急病没有来得及救护就死在法国，我听说以后，万分悲痛，几经周折，我领到了一千块钱抚恤金，从此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我一直呆在天津大王庄麟祥里的婆家，虽说天津卫有几家戏院，也有跑马场，这些热闹地方我一次也没去过，每天大门不出，凡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都暗自落泪，我和婆婆感情很好，天刚亮我就起来给婆婆梳头，我和三个小姑同往一屋，就像亲姐妹一样。一天，婆婆对我说，你挺年青的，去留自便吧！可我决心不再改嫁了。我靠双手做针线活，苦熬二十多年，总算把小李欣供到大学毕业，并在一家药厂当了药剂师，我看到了希望，哪知好景不长，在我四十二岁那年（1938年），李欣突然吐血夭亡。这孩子死时只有二十二岁，他曾在十三岁时，被淘气的同学挤坏了肺静脉管，从此留下的病根。在这年我的公婆也相继去世，小姑们也都出嫁，我孤苦零丁一个人，过着有家似无家的日子。
  不久，我的三小姑李惠昭从北平赶来，把我接到北平，从此我离开天津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时惠昭刚刚结婚之后，她的女婿叫王章，曾在日本留学，当时我们住西城区劈材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们俩经常睡的很晚，原来是用油印机印传单，白天就把东西藏在柴草堆里和房顶上，生活虽不富裕，还常来客人，其中叫朱光宇的是他俩结婚的介绍人，还有叫戴建青、薛岁珍的，他们把传单的底稿做在鞋子里带过来，后来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了。我听惠昭说，她在天津上学时的校长靳子平是党的地下干部，由他培养的惠昭，并把十四岁的惠昭送到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从此，我也跟着起早睡晚的，给他们放哨警戒。
  在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突然把王章逮捕入狱，这时他们的男孩（王强）两岁半，女孩（洪兰）才有八个月，在听到“日本人想把我们一网打尽的风声后，我们姑嫂二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逃出了北平，到哪里去呢？惠昭曾有位女同学魏耀武，住在河南修武县，就投奔到那里，在魏同学帮助下，在县里的一所高等女子中学荐了个教书的差使，恰好魏耀武的男人是新乡道尹公署的“督学”，因此，对惠昭的来历也不甚追究，我们才得以安身。我在修武县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杀了我们中国人还把头挂在树上，并听说在城外还被日本活埋了七十多人，我顿时想起老父亲被日本人所害的情形，国仇家恨使我心如刀割，天天盼着八路军打胜仗，报仇雪恨。惠昭打听到北门外就是八路军的地盘，想去投奔，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因为无法安排，只好等待时机。我们住的是一间破庙，这里连年灾荒，再加战乱，惠昭的月钱有限，养不了四口人，有时我只好背着惠昭出去要饭，就这样在修武县整整住了四年。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远门的“四舅”带来王章在北平出狱的消息，我们决心到张家口一带找组织去，一路之上过了很多的“关卡”，这些“卡子”都是国民党杂牌军的，见我们是些女人和孩子，也没怎么盘问，途中常常夜宿街头，也有时宿在碾棚或柴禾垛里，走了好几个月，直到一九四六年旧历五月初一，才到张家口郊外的八里庄，这里是八路军机关所在地，正巧在路上遇到了离别四年的王章，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我们住下来没有多久，又听说国民党付作义的队伍，可能重来包围张家口，六月初一我开始了“随军转战”的生活，王章是搞枪支弹药工作的，当时常和姚依林等老同志打交道，惠昭被安排到“边贸”当会计，他俩工作都很忙，又都不在一起，而且经常行军，只好把两个孩子由我带着，我被编入了“家属大队”，这家属大队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我担任过生活班长和学习班长，先转移到涞源，一九四六年九月到曲阳，腊月间转入阜平，以后两年里又先后到了安国和保定，在冀中广大农村辗转，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解放区一片生机，和新中国的曙光，这时我虽年近五十，却觉精神倍增，从打心眼里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事业联在一起。
  还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去安国的路上，曾和姚依林、曹英（建国后在文化部工作）等同志坐在一辆“镖车”上，这辆汽车满载金条，这是八路军财政部门的东西，偏偏我晕了车，他们扶着我，亲切的照顾，深厚的革命感情，使我至今铭记不忘。
  话分两头，到了一九四八年，惠昭积劳成疾，病势垂危，先到沧县就医，后去泊镇，看到老百姓家很多是吃不上饭的，医疗条件又差，病情更加恶化，需要到大医院才能治疗，因此，经组织上批准，隐瞒了身份，找到天津的二姐家养病求医，令人遗憾的是，她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就悄悄地离开了人世，给我留下无限的哀思。
  天津解放不久，我们家属大队从安国直奔铁路线进了天津，全部人马住在惠中饭店，组织上不叫我们家属随便出门，以保安全。
  建国后，王章留在北京商业部工作，把我接去给他继续抚养两个孩子，并且单独为我们娘仨找了一处房子，我的生活一直由王章供养，他已于一九八二年去世。此后，就由我亲手抱大的外甥王强照顾我的生活，王强在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哈尔滨军工大学，曾在国家科协工作，外甥媳妇是康永和的女儿，名叫康健，在全国政协任职。跟我长大的外甥女王洪兰已在山东省矿业学院工作，地点在泰安市，洪兰为照顾我的晚年，在一九七零年把我接到泰安。现在我来北京，是因她到北京大学进修研究生，为了侍候我方便，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还是原来王强给我安排的，这里距北京大学很近，洪兰课余之后天天和我见面，王强一家也经常来照顾我，他们都对我很孝顺，我的晚年过得很愉快，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沾社会主义的光。
  （本文据一九八四年霍冰如老人两次自述记录整理，并经区政协委员、霍元甲之孙霍文亭先生校阅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