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天津是五河汇流入海之处，（南运、北运、子牙、大清、永定）这五河上游，还有许多支流，遍布黄河以北，形成广大网络。由于运输的便利，给沿岸市面带来了繁荣，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丰富了人民生活。但是也因河多水多，到了夏秋之际，雨水连绵，山洪暴发，仅靠这一条海河通道入海，有时容纳不下，就要给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根据宋、元以来，一千多年中的史书记载，水灾年份，约占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平均每十年要有七年受到大小不同的一河或多河的水患之灾。现就自辛亥革命以后，到解放前，（1912—1948）近四十年中，除农田被淹等大中损失不计外，其大水凶猛，危及天津市与西郊区居民街市住宅的，就有三次。这三次水灾，再加兵匪祸结，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民国六年（1917）旧历七月初，先是北运河及其上游的支流猛涨，造成下梢沿岸漫溢，今北郊区与红桥区西北部，两区先后受灾。随着永定河水漫入东淀，使海河水位增高。南运、子牙二河下流宣泄不畅，相继与沿岸平漕。天津西部在子牙河南、南运河北之间，洪水倒流，向西侵入卞家洼，不久又漫入杨柳青至白滩寺大道（今和平路）。人们抢险拦水筑堤，在大道上培土增高，但子牙河又从上游漫入，围困了当城村、莲花淀（小洼）。水从铁道涵洞涌出，汇进杨柳青后大道。一时镇内低洼地区，均成泽国，人们扶老携幼，择高地趋避。接着南运河在镇西的郝家咀决口，向天津市及南洼冲去。天津市城厢西南，大水汹涌，漫流向东，汇入海河、当时本镇画师绘制了“杨柳青水灾图”，由辅善社（民间公议组成的慈善团体）在上面并解说了受灾情况。用石印印制了几千张，发送本镇各殷实商户和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及新疆、白沟河等外地同乡，呼吁救灾募捐。并在二局（今十五街）前，开办粥厂暖棚，施放棉衣，使赤贫户勉强渡过寒冬。
  第二次大水民国十三年，（1924）先是子牙河水泛滥成灾，漫入杨柳青后大道。居民均用麻袋草袋堵塞胡同口，断绝行人出入，居民全必绕行猪市大街或后大街。不久南运河也平漫上岸，沿河街各店铺屋内水深盈尺。天津市内通往西沽之大红桥，因大水冲毁两岸桥基，整个铁桥塌陷河底。当时正是直奉交战，冯玉祥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前后，地方大水围困，颗粒未收，津东战火激烈。冀东东北各地粮食，运不进来，造成粮价飞涨。虽水灾程度比前次（1917）略小，但在兵荒马乱时期，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的苦难，反比1917年更加深重。第二年（1925）附近粮食，依然没有收成。
  第三次大水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那正是日寇侵略中国，天津沦陷后的第三年，英法租界被封锁时期。早在六月底，南运河与子牙河水位，相继猛涨，沿河村民，昼夜守护堤岸。为了分泄水势，减少海河压力，最初在杨柳青东部王家坟和赵庄子，扒开两个豁口，大水流过北岸，逼进津浦铁路脚下，与子牙河漫过的大水，汇在一起。到七月初，两河水位仍上涨不已，杨柳青南边独流碱河，也洪流湍急。旧历七月初七中午，市内突然汽笛报警，原是在西南郊的减河东岸溃决，大水上溯市区，声如牛吼，不到一个小时，洪水已进入南开区莱桥子及西南角。第二日南运河水位仍不见缓和，敌寇决定炸开南运河南岸，以减少海河威肋。最后选择了马庄迤西河岸，一声巨响，大水迅猛向南泄去，河岸被冲刷五丈余，使古佛寺、炒米店等部分村镇，大部泡汤，当时我在天津做事，因惦记家乡灾情，于旧历七月初十回杨柳青。先从芥园登小集船，摇橹至赵庄子，进入豁口，顺铁路脚下打起蓬帆，借偏南风成弧形线行驶，船行很快，还没有一小时，就到了王家坟，又出豁口，顺北岸至一街口子门下船。到家后，家人对我说：杨柳青虽被大水围困，穷苦人家，却可驾小船去子牙河北，到处摘取已是八、九成熟的庄稼充饥，再捕捞些鱼虾，估计今冬不致冻馁。所怕的是来年春暧，青黄不接时，就成问题了。在家住了一夜，次日又回天津，想到三义庄去看望亲戚。在西南角雇小船往返。船价十元，一只小船只能供二人坐，船经万德庄南营门一直往南，转东线至大营门。这趟路一般水深两米上下，虽然大水已进入市区四天，沿途飘浮的破烂家俱，装有死尸的棺材，淹毙的牲畜，时有所见，惨不忍睹。回到南营门，天色已晚，日寇实行戒严，不准通过，只好在一家民房屋顶上，呆了一夜。第二年（1940年），地方上出现了饥馑，豆饼涨至每斤五角，玉米一石（145市斤）涨到一百七十元，人民饿死者无计，从此粮价有涨无落，到日寇投降前，玉米每石已涨到一千三百元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统筹规划，根治海河，增建了许多水利设施，基本上消灭了各河水患，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回天之力。
  附；天津杨柳青四面水灾图（见后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