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推动下，天津市区的学生运动与市郊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开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是很有益的。
  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消息传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于十二月十八日掀起了抗日救亡怒潮。
  次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胁迫冀察当局与其签订所谓“华北反共协定”，同时增兵平津，在天津杀害被迫为其修筑秘密军事工程的中国工人、农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华北形势岌岌可危！
  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从陕北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
  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中共天津市委决定组织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五月二十八日，天津人民怒吼了！这一天，天津学生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冲破了军警封锁线，南北两路游行队伍会师官银号召开了群众大会。这一震动津门之举，大大提高了党在学生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中的威信，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到农村去宣传抗日
  学生运动的巨浪，使国内外敌人十分害怕。国民党反动政府匆匆下令各学校提前放暑假，并指使北洋工学院等学校无理开除进步学生，调动军警、特务包围南开中学等学校，到处搜捕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反动派的镇压，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地反抗。
  针对当时的情况，市委对暑假期间的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及时作出了安排。市委明确提出，要巩固学校中的抗日救亡斗争阵地，同时要求学联和民先队利用暑假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深入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继续沿着同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根据市委指示，市学联于六月中旬召开各校代表会议，成立了由各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决定利用工农义务教育这种公开合法的形式，结合文化教育，进行抗日爱国宣传，进一步扩大爱国阵线。这一号召，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选择市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庄作为开展乡村义务教育的活动地点，并作了具体分工。
  王兰庄义教点：负责人是北洋大学的张多疆（现名丁仲文，当时任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北洋大学的刘讷、于奇、付景洪（后改名付江）、孙景芳、王从善、林心贤、张沛（又名童铣）、曲珪田（即曲介甫）、陈尧德（现名陈志远）、徐瑞恩（现名徐达本）、黄沙、朱光天；法商学院的郝金贵；三八女中的徐克壮（现名徐克立）、刘岫珊（即田冀）、王爱贞（现名薛明）等。
  小园义教点：负责人是南开中学的吴祖贻。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南开大学的程人士（现名程宏毅，当时任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霍世章；法商学院的阮务德；女子师范的王玉玲（现名安琳）；南开中学的王桐（现名陈涛）；扶轮中学的张琪（现名杜文敏）；汇文中学的姚大衡等。
  姜井义教点：负责人是汇文中学的马毓臻（现名纪波）。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女子师范的吕贤棻（现名于瑞英）；中西女中的杨钧、杨若余；觉民中学的杨希龄；汇文中学的张文展等。
  参加“义教”工作的还有丁一岚，庄致等同学。
  当时，同学们参加“义教”，首先要有一颗为革命而奋斗的决心，要有不怕艰难困苦的自我牺牲精神。于瑞英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暑假快到了，我原想在假期找个家馆教书，挣点钱补助家用。但是，市学联号召到农村去办义教，宣传抗日，组织救亡团体。我反复琢磨，在国家存亡关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怎么能不全力以赴地参加救亡活动呢？可是这事儿怎么对母亲讲呢？那时候一个姑娘家，一夜不回家都是大事，何况整个暑假住在外边呢！没有旁的办法，只好足说住在学校补习功课。这样母亲才同意的。”
  为办好农村“义教”，许多同学都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各种实际困难，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有的四出募捐、筹措经费。刘岫珊同学还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援“义教”。杨若余同学通过她父亲，发动同事捐款二十五元钱，做为参加“义教”同学的生活费。学联委派程人士、秦雨屏等紧密结合形势编写新教材，通过叶笃庄开设的知识书店代为印刷，由中西女中民先队员杨钧、杨若余、刘嘉臻等同学装订成册，分发到各个义教点。开始到村是办夜校，附设妇女和儿童识字班。由于农民们不了解学生，拿他们当“外来人”，只是叫小孩子来学唱歌，大人在一旁看热闹。后来通过工作，彼此熟悉了，参加的农民才逐渐多了起来。徐克立同志回忆说：“党组织为发动青年妇女，决定派我去王兰庄村教妇女识字班，我还约请了刘岫珊等同学一块去教课”。在小园村安琳同志办的妇女识字班，吸引了很多青年妇女，这在当时封建势力统治着的农村，是很了不起的。“义教”工作的局面打开了，同学们结合人们熟知的事例，讲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怎样收买便衣队搞暴乱，以及日本浪人走私的危害等等。在姜井村，同学们还用算帐的方法，向群众讲解日寇压价收购农民的棉花，然后又高价在中国市场倾销布匹，并且不纳关税，怎样变着法儿的喝我们中国人的血，吃我们中国人的肉。同时还向广大村民介绍了惊心动魄的海河浮尸案，控诉日寇操纵汉奸制造暴乱事件的罪行，通过这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的事实，激起了听众的满腔怒火。有些青壮年农民表示：和日本鬼子干，我也算一个！经过教唱革命歌曲，许多农民学会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抗日打牙牌歌〉等歌曲。直到现在，王兰庄、姜井、小园等村的一些六、七十岁的农民还不时唱起这些歌曲。教农民识字紧密结合抗日救亡宣传，在识字班上教汉字、也教拉丁文，以便让农民尽快掌握阅读工具。此外，还讲解什么是帝国主义等简单的社会科学常识，宣传爱国思想。如教妇女学念“乡间的妇女们也应当抗日救国”，既学会念，也懂得了道理。参加“义教”的同学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先后在各个义教点及附近村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每逢星期天和放假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学生，在“民先”队员的带动下，经常自编自演抗日救亡短剧。每次演出，观众都非常踊跃，有时达数百人，台上台下共同高呼抗日口号，气氛非常热烈。
  通过教识字、教唱歌、讲演和演剧，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了“农民大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田园”的号召。农民和学生朝夕相处，逐步加深了了解，也就向学生倾吐积压在心里多年的血泪苦情。例如，王兰庄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佃农，地瘠租重，生活困苦不堪，为了活命，大都煞硝盐卖，这在旧社会是犯“法”的，一经查获，就要遭到毒打和罚款。农民饱受欺凌，蕴育着极大的反抗情绪。特别是一些青年农民，接受革命道理快，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表示极大的愤慨，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至今健在的有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等人。他们和学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有一次，市里的剧团来演出，在蔡台村受到警察的阻挠，王兰庄的青年群众和学生们一起，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警察所同意演出．参加“义教”的同学对贫苦农民的困境十分同情，通过个别酝酿，启发农民组织起来，保护熬硝盐，与国民党保安队和盐警队进行斗争，还掀起抵制日货及走私活动。
  在短短的暑期里，“义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三个义教点，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近郊农民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天津学生到农村进行“义教”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当年八月三十日上海〈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主编）第一卷第十三号刊登了天津学生暑期到王兰庄等农村进行“义教”活动的六幅照片。
  八月底，市内各学校陆续开课，同学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村，但“义教”工作并没有结束。
  进步学生在斗争中成长
  天津市郊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生活极端困苦。日寇的侵略，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更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党号召民先队员和爱国同学，在参加“义教”活动中，首先要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发扬南下扩大宣传的光荣传统，坚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参加“义教”的同学们初次到农村，住的是小土屋，屋里到处有蚊子、跳蚤、老鼠。在姜井村的两位女同学住在牲口棚旁边喂牲口人住的土屋里。吃的是玉米面饽饽和咸菜，喝的是池子里的水，还要自己做饭。在艰苦的环境里，大家以“向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来互相鼓励，顺利地闯过了生活关。许多同学感到，这样的生活虽苦、但非常有意义，十分愉快。经过与农民接触，由生疏到熟悉，从农民中知道了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亲眼看到农民的穷困和身受的压迫剥削，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
  斗争中，进步学生都迫切地追求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有的第一次学习了列宁的〈远方来信〉和〈两个策略>；有的从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许多人看到〈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以及〈萍踪寄语〉、〈庶联见闻录〉、〈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铁流〉、〈士敏土〉等。党员中秘密传阅党刊〈火线〉。通过学习和讨论，加上亲眼看到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觉悟有了新的飞跃，由只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进而认识到不仅民族要解放，还要推翻罪恶的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才能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这就是说，由爱国主义觉悟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觉悟了。
  在暑期“义教”工作中。党十分注意在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中发展党的组织，市委组织部长李启华同志直接负责，并派郝金贵到王兰庄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当时，地下党员张多疆、程人士、徐克壮、杨希龄等人均以“民先”队员或普通学生的面目出现，他们积极热情，带头过艰苦生活，经常与进步同学谈心，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如王玉玲、吕贤棻、陈尧德、徐瑞恩等同学都是在义教活动中先后入党的。他们刚到农村时还是一个比较幼稚的知识青年，回去时已经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当时，北洋、南开等大中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王兰庄，姜井等村练习打游击战，学联、“民先”成员也常到各村开会。南开大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和民先”队员到王兰庄开座谈会…。王兰庄、小园、姜井等“义教”点，实际上已成了学生运动中骨干分子互相联系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三个“义教”点相比，王兰庄距市区较远，有群众基础，工作开展较快，许多同志感到王兰庄应该有人继续工作下去。
  王兰庄党支部的诞生
  党十分珍惜在王兰庄打下的基础，决定在暑假后把王兰庄的“义教”继续办下去，以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党通过学联，以义教促进会的名义，相继指派了慕湘、路平、崔建华、余力步等常驻王兰庄，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在村长和群众的支持下，王兰庄正式办起了民校，大家推举慕湘为校长。为了建校舍，慕湘起草了一份募捐启事，征得学联同意，分发市内各校同学，很快募集了大洋三百元。全村男女老幼都很高兴，买来了砖瓦木料，大家一齐动手，没花一个工钱，就盖成了四间有玻璃门窗的大瓦房。白天是小学，晚上是成人识字班，免费上学，发给文具。王兰庄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学校，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个良好的活动基地。
  为了维护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经过慕湘、路平等同志与该村刘振奎商量，秘密组织起几个熬盐小组，与盐警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农民们在实践中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慕湘因势利导，建立起农民救国会，会员由十几人逐步增加到四、五十人。农民救国会成了王兰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
  王兰庄农民运动不断开展，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都是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非常困苦，与旧势力斗争坚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受到了很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支持学生办“义教”，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拥护共产党。由于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经过考察了解，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先后发展刘振奎、何文彬、郭金伦等十人参加了党组织。并建立了党支部，路平任支部书记，直接受天津市委领导。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这个支部的党员坚守岗位进行斗争。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王兰庄支部作为党的一个联络点，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六年的暑期，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天津进步学生响应党的号召，走向津郊农村，举办义务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唤起了农民的觉悟，播下了革命种子，为在农村建党做了思想准备，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多数同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