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起义。坎字团首领张德成（河北省新城县人），率拳民由独流镇进驻疙瘩洼（今工农联盟农场北、距杨柳青镇八里）兵营，以函帖召石元仕来营问话。石元仕害怕，不敢去，乃选派天发德肉铺经理杜辑五冒名顶替。张德成问杜辑五：“杨柳青有没有二毛子（指基督教民），有没有拳民？”杜答：“没有二毛子，昨天刘老师（刘德胜，义和拳首领）正在准备设坛。”应付了一阵之后，待回到杨柳青，石元仕对杜辑五很感激，认为这个替身将来还可能要用，便给他一个官斗局局董的差使。之后杜便借机改营祥发号粉房、杂货店和种园田等，以此发家。后来张德成到天津之后，听人说，那天到兵营答话的是假石元仕，张德成甚为恼怒。这件事又传到石元仕耳朵里，他怕张德成不饶他，拟出资万元给义和拳助饷。正在这当儿，天津失守，便不了了之。
石元仕素来钦佩张锦文（海张五）的为人。张在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时，设立了支应局，为敌军采购粮食等给养。事平后，得清政府褒扬，赐赠一品封典，荫及三代。石元仕善于审时度势，认为当初清政府和英法两国开战，京津陷落，火烧了圆明园，而现在八国联合侵略中国，清政府如何抵抗得了？他认为这正是步张锦文后尘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和账房先生及门客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一致称赞。在旧历五月中旬，石元仕召集杨柳青的众乡绅在尊美堂客厅内商量。五月上旬有法国兵过境，在王家村枪杀儿童，引起义和拳聚众焚杀教民。石元仕首先发言，大意说：看样子天津战乱已不可避免，中外兵端既开，市面人心惶恐，御侮须防内患，辑乱宜安穷民。本人意见组织勇丁三百名，以平时生活困难者优先，由汛厅把总刘老爷（金彪）和靳家大场武举靳廷樑会同管带。并声明一切花费开销，暂由万兴公支应，只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此时在这里会面的乡绅有：举人刘学濂、刘文蔚、王兆泰、奎文阁、王炳奎（亲家董汇蕃代表前来）、贡生刘恩波、候选典籍周锦树、二门族侄孝廉方正石作瑗（石作琚代）。众人听说他的提议后，既保护了自己身家，本人又不必先出钱，就一致赞同。于是在旧历五月十八日成立了保甲局，局址就设在尊美堂账房内。又聘了几位年富力强，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做帮办供奔跑。此时侵略军的战舰日增，战况逐渐扩大。石元仕为取得官场的支持，就通过天津亲友到相近的官场去游说。见有成效，石元仕随即以杨柳青绅董名义发出了邀请信函，请天津的道、府、县和驻津办事处的各衙门及在津的高亲贵友之眷属，暂来杨柳青避难。
就在这个时候，石元仕又结交马玉昆统领。马是清政府由浙江调来与聂士成协同镇守天津的，马玉昆驻河北三条石与俄国侵略军作战，聂士成驻海光寺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石元仕每天派薄金堂和王春二人拿着石元仕的片子去天津到马、聂二统领处探听战况，每人每天赏给一吊制钱。当时杨柳青的绅仕、八大家等都到保甲局来听候消息。
六月十七日，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十八日，天津失守，马玉昆的军队退至北仓。天津城内大小官吏就大车小辆的纷纷逃进杨柳青镇。当地保甲局办事士绅在石元仕的指挥下，把镇上各家闲房与寺庙一律腾空收拾，并在后大道搭了很多席棚，接待天津难民。并每天每人供应一斤大饼，当时账房张任九以保甲局名义召集饮食业人员开会，要大家必须保证供给。对于天津逃来的大小官吏，大多安置在众乡绅豪华宅第居住，派有专人服侍。如天津道台方恭钊，就被安置在曹家胡同大粮商庆成号安西园家。家人仆妇，占了前边的一个四合院，每日还要去天津买上等进口烟土。只他一家一年支应即达万元。
天津失守后，八国联军也此来彼往，络绎不绝。今天征调船只，明天索要给养。再加保甲局每日用度，用款浩繁，开支甚巨。为此，石元仕除刻了一枚保甲局印章外，又用一块寿山石由爱竹斋王金甫刻制了篆体椭圆形“杨柳青支应局”图章一枚，就用这枚支应局章印发了四十多万两钱贴子（地方流通纸币），和天津都统衙门办事行文，也用这枚图章。因此杨柳青“四围炽烽烟，此境独清朗”。
石元仕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想尽一切办法，来结交都统衙门总文案丁甲立（美国人）。丁甲立从小在天津开机器窑，也是传教士，他对天津风俗习惯和语言都很熟悉。八国联军打下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时，他就担任了文案处的总文案。他有一个学生王厚斋（基督教徒），北京人。石元仕在万有酱园托人贿通了他，通过王厚斋的引见，和丁甲立见了一面，并从丁甲立手中领了很多张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和通行证。从此石元仕的名望更大起来。石元仕去天津有自己乘坐的轿车子，车上白幌子上写着“各国支应局车”，在天津各租界地通行无阻，人人让路，官兵敬礼。
保甲局告一段落之后，石元仕和地方几家地主陶世、新疆富商安文忠、周恒德、久连普及成兴于韩家、明盛周家、天锡堂石家、鼎兴张家等改组为全盛保甲局。召用当地游民三十余人，仍由武举靳廷樑管领。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驻段司员濮吉飚（法国人）即将卸任，就把库存步枪四十支及弹药等，给了全盛保甲局。这就是后来警察分署的前身。当时有一首民谣：“杨柳青杀气腾腾，无有金銮殿，有瓦房几层；无有真龙天子，有石元仕应承；无有人来保驾，有保甲局服从。”
石元仕与八国联军打通了交往，政治势力也要再爬高一步。杨柳青有个商人韩秀岩，他是庆善银号的经理，人极干练。石家外账房崔丹圃与韩有来往，交谊很深。韩秀岩的庆善银号和天津的一些官僚也有财务来往，他知道大沽口的海防同知熊寿篯常常通过庆善银号给李鸿章拨款使用。石元仕得知后，就叫崔丹圃拨出一万元，由熊寿篯进献给李鸿章。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时，李鸿章接见了一次石元仕，并对石元仕加以赞扬说：“仁德如先生，若皆如此力行，何致人民涂炭，国几不国。”意思是表扬石元仕在庚子之乱中，维持地方、效力洋人有功。
《辛丑条约》于七月签订，李鸿章九月病故。西太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十一月回到北京，检视各处奏章，看到津西一带未受损失。就问庆亲王是谁维持的，庆亲王拿出保举石元仕的奏章回答：“是杨柳青石元仕办的。”太后听了大为欢悦，传旨召见。
壬寅年（1902）四月，石元仕接到清朝政府通知，让他进京觐见。石元仕立即备齐各种物品，带了随行人员，有周碧山、邵以乡、刘紫波、董石笙、刘子淑等不下数十人，背着行囊包裹，赶往北京。到京后过了一两天，朝内觐见。慈禧太后见了石元仕，问他怎样维持的？花了多少钱？石元仕就添枝加叶地把如何用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时局的情况奏上，深蒙西太后嘉奖。事后，经军机处议定，此项开销拟请旨补赏。石元仕则坚决不要。于是又拟定给他一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送西太后御批传旨。
石元仕回到了杨柳青，从此更如虎添翼，名传遐迩，各地人们都知道杨柳青有个石元仕了。接着就被推举为天津议、董两会成员，一时成为津门的显赫人物。
庚子之乱办支应，石元仕得以加官受赏。不明真相者，都以为是真的花了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局面，保障一方，使居民免受祸害。于是给他送匾送伞，表扬他的功德，称之为“石善人”。可事实据《津西毖记》记载：石元仕以万兴公（石氏公产）名义捐款共二万数千吊，两个当铺捐款二万数千吊（其中有中兴当天津宫北街长源号杨氏产，万顺当石氏公产），在外地经商大户有白沟镇杜春稠、有新疆文丰泰之安文忠、同盛和之周恒德、永裕德之郑永清等凑五万余吊，官家拨款共银一千五百两，由津来杨柳青避难户的乡祠卞家、河东冯家等共捐一千数百两。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两年多，保甲局结束时，收支相抵尚亏款十万吊，此亏款统以保甲局发行之钱帖子暂时周转。又说结束时尚亏八九万吊，因向天津平市银行息借以资收回贴子，乃取钱者寥寥，遂将借款转借生息，以备为典当各家取用，以致后持贴取钱者又无钱可付……
《津西毖记》是保甲局专人记载的日记，而这些收支款是支应结束时向有关当局（府道衙门）报请备案存查的节略，无疑数字是翔实的。这就说明万兴当和万顺当都是石氏四大门的公产，他个人仅占四分之一，也只应摊几千而已。至于他给李鸿章送礼一万，以后他得了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给洋人送铜炭塔及其他财物，可是他家得到了洋人给的通行证和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各地的当铺损失轻微，与长源杨家各地的当铺损失相比，他还是吃点小亏占了大便宜的。其他还有义和拳首领刘十九，在农历七月十七日到保甲局索枪一事，这枪是石元仕私藏，并未拿出给雇勇使用，与保甲局无关。《津西毖记》亦有记载。
民国初年，乡邻贾墨林记录了庚子之乱，写了一首诗歌《庚子烽烟引》，其中写道：“……中堂奉命下津来，乱后城摧马路开。官员轿马还原任，辕门叩谒尽举哀，中堂慰藉复有加，端茶送客多回衙。盛赞石绅支应好，阖境安然度岁华。一份厚礼万金封，石绅进谒执礼恭，温谕仁德多劳苦，今当保举荐九重。翌年圣诏出彤庭，尊美堂前喜气盈，步步金银关节路，赢得钦加四品卿，官绅狐貂本一丘，皆为互利始相酬，名利自古相连贯，尔自喜欢我民愁……”这首诗歌生动反映了借庚子之乱，石元仕办支应，讨好洋人，取悦朝廷，李鸿章受贿万金，为石元仕赞扬温谕、举荐、圣诏、钦加四品卿之实情。
石元仕是南皮张之万、张之洞的近支侄婿。当年石元俊能任工部郎中，张之万是礼部侍郎，兼署工部。石作桢之署理扬州知府，张之洞当时是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任军机大臣，请假回乡祭祖。石元仕获悉后，将房舍油饰一新，派人去北京联系疏通，准备请张路过时下船饮宴，以为门第增光。并提前筹备，在天津聚庆成、聚合成等大饭庄请来四名厨师，整治满汉全席。结果张之洞过杨柳青时，没有下船。另外，石家和天津的卞家、罗家、宋家、振德店黄家、土城刘家、李善人家、高台阶华家、河东冯家、八大祥的孟家，以及北洋军阀直隶省长曹锐等等，均有姻娅关系。
石元仕素来钦佩张锦文（海张五）的为人。张在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时，设立了支应局，为敌军采购粮食等给养。事平后，得清政府褒扬，赐赠一品封典，荫及三代。石元仕善于审时度势，认为当初清政府和英法两国开战，京津陷落，火烧了圆明园，而现在八国联合侵略中国，清政府如何抵抗得了？他认为这正是步张锦文后尘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和账房先生及门客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一致称赞。在旧历五月中旬，石元仕召集杨柳青的众乡绅在尊美堂客厅内商量。五月上旬有法国兵过境，在王家村枪杀儿童，引起义和拳聚众焚杀教民。石元仕首先发言，大意说：看样子天津战乱已不可避免，中外兵端既开，市面人心惶恐，御侮须防内患，辑乱宜安穷民。本人意见组织勇丁三百名，以平时生活困难者优先，由汛厅把总刘老爷（金彪）和靳家大场武举靳廷樑会同管带。并声明一切花费开销，暂由万兴公支应，只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此时在这里会面的乡绅有：举人刘学濂、刘文蔚、王兆泰、奎文阁、王炳奎（亲家董汇蕃代表前来）、贡生刘恩波、候选典籍周锦树、二门族侄孝廉方正石作瑗（石作琚代）。众人听说他的提议后，既保护了自己身家，本人又不必先出钱，就一致赞同。于是在旧历五月十八日成立了保甲局，局址就设在尊美堂账房内。又聘了几位年富力强，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做帮办供奔跑。此时侵略军的战舰日增，战况逐渐扩大。石元仕为取得官场的支持，就通过天津亲友到相近的官场去游说。见有成效，石元仕随即以杨柳青绅董名义发出了邀请信函，请天津的道、府、县和驻津办事处的各衙门及在津的高亲贵友之眷属，暂来杨柳青避难。
就在这个时候，石元仕又结交马玉昆统领。马是清政府由浙江调来与聂士成协同镇守天津的，马玉昆驻河北三条石与俄国侵略军作战，聂士成驻海光寺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石元仕每天派薄金堂和王春二人拿着石元仕的片子去天津到马、聂二统领处探听战况，每人每天赏给一吊制钱。当时杨柳青的绅仕、八大家等都到保甲局来听候消息。
六月十七日，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十八日，天津失守，马玉昆的军队退至北仓。天津城内大小官吏就大车小辆的纷纷逃进杨柳青镇。当地保甲局办事士绅在石元仕的指挥下，把镇上各家闲房与寺庙一律腾空收拾，并在后大道搭了很多席棚，接待天津难民。并每天每人供应一斤大饼，当时账房张任九以保甲局名义召集饮食业人员开会，要大家必须保证供给。对于天津逃来的大小官吏，大多安置在众乡绅豪华宅第居住，派有专人服侍。如天津道台方恭钊，就被安置在曹家胡同大粮商庆成号安西园家。家人仆妇，占了前边的一个四合院，每日还要去天津买上等进口烟土。只他一家一年支应即达万元。
天津失守后，八国联军也此来彼往，络绎不绝。今天征调船只，明天索要给养。再加保甲局每日用度，用款浩繁，开支甚巨。为此，石元仕除刻了一枚保甲局印章外，又用一块寿山石由爱竹斋王金甫刻制了篆体椭圆形“杨柳青支应局”图章一枚，就用这枚支应局章印发了四十多万两钱贴子（地方流通纸币），和天津都统衙门办事行文，也用这枚图章。因此杨柳青“四围炽烽烟，此境独清朗”。
石元仕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想尽一切办法，来结交都统衙门总文案丁甲立（美国人）。丁甲立从小在天津开机器窑，也是传教士，他对天津风俗习惯和语言都很熟悉。八国联军打下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时，他就担任了文案处的总文案。他有一个学生王厚斋（基督教徒），北京人。石元仕在万有酱园托人贿通了他，通过王厚斋的引见，和丁甲立见了一面，并从丁甲立手中领了很多张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和通行证。从此石元仕的名望更大起来。石元仕去天津有自己乘坐的轿车子，车上白幌子上写着“各国支应局车”，在天津各租界地通行无阻，人人让路，官兵敬礼。
保甲局告一段落之后，石元仕和地方几家地主陶世、新疆富商安文忠、周恒德、久连普及成兴于韩家、明盛周家、天锡堂石家、鼎兴张家等改组为全盛保甲局。召用当地游民三十余人，仍由武举靳廷樑管领。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驻段司员濮吉飚（法国人）即将卸任，就把库存步枪四十支及弹药等，给了全盛保甲局。这就是后来警察分署的前身。当时有一首民谣：“杨柳青杀气腾腾，无有金銮殿，有瓦房几层；无有真龙天子，有石元仕应承；无有人来保驾，有保甲局服从。”
石元仕与八国联军打通了交往，政治势力也要再爬高一步。杨柳青有个商人韩秀岩，他是庆善银号的经理，人极干练。石家外账房崔丹圃与韩有来往，交谊很深。韩秀岩的庆善银号和天津的一些官僚也有财务来往，他知道大沽口的海防同知熊寿篯常常通过庆善银号给李鸿章拨款使用。石元仕得知后，就叫崔丹圃拨出一万元，由熊寿篯进献给李鸿章。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时，李鸿章接见了一次石元仕，并对石元仕加以赞扬说：“仁德如先生，若皆如此力行，何致人民涂炭，国几不国。”意思是表扬石元仕在庚子之乱中，维持地方、效力洋人有功。
《辛丑条约》于七月签订，李鸿章九月病故。西太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十一月回到北京，检视各处奏章，看到津西一带未受损失。就问庆亲王是谁维持的，庆亲王拿出保举石元仕的奏章回答：“是杨柳青石元仕办的。”太后听了大为欢悦，传旨召见。
壬寅年（1902）四月，石元仕接到清朝政府通知，让他进京觐见。石元仕立即备齐各种物品，带了随行人员，有周碧山、邵以乡、刘紫波、董石笙、刘子淑等不下数十人，背着行囊包裹，赶往北京。到京后过了一两天，朝内觐见。慈禧太后见了石元仕，问他怎样维持的？花了多少钱？石元仕就添枝加叶地把如何用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时局的情况奏上，深蒙西太后嘉奖。事后，经军机处议定，此项开销拟请旨补赏。石元仕则坚决不要。于是又拟定给他一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送西太后御批传旨。
石元仕回到了杨柳青，从此更如虎添翼，名传遐迩，各地人们都知道杨柳青有个石元仕了。接着就被推举为天津议、董两会成员，一时成为津门的显赫人物。
庚子之乱办支应，石元仕得以加官受赏。不明真相者，都以为是真的花了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局面，保障一方，使居民免受祸害。于是给他送匾送伞，表扬他的功德，称之为“石善人”。可事实据《津西毖记》记载：石元仕以万兴公（石氏公产）名义捐款共二万数千吊，两个当铺捐款二万数千吊（其中有中兴当天津宫北街长源号杨氏产，万顺当石氏公产），在外地经商大户有白沟镇杜春稠、有新疆文丰泰之安文忠、同盛和之周恒德、永裕德之郑永清等凑五万余吊，官家拨款共银一千五百两，由津来杨柳青避难户的乡祠卞家、河东冯家等共捐一千数百两。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两年多，保甲局结束时，收支相抵尚亏款十万吊，此亏款统以保甲局发行之钱帖子暂时周转。又说结束时尚亏八九万吊，因向天津平市银行息借以资收回贴子，乃取钱者寥寥，遂将借款转借生息，以备为典当各家取用，以致后持贴取钱者又无钱可付……
《津西毖记》是保甲局专人记载的日记，而这些收支款是支应结束时向有关当局（府道衙门）报请备案存查的节略，无疑数字是翔实的。这就说明万兴当和万顺当都是石氏四大门的公产，他个人仅占四分之一，也只应摊几千而已。至于他给李鸿章送礼一万，以后他得了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给洋人送铜炭塔及其他财物，可是他家得到了洋人给的通行证和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各地的当铺损失轻微，与长源杨家各地的当铺损失相比，他还是吃点小亏占了大便宜的。其他还有义和拳首领刘十九，在农历七月十七日到保甲局索枪一事，这枪是石元仕私藏，并未拿出给雇勇使用，与保甲局无关。《津西毖记》亦有记载。
民国初年，乡邻贾墨林记录了庚子之乱，写了一首诗歌《庚子烽烟引》，其中写道：“……中堂奉命下津来，乱后城摧马路开。官员轿马还原任，辕门叩谒尽举哀，中堂慰藉复有加，端茶送客多回衙。盛赞石绅支应好，阖境安然度岁华。一份厚礼万金封，石绅进谒执礼恭，温谕仁德多劳苦，今当保举荐九重。翌年圣诏出彤庭，尊美堂前喜气盈，步步金银关节路，赢得钦加四品卿，官绅狐貂本一丘，皆为互利始相酬，名利自古相连贯，尔自喜欢我民愁……”这首诗歌生动反映了借庚子之乱，石元仕办支应，讨好洋人，取悦朝廷，李鸿章受贿万金，为石元仕赞扬温谕、举荐、圣诏、钦加四品卿之实情。
石元仕是南皮张之万、张之洞的近支侄婿。当年石元俊能任工部郎中，张之万是礼部侍郎，兼署工部。石作桢之署理扬州知府，张之洞当时是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任军机大臣，请假回乡祭祖。石元仕获悉后，将房舍油饰一新，派人去北京联系疏通，准备请张路过时下船饮宴，以为门第增光。并提前筹备，在天津聚庆成、聚合成等大饭庄请来四名厨师，整治满汉全席。结果张之洞过杨柳青时，没有下船。另外，石家和天津的卞家、罗家、宋家、振德店黄家、土城刘家、李善人家、高台阶华家、河东冯家、八大祥的孟家，以及北洋军阀直隶省长曹锐等等，均有姻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