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二 津西第一家
内容
石元仕（1849—1919），字次卿，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杨柳青石家大院的代表人物。1894年甲午战争时，在杨柳青镇首创地主团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倡议设立支应局，又成立保甲局，维护地方治安。清廷授给四品卿衔，赏戴花翎，并纳捐二品顶戴，湖北试用道。1906年清廷立宪诏下，自治议起，石元仕出任天津县议会议员及副议长，后又充任镇议会议长。曾倡办教育，出资办学校。
1．尊美堂的土地和当铺
当尊美堂由石元仕主持家务之后，除继续经营商业之外，又经营土地和当铺，并以后者为主要经济来源。石元仕拥有土地500余顷（也有说730多顷的），除本镇土地之外，静海、武清、文安、霸县、安次、固安等县均有他家的土地。这些土地通过外账房崔丹圃出租给各地的农民。出租方式为两种：一是按亩计租，直接收租钱。二是种分收，与耕者或对半、或四、六分成（给地主四成）。就这样有崔丹圃等催租讨债，每年石元仕可有四五万石粮食的租钱进家。镇西冯高庄就是石元仕的佃户村，全村连房带地都是石元仕的，该村也是到石元仕这一辈的坟茔所在地（石元俊即葬于此）。佃农给他家看坟地，但也须照付租价。
另有当铺六处，分布在各地，基本上是：哪里有他家的土地，哪里就有他家的当铺。如固安的万生当，信安镇的万福当、唐官屯的万吉当、胜芳的万聚当、杨柳青的万顺当（同族合资），永清还有一个当铺。这是只有赚没有赔的买卖。当铺利息，因市面的银根松紧，计息也不同。据《津门杂记》记载，清代光绪初年利息标准：绸布衣服、金银首饰，每当银一两，月息二分。羽纱呢绒、皮货每当银一两，月息三分，当银超过十两时，月息仍为二分。其他物品，月息均为三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月息一律为二分五厘，后又涨至二分八厘，一直维持到民国后抗战前。这利息的涨落，还要走一个官方批准的过场，以免群众的反抗。他们对典当物价估算，是以平值三分之一为最高当款，这样至期满十八个月不赎，变成死当处理时才更有利可图。
天津在清末为直隶总督、巡按使等大官僚的常驻地，一些候补官僚都麇集于此。这些官僚们各个日夜钻营，希望能提前任用。于是攒重金，送厚礼，千方百计运动主管上司。若一时点金乏术，巨款难筹，只好借债，以应急需。石元仕在天津北门外设有万源炉房（与三门天锡堂合资），原为各地拿来的银子成色、分量不一，在此熔铸成统一的元宝和银锭，同时经营钱号业务。还有美善成银号，这两家都经营贷款业务，同时为那些筹钱买官者提供便利。利率依用款之“急缓”而定，最低为月息三分。而那些官僚们，只要巨款到手，哪管利率高低，只待到任之后，再行横征暴敛，聚金还贷罢了。
2．交结官僚 审时度势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起义。坎字团首领张德成（河北省新城县人），率拳民由独流镇进驻疙瘩洼（今工农联盟农场北、距杨柳青镇八里）兵营，以函帖召石元仕来营问话。石元仕害怕，不敢去，乃选派天发德肉铺经理杜辑五冒名顶替。张德成问杜辑五：“杨柳青有没有二毛子（指基督教民），有没有拳民？”杜答：“没有二毛子，昨天刘老师（刘德胜，义和拳首领）正在准备设坛。”应付了一阵之后，待回到杨柳青，石元仕对杜辑五很感激，认为这个替身将来还可能要用，便给他一个官斗局局董的差使。之后杜便借机改营祥发号粉房、杂货店和种园田等，以此发家。后来张德成到天津之后，听人说，那天到兵营答话的是假石元仕，张德成甚为恼怒。这件事又传到石元仕耳朵里，他怕张德成不饶他，拟出资万元给义和拳助饷。正在这当儿，天津失守，便不了了之。
石元仕素来钦佩张锦文（海张五）的为人。张在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时，设立了支应局，为敌军采购粮食等给养。事平后，得清政府褒扬，赐赠一品封典，荫及三代。石元仕善于审时度势，认为当初清政府和英法两国开战，京津陷落，火烧了圆明园，而现在八国联合侵略中国，清政府如何抵抗得了？他认为这正是步张锦文后尘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和账房先生及门客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一致称赞。在旧历五月中旬，石元仕召集杨柳青的众乡绅在尊美堂客厅内商量。五月上旬有法国兵过境，在王家村枪杀儿童，引起义和拳聚众焚杀教民。石元仕首先发言，大意说：看样子天津战乱已不可避免，中外兵端既开，市面人心惶恐，御侮须防内患，辑乱宜安穷民。本人意见组织勇丁三百名，以平时生活困难者优先，由汛厅把总刘老爷（金彪）和靳家大场武举靳廷樑会同管带。并声明一切花费开销，暂由万兴公支应，只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此时在这里会面的乡绅有：举人刘学濂、刘文蔚、王兆泰、奎文阁、王炳奎（亲家董汇蕃代表前来）、贡生刘恩波、候选典籍周锦树、二门族侄孝廉方正石作瑗（石作琚代）。众人听说他的提议后，既保护了自己身家，本人又不必先出钱，就一致赞同。于是在旧历五月十八日成立了保甲局，局址就设在尊美堂账房内。又聘了几位年富力强，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做帮办供奔跑。此时侵略军的战舰日增，战况逐渐扩大。石元仕为取得官场的支持，就通过天津亲友到相近的官场去游说。见有成效，石元仕随即以杨柳青绅董名义发出了邀请信函，请天津的道、府、县和驻津办事处的各衙门及在津的高亲贵友之眷属，暂来杨柳青避难。
就在这个时候，石元仕又结交马玉昆统领。马是清政府由浙江调来与聂士成协同镇守天津的，马玉昆驻河北三条石与俄国侵略军作战，聂士成驻海光寺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石元仕每天派薄金堂和王春二人拿着石元仕的片子去天津到马、聂二统领处探听战况，每人每天赏给一吊制钱。当时杨柳青的绅仕、八大家等都到保甲局来听候消息。
六月十七日，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十八日，天津失守，马玉昆的军队退至北仓。天津城内大小官吏就大车小辆的纷纷逃进杨柳青镇。当地保甲局办事士绅在石元仕的指挥下，把镇上各家闲房与寺庙一律腾空收拾，并在后大道搭了很多席棚，接待天津难民。并每天每人供应一斤大饼，当时账房张任九以保甲局名义召集饮食业人员开会，要大家必须保证供给。对于天津逃来的大小官吏，大多安置在众乡绅豪华宅第居住，派有专人服侍。如天津道台方恭钊，就被安置在曹家胡同大粮商庆成号安西园家。家人仆妇，占了前边的一个四合院，每日还要去天津买上等进口烟土。只他一家一年支应即达万元。
天津失守后，八国联军也此来彼往，络绎不绝。今天征调船只，明天索要给养。再加保甲局每日用度，用款浩繁，开支甚巨。为此，石元仕除刻了一枚保甲局印章外，又用一块寿山石由爱竹斋王金甫刻制了篆体椭圆形“杨柳青支应局”图章一枚，就用这枚支应局章印发了四十多万两钱贴子（地方流通纸币），和天津都统衙门办事行文，也用这枚图章。因此杨柳青“四围炽烽烟，此境独清朗”。
石元仕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想尽一切办法，来结交都统衙门总文案丁甲立（美国人）。丁甲立从小在天津开机器窑，也是传教士，他对天津风俗习惯和语言都很熟悉。八国联军打下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时，他就担任了文案处的总文案。他有一个学生王厚斋（基督教徒），北京人。石元仕在万有酱园托人贿通了他，通过王厚斋的引见，和丁甲立见了一面，并从丁甲立手中领了很多张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和通行证。从此石元仕的名望更大起来。石元仕去天津有自己乘坐的轿车子，车上白幌子上写着“各国支应局车”，在天津各租界地通行无阻，人人让路，官兵敬礼。
保甲局告一段落之后，石元仕和地方几家地主陶世、新疆富商安文忠、周恒德、久连普及成兴于韩家、明盛周家、天锡堂石家、鼎兴张家等改组为全盛保甲局。召用当地游民三十余人，仍由武举靳廷樑管领。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驻段司员濮吉飚（法国人）即将卸任，就把库存步枪四十支及弹药等，给了全盛保甲局。这就是后来警察分署的前身。当时有一首民谣：“杨柳青杀气腾腾，无有金銮殿，有瓦房几层；无有真龙天子，有石元仕应承；无有人来保驾，有保甲局服从。”
石元仕与八国联军打通了交往，政治势力也要再爬高一步。杨柳青有个商人韩秀岩，他是庆善银号的经理，人极干练。石家外账房崔丹圃与韩有来往，交谊很深。韩秀岩的庆善银号和天津的一些官僚也有财务来往，他知道大沽口的海防同知熊寿篯常常通过庆善银号给李鸿章拨款使用。石元仕得知后，就叫崔丹圃拨出一万元，由熊寿篯进献给李鸿章。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时，李鸿章接见了一次石元仕，并对石元仕加以赞扬说：“仁德如先生，若皆如此力行，何致人民涂炭，国几不国。”意思是表扬石元仕在庚子之乱中，维持地方、效力洋人有功。
《辛丑条约》于七月签订，李鸿章九月病故。西太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十一月回到北京，检视各处奏章，看到津西一带未受损失。就问庆亲王是谁维持的，庆亲王拿出保举石元仕的奏章回答：“是杨柳青石元仕办的。”太后听了大为欢悦，传旨召见。
壬寅年（1902）四月，石元仕接到清朝政府通知，让他进京觐见。石元仕立即备齐各种物品，带了随行人员，有周碧山、邵以乡、刘紫波、董石笙、刘子淑等不下数十人，背着行囊包裹，赶往北京。到京后过了一两天，朝内觐见。慈禧太后见了石元仕，问他怎样维持的？花了多少钱？石元仕就添枝加叶地把如何用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时局的情况奏上，深蒙西太后嘉奖。事后，经军机处议定，此项开销拟请旨补赏。石元仕则坚决不要。于是又拟定给他一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送西太后御批传旨。
石元仕回到了杨柳青，从此更如虎添翼，名传遐迩，各地人们都知道杨柳青有个石元仕了。接着就被推举为天津议、董两会成员，一时成为津门的显赫人物。
庚子之乱办支应，石元仕得以加官受赏。不明真相者，都以为是真的花了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局面，保障一方，使居民免受祸害。于是给他送匾送伞，表扬他的功德，称之为“石善人”。可事实据《津西毖记》记载：石元仕以万兴公（石氏公产）名义捐款共二万数千吊，两个当铺捐款二万数千吊（其中有中兴当天津宫北街长源号杨氏产，万顺当石氏公产），在外地经商大户有白沟镇杜春稠、有新疆文丰泰之安文忠、同盛和之周恒德、永裕德之郑永清等凑五万余吊，官家拨款共银一千五百两，由津来杨柳青避难户的乡祠卞家、河东冯家等共捐一千数百两。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两年多，保甲局结束时，收支相抵尚亏款十万吊，此亏款统以保甲局发行之钱帖子暂时周转。又说结束时尚亏八九万吊，因向天津平市银行息借以资收回贴子，乃取钱者寥寥，遂将借款转借生息，以备为典当各家取用，以致后持贴取钱者又无钱可付……
《津西毖记》是保甲局专人记载的日记，而这些收支款是支应结束时向有关当局（府道衙门）报请备案存查的节略，无疑数字是翔实的。这就说明万兴当和万顺当都是石氏四大门的公产，他个人仅占四分之一，也只应摊几千而已。至于他给李鸿章送礼一万，以后他得了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给洋人送铜炭塔及其他财物，可是他家得到了洋人给的通行证和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各地的当铺损失轻微，与长源杨家各地的当铺损失相比，他还是吃点小亏占了大便宜的。其他还有义和拳首领刘十九，在农历七月十七日到保甲局索枪一事，这枪是石元仕私藏，并未拿出给雇勇使用，与保甲局无关。《津西毖记》亦有记载。
民国初年，乡邻贾墨林记录了庚子之乱，写了一首诗歌《庚子烽烟引》，其中写道：“……中堂奉命下津来，乱后城摧马路开。官员轿马还原任，辕门叩谒尽举哀，中堂慰藉复有加，端茶送客多回衙。盛赞石绅支应好，阖境安然度岁华。一份厚礼万金封，石绅进谒执礼恭，温谕仁德多劳苦，今当保举荐九重。翌年圣诏出彤庭，尊美堂前喜气盈，步步金银关节路，赢得钦加四品卿，官绅狐貂本一丘，皆为互利始相酬，名利自古相连贯，尔自喜欢我民愁……”这首诗歌生动反映了借庚子之乱，石元仕办支应，讨好洋人，取悦朝廷，李鸿章受贿万金，为石元仕赞扬温谕、举荐、圣诏、钦加四品卿之实情。
石元仕是南皮张之万、张之洞的近支侄婿。当年石元俊能任工部郎中，张之万是礼部侍郎，兼署工部。石作桢之署理扬州知府，张之洞当时是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任军机大臣，请假回乡祭祖。石元仕获悉后，将房舍油饰一新，派人去北京联系疏通，准备请张路过时下船饮宴，以为门第增光。并提前筹备，在天津聚庆成、聚合成等大饭庄请来四名厨师，整治满汉全席。结果张之洞过杨柳青时，没有下船。另外，石家和天津的卞家、罗家、宋家、振德店黄家、土城刘家、李善人家、高台阶华家、河东冯家、八大祥的孟家，以及北洋军阀直隶省长曹锐等等，均有姻娅关系。
3．借助洋人 保全自己
《津西毖记》中说：“他家有十余座当铺，那时德兵过信安、固安二处，皆有他家当铺。信安之当稍有遗失，尚无大扰，以有外人护照之故也，而固安之当，因护照尚未寄到，又疏于防范，抢掠几半，若非请外人之护照，则他家十余当，岂堪设想。”八国联军到了唐官屯，石元仕得知信息，当地百姓要抢万吉当。石元仕派薄金堂带着翻译，拿着石元仕的名片和信，连夜骑马赶到唐官屯，与外国人联系，不但没抢，反而把百姓的布口袋100多条扣留。
民国初年（1912），天津有一次兵变，即正月十四兵变。抢掠天津时候，消息传到杨柳青，人心惶惶，忐忑不安，石元仕更为胆战心惊，为保存生命财产，便借保卫全镇为名，假公济私，求助于日本领事馆。很快派来日军一个排，住在他的宅院中。门前设岗，气势汹汹，同时车站也住了一部分，日夜巡视。镇内镇外在日军强压下，得以相安无事。一时歌功颂德者大有人在，都赞扬他办了一件好事。可见石元仕八面玲珑、手眼通天之技了。
石元仕死后近20年，与日本的亲善关系仍然存在。1937年天津沦陷后，尊美堂长年空闲，日本军从未进驻。民国二十九年（1940），土匪看见冯高庄石元仕坟地里所种树木都已成材，打算全部锯倒拉走。冯高庄看管坟地的佃户李庆万忙去天津向主家报告。第三天有一辆卡车上载日本宪兵20余名在村口下来，到树林坐地吃了一顿野餐，临行说过几天还要来。土匪知道了，就再没敢动。
4．家藏文物的聚散
石元仕所有古玩、字画、金石、珠宝、瓷器、衣服用具，无一不精美绝伦，堪称珍品。而收藏之丰，又绝非一般地主豪绅所能比拟。其物品来源，有当初宝字辈四大门分家所得一部分，有历年当铺当死的珠宝、玉器、上等细毛皮货等自己选留，还有从上海、北京购来的各种陶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因本镇办支应，得以安全如常。有由天津逃难者携带细软中，因需钱而出手的，或有人抢掠而来的，还有贩卖的古玩商人从北京运来的各王府、官僚的珍贵物品，都聚集到这里。因正处非常时期，索价甚廉。有一个王揖斋，通县人，当年与账房崔丹圃很熟识，通过崔做了不少买卖。石元仕好存寿山石，对其中的田黄等石料不惜重金。王揖斋去了趟北京弄来不少，因知石元仕爱好，索价很高，没想到石元仕看了看说全不好。他拿出一串玉石葡萄，是一块天然多色纹理玉石，经艺师构思雕成，葡萄有的熟得发紫；有的半青半紫，初萌芽葡枝小叶色呈淡绿，大枝蔓大叶皆是深绿。如将这块玉石对好阳光，摆正位置，整串葡萄就像从葡萄园新摘下来的一样。只这一件就把王揖斋给镇住了。结果还是贬了大价钱，那些寿山石才勉强成交。在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做寿时，为了炫耀其富有，各屋各院摆满了珍宝古玩。当时名伶孙菊仙、龚云甫在演出之后，欣赏古玩时，对乾隆年间的一个桃花洞鼻烟壶很夸赞。石元仕就拿出慨然相赠，据说这鼻烟壶是三百银元从北京买来的。在清代，一块好石料重量价格超过了黄金。庚子年间，石元仕倡办“杨柳青保甲局、支应局”，当初印章都是用的上好石料。
1947年，国民党一五七师师部驻在尊美堂院内，有参谋郑维士，从石元仕当初卧室床几的抽匣里，摸出一块寿山石章。有三厘米见方印面，长约七厘米，石质明莹清澈，雕刻也是细朱文篆，当系与支应局章同出一人之手，印面“石元仕字次卿行十三”九个字。郑维士拿着这枚图章，到河沿街倪道一先生刻字铺里，要求把上面字迹磨平，改刻成他的名字。幸而经理在未磨平前，把这个字的篆文，留在他的印谱上，所以至今我们还能见到。
民国十二年（1923），石家迁往天津，只带走了珠宝翠钻和古玩陈设，大批的字画和较笨重物品，还存在院内各处。迁津后全家开支日增，收入财源日窄，仅六七年的时间，就依靠变卖家产添补度日了。首先卖掉了边远（文安洼）地区土地和市内的一些房地产，又维持了十多年。终至沦陷后期，经过家庭会议析产另炊了。分家时尚有这么多古玩珠宝，请来熟识的天兴德金店经理和曾在大罗天干过古玩铺的一位姓张的，把物件编号估价，按钱数搭配分成三份（以元字辈为标准），只剩下万有酱园和杨柳青旧宅因牵涉面广暂时没法分开。
日本投降后三年内战时期，杨柳青石家大院先后为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及其下属师级等大小司令部驻扎，他们把院内箱柜任意打开，取出所有藏品，放置他们的档案文件及其他军用器材。解放后，军管会在前大厅召集群众开会时，人们就看到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地上，堆放着旧账、木版古旧书刊和成捆的字画等，任其吸潮霉变。
5．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
石元仕的衣食住行，无不精细讲究。穿衣单、夹、皮、棉、纱皆有专人保管，一天三开箱。吃喝有专厨，早晨一小碗上等大洋官燕粥，就要花掉四十块大洋。厨房里堆满鸡、鸭、鱼、肉、海味、山珍。他没事时就在烟榻上构思琢磨，创造了一道菜，烟鬼王给他起了一个名子叫“水闷两鲜”，就是以鸡蛋为主料，佐以翅针、鲍鱼丝、笋尖丝上屉蒸熟。起初他叫家厨宋殿去做，做成后色香味均不满意。
后把烟鬼王找来，又叫他去做。烟鬼王深知石元仕的爱好口味，回到玉顺馆试制了两三次，终于做出了这一道名菜。石元仕很赞赏，赏了烟鬼王五块银元。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石家做客，吃了这道菜也赞不绝口。他详细了解了这道菜的制作程序，又把这个菜品介绍给天津侯家后的聚庆成，从此这道名菜在天津的高档菜馆也挂上了号。厨师每天请示菜谱，有很多独有的花样菜肴，伺候他和他的眷属。外边另有一个外厨房，就是本镇著名菜馆——玉顺馆酒席处。石元仕向该酒席处推荐了一名远近驰名的厨师王练（烟鬼王），王练出身厨行世家，技艺精湛，曾在美成德掌灶，也曾为恩绶堂家厨，后因有鸦片瘾误事，被辞退。但石氏族人对其烹调绝技，刻不忘怀。石元仕更对他称许备至，尤推崇他的刀工与烹制海味菜的火候。他的拿手菜“桂花鱼骨”，色泽嫩黄，鱼骨酥软，上口不腻，味道香醇。“扒海参”形体完整，入口而化。其他如“鸭爆鱼翅”，烧鱼烹虾，亦别具一格。石元仕凡宴会官亲僚友，和他自己用菜时，都有玉顺馆供应酒席，还必须令烟鬼王亲自上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石家的座上客，每月总要来几次，临行时还要装几样菜，放进小提盒。每次宴罢，除对烟鬼王加给赏钱外，常赐烟膏数两，供其过瘾。玉顺馆每年营业总额中，尊美堂占百分之七十五，因而获利颇丰。
6．石元仕的“乐善好施”
石元仕曾有“石善人”之称。他是石氏家族之长，对万兴公的公有财产有批准使用大权，是他多施惠、扬名声办法之一。
清光绪十七年（1891），地方上先旱后涝，颗粒未收，饥民抢石家柴场以御寒。石元仕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拨款两万串赈放棉衣，开办施粥场，贫民赖以存活。为此盲艺人编成“抢柴场”快板书到处演唱颂扬。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运动失败，地方混乱。在新疆伊犁的各商号同乡凑了一笔钱，因汇兑不通，第二年才寄到支应局。但石元仕看不起，说：“若指这几个钱，杨柳青早就完了。”石元仕又拿出和以上相同的钱，到年终办了一次较大的赈济。
民国六年（1917）大水，年终又一次开赈，石元仕便发下话来，佃农受灾户三年不收租金。
从清代光绪中期，每遇冬季下大雪，必雇佣贫苦人清扫由杨柳青至天津的河道积雪，以利冰床通行，使劳动人民得以继续撑冰床渡杨柳青运河以南百姓送匾，现存于石家大院客，赚钱养家。别处远来路过的行人也得其便利，所以无不颂扬石元仕的德政，可谓有口皆碑。另外，石元仕热心于教育事业，在杨柳青兴办了天津第二私立中学、艺徒学校、杨柳青公立第一小学等几所学校。但是，后来也都停办了。
以上所述这些善施，可说是施惠多名声大投资小。因为这些钱，除免收三年佃租外，其余款皆是来自万兴公。万兴公是全族公产，他仅占四分之一，而他又弟兄三人，每一万串钱中只有他的八百余串，而落得个“乡贤”、“善人”的美名，可谓既开明又高明矣。
7．石元仕大做寿
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已七十岁了，本年又收进了
一笔旧日陈欠账目几万元，他高兴之余，决定大办一次寿辰。在七月份就向各处亲友发出了生日请柬。到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以前，在南北大客厅院内，用毡席搭好暖棚，张灯结彩，各个院落也都油饰一新，房间的围桌椅靠也换上有五福捧寿的绣片缎罩。为了炫耀其富，院里摆满了珍宝古玩。这些布置陈列，全是由账房先生张任九按照石元仕意旨指挥经办的。在寿辰之日，院中甬路、暖棚挂满了应征而来的寿屏、寿联，层层叠叠目不暇接。最使人注意的是南皮张家送来的硬木牙雕做托、中嵌万年红甩金宣纸、由早年张之万亲笔书写的大寿屏。寿堂设在前面的南大厅，很早石元仕就来到厅里接受族中小字辈的叩礼庆贺。其次是公议局众帮人员，请来的执事人员，账房先生以及僮仆人等，依次行礼祝寿。石元仕的子侄行礼后也侍立一旁，等待向亲友赔礼称谢，送往迎来。到早十点左右，天津的宾客陆续到达。这里应先提到的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在前一天就派出了两个保安中队，负责从西营门到杨柳青来往两条路线的贺客安全。自己又代邀请了戏剧名伶孙菊仙、陈德霖、余叔岩、裘桂仙及名票窦砚峰、王君直、鲍丹庭、吴象乾等来宅内戏楼演出。并在本镇久家场院搭了一座临时戏台，代请了高福安戏班来镇演出，以招待乡邻。来宾有石家在天津的亲友、天津八大家、大盐商和外县的地主、财阀，还有当时师长曹英、直隶省长曹锐及其眷属人等不下数百人。本镇上至乡绅巨贾，下至地保乞丐，早晚开席面近百桌。一天忙乱下来，石元仕的家族和执事人等，各个精疲力竭，石元仕也几天恢复不起来。但还有一件事情必须他自己去做，就是去北京酬客问题。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石元仕带领子侄二人和原保甲局乡绅等十余人去了北京。第二日石元仕拜了一天客，就在一个大饭庄里订了四桌外加两件烧烤的燕翅席，写了知单请柬，由饭庄派人分去投递。其中有几位亲戚故交，还有十多位是当初庚子来杨柳青避难的天津官僚。这些官僚民国后有的以老自居，自命清高，悠悠岁月；有的摇身一变，又成了北洋新贵。因为他们的志趣不同，也就有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成见。所以石元仕从四点等到八点，虽然都签了知字却没有到来，有几家却派来了账房或管家作为代表。结果四桌饭菜连三桌都没有到齐，只好开饭边吃边等了。等菜上到海参一味，石元仕嫌海参蹦盘，一再叫回锅加热，结果还是不满意。完事后送走客人，石元仕去厕所小解，听得窗外两个堂倌正在奚落他，说他是土包子，没吃过海参，可能是总吃折箩菜里的碎块吃惯了等等。石元仕正因客人不齐而烦恼，听了这些话更是心气难平，又不能发作，把剩的一桌菜叫饭庄派人挑往一个族侄在京的寓所，结账后第二日就回来了。回来后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心里很郁闷。窦砚峰是天津办盐务的纲总，也是天津名票之一，此次由杨以德邀请与名伶裘桂仙、陈德霖在堂会上合演了一出《二进宫》。因他鸦片瘾很大，这次和两位老伶工搭配在一起，唱起来自然很吃力。那时唱戏是可以饮场的，如果中途吃一个烟泡下去，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了。他抗着瘾坚持把戏演完，到下场门时忽然踉跄地折了下去，幸有人把他接住，坐在椅子上就昏迷了，大家赶紧拿来烟枪，一口一口地喷他，约二十多分钟才清醒过来。当晚杨以德用汽车陪送到家，从此卧床不起，转年正月元宵节后就去世了。对此石元仕深感内疚，在灵前痛哭一场。到家就觉得脊背不适，渐渐地得了搭背疽，请医诊治，说是摄食厚味过多，毒热内蕴，治以清热解毒。三月后，疽疮平复，但虚弱已极，未久也就去世了。
8．石元仕的大出丧
石元仕民国七年大做寿，接着民国八年（1919）病故，就又来了个大出丧。治丧会以王君直为大总管，华世奎写木主，点主官请了清代末科状元@，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祭门祭杠。除宴请了天津各大庙宇的僧、道、尼，按“七”做佛事超度亡魂外，并在出殡时列入仪仗队伍。还特定从北京杠房请了由一百零八人抬的“大独龙杠”，使出殡的仪仗队伍，排满了三里长街，沿途亲友搭设的路祭棚有十几座。浩浩荡荡的队伍，极尽封建时代的“哀荣”，有胜于迎神赛会之景况。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与四月庙会一样家喻户晓，轰动一时。所以在石氏大出丧之日，全镇居民接亲请友前来参观者颇不乏人，一时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途为之塞。唯见万头攒动，犹如风吹麦浪此起彼伏之势。因石家坟地在冯高庄，棺木需要过河，故在中渡口搭设了临时浮桥一座，这天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停止通行了一个大白天。
按照我国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传统意识，就是要满足死者的“阴间享受”，做到活着有什么，死了也该有什么。石家邀集了全镇几十名扎彩糊裱工匠，制作了各种扎彩。如守门狮子、开路转鬼、四大天王、鹤童虎判、四走四飞、文武执事、官轿车马、部队马队、舞台戏剧、男女佣俑、一切古玩陈设、各种生活用具等等，都是按石元仕生前所爱之物仿制而成的。这些东西不完全是苇扎纸糊，为了像真的，把绫罗绸缎、呢绒布匹全派上用场。尤其是扎的那座大舞台，仿刘鸿升拿手好戏“斩黄袍”，赵匡胤与太监所穿的戏装，都是戏衣店内买来的。
在“五七”时，又从天津市内请来扎匠，在冯高庄四十亩坟地里，以苇席、布、木条、油漆等，扎制一所四合院的“阴宅”，四合院的门窗都能开动，真人全能出入，这些东西到殡后全部付之一炬。
9．为避战乱移居天津
石元仕死后，根据当年石元俊“兄终弟及”的遗言，本应为石元杰继续管业，奈石元杰早死，就按照石元仕指令由石元杰长子石作蕃管业。这时家业已大不如前，而且其他之各大门，均已先行败落，很多没落户，以万兴公作为目标，或经手挪用，或接洽借款。石作蕃初接管事，难以应付，于是合族商议改选长门之敦厚堂石凤文为族长，接办万兴公事。民国九年（1919）末，双方正式移交清楚。
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紧接着是直皖战争，又直奉战争，继而曹锟贿选总统，直系内部四分五裂，奉皖联盟，冯玉祥倒戈。杨柳青又遭受特大水灾。之后，石元仕夫人相继去世。1925年石元杰夫人及尊美堂作字辈，鉴于时局动荡，听从亲友建议合家迁往天津定居。到天津之后住上楼房，原来家具陈设，尺寸款式，都不相协调，因而都重新购买。在杨柳青各房中的家具、床帐、地毯，甚至连被褥以及陈设等，一动也不动地封存起来。以后每年石元杰夫人及儿子石作蕃、孙子石承运等人还常来杨柳青家中看看，住一两天，或找些需要而又买不到的物品拿走。
账房先生张任九在石家管账近四十年，手底下也有了几十万元的家私。且年事已高，就辞去了职务和一个小老婆在镇上建隆胡同定居了。每年去东家拜拜年，以示不忘旧恩。当然，杨柳青的房子、土地，还需雇人看管。接张任九职务的是赵乃棠。起先他是外账房崔丹圃的副手，就在石家迁移天津后，崔丹圃病故，赵就成为主账房。他一人主管尊美堂房院和田园土地，把每年收的佃租，除去地方税收摊派和工资管理维修等费用，在十月和十二月两次去天津向石家报账。
石家迁入天津后，挑费并没有减轻，每年用于各种排场开支，特别各地的乡绅，姻亲贵友，三节两寿，婚丧嫁娶，应酬频繁。更有族中一些没落户，虽然万兴公已有敦厚堂石凤文管理，依然还是习惯地去依附生活。如聿修堂石斑文夫妇死后，两个儿子石毓铸、石毓镛生活无着，就住在那里。平时靠帮的，借钱的，络绎不绝。特别是一到年终，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日寇入侵杨柳青，地方上成立了镇公所，每年对他家的摊派款，是第一流的。而四外的土地，一部分属游击区或解放区；另一部分农民逃亡，土地荒芜了没人种，因而收入还不足开支的百分之五十。这时的尊美堂早就靠卖掉古玩细软，填补生活亏空了。
尊美堂迁走前后，原护院镖师共四人，宋、王、薄都陆续辞退，只留了一个张金富。张将前后大门全封闭，自己住在西大墙小甬路一间小屋里。在小屋南边，就是通往塘子胡同的小门，人们进、出全走这里。住在这里的还有账房赵乃棠、杂役张惠林，他是当初石元仕的长随，也留在这里看守。张金富每天早晚在前后转一圈，很守职尽责，沦陷期间病死。
这里还应提到石椿年，在沦陷期间，他在第六保当副保长，尊美堂也属六保范围。他看赵乃棠家中摆设的家具和一切生活用品，特别是一对福建大漆描花箱子，联想到这都是尊美堂的东西，也引起他的侵占欲，他也公开地进入院内搜寻。当时张金富已死，他只通过赵乃棠，说保公所或镇公所借用。后来他竟拧门撬锁，趁赵乃棠不在跟前，将各房中值钱的物品集在一起，勾结尊美堂附近的一个邻居，夜间运出。以后赵乃棠发现了，向天津石家做了报告。在那种混乱时期，尊美堂也无可奈何。这样赵乃棠也趁火打劫，实行了大搬运，这就使尊美堂的家道更加衰落了。杨柳青对他家的地方摊派，依然是有增无减，故只好负债抵补。杨柳青庆生号（黑银号）成了大债权主，不得已将尊美堂部分宅院，折抵欠款，卖给了庆生经理安家。但安家还没有来得及迁入居住，杨柳青就解放了。
注：本文摘选自《津西古今采珍》中于焕文、王鸿逵编写的《杨柳青石氏家族兴衰录》一文，并根据采访石氏后代进行删改，加以补充。
1．尊美堂的土地和当铺
当尊美堂由石元仕主持家务之后，除继续经营商业之外，又经营土地和当铺，并以后者为主要经济来源。石元仕拥有土地500余顷（也有说730多顷的），除本镇土地之外，静海、武清、文安、霸县、安次、固安等县均有他家的土地。这些土地通过外账房崔丹圃出租给各地的农民。出租方式为两种：一是按亩计租，直接收租钱。二是种分收，与耕者或对半、或四、六分成（给地主四成）。就这样有崔丹圃等催租讨债，每年石元仕可有四五万石粮食的租钱进家。镇西冯高庄就是石元仕的佃户村，全村连房带地都是石元仕的，该村也是到石元仕这一辈的坟茔所在地（石元俊即葬于此）。佃农给他家看坟地，但也须照付租价。
另有当铺六处，分布在各地，基本上是：哪里有他家的土地，哪里就有他家的当铺。如固安的万生当，信安镇的万福当、唐官屯的万吉当、胜芳的万聚当、杨柳青的万顺当（同族合资），永清还有一个当铺。这是只有赚没有赔的买卖。当铺利息，因市面的银根松紧，计息也不同。据《津门杂记》记载，清代光绪初年利息标准：绸布衣服、金银首饰，每当银一两，月息二分。羽纱呢绒、皮货每当银一两，月息三分，当银超过十两时，月息仍为二分。其他物品，月息均为三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月息一律为二分五厘，后又涨至二分八厘，一直维持到民国后抗战前。这利息的涨落，还要走一个官方批准的过场，以免群众的反抗。他们对典当物价估算，是以平值三分之一为最高当款，这样至期满十八个月不赎，变成死当处理时才更有利可图。
天津在清末为直隶总督、巡按使等大官僚的常驻地，一些候补官僚都麇集于此。这些官僚们各个日夜钻营，希望能提前任用。于是攒重金，送厚礼，千方百计运动主管上司。若一时点金乏术，巨款难筹，只好借债，以应急需。石元仕在天津北门外设有万源炉房（与三门天锡堂合资），原为各地拿来的银子成色、分量不一，在此熔铸成统一的元宝和银锭，同时经营钱号业务。还有美善成银号，这两家都经营贷款业务，同时为那些筹钱买官者提供便利。利率依用款之“急缓”而定，最低为月息三分。而那些官僚们，只要巨款到手，哪管利率高低，只待到任之后，再行横征暴敛，聚金还贷罢了。
2．交结官僚 审时度势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起义。坎字团首领张德成（河北省新城县人），率拳民由独流镇进驻疙瘩洼（今工农联盟农场北、距杨柳青镇八里）兵营，以函帖召石元仕来营问话。石元仕害怕，不敢去，乃选派天发德肉铺经理杜辑五冒名顶替。张德成问杜辑五：“杨柳青有没有二毛子（指基督教民），有没有拳民？”杜答：“没有二毛子，昨天刘老师（刘德胜，义和拳首领）正在准备设坛。”应付了一阵之后，待回到杨柳青，石元仕对杜辑五很感激，认为这个替身将来还可能要用，便给他一个官斗局局董的差使。之后杜便借机改营祥发号粉房、杂货店和种园田等，以此发家。后来张德成到天津之后，听人说，那天到兵营答话的是假石元仕，张德成甚为恼怒。这件事又传到石元仕耳朵里，他怕张德成不饶他，拟出资万元给义和拳助饷。正在这当儿，天津失守，便不了了之。
石元仕素来钦佩张锦文（海张五）的为人。张在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时，设立了支应局，为敌军采购粮食等给养。事平后，得清政府褒扬，赐赠一品封典，荫及三代。石元仕善于审时度势，认为当初清政府和英法两国开战，京津陷落，火烧了圆明园，而现在八国联合侵略中国，清政府如何抵抗得了？他认为这正是步张锦文后尘的大好时机。于是就和账房先生及门客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一致称赞。在旧历五月中旬，石元仕召集杨柳青的众乡绅在尊美堂客厅内商量。五月上旬有法国兵过境，在王家村枪杀儿童，引起义和拳聚众焚杀教民。石元仕首先发言，大意说：看样子天津战乱已不可避免，中外兵端既开，市面人心惶恐，御侮须防内患，辑乱宜安穷民。本人意见组织勇丁三百名，以平时生活困难者优先，由汛厅把总刘老爷（金彪）和靳家大场武举靳廷樑会同管带。并声明一切花费开销，暂由万兴公支应，只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此时在这里会面的乡绅有：举人刘学濂、刘文蔚、王兆泰、奎文阁、王炳奎（亲家董汇蕃代表前来）、贡生刘恩波、候选典籍周锦树、二门族侄孝廉方正石作瑗（石作琚代）。众人听说他的提议后，既保护了自己身家，本人又不必先出钱，就一致赞同。于是在旧历五月十八日成立了保甲局，局址就设在尊美堂账房内。又聘了几位年富力强，知名度较高的人士做帮办供奔跑。此时侵略军的战舰日增，战况逐渐扩大。石元仕为取得官场的支持，就通过天津亲友到相近的官场去游说。见有成效，石元仕随即以杨柳青绅董名义发出了邀请信函，请天津的道、府、县和驻津办事处的各衙门及在津的高亲贵友之眷属，暂来杨柳青避难。
就在这个时候，石元仕又结交马玉昆统领。马是清政府由浙江调来与聂士成协同镇守天津的，马玉昆驻河北三条石与俄国侵略军作战，聂士成驻海光寺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石元仕每天派薄金堂和王春二人拿着石元仕的片子去天津到马、聂二统领处探听战况，每人每天赏给一吊制钱。当时杨柳青的绅仕、八大家等都到保甲局来听候消息。
六月十七日，聂士成在八里台阵亡。十八日，天津失守，马玉昆的军队退至北仓。天津城内大小官吏就大车小辆的纷纷逃进杨柳青镇。当地保甲局办事士绅在石元仕的指挥下，把镇上各家闲房与寺庙一律腾空收拾，并在后大道搭了很多席棚，接待天津难民。并每天每人供应一斤大饼，当时账房张任九以保甲局名义召集饮食业人员开会，要大家必须保证供给。对于天津逃来的大小官吏，大多安置在众乡绅豪华宅第居住，派有专人服侍。如天津道台方恭钊，就被安置在曹家胡同大粮商庆成号安西园家。家人仆妇，占了前边的一个四合院，每日还要去天津买上等进口烟土。只他一家一年支应即达万元。
天津失守后，八国联军也此来彼往，络绎不绝。今天征调船只，明天索要给养。再加保甲局每日用度，用款浩繁，开支甚巨。为此，石元仕除刻了一枚保甲局印章外，又用一块寿山石由爱竹斋王金甫刻制了篆体椭圆形“杨柳青支应局”图章一枚，就用这枚支应局章印发了四十多万两钱贴子（地方流通纸币），和天津都统衙门办事行文，也用这枚图章。因此杨柳青“四围炽烽烟，此境独清朗”。
石元仕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想尽一切办法，来结交都统衙门总文案丁甲立（美国人）。丁甲立从小在天津开机器窑，也是传教士，他对天津风俗习惯和语言都很熟悉。八国联军打下天津成立都统衙门时，他就担任了文案处的总文案。他有一个学生王厚斋（基督教徒），北京人。石元仕在万有酱园托人贿通了他，通过王厚斋的引见，和丁甲立见了一面，并从丁甲立手中领了很多张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和通行证。从此石元仕的名望更大起来。石元仕去天津有自己乘坐的轿车子，车上白幌子上写着“各国支应局车”，在天津各租界地通行无阻，人人让路，官兵敬礼。
保甲局告一段落之后，石元仕和地方几家地主陶世、新疆富商安文忠、周恒德、久连普及成兴于韩家、明盛周家、天锡堂石家、鼎兴张家等改组为全盛保甲局。召用当地游民三十余人，仍由武举靳廷樑管领。此时《辛丑条约》已经签订，驻段司员濮吉飚（法国人）即将卸任，就把库存步枪四十支及弹药等，给了全盛保甲局。这就是后来警察分署的前身。当时有一首民谣：“杨柳青杀气腾腾，无有金銮殿，有瓦房几层；无有真龙天子，有石元仕应承；无有人来保驾，有保甲局服从。”
石元仕与八国联军打通了交往，政治势力也要再爬高一步。杨柳青有个商人韩秀岩，他是庆善银号的经理，人极干练。石家外账房崔丹圃与韩有来往，交谊很深。韩秀岩的庆善银号和天津的一些官僚也有财务来往，他知道大沽口的海防同知熊寿篯常常通过庆善银号给李鸿章拨款使用。石元仕得知后，就叫崔丹圃拨出一万元，由熊寿篯进献给李鸿章。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时，李鸿章接见了一次石元仕，并对石元仕加以赞扬说：“仁德如先生，若皆如此力行，何致人民涂炭，国几不国。”意思是表扬石元仕在庚子之乱中，维持地方、效力洋人有功。
《辛丑条约》于七月签订，李鸿章九月病故。西太后慈禧与光绪皇帝十一月回到北京，检视各处奏章，看到津西一带未受损失。就问庆亲王是谁维持的，庆亲王拿出保举石元仕的奏章回答：“是杨柳青石元仕办的。”太后听了大为欢悦，传旨召见。
壬寅年（1902）四月，石元仕接到清朝政府通知，让他进京觐见。石元仕立即备齐各种物品，带了随行人员，有周碧山、邵以乡、刘紫波、董石笙、刘子淑等不下数十人，背着行囊包裹，赶往北京。到京后过了一两天，朝内觐见。慈禧太后见了石元仕，问他怎样维持的？花了多少钱？石元仕就添枝加叶地把如何用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时局的情况奏上，深蒙西太后嘉奖。事后，经军机处议定，此项开销拟请旨补赏。石元仕则坚决不要。于是又拟定给他一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送西太后御批传旨。
石元仕回到了杨柳青，从此更如虎添翼，名传遐迩，各地人们都知道杨柳青有个石元仕了。接着就被推举为天津议、董两会成员，一时成为津门的显赫人物。
庚子之乱办支应，石元仕得以加官受赏。不明真相者，都以为是真的花了四十八万两银子支应局面，保障一方，使居民免受祸害。于是给他送匾送伞，表扬他的功德，称之为“石善人”。可事实据《津西毖记》记载：石元仕以万兴公（石氏公产）名义捐款共二万数千吊，两个当铺捐款二万数千吊（其中有中兴当天津宫北街长源号杨氏产，万顺当石氏公产），在外地经商大户有白沟镇杜春稠、有新疆文丰泰之安文忠、同盛和之周恒德、永裕德之郑永清等凑五万余吊，官家拨款共银一千五百两，由津来杨柳青避难户的乡祠卞家、河东冯家等共捐一千数百两。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两年多，保甲局结束时，收支相抵尚亏款十万吊，此亏款统以保甲局发行之钱帖子暂时周转。又说结束时尚亏八九万吊，因向天津平市银行息借以资收回贴子，乃取钱者寥寥，遂将借款转借生息，以备为典当各家取用，以致后持贴取钱者又无钱可付……
《津西毖记》是保甲局专人记载的日记，而这些收支款是支应结束时向有关当局（府道衙门）报请备案存查的节略，无疑数字是翔实的。这就说明万兴当和万顺当都是石氏四大门的公产，他个人仅占四分之一，也只应摊几千而已。至于他给李鸿章送礼一万，以后他得了个四品卿湖北试用道，给洋人送铜炭塔及其他财物，可是他家得到了洋人给的通行证和保护“善良”绅士财产的布告。各地的当铺损失轻微，与长源杨家各地的当铺损失相比，他还是吃点小亏占了大便宜的。其他还有义和拳首领刘十九，在农历七月十七日到保甲局索枪一事，这枪是石元仕私藏，并未拿出给雇勇使用，与保甲局无关。《津西毖记》亦有记载。
民国初年，乡邻贾墨林记录了庚子之乱，写了一首诗歌《庚子烽烟引》，其中写道：“……中堂奉命下津来，乱后城摧马路开。官员轿马还原任，辕门叩谒尽举哀，中堂慰藉复有加，端茶送客多回衙。盛赞石绅支应好，阖境安然度岁华。一份厚礼万金封，石绅进谒执礼恭，温谕仁德多劳苦，今当保举荐九重。翌年圣诏出彤庭，尊美堂前喜气盈，步步金银关节路，赢得钦加四品卿，官绅狐貂本一丘，皆为互利始相酬，名利自古相连贯，尔自喜欢我民愁……”这首诗歌生动反映了借庚子之乱，石元仕办支应，讨好洋人，取悦朝廷，李鸿章受贿万金，为石元仕赞扬温谕、举荐、圣诏、钦加四品卿之实情。
石元仕是南皮张之万、张之洞的近支侄婿。当年石元俊能任工部郎中，张之万是礼部侍郎，兼署工部。石作桢之署理扬州知府，张之洞当时是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任军机大臣，请假回乡祭祖。石元仕获悉后，将房舍油饰一新，派人去北京联系疏通，准备请张路过时下船饮宴，以为门第增光。并提前筹备，在天津聚庆成、聚合成等大饭庄请来四名厨师，整治满汉全席。结果张之洞过杨柳青时，没有下船。另外，石家和天津的卞家、罗家、宋家、振德店黄家、土城刘家、李善人家、高台阶华家、河东冯家、八大祥的孟家，以及北洋军阀直隶省长曹锐等等，均有姻娅关系。
3．借助洋人 保全自己
《津西毖记》中说：“他家有十余座当铺，那时德兵过信安、固安二处，皆有他家当铺。信安之当稍有遗失，尚无大扰，以有外人护照之故也，而固安之当，因护照尚未寄到，又疏于防范，抢掠几半，若非请外人之护照，则他家十余当，岂堪设想。”八国联军到了唐官屯，石元仕得知信息，当地百姓要抢万吉当。石元仕派薄金堂带着翻译，拿着石元仕的名片和信，连夜骑马赶到唐官屯，与外国人联系，不但没抢，反而把百姓的布口袋100多条扣留。
民国初年（1912），天津有一次兵变，即正月十四兵变。抢掠天津时候，消息传到杨柳青，人心惶惶，忐忑不安，石元仕更为胆战心惊，为保存生命财产，便借保卫全镇为名，假公济私，求助于日本领事馆。很快派来日军一个排，住在他的宅院中。门前设岗，气势汹汹，同时车站也住了一部分，日夜巡视。镇内镇外在日军强压下，得以相安无事。一时歌功颂德者大有人在，都赞扬他办了一件好事。可见石元仕八面玲珑、手眼通天之技了。
石元仕死后近20年，与日本的亲善关系仍然存在。1937年天津沦陷后，尊美堂长年空闲，日本军从未进驻。民国二十九年（1940），土匪看见冯高庄石元仕坟地里所种树木都已成材，打算全部锯倒拉走。冯高庄看管坟地的佃户李庆万忙去天津向主家报告。第三天有一辆卡车上载日本宪兵20余名在村口下来，到树林坐地吃了一顿野餐，临行说过几天还要来。土匪知道了，就再没敢动。
4．家藏文物的聚散
石元仕所有古玩、字画、金石、珠宝、瓷器、衣服用具，无一不精美绝伦，堪称珍品。而收藏之丰，又绝非一般地主豪绅所能比拟。其物品来源，有当初宝字辈四大门分家所得一部分，有历年当铺当死的珠宝、玉器、上等细毛皮货等自己选留，还有从上海、北京购来的各种陶瓷。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之后，因本镇办支应，得以安全如常。有由天津逃难者携带细软中，因需钱而出手的，或有人抢掠而来的，还有贩卖的古玩商人从北京运来的各王府、官僚的珍贵物品，都聚集到这里。因正处非常时期，索价甚廉。有一个王揖斋，通县人，当年与账房崔丹圃很熟识，通过崔做了不少买卖。石元仕好存寿山石，对其中的田黄等石料不惜重金。王揖斋去了趟北京弄来不少，因知石元仕爱好，索价很高，没想到石元仕看了看说全不好。他拿出一串玉石葡萄，是一块天然多色纹理玉石，经艺师构思雕成，葡萄有的熟得发紫；有的半青半紫，初萌芽葡枝小叶色呈淡绿，大枝蔓大叶皆是深绿。如将这块玉石对好阳光，摆正位置，整串葡萄就像从葡萄园新摘下来的一样。只这一件就把王揖斋给镇住了。结果还是贬了大价钱，那些寿山石才勉强成交。在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做寿时，为了炫耀其富有，各屋各院摆满了珍宝古玩。当时名伶孙菊仙、龚云甫在演出之后，欣赏古玩时，对乾隆年间的一个桃花洞鼻烟壶很夸赞。石元仕就拿出慨然相赠，据说这鼻烟壶是三百银元从北京买来的。在清代，一块好石料重量价格超过了黄金。庚子年间，石元仕倡办“杨柳青保甲局、支应局”，当初印章都是用的上好石料。
1947年，国民党一五七师师部驻在尊美堂院内，有参谋郑维士，从石元仕当初卧室床几的抽匣里，摸出一块寿山石章。有三厘米见方印面，长约七厘米，石质明莹清澈，雕刻也是细朱文篆，当系与支应局章同出一人之手，印面“石元仕字次卿行十三”九个字。郑维士拿着这枚图章，到河沿街倪道一先生刻字铺里，要求把上面字迹磨平，改刻成他的名字。幸而经理在未磨平前，把这个字的篆文，留在他的印谱上，所以至今我们还能见到。
民国十二年（1923），石家迁往天津，只带走了珠宝翠钻和古玩陈设，大批的字画和较笨重物品，还存在院内各处。迁津后全家开支日增，收入财源日窄，仅六七年的时间，就依靠变卖家产添补度日了。首先卖掉了边远（文安洼）地区土地和市内的一些房地产，又维持了十多年。终至沦陷后期，经过家庭会议析产另炊了。分家时尚有这么多古玩珠宝，请来熟识的天兴德金店经理和曾在大罗天干过古玩铺的一位姓张的，把物件编号估价，按钱数搭配分成三份（以元字辈为标准），只剩下万有酱园和杨柳青旧宅因牵涉面广暂时没法分开。
日本投降后三年内战时期，杨柳青石家大院先后为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六十二军及其下属师级等大小司令部驻扎，他们把院内箱柜任意打开，取出所有藏品，放置他们的档案文件及其他军用器材。解放后，军管会在前大厅召集群众开会时，人们就看到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地上，堆放着旧账、木版古旧书刊和成捆的字画等，任其吸潮霉变。
5．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
石元仕的衣食住行，无不精细讲究。穿衣单、夹、皮、棉、纱皆有专人保管，一天三开箱。吃喝有专厨，早晨一小碗上等大洋官燕粥，就要花掉四十块大洋。厨房里堆满鸡、鸭、鱼、肉、海味、山珍。他没事时就在烟榻上构思琢磨，创造了一道菜，烟鬼王给他起了一个名子叫“水闷两鲜”，就是以鸡蛋为主料，佐以翅针、鲍鱼丝、笋尖丝上屉蒸熟。起初他叫家厨宋殿去做，做成后色香味均不满意。
后把烟鬼王找来，又叫他去做。烟鬼王深知石元仕的爱好口味，回到玉顺馆试制了两三次，终于做出了这一道名菜。石元仕很赞赏，赏了烟鬼王五块银元。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石家做客，吃了这道菜也赞不绝口。他详细了解了这道菜的制作程序，又把这个菜品介绍给天津侯家后的聚庆成，从此这道名菜在天津的高档菜馆也挂上了号。厨师每天请示菜谱，有很多独有的花样菜肴，伺候他和他的眷属。外边另有一个外厨房，就是本镇著名菜馆——玉顺馆酒席处。石元仕向该酒席处推荐了一名远近驰名的厨师王练（烟鬼王），王练出身厨行世家，技艺精湛，曾在美成德掌灶，也曾为恩绶堂家厨，后因有鸦片瘾误事，被辞退。但石氏族人对其烹调绝技，刻不忘怀。石元仕更对他称许备至，尤推崇他的刀工与烹制海味菜的火候。他的拿手菜“桂花鱼骨”，色泽嫩黄，鱼骨酥软，上口不腻，味道香醇。“扒海参”形体完整，入口而化。其他如“鸭爆鱼翅”，烧鱼烹虾，亦别具一格。石元仕凡宴会官亲僚友，和他自己用菜时，都有玉顺馆供应酒席，还必须令烟鬼王亲自上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石家的座上客，每月总要来几次，临行时还要装几样菜，放进小提盒。每次宴罢，除对烟鬼王加给赏钱外，常赐烟膏数两，供其过瘾。玉顺馆每年营业总额中，尊美堂占百分之七十五，因而获利颇丰。
6．石元仕的“乐善好施”
石元仕曾有“石善人”之称。他是石氏家族之长，对万兴公的公有财产有批准使用大权，是他多施惠、扬名声办法之一。
清光绪十七年（1891），地方上先旱后涝，颗粒未收，饥民抢石家柴场以御寒。石元仕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拨款两万串赈放棉衣，开办施粥场，贫民赖以存活。为此盲艺人编成“抢柴场”快板书到处演唱颂扬。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运动失败，地方混乱。在新疆伊犁的各商号同乡凑了一笔钱，因汇兑不通，第二年才寄到支应局。但石元仕看不起，说：“若指这几个钱，杨柳青早就完了。”石元仕又拿出和以上相同的钱，到年终办了一次较大的赈济。
民国六年（1917）大水，年终又一次开赈，石元仕便发下话来，佃农受灾户三年不收租金。
从清代光绪中期，每遇冬季下大雪，必雇佣贫苦人清扫由杨柳青至天津的河道积雪，以利冰床通行，使劳动人民得以继续撑冰床渡杨柳青运河以南百姓送匾，现存于石家大院客，赚钱养家。别处远来路过的行人也得其便利，所以无不颂扬石元仕的德政，可谓有口皆碑。另外，石元仕热心于教育事业，在杨柳青兴办了天津第二私立中学、艺徒学校、杨柳青公立第一小学等几所学校。但是，后来也都停办了。
以上所述这些善施，可说是施惠多名声大投资小。因为这些钱，除免收三年佃租外，其余款皆是来自万兴公。万兴公是全族公产，他仅占四分之一，而他又弟兄三人，每一万串钱中只有他的八百余串，而落得个“乡贤”、“善人”的美名，可谓既开明又高明矣。
7．石元仕大做寿
民国七年（1918），石元仕已七十岁了，本年又收进了
一笔旧日陈欠账目几万元，他高兴之余，决定大办一次寿辰。在七月份就向各处亲友发出了生日请柬。到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以前，在南北大客厅院内，用毡席搭好暖棚，张灯结彩，各个院落也都油饰一新，房间的围桌椅靠也换上有五福捧寿的绣片缎罩。为了炫耀其富，院里摆满了珍宝古玩。这些布置陈列，全是由账房先生张任九按照石元仕意旨指挥经办的。在寿辰之日，院中甬路、暖棚挂满了应征而来的寿屏、寿联，层层叠叠目不暇接。最使人注意的是南皮张家送来的硬木牙雕做托、中嵌万年红甩金宣纸、由早年张之万亲笔书写的大寿屏。寿堂设在前面的南大厅，很早石元仕就来到厅里接受族中小字辈的叩礼庆贺。其次是公议局众帮人员，请来的执事人员，账房先生以及僮仆人等，依次行礼祝寿。石元仕的子侄行礼后也侍立一旁，等待向亲友赔礼称谢，送往迎来。到早十点左右，天津的宾客陆续到达。这里应先提到的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在前一天就派出了两个保安中队，负责从西营门到杨柳青来往两条路线的贺客安全。自己又代邀请了戏剧名伶孙菊仙、陈德霖、余叔岩、裘桂仙及名票窦砚峰、王君直、鲍丹庭、吴象乾等来宅内戏楼演出。并在本镇久家场院搭了一座临时戏台，代请了高福安戏班来镇演出，以招待乡邻。来宾有石家在天津的亲友、天津八大家、大盐商和外县的地主、财阀，还有当时师长曹英、直隶省长曹锐及其眷属人等不下数百人。本镇上至乡绅巨贾，下至地保乞丐，早晚开席面近百桌。一天忙乱下来，石元仕的家族和执事人等，各个精疲力竭，石元仕也几天恢复不起来。但还有一件事情必须他自己去做，就是去北京酬客问题。
农历十二月二十日，石元仕带领子侄二人和原保甲局乡绅等十余人去了北京。第二日石元仕拜了一天客，就在一个大饭庄里订了四桌外加两件烧烤的燕翅席，写了知单请柬，由饭庄派人分去投递。其中有几位亲戚故交，还有十多位是当初庚子来杨柳青避难的天津官僚。这些官僚民国后有的以老自居，自命清高，悠悠岁月；有的摇身一变，又成了北洋新贵。因为他们的志趣不同，也就有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成见。所以石元仕从四点等到八点，虽然都签了知字却没有到来，有几家却派来了账房或管家作为代表。结果四桌饭菜连三桌都没有到齐，只好开饭边吃边等了。等菜上到海参一味，石元仕嫌海参蹦盘，一再叫回锅加热，结果还是不满意。完事后送走客人，石元仕去厕所小解，听得窗外两个堂倌正在奚落他，说他是土包子，没吃过海参，可能是总吃折箩菜里的碎块吃惯了等等。石元仕正因客人不齐而烦恼，听了这些话更是心气难平，又不能发作，把剩的一桌菜叫饭庄派人挑往一个族侄在京的寓所，结账后第二日就回来了。回来后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心里很郁闷。窦砚峰是天津办盐务的纲总，也是天津名票之一，此次由杨以德邀请与名伶裘桂仙、陈德霖在堂会上合演了一出《二进宫》。因他鸦片瘾很大，这次和两位老伶工搭配在一起，唱起来自然很吃力。那时唱戏是可以饮场的，如果中途吃一个烟泡下去，这场灾难就可以避免了。他抗着瘾坚持把戏演完，到下场门时忽然踉跄地折了下去，幸有人把他接住，坐在椅子上就昏迷了，大家赶紧拿来烟枪，一口一口地喷他，约二十多分钟才清醒过来。当晚杨以德用汽车陪送到家，从此卧床不起，转年正月元宵节后就去世了。对此石元仕深感内疚，在灵前痛哭一场。到家就觉得脊背不适，渐渐地得了搭背疽，请医诊治，说是摄食厚味过多，毒热内蕴，治以清热解毒。三月后，疽疮平复，但虚弱已极，未久也就去世了。
8．石元仕的大出丧
石元仕民国七年大做寿，接着民国八年（1919）病故，就又来了个大出丧。治丧会以王君直为大总管，华世奎写木主，点主官请了清代末科状元@，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祭门祭杠。除宴请了天津各大庙宇的僧、道、尼，按“七”做佛事超度亡魂外，并在出殡时列入仪仗队伍。还特定从北京杠房请了由一百零八人抬的“大独龙杠”，使出殡的仪仗队伍，排满了三里长街，沿途亲友搭设的路祭棚有十几座。浩浩荡荡的队伍，极尽封建时代的“哀荣”，有胜于迎神赛会之景况。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与四月庙会一样家喻户晓，轰动一时。所以在石氏大出丧之日，全镇居民接亲请友前来参观者颇不乏人，一时万人空巷，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途为之塞。唯见万头攒动，犹如风吹麦浪此起彼伏之势。因石家坟地在冯高庄，棺木需要过河，故在中渡口搭设了临时浮桥一座，这天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停止通行了一个大白天。
按照我国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传统意识，就是要满足死者的“阴间享受”，做到活着有什么，死了也该有什么。石家邀集了全镇几十名扎彩糊裱工匠，制作了各种扎彩。如守门狮子、开路转鬼、四大天王、鹤童虎判、四走四飞、文武执事、官轿车马、部队马队、舞台戏剧、男女佣俑、一切古玩陈设、各种生活用具等等，都是按石元仕生前所爱之物仿制而成的。这些东西不完全是苇扎纸糊，为了像真的，把绫罗绸缎、呢绒布匹全派上用场。尤其是扎的那座大舞台，仿刘鸿升拿手好戏“斩黄袍”，赵匡胤与太监所穿的戏装，都是戏衣店内买来的。
在“五七”时，又从天津市内请来扎匠，在冯高庄四十亩坟地里，以苇席、布、木条、油漆等，扎制一所四合院的“阴宅”，四合院的门窗都能开动，真人全能出入，这些东西到殡后全部付之一炬。
9．为避战乱移居天津
石元仕死后，根据当年石元俊“兄终弟及”的遗言，本应为石元杰继续管业，奈石元杰早死，就按照石元仕指令由石元杰长子石作蕃管业。这时家业已大不如前，而且其他之各大门，均已先行败落，很多没落户，以万兴公作为目标，或经手挪用，或接洽借款。石作蕃初接管事，难以应付，于是合族商议改选长门之敦厚堂石凤文为族长，接办万兴公事。民国九年（1919）末，双方正式移交清楚。
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紧接着是直皖战争，又直奉战争，继而曹锟贿选总统，直系内部四分五裂，奉皖联盟，冯玉祥倒戈。杨柳青又遭受特大水灾。之后，石元仕夫人相继去世。1925年石元杰夫人及尊美堂作字辈，鉴于时局动荡，听从亲友建议合家迁往天津定居。到天津之后住上楼房，原来家具陈设，尺寸款式，都不相协调，因而都重新购买。在杨柳青各房中的家具、床帐、地毯，甚至连被褥以及陈设等，一动也不动地封存起来。以后每年石元杰夫人及儿子石作蕃、孙子石承运等人还常来杨柳青家中看看，住一两天，或找些需要而又买不到的物品拿走。
账房先生张任九在石家管账近四十年，手底下也有了几十万元的家私。且年事已高，就辞去了职务和一个小老婆在镇上建隆胡同定居了。每年去东家拜拜年，以示不忘旧恩。当然，杨柳青的房子、土地，还需雇人看管。接张任九职务的是赵乃棠。起先他是外账房崔丹圃的副手，就在石家迁移天津后，崔丹圃病故，赵就成为主账房。他一人主管尊美堂房院和田园土地，把每年收的佃租，除去地方税收摊派和工资管理维修等费用，在十月和十二月两次去天津向石家报账。
石家迁入天津后，挑费并没有减轻，每年用于各种排场开支，特别各地的乡绅，姻亲贵友，三节两寿，婚丧嫁娶，应酬频繁。更有族中一些没落户，虽然万兴公已有敦厚堂石凤文管理，依然还是习惯地去依附生活。如聿修堂石斑文夫妇死后，两个儿子石毓铸、石毓镛生活无着，就住在那里。平时靠帮的，借钱的，络绎不绝。特别是一到年终，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日寇入侵杨柳青，地方上成立了镇公所，每年对他家的摊派款，是第一流的。而四外的土地，一部分属游击区或解放区；另一部分农民逃亡，土地荒芜了没人种，因而收入还不足开支的百分之五十。这时的尊美堂早就靠卖掉古玩细软，填补生活亏空了。
尊美堂迁走前后，原护院镖师共四人，宋、王、薄都陆续辞退，只留了一个张金富。张将前后大门全封闭，自己住在西大墙小甬路一间小屋里。在小屋南边，就是通往塘子胡同的小门，人们进、出全走这里。住在这里的还有账房赵乃棠、杂役张惠林，他是当初石元仕的长随，也留在这里看守。张金富每天早晚在前后转一圈，很守职尽责，沦陷期间病死。
这里还应提到石椿年，在沦陷期间，他在第六保当副保长，尊美堂也属六保范围。他看赵乃棠家中摆设的家具和一切生活用品，特别是一对福建大漆描花箱子，联想到这都是尊美堂的东西，也引起他的侵占欲，他也公开地进入院内搜寻。当时张金富已死，他只通过赵乃棠，说保公所或镇公所借用。后来他竟拧门撬锁，趁赵乃棠不在跟前，将各房中值钱的物品集在一起，勾结尊美堂附近的一个邻居，夜间运出。以后赵乃棠发现了，向天津石家做了报告。在那种混乱时期，尊美堂也无可奈何。这样赵乃棠也趁火打劫，实行了大搬运，这就使尊美堂的家道更加衰落了。杨柳青对他家的地方摊派，依然是有增无减，故只好负债抵补。杨柳青庆生号（黑银号）成了大债权主，不得已将尊美堂部分宅院，折抵欠款，卖给了庆生经理安家。但安家还没有来得及迁入居住，杨柳青就解放了。
注：本文摘选自《津西古今采珍》中于焕文、王鸿逵编写的《杨柳青石氏家族兴衰录》一文，并根据采访石氏后代进行删改，加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