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内容
清道光三年（1823），遵照石献廷预先立下的遗嘱，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以及子孙们显示的勤堕，兄弟四人协议，分家另炊。将现银、土地、房屋、家具、典当等，除留出祭田公产一份，其余全部按四大门平均分配。分家后各门情况简述如下：
（1）长门福善堂
福善堂石宝善系石献廷次子，长子石宝福未婚早夭，因此石宝善起堂名为福善堂，暗示自己继承长门之意。石宝善共生七子，成人后辅佐其父经营土地与典当业，每年有所积累。石宝善原分得老宅一所，然生齿日繁，房不足应用，就先后在附近购买房基地，增建新宅。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后，石宝善年已老迈，挂完五世同堂匾额，就把元字辈兄弟七人又分为七小门，各起堂名分居析产。把老宅内西三所分给五子石元鼎，立名尚炯堂（后改树善堂）；东三所分给六子石元勋，立名久思堂（后改万发堂）；在久思堂北新建一所分给了四子石元第，立名元吉堂；中辟胡同路东南口建宅两所分给了七子石元度，立名裴元堂，所以以后人们称这条胡同为裴元堂胡同。在老宅对面路南本为四门尊美堂石宝珩旧宅，清同治年间尊美堂也因房基狭小，在河沿街购址另建，把老宅让予石宝善长子石元敬，立名敦厚堂，所以门前还挂有“大夫第”匾额（因尊美堂石元俊曾为工部郎中）；二子石元辉立名聿修堂，另在估衣街盖起宅院；三子石元兆立名衍庆堂，也在西当铺小胡同内盖起了三个小四合院，供他三个儿子居住。
自从石宝善在清嘉庆年间考中武举，其子孙全部以农商为业，七小门每家都有土地近百顷，然生息人口各门不等，子孙们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守业情况也就大不一样了。有的安分守己，如七小门的裴元堂；有的骄奢恣纵，如三小门的衍庆堂；有的狂吸鸦片、不问生产以致败落，如二小门的聿修堂；也有的人丁不旺，如六小门的久思堂。到清朝末年，大部分皆已衰落。民国后竟有的贫困不能自存，多依托就食于他族。到解放后只有七小门裴元堂石毓均（衡普）、石毓铎兄弟二人，在镇上土改时交出土地八十余顷。在北伐后（1928），参与地方活动或沦陷抗战干伪职者，多为石宝善第五代毓字辈人，如树善堂之石毓鋆（少波），在1929年任镇保卫团董，石毓珣在1944年任镇伪新民会主任。
敦厚堂之石毓琪（仲望）在1946年任《新报》编辑，又转入缅甸远征军208师（解放前夕更番号38军）师部任职，1947年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长春解放时，石仲望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天津解放前半年坚决辞职隐居。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被捕，羁押于东局子，后送西安学习，并分配工作。另外，还有衍庆堂的石棪年，解放前曾在石家庄一带当过“白脖”（汉奸便衣队），其兄石椿年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一贯游手好闲。在1952年他鼓励元吉堂石毓铨之妻戴氏与衍庆堂石少敏的女儿石某，出了一张当年长门与尊美堂处理歇业某当铺余款分配账单，写了状子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控告尊美堂依势剥削同族。虽然这是无理取闹，法院未必受理，但尊美堂知悉后，仍然托出人来私下了结，石椿年也假作和事佬，讹诈了2000元。他除了给两名妇女和另一男人每人300元外，自己独得1000元。到1959年，又将石氏家族坟茔盗掘一空（后面详述），最后疑神疑鬼地死去。
（2）二门正廉堂
二门正廉堂石宝庆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考中武进士后，就在后大街另建起与老住宅面积相同的六所大四合院。进门东西院落为大客厅，二道门内四所有书房、女客厅、住宅等，规模气派超过长门老宅。石宝庆生二子，长子石元春立名为恩绶堂，管理土地，当铺等产业。石元春生长子石作辑，立名为裕德堂；次子石作霖立名为怀德堂，均以守业为主，未考取功名。
石宝庆次子石元恺立名恩德堂，道光十九年（1839）考中武举人。元恺生四子，长子石作瑗（号香谷），立堂名为三德堂，光绪元年（1875），被县推举为“孝廉方正”，恩赐官阶六品；次子石作棫（采三），立名锡福堂，光绪五年（1879），考中文举，后在河南永宁、项城、守陵等县任知县十余年。故在宅内二道门上有了名书法家戴彬元写的“祖孙父子同登科甲”的金漆大横匾；三子石作枢立名润德堂，捐职未出仕；四子石作桢（蕴轩），立名承德堂，其妻为天津名宦之女，对石作桢不认真读书科考深为不满，说他是“空有银钱，并无一官半职，是个大白丁，将来孩子（指绍曾）长大，要想找我娘家这样门第做儿女亲家就不易了”。因此石作桢想尽一切办法钻营官职，先花钱买了一个监生，又花了10万两白银捐了一个候补知府，被分发江苏。恰巧与石家有姻娅关系的张之洞任了两江总督，他上下打点，没费什么力气就署理了一个扬州知府。扬州自古是盐、铁枢纽，江苏省的一等肥缺，只干了两年多，宦囊里就有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结果与天津在外多年做过藩台、甲午战争时被朝廷派在天津帮办团练的四大钦差之一、官封太子少保的张梦元做了儿女亲家。这样，儿子石绍曾既是知府的衙内，又做了地位显赫的大官僚的女婿。他为了迎接父亲将来衣锦还乡，打算在门外修盖一个大影壁，仗势强迫对面邻居开杂货店兼肉铺的刘一刀给价搬迁。刘一刀不服，一气之下成疯，每日持一小木鱼，在门前口诵佛经喃喃不止，因此遭到全院亲族埋怨。石绍曾内有亲族不满，外有疯汉纠缠，于是便另在猪市大街山西会馆对面重建知府宅第，将石氏公产万茂号旧址扩大，又强买了两所民房和元兴宋家铺产一部分，按照知府在封建时代的住宅标准，盖起了前厅后宅的两重大院，厅堂院舍的装饰及家具陈设都是花梨紫檀、上嵌大理石螺钿的。院外墙上有拴马用的如意石刻，大街上立有二尺多高的上马石。后来石绍曾也卖了十顷地捐了一个知县，只是尚未赴任就改换民国了。
在此之前，这六个堂名作字辈的后裔们，也因生齿日繁，早已不敷应用，各家都纷纷迁出，部分在大宅西面盖起了四个大院，大门均设在大寺胡同内，为润德、怀德、裕德、三德四个堂号所居用。这四所院落，尤以裕德堂房屋建筑精美绝伦（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遭严重破坏，其部分砖雕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只有石作棫和石作桢因人丁不旺，仍住正廉堂旧宅中。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这些平时游手好闲、终日以鸦片为伴的瘾士们，都逐渐败落了。
三德堂的石作瑗有四子，长子石绍先，次子石绍勤，三子石绍谦，四子石绍廉（博泉）。石博泉看到大家庭的家境日衰，预感前程不妙，将仅有的几间住房家具及部分土地卖掉，于民国四年（1915），夫妇二人携全家迁居北京。石博泉后来谋得了去东北工作的差事，方得供在北京生的儿子石毓溥、石毓澍二人上大学。博泉共生五子，长子石毓浔（石开），次子石毓溥，三子石毓涛（石挥），四子石毓澍，五子石毓澊。
长子石毓浔（石开），解放前任伪职，曾被捕判刑，释放后从事电影的编剧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我这一辈子》的编剧，笔名杨柳青，并获得成功。
次子石毓溥，自幼过继给怀德堂的一位伯父，在杨柳青生活，后来在天津上了中学，又在北京上了大学。解放前石毓溥在福民药厂工作，以后在一个中学里任化学教员。
三子石挥（石毓涛），1915年生于杨柳青，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以后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断续上了两年初中，后因其父失业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后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40年代初，参演了三十多个剧目，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更是令人叫绝。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
1941年石挥涉足影坛，共参与《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主演了12部影片。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为人称颂。1950年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1957年11月，“反右”运动中，石挥含冤而死。1979年2月，上海电影局召开大会为石挥平反。1982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还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1995年由中国广电部，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电影世纪奖评委会授予石挥“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
四子石毓澍，1918年出生在北京，14岁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高中，1937年去法国留学，194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回国，从事医疗工作。1951到天津总医院工作，1971年调入解放军305医院，1974年转业回到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在此期间，石毓澍创建了心脏病学研究室。成为我国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前后共培养了6名博士，14名硕士。石毓澍曾是天津河西区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医学会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总编，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90年，石毓澍辞去行政职务，被天津医学院授为终身教授。同年被法国里昂市授予里昂市荣誉市民。1995年，石毓澍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年大会上被评为我国80名有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之一，并获得中华起搏电生理学会在中国开创心点生理学奖。1996年移居澳大利亚。
五子石毓澊，曾在北京上学，解放后在天津化工研究院任高级工程师。
另外润德堂石绍周的儿子石毓富，后更名毓符，解放后在天津财经学院任副教授，1985年故去。其叔伯兄弟石毓钱，工人，在杨柳青三街居住，这是二大门中唯一没离故土的人了。
大寺胡同四所宅院继石博泉迁走后，裕德堂的豪华住宅主人石筱亭以40两黄金卖与新疆归客高孝臣；润德堂的房子卖与了新疆同盛和的周耀廷；三德堂大寺胡同的宅院、七星庄的宅院，也完全脱手。
在民国十年（1921）前后，石绍曾将知府大院连同莲花淀的土地卖款10万元迁往北京，买主为新疆归客周玉丰。在河沿大街健隆胡同口尚有一所大四合院，为石博泉的哥哥所有，在沦陷后期卖与了津怡和斗店经理王作勋。至此，只剩下正廉堂老宅六所宅院，因为二门公产不好处理，在民国以后或出租或被占用，直至1948年解放。
（3）三门天锡堂
天锡堂石宝苓只有一个儿子，名石元熙，分家后在杨柳青前大街建起宅第，东南角建家祠。房屋建筑全是磨砖对缝，内部装修木雕隔扇布置精巧，有大客厅、戏楼等，其他三大门均无法比拟。皆因人丁不旺，又善于理财，岁入丰盈，家资雄厚。至清末，家中设有银库、珍品库，外有万源银号（合资）及各县的当铺10处（其中一个合资），土地三百余顷，杨柳青镇十六街张家园一带的人们均为他家佃户。
石元熙好玩嬉，对地方各项花会多有赞助。十六街东寓法鼓的全部法器、经柜、道具以及迎神赛会之黄、绿呢大轿、木辇銮驾、全部执事及由前大街、估衣街至鲜货市悬挂的彩灯、沙干、绸幕流苏等皆为该堂独资筹办，并专设两道院落存放道具。
石元熙生有二子，长子石作云（赓甫），次子石作瑞（嘏孙）。元熙死后，其妻长年卧病，石作云祈祷于本镇药王庙许愿，将庙宇大修，在大殿内重新塑十大名医像，做隔扇承尘，为二药王更换袍履，并在殿前悬“宝元寿世”大匾一方，自祝两辈人长寿。
石作云从先辈继承的大批产业，尚能继续维持，他每年要有一半的时间轮流到各县当铺指导经营，家中的土地和家务由其弟石作瑞掌管。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吸鸦片，都贪女色。石作云经常在外巡游，打算在外边另建一个小家庭，因他太太卞氏的反对，没有成功。后来在王口当铺住着，经当铺经理搭桥，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石作云给这女人的丈夫50亩地白种，每年还供给肥料籽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锡堂内一大院失火被焚，准备翻建。第二年春天石作云去王口住了3个月，没想到这有夫之妇就怀孕了，端午节赶回家中盖房，房未动工就病倒了，一病半年有余，日见严重。他们兄弟身边都没有儿女，一些族中没落子弟见他家有偌大财产，而石作云病又垂危，都来争着过继。到除夕王口捎来信息，那个怀孕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到这时石作云只好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向老婆说明。他老婆是天津城里乡祠卞家的姑娘，也是八大家之一，平时对丈夫管得很严，到这时虽然不满丈夫所为，但究竟自己房中有了儿子，于是就回绝了本族人过继提议。这些子弟们纷纷到族长石元仕面前告状，说王口当铺的妇女是个淫荡的女人，和“老西”们都有来往，有乱宗嫌疑。石元仕唯唯答应，不加可否。石作云与夫人计议，开了一张30万两的银票，叫仆人张明用拜匣装了，给石元仕送去，但被退回来。转年正月，夫人卞氏借给叔公叩贺春节的机会，把这张银票捧到石元仕内宅，孝敬了石元仕，压住了口声，方得正式承认。
转年元宵节前石作云病故，由其夫人卞氏做主，去王口把母子接来。该女人按照纳妾规矩，从后门进了偏院，儿子由账房先生抱着，大门外响起鼓乐，张灯结彩直到停灵大厅。在石作云灵柩前换上孝服，门外灯彩全撤，贴上丧联讣告，才把孩子交给他母亲喂奶。这样就算天锡堂后继有人了。并且把进门这一天，算作小孩子的生日（农历正月十七日），取名文光，字耀华。可怜他的亲生母亲，生离了原配丈夫，到石府作守节的寡妇，几年后抑郁而死。
且说二大少（同族的习惯称呼）石作瑞，经常去天津玩耍，弄来一个妓女叫金香玉，到家做了小老婆。但他并未收心，每天还是到外边吃喝嫖赌。赌赢了就在赌场内大办酒席，赌输了就开条子到家中账房去取。赌场中的女主人是一个女光棍，渐渐地和二大少鬼混一起。1917年，石作瑞也得了病。赌场上半个月没见他来，这女光棍派人去请。听说他病了出不来，这女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就叫人去和石作瑞说，要进石府探病去服侍。本来这个女光棍名声很不好听，石作瑞听了，怕她真来了势必勾起家族不睦。于是就托人了结，把要翻盖房子的木料全部拉到赌场，又给了一笔钱，把赌场翻盖了八间四合院，才算完事。1918年，石作瑞也去世了，由石文光兼祧过继出了大殡。当时石文光已年近二十，有石作瑞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摆着，那套“败家子”的路数早已学成，只从人们送给石文光的外号“狗少”之称，就见其一斑了。据乡亲们评论，这门的家业全是“狗少”折腾光了。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全对。因为石作瑞死后，大太太卞氏就行使了主权，首先辞退了账房总管王先生。王先生是海下（南郊）人，从20岁就在天锡堂管账，是当年全家信得过的一位账房总管，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管理着石家这一片产业。那为什么卞氏又辞退他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因石作云生前在王口姘了这一女人，后来怀孕，当铺经理捎来信息，而石作云正在病中，就派王先生去了一趟王口，看看虚实。王先生到王口后，查明确已怀孕，就在当铺里支了100吊钱，送给那女人作营养费，这件事内宅里全不知道。以后卞氏知道了此事，认为男人在外边胡来，账房也和他一合手，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受他们欺骗，所以石作云死后她就更不放心了。二是她对石作瑞在外边的胡作非为也总是作种种猜测，于是她就拉拢金香玉作“耳报神”，了解石作瑞的一举一动。其实账房的王先生对石作瑞的行为也不满，因为石作瑞在管理土地时，各处二地东收进地租全付给他，有时他在二空里把钱花掉，也不报账。只有在账房查对追问时，他才补开支用条子入账。因此，这位账房先生用一块白布画了天锡堂土地分布图，把各处所有土地都画在上面，并标明土地亩数、地点、地形、弓口四至，每年租金若干、何人经营等。在石文光六七岁时，账房王先生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常常讲给石文光听。这虽然是好事，但卞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长大，还不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欺侮自己。所以石作瑞一死，她就毅然辞退了这位王先生，从而把管库姓阎的山西人提升为主账房。这个“阎老西”为人老成，是当年从当铺调来的，主要管理库内细毛皮货、绸缎布匹、古玩字画、珍贵药材等等。卞氏又把他娘家侄儿卞星南找来，和一个姓齐的分管总务，实际“阎老西”被驾空，成了记账员，收支财务库房都由卞、齐二人管理。且说石文光父、叔死后，他成了一家之主，卞星南也不敢管他，他可以把这万贯家财随意支取。卞星南也希望他胡花乱用不管事，自己好从中做手脚。就这样虽家有万贯，也经不起挥霍。例如石文光嫌赶车的车夫老了，动作慢，听说沧县有个姓马的把式从前给清宫太监李莲英赶过车、当过鸟把式，只因为把李莲英心爱的一对鸽子喂死了，被李莲英一脚踢出来，现在家种田。于是石文光就派人去接他，他不肯来，怕再“栽跟头”，所以叫他的大儿子马金山先替他来趟趟路。马金山来到杨柳青，看了轿车马厩，向石文光提出了条件，建议油饰轿车，更换帷幔，马厩内只有一匹“菊花青”能用，还要重新买一匹，给自己做几套车把式服装。石文光一一答应，就这样商定下来。马金山在旧历年初来到石家，就按石文光答应的条件，积极筹措置办。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就绪。此时正赶上四月二十五日卫南洼大寺峰山庙会，马金山为了显显身手，撺掇石文光去赶一趟庙会，石文光欣然同意。一仆一主，早晨八点动身，从中渡口渡河，走大堤，经市南大道、八里台、李七庄，向南东拐，沿路车快如飞，逢车便超，不到十一点就到了峰山庙。石文光游览了一番，下午两点返程，车子既快又稳，鞭子打得也清脆，再加上马金山衣物打扮出众，路上行人全啧啧夸赞。从此石文光对马金山言听计从。
后来，马金山提议秋季去文安、霸县行围打猎，石文光同意了。于是定做了大小帐篷，买了猎枪、弓、箭、猎犬、雄鹰，以及打猎野餐用的炊具、被服等等。陪着玩的有族中没落子弟和亲戚朋友，还有厨师仆从。另外还雇了几名猎手，一行三十多人，动用了十几辆大车。这个马金山既是参谋，又是向导，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玩腻了回来，就打回几只兔子。石文光养了两只小洋狗，每天下午都要到东当铺胡同河边去饮水。河岸上有一片矮篱笆墙，里边住着一家姓彭的老汉，以卖劈柴、木炭为生。老夫妇和一个女儿共三人生活，女儿在院里晒衣服，被石文光看见了。等狗饮完了水，石文光还不走。马金山看出门道，就自告奋勇，找彭老汉去说亲，结果以约50亩地和600元钱给石文光买去做了姨太太。后来又连续买了刘、薛两个姨太太，连他的大太太一共四个女人陪着他。但他还常姘靠女人。后来又在天津买了三个妓女和歌女，这样他家里就有七个女人了。这七个女人或在杨柳青，或在天津新旅社，轮流居住。后来这三个妓女歌女都不安于室，资遣了事。
石文光于民国十年（1921）冬天，在天津剧院看戏，邻座上有一妇女长得很漂亮，他就和人家搭讪。这个女人回家和她丈夫一说，就决定再去剧院引他进家。她丈夫找了几个人来，扭住就打，这个公子哥如何受得了，大喊饶命，自愿花钱赎罪。结果把一件海龙领子大衣扒掉，钻石戒指、金表、钞票也全掏出来，才狼狈跑回新旅社，谎称路遇劫匪。第二天他回了杨柳青，叫卞星南打开库房，寻找皮货，打算再做一件，找了一个紫貂皮筒子，准备带往天津加工。这时天津来了电话，叫他赶紧回新旅社，他又放下皮筒，匆匆赶到天津。原来是石丹林听说石文光被劫，和一个警探说了。这警探知道石家与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很要好，为了破案邀功到了新旅社细问缘由，石文光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第三天这警探把大衣拿回来了，说匪人已逃跑了，只剩下这件大衣。当然钻石戒指、金表等就下落不明了。这样石文光又酬谢警探400元了事。
石文光挥霍无度，他不但在新旅社每天需要几百元的开销，家中还养了一大批闲人。家中有学唱戏的文武场面，养狗，养蛐蛐儿，养花，养鸟的把式等等。这时马金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被石文光安排了差事。石文光花钱像流水似的，对家庭收支情况从不过问，无事就拿鸦片烟来消遣，用钱就向账房要。这时每年早已入不敷出，家中原有的库存白银也所剩无几了。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五月间，石文光正在天津新旅社大行其乐之际，没想到家里库房前院突然起火。大火熊熊地向北燃烧，很快蔓延到库房，当时虽有家人们打开库房抢出箱笼、摆设家具等部分东西，然此时全镇十八道水会陆续临场施救，左邻右舍齐忙动手，人出人进无法辨认，给趁火打劫者以可乘之机，故而抢出来的东西又遭到部分损失。石文光在津得悉家中失火的消息后，当即赶回杨柳青，进门一不问伤人与否，二不问财产损失，先问起他那两只小洋狗的安全，继而才跑到水会扶机救火。可惜他是烟色之徒，体力孱弱，扶了没有两分钟，已经气喘吁吁了，只好退出火场。灾后经过清点衣物箱笼，估计损失80％。库账也已经焚毁，偏偏那位管库的当时又不在场，起火原因也没法调查。石文光只叹息了一声，就又回到天津寻欢取乐去了。
经过这一场大火，天锡堂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是各路当铺因东家开销大，不断抽调资金，再加上十几年来没人巡视监督，更有北洋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聚众抢劫，农村富户多离家外迁，有的当铺早已亏累不堪。到北伐时期（1928），大都清理易主。在这几年中，几位老寡居的太太们，已预感到石文光这个后代香火不太成器，卞星南、齐某等人唯利是图，有的忧愤成病，陆续死亡。只有二姨太太金香玉有些见识，把儿媳朱氏找来，商量节减开支，将一些没用的仆从一律给些银钱或土地打发回家。马金山除给3个月的工资之外，把他在外的住宅和东门外的24亩地也赏给了他，只留下姓齐的和“阎老西”。卞星南早已饱囊而去，据在天锡堂打短工的刘老先生讲，那齐某后来在天津（今三义庄、谦德庄一带）盖了四条胡同的红砖瓦房出租，成了房产主。等到几位老奶奶死后，石文光就不再回杨柳青，在华利里租了所房子与妻妾住在那里。
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前各处的土地已经卖光（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早已归主不明），家中的房子也拆卖一空，连祠堂也卖给天津鼓楼西磕头岭茶棚，原样拆去建了观音堂。石文光把爱妾薛氏以200两烟土由高五护送新疆，转给了当地教育厅长刘文龙，继而彭、刘两妾也转了出去。大太太朱氏只生了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也病死了。眼看山穷水尽，华利里的房子住不起了，退了租，又迁到芦庄子聚源小旅店内存身。这时他猛然想起万兴公记的公产，尚有他应分的20顷地，就找到了乔蓬仙律师办理分产。但是产业要逐步清理，一时钱还拿不到手。就指这笔钱借高利贷暂过其“瘾”。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万兴公记财产清理完毕，去掉费用还能分到8000多块钱。他自知是最后一笔钱了，就把吸鸦片改为海洛因或打吗啡针。但这8000块钱除了还高利贷所剩无几。无奈海洛因中毒已深，形销骨立，再加营养缺乏，出现了骨蒸现象。最后在无钱购买鲜货的情况下，托本镇毒贩韩五猴在送去海洛因时给他捎两个萝卜来。但萝卜没有吃到嘴，就死在南市荣业大街的垃圾堆上了。还是曾在敦厚堂当过仆人的李凤起找石氏在津同族亲友，捐资装殓，拉回杨柳青埋葬的。他的老婆朱氏是天津财主和丰朱家，由娘家接去养老，从此天锡堂一支就算彻底家败人亡了。
（4）四门尊美堂
石献廷第四子石宝珩，分家时年龄最小，仅二十多岁，由长门石宝善照应着，立堂名为尊美堂（取五福尊美之意）。石宝珩共生三子，长子石元俊（筑岩），次子石元仕（次卿）、三子石元杰（蓬仙）。石元俊自幼好读书，聪明颖悟，府县考试均名列前茅，清咸丰十一年（1861），中省试辛酉科举人。揭榜后与同年同科考中者数人游北京，见几处庭院园林之美，颇为动心，还乡后与父亲商议重建一所精美华丽的住宅。石宝珩自分家后，忙于理财，过去也无暇顾及住房问题，如今下一代均已长成，长子元俊又中了举人归来，也就欣然同意了。石元俊立即物色房基地皮，次年又去了北京，谋得了工部郎中一职，因而接近一些建筑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按石元俊意图，绘制了图纸，然后积极采购备料。唯因建筑部分砖瓦、木料，均须购自南方，当时正处太平天国、东西捻军战乱时期，长江、运河航运不畅，辗转迁延数年之久，至清光绪元年（1875），才动工兴建。石元俊从北京请来一位王师傅领队，带四十余位熟练建筑工人，又邀请本镇瓦木工匠，历时七八个月的时间，其主体工程如戏楼、客厅、暖厅、鸳鸯厅、甬路、几道垂花门楼和下水道等才初具规模。待房屋全部建成后，其建筑格局远远超过其他三大门，当时在全天津府县也属一流。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全家由前大街老宅、敦厚堂前院迁此居住。石元俊也以父老弟幼告病还乡，不再出仕，只辅佐父亲经营商业。除原分得当铺、土地外，又在天津先后创办了万有姜厂（经营南北杂货，在上海、汉口各地收购设庄）、万有酱园、万源炉房（与天锡堂合资，炼化金银）、美善成银号、东万盛煤灰厂（东门外袜子胡同）、西万盛煤灰厂（北门外竹竿巷）、万庆成绸布棉纱庄等。同时大量的兼并土地，以至达到五百余顷。石元俊闲时就与地方上的社会名流、士绅交往。光绪四年（1878），与族侄石作桢（蕴轩）联络刘光先、王大为、朱宝光、王文彬、周爱莲、戴冠庆等人成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内，先后有生童八十余人，月考课两次，为造就将来科考的进身阶梯。聘请其表叔祖高善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举人）为山长，其子高雁侬授课监考，周恒昌、刘文蔚、解开元等举人做辅导。后有刘学谦、杜彤两翰林及很多举人、秀才均出其门下。
石元俊立家教很严，其中以睦邻最重要。其弟石元仕、石元杰全俯首听命，不敢违抗，尊敬程度甚至超过他们的父亲。对邻里中任何困难，石元俊都尽力给予解决，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光绪十年左右，石元俊病故。无子，立长门久思堂石作孚过继为嗣。
石宝珩次子石元仕，字次卿，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兄石元俊病故后，根据兄终弟及的遗言，尊美堂就由他来当家了，时年不到四十岁。他继承了父、兄留下的偌大产业，土地、买卖、当铺等等，致力经营，产业积累又有进一步的扩展。他还继其父、兄为石氏族长，管理着万兴公祭田等产业。到庚子年（1900），石元仕的财势超过同族各门。庚子后，其政治势力也在扩大，这时的石元仕可谓集官僚、地主、资本家于一身。无论在政治上、财势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均成为显赫津门的“应时人物”，也使石家确立了名副其实的“津西第一家”之地位。现在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就是指的尊美堂大院，这是四大门分家之后，财势最大，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支。
注：（本文后面对石元仕进行详述，见“津西第一家——尊美堂轶事”。）
（1）长门福善堂
福善堂石宝善系石献廷次子，长子石宝福未婚早夭，因此石宝善起堂名为福善堂，暗示自己继承长门之意。石宝善共生七子，成人后辅佐其父经营土地与典当业，每年有所积累。石宝善原分得老宅一所，然生齿日繁，房不足应用，就先后在附近购买房基地，增建新宅。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后，石宝善年已老迈，挂完五世同堂匾额，就把元字辈兄弟七人又分为七小门，各起堂名分居析产。把老宅内西三所分给五子石元鼎，立名尚炯堂（后改树善堂）；东三所分给六子石元勋，立名久思堂（后改万发堂）；在久思堂北新建一所分给了四子石元第，立名元吉堂；中辟胡同路东南口建宅两所分给了七子石元度，立名裴元堂，所以以后人们称这条胡同为裴元堂胡同。在老宅对面路南本为四门尊美堂石宝珩旧宅，清同治年间尊美堂也因房基狭小，在河沿街购址另建，把老宅让予石宝善长子石元敬，立名敦厚堂，所以门前还挂有“大夫第”匾额（因尊美堂石元俊曾为工部郎中）；二子石元辉立名聿修堂，另在估衣街盖起宅院；三子石元兆立名衍庆堂，也在西当铺小胡同内盖起了三个小四合院，供他三个儿子居住。
自从石宝善在清嘉庆年间考中武举，其子孙全部以农商为业，七小门每家都有土地近百顷，然生息人口各门不等，子孙们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守业情况也就大不一样了。有的安分守己，如七小门的裴元堂；有的骄奢恣纵，如三小门的衍庆堂；有的狂吸鸦片、不问生产以致败落，如二小门的聿修堂；也有的人丁不旺，如六小门的久思堂。到清朝末年，大部分皆已衰落。民国后竟有的贫困不能自存，多依托就食于他族。到解放后只有七小门裴元堂石毓均（衡普）、石毓铎兄弟二人，在镇上土改时交出土地八十余顷。在北伐后（1928），参与地方活动或沦陷抗战干伪职者，多为石宝善第五代毓字辈人，如树善堂之石毓鋆（少波），在1929年任镇保卫团董，石毓珣在1944年任镇伪新民会主任。
敦厚堂之石毓琪（仲望）在1946年任《新报》编辑，又转入缅甸远征军208师（解放前夕更番号38军）师部任职，1947年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长春解放时，石仲望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天津解放前半年坚决辞职隐居。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被捕，羁押于东局子，后送西安学习，并分配工作。另外，还有衍庆堂的石棪年，解放前曾在石家庄一带当过“白脖”（汉奸便衣队），其兄石椿年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一贯游手好闲。在1952年他鼓励元吉堂石毓铨之妻戴氏与衍庆堂石少敏的女儿石某，出了一张当年长门与尊美堂处理歇业某当铺余款分配账单，写了状子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控告尊美堂依势剥削同族。虽然这是无理取闹，法院未必受理，但尊美堂知悉后，仍然托出人来私下了结，石椿年也假作和事佬，讹诈了2000元。他除了给两名妇女和另一男人每人300元外，自己独得1000元。到1959年，又将石氏家族坟茔盗掘一空（后面详述），最后疑神疑鬼地死去。
（2）二门正廉堂
二门正廉堂石宝庆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考中武进士后，就在后大街另建起与老住宅面积相同的六所大四合院。进门东西院落为大客厅，二道门内四所有书房、女客厅、住宅等，规模气派超过长门老宅。石宝庆生二子，长子石元春立名为恩绶堂，管理土地，当铺等产业。石元春生长子石作辑，立名为裕德堂；次子石作霖立名为怀德堂，均以守业为主，未考取功名。
石宝庆次子石元恺立名恩德堂，道光十九年（1839）考中武举人。元恺生四子，长子石作瑗（号香谷），立堂名为三德堂，光绪元年（1875），被县推举为“孝廉方正”，恩赐官阶六品；次子石作棫（采三），立名锡福堂，光绪五年（1879），考中文举，后在河南永宁、项城、守陵等县任知县十余年。故在宅内二道门上有了名书法家戴彬元写的“祖孙父子同登科甲”的金漆大横匾；三子石作枢立名润德堂，捐职未出仕；四子石作桢（蕴轩），立名承德堂，其妻为天津名宦之女，对石作桢不认真读书科考深为不满，说他是“空有银钱，并无一官半职，是个大白丁，将来孩子（指绍曾）长大，要想找我娘家这样门第做儿女亲家就不易了”。因此石作桢想尽一切办法钻营官职，先花钱买了一个监生，又花了10万两白银捐了一个候补知府，被分发江苏。恰巧与石家有姻娅关系的张之洞任了两江总督，他上下打点，没费什么力气就署理了一个扬州知府。扬州自古是盐、铁枢纽，江苏省的一等肥缺，只干了两年多，宦囊里就有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结果与天津在外多年做过藩台、甲午战争时被朝廷派在天津帮办团练的四大钦差之一、官封太子少保的张梦元做了儿女亲家。这样，儿子石绍曾既是知府的衙内，又做了地位显赫的大官僚的女婿。他为了迎接父亲将来衣锦还乡，打算在门外修盖一个大影壁，仗势强迫对面邻居开杂货店兼肉铺的刘一刀给价搬迁。刘一刀不服，一气之下成疯，每日持一小木鱼，在门前口诵佛经喃喃不止，因此遭到全院亲族埋怨。石绍曾内有亲族不满，外有疯汉纠缠，于是便另在猪市大街山西会馆对面重建知府宅第，将石氏公产万茂号旧址扩大，又强买了两所民房和元兴宋家铺产一部分，按照知府在封建时代的住宅标准，盖起了前厅后宅的两重大院，厅堂院舍的装饰及家具陈设都是花梨紫檀、上嵌大理石螺钿的。院外墙上有拴马用的如意石刻，大街上立有二尺多高的上马石。后来石绍曾也卖了十顷地捐了一个知县，只是尚未赴任就改换民国了。
在此之前，这六个堂名作字辈的后裔们，也因生齿日繁，早已不敷应用，各家都纷纷迁出，部分在大宅西面盖起了四个大院，大门均设在大寺胡同内，为润德、怀德、裕德、三德四个堂号所居用。这四所院落，尤以裕德堂房屋建筑精美绝伦（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遭严重破坏，其部分砖雕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只有石作棫和石作桢因人丁不旺，仍住正廉堂旧宅中。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这些平时游手好闲、终日以鸦片为伴的瘾士们，都逐渐败落了。
三德堂的石作瑗有四子，长子石绍先，次子石绍勤，三子石绍谦，四子石绍廉（博泉）。石博泉看到大家庭的家境日衰，预感前程不妙，将仅有的几间住房家具及部分土地卖掉，于民国四年（1915），夫妇二人携全家迁居北京。石博泉后来谋得了去东北工作的差事，方得供在北京生的儿子石毓溥、石毓澍二人上大学。博泉共生五子，长子石毓浔（石开），次子石毓溥，三子石毓涛（石挥），四子石毓澍，五子石毓澊。
长子石毓浔（石开），解放前任伪职，曾被捕判刑，释放后从事电影的编剧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我这一辈子》的编剧，笔名杨柳青，并获得成功。
次子石毓溥，自幼过继给怀德堂的一位伯父，在杨柳青生活，后来在天津上了中学，又在北京上了大学。解放前石毓溥在福民药厂工作，以后在一个中学里任化学教员。
三子石挥（石毓涛），1915年生于杨柳青，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以后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断续上了两年初中，后因其父失业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后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40年代初，参演了三十多个剧目，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更是令人叫绝。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
1941年石挥涉足影坛，共参与《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主演了12部影片。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为人称颂。1950年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1957年11月，“反右”运动中，石挥含冤而死。1979年2月，上海电影局召开大会为石挥平反。1982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还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1995年由中国广电部，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电影世纪奖评委会授予石挥“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
四子石毓澍，1918年出生在北京，14岁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高中，1937年去法国留学，194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回国，从事医疗工作。1951到天津总医院工作，1971年调入解放军305医院，1974年转业回到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在此期间，石毓澍创建了心脏病学研究室。成为我国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前后共培养了6名博士，14名硕士。石毓澍曾是天津河西区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医学会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总编，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90年，石毓澍辞去行政职务，被天津医学院授为终身教授。同年被法国里昂市授予里昂市荣誉市民。1995年，石毓澍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年大会上被评为我国80名有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之一，并获得中华起搏电生理学会在中国开创心点生理学奖。1996年移居澳大利亚。
五子石毓澊，曾在北京上学，解放后在天津化工研究院任高级工程师。
另外润德堂石绍周的儿子石毓富，后更名毓符，解放后在天津财经学院任副教授，1985年故去。其叔伯兄弟石毓钱，工人，在杨柳青三街居住，这是二大门中唯一没离故土的人了。
大寺胡同四所宅院继石博泉迁走后，裕德堂的豪华住宅主人石筱亭以40两黄金卖与新疆归客高孝臣；润德堂的房子卖与了新疆同盛和的周耀廷；三德堂大寺胡同的宅院、七星庄的宅院，也完全脱手。
在民国十年（1921）前后，石绍曾将知府大院连同莲花淀的土地卖款10万元迁往北京，买主为新疆归客周玉丰。在河沿大街健隆胡同口尚有一所大四合院，为石博泉的哥哥所有，在沦陷后期卖与了津怡和斗店经理王作勋。至此，只剩下正廉堂老宅六所宅院，因为二门公产不好处理，在民国以后或出租或被占用，直至1948年解放。
（3）三门天锡堂
天锡堂石宝苓只有一个儿子，名石元熙，分家后在杨柳青前大街建起宅第，东南角建家祠。房屋建筑全是磨砖对缝，内部装修木雕隔扇布置精巧，有大客厅、戏楼等，其他三大门均无法比拟。皆因人丁不旺，又善于理财，岁入丰盈，家资雄厚。至清末，家中设有银库、珍品库，外有万源银号（合资）及各县的当铺10处（其中一个合资），土地三百余顷，杨柳青镇十六街张家园一带的人们均为他家佃户。
石元熙好玩嬉，对地方各项花会多有赞助。十六街东寓法鼓的全部法器、经柜、道具以及迎神赛会之黄、绿呢大轿、木辇銮驾、全部执事及由前大街、估衣街至鲜货市悬挂的彩灯、沙干、绸幕流苏等皆为该堂独资筹办，并专设两道院落存放道具。
石元熙生有二子，长子石作云（赓甫），次子石作瑞（嘏孙）。元熙死后，其妻长年卧病，石作云祈祷于本镇药王庙许愿，将庙宇大修，在大殿内重新塑十大名医像，做隔扇承尘，为二药王更换袍履，并在殿前悬“宝元寿世”大匾一方，自祝两辈人长寿。
石作云从先辈继承的大批产业，尚能继续维持，他每年要有一半的时间轮流到各县当铺指导经营，家中的土地和家务由其弟石作瑞掌管。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吸鸦片，都贪女色。石作云经常在外巡游，打算在外边另建一个小家庭，因他太太卞氏的反对，没有成功。后来在王口当铺住着，经当铺经理搭桥，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石作云给这女人的丈夫50亩地白种，每年还供给肥料籽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锡堂内一大院失火被焚，准备翻建。第二年春天石作云去王口住了3个月，没想到这有夫之妇就怀孕了，端午节赶回家中盖房，房未动工就病倒了，一病半年有余，日见严重。他们兄弟身边都没有儿女，一些族中没落子弟见他家有偌大财产，而石作云病又垂危，都来争着过继。到除夕王口捎来信息，那个怀孕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到这时石作云只好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向老婆说明。他老婆是天津城里乡祠卞家的姑娘，也是八大家之一，平时对丈夫管得很严，到这时虽然不满丈夫所为，但究竟自己房中有了儿子，于是就回绝了本族人过继提议。这些子弟们纷纷到族长石元仕面前告状，说王口当铺的妇女是个淫荡的女人，和“老西”们都有来往，有乱宗嫌疑。石元仕唯唯答应，不加可否。石作云与夫人计议，开了一张30万两的银票，叫仆人张明用拜匣装了，给石元仕送去，但被退回来。转年正月，夫人卞氏借给叔公叩贺春节的机会，把这张银票捧到石元仕内宅，孝敬了石元仕，压住了口声，方得正式承认。
转年元宵节前石作云病故，由其夫人卞氏做主，去王口把母子接来。该女人按照纳妾规矩，从后门进了偏院，儿子由账房先生抱着，大门外响起鼓乐，张灯结彩直到停灵大厅。在石作云灵柩前换上孝服，门外灯彩全撤，贴上丧联讣告，才把孩子交给他母亲喂奶。这样就算天锡堂后继有人了。并且把进门这一天，算作小孩子的生日（农历正月十七日），取名文光，字耀华。可怜他的亲生母亲，生离了原配丈夫，到石府作守节的寡妇，几年后抑郁而死。
且说二大少（同族的习惯称呼）石作瑞，经常去天津玩耍，弄来一个妓女叫金香玉，到家做了小老婆。但他并未收心，每天还是到外边吃喝嫖赌。赌赢了就在赌场内大办酒席，赌输了就开条子到家中账房去取。赌场中的女主人是一个女光棍，渐渐地和二大少鬼混一起。1917年，石作瑞也得了病。赌场上半个月没见他来，这女光棍派人去请。听说他病了出不来，这女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就叫人去和石作瑞说，要进石府探病去服侍。本来这个女光棍名声很不好听，石作瑞听了，怕她真来了势必勾起家族不睦。于是就托人了结，把要翻盖房子的木料全部拉到赌场，又给了一笔钱，把赌场翻盖了八间四合院，才算完事。1918年，石作瑞也去世了，由石文光兼祧过继出了大殡。当时石文光已年近二十，有石作瑞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摆着，那套“败家子”的路数早已学成，只从人们送给石文光的外号“狗少”之称，就见其一斑了。据乡亲们评论，这门的家业全是“狗少”折腾光了。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全对。因为石作瑞死后，大太太卞氏就行使了主权，首先辞退了账房总管王先生。王先生是海下（南郊）人，从20岁就在天锡堂管账，是当年全家信得过的一位账房总管，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管理着石家这一片产业。那为什么卞氏又辞退他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因石作云生前在王口姘了这一女人，后来怀孕，当铺经理捎来信息，而石作云正在病中，就派王先生去了一趟王口，看看虚实。王先生到王口后，查明确已怀孕，就在当铺里支了100吊钱，送给那女人作营养费，这件事内宅里全不知道。以后卞氏知道了此事，认为男人在外边胡来，账房也和他一合手，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受他们欺骗，所以石作云死后她就更不放心了。二是她对石作瑞在外边的胡作非为也总是作种种猜测，于是她就拉拢金香玉作“耳报神”，了解石作瑞的一举一动。其实账房的王先生对石作瑞的行为也不满，因为石作瑞在管理土地时，各处二地东收进地租全付给他，有时他在二空里把钱花掉，也不报账。只有在账房查对追问时，他才补开支用条子入账。因此，这位账房先生用一块白布画了天锡堂土地分布图，把各处所有土地都画在上面，并标明土地亩数、地点、地形、弓口四至，每年租金若干、何人经营等。在石文光六七岁时，账房王先生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常常讲给石文光听。这虽然是好事，但卞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长大，还不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欺侮自己。所以石作瑞一死，她就毅然辞退了这位王先生，从而把管库姓阎的山西人提升为主账房。这个“阎老西”为人老成，是当年从当铺调来的，主要管理库内细毛皮货、绸缎布匹、古玩字画、珍贵药材等等。卞氏又把他娘家侄儿卞星南找来，和一个姓齐的分管总务，实际“阎老西”被驾空，成了记账员，收支财务库房都由卞、齐二人管理。且说石文光父、叔死后，他成了一家之主，卞星南也不敢管他，他可以把这万贯家财随意支取。卞星南也希望他胡花乱用不管事，自己好从中做手脚。就这样虽家有万贯，也经不起挥霍。例如石文光嫌赶车的车夫老了，动作慢，听说沧县有个姓马的把式从前给清宫太监李莲英赶过车、当过鸟把式，只因为把李莲英心爱的一对鸽子喂死了，被李莲英一脚踢出来，现在家种田。于是石文光就派人去接他，他不肯来，怕再“栽跟头”，所以叫他的大儿子马金山先替他来趟趟路。马金山来到杨柳青，看了轿车马厩，向石文光提出了条件，建议油饰轿车，更换帷幔，马厩内只有一匹“菊花青”能用，还要重新买一匹，给自己做几套车把式服装。石文光一一答应，就这样商定下来。马金山在旧历年初来到石家，就按石文光答应的条件，积极筹措置办。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就绪。此时正赶上四月二十五日卫南洼大寺峰山庙会，马金山为了显显身手，撺掇石文光去赶一趟庙会，石文光欣然同意。一仆一主，早晨八点动身，从中渡口渡河，走大堤，经市南大道、八里台、李七庄，向南东拐，沿路车快如飞，逢车便超，不到十一点就到了峰山庙。石文光游览了一番，下午两点返程，车子既快又稳，鞭子打得也清脆，再加上马金山衣物打扮出众，路上行人全啧啧夸赞。从此石文光对马金山言听计从。
后来，马金山提议秋季去文安、霸县行围打猎，石文光同意了。于是定做了大小帐篷，买了猎枪、弓、箭、猎犬、雄鹰，以及打猎野餐用的炊具、被服等等。陪着玩的有族中没落子弟和亲戚朋友，还有厨师仆从。另外还雇了几名猎手，一行三十多人，动用了十几辆大车。这个马金山既是参谋，又是向导，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玩腻了回来，就打回几只兔子。石文光养了两只小洋狗，每天下午都要到东当铺胡同河边去饮水。河岸上有一片矮篱笆墙，里边住着一家姓彭的老汉，以卖劈柴、木炭为生。老夫妇和一个女儿共三人生活，女儿在院里晒衣服，被石文光看见了。等狗饮完了水，石文光还不走。马金山看出门道，就自告奋勇，找彭老汉去说亲，结果以约50亩地和600元钱给石文光买去做了姨太太。后来又连续买了刘、薛两个姨太太，连他的大太太一共四个女人陪着他。但他还常姘靠女人。后来又在天津买了三个妓女和歌女，这样他家里就有七个女人了。这七个女人或在杨柳青，或在天津新旅社，轮流居住。后来这三个妓女歌女都不安于室，资遣了事。
石文光于民国十年（1921）冬天，在天津剧院看戏，邻座上有一妇女长得很漂亮，他就和人家搭讪。这个女人回家和她丈夫一说，就决定再去剧院引他进家。她丈夫找了几个人来，扭住就打，这个公子哥如何受得了，大喊饶命，自愿花钱赎罪。结果把一件海龙领子大衣扒掉，钻石戒指、金表、钞票也全掏出来，才狼狈跑回新旅社，谎称路遇劫匪。第二天他回了杨柳青，叫卞星南打开库房，寻找皮货，打算再做一件，找了一个紫貂皮筒子，准备带往天津加工。这时天津来了电话，叫他赶紧回新旅社，他又放下皮筒，匆匆赶到天津。原来是石丹林听说石文光被劫，和一个警探说了。这警探知道石家与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很要好，为了破案邀功到了新旅社细问缘由，石文光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第三天这警探把大衣拿回来了，说匪人已逃跑了，只剩下这件大衣。当然钻石戒指、金表等就下落不明了。这样石文光又酬谢警探400元了事。
石文光挥霍无度，他不但在新旅社每天需要几百元的开销，家中还养了一大批闲人。家中有学唱戏的文武场面，养狗，养蛐蛐儿，养花，养鸟的把式等等。这时马金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被石文光安排了差事。石文光花钱像流水似的，对家庭收支情况从不过问，无事就拿鸦片烟来消遣，用钱就向账房要。这时每年早已入不敷出，家中原有的库存白银也所剩无几了。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五月间，石文光正在天津新旅社大行其乐之际，没想到家里库房前院突然起火。大火熊熊地向北燃烧，很快蔓延到库房，当时虽有家人们打开库房抢出箱笼、摆设家具等部分东西，然此时全镇十八道水会陆续临场施救，左邻右舍齐忙动手，人出人进无法辨认，给趁火打劫者以可乘之机，故而抢出来的东西又遭到部分损失。石文光在津得悉家中失火的消息后，当即赶回杨柳青，进门一不问伤人与否，二不问财产损失，先问起他那两只小洋狗的安全，继而才跑到水会扶机救火。可惜他是烟色之徒，体力孱弱，扶了没有两分钟，已经气喘吁吁了，只好退出火场。灾后经过清点衣物箱笼，估计损失80％。库账也已经焚毁，偏偏那位管库的当时又不在场，起火原因也没法调查。石文光只叹息了一声，就又回到天津寻欢取乐去了。
经过这一场大火，天锡堂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是各路当铺因东家开销大，不断抽调资金，再加上十几年来没人巡视监督，更有北洋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聚众抢劫，农村富户多离家外迁，有的当铺早已亏累不堪。到北伐时期（1928），大都清理易主。在这几年中，几位老寡居的太太们，已预感到石文光这个后代香火不太成器，卞星南、齐某等人唯利是图，有的忧愤成病，陆续死亡。只有二姨太太金香玉有些见识，把儿媳朱氏找来，商量节减开支，将一些没用的仆从一律给些银钱或土地打发回家。马金山除给3个月的工资之外，把他在外的住宅和东门外的24亩地也赏给了他，只留下姓齐的和“阎老西”。卞星南早已饱囊而去，据在天锡堂打短工的刘老先生讲，那齐某后来在天津（今三义庄、谦德庄一带）盖了四条胡同的红砖瓦房出租，成了房产主。等到几位老奶奶死后，石文光就不再回杨柳青，在华利里租了所房子与妻妾住在那里。
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前各处的土地已经卖光（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早已归主不明），家中的房子也拆卖一空，连祠堂也卖给天津鼓楼西磕头岭茶棚，原样拆去建了观音堂。石文光把爱妾薛氏以200两烟土由高五护送新疆，转给了当地教育厅长刘文龙，继而彭、刘两妾也转了出去。大太太朱氏只生了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也病死了。眼看山穷水尽，华利里的房子住不起了，退了租，又迁到芦庄子聚源小旅店内存身。这时他猛然想起万兴公记的公产，尚有他应分的20顷地，就找到了乔蓬仙律师办理分产。但是产业要逐步清理，一时钱还拿不到手。就指这笔钱借高利贷暂过其“瘾”。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万兴公记财产清理完毕，去掉费用还能分到8000多块钱。他自知是最后一笔钱了，就把吸鸦片改为海洛因或打吗啡针。但这8000块钱除了还高利贷所剩无几。无奈海洛因中毒已深，形销骨立，再加营养缺乏，出现了骨蒸现象。最后在无钱购买鲜货的情况下，托本镇毒贩韩五猴在送去海洛因时给他捎两个萝卜来。但萝卜没有吃到嘴，就死在南市荣业大街的垃圾堆上了。还是曾在敦厚堂当过仆人的李凤起找石氏在津同族亲友，捐资装殓，拉回杨柳青埋葬的。他的老婆朱氏是天津财主和丰朱家，由娘家接去养老，从此天锡堂一支就算彻底家败人亡了。
（4）四门尊美堂
石献廷第四子石宝珩，分家时年龄最小，仅二十多岁，由长门石宝善照应着，立堂名为尊美堂（取五福尊美之意）。石宝珩共生三子，长子石元俊（筑岩），次子石元仕（次卿）、三子石元杰（蓬仙）。石元俊自幼好读书，聪明颖悟，府县考试均名列前茅，清咸丰十一年（1861），中省试辛酉科举人。揭榜后与同年同科考中者数人游北京，见几处庭院园林之美，颇为动心，还乡后与父亲商议重建一所精美华丽的住宅。石宝珩自分家后，忙于理财，过去也无暇顾及住房问题，如今下一代均已长成，长子元俊又中了举人归来，也就欣然同意了。石元俊立即物色房基地皮，次年又去了北京，谋得了工部郎中一职，因而接近一些建筑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按石元俊意图，绘制了图纸，然后积极采购备料。唯因建筑部分砖瓦、木料，均须购自南方，当时正处太平天国、东西捻军战乱时期，长江、运河航运不畅，辗转迁延数年之久，至清光绪元年（1875），才动工兴建。石元俊从北京请来一位王师傅领队，带四十余位熟练建筑工人，又邀请本镇瓦木工匠，历时七八个月的时间，其主体工程如戏楼、客厅、暖厅、鸳鸯厅、甬路、几道垂花门楼和下水道等才初具规模。待房屋全部建成后，其建筑格局远远超过其他三大门，当时在全天津府县也属一流。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全家由前大街老宅、敦厚堂前院迁此居住。石元俊也以父老弟幼告病还乡，不再出仕，只辅佐父亲经营商业。除原分得当铺、土地外，又在天津先后创办了万有姜厂（经营南北杂货，在上海、汉口各地收购设庄）、万有酱园、万源炉房（与天锡堂合资，炼化金银）、美善成银号、东万盛煤灰厂（东门外袜子胡同）、西万盛煤灰厂（北门外竹竿巷）、万庆成绸布棉纱庄等。同时大量的兼并土地，以至达到五百余顷。石元俊闲时就与地方上的社会名流、士绅交往。光绪四年（1878），与族侄石作桢（蕴轩）联络刘光先、王大为、朱宝光、王文彬、周爱莲、戴冠庆等人成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内，先后有生童八十余人，月考课两次，为造就将来科考的进身阶梯。聘请其表叔祖高善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举人）为山长，其子高雁侬授课监考，周恒昌、刘文蔚、解开元等举人做辅导。后有刘学谦、杜彤两翰林及很多举人、秀才均出其门下。
石元俊立家教很严，其中以睦邻最重要。其弟石元仕、石元杰全俯首听命，不敢违抗，尊敬程度甚至超过他们的父亲。对邻里中任何困难，石元俊都尽力给予解决，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光绪十年左右，石元俊病故。无子，立长门久思堂石作孚过继为嗣。
石宝珩次子石元仕，字次卿，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兄石元俊病故后，根据兄终弟及的遗言，尊美堂就由他来当家了，时年不到四十岁。他继承了父、兄留下的偌大产业，土地、买卖、当铺等等，致力经营，产业积累又有进一步的扩展。他还继其父、兄为石氏族长，管理着万兴公祭田等产业。到庚子年（1900），石元仕的财势超过同族各门。庚子后，其政治势力也在扩大，这时的石元仕可谓集官僚、地主、资本家于一身。无论在政治上、财势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均成为显赫津门的“应时人物”，也使石家确立了名副其实的“津西第一家”之地位。现在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就是指的尊美堂大院，这是四大门分家之后，财势最大，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支。
注：（本文后面对石元仕进行详述，见“津西第一家——尊美堂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