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柳青石家在京津地区是一大户，从清朝中叶到民初，其财势号称津西首富，列为天津八大家之一。从石万程开始发家到石元仕一代为石家鼎盛时期，在津西地区影响很大。煊赫一时的石家大院，便是石氏家族从发家到衰落的最好见证，现在人们仍能在那里感受到当年石氏家族兴衰荣辱的残梦。
  1．营船兼粮商 发迹成小康
  石家来杨柳青落户之前的先人叫石蓬，系山东莱州大瓮口石家岭村人。自有大船一只（大帮摇），全家在船上生活，在家乡附近经营运输，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经营船运来天津一带。由于营运业务繁多，运载便利，日久天长，到石衷一（字秉信）这一辈就在杨柳青落户了。后积累有所增加，就换了对槽一只，往北京、天津各地运输土产杂货、粮食等。以后又受清政府雇佣，押漕粮，于江苏徐州、河南龙王庙等码头，把所征小麦运往通州。传至石万程（名起鲲）这一代，仍以船运为主，除每年4次漕粮运输外，自己也采购一些杂粮，到沿途缺粮地区销售。其子石献廷（字豫修），也随船往返于津京一带。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石衷一因年老与孙子石献廷二人下船，在杨柳青开设万兴粮行。因自有船只之便，加之沿途各地收成丰歉，信息灵通，且多从漕船收购廉价官粮，经营积累日渐丰厚，粮食库存储量常达数万石之多。每遇附近地区灾荒之年，利润倍增，这时的石万程已成小康了。
  清嘉庆六年（1801），直隶大水，东淀中永定河漫溢。大城、文安、霸县、静海、天津均受到自然灾害侵袭，农田收获骤减，天津城墙三面都遭水坍塌。不少群众生活困苦，无家可归，而粮价暴涨。石万程往来营运，获利数倍，遂给发家奠定了基础。
  2．旗奶奶进家锦上添花
  清嘉庆三年（1798），北京附近洪水成灾，清政府为了解决畿内粮荒，决定赶运江淮、河南等地粮食。农历十月初，石万程加运了小麦一船，刚到通州就赶上北风大起，河水结冰，船不能运行，随船工人暂时解散回家，只石万程和继妻高氏及一老船工在船上厮守过年。转年（1799）农历正月十八日，天已暮色苍茫，见有一名少女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在河岸上徘徊抽泣。石万程见此情景，和高氏说：此人必有难处。恐她自寻短见或受匪人迫害，就叫老船工把她叫到船头，仔细询问。少女说：“是随家人往天津探亲，车过齐化门时家人被冲散，自己随车来到这里，一天水米未进，冻饿难忍……”石妻高氏把她领进船舱，供她饮食，并留她在船上过夜，等候她的“家人”来寻找。可是始终也没有一点信息。问她北京地址住处，她也说不清楚。没有办法，就把这女子随船带到了杨柳青。这少女很聪明勤快，又善于揣摩人心，伺候得石万程夫妇很高兴，从而也就待她和自家人一样。石家从石万程之子石献廷这一辈往上几世单传，人丁不旺。为了多子多孙，石万程就鼓励儿子石献廷在完婚之后，又买了两妾。不久，石献廷原配夫人病死，他就又续了一房，先后共有四房女人，后来又把带来的少女收进房里同居。该女子这时才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盘说了出来。原来她是姐妹二人，幼年卖给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府里做婢女。姐姐被指定在和珅儿媳和孝公主处掌管丰绅殷德驸马的服饰衣履等生活用品，自己在和珅妾房中做杂役。清嘉庆四年（1799）农历正月初十，突接圣旨捕和珅进刑部衙门牢狱，除驸马的宅院进出没有阻挡外，其余各处宅院全被查封检抄。仆妇家奴也都传呼登册锁拿在一起，寄顿院内，听候发落。自己很幸运地早在除夕就被派往和孝公主府，给公主送去金翠头面及合浦珠串等物。当时因为乾隆太皇病重，公主进宫请安，未得传见，她就把首饰珠串暂存姐姐房中，每天到府等机会呈交回话。正巧又赶上太皇宴驾，公主需在宫中陪灵尽礼，只好天天打听，去府中静等。不料初十相府查封，姐姐把她藏在自己的屋里。到十八日和珅赐死，姐姐一看没有指望了，就劝她和一个门仆（当时也藏匿驸马府中）去天津投亲，给她雇了一辆轿车，门仆在后面尾随。但在过齐化门时，门仆被五城兵马司认出扣留，只允车子将其一人拉到通州河坝。下车后举目无亲，无处投奔，所以才随船到了石府，并将送公主的节礼等物随身带来。
  因为她是不缠足的旗装打扮，所以石家上下全称呼她“旗奶奶”。由于她曾在和珅府当过使女，见过世面，很懂礼貌，在石家帮助高夫人治理家政，上下和睦，日子也大加兴旺。特别是该女人来石家后的第三年即嘉庆六年（1801）大水，石家粮食营运，得了几倍的利润。据迷信的说法，都认为是这位旗奶奶给带来的福分。20年后该女人因生病死去。只因为她没坐过花轿，不是明媒正娶，又没有生儿养女，所以也就不能葬于祖坟。为此，就在杨柳青镇西头大头鬼道买了一块地把她安葬了。后来石献廷病危时，把4个儿子叫到跟前说：“旗奶奶自入我家，托她的福分，内外和谐，家业兴旺，虽然名分攸关，不能葬于祖茔之侧，但愿后辈儿孙莫忘此情。”所以石氏各门以后每年清明都先到旗奶奶坟地祭祀，然后才往祖茔。但到民国后也为子孙渐渐淡忘了，每年只是由看祠人张明代为祭扫。北伐前经管人石斑文家已败落，又有鸦片烟瘾，将该地卖于外姓，至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3．高氏填房 官星发光
  石万程在其原配夫人吴氏于知命之年病故后，续娶本镇旺族高居宝第十五世孙女（进士高衍龄之女，道光甲辰举人高善观之姑母）。高氏嫁到石家以后，对石家的船户兼粮商的粗俗状态很不满意。为改变石氏门庭，便极力着手按照她的意志，通过娘家亲戚的往来酬酢，对石万程施加影响。加之又有旗奶奶给石献廷收房作妾之由，对长幼尊卑的礼法和封建仕途有了进一步的渗透。同时在社会上石家也因有财无势，常受地方豪恶的欺压。特别是地保王三鬼，三天两头以旗奶奶来历不明为借口进行敲诈，这样便促使石家萌生了急切步入仕途之念。再说当时正值四川、湖北、陕西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统治者为调兵镇压，需要武士为他们卖命，所以年年科考武童、秀才、举人、进士等武职。鉴于这种情况，石家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投资。
  清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年科，石献廷的次子石宝庆在保定考中了省试第一名，家里立刻挂起了一块“武魁匾”。次年（1808）戊辰科，石献廷长子石宝善也中了武举，又悬起了“兄弟联登”的大匾。第三年（1809）己巳科北京会试，石宝庆又以直隶会元应考，中了武进士，兵部衙门立刻以守备衔分配贵州普安营任职。当时南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稳消息，像石宝庆这样的家庭财势，当然不会跑到那里去玩命，就告病在家，安享清福了。从此石家由一个船户、粮商开始步入仕途，取得了一些功名，使石家在社会地位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4．财势如沙丘 越聚底越厚
  （1）早期的住宅建设
  石氏自清乾隆五十年（1785），正式在杨柳青落户定居，并开设万兴粮行，经过了二十年的锐意经营，财资雄厚，而生齿日繁。清嘉庆十年（1805）左右，石献廷已有了四个儿子、十多个孙子了。长子石宝善、次子石宝庆均将而立之年，不得不考虑这些后辈的住处问题。因此，在前大街购买了大片旧房基地，盖起了八个相连的大四合院。四年后（1809），石宝庆、石宝善先后考中了武举人、武进士，官绅的酬酢也多了起来，石宝庆就从原住宅迁出，另在老住宅西北部盖起与原住宅相仿的六个大四合院。
  天津自清雍正九年（1731），立天津府设附郡县，而天津县都是由沧县、静海、武清三个县旧有村落划入版治的，地图地貌从未丈查过。直到嘉庆二十年才正式做了一次人口普查，把每一村镇都认真填明绅商百姓、三教九流等户口人数，并绘制了地貌图。石家在此时已是“甲第连云”、“田连阡陌”、名列绅衿的大财主了。地貌图上把石家住宅区域，由东起美承德胡同西至大寺胡同，南至前大街，北至后大街，划了一个长方形的格子，作为石家的庄园区。以后断断续续地经过了三十年，这个普查材料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才刊印出版，定名为《津门保甲图说》，这表明石家的财势已经为官方所承认了。
  （2）早期的土地兼并和其他
  清嘉庆六年（1801），大水灾过后，治河官员采取了疏水入海的办法，首先将中亭堤延伸到杨柳青以东的铁锅淀，这段河堤在子牙河北岸，是在清康熙年间的格淀堤基础上加高加厚的。河水猛涨的时候，中亭堤挡住了河水流入淀内，真正地做到了河归河、淀归淀。后来淀中水逐渐干涸了，便形成了很多无主的退水地，于是官府就把这些退水地经过丈量卖了出去，从中自得了一大笔收入。当时石家经营粮行，若干年积累了大量资金，就用这些钱买了良田千顷，像东淀水库的“石家洼”就是当年购进的一部分。从此，连本地和外地，东西南北各处的土地积累，还有多处富户之女嫁给石家人为媳的陪嫁地，因而在清道光年间就有了“石万顷”的称号，石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这个时期的石家不仅有了大量土地，同时还在固安、大城、武清、文安、霸县、永清、静海、天津等地开设典当业。据当时统计，石氏家族有典当十八处，住房大小五百余间，土地千余顷，还有万兴粮行、营运大船等，库存现金约值三百余万两。
  5．兄弟分家大浪淘沙
  清道光三年（1823），遵照石献廷预先立下的遗嘱，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以及子孙们显示的勤堕，兄弟四人协议，分家另炊。将现银、土地、房屋、家具、典当等，除留出祭田公产一份，其余全部按四大门平均分配。分家后各门情况简述如下：
  （1）长门福善堂
  福善堂石宝善系石献廷次子，长子石宝福未婚早夭，因此石宝善起堂名为福善堂，暗示自己继承长门之意。石宝善共生七子，成人后辅佐其父经营土地与典当业，每年有所积累。石宝善原分得老宅一所，然生齿日繁，房不足应用，就先后在附近购买房基地，增建新宅。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后，石宝善年已老迈，挂完五世同堂匾额，就把元字辈兄弟七人又分为七小门，各起堂名分居析产。把老宅内西三所分给五子石元鼎，立名尚炯堂（后改树善堂）；东三所分给六子石元勋，立名久思堂（后改万发堂）；在久思堂北新建一所分给了四子石元第，立名元吉堂；中辟胡同路东南口建宅两所分给了七子石元度，立名裴元堂，所以以后人们称这条胡同为裴元堂胡同。在老宅对面路南本为四门尊美堂石宝珩旧宅，清同治年间尊美堂也因房基狭小，在河沿街购址另建，把老宅让予石宝善长子石元敬，立名敦厚堂，所以门前还挂有“大夫第”匾额（因尊美堂石元俊曾为工部郎中）；二子石元辉立名聿修堂，另在估衣街盖起宅院；三子石元兆立名衍庆堂，也在西当铺小胡同内盖起了三个小四合院，供他三个儿子居住。
  自从石宝善在清嘉庆年间考中武举，其子孙全部以农商为业，七小门每家都有土地近百顷，然生息人口各门不等，子孙们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守业情况也就大不一样了。有的安分守己，如七小门的裴元堂；有的骄奢恣纵，如三小门的衍庆堂；有的狂吸鸦片、不问生产以致败落，如二小门的聿修堂；也有的人丁不旺，如六小门的久思堂。到清朝末年，大部分皆已衰落。民国后竟有的贫困不能自存，多依托就食于他族。到解放后只有七小门裴元堂石毓均（衡普）、石毓铎兄弟二人，在镇上土改时交出土地八十余顷。在北伐后（1928），参与地方活动或沦陷抗战干伪职者，多为石宝善第五代毓字辈人，如树善堂之石毓鋆（少波），在1929年任镇保卫团董，石毓珣在1944年任镇伪新民会主任。
  敦厚堂之石毓琪（仲望）在1946年任《新报》编辑，又转入缅甸远征军208师（解放前夕更番号38军）师部任职，1947年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长春解放时，石仲望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天津解放前半年坚决辞职隐居。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被捕，羁押于东局子，后送西安学习，并分配工作。另外，还有衍庆堂的石棪年，解放前曾在石家庄一带当过“白脖”（汉奸便衣队），其兄石椿年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一贯游手好闲。在1952年他鼓励元吉堂石毓铨之妻戴氏与衍庆堂石少敏的女儿石某，出了一张当年长门与尊美堂处理歇业某当铺余款分配账单，写了状子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控告尊美堂依势剥削同族。虽然这是无理取闹，法院未必受理，但尊美堂知悉后，仍然托出人来私下了结，石椿年也假作和事佬，讹诈了2000元。他除了给两名妇女和另一男人每人300元外，自己独得1000元。到1959年，又将石氏家族坟茔盗掘一空（后面详述），最后疑神疑鬼地死去。
  （2）二门正廉堂
  二门正廉堂石宝庆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考中武进士后，就在后大街另建起与老住宅面积相同的六所大四合院。进门东西院落为大客厅，二道门内四所有书房、女客厅、住宅等，规模气派超过长门老宅。石宝庆生二子，长子石元春立名为恩绶堂，管理土地，当铺等产业。石元春生长子石作辑，立名为裕德堂；次子石作霖立名为怀德堂，均以守业为主，未考取功名。
  石宝庆次子石元恺立名恩德堂，道光十九年（1839）考中武举人。元恺生四子，长子石作瑗（号香谷），立堂名为三德堂，光绪元年（1875），被县推举为“孝廉方正”，恩赐官阶六品；次子石作棫（采三），立名锡福堂，光绪五年（1879），考中文举，后在河南永宁、项城、守陵等县任知县十余年。故在宅内二道门上有了名书法家戴彬元写的“祖孙父子同登科甲”的金漆大横匾；三子石作枢立名润德堂，捐职未出仕；四子石作桢（蕴轩），立名承德堂，其妻为天津名宦之女，对石作桢不认真读书科考深为不满，说他是“空有银钱，并无一官半职，是个大白丁，将来孩子（指绍曾）长大，要想找我娘家这样门第做儿女亲家就不易了”。因此石作桢想尽一切办法钻营官职，先花钱买了一个监生，又花了10万两白银捐了一个候补知府，被分发江苏。恰巧与石家有姻娅关系的张之洞任了两江总督，他上下打点，没费什么力气就署理了一个扬州知府。扬州自古是盐、铁枢纽，江苏省的一等肥缺，只干了两年多，宦囊里就有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结果与天津在外多年做过藩台、甲午战争时被朝廷派在天津帮办团练的四大钦差之一、官封太子少保的张梦元做了儿女亲家。这样，儿子石绍曾既是知府的衙内，又做了地位显赫的大官僚的女婿。他为了迎接父亲将来衣锦还乡，打算在门外修盖一个大影壁，仗势强迫对面邻居开杂货店兼肉铺的刘一刀给价搬迁。刘一刀不服，一气之下成疯，每日持一小木鱼，在门前口诵佛经喃喃不止，因此遭到全院亲族埋怨。石绍曾内有亲族不满，外有疯汉纠缠，于是便另在猪市大街山西会馆对面重建知府宅第，将石氏公产万茂号旧址扩大，又强买了两所民房和元兴宋家铺产一部分，按照知府在封建时代的住宅标准，盖起了前厅后宅的两重大院，厅堂院舍的装饰及家具陈设都是花梨紫檀、上嵌大理石螺钿的。院外墙上有拴马用的如意石刻，大街上立有二尺多高的上马石。后来石绍曾也卖了十顷地捐了一个知县，只是尚未赴任就改换民国了。
  在此之前，这六个堂名作字辈的后裔们，也因生齿日繁，早已不敷应用，各家都纷纷迁出，部分在大宅西面盖起了四个大院，大门均设在大寺胡同内，为润德、怀德、裕德、三德四个堂号所居用。这四所院落，尤以裕德堂房屋建筑精美绝伦（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遭严重破坏，其部分砖雕现存杨柳青博物馆内）。只有石作棫和石作桢因人丁不旺，仍住正廉堂旧宅中。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这些平时游手好闲、终日以鸦片为伴的瘾士们，都逐渐败落了。
  三德堂的石作瑗有四子，长子石绍先，次子石绍勤，三子石绍谦，四子石绍廉（博泉）。石博泉看到大家庭的家境日衰，预感前程不妙，将仅有的几间住房家具及部分土地卖掉，于民国四年（1915），夫妇二人携全家迁居北京。石博泉后来谋得了去东北工作的差事，方得供在北京生的儿子石毓溥、石毓澍二人上大学。博泉共生五子，长子石毓浔（石开），次子石毓溥，三子石毓涛（石挥），四子石毓澍，五子石毓澊。
  长子石毓浔（石开），解放前任伪职，曾被捕判刑，释放后从事电影的编剧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我这一辈子》的编剧，笔名杨柳青，并获得成功。
  次子石毓溥，自幼过继给怀德堂的一位伯父，在杨柳青生活，后来在天津上了中学，又在北京上了大学。解放前石毓溥在福民药厂工作，以后在一个中学里任化学教员。
  三子石挥（石毓涛），1915年生于杨柳青，出生后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以后在北京师大附小毕业又断续上了两年初中，后因其父失业生活困难，15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先后卖过报，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当过北宁路列车服务员，真光电影院小卖部会计等。1940年赴上海，后经幼时同学董世雄（影星蓝马）介绍，参加了“明日剧团”，曾来天津演出。几经磨练，演技逐渐提高，由配角到主角。在40年代初，参演了三十多个剧目，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更是令人叫绝。因此，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
  1941年石挥涉足影坛，共参与《世界儿女》、《假凤虚凰》、《夜店》、《艳阳天》、《母亲》、《哀乐中年》、《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等22部影片的创作，主演了12部影片。在敌伪监视下，他竟大胆地把苏联文艺“夜店”改编为电影拍摄，为人称颂。1950年他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成为他的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影片，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4年石挥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1955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1955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
  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独具风格、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1957年11月，“反右”运动中，石挥含冤而死。1979年2月，上海电影局召开大会为石挥平反。1982年3月，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还说：“我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1995年由中国广电部，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世界电影100周年暨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电影世纪奖评委会授予石挥“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
  四子石毓澍，1918年出生在北京，14岁考入北平中法大学高中，1937年去法国留学，194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回国，从事医疗工作。1951到天津总医院工作，1971年调入解放军305医院，1974年转业回到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在此期间，石毓澍创建了心脏病学研究室。成为我国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前后共培养了6名博士，14名硕士。石毓澍曾是天津河西区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天津医学会会长，《中华内科》杂志副总编，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90年，石毓澍辞去行政职务，被天津医学院授为终身教授。同年被法国里昂市授予里昂市荣誉市民。1995年，石毓澍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年大会上被评为我国80名有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之一，并获得中华起搏电生理学会在中国开创心点生理学奖。1996年移居澳大利亚。
  五子石毓澊，曾在北京上学，解放后在天津化工研究院任高级工程师。
  另外润德堂石绍周的儿子石毓富，后更名毓符，解放后在天津财经学院任副教授，1985年故去。其叔伯兄弟石毓钱，工人，在杨柳青三街居住，这是二大门中唯一没离故土的人了。
  大寺胡同四所宅院继石博泉迁走后，裕德堂的豪华住宅主人石筱亭以40两黄金卖与新疆归客高孝臣；润德堂的房子卖与了新疆同盛和的周耀廷；三德堂大寺胡同的宅院、七星庄的宅院，也完全脱手。
  在民国十年（1921）前后，石绍曾将知府大院连同莲花淀的土地卖款10万元迁往北京，买主为新疆归客周玉丰。在河沿大街健隆胡同口尚有一所大四合院，为石博泉的哥哥所有，在沦陷后期卖与了津怡和斗店经理王作勋。至此，只剩下正廉堂老宅六所宅院，因为二门公产不好处理，在民国以后或出租或被占用，直至1948年解放。
  （3）三门天锡堂
  天锡堂石宝苓只有一个儿子，名石元熙，分家后在杨柳青前大街建起宅第，东南角建家祠。房屋建筑全是磨砖对缝，内部装修木雕隔扇布置精巧，有大客厅、戏楼等，其他三大门均无法比拟。皆因人丁不旺，又善于理财，岁入丰盈，家资雄厚。至清末，家中设有银库、珍品库，外有万源银号（合资）及各县的当铺10处（其中一个合资），土地三百余顷，杨柳青镇十六街张家园一带的人们均为他家佃户。
  石元熙好玩嬉，对地方各项花会多有赞助。十六街东寓法鼓的全部法器、经柜、道具以及迎神赛会之黄、绿呢大轿、木辇銮驾、全部执事及由前大街、估衣街至鲜货市悬挂的彩灯、沙干、绸幕流苏等皆为该堂独资筹办，并专设两道院落存放道具。
  石元熙生有二子，长子石作云（赓甫），次子石作瑞（嘏孙）。元熙死后，其妻长年卧病，石作云祈祷于本镇药王庙许愿，将庙宇大修，在大殿内重新塑十大名医像，做隔扇承尘，为二药王更换袍履，并在殿前悬“宝元寿世”大匾一方，自祝两辈人长寿。
  石作云从先辈继承的大批产业，尚能继续维持，他每年要有一半的时间轮流到各县当铺指导经营，家中的土地和家务由其弟石作瑞掌管。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点，即皆吸鸦片，都贪女色。石作云经常在外巡游，打算在外边另建一个小家庭，因他太太卞氏的反对，没有成功。后来在王口当铺住着，经当铺经理搭桥，和一个有夫之妇勾搭成奸。石作云给这女人的丈夫50亩地白种，每年还供给肥料籽种。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锡堂内一大院失火被焚，准备翻建。第二年春天石作云去王口住了3个月，没想到这有夫之妇就怀孕了，端午节赶回家中盖房，房未动工就病倒了，一病半年有余，日见严重。他们兄弟身边都没有儿女，一些族中没落子弟见他家有偌大财产，而石作云病又垂危，都来争着过继。到除夕王口捎来信息，那个怀孕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到这时石作云只好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向老婆说明。他老婆是天津城里乡祠卞家的姑娘，也是八大家之一，平时对丈夫管得很严，到这时虽然不满丈夫所为，但究竟自己房中有了儿子，于是就回绝了本族人过继提议。这些子弟们纷纷到族长石元仕面前告状，说王口当铺的妇女是个淫荡的女人，和“老西”们都有来往，有乱宗嫌疑。石元仕唯唯答应，不加可否。石作云与夫人计议，开了一张30万两的银票，叫仆人张明用拜匣装了，给石元仕送去，但被退回来。转年正月，夫人卞氏借给叔公叩贺春节的机会，把这张银票捧到石元仕内宅，孝敬了石元仕，压住了口声，方得正式承认。
  转年元宵节前石作云病故，由其夫人卞氏做主，去王口把母子接来。该女人按照纳妾规矩，从后门进了偏院，儿子由账房先生抱着，大门外响起鼓乐，张灯结彩直到停灵大厅。在石作云灵柩前换上孝服，门外灯彩全撤，贴上丧联讣告，才把孩子交给他母亲喂奶。这样就算天锡堂后继有人了。并且把进门这一天，算作小孩子的生日（农历正月十七日），取名文光，字耀华。可怜他的亲生母亲，生离了原配丈夫，到石府作守节的寡妇，几年后抑郁而死。
  且说二大少（同族的习惯称呼）石作瑞，经常去天津玩耍，弄来一个妓女叫金香玉，到家做了小老婆。但他并未收心，每天还是到外边吃喝嫖赌。赌赢了就在赌场内大办酒席，赌输了就开条子到家中账房去取。赌场中的女主人是一个女光棍，渐渐地和二大少鬼混一起。1917年，石作瑞也得了病。赌场上半个月没见他来，这女光棍派人去请。听说他病了出不来，这女人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就叫人去和石作瑞说，要进石府探病去服侍。本来这个女光棍名声很不好听，石作瑞听了，怕她真来了势必勾起家族不睦。于是就托人了结，把要翻盖房子的木料全部拉到赌场，又给了一笔钱，把赌场翻盖了八间四合院，才算完事。1918年，石作瑞也去世了，由石文光兼祧过继出了大殡。当时石文光已年近二十，有石作瑞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摆着，那套“败家子”的路数早已学成，只从人们送给石文光的外号“狗少”之称，就见其一斑了。据乡亲们评论，这门的家业全是“狗少”折腾光了。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也不全对。因为石作瑞死后，大太太卞氏就行使了主权，首先辞退了账房总管王先生。王先生是海下（南郊）人，从20岁就在天锡堂管账，是当年全家信得过的一位账房总管，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管理着石家这一片产业。那为什么卞氏又辞退他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因石作云生前在王口姘了这一女人，后来怀孕，当铺经理捎来信息，而石作云正在病中，就派王先生去了一趟王口，看看虚实。王先生到王口后，查明确已怀孕，就在当铺里支了100吊钱，送给那女人作营养费，这件事内宅里全不知道。以后卞氏知道了此事，认为男人在外边胡来，账房也和他一合手，自己却被蒙在鼓里，受他们欺骗，所以石作云死后她就更不放心了。二是她对石作瑞在外边的胡作非为也总是作种种猜测，于是她就拉拢金香玉作“耳报神”，了解石作瑞的一举一动。其实账房的王先生对石作瑞的行为也不满，因为石作瑞在管理土地时，各处二地东收进地租全付给他，有时他在二空里把钱花掉，也不报账。只有在账房查对追问时，他才补开支用条子入账。因此，这位账房先生用一块白布画了天锡堂土地分布图，把各处所有土地都画在上面，并标明土地亩数、地点、地形、弓口四至，每年租金若干、何人经营等。在石文光六七岁时，账房王先生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常常讲给石文光听。这虽然是好事，但卞氏认为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长大，还不是他们联合在一起欺侮自己。所以石作瑞一死，她就毅然辞退了这位王先生，从而把管库姓阎的山西人提升为主账房。这个“阎老西”为人老成，是当年从当铺调来的，主要管理库内细毛皮货、绸缎布匹、古玩字画、珍贵药材等等。卞氏又把他娘家侄儿卞星南找来，和一个姓齐的分管总务，实际“阎老西”被驾空，成了记账员，收支财务库房都由卞、齐二人管理。且说石文光父、叔死后，他成了一家之主，卞星南也不敢管他，他可以把这万贯家财随意支取。卞星南也希望他胡花乱用不管事，自己好从中做手脚。就这样虽家有万贯，也经不起挥霍。例如石文光嫌赶车的车夫老了，动作慢，听说沧县有个姓马的把式从前给清宫太监李莲英赶过车、当过鸟把式，只因为把李莲英心爱的一对鸽子喂死了，被李莲英一脚踢出来，现在家种田。于是石文光就派人去接他，他不肯来，怕再“栽跟头”，所以叫他的大儿子马金山先替他来趟趟路。马金山来到杨柳青，看了轿车马厩，向石文光提出了条件，建议油饰轿车，更换帷幔，马厩内只有一匹“菊花青”能用，还要重新买一匹，给自己做几套车把式服装。石文光一一答应，就这样商定下来。马金山在旧历年初来到石家，就按石文光答应的条件，积极筹措置办。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准备就绪。此时正赶上四月二十五日卫南洼大寺峰山庙会，马金山为了显显身手，撺掇石文光去赶一趟庙会，石文光欣然同意。一仆一主，早晨八点动身，从中渡口渡河，走大堤，经市南大道、八里台、李七庄，向南东拐，沿路车快如飞，逢车便超，不到十一点就到了峰山庙。石文光游览了一番，下午两点返程，车子既快又稳，鞭子打得也清脆，再加上马金山衣物打扮出众，路上行人全啧啧夸赞。从此石文光对马金山言听计从。
  后来，马金山提议秋季去文安、霸县行围打猎，石文光同意了。于是定做了大小帐篷，买了猎枪、弓、箭、猎犬、雄鹰，以及打猎野餐用的炊具、被服等等。陪着玩的有族中没落子弟和亲戚朋友，还有厨师仆从。另外还雇了几名猎手，一行三十多人，动用了十几辆大车。这个马金山既是参谋，又是向导，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玩腻了回来，就打回几只兔子。石文光养了两只小洋狗，每天下午都要到东当铺胡同河边去饮水。河岸上有一片矮篱笆墙，里边住着一家姓彭的老汉，以卖劈柴、木炭为生。老夫妇和一个女儿共三人生活，女儿在院里晒衣服，被石文光看见了。等狗饮完了水，石文光还不走。马金山看出门道，就自告奋勇，找彭老汉去说亲，结果以约50亩地和600元钱给石文光买去做了姨太太。后来又连续买了刘、薛两个姨太太，连他的大太太一共四个女人陪着他。但他还常姘靠女人。后来又在天津买了三个妓女和歌女，这样他家里就有七个女人了。这七个女人或在杨柳青，或在天津新旅社，轮流居住。后来这三个妓女歌女都不安于室，资遣了事。
  石文光于民国十年（1921）冬天，在天津剧院看戏，邻座上有一妇女长得很漂亮，他就和人家搭讪。这个女人回家和她丈夫一说，就决定再去剧院引他进家。她丈夫找了几个人来，扭住就打，这个公子哥如何受得了，大喊饶命，自愿花钱赎罪。结果把一件海龙领子大衣扒掉，钻石戒指、金表、钞票也全掏出来，才狼狈跑回新旅社，谎称路遇劫匪。第二天他回了杨柳青，叫卞星南打开库房，寻找皮货，打算再做一件，找了一个紫貂皮筒子，准备带往天津加工。这时天津来了电话，叫他赶紧回新旅社，他又放下皮筒，匆匆赶到天津。原来是石丹林听说石文光被劫，和一个警探说了。这警探知道石家与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很要好，为了破案邀功到了新旅社细问缘由，石文光只好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第三天这警探把大衣拿回来了，说匪人已逃跑了，只剩下这件大衣。当然钻石戒指、金表等就下落不明了。这样石文光又酬谢警探400元了事。
  石文光挥霍无度，他不但在新旅社每天需要几百元的开销，家中还养了一大批闲人。家中有学唱戏的文武场面，养狗，养蛐蛐儿，养花，养鸟的把式等等。这时马金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也被石文光安排了差事。石文光花钱像流水似的，对家庭收支情况从不过问，无事就拿鸦片烟来消遣，用钱就向账房要。这时每年早已入不敷出，家中原有的库存白银也所剩无几了。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五月间，石文光正在天津新旅社大行其乐之际，没想到家里库房前院突然起火。大火熊熊地向北燃烧，很快蔓延到库房，当时虽有家人们打开库房抢出箱笼、摆设家具等部分东西，然此时全镇十八道水会陆续临场施救，左邻右舍齐忙动手，人出人进无法辨认，给趁火打劫者以可乘之机，故而抢出来的东西又遭到部分损失。石文光在津得悉家中失火的消息后，当即赶回杨柳青，进门一不问伤人与否，二不问财产损失，先问起他那两只小洋狗的安全，继而才跑到水会扶机救火。可惜他是烟色之徒，体力孱弱，扶了没有两分钟，已经气喘吁吁了，只好退出火场。灾后经过清点衣物箱笼，估计损失80％。库账也已经焚毁，偏偏那位管库的当时又不在场，起火原因也没法调查。石文光只叹息了一声，就又回到天津寻欢取乐去了。
  经过这一场大火，天锡堂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是各路当铺因东家开销大，不断抽调资金，再加上十几年来没人巡视监督，更有北洋军阀混战，散兵游勇聚众抢劫，农村富户多离家外迁，有的当铺早已亏累不堪。到北伐时期（1928），大都清理易主。在这几年中，几位老寡居的太太们，已预感到石文光这个后代香火不太成器，卞星南、齐某等人唯利是图，有的忧愤成病，陆续死亡。只有二姨太太金香玉有些见识，把儿媳朱氏找来，商量节减开支，将一些没用的仆从一律给些银钱或土地打发回家。马金山除给3个月的工资之外，把他在外的住宅和东门外的24亩地也赏给了他，只留下姓齐的和“阎老西”。卞星南早已饱囊而去，据在天锡堂打短工的刘老先生讲，那齐某后来在天津（今三义庄、谦德庄一带）盖了四条胡同的红砖瓦房出租，成了房产主。等到几位老奶奶死后，石文光就不再回杨柳青，在华利里租了所房子与妻妾住在那里。
  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前各处的土地已经卖光（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早已归主不明），家中的房子也拆卖一空，连祠堂也卖给天津鼓楼西磕头岭茶棚，原样拆去建了观音堂。石文光把爱妾薛氏以200两烟土由高五护送新疆，转给了当地教育厅长刘文龙，继而彭、刘两妾也转了出去。大太太朱氏只生了一个儿子，长到十多岁也病死了。眼看山穷水尽，华利里的房子住不起了，退了租，又迁到芦庄子聚源小旅店内存身。这时他猛然想起万兴公记的公产，尚有他应分的20顷地，就找到了乔蓬仙律师办理分产。但是产业要逐步清理，一时钱还拿不到手。就指这笔钱借高利贷暂过其“瘾”。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万兴公记财产清理完毕，去掉费用还能分到8000多块钱。他自知是最后一笔钱了，就把吸鸦片改为海洛因或打吗啡针。但这8000块钱除了还高利贷所剩无几。无奈海洛因中毒已深，形销骨立，再加营养缺乏，出现了骨蒸现象。最后在无钱购买鲜货的情况下，托本镇毒贩韩五猴在送去海洛因时给他捎两个萝卜来。但萝卜没有吃到嘴，就死在南市荣业大街的垃圾堆上了。还是曾在敦厚堂当过仆人的李凤起找石氏在津同族亲友，捐资装殓，拉回杨柳青埋葬的。他的老婆朱氏是天津财主和丰朱家，由娘家接去养老，从此天锡堂一支就算彻底家败人亡了。
  （4）四门尊美堂
  石献廷第四子石宝珩，分家时年龄最小，仅二十多岁，由长门石宝善照应着，立堂名为尊美堂（取五福尊美之意）。石宝珩共生三子，长子石元俊（筑岩），次子石元仕（次卿）、三子石元杰（蓬仙）。石元俊自幼好读书，聪明颖悟，府县考试均名列前茅，清咸丰十一年（1861），中省试辛酉科举人。揭榜后与同年同科考中者数人游北京，见几处庭院园林之美，颇为动心，还乡后与父亲商议重建一所精美华丽的住宅。石宝珩自分家后，忙于理财，过去也无暇顾及住房问题，如今下一代均已长成，长子元俊又中了举人归来，也就欣然同意了。石元俊立即物色房基地皮，次年又去了北京，谋得了工部郎中一职，因而接近一些建筑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按石元俊意图，绘制了图纸，然后积极采购备料。唯因建筑部分砖瓦、木料，均须购自南方，当时正处太平天国、东西捻军战乱时期，长江、运河航运不畅，辗转迁延数年之久，至清光绪元年（1875），才动工兴建。石元俊从北京请来一位王师傅领队，带四十余位熟练建筑工人，又邀请本镇瓦木工匠，历时七八个月的时间，其主体工程如戏楼、客厅、暖厅、鸳鸯厅、甬路、几道垂花门楼和下水道等才初具规模。待房屋全部建成后，其建筑格局远远超过其他三大门，当时在全天津府县也属一流。
  清光绪三年（1877），尊美堂全家由前大街老宅、敦厚堂前院迁此居住。石元俊也以父老弟幼告病还乡，不再出仕，只辅佐父亲经营商业。除原分得当铺、土地外，又在天津先后创办了万有姜厂（经营南北杂货，在上海、汉口各地收购设庄）、万有酱园、万源炉房（与天锡堂合资，炼化金银）、美善成银号、东万盛煤灰厂（东门外袜子胡同）、西万盛煤灰厂（北门外竹竿巷）、万庆成绸布棉纱庄等。同时大量的兼并土地，以至达到五百余顷。石元俊闲时就与地方上的社会名流、士绅交往。光绪四年（1878），与族侄石作桢（蕴轩）联络刘光先、王大为、朱宝光、王文彬、周爱莲、戴冠庆等人成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内，先后有生童八十余人，月考课两次，为造就将来科考的进身阶梯。聘请其表叔祖高善观（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举人）为山长，其子高雁侬授课监考，周恒昌、刘文蔚、解开元等举人做辅导。后有刘学谦、杜彤两翰林及很多举人、秀才均出其门下。
  石元俊立家教很严，其中以睦邻最重要。其弟石元仕、石元杰全俯首听命，不敢违抗，尊敬程度甚至超过他们的父亲。对邻里中任何困难，石元俊都尽力给予解决，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光绪十年左右，石元俊病故。无子，立长门久思堂石作孚过继为嗣。
  石宝珩次子石元仕，字次卿，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兄石元俊病故后，根据兄终弟及的遗言，尊美堂就由他来当家了，时年不到四十岁。他继承了父、兄留下的偌大产业，土地、买卖、当铺等等，致力经营，产业积累又有进一步的扩展。他还继其父、兄为石氏族长，管理着万兴公祭田等产业。到庚子年（1900），石元仕的财势超过同族各门。庚子后，其政治势力也在扩大，这时的石元仕可谓集官僚、地主、资本家于一身。无论在政治上、财势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均成为显赫津门的“应时人物”，也使石家确立了名副其实的“津西第一家”之地位。现在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就是指的尊美堂大院，这是四大门分家之后，财势最大，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支。
  注：（本文后面对石元仕进行详述，见“津西第一家——尊美堂轶事”。）
  6．石氏家祠与万兴公记的兴废
  清道光三年（1827），石氏宝字辈的人商量析产另炊。首先经过决议在土地中拨出静海南泊地四十八顷，子牙河北花尖子地九顷六十亩和河南包括茔地及其附近二十余顷，作为永久性的祭田，此外还想再拨一部分现银修建祠堂。三门石宝苓主动提出，在他初步协议分得前大街东口约五千平方米宅基地里，从东南侧划出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修盖祠堂之用，将来建筑全部费用也由三门自己承担。后来修建天锡堂住宅时，同时也修建了大祠堂。并请山东著名书法家王垿题写了“石氏家祠”，刻成金字大匾，悬挂于祠堂大门之上。院内祠堂迎面是七级石阶的大月台，檐下六棵抱柱，一排五间两进的大厅里，两旁是三牲肉杠、五张供桌。中间正面神龛供有历代石氏宗亲牌位，下列石衷一、石万程、石献廷等夫妇神主。其余四张供桌上，各有二层楼式木雕神龛，按厢左昭右穆方式排列，作为四门从宝字辈起安放神主之用。屋顶上悬有四个两米多高花梨木细雕的大宫灯。这座祠堂总计花费白银五万多两。不过后来除宝字辈神主进入龛中奉祀外，只有天锡堂石元熙、石作云、石作瑞等夫妇进入祠堂，其余各堂元字辈以下的神主，大多存于自己家中设龛供奉了。
  祠堂也是过去管理全族男女实施家规的机构，公举族中辈分大、年纪高、有威望者为族长，掌管祭田公产的全部财务收支。凡本族子弟有损全族声望、辱没门第的非法行为，都可利用族规，在祠堂召集全族人等，动用家法（棍、板、鞭等刑具）严讯审问，也可以族长名义送官究办。对族人内部纠纷，实行公断仲裁，确认婚姻、立嗣继承，是否合乎族规等。
  历代族长有：石宝善、石宝珩、石元勋、石元俊、石元仕、石凤文等。
  祠堂建成后，公议祭田由四门尊美堂总管账目财务开支，各大门轮年协助分管，支出由族长批准，立名为万兴公记。财务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租金，用于常年修理墓园、清明祭扫集会、一年四季祠堂家祭、族中子弟遇有天灾意外事故与婚丧嫁娶补贴以及族人义塾读书费用和其他有关公益事项开支等。余款累年积存到相当数目时，四门仍可均分，若有亏欠不足也由四门摊补。如光绪四年（1878）年成立崇文书院于文昌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之后设立保甲局、支应局，清末废科举后建立第二中学学堂，均由万兴公记承担了一大部分捐助款项，就这样延续到抗战以前。民国八年（1919），石元仕死后，族长一席由敦厚堂石凤文担任。此时石氏家族大部趋向没落，有些子弟不事生产，又有吸鸦片等嗜好，都想分掉公产，缓解穷困。再加上军阀混战，地方旱涝，收租不齐，年有亏损，一切祭祀等陈规旧矩，逐渐无人操办。终于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天锡堂石文光拆卖祠堂以后，各大门认为万兴公记已无存在必要，公议将此公产分掉。于是各门都请出律师，作为监督分产公证。长门福善堂和二门正廉堂请出律师张德良，三门请出律师乔蓬仙，四门尊美堂请出律师周乾济，组成一个依法分产机构。并在天津南市大兴旅馆包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办公联络地点。还在聚华戏院包了两个常厢。一些没落子弟住在那里，帮着处理财产。三个律师每星期会面一次，有问题研究洽办。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才将全部公产变成现金。除去食宿、听戏、差旅以及律师办公费用，只剩余三万元左右，由律师监督各门开据具领。至此，存在115年的万兴公记就宣告解体了。
  7．石氏祖坟的风波
  石氏祖坟坐落在南运河南岸，马庄下坡处，占地八十亩，从迁入杨柳青以后的四五代人都葬于此。只是以尊美堂、裕德堂、怀德堂大小三支另建坟地，其余各支仍在这祖坟中顺序埋葬。解放以后的一九五二年二月，以石衡普、石毓铎、石仲黉、石丰年、石周恒等，代表石氏合族七十余户，向杨柳青镇中心街政府备案，声明此坟地为石氏合族之公产，不属于石姓一、二人及外姓所能认领之土地证。并在四、五、六街政府口头声明在案。
  1958年以后，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石家一些平日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后裔公子哥们，没有一技之长，什么都不会做，就想在祖宗的坟墓上打主意。首先燕怀堂石毓鑫，他原是由石氏从亲戚曹姓家抱来的养子，先从盗取自己父亲棺木的殉葬品中尝到了甜头，又因天锡堂这一大门已后继无人，石毓鑫就雇工挖他家坟墓。当他刚挖到第一座坟时，被燕庆堂之石椿年闻悉，把石毓鑫扭送公安机关，结果以盗窃他人坟墓罪判处徒刑三年。然而石椿年却从石毓鑫事件中得到启发，经过思考，为做到盗坟合法化，他串通了一个姓胡的生产队社员，大造舆论，到处宣传说石家坟地要征用，所有坟墓一律限期迁走。并由他出头，派人往各门家族后裔送信，说明如无人或无力者，石椿年可以代迁。这时只有尊美堂石承业听到消息，租用了运输场平板大车两辆，将其曾祖石宝珩夫妇棺木，托石丰年护送到南马集公墓，购穴安葬。还有聿修堂石元辉夫妇棺木，由其女儿迁移至铁锅淀西北义地。其余后裔无力者或与石椿年合作，挖掘伙分殉葬品，或托石椿年一手包办，将原棺木打开，取出贵重的殉葬品，将尸体改殓薄板小材内，拉往北郊铁锅淀西北义地埋葬。其无主或接信不来的，均按无主坟墓，由石椿年雇工挖掘，就连族中上三辈老祖（石衷一、石万程、石献廷）坟墓也未幸免。前后挖出完整不朽的棺木计一百二十余口，有的直接卖出，有的雇工刨去漆皮，当新料卖掉。从1959年起至1961年止，三年内全部清理完毕。天锡堂一门较其他富有，棺木二十余口，殉葬金翠饰品亦很丰厚，身下的土星钱，每枚重一两，均为他一人所得。石椿年被这些黄金珍饰冲昏了头脑，挥霍恣纵，到处逞豪华，摆阔气。许多帮闲的狐朋狗友，常在一起吃喝，每餐消费不下一二百元。这时他的始祖石衷一的骨殖，已拣来放在卧床下很久，据他说要买个白瓷缸子装殓埋葬。但后来白瓷缸子也没买，骨殖也不知去向了。
  他把从棺材里掘出来的金银财宝等殉葬品，装在一个布口袋里。他的宝贝儿子没事就拿出来摆弄着玩。后来不知是受了众多死尸细菌病毒传染，还是其他原因，就突然得了瘟病，死在去医院的路上。此外，还有许多族中子弟和坟中死尸沾边的亲族，就以不知道信息为名，找他索要金饰等殉葬品和旧棺木。有他不敢惹的，就给一些，老实懦弱的，他就不理或拖延。因此也常常争吵不休。等坟墓全部清理完毕，他的钱也就花光了。昔日那些帮闲的，一看他口袋里没钱了，也就都不再见面了。只有族中人还不断找他要这要那。亏心生暗鬼，他自己和别人说：“我常常做噩梦。”说他父亲就和他幼年在外边惹祸回家一样，叫他罚跪，他爷爷也用烟枪打他，“还有很多妇女找我要账”。就这样，他白天和族中人们斗，夜间被噩梦缠，终于在1962年一命呜呼了。
  至于石毓鑫呢，刑满释放出狱，听说石椿年得了那么多金饰物品、大棺材，他贼心不死，又偷偷地到铁锅淀去将聿修堂那两口棺材挖出撬开，窃取了金宝饰品。后被本主家属知道了，石毓鑫二次入狱。
  说到这里，石氏家族的偌大家业，正如“红楼梦”中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石氏家族久居杨柳青，历时二百多年，曾显赫一时。而石家的全部财势，终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消亡了。它像许多的封建家族和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样，经历了它的发展、兴盛、衰落的各个不同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这个家族自身发展的必然。
  注：本文选自《津西古今采珍》一书中于焕文、王鸿逵编写的《杨柳青石氏家族兴衰录》一文，并根据采访石氏后代进行删改，加以补充。石挥照片及剧照选自《电影画报》。石挥兄弟和母亲合影照片由石开之子石选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