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天津杨柳青人当年随军做生意流入新疆，到辛亥革命前后，近40年的时间，有的已经腰缠万贯，成为巨富；有的虽未挣大钱，手头也有点积蓄；也有的虽在新疆多年，只落得个一人温饱，两手空空。不管是哪种人，都是到新疆后才改变了他们饥寒交迫的命运，在他们的心中都印有深深的新疆情结。可是，他们看到了新疆的政局日趋复杂，生意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而且，早期“赶大营”的人，已出外闯荡几十年，大多已年过花甲，思乡之情魂牵梦萦，多数人又想落叶归根，另求发展。
  宣统元年（1909年），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衣锦还乡。这位百万富翁在回乡之前，对于资金、产业都做了妥善安排。将新疆伊犁及塔城的文丰泰京货店交由三弟安文玺经营，由四弟安文庆协助，并谆谆嘱咐两个弟弟遇有时机，即刻收市回乡。在安文忠看来，新疆政局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错，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本分的生意人，也难保一生平安；再说，人生一世生活既已满足，不可久留异域他乡。而安文玺却一拖再拖，不肯罢手，总是留恋那每年上万元的利润，可他没料到贪心不足生祸端。1917年，安文玺回乡探亲，准备坐俄台，到塔城的俄领事馆办了出境护照。在俄境斜米阿亚古斯河东面，有一个华人匪窝子，为首的匪徒叫高三，经常派出眼线，对塔城一带出境的富商、巴依进行抢劫。文丰泰京货店在新疆很有名气，匪徒们得到了安文玺要坐俄台回家的情报，高三等人认为这是个大发横财的难得机会，便进行了精心谋划，他们不仅想抢光安文玺身上所带财物，还要绑架他，狠狠敲他一笔钱财。就在安文玺到达斜米之前，高三派了一辆轿子马车在斜米车站守候，哪知道守在车站前的匪徒是个笨蛋，他不认识安文玺，总以为安文玺必定是个方面大耳、大腹便便的富贾，当体貌、穿着都很一般的安文玺进站时，匪徒贸然上前问了一句：“你们有个叫安文玺的来了吗？”安文玺还算机灵，知道这个陌生人不认识自己，这样发问料想不是好事，就顺口回答道：“他在后面，车子坏了，正修呢！”说罢匆匆进了站而化险为夷。等到那个匪徒明白过来，知道答话的人就是安文玺，连声喊让安出来时，安文玺已上了车，坐在车厢里的椅子上打起瞌睡来，其实他没有一点睡意，只是闭上眼睛让受了惊吓的神经松弛一下而已。
  安文玺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却又忘了其兄安文忠的嘱咐，到家半年，见到了在新疆伊犁惠远城拣了凤冠靠外财致富的刘石斋，刘对安文玺说，头年买了20箱红茶，从海参崴通过西伯利亚的铁路运到斜米，发电报给塔城的店员到斜米提货，然后运到塔城，很快就卖掉了，挣钱不少。安文玺既未与其兄商量，也不打听一下时局的变化，就盲目效仿刘石斋的办法，买了80箱细红茶，运到海参崴，不料这批货全被没收。安文玺心急如焚地托人打听，又亲自跑到哈尔滨，向镇守使公署管外事的人送了一份厚礼，打通了门路去交涉，他尚不知那时俄国已发生了十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宣布废除了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沙俄时的两国通商互不纳税的条款也不适用了。当时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还很乱，苏联红军和沙俄军队还不断交火，至于安文玺的货物被谁扣的很难搞清楚，所托的人虽然想尽力帮忙，但在那种情况下，也爱莫能助了。安文玺钱没挣着，反倒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时他才知大哥让他及早收市回家的良苦用心，自己将大哥的嘱咐当成了耳旁风，真是追悔莫及，损失了钱财，心里又想不开，竟酿成了重病，从哈尔滨回家后不久便病故了。通过安文玺这些不幸的事，安文忠更加理智，也更坚定了文丰泰收市的决心，他即电令四弟安文庆快快清理账目结束营业。对于安文忠这一决定，安氏兄弟与店内同仁们莫衷一是，当时伊犁文丰泰店里的经理张润田和一些伙计提议留下原底门面和货物，由同仁们接手继续经营，安文忠去信不客气地说：“你们卖酒，打我的幌子啊！”坚持全部清理，不留后患，因而，东、伙最后不欢而散。伙计们都认为安文忠不管同仁们的生活出路，实在太刻薄；而安文忠则认为伙计们目光短浅，不识时务，自己这样做，正是为了大家都平安回家，少受损失。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安氏家祠记刻石上有“荩臣（安文忠字）知时不可为，乃毅然遄返，数十年之经营大业，收束一清，无丝毫遗累，人服其智且勇”。从事实上讲，安文忠这步棋的确是走对了，不然的话，就在这刻石的前两年，即1932年，乌鲁木齐战乱，天津商帮的数万两黄金在哈密道上被匪徒劫持，后来马仲英又煽动新疆各民族仇杀，伊犁发生的动乱等等，许多天津商人蒙受了巨额财产损失，包括同盛和在伊犁的分店也在战乱中被烧毁，运往天津的回货和黄金又被尧乐博斯匪帮劫持，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商人产业损失殆尽，有的人甚至赔上了性命。文丰泰京货店如果尚存的话，恐怕也在劫难逃了。话似乎扯远了些，提及这些，主要是说安文忠不仅经商精明，而且能够审时度势，有先见之明，因而回归故里之后，事业有了更大的发展。
  在资金的安排利用上，安文忠更有独到之处，在他返乡前两年，就利用“协饷”在天津采购货物之际，同天津市金融界巨头郭巨卿、金品三、张云峰等人组织成立了洽源银号，定股金为10万元，并在农工商部注册。洽源银号开业两年之后，安文忠从新疆回到天津，又续存了大额款项，成为天津资金雄厚、正宗经营的金融业第一家。洽源银号作风稳重，放款严格审慎，信誉很高，有钱人到这里存款放心，在社会上曾有“铁桶银号”的称谓。这个银号所交往的大多是巨商富贾，加之郭巨卿又接任了英商汇丰银行华账房的职务，使洽源银号如虎添翼。19世纪30年代初，洽源银号改组，更名为福康仁。安文忠在外闯荡了几十年，见多识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商之道，他有一条原则，就是不让自己的资金闲着。后来，他又与天津八大家之一的乡祠卞家，也是棉纱业巨头卞润吾，还有钱业的张俊岩合伙经营谦丰银号，同时又因具有汇丰银行华账房的便利条件，在天津市河东区又开设了信义永麻袋庄，专从印度进口绿线麻袋，销往整个华北、东北地区。他的儿子安兴伯还进入了东方汇理银行华账房，成为买办范竹斋名下的办事员。此时的安文忠已成为天津市金融界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了。
  安文忠虽在文丰泰收市时，未对伙计们的生活出路做出安排，令他的伙计们十分不满，但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上他却能慷慨解囊。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伊犁经商时，他就向天津商帮各商号倡议集资，为家乡杨柳青十八道水会捐资，每年汇寄银两用于添置消防器材，维修水会房屋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安文忠在伊犁会同周恒德、郑永清及河北省白沟河商号的杜春弟，共捐钱五万串救济难民。安文忠回津后，独资成立了施医局，聘请曾在甘肃做过知县的刘文蔚为局董，中医大夫马少山看门诊，还宣传提倡并施种牛痘，预防天花。每年由安文忠为施医局提供经费600多元。另外，他还捐资1万元，在杨柳青镇药王庙西院成立了安氏私立小学（解放后改为杨柳青第二小学），同时捐献土地一顷多，以每年所得收入辅助学校经费。他还参加了天津市及杨柳青镇的多种慈善团体，多次捐款。这些善举，有口皆碑，使其知名度大大提高，与其财源相得益彰，在天津市和杨柳青老一辈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文忠创业可谓首屈一指，但家事却让他无可奈何。光绪七年（1881年），安文忠“赶大营”第二次返乡采办货物，同时在家乡结了婚，娶杨柳青人赵氏为妻，转年又只身回到新疆经商。光绪二十年（1894年）腊月，安文忠又回到家探亲，这时候快过年了，其妻赵氏与公爹安瑞章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安瑞章一时想不开，竟气绝身亡。按大清律例，气死尊长要治重罪，可是这罪责是要儿子安文忠来担当的。安文忠发了财，地方上的土棍劣绅们早就眼红，这事如果传出去，敲你竹杠绝没商量。安文忠深感事态严重，央求其父生前好友王金甫帮忙。王金甫系杨柳青爱竹斋画店的经理，这个画店里的画有很多都是通过安文忠带到新疆卖出去的，安文忠的父亲安瑞章也经常到画店赏画聊天，所以两家交情很深。王金甫嘱安文忠厚葬其父，对外则掩人耳目，只讲因病而故，又嘱安文忠速离家远去新疆，此事也就了结。安文忠虽然躲过了这场官司，但其父暴亡，内心十分悲痛。这次安文忠重返新疆伊犁，继续经营文丰泰京货店，由山西商帮友人介绍，纳山西人马氏为妾，多年来这马氏在伊犁陪伴安文忠，相夫教子，生活也算美满。宣统元年（1909年），安文忠回乡创业，将马氏及马氏所生子女一并带回杨柳青家中。妻妾共生了3男8女，安文忠在家乡兴办产业时，精力还较旺盛，对家人还有威严，家中尚能相安无事，但到其晚年，随着家产的日益丰厚，子女也都长大成人，家庭矛盾逐渐公开化，为顾全这位商界巨人安文忠的脸面，旧时好友出面斡旋。随后，安文忠不得不在世时就将家产分割，以解家庭矛盾纠葛，将存有的现金60万元全部分掉，安文忠与妻妾各得6万，3子每人也是6万，8女因已出嫁，每人分得3万。这样又过了几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这位奔波操劳一生，挣下了万贯家财的“大营客”安文忠，病逝于天津，享年90岁。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安文忠故去之后，子女们虽然都能自食其力，生活也都比较富足，但无一人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有勇有谋，勤奋自勉继续创业，这个巨富之家，便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清朝末年，与安文忠齐名的同盛和的创始人周乾义也告老还乡，新疆的经营事宜完全交于两个儿子恒德、恒正办理，自己在家乡发展，京、津两地都有同盛和百货店，需人料理，另外，还要为新疆各店采办货物，督促运输等等。民国初年，长子周恒德也返乡，接替父亲管理商号，后来又置办了几处房产，分与家人居住，还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出租，收取粮租，家业更加庞大。民国十五年（1926年），周恒正及侄儿周耀庭也一起返回家乡，新疆的产业交由乌鲁木齐总店经理徐润波及同仁曹余三等人管理。周恒正回家后，创办了文盛布庄，还与他人合资建立了天瑞银号、和生银号。恒德、恒正两兄弟在经营策略和商业管理上都超过了父亲周乾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盛世才这个杀人魔王开始统治新疆，天津商帮在新疆的经营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同盛和在新疆的产业也受到了巨大损失，特别是长门长孙周耀庭复去新疆返家后，英年早逝，周家人都感到这是家门不幸，特别是其父周恒德、叔父周恒正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打击，此后，产业即处于了维持状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在家资丰盈、衣食无忧的周家也不例外。周乾义从新疆回家时，原配夫人已故，又续娶一房，老夫少妻，晚年又得一子，取名麟书。周乾义共有4子，原配生了3子，长子恒德，二子早亡，三子恒正，续妻所生麟书排列第四。这恒德、恒正自幼家境贫寒，管教也严，都早早自立，并随父创下巨额家业，但幼子麟书出生时，时过境迁，家境富足，生活优裕，加之续妻只有一子，不免溺爱，因此，这第四子自幼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只知花钱玩耍，学业荒废，其父周乾义病故，分给其一份家产，很快被花光，没钱便向两兄长伸手，恒德、恒正因与他不是一母所生，也不好多加指责，看在同胞兄弟的分上，不断地接济他一些家产，花掉的钱财不计其数。日寇侵占天津以后，周恒德、周恒正相继病故，同盛和的经营也不断收缩，家境也由盛逐渐衰落。
  在新疆伊犁经营振丰恒京货店的贾绍山，是去新疆较晚的后起之秀。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回津办理旧俄卢布兑换事宜，发了一笔洋财。后来因旧俄卢布停止交换，贾绍山便不再回新疆，将伊犁的振丰恒京货店交由内弟之子经营，自己在津专事采购组织货源。贾绍山还有一笔意外之财，就是在伊犁经营振丰恒店时，共同贩卖鸦片的伊犁行政长牛时，将贩鸦片所得的10万元巨款存入了贾绍山的店里，贾绍山回津时，牛时托他将存款带到天津存入银行，并又托贾代自己买一所房子，以便解职后到天津定居。贾绍山在津为牛时买妥了楼房，在广州独居的牛时夫人先期到天津居住，这时牛时已调任焉耆行政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新疆发生了反金树仁暴政的“哈密事变”，战火蔓延到了南疆，焉耆也未能幸免，牛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与其子女自焚，在津的牛夫人得知此消息，心脏病猝发而亡，从此再也无人过问牛时的10万元存款，这笔巨额款项也就归贾绍山所有了。贾绍山将带回的资金一部分投入中兴银号和天瑞银号，成为这两个银号的主要股东之一。后来又出资10万元成立了谦义银号，另外，还在天津市针市街东口开了宏利棉布庄，接着又投资开设了万义颜料庄，他还与新疆伊犁德心堂中药店郭德奎的后代合资成立了和祥药材批发栈，在家乡杨柳青又经营起丰记油粮行，并自备船只，利用南运河、子牙河运输原料和销售产品。贾绍山置办这些产业时，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仍精力充沛，做事也仍兢兢业业，所以回乡后，更是财运亨通。在“大营客”中，他也算是创业发家的佼佼者。
  韩绍棠也是天津商帮中经营有方的人物之一，他于19世纪末去新疆谋生。民国初年，新疆的教育厅长刘文龙也投资经商，开办了盈丰裕京货店，聘请韩绍棠为该店的经理。由于韩绍棠懂经营，会管理，所以买卖很兴旺，刘文龙发了财，韩绍棠也挣了不少钱。韩绍棠“赶大营”之前，生活非常贫困，到新疆艰苦创业近30年，也算有了一定的积蓄，心里比较知足。韩有4女1子，其两个女儿都嫁于“大营客”之家，长女后来定居于伊犁，直至年老病故。其子韩伯超排行第三，自幼聪明好学，而且相貌堂堂，亲友、同仁对其无不喜爱，韩绍棠只此一子，更视其为掌上明珠，因新疆学校教育条件较差，韩绍棠希望儿子能接受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以便将来更有出息，所以在伯超幼年就将家眷都送回了天津。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韩绍棠觉得自己已年近花甲，不能总一人在外生活，而且家中亲人也总挂念自己，所以便有了回乡的意愿。这时，新疆省督都兼布政史杨增新与教育厅长刘文龙都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准备在天津投资开办银号，便与韩绍棠商议，决定三人共同投资，杨增新出资5万，刘文龙、韩绍棠也都拟定了投资款项，由韩绍棠之子韩伯超先期在津筹办。韩绍棠赶回了天津准备开业，但是杨增新的汇款尚未到达，杨本人便遇刺身亡了，刘文龙只好又增汇了一些资金，韩绍棠勉强将裕源银号开办起来。韩绍棠是个很讲脸面的人，他在新疆多年虽说挣了不少钱，可就其经济实力与安文忠、同盛和的周家及贾绍山等巨富相比，相差甚远，但仍做出衣锦还乡的样子，大小应酬也很讲究排场。在韩绍棠回乡之前，就由家眷携一些款在杨柳青三街买了一所青砖瓦房的大四合院，供家人居住。韩绍棠回乡之后，将带回的资金大部分投入了裕源银号，又经人鼓动用不多的钱在河北霸县买了100多亩水泡地，托一薛氏管理出租事宜，这种水泡地十年九涝，经常租不出去，年景好时，薛氏就送些玉米、棉花之类到杨柳青韩的家里，送多送少也无人过问，至抗战后，再未送过任何东西，这些土地也就不了了之。这本来就是韩绍棠被人骗了，可是在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却给后辈们平添了许多麻烦，好在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未因此做出什么“地主”之类的结论，这是题外话，不多赘述。再说回来，裕源银号开业时就先天不足，后来刘文龙又被盛世才抓捕入狱10多年，裕源银号由韩绍棠一人苦苦支撑，实在举步维艰，韩绍棠又担心干不好无法向刘文龙交代，为此终日郁闷，愁苦异常，于1934年竟致病而逝。哪知“屋漏偏遭连阴雨”，杨柳青的居所又遭土匪抢劫，家人吓得不敢在此居住，只好举家迁往市里，租了一套房子定居下来，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生活开支。韩伯超继承了父业，仍无什么起色，“七七事变”，之后，日寇侵占了天津，裕源银号更是每况愈下，不久也就倒闭了。
  在乌鲁木齐大十字街开办复泉涌副食调料和糕点店的杨润棠，是个比较明智的人。他曾是清同治年间被治罪发配到新疆充军的，遇赦后，从做小生意发展到有点名气的复泉涌字号，挣了几十万元。离家50多年，年逾古稀，思乡心切，便于宣统二年（1910年），将复泉涌整个店面折银1万两兑给了同乡周义臣，自己回到了杨柳青。回想自己在新疆虽然遇到了很多坎坷，但能带回这么多钱颐养天年，已经非常满足了。
  三次“赶大营”而仍无分文的是王新舫，从其祖父，父亲到王新舫本人，三代都是“大营客”，但他们去新疆都是为亲友帮忙的，或者干脆说是当雇工的，所以三代人都没建下基业，只是做到了养家糊口，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从1917年到1948年的30年间，王新舫三次去新疆给人帮工，前两次回乡是受东家派遣送金银给东家家人的，所以来回路费充裕，坐过俄台，也走过乌里雅苏台大草地，第三次回乡是因盛世才统治新疆，滥杀无辜，局势混乱，无法生活下去，加之其表弟任新疆乌鲁木齐商会会长的周海东被抓进监狱，也怕受牵连而匆匆离开新疆的。因身上盘缠不够，到了兰州就去朋友开的旅馆里帮忙，中间又跑了几趟四川去做生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四川，物价一日三涨，本钱也赔光了，连回天津的路费都没有了。王新舫曾为别人带回金银数万两，可是自己最后还要靠家里凑钱寄到兰州，才回到了杨柳青，可谓一生辛苦，一生清贫，王新舫于1991年病逝，终年93岁。
  “大营客”中也有挣钱不多安全返乡，在家乡重新立业的，如安起富昆仲，回家时仅有百余元，但靠这微薄的资金精打细算，先摆小摊，后开杂货铺，苦心经营，从不懈怠，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也发展成殷实富户。
  辛亥革命以后，每年都有不少“大营客”返乡，其中产业显赫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是资财寥寥无几，回乡后或小商经营，或仍为他人打工，即职员、店员等，以此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这些人始终如一，勤俭自奉，平平常常。无论是斥巨资继续创业者，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劳动者，或者是居家赋闲的养老者，在他们远去新疆谋生的过程中，给新疆各大城镇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对新疆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大营客”们自己也没料想到的，这比起他们到新疆求得温饱乃至发了大财的意义都更加重要，更加深远。他们的回归又给家乡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丰富的立业经验，而更可贵的是他们不怕挫折和困难，勤奋创业的精神，这是杨柳青的后人们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先辈们“赶大营”的这段历史都应永远载入家乡杨柳青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