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入仕途后在甘肃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新疆，先任阿克苏道尹，后任省城镇迪道兼提法使。一个清朝20多年的封建官吏，辛亥革命并未使其有任何的贬谪，反而升任了新疆都督兼布政使，这是因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本人就时时想着复辟帝制，当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了解到杨增新不是革命党人，才命令杨增新升迁。果然，1915年，袁世凯大做黄袍梦时，杨增新予以拥戴。当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全国掀起讨袁运动时，杨增新却无动于衷，云南老乡杨壹、夏鼎、李寅三人劝他讨袁护法，他不但不听，还将这几名老乡残忍地杀害了，因而激起了云南人对他的仇视，愤愤地掘了他云南老家的祖坟。凡是稍有革命思想或活动的人，只要被他察觉，都难逃被他杀害的厄运。
  杨增新上任后并不一帆风顺，面对几个难题，让他这个新疆魁首当得并不轻松。首先是清朝时各省提供给新疆的军政协饷随着清朝的覆亡也停止了，几百万两银子的外援没有了，财政的压力使他绞尽了脑汁；第二是伊犁的革命军和省军还在对峙，南疆的哥老会势力，也是封建官僚们的心腹之患；再有，哈密的铁木耳起义斗争还在扩展升级；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还出兵攻打与新疆东北部接壤的科布多地区（科布多当时直属清廷管辖），割断了新疆通过大草地到达京城的交通要道，对新疆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在军事上对新疆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杨增新虽然狡猾，但还比较勤政，上任伊始便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财政上他增加税收，将工商业作为收入的一大支柱，促使天津商帮包办进疆货税就是一例。再一个办法，就是多发纸币，他在新疆主张闭关自守，认为北洋政府是鞭长莫及，一时还管不到他的辖区来，所以平时不多养兵，不多设机关，节省军政费用开支，也避免军人得势影响他的地位。这些做法虽未能彻底扭转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一般来说还勉强过得去，只要不闹出乱子，他就满足了。其他问题也被他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暂时摆平，许许多多的矛盾也暂处于潜伏状态，他不拥护革命，当然被压制的都是革命党人。杨增新，人称老将军，表面平易近人，很健谈，有时还很风趣幽默，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伪君子，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在官场几十年，学会了许多治人之道。用人上，表面看似乎很公允，他不用云南人，实际上他是怕云南人借他的光得势，给他造成麻烦，影响他的声誉和政绩。他所用的人都是他亲手培养的亲信或是绝对服从他指挥的人，有才干，品德好的人，他也不排斥，但无论是谁，都得在他划定的范围内办事，而绝不能超越雷池半步。例如，政务厅厅长易抱一，湖南人；后来政务厅改为民政厅，其厅长金树仁，甘肃人；财政厅厅长潘震，安徽人；实业厅厅长闫毓善，甘肃人；教育厅厅长刘文龙，湖南人等等，这些为官者因能令行禁止，所以在杨增新任内，岁岁平安，尽管其中不乏平庸之辈，杨增新也不计较，对地方官的使用也掌握了同样的原则。就是这样，他还驯养了大批的眼线（侦探），遍布新疆各地和各部门，包括对他的亲信，也不绝对的信任，都在他的监视范围之内，所以哪里发生点问题，他便很快了解得清清楚楚，凡有异己或嫌疑者，皆设法除掉。
  杨增新的虚伪还表现在敛财上，他常说，“西出阳关无好人”，认为商人是为了拼命挣钱，不远千里到新疆做官的，都是为了“刮地皮”。军队中当官的吃点空额，吸点鸦片，只要不出乱子，就无关大局；至于文官，只要不过分压榨老百姓，不引起大的民愤，哪个猫不吃腥？实际上，他也悄悄地“刮地皮”。他平日里穿着简单朴素，省衙也不让人大修，给人一副清正廉明的表象。他还令天津商帮承修了一座上帝庙，对杨增新要建庙的旨意，商会会长杨绍周心领神会，在筹建中很是卖力。当时人们认为筑桥、修路和建庙都是积德的善事，杨绍周向各家一打招呼，大家都很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些能工巧匠也大显身手，省军在兵丁中也挑选了一些能干的人协助，一座虽不豪华，但很气派的上帝庙很快修建完毕。这座庙宇同天津杨柳青经堂庙的风格一样，坐北朝南三间大殿，供奉着由杨增新书写的上帝牌，旁边配孔子位，院中安放着由内地请人铸造的杨增新的铜像，上加亭盖，庙内的这些摆设集古今中外，有点不伦不类。杨增新想与“上帝”和“孔子”齐名，让人顶礼膜拜？还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让今人后人都称颂自己？谁也说不清楚。庙内不供佛道，不设僧尼，只有看庙人。杨增新规定，凡新官上任，都需到上帝庙焚香宣誓，誓词内容为，到任之后廉洁奉公，亲民守法等等。有学问的还要写成四六骈体文，读起来合辙押韵。其实，盖庙的、烧香的，全是自欺欺人。杨增新在被判的前一年，即1927年，把家眷先送往北京，他的家私行李就有100多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向北京进发，就是担心发生意外。当经过宁夏边境时，全被五马的军队劫去，劫财的人还说：“告诉杨将军，宁夏太穷，士兵已有半年没发饷了，暂借这些东西一用，以后加倍奉还。”护送人赶回来报告杨增新，杨却表示不要声张。这么多财富丢失了，既不查，也不找，还不准知情人说出去，这财富显然来路不正。这位杨大人破了财自然心痛，但权衡轻重，保名声、保官位才是重中之重。
  杨增新“刮地皮”的方式，主要是从地方银票和省银票的兑换中，捞取差额。管省库的第一科长叫柳敬棠，是同盛和总店的副经理柳仕卿的胞弟，也是杨的亲信，杨增新得到的银票差额，都是通过柳敬棠从省库中领取出来，柳敬棠给杨增新办好一切手续，他人无法知晓这里边的名堂。杨的另一财源是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大部分是官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所以他又是一个大地主。杨增新将侵吞的财物全兑成黄金，交给同盛和夹运到内地，在天津、北京、大连都购置了房地产。在内地用钱，都是由同盛和拨款，所以同盛和少东家周恒正在杨增新眼里是唯一可靠的人。
  说到这里，便可知杨增新为何对天津商帮情有独钟了。杨在任内用得着天津商帮为自己办事，特别是他自知得罪了云南家乡的父老乡亲，缷任后再也不能回云南去了，他要为自己设计一条“十全十美”的后路，就选择了天津和大连两个沿海城市。他与亲信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共谋隐退之后的出路，他们想在天津投资金融业，开办银号，并选好了合资和筹办之人，但杨增新没有等到那一天便一命呜呼了。
  杨增新玩弄权术，他利用能利用的人，但他又对谁也不相信。他想除掉谁或整治谁，往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有人说杨增新口蜜腹剑，一点也不过分。且看他对乌鲁木齐商会会长杨绍周的前前后后，这杨绍周在家乡时也是穷苦人，“赶大营”到了乌鲁木齐，与螃蟹郑（子澄）合作，创立了永裕德京货店，其人性格开朗，善于出头露面，待人处事很热情，他出任商会会长，一是想在乡亲中提高自己的地位，二来也确实想替乡亲们办点实事，当时各地商帮竞争激烈，如果天津商帮不出面，别的商帮就有人想出来干这个会长，那对天津商帮是很不利的。杨绍周与杨增新这位最高省官既有一段同路相识的“旧谊”，又有筹建上帝庙中的来来往往，杨增新认为杨绍周很能办事，就又委任他为银钱局总办。杨增新心里早就有一个算盘，他认为使用商贾理财，比交给外行的官僚来管强得多，况且杨绍周熟悉各商户的财力、家族及商品运营情况，可减少盲目滥贷，还能增加利润。杨绍周任银钱局总办后，学习安文忠在伊犁总办官钞的经验，对于减缓物价上涨，稳定市场等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可是杨绍周也利用自己管理银钱局放贷的便利，挪用公款而不付利息，这些事都瞒不过杨增新的眼钱，杨增新接到密报后，给财政厅厅长潘震下了手谕，叫他到银钱局清账盘库。管库员柳敬棠虽说是杨增新的亲信，可是他又不能不念同乡情谊，就事先通风报信给杨绍周。杨绍周急忙请客户们分别打了许多借据，并把日期往前推了几个月，补齐了库金数目，当潘厅长来查库时，账库相符，未有疏漏。潘震为人正直，将查账情况如实报告给杨增新，杨增新知道潘与杨绍周不会有什么勾结，但是对杨绍周还是不放过，认为其中肯定还有舞弊。过了两天，召开厅道会议时，故意对下属说：“你们全是废物，钱全让杨绍周弄走了！”他有意让人把这话传给杨绍周，以震慑一下杨绍周，表面上二人又不撕破面皮，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用上这个“老弟”。杨绍周心里也明白，虽然自己与省都督之间各有把柄可抓，但是杨增新位高权重，又是个笑面虎，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吃掉，再想想，漂泊新疆已有40多年，家世已经不小，不如早点收拾产业回乡，免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屡次向杨增新请求回乡，杨增新就是不放他去，而且满面笑容地说：“将来咱们一道走，到了天津我还需要你指点呢！”杨增新的眼线无处不有，他还建立了出入省审批制度，凡进入新疆的人，都要有他的电报核准，才能放进；凡出新疆的人，需有他签发的护照才能放行，各个关卡都看管得很严。杨绍周还乡无望，又身处逆境之中，忧心如焚，终于抑郁成病，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客死他乡。杨增新要的就是这种结局，这是为何？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杨绍周对杨增新不义之财的来源和在天津的财产以及与同盛和商号的关系，还有杨增新瞒上欺下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杨增新唯恐杨绍周说出去，对自己日后去天津安家立业不利，早就想借个机会整治杨绍周了，杨增新想杀人灭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银钱局没有查出杨绍周的破绽，也只有软禁杨绍周于新疆，以免后患。
  杨增新为官几十年，诡计多端，自认为很聪明，却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对异己时时留意，就是诛杀此人之前的一分钟，也能做到不动声色，甚至是笑脸相对。他杀害云南老乡夏鼎、李寅，就是在一次宴会上，突然命令马弁砍掉了毫无防备的这两位同乡的脑袋，对杨壹也是突然逮捕又从速将其枪决于乌鲁木齐的郊外。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派樊耀南、蓝肇华等人到新疆任职，人还没到，就有密探报告杨增新，说北洋政府想插手新疆，所以樊耀南到新疆之后，杨增新便对其不放心，不让其到地方任职，而是留在省城，并委任以军务厅厅长的高位，一来收买人心，二是便于控制和监视。樊耀南是湖北省公安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于清朝末年到新疆，任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法政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回北京，到国务院任职，这次重返新疆也是身不由己。他为官比较清廉，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对杨增新治理新疆的举措和手段也有所不满，但平时做事还很谨慎，在其任职的10多年中，与杨增新还相安无事。民国十五年（1962年），有几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取道苏联坐火车去北京，眼线报告杨增新后，杨便通知塔城卡口严格盘查，在一青年的一只布袜内搜出了一封信，内容是，“此地省内虽有军队，但不堪一击，若劲旅一师，即可席卷全省……”上下款全是暗字，但字迹被核查为樊耀南所写。后来杨增新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樊耀南，规劝他不要做蠢事，而且又给樊加官，还送钱安抚，以显示自己的宽厚仁慈，但是派到樊耀南周围的眼线更多了。樊对杨增新的为人早有所了解，知道杨增新有意稳住自己，说明自己处境已很危险，他要求回内地去，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成立了新疆省委员会，拟就地任职名单中没有樊，有人泄密给樊，如鱼游釜中的樊耀南已预感到杨增新对自己要下毒手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因此在1928年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后的午宴上，杨增新被樊耀南等人枪杀。后来樊耀南及其同谋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率领士兵抓住，也都死得很惨。
  杨增新遇刺身亡之后，省城机关、地方士绅及商会在上帝庙为他开了追悼会。杨在同盛和的存款，由杨的侄子结算清楚，省府内的金银器物也折价交由同盛和一并汇往北京。杨的灵柩经苏联运回北京，斯大林念当初杨增新帮助苏联红军围歼进入我国阿山地区的白匪有功，特派专车由军警护送到终点站，进入中国。杨在云南老家已无葬身之地，只能安葬于北京房山县，家人隐居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