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赶大营”初期进入新疆的小商贩，因朝不保夕的经济地位，当地政府无人重视他们，更无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在极其艰苦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只想谨慎经营，靠勤劳挣钱奔个富足的日子。随着天津商帮在新疆各地的发展壮大，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津帮中巨商富贾的出现，那些为官者，一方面对商户手中的银子垂涎欲滴，另一方面感到政局不稳，为官一时也要为自己的后路有所打算，因而便在富商中寻觅可靠者，以进行感情投资。天津杨柳青商人中大多数原来都是贫苦的劳动者，由于官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压榨，曾使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对为官者一般都没存什么好感和幻想，就是在他们富裕起来之后，不少人还是鄙夷仕途，但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人不得不结交一些官场中的政要，以保护既得的财富，因此，某些官员和某些商人不言而喻地形成了一种默契——相互利用。在政局动荡的岁月里，新疆各族人民都遭受了难以形容的苦痛与磨难，天津商帮已与各族人民融为一体，自然也难免福祸瞬变，甚至惨遭生命的涂炭。在新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天津商帮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1．杜老爷青云直上天津帮借荫乘凉
  杜老爷，名彤，字子丹，杨柳青镇运河南岸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授编修，历任湖广、四川等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奉调为甘肃、新疆提学史。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新疆巡抚何彦升对杜彤这一正路出身的翰苑名流很是器重，正巧布政使（藩台）空缺，何彦升即向朝廷举荐杜彤暂来代理。布政使是主管全省财政、人事的要职，全省各州县官员的升迁任免大权在握，哪个下属不恭维奉承，进献礼品更是习以为常。这杜彤到藩台署衙门上任，即刻轰动全省，各地官员有主动到省城向藩台大人请训的，也有被招来述职的，每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他这一任仅8个月的时间，竟收敬礼银30万两。这期间，天津商帮大小字号的商店已遍布新疆各地，商人们也都见机行事，一反常态地不分帮派，一致推举天津商人为各地商会会长，这会长的地位也陡然提高不少，省派各州县的公事，商会会长也多被邀请参与协商。杜彤到新疆任要职，为天津老乡在经营上和精神上增添了新的支柱，老乡们都沾了光，也都感恩戴德，一些资深的大商户与这位身居高官的乡亲往来密切，有需要照应的事，彼此心照不宣，都互相帮忙。同盛和少东家周恒正及家人就时常出入杜公馆，杜的私囊也都通过这家商号汇回了家杜彤在新疆任职期间，是天津商帮历史上最为顺利和得意的一段时光，但这段时间不长，好在杜彤是进士出身，待人彬彬有礼，在位时也没干过引起公愤的事，其解职后，对天津商帮也无什么影响。这位杜老爷还曾叮嘱乡亲们发家致富之后，不要恣意骄奢，别忘了在家乡时的穷苦日子。这些教诲，虽然有些人未曾入耳，但对天津商帮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教益颇多。
  2．办官钞候选知府安文忠名利双收
  新疆建省后，户部拨给新疆用于省府及地方开支的48万两饷银，由乌鲁木齐津帮“八大家”利用“协饷”的办法，解决了向各省催要及运往新疆的困难。帝俄军队撤出伊犁后，大批的清兵进驻伊犁，朝廷每年又向全国各省征缴饷银230万两，以供伊犁驻军的军饷和军需开支。当时，各省筹措所摊派的饷银也很困难，太平天国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之后，左宗棠进军西北，围剿捻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征讨阿古柏，加之中法、中日等战争割地赔款，老百姓被搜刮得一贫如洗，各省财力甚为匮乏，给新疆的“协饷”经常拖延，即便告到朝廷也难以解决。军饷和军需不同一般，如果长时间拖欠军饷，恐生兵变。光绪十一年，金顺任伊犁将军时，就曾因拖欠军饷，加之军官克扣兵饷，造成了“噪饷戕官”的恶果，金顺因此事件下了台。光绪十七年（1891年），长庚奉调伊犁将军，这是收复伊犁后的第五任将军。长庚到任后，也为财政和军需大伤脑筋，他以金顺时期的“噪饷戕官”事件为鉴，但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光绪十八年（1892年），省城津帮“八大家”利用“协饷”的成功经验，使长庚深受启发，从而也推出了由伊犁各商号到各省采购货物催讨并折抵“协饷”的举措。关于总办“协饷”的人选，当时由幕僚马玉昆向长庚推荐安文忠，认为只有安文忠有实力担当此任。长庚将军接见了安文忠，二人长谈，甚为融洽，长庚当即委任安文忠为伊犁官钱局总办，并以此名义到各省催办“协饷”，此时，安文忠便由民间的大富商变为大官商了。安文忠也不负长庚将军所望，从文丰泰各店内挑选了几十名精干职员，派往各省采购货物并向当局办妥“协饷”。此后，从各地采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新疆，像湖南、湖北的茶叶，江苏、浙江的绸缎布匹，各种货物，军需民用，包罗万象，一时伊犁各城市面呈现繁华景象。文丰泰在甘肃的兰州、凉州、肃州都设立了接运站，接转各地运进新疆的货物，同时兼营零整批发，收购烟土等业务。到此，整个新疆的外助财政已被天津商帮直接或间接的包揽了，当然那些军政官僚和各个环节的执事，也都从天津商帮那里得到了或明或暗的不少馈赠。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庚奉调回京任兵部尚书，接伊犁将军职务的马亮，鉴于安文忠办理“协饷”得力，就正式委安文忠以实任“官钱局总办”，并兼办官茶局税务。当时清政府在内地试铸紫铜币，面值为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种，紫铜币与原来流通的黄铜币比价就有差距，又因白银大量外流，所以紫铜币一发行就与银元比价拉大了距离，当初规定每千文紫铜币折银一元，实际使用时，则需一千二百文折银一元，后来比价越来差距越大，竟达四千六百文，最高五千二百文才能折银一元，这就导致了铜钱的短缺。在伊犁的商贸中，有些商家就私自发行“钱帖”代替铜钱流通，造成了市场金融紊乱。身为官钱局总办的安文忠，为解决这种混乱局面，即派人去天津大量兑收铜币运回新疆，缓和了银铜比价，促使各商家收回了“钱贴”，市场金融也稳定下来。
  自从安文忠将铜币大量运进伊犁，币荒解除了，物价也稳定了，最受益的是当地老百姓，所以安文忠在伊犁的声誉很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长庚复任伊犁将军，对安文忠更加器重，便保荐为花翎甘肃同知、候选知府，而安文忠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自己胸无点墨，况且已是百万富翁，早就有急流勇退的想法，所以也就只领虚衔，没有钻营实任，也未享用朝廷俸禄，这又进一步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尊崇。在政界出了这样显赫的人物，为天津商帮更增添了几分光彩，就连地方官吏对天津商户也都高看一等。宣统初年，长庚离任后，安文忠认为自己出外40多年，从一无所有到家资百万，名利双收，几十年的经历，既有坎坷，也有成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久恋这里的花团锦簇，必须见好就收，于是将伊犁、塔城各地的商号交由三弟安文玺维持，自己先行回乡，并嘱咐其弟加紧收缩营业，齐账收市回归故里。他辞去银钱局总办的任职，未完事宜交由文丰泰伊犁商号的经理肖冠三代理。1909年，安文忠可谓人财俱全，圆满地回到故乡杨柳青。回忆伊犁总办的这段经历，他对人说：“我是六渡玉门，八涉瀚海。”这既表明了他的辛苦，又向人们显耀了自己的成功。后来依安文忠旨意，将这句话镌入了其父安瑞章的墓碑之中。
  3．争运货激发纵火杨增新息事宁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魁调任新疆巡抚。这联魁不学无术，毫无政绩。当时新疆省军所招兵勇，有很多囚徒游民或鸦片烟鬼，纪律松懈，也无战斗力，联魁苦无办法整训，便奏请朝廷调用甘肃武备学堂总办杨增新，委任以新疆陆军学堂总办。联魁带领杨增新去朝见慈禧太后，因杨增新空手而进，没有贿通总管太监和军机处，提升无望，联魁便给了他一个阿克苏道尹的差使。
  宣统元年（1909年）腊月，有数千驮天津帮与山西帮的货物用骆驼运到了古城子，两帮人都想趁年终市场旺销将商品及时运进省城乌鲁木齐。货物卸到德泰城北栈后，税务稽征员乔如山、张润生二人便先为天津帮办结税款，抢先雇车急运，山西帮办完税单后，一辆车也找不到，竟连以往专拉山西帮货物的主顾车也都为天津帮拉货了。山西帮商人找到妖魔山驻军哨官王高升求助，王是山西人，他要为同乡出气，便带兵在乌鲁木齐城外对天津帮的货物进行拦截，因不敢惹财势俱全的同盛和，对其货物准予进城外，其他任何商号的货物一律强行卸下，空车返回古城子改拉山西帮的货物。当时乌鲁木齐商会成员刘云卿、杨绍周告到省城衙门，镇迪道传来王高升严加申斥，并要革职，还是杨绍周讲情，才保住了差使，王高升并不领情，反而恼羞成怒，回城之后喝多了酒，带领兵丁进城潜入一家赌场，夜深人静之时，跑到藩署后街放起火来，火趁风势，一直烧到南街的复泉涌，复泉涌糕点店的房子拆掉几间，断了火道，大火才被扑灭。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就这样被烧光了，王高升自知闯了大祸，便连夜逃之夭夭。
  事后官方下来勘察灾情，大火所过之商户都损失惨重，不仅房屋被烧毁，货物也被大火吞噬，受灾的以天津帮商户最多，为此，商会联合各受灾户禀报省城镇迪道，要求救济。镇迪道批准补助纹银30万两，由商会的杨绍周领取并掌握分配。因灾户较多，补助款仅能给受灾者一点补偿，不可能完全包赔损失。杨绍周在分配救济款时，对天津帮商户照顾得多一些，复泉涌东家杨润棠又拿出一些积蓄，盖起了7间营业室和8楼8底的调料、糕点车间。杨绍周虽然掌握救灾银，给自己多分些是可能的，但这明摆着的火灾损失，他也不敢太过分，自己也拿出些积蓄重新盖起了两层楼房的大四合院。见此，山西帮又愤愤不平，向省衙投递了匿名信，状告杨绍周，可见各商帮纷争何等激烈。联魁又糊里糊涂不分青红皂白地撤了镇迪道的职，并批示：“商民因运输细故争议，应设法公断和解，对王高升应交营官管理，当堂申斥过当，以致激起哗变纵火，救济款也未加核实即行滥发，须重新进行核查。”这一事件倒使杨增新捞到了省城镇迪道兼提法使的官位，杨增新也本着左宗棠的遗训，即：“与旗人闹口舌是吃亏事，与前任论短长非厚道。”刚刚上任，谁也不能得罪，只是敷衍，况且与杨绍周尚有“旧谊”，将来有事还用得着他，因此，案子不了了之。
  提起杨增新与杨绍周的“旧谊”，源于“赶大营”的路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增新由甘肃调任新疆阿克苏道尹，正好杨绍周由兰州接运一批货物到古城子，路上二人相遇。杨绍周因原名叫杨维新，二人名字只差中间一字，那时官阶不高的杨增新便称杨绍周为老弟，杨绍周在省城商会办事，也久历官场，机灵谨慎，二人同行一路，很慰旅途寂寞。到新疆后，二人还有来往，经杨绍周引见，杨增新又与同盛和的周恒正搭上了关系，常把金银存在同盛和换钱使用，彼此交谊很深。杨增新上任的第一件案子就与杨绍周有关，所以只能不做深究。
  4．惠远城志锐毙命首饰铺刘氏获宝
  宣统二年（1910年），伊犁将军广福与杭州将军志锐相互调任。志锐到达新疆已是宣统三年十月，途经哈密时，已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随员们劝他暂停前进，志锐不肯，上任后两个月，即1912年1月7日，伊犁发生兵变。伊犁新军协统杨缵绪是隐伏的革命党人，他在南疆哥老会和维、蒙、哈等民族人民的配合下，于这天夜里派兵占领了惠远城内的南北两个军械库，包围了将军署，杀死了进行抵抗的巡捕官刘从德和新军教练春勋。革命党人对这位上任不久的志锐将军并无恶感，想争取他，就派了三人与其谈判，无奈这位将军是皇亲贵族，其胞妹二人就是瑾妃和珍妃，当他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时，就写信告知亲友，“一旦事变发生，即不做生入玉门之想”，故拒绝了革命党人的要求。革命党人知道伊犁商会在此地很有实力和威信，也知道官钱局代理总办天津商帮的肖冠三与志锐关系不错，就打算将志锐劫持到商会去，叫肖冠三、张润田、李锡三来规劝他，迫使就范，不料志锐却与革命党人揪打起来，结果被击毙，老仆吕顺也被打死，其他厅仆人等树倒猢狲散，将署中财物盗卷一空，都逃跑了。
  一夜的混乱，至8日晨便平息下来。在惠远城将军署旁开首饰铺的刘石斋清晨一开门，在门口拾到一个蓝布包，拿进屋打开一看，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原来是一顶珍珠凤冠。后来据将军署的一个使女讲，这凤冠原来是志锐祖先在康熙年间去云南平藩时抄没的宝物，因瑾、珍二妃不受慈禧太后的赏识，志锐遭受连累，一生坎坷，常常依靠变卖家私维持生活。这顶凤冠很可能是夜间混乱中被人偷盗携逃时丢落在刘石斋门口的。这刘石斋是天津商帮中的一个小商人，他在光绪初年曾到杨柳青大寺胡同葛姓首饰楼当学徒，失业后到新疆谋生，后来开了个小首饰铺。刘某拾到这顶凤冠，在那混乱的年代既没有“拾金不昧”的社会公德，更无“拾到他人丢失物品还给失主”的法律约束，如此珍宝，自然就被刘某据为己有。刘石斋不敢原封不动地变卖，怕人认出惹下麻烦，便拆下珍珠、金丝、翠石等物，携到上海卖了3万多元。看起来卖的钱不算少，但是价值连城的珍贵凤冠就这样被破坏，也不知被贬值了多少，而在刘石斋看来，既然是外财，也就不顾那么多了。他用这笔钱在故乡杨柳青乔家疙瘩胡同买了永兴利旧宅一所，院里全是高门槛的青砖大瓦房，余下的钱在伊犁又开了百货店兼营畜牧业，这是因得外财一夜暴富的典型一例。
  再说革命军接管了将军署，由商会派出肖冠三、张润田等人料理志锐的后事，并帮志锐夫人迁居绥定城，肖等热心照顾这位夫人的起居饮食，志锐夫人对肖冠三甚为感激，又无法报答，便将身边一个大使女送给了肖冠三做妾。这时，北京政府派曾经留学日本的杨飞霞、郝雁峰、牛时等8人来到伊犁。因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独立”后又进兵攻打科布多，所以新疆军与革命军双方暂时停火，前去救援政府军，但是科布多还是陷落了。后来杨飞霞做了伊犁镇边使，不久又更名为镇守使，牛时为行政长。肖冠三找到牛时，请牛时协助把志锐夫人送回北京，得到了牛时的允诺，志锐夫人又把身边的一个小使女送给了牛时，从此牛、肖二人因与志锐夫人和两个使女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交情，最后由商会集资，牛时派人将志锐灵柩和志锐夫人一起送回了北京。
  5．欲暴富官吏投机贩鸦片发不义财
  杨柳青人贾永丰，字绍山，故人们多称其贾绍山，他自幼家境贫寒，10多岁就经常到处打零工，15岁以后就正式帮人打短工维持生活。到了20多岁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尤其是光绪十六年河北省的大水灾后，人们的生活更无着落，贾绍山的结发妻子王氏因病无钱医治不久便病故了，雪上加霜的贾绍山苦苦挣扎着，在亲友的帮助下，两年以后又续娶了高氏为妻，但穷苦的生活总不见好转，后来见安文忠“赶大营”发了家，便下决心也到新疆去闯一闯。中日甲午战争后，贾绍山便跟随回津办货的同乡走外蒙大草地进入了新疆伊犁。到伊犁的初期，靠向同乡赊货摆小摊维持生活。贾绍山虽然没念过书，但很聪明，又善于学习别人经商的经验，还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小生意做得也很红火。后来经同乡介绍到同盛和伊犁分店当雇员。因他做事勤勉，还有些管理才能，很受东家周恒德的赏识和信任，没多久就被提拔为店里的副经理。同盛和的兴旺使他羡慕不已，心里盘算着攒够了钱自己也要大干一番。几年后，东家周恒德返乡，其子周耀庭即同盛和的第三代传人接班，这位年轻的东家经营方法与其父不同，因而贾绍山很难适应，彼此关系便不和谐，贾便辞职，与内弟高振升另立门户，开了振丰恒京货店。
  再说辛亥革命后，牛时当了伊犁的行政长，那时有维族大巴依从阿富汗边境运鸦片入南疆，然后辗转运到伊犁，串通绥定的军官押运到蒙古销售，可获暴利。巴依曾托人与牛时联系，请他帮忙，最初牛时不敢答应，可这送上门来的厚利又吸引着他，后来他便想出了一个既能得利又不公开出面的办法，他暗中与商人洽谈，找到了贾绍山，贾绍山的振丰恒京货店因本小难以扩张，便答应了牛时一同贩鸦片。他们搭上伙之后，将鸦片从那个巴依手中接过来，再转运到绥远贩卖，除去各种开销，尚获利4成，牛、贾二人平分。以后凡有此种机会就由贾绍山出面贩运销售，牛时则暗加保护。那时虽说贩鸦片的人不少，几乎也是公开的，但谁都知道吸毒的人都会倾家荡产，贩鸦片是坑害国人的不义之举。牛时将坐享的厚利数万元存入了贾绍山的振丰恒店里生利息，贾绍山把售鸦片得到的利润不断的加入营业资本，从京津采办货物到伊犁销售，加速了经营发展，后来的资产远远超过了许多比他早进入新疆的老商户，成为文丰泰、同盛和之后的又一巨商。贩鸦片这一点是贾绍山的瑕疵，但纵观贾绍山在新疆经商的全过程，他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强干起家的，他还算一个正统的生意人。
  6．天津帮承揽货税慎应酬官衙得利
  民国成立之后，杨增新坐了新疆督办的交椅，总揽了全省军、政、财、文大权。凭借30多年从政的经验，他经常召集天津帮巨商周恒正和杨绍周等人到省衙，了解市面情况，因而他对进疆货物与税收情况了如指掌。正常情况下，天津商帮每年进疆货物约有数万驮，进货总成本达500万元至600万元，仅此就应收税款30万元，其他各省商帮进货总量合计约有700万元之多，税款也应超过30万元，但是每年实收税款仅有20多万，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如民国三年（1914年），进疆货税只收了245672元。为此，杨增新召集商会人员讨论由商家包办货税的议案，确定每年承包税额30万元，春秋二季预先缴库，如有超收，由承包商户分享，具体实施订有《收税章程》。当时共有30多家批发商聚集到水龙局开会，商讨集资预缴税款事宜，有10多户自愿做出承诺，规定了分摊预交税款的数额及年终结算办法，各家平均出资1.5万元，由同盛和、复泉涌、广兴和、德聚会、振丰恒等天津商户共11家联合组成进疆货税稽征所，因为古城子是进疆货物的集散地，所以稽征所就设在古城子。德泰成北栈的张润生、乔如山在天津帮包税前就是古城子商会委派的税务稽征员，他俩人业务熟练，办事得心应手，此时，大家又推举他俩兼任了稽征所的稽征员。另外，还在南路的喀什、和田，北路的塔城及东路的哈密、乌鲁木齐等重要商业城镇设有代办处，经公议又推举庆春和经理钱仁斋为主管，负责汇集税款与年终结算。这钱仁斋是甘肃敦煌人，他与天津帮商人潘庆合资在古城子开办了庆春和绸布店，后来潘庆常驻天津，负责收汇和采办货物及联系运输等业务，钱仁斋即在店内负责营销，二人合作干得很好。钱仁斋领了这税款主管的差使后，为应酬省府官员检查了解情况等，在自己商号后院布置了两间客座，备有鸦片、麻将牌、茶及糖果等，每日恭候省衙各厅及财税主管官员，唯恐招待不周，得罪了哪方神仙，给承包税款事宜带来麻烦，每年三节还要送些敬奉，因而历行包税10多年平安无事。每到年终结算，大家发现列支此项应酬的费用竟与包税余款不相上下，包税商户分红也就寥寥无几了，这包办进疆货税的商家并未得到什么好处，而有关官员吃喝、收礼却有不小的数目，当然也包括督办杨增新本人了。
  7．旧卢布诱人收兑变废纸坑害国人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商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意到我国新疆境内经商，帝俄商人的洋行不仅遍布新疆各地，就是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有他们的分支机构，因而帝俄的钱币卢布在新疆能够流通，而且可以随便兑换。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白俄军队节节败退，有些已退到了我国境内。1918年8月，由高尔察克和杜脱夫率领的白俄残兵集结在我国边境内外，其中夹有白俄官僚和一些贵族老财，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和卢布，原在新疆经商的帝俄洋行也拥有很多的卢布。在新疆市场上流通的卢布日益增多，大部分落入各地商帮之手，天津商帮的贸易额最大，拥有的卢布也最多，没料到两年之后，这些卢布全变成了废纸，很多商人蒙受了重大损失，有的小商户竟因此倾家荡产。
  天津商人对旧卢布曾有很深的印象，当初因向内地汇款不容易，把金银等硬通货装箱交骆驼队带回，不但运费昂贵，而且很不安全，运到家得近一年的时间，有时家中急需用钱，这远水就是解不了近渴。后来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机构，新疆的商户把兑买的俄国卢布交新疆道胜银行汇往天津，不但费用省，时间短（约1个月），而且款到后还能升汇百分之五，这种兑换方式人们使用了10多年，都认为很方便。当十月革命爆发后，商界信息闭塞，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已对国内的银行进行清理，帝俄时发行的旧卢布也已停止使用，所以从新疆汇往天津的款项，一概拒付。那时的商人，由于观念的陈旧导致了政治嗅觉的麻木，他们不懂得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新政权较帝俄时代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当时人们还误认为仅仅是俄国的内乱，又看到白俄军人在新疆还很神气，旧领事馆的俄国人还照常工作，随之发生了错觉，认为货币还能回值，迟早会把被扣的卢布兑出来。有的人还以先前中国和交通银行为例，认为中交票在民国初有5年时间停止兑现，市面上曾贬值5成，文丰泰的安文忠曾大量收购中交票，居然半年之后就恢复了原值兑现，因而获利数万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错误地照搬历史经验，那些原本很有头脑的人也遭受了旧卢布带来的巨大损失。
  我国新疆当时称旧卢布为“俄贴”或“羌贴”，以往商人们把收集的旧卢布带到天津兑换，获利不少，所以有人也将其做法当成一种生财之道。1919年，振丰恒收集了不少旧卢布，东家贾绍山带回天津兑换，并把行政长牛时托他带回的10万元也换成了卢布，一并带回天津兑换成我国流通货币和银元，发了一笔洋财。当他想回伊犁再收兑一次时，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旧卢布很快就要停止兑换了，贾绍山庆幸自己没有早点动身，并马上给伊犁振丰恒店里发电报，要他们停收旧卢布。贾绍山是天津商帮中唯一没有吃旧卢布亏的幸运者，就连老谋深算的安文忠也蒙受了旧卢布造成的损失，在杨柳青《安氏家祠记》中，还有关于“商业为俄币所撼”的记载。旧卢布作废后，学校的学生们用“俄贴”做手工折纸，街上卖蒸糕的拿它做包装纸，也算作派上的一点用场，可这些已不能当钱花的“钱”，都是“大营客”们用血汗换来的啊！眼睁睁看着血汗钱付之东流，心中的苦涩很难用语言来表述，“大营客”们无法与这种事情抗争，只有认倒霉的份儿了。
  8．丢黄金石氏复得遭劫掠津帮受损
  乌鲁木齐的福泰成百货店是一个民国后才开办的小商号，经理高聘卿和石寅甫资金都比较少，常依靠向同盛和、义善长、德聚公这些大批发商赊购商品维持经营，后来同盛和中心店的副经理柳仕卿投入了股份，营业逐渐扩大，利润也有了很大增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石寅甫妻子李氏因病亡故，高聘卿对石寅甫这位同仁很关心，便叫他去古城子押运发往天津的回货，其实主要是想让他到外面散散心，排解一下心中的悲痛。同行的有同盛和的职员安子恒。同盛和有黄金980两，福泰成有黄金805两，分别放入各自的行李内。两家合雇了一辆四轮大马车，次日到达阜康的大道岔口换车，雇了几个维族的脚夫，搬运车上的行李。脚夫中有马哈娃子、四十九俩人，都是惯偷，他俩搬行李时觉得沉甸甸的，猜想其中可能有烟土等贵重物品，搬完行李就随车悄悄到了吉木萨尔，车上的石寅甫和安子恒一点也没有警惕，天色渐渐黑了，距古城子尚有90里，马哈娃子傍到大车旁，看着两位货主都已熟睡，就上前将石寅甫的行李拉落到地上，居然没人发觉。又走出10多里路，石寅甫醒来摸不到行李，连说不好，赶车人过来打了火亮，发现绳子被割断，方知被盗，待天明石寅甫即向吉木萨尔县衙报了案，安子恒另雇车子赶到古城子，经同盛和分店经理王芷洲急电乌鲁木齐，并向吉木萨尔县衙报了案。
  吉木萨尔县衙接到报案后很重视，但这位县长是个糊涂官，平常总爱研究《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等等，还常常在大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如何办案拿贼，要求公差们学习黄天霸、狄仁杰，遇到石寅甫丢失黄金一案，却被这位自以为是的县长大人办乱了套。升堂之后，坐在大堂之上的县长大人首先问同行有几人，又问赶车人是谁拿走了这件行李，赶车人具实回答说不知道，便被戴上了镣铐，不给吃喝，第三天又升堂对这无辜的车夫动了夹棍大刑，这车夫几天来未吃未喝，哪里还经得住这种酷刑，最后竟被折磨致死，实实在在做了冤魂。县长就这样草菅人命，案子未破，不了了之。石寅甫只好暂去古城子等候乌鲁木齐总店的消息。
  乌鲁木齐接到电报后，由同盛和经理徐润波通知了福泰成的经理高聘卿，这高聘卿本来是一番好心，哪里想到石寅甫会这么大意，心里很着急，也很不安。他到同盛和与徐润波等人共商办法，恰巧乌鲁木齐电报局吴监督和同盛和副经理柳仕卿到此来吃饭，柳仕卿在福泰成有他的股份，黄金丢失了他也会受损失，他与吴监督又是儿女亲家，这吴某是检查外来函电的主管，省都督杨增新的亲信。亲家的事自然要关心，所以当晚吴监督便赶到省府向杨增新报告了案情。次日由商会会长杨绍周及柳仕卿陪同高聘卿来见杨增新，高跪地大哭，杨增新安慰他说：“不要紧，如果黄金找不回来，我赔你，贼娃子们没有那么大的命，用不了几天就会有头绪。”听杨增新这么有把握破这个案子，高柳二人心里安定了许多。这时，杨增新已给吉木萨尔、古城子、吐鲁番、哈密及新疆各关隘卡口都发了急电通缉盗贼。三天后，果然在吐鲁番发现了线索。吐鲁番的崔县长接电报后，见有“急办”字样，内书“迪商石寅甫于×月×日吉木萨尔县内被匪贼劫去黄金4包，其中三包内条金各200两，另一包金饰镯环重205两，共计805两整，劫犯得手后，即往贵县方向逃逸，仰见电多派得力衙班布置眼线，务须克日认真缉拿归案，倘有拖延放纵逃脱入关，定唯该职守是问，切切。”由此电文可见省都督对天津商帮的事有多么关心，何原因？后边再讲。话说这崔县长见省衙来电措辞如此紧迫严厉，马上把侦捕警找来，将省衙电报内容述说一遍，并布置说，凡是来本县眼生之人，不论民族、职业，都要到县衙登记，对本县外返回人员也要评查，特别要注意骑马的人，防止逃跑入关。就在中午时分，有一骑马人到城里找铁匠钉马掌，这时侦捕官上前盘问，这人坦然地说叫马哈博斯，从哈密来，到乌鲁木齐去。侦捕官便将其带回县衙，继续盘问马哈博斯几人同来，回答说还有二人正在饭馆吃饭，侦捕官又将另二人在饭馆找到，用马车解送县衙，其中一人机灵，跳车逃跑。经过刑讯，马哈博斯据实招供，他们原以为行李内有烟土，没料到是黄金，三人作案后将行李搬进树林，各分一包跑回古城子，分别埋在自己院内，然后三人商量每人借一匹马，绕山路躲开检查哨，走外蒙的甘边，去兰州把金子卖掉。马哈博斯借的这匹马需要钉马掌，他不敢在古城子钉，就进了吐鲁番，没想到这么快被发现。经侦捕人员起回赃物核查，缺5两2钱，后又在埋藏地的土里找到了一块块金和一只耳环，刚好是5两2钱。这重金失而复得，石寅甫对崔县长已感恩不尽，对最后找到的块金和耳环只打了收条就算收了，将实物交给同盛和葡萄园管事高汉青转送县衙，表示对崔县长的酬谢。至于盗贼的下场，自然完全听凭县衙的处置，此案就这样圆满了结。
  天津商帮第二次重金被劫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劫走重金的不是一般的盗贼，而是尧乐博斯匪帮。
  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于金树仁政府实行虐政，整个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各族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绝境，潜伏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并显现，最后导致了反封建王府压榨剥削和金树仁政权统治的“哈密事变”，这次事变的首领是和加尼牙孜，他带领起义的武装向政府军发起了进攻。金树仁发现哈密的局势严峻，不断地调兵遣将去镇压，同时又派人去同和加尼牙孜谈判，和加尼牙孜拒不妥协，但是哈密起事的队伍不纯洁，有一部分竟是代表封建王府利益的人，甚至还有野心勃勃的土匪，例如后来发展成匪帮头子的尧乐博斯父子，特别是为了抵御省军的围歼，和加尼牙孜盲目地从甘肃请来了兴风作浪的马仲英来支援他，这无疑是引狼入室。后来马仲英与尧乐博斯合伙，背叛了和加尼牙孜，这两伙匪徒到处冲杀劫掠，更增加了新疆政局的动荡和混乱。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尧乐博斯父子带领的队伍为准备过冬的棉衣，在迂回哈密的山路中，抢劫甘肃客商的30驮货物，内有布料100匹，有了棉布，还需要棉花，他们又向西北窜扰，伺机再次打劫，这时正有归化城曹万子的骆驼队装着上千驮向天津的回货从古城子缓缓而来，货物中净是棉花、肠衣、羊毛，都是天津商帮同盛和祥记、裕昌源、复昌隆、福泰成、德聚公等商号的货物，这些货物中都夹带了大量的黄金，他们年年如此夹带，已有30余年，从未露过马脚。由于“哈密事变”，路上很乱，这些货物在古城子压了将近一年，商家觉得哈密一带已平静了许多，就想在下雪前赶紧将这批货运走，谁也没有料到会遇上尧乐博斯匪帮。这尧乐博斯父子见有棉花，正中下怀，当即指使队伍卸下20多包，认为棉花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太多了还累赘，对其他的骆驼也就放行而去。匪徒们将抢到的棉花赶紧运回准备棉衣，待打开棉包一看，里边竟藏有黄金，这尧乐博斯父子便急忙策马带人又追了上去。追到星星峡附近，追上了曹万子的骆驼队，曹万子驼队的赶驼人都吓傻了，呆呆看着尧乐博斯一伙再次劫持大批回货，丝毫不敢反抗，直到劫匪远去，见未伤害他们性命，才赶紧赶着一些空驼和侥幸未被抢走的一些载重驼，向归化城方向逃去。途中又死了一些弱驼，到归化城清点驼数，驼队主人发现损失骆驼300多头，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他也偷偷打开一些货包，从中做了手脚。天津商帮在归化的联络人，分别向天津和新疆各商家拍电报，告知损失情况，请他们想办法查找。这时乌鲁木齐城被困，战乱又起，新疆的局面更加混乱，商家都知道，匪帮抢去的货物那是石沉海底，无法找回，损失虽然惨重，也只有忍痛作罢。
  据同盛和祥记经理王芷洲回忆说，这次损失黄金达2万多两。天津商帮这次的损失非同小可，有的商家已无资金周转进货，生意也维持不下去了。政局的动荡不安，主要的运货手段骆驼队再也不敢远行，新疆与京津的物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天津商帮失去了经商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从此便衰落了。
  9．杨增新居心叵测食恶果遇刺身亡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入仕途后在甘肃任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新疆，先任阿克苏道尹，后任省城镇迪道兼提法使。一个清朝20多年的封建官吏，辛亥革命并未使其有任何的贬谪，反而升任了新疆都督兼布政使，这是因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本人就时时想着复辟帝制，当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了解到杨增新不是革命党人，才命令杨增新升迁。果然，1915年，袁世凯大做黄袍梦时，杨增新予以拥戴。当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全国掀起讨袁运动时，杨增新却无动于衷，云南老乡杨壹、夏鼎、李寅三人劝他讨袁护法，他不但不听，还将这几名老乡残忍地杀害了，因而激起了云南人对他的仇视，愤愤地掘了他云南老家的祖坟。凡是稍有革命思想或活动的人，只要被他察觉，都难逃被他杀害的厄运。
  杨增新上任后并不一帆风顺，面对几个难题，让他这个新疆魁首当得并不轻松。首先是清朝时各省提供给新疆的军政协饷随着清朝的覆亡也停止了，几百万两银子的外援没有了，财政的压力使他绞尽了脑汁；第二是伊犁的革命军和省军还在对峙，南疆的哥老会势力，也是封建官僚们的心腹之患；再有，哈密的铁木耳起义斗争还在扩展升级；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宣布“独立”，还出兵攻打与新疆东北部接壤的科布多地区（科布多当时直属清廷管辖），割断了新疆通过大草地到达京城的交通要道，对新疆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在军事上对新疆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杨增新虽然狡猾，但还比较勤政，上任伊始便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财政上他增加税收，将工商业作为收入的一大支柱，促使天津商帮包办进疆货税就是一例。再一个办法，就是多发纸币，他在新疆主张闭关自守，认为北洋政府是鞭长莫及，一时还管不到他的辖区来，所以平时不多养兵，不多设机关，节省军政费用开支，也避免军人得势影响他的地位。这些做法虽未能彻底扭转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一般来说还勉强过得去，只要不闹出乱子，他就满足了。其他问题也被他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暂时摆平，许许多多的矛盾也暂处于潜伏状态，他不拥护革命，当然被压制的都是革命党人。杨增新，人称老将军，表面平易近人，很健谈，有时还很风趣幽默，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伪君子，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在官场几十年，学会了许多治人之道。用人上，表面看似乎很公允，他不用云南人，实际上他是怕云南人借他的光得势，给他造成麻烦，影响他的声誉和政绩。他所用的人都是他亲手培养的亲信或是绝对服从他指挥的人，有才干，品德好的人，他也不排斥，但无论是谁，都得在他划定的范围内办事，而绝不能超越雷池半步。例如，政务厅厅长易抱一，湖南人；后来政务厅改为民政厅，其厅长金树仁，甘肃人；财政厅厅长潘震，安徽人；实业厅厅长闫毓善，甘肃人；教育厅厅长刘文龙，湖南人等等，这些为官者因能令行禁止，所以在杨增新任内，岁岁平安，尽管其中不乏平庸之辈，杨增新也不计较，对地方官的使用也掌握了同样的原则。就是这样，他还驯养了大批的眼线（侦探），遍布新疆各地和各部门，包括对他的亲信，也不绝对的信任，都在他的监视范围之内，所以哪里发生点问题，他便很快了解得清清楚楚，凡有异己或嫌疑者，皆设法除掉。
  杨增新的虚伪还表现在敛财上，他常说，“西出阳关无好人”，认为商人是为了拼命挣钱，不远千里到新疆做官的，都是为了“刮地皮”。军队中当官的吃点空额，吸点鸦片，只要不出乱子，就无关大局；至于文官，只要不过分压榨老百姓，不引起大的民愤，哪个猫不吃腥？实际上，他也悄悄地“刮地皮”。他平日里穿着简单朴素，省衙也不让人大修，给人一副清正廉明的表象。他还令天津商帮承修了一座上帝庙，对杨增新要建庙的旨意，商会会长杨绍周心领神会，在筹建中很是卖力。当时人们认为筑桥、修路和建庙都是积德的善事，杨绍周向各家一打招呼，大家都很支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些能工巧匠也大显身手，省军在兵丁中也挑选了一些能干的人协助，一座虽不豪华，但很气派的上帝庙很快修建完毕。这座庙宇同天津杨柳青经堂庙的风格一样，坐北朝南三间大殿，供奉着由杨增新书写的上帝牌，旁边配孔子位，院中安放着由内地请人铸造的杨增新的铜像，上加亭盖，庙内的这些摆设集古今中外，有点不伦不类。杨增新想与“上帝”和“孔子”齐名，让人顶礼膜拜？还是为自己树碑立传，让今人后人都称颂自己？谁也说不清楚。庙内不供佛道，不设僧尼，只有看庙人。杨增新规定，凡新官上任，都需到上帝庙焚香宣誓，誓词内容为，到任之后廉洁奉公，亲民守法等等。有学问的还要写成四六骈体文，读起来合辙押韵。其实，盖庙的、烧香的，全是自欺欺人。杨增新在被判的前一年，即1927年，把家眷先送往北京，他的家私行李就有100多辆大车，昼夜不停地向北京进发，就是担心发生意外。当经过宁夏边境时，全被五马的军队劫去，劫财的人还说：“告诉杨将军，宁夏太穷，士兵已有半年没发饷了，暂借这些东西一用，以后加倍奉还。”护送人赶回来报告杨增新，杨却表示不要声张。这么多财富丢失了，既不查，也不找，还不准知情人说出去，这财富显然来路不正。这位杨大人破了财自然心痛，但权衡轻重，保名声、保官位才是重中之重。
  杨增新“刮地皮”的方式，主要是从地方银票和省银票的兑换中，捞取差额。管省库的第一科长叫柳敬棠，是同盛和总店的副经理柳仕卿的胞弟，也是杨的亲信，杨增新得到的银票差额，都是通过柳敬棠从省库中领取出来，柳敬棠给杨增新办好一切手续，他人无法知晓这里边的名堂。杨的另一财源是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大部分是官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所以他又是一个大地主。杨增新将侵吞的财物全兑成黄金，交给同盛和夹运到内地，在天津、北京、大连都购置了房地产。在内地用钱，都是由同盛和拨款，所以同盛和少东家周恒正在杨增新眼里是唯一可靠的人。
  说到这里，便可知杨增新为何对天津商帮情有独钟了。杨在任内用得着天津商帮为自己办事，特别是他自知得罪了云南家乡的父老乡亲，缷任后再也不能回云南去了，他要为自己设计一条“十全十美”的后路，就选择了天津和大连两个沿海城市。他与亲信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共谋隐退之后的出路，他们想在天津投资金融业，开办银号，并选好了合资和筹办之人，但杨增新没有等到那一天便一命呜呼了。
  杨增新玩弄权术，他利用能利用的人，但他又对谁也不相信。他想除掉谁或整治谁，往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有人说杨增新口蜜腹剑，一点也不过分。且看他对乌鲁木齐商会会长杨绍周的前前后后，这杨绍周在家乡时也是穷苦人，“赶大营”到了乌鲁木齐，与螃蟹郑（子澄）合作，创立了永裕德京货店，其人性格开朗，善于出头露面，待人处事很热情，他出任商会会长，一是想在乡亲中提高自己的地位，二来也确实想替乡亲们办点实事，当时各地商帮竞争激烈，如果天津商帮不出面，别的商帮就有人想出来干这个会长，那对天津商帮是很不利的。杨绍周与杨增新这位最高省官既有一段同路相识的“旧谊”，又有筹建上帝庙中的来来往往，杨增新认为杨绍周很能办事，就又委任他为银钱局总办。杨增新心里早就有一个算盘，他认为使用商贾理财，比交给外行的官僚来管强得多，况且杨绍周熟悉各商户的财力、家族及商品运营情况，可减少盲目滥贷，还能增加利润。杨绍周任银钱局总办后，学习安文忠在伊犁总办官钞的经验，对于减缓物价上涨，稳定市场等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可是杨绍周也利用自己管理银钱局放贷的便利，挪用公款而不付利息，这些事都瞒不过杨增新的眼钱，杨增新接到密报后，给财政厅厅长潘震下了手谕，叫他到银钱局清账盘库。管库员柳敬棠虽说是杨增新的亲信，可是他又不能不念同乡情谊，就事先通风报信给杨绍周。杨绍周急忙请客户们分别打了许多借据，并把日期往前推了几个月，补齐了库金数目，当潘厅长来查库时，账库相符，未有疏漏。潘震为人正直，将查账情况如实报告给杨增新，杨增新知道潘与杨绍周不会有什么勾结，但是对杨绍周还是不放过，认为其中肯定还有舞弊。过了两天，召开厅道会议时，故意对下属说：“你们全是废物，钱全让杨绍周弄走了！”他有意让人把这话传给杨绍周，以震慑一下杨绍周，表面上二人又不撕破面皮，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用上这个“老弟”。杨绍周心里也明白，虽然自己与省都督之间各有把柄可抓，但是杨增新位高权重，又是个笑面虎，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吃掉，再想想，漂泊新疆已有40多年，家世已经不小，不如早点收拾产业回乡，免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屡次向杨增新请求回乡，杨增新就是不放他去，而且满面笑容地说：“将来咱们一道走，到了天津我还需要你指点呢！”杨增新的眼线无处不有，他还建立了出入省审批制度，凡进入新疆的人，都要有他的电报核准，才能放进；凡出新疆的人，需有他签发的护照才能放行，各个关卡都看管得很严。杨绍周还乡无望，又身处逆境之中，忧心如焚，终于抑郁成病，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客死他乡。杨增新要的就是这种结局，这是为何？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杨绍周对杨增新不义之财的来源和在天津的财产以及与同盛和商号的关系，还有杨增新瞒上欺下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杨增新唯恐杨绍周说出去，对自己日后去天津安家立业不利，早就想借个机会整治杨绍周了，杨增新想杀人灭口，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银钱局没有查出杨绍周的破绽，也只有软禁杨绍周于新疆，以免后患。
  杨增新为官几十年，诡计多端，自认为很聪明，却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对异己时时留意，就是诛杀此人之前的一分钟，也能做到不动声色，甚至是笑脸相对。他杀害云南老乡夏鼎、李寅，就是在一次宴会上，突然命令马弁砍掉了毫无防备的这两位同乡的脑袋，对杨壹也是突然逮捕又从速将其枪决于乌鲁木齐的郊外。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派樊耀南、蓝肇华等人到新疆任职，人还没到，就有密探报告杨增新，说北洋政府想插手新疆，所以樊耀南到新疆之后，杨增新便对其不放心，不让其到地方任职，而是留在省城，并委任以军务厅厅长的高位，一来收买人心，二是便于控制和监视。樊耀南是湖北省公安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于清朝末年到新疆，任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法政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回北京，到国务院任职，这次重返新疆也是身不由己。他为官比较清廉，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对杨增新治理新疆的举措和手段也有所不满，但平时做事还很谨慎，在其任职的10多年中，与杨增新还相安无事。民国十五年（1962年），有几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取道苏联坐火车去北京，眼线报告杨增新后，杨便通知塔城卡口严格盘查，在一青年的一只布袜内搜出了一封信，内容是，“此地省内虽有军队，但不堪一击，若劲旅一师，即可席卷全省……”上下款全是暗字，但字迹被核查为樊耀南所写。后来杨增新把这封信直接交给樊耀南，规劝他不要做蠢事，而且又给樊加官，还送钱安抚，以显示自己的宽厚仁慈，但是派到樊耀南周围的眼线更多了。樊对杨增新的为人早有所了解，知道杨增新有意稳住自己，说明自己处境已很危险，他要求回内地去，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成立了新疆省委员会，拟就地任职名单中没有樊，有人泄密给樊，如鱼游釜中的樊耀南已预感到杨增新对自己要下毒手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因此在1928年7月7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典礼后的午宴上，杨增新被樊耀南等人枪杀。后来樊耀南及其同谋被民政厅厅长金树仁率领士兵抓住，也都死得很惨。
  杨增新遇刺身亡之后，省城机关、地方士绅及商会在上帝庙为他开了追悼会。杨在同盛和的存款，由杨的侄子结算清楚，省府内的金银器物也折价交由同盛和一并汇往北京。杨的灵柩经苏联运回北京，斯大林念当初杨增新帮助苏联红军围歼进入我国阿山地区的白匪有功，特派专车由军警护送到终点站，进入中国。杨在云南老家已无葬身之地，只能安葬于北京房山县，家人隐居于北京。
  10．刘文龙托友纳妾薛氏女远卖新疆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他的几个亲信当中，最亲密的就是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刘文龙原在北京国政府任职，袁世凯上台，将刘文龙派往新疆任职，刘文龙到新疆后，因与杨增新在拥戴袁世凯的认识上一致，俩人便有了共同语言。刘文龙初到新疆，人地生疏，急需找个依靠，他认为杨增新树大根深，便对杨言听计从，逐渐博得了杨的好感。杨增新执政也得有几个得力的骨干，他考验刘文龙多时，并派眼线跟踪，发现刘文龙对自己很忠诚，因此对刘文龙倍加赏识，将其安排到教育厅任厅长。从对公事的默契，到私人感情的加深，渐渐地刘文龙将杨增新这位上司，作为最亲密的知己，他有什么事都与杨增新商量，讨以指教，特别在生财之道上，刘文龙得到了杨增新的支持，大量购置房产，兼营商业，经营多项出口买卖。刘文龙虽与杨增新关系密切，但他更了解老将军的脾性和待人处世的特点，杨增新同天津商帮一些大户交往密切，其内幕杨增新一向保密，对刘文龙也不例外，刘文龙知道一些，但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从不向别人打听杨增新的私事，从而保持了与杨“亲密”的关系。刘文龙也很有心计，他也在天津商帮中寻找朋友，他特别赞慕天津商人的经营之道，他想挣更多的钱。后来认识了天津帮商人韩绍棠，刘与韩多次往来之后，在经商观念上比较相投，彼此交情逐渐深厚。刘文龙在乌鲁木齐投资开办了盈丰裕京货店，聘请韩绍棠为经理，生意兴隆，刘文龙收益丰厚，对韩绍棠也越加信任。刘文龙还将韩绍棠推荐给杨增新，共商隐退后到天津投资建银号事宜，三人相商很是投机。
  这位厅长，经商挣了不少钱，虽然曾饱读诗书，但在荣华富贵的环境中生活，不免萌生了纳妾的念头，无奈在新疆未见到有些姿色能中自己意的年轻女子。后来有天津帮商人高英年去津办货，便托高在津替他物色一美女，并嘱其多花点聘礼也无妨。
  高英年返津时，带回一些烟土想出手，有一烟贩人称韩五猴介绍说，纨绔子弟石文光想买鸦片，但又没钱，想将身边一美妾卖掉，换鸦片吸，高英年一听正巧，便认真向韩五猴打听详情。原来这纨绔子弟是天津卫八大家之一，百富之首天锡堂的后代，天锡堂是杨柳青大财主石家的四大门之一。清朝嘉庆年间，创业人石献庭死亡，遗有四子，分家各立门户，成为“福善堂”、“恩绶堂”、“天锡堂”“尊美堂”四大门户，其中天锡堂几代单传，积累最多，财势雄厚。庚子年间（1900年），堂主人石祜荪因病亡故，遗下一子文光，这文光尚在襁褓之中，人称小少。幼年丧父的文光，在财富堆积下成长，又失之教养，结交了一些败落子弟，家中一些存心不良的仆从也教唆了不少为非作歹的把戏，亲友也贪其财富，欺凌这孤儿寡母，家中曾被人点了一把火，财产损失不少。这小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不学无术，放荡不羁，终日吃抽嫖赌，不到30年，家资挥霍殆尽，仅存三房美妾，即彭、刘、薛三个女人，其中这薛氏最有姿色。韩五猴说，如果说这薛氏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那是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性情温和，又会烧鸦片，一度擅宠专房。她的身价1千大洋，加上衣物首饰每年添置不少，一年可耗资万元。后来因家产荡然无存，这位少爷恶习不改，没钱买烟土，便从各妾身上扒下金银首饰变卖，继而便想一一卖掉这三妾本人。当时天津市日租界有一窑主李万有，很有势力，对薛氏垂涎已久，想买来做摇钱树，出价500元成交，但手头现钱不足，向别人借，人们知道是石家的妾，恐惹麻烦，不肯出借，此事便拖了下来。高英年替人办事，自知必须稳妥，便请韩五猴找个机会让他来亲自窥伺一下薛氏是否真的如此美丽，韩五猴借向石文光卖烟土之机，带领高英年到石家去，待韩五猴进了大门到院内，呼唤石文光时，薛氏从房内出来打招呼，高英年尚未进院门便将薛氏看了个清清楚楚，这薛氏的确貌若天仙，刘文龙定会满意，便以200两烟土换取了薛氏。又怕那个窑主李万有知道后寻衅闹事，坏了这笔“买卖”，便让薛氏换了农家女的衣饰，赶紧离开天津。乘津浦、陇海铁路的火车到西安，换马车经兰州到哈密，两个月的路途劳累，这未出过远门的弱女子哪里经受得了如此折腾，况且，这薛氏虽说已沦为人妾，可也是血肉之躯，何尝不想有个相濡以沫的夫君，过着夫妻恩爱的平静生活，可是自己命运多舛，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无人怜悯。离开那个只知吃喝嫖赌，丝毫不念夫妻情分的败家子石文光，虽说并不是坏事，但又被转卖给了何许人，其家中能否容纳自己，将来的命运也是吉凶未卜，想到这些，薛氏不免心中酸楚，又无人可诉，一路上则少言寡语，闷闷不乐，到了哈密便卧病不起。在哈密休息了两天，薛氏拖着病体随高英年勉强到了吐鲁番，由同盛和葡萄园管事高汉青切脉诊治，几天后病情好转，高英年将其带到乌鲁木齐，打算安排到刘文龙的盈丰裕京货店后院休养，柜上经理及同仁都认为，这里里外外全是男人，住进一年轻女子实为不妥，便没有接受。迫不得已，高英年找到同盛和副经理柳仕卿，柳得知是刘厅长的人，便满口答应，将薛氏接到自己家中，与其妻侯氏同住。这侯氏很是热情，每日奉陪调养，说说笑笑，薛氏从未受到过如此礼遇，因而精神上得到了很大安慰。自幼失去双亲的薛氏，在这人地生疏的异乡，能与侯氏在一起倍觉亲切，二人便拜了干姐妹。刘文龙也经常到柳宅来探视薛氏病情，薛氏这样美貌的女子，刘文龙还从来没有见过，心中很是感激高英年。一个月后，薛氏康复，刘文龙择一吉日迎娶，由柳妻侯氏陪送薛氏进了刘公馆。
  民国二十年（1931年），柳仕卿病故，刘文龙亲撰祭文，称柳为襟兄，以答谢薛氏养病期间的感情。又过了两年，1933年10月，盛世才上台，将刘文龙逮捕入狱，家产被抄没，10年后才被放出，不久刘文龙也病故了。可怜这薛氏红颜薄命，被人当作商品卖来卖去，飘零到新疆，没过几年好日子，又遇灾祸，最后流落何处，已无人知晓。
  11．金树仁多行不义积深怨众叛亲离
  金树仁是甘肃河州人，甘肃高等学堂毕业。原来只是个知县，1926年爬上了民政厅厅长的位置，这全凭他与杨增新的师生关系，杨增新并没有看到他有多少长处，但是此辈的平庸、恭顺、听指挥正符合杨将军选择下属的条件。杨增新在世时，金树仁没有也不敢有当省主席的奢望，这次平定樊耀南政变自恃立了头功，一些甘肃籍的军官对他也拥戴和怂恿，他决定不放过这个天赐良机。在杨增新遇刺的第二天，就以民政厅厅长、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的头衔贴出了布告，并通电南京政府，阐述了平定政变的经过，极度粉饰和夸大自己的智谋、能力及功劳，同时称自己已控制了全局等等，各地军政官员不得不承认金树仁政府。
  金树仁是一个既无能又无才，更无德的人物，心地狭窄，鼠目寸光，缺少见识，更无雄才大略，比起杨增新，他更逊一筹，杨增新虽然虚伪、奸诈，但精力充沛，事必躬亲，一时还能稳住大局，而金树仁则形同冢中枯骨，每天吞云吐雾狂吸鸦片，经常处于无精打采时不时打哈欠伸懒腰的状态。了解他的一些人说，有时他召集下属到民政厅开会，话讲了一半，他烟瘾犯了，便让大家等好半天，待他吸足了鸦片，再来讲下半截的话。还有人说他很像个不谙时事，只知敛财，谁欠他一个铜板就三天睡不着觉的土财主，怎么可能管理好一个省的军政大事。金树仁却自我感觉良好，上台之后就办了几件所谓大事：第一，大搞家族政权。金树仁认为杨增新的教训就在于“用人不当”，要坐稳这省主席的宝座，维护自己的政权，只有自己的亲属和同乡才最可靠。他将家中的亲朋、同乡都委以军政要职，他的五弟金树信当了军务厅厅长，这个金老五贪财弄权，既不懂军事，也不懂为官之道，甚至连待人接物的一般礼仪都不懂，在省衙内，整天吆五喝六，对那些为官多年的年长者也是颐指气使，简直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省府重大事项，经常越俎代庖，人称“二督办”，连金树仁也让他三分。对打仗一窍不通的金老四树智被派到喀什当了师长。省府的高官及州、县的大小官吏全都换上了甘肃老乡或是自己的亲信，其中有些官是花钱买的，金树仁把各州、县按地域的贫富分成三等，订出不同的价格，一等州、县黄金10条，二等的6条，三等的4条，这是对甘肃同乡的优惠价，外地人想买官，这种价格是远远不够的。杨增新时期，省库第一科长天津杨柳青人柳敬棠，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被杨增新提拔为阿克苏县长，金树仁上台后，杨增新派人向他要钱，柳敬棠不买他的账，便被撤了职，换上了甘肃人袁筱桐。金树仁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就连他的马弁崔肇基也因是同乡，便赏给了一个团长当。这个小马弁投靠了金老五，狗仗人势，欺压百姓，他到商店买东西，从来不给钱，有些商店的店员并不认识他，向他要钱时，轻则挨骂，重则扇耳光，甚至拔出马刀相威胁，像同盛和等大商店还无所谓，可怜那些小本生意人，时间长了便承受不了，只好将店面搬迁到离省府较远的地方去经营。他还一点不识时务，在省衙内也敢胡作非为，有些厅道的官员进省府办事，经常在二门被其拦阻，这些官员碍于金老五的淫威，多以金银开道，不然，贻误了大事，自己还是难脱罪责。那时在新疆流传着“只要能说河州话，腰里就把洋刀挎”的顺口溜，以讽刺金树仁任人唯亲的政策。第二，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这也与杨增新时期不多养兵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不顾新疆地域大，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现实，将许多青壮年劳力抓来当兵，抓不够数，就将社会上的无业游民、鸦片烟鬼、地痞流氓等社会渣滓招来充数，借招兵的机会，将军队中其他省籍和新疆本地的高职军官淘汰，大量提拔甘肃籍的军官，以此来达到他稳固政权的目的。第三，滥发纸币。这一方面倒是与杨增新一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扩充军队，军费开支大增，一方面靠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大量印发纸币，导致了纸币贬值，物价飞涨，例如，人民生活必需的小麦，每石（400斤）由票银28两至30两涨到50两至55两，大米、煤炭等价格也都翻番上涨。第四，聚敛钱财，贪得无厌。金树仁政府不顾新疆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又地处边境，不去组织人民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而是将官场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各自都往钱眼里钻，当时贪污受贿风行，从省府到地方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一个“贪”字。金树仁和他的家族、他的党羽都是欲壑难填，他们公开地垄断进出口贸易，开设羔羊皮公司，残酷剥削少数民族农牧民，以谋取暴利。
  从政多年的一些省官，有的被免职，有的有职无权，他们也牢骚满腹，凭借他们的经验，认为金树仁积怨太深，他的政权不会维持多久。其实，从金树仁统治集团开始确立，人民就怨声载道，各种矛盾日趋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家族、亲朋、同乡之间，也争权夺利，分崩离析，金树仁政权危机四伏，很快便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从清朝末年起，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激发的“哈密事变”，一直没有停息，到1931年，哈密农民起义的队伍又起来反对金树仁的虐政，他们的武装逐渐强大，他们以哈密、吐鲁番为基地，逐步向西北方向挺进。1933年1月，战火烧到了乌鲁木齐，金树仁虽然忙着调兵遣将进行抵抗，但他招募的兵丁平时没有军事训练，既无战斗力，纪律又松懈，他们只有骚扰百姓的本事，真正打起仗来，简直不堪一击。金树仁所豢养的同乡军官们都只想靠这位省主席的权势升官发财，根本没想去为他卖命效力，关键时刻，都作鸟兽散。金树仁在扩充军队时，还将进入我国境内的白俄匪军改组成了一支归化军，这支军队战斗力比较强，金树仁政府允诺以优厚的待遇，但由于财政空虚，根本无法兑现，经常拖欠军饷，这些归化军生活窘迫，早已同金政府离心离德了。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反动统治者都要挑动民族仇杀，其结果总是有许多平民百姓成为这种仇杀的牺牲品，金树仁负隅顽抗，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以及玛纳斯、呼图壁沿线的惨状，目不忍睹，到处是断垣残壁和横卧的尸体……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对金树仁政府的愤恨，也更加速了这个反动政权的灭亡。
  金树仁还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把搜刮来的金银都寄存在同盛和商号，中饱私囊。当时省库中还有一些存银，这个贪财鬼把省库也当成了私有财产，他不允许动用省库的钱来发军饷，而靠印钞机来维持局面，军心不稳，百姓受害，商家受损。在他行将灭亡的时候，还不忘记向众商家再敲一笔，1933年3月，乌鲁木齐的形势非常严峻，金树仁还召集各商团开会，声言为了平定战乱，省府一时开支过大，特向各商户借金5两，待战乱平息，立即归还。众商家心里都明白，金树仁政权已日暮途穷，借给他金子是肉包子打狗，所以没人信他的鬼话。商会无法，只得敷衍此事。自从杨绍周病故后，商会会长换了天津帮福泰成的石寅甫，金树仁上台后，撤掉了石寅甫，任用了同乡苗沛然，苗在各商帮中威信不高，办事不灵，天津、两湖、山西等商户对他都敬而远之，遇事很难推行，甚至连陕甘帮的商户也不听他支配，无法，只好又改派了天津帮的董光，可又不放心，又增派了甘肃人贺德元为副会长。金树仁命令商会限期半个月将借的金子收齐缴归省库，商会会长勉强应付，每天奔走各商户收取借金，20多天过去了，根本收不起来，反倒促使金价上涨。金树仁则软硬兼施，但催得紧了商店就关门停业，他也一筹莫展。本来省城被围后，社会上混乱不堪，城内居民缺粮少柴，饥寒交迫，生活已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商家的生意也不好做，有的生计也很困难，让他们交黄金，一般商人没有存货，富裕一些的需用现洋购买，黄金价格飙升，而且不收纸币，哪个商家也不愿吃这个亏，所以大家都拖着不交。在这风雨飘摇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原本财力雄厚的天津商帮也不能独善其身，由于金树仁总向商家敲骨吸髓，倒促使各商帮同舟共济，一致对付他，大家巴不得金政府快点倒台。直到4月11日，各商家才凑了黄金30两，并且异口同声地说再也交不出了。
  第二天，董光、贺德元两位会长将这30两黄金送省府三堂之内，金树仁还没来得及将黄金收起，便听枪声大作，只见归化军打死一些省府卫队官兵，闯入省衙，抢走了这30两黄金和省衙印信。金树仁急忙派人通知驻在城外的盛世才和杨正中率领的省军速来平定归化军叛乱，他哪里知道，乌鲁木齐陶明越早就与省督办公署的参谋陈中预谋，要发动推翻金树仁统治的政变。这时，陶明越会同归化军的格米林肯一起抗击省军。金树仁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依赖的归化军竟成了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东三省经苏联到新疆的原抗日将领郑润成也率官兵加入了反金政府的战斗，省城内进行了巷战，省军已支持不住，这时为了全城百姓少受战乱之苦，商会派出董光、贺德元两位会长，对城内的省军官兵进行劝降，随之战斗结束，这就是新疆历史上的“四一二政变”。大势已去，保住了性命的金树仁如丧家之犬，赶紧携家眷出逃，当然至死也不会忘记带上他搜刮来的金银细软。那个曾经一步登天罪恶累累的金老五和那个小人得势的马弁崔肇基则一同被政变者处决，遭到了该有的报应。这个腐败无能的金树仁政权不到五年的时间便垮台了。
  12．盛世才凶相毕露天津帮历尽劫难
  盛世才到新疆后，一直在观测政治风向，以便见风使舵。在金树仁政府形势十分危急时，手握重兵，担负守卫乌鲁木齐重任的盛世才，在城外却隔岸观火，始终未投入主要兵力，他要保存实力。当新疆“四一二政变”即将成功时，就调转了枪口，与政变者合作，加入了倒金的行列，从而篡夺了政变的胜利果实，不费吹灰之力地爬上了省督办的宝座。
  盛世才是个“中山狼”式的人物，为了实现独裁的野心，一上台便找借口杀害了帮他登上新疆首席位置的真正的政变发动者陶明越、陈中、李笑天等人，逮捕了省主席刘文龙和一大批资深有名望的人士，如包尔汉等。他一只手握着屠刀，另一只手打出了“亲苏、亲共、反帝”的旗帜。他成立了多处特务机关，豢养的特务遍布新疆的各个角落，他不但诛杀异己，还残害无辜的平民百姓。他刚到新疆时，金树仁不安排他职务，他的钱用完了，经常到天津帮德兴和百货店去赊账，有一次被经理闫应午拒绝，盛上台后便将闫应午抓捕入狱，扣上长枷，戴上死镣，打入死牢，不久闫应午就被折磨致死。
  盛世才上台后滥杀无辜，人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同盛和商号是新疆有名的老字号，第三代资东周耀庭于1926年已经返乡，新疆各地的生意都由几位经理掌管。到金树仁统治时期，商店的经营已经一年不如一年，盛世才当权后生意更为清淡，乌鲁木齐总店的经理徐润波几次发电报催周耀庭再到新疆，处理商店的经营问题。周耀庭于1934年又复到新疆，将南疆喀什、和田两地的分店关闭；伊犁的店面已在战火中烧毁，也不再恢复；吐鲁番的葡萄园和坎井全卖掉；古城子的祥记分店也结清账目，将人员集中到乌鲁木齐总店；对乌鲁木齐的总店也不再投资，只维持现状。处理完这些事宜便想返回天津。盛世才想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经济，感到还需利用这些大的商家，因此派人召见周耀庭，对周说：“新疆几年的战乱，使你受了不少损失，吃了不少苦，你能在这时来新疆很好，希望你们为新疆的商业兴旺做出努力。”说完即下令把商会会长董光换下来，委任周耀庭当会长，周耀庭不想干，又不敢得罪盛世才，便谦虚地说自己能力不行，可还是推脱不掉，勉强接受了任职。到第二年（1935年），他越发感到盛世才笑里藏刀，与这个人打交道实在太危险了，他想到杨增新、金树仁、刘文龙都曾与同盛和有过经济往来，刘文龙已被投入监狱，他的财产必然涉及同盛和。尽管盛世才在全省召开的民众代表会议上，做出过“发展商业，保护商人的财产利益”的承诺，但此人靠不住，他把帮他上台的人都杀了，连省主席都敢逮捕，其心黑手毒，两面三刀，不得不防，还是早点离开这个魔窟为好。他在省府汇报商业情况时，向盛世才提出回津研究发展经营事宜，可盛世才坚决不同意他回天津去。周耀庭一听着了慌，联想起当年杨绍周被杨增新羁留死于异乡的情况，真有点毛骨悚然，便四处托人疏通，曹余三、徐润波等同仁都为他到处奔走，旧日省府的朋友大都不在了，托靠无门，最后还是依靠银行行长徐廉向盛世才说了两次情，盛世才终于有了活话，说周耀庭执意要走，这商会会长需由周耀庭自己找一个有能力的人顶替，否则就别走。这时天津商帮的人都对新疆的局势惊恐不定，对盛世才避之犹恐不及，谁还想干这个会长？其他商帮声势小，找出人来又怕盛世才不批准，后来找到了周海东，这周海东是周义臣之子，1910年，周义臣花1万两银子兑下了杨润棠开的复泉涌糕点店兼酱菜园，使杨润棠实现了急于回归家乡的心愿。论辈分说，周耀庭称周义臣为叔，所以周耀庭与周海东又是同族同辈兄弟。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周耀庭急于摆脱盛世才的羁绊，返回家乡时，又是周海东出来解了他的围。周海东年轻，涉世不深，他很愿意当这个会长。头年马仲英围攻乌鲁木齐时，正值隆冬，省府缺煤，摄氏零下20多度的天气，官员们冻得不能办公，周海东听说后，将自家商号的存煤10吨送到省府，博得了盛世才的好感，说周海东是真正的“雪中送炭”，所以周耀庭保荐周海东当会长，盛世才马上答应。周耀庭感激周海东帮了自己的大忙，临走前对周海东说：“你如果用钱就到同盛和支取，先花完同盛和的，再花你自己的。”说完洒泪告别各位帮忙的人，匆匆忙忙启程，连卖掉葡萄园的钱也顾不得带走，便乘绥新公司的汽车回到关内。周耀庭因长时间的惊吓和一路的劳顿，回津后大病一场，不久离世而去。同盛和在新疆铺得摊子最广，挣钱最多，战乱中受的损失也最大，周家三代人经营60多年的同盛和，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周海东当了商会会长后，办事很勤快，也很认真，当年（1935年）9月，又被推选为牧区临时市场委员会副委员长，为发展巴里坤牧区的贸易，不辞辛劳，到处奔波操持，在恢复乌鲁木齐的市场，发展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两年后盛世才却借口周海东通敌，将其抓捕入狱。
  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盛世才感到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假抗日真反共的蒋介石也向盛世才伸出了拉拢之手，这时，盛世才便撕下了伪装，背信弃义，暴露出反苏、反共、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他开始大肆抓捕、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大批无辜的各族老百姓，恐怖的乌云笼罩着新疆的天空。天津商帮中一批有资望的人士也被他关进了监狱，除前边说到的周海东外，还有曾任过乌鲁木齐商会会长的石寅甫。这石寅甫虽说在做生意上不是特别得心应手，但为公众办事却非常热心，在他任会长期间，常常不计个人得失，妥善协调各商帮之间的关系，与当地各民族的工商业者的关系也很融洽，所以在众商户中很有威望，后来尽管被金树仁撤了会长的职，可仍然能与各商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只因其思想比较激进，致力于抗日活动，就被盛世才抓捕入狱，并残害致死。又如天津商帮的第二代传人王子洲，其父“赶大营”到乌鲁木齐，做小生意为生。王子洲读了几年书，是个有知识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当时在邮电局当邮差，受长辈们勤业的影响，发送信件特别认真，从不出差错，盛世才的爪牙在王子洲投递的信件中，说是搜查出了从外地寄给乌鲁木齐八路军的两封信，便将王子洲抓进了监狱，施以重刑，王子洲被折磨得双脚十个指头全部烂掉，眼看生命垂危，盛的爪牙们感到从这个邮差身上再也问不出什么，也敲诈不出什么，就通知其家属将奄奄一息的王子洲领走，到家后，这个年轻的邮差便含着终天之恨离开了人世，撇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及三个幼小的儿女。邮递员发送信件，是其工作职责，即便真有寄给八路军的信件，那么邮递员何罪之有！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另外还有董光錞、董树棠、王子卿、戴敬泉、高聘卿、韩君壁、任明吾、蔡金铎等几十人，这些人大都是早年“赶大营”到新疆的创业者，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传人，他们辛辛苦苦地经营，勤劳本分地做人，对发展新疆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盛世才的统治下，不明不白地经受着牢狱之苦，其中只有董树棠一人被保释，不久出狱，其余有的像石寅甫、王子洲那样被残害，死于狱中，能活下来的像周海东、曹余三等人一直被关押到盛世才离开新疆，才被释放。
  盛世才的倒行逆施，使刚刚复苏的新疆经济又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局面，原来颇具经济实力的天津商帮在一次次的战乱中，尤其是在盛世才的白色恐怖下大伤元气，此时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创业的历史，就在这内忧外患，险象环生的政治局面中结束了。
  盛世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错误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会压倒反侵略的力量，他要加紧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从而杀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1943年，他杀害了帮他建设新疆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许许多多为正义而奋斗的外交干部，甚至连他的同胞弟弟盛世骐因倾向共产党他也不放过，他的妹夫优秀的共产党干部俞秀松，也都惨遭他的毒手。他统治新疆10年多，杀害的人数达五万多，因而引起了新疆各地人民的反抗，许多地方爆发了武装斗争，盛世才感到自己已经四面楚歌，不得不离开新疆去投靠主子蒋介石了。他本以为他的主子定会犒劳他一个肥缺，没想到杀了那么多主子也想杀的人，又向宋美龄敬献了那么多黄金珠宝，可以说极尽攀附之能事，却只换来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农林部长。当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响彻云霄之时，盛世才这个凶残绝顶的杀人魔王，虽然逃往了台湾，但是已成为失宠的落魄者，而且那些被他残害的冤魂使他时时处于惊怖的噩梦之中，他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安宁，最后竟在日夜惶恐中了断了罪恶的一生。他所向往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中国大地上已完全被铲除，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了民主、平等、富裕的新生活，而且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以此告慰那些英烈和许许多多无辜的百姓，包括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天津商帮中的那些亡灵，他们也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