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远贸新疆，受历史的局限仅活跃了五六十年的时间。从安文忠1882年家乡办货时的几十包，到20世纪初“赶大营”的鼎盛时期，京津运往新疆的货物已达数十万驮。在迅速增长的贸易往来中，需要众多行业相辅相帮，因此，相关行业伴随着天津商帮的发展壮大也兴旺发达起来，同时因为天津与新疆物资的交流，不仅使新疆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也促进了天津商业的繁荣。
  首先得到发展的是货物存储业，即货栈和接运站。“大营客”们生意做大之后，每年运往新疆的货物逐渐增多，旺销的年份，采购的货物数十万驮，这么遥远的路程，大批的货物不可能从采办地直接运到新疆各地，而且各种货物也不可能一下子采购齐全，从新疆带回天津的货物也需有固定的地点存放，逐步批发销售出去，这就需要在采办地及沿途设立存储货物的货栈。从天津到新疆这条路上最早的货栈是归化城的新泰栈，这是个客货两用栈，有客房20多间，还有庞大的存货场房。这个货栈在左宗棠进兵西北地区时，是为军粮西运而建的，随着天津商帮往来货物的增多及物资交流的频繁，这个货栈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存货场地扩大了许多，在“赶大营”贸易的几十年间，这家货栈的仓房几乎没有空闲过。其后有山西人胡天余建的天义货栈，存货能力较小，后来接受了天津帮商人郭利顺的投资，增加了股本，扩大了仓储能力，更名通盛栈，来往业务超过了新泰栈。
  新疆古城子是新疆与内地货物往来的交汇处，是各地商人进入新疆的第一大站，从天津杨柳青到乌鲁木齐等地的人都在这里落脚，成批的货物均在此地装卸。这里的货栈业出现得早，而且很兴盛。主要有德泰成南北两大货栈，类似现在较大的批发市场。此栈建的较早，是在光绪五六年间由一些小客店改建发展起来的。北栈大院里的几家客货栈几乎全是天津杨柳青人开办的，如戴星斋开的裕泰昌，刘莜山的义昌玉，李仲信的信泰厚等，德泰成北栈总负责人张润生、乔如山都是进疆很早的老职工。乔如山曾在伊犁安文忠的文丰泰京货店当过账房先生，辞职后到古城子干起了管理货栈的差事。南栈中的各家货栈多是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人开办的，存储能力较北栈差些，但生意也不错。古城子这些货栈的主人，不是单一经营储运行业，他们也搞商品批发，各省运来的货物有一部分就转卖给他们，再由他们或批发或零售，把货物销售出去，也很挣钱。古城子历来是北疆骆驼运输货物的终点，因为来往货物源源不断，所以古城子货栈的储运和销售生意都很兴旺。
  天津商帮中的一些大户因来往货物逐年增多，为路途中周转方便，同时降低沿途储运的成本，他们受投递军书驿站的启发，在沿途为自家设立了货物接转站。像安文忠的文丰泰、周乾义的同盛和这些大商家，他们在内蒙的归化城和甘肃的兰州、凉州（武威）、肃州等地都设了接转站，承接来自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的商品，回货主要是运往北京、天津。接转站既接转货物，又接待押运人员，供应食宿。有些小商户来往的货物，他们也帮助暂存和转运，当然不是无偿提供服务，要按货物存量多少收取一定的费用。
  京津商品在新疆畅销后，北京和天津都有了货物聚集点，逐渐演变成货栈。天津与新疆贸易有关的主要货栈有北门外针市街的隆顺里、耀远里、永德里、公仪栈、盛兴栈，曲店街有同茂栈，北门外有集祥公司。随着铁路运输的出现，天津东站又建起了庞大的货场，北京的德胜门附近也有不少这样的货栈和货场。天津帮几家大商号还在北京前门外半壁街建了合义店，是为领“协饷”、办京货建的。归化城的通盛栈在天津还设立了运输栈，专门承揽经归化运转新疆货物的业务。民国初期，同盛和又在香港、上海和江南许多地方设庄采购货物，将生意又发展到了江南。
  客货运输业与货栈存储业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相应发展的，天津与新疆的货运，短途的有马车，但马车货运量小，转运次数多，运输成本高，到西安以西，很少再有马车运货了。后来人们看到山西商人多用骆驼运货，天津商帮也将骆驼作为主要运货手段，因为骆驼耐干旱，善于走远路，素有“沙漠之舟”的称谓，正适合去新疆沿路水源少，路途长的特点。
  “赶大营”的初期，归化城的新泰栈、天义栈也同时放养骆驼，用来为货主运货，但是他们的骆驼数量不多，远远满足不了越来越多来来往往大宗货物待运的需要，便应运出现养驼大户。早年养驼最多的是万盛魁，有骆驼近千头，家中常年聘有镖师，代客押运现银和贵重物品。光绪初年，万盛魁骆驼队驮运银子两万两，在外蒙大草地被陕甘窜来的土匪劫走，镖师受重伤，万盛魁歇了业，将驼队转给了曹万子的德厚堂，以后传到二代三代，人们还沿称这个驼队为曹万子。其他还有德亨元的马五子，福喜堂的杨五子，以及后来居上的高阿匐驼队，也都养驼数百头，另外，养驼小户也为数不少。驼队中还备有骆驼轿、骆驼车、壮驼，供押运者、客商、眷属等乘用。每头骆驼可驮货物300多斤。按照惯例，每年驼队外出运输，往返日期为8个月，从秋季的白露到第二年的春末谷雨是驼队运货的时间，其余时间天气炎热，骆驼须进山放牧脱毛。驼队去新疆，一年只能一次往返，习惯上规定每天行程60至80华里，草木茂盛的地段可达百里。驼队里有领队、账房、伙夫、值夜、脚夫和勤杂人员几十人，其中以脚夫最多，每两名脚夫管驼30头，用绳索拉住，排队行进。脚夫的活最累，最苦，而工钱却最低。当年走乌里雅苏台大草地，早晨6点起来，脚夫们将所管的骆驼牵到草地放牧饮水，人则轮流吃早饭，大多是风干馒头或煮面片加点盐，开过早饭，整理驮的货物上骆驼架子，开始赶路，正常情况下，晚上8点收驼卸载，吃晚饭休息。一路上，根据天气变化和水草丰缺情况，由领队指挥行进或休止。驼队携带的帐篷，大的可容纳百人，供驼队人员使用，小帐篷可住十几人，是为客商准备的，带家眷的还有专用的小帐篷。驼队供给客商食宿，吃的也是风干馒头和面片，客商们一般自备些炸酱、牛肉干、香肠下饭。驼队所需炊具、口粮总要多带一些，途中如遇上当地头人，他们往往要些面粉，理由是：“你们的骆驼吃我们土地的草，人也要用我们这里的水……”一般都给他们一些，不然总是跟着驼队喋喋不休，使驼队不能迅速前进。驼队行进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的路上，在牧草丰茂的沿途，远处只能随风听到驼铃响，看不见驼队行。局外人会觉得这是一道很美的风景线，但对驼队的人们来说，年复一年，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就过着这种单调枯燥的日子。
  驼队与货主结算运费，在新疆是终点站古城子，回程捎带回货的，一般到归化城结账。两边都是卸货验收无误后付款。如发现货物丢失短少，由驼队负责赔偿，但遇有不可抗拒的天灾或劫匪抢劫，货主只能忍痛作罢。辛亥革命爆发，外蒙曾宣布过“独立”，乌里雅苏台大草地不能走时，驼队走过甘边，即从归化城出发向西，沿着长城拣有水草的地方穿行，被人称为走小草地。这样走路途更加艰难，往往也多费些时日才能到达古城子。骆驼运输兴旺了40多年，到1932年，“哈密事变”中的土匪尧乐博斯大肆劫掠驼队金银货物，货主和养驼户曹万子都受到巨大损失，这种远途运输方式也就停止了。
  客运的兴起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以后，男人们回家探亲、办货，来来往往已有了马车或骆驼载客，而女人们想去新疆就很不容易了。光绪初年到新疆谋生的人，大多生意已经稳定，生活有了保障，由于交通不便，寄钱给家人很不容易，家乡的父母妻儿生活凄苦，而且劳燕分飞，双方都牵挂和思念。有人说，到新疆的男人是“无罪充做有罪军”；在家的女人是“有福守的无福寡”。男人创业无法回家，大漠阻隔，女人们更不敢轻易踏上这万里行程。大约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前后，有些拉运农产品和耕种为生的养马户，因旱涝灾害，务农不能维持生活，就想用马车搞运输，靠载客或运货挣钱养家，又因杨柳青“赶大营”的人很多，家人们有去新疆的想法，于是双方不谋而合，这就有了客运车，最初这些车主要是拉妇女和儿童去新疆的，所以被人称作“家眷车”。这种车是木轮铁瓦两匹马拉的大车，载重只有千斤左右，出一次车可拉4人和一些简单的行李，车上装有苇席棚遮阳避雨，每日可行60里到70里，也是走大路，经鲁、豫、陕、甘到新疆。初去时，车不敢走得太远，有的拉到沧州，远点的到黄河边，沿途要倒几次车，在河北、山东、江南各省的一些大路口，赶马车接送客人的营生早就有了，路上换车也无须久等。因为那个时代的妇女都未出过远门，沿途换车、住宿都需要人照应，所以每次出车都要由远行的几人合伙在家乡雇一名身强力壮、品德好的男人一路护送，这人并不乘车，而是随车步行，这就又出现了家眷往来护送业。
  起初，杨柳青人干护送业的也不少，最有名的是刘万荣，他原是跑京报的，十几岁时，清代各埠还没有报纸和邮局，天津曾有人在北京设京报点，每天按时抄录各衙门、王府等门前的布告、牌示，从中获取官僚调遣、国内新闻等信息，名叫“邸抄”。京津有人需互通信息，也托京报传送，跑京报的人每月在京津两地往返4次至5次，还要代客购买药物或其他商品，很是辛苦，收入却异常菲薄。后来刘万荣就改了行，专为“赶大营”的家人们去新疆做护送人。从杨柳青到新疆，他跑了几趟以后，驾轻路熟，人又本分规矩，新疆的人接家眷都愿找他护送。还有些去新疆的男人，将行李放在车上，自己同刘万荣结伴步行，这叫搭半车，车费不多，既减轻了行李的负重，又不致走错了路，还可一路互相说话聊天，解除寂寞，同时人多势众，还可以保安全。每年刘万荣随车春去秋回，一年往返一次。回程时，不少人托他给家人捎带少量黄金、裘皮和书信，也给他一些报酬，他把挣的钱留足路费外，剩余的钱也买些羚羊角、红花、雪莲或是黄金带回天津出售，一年也可挣几百两银子，回程如果不捎带女客，他也可坐马车，免些劳顿。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他先后干了40多年，护送的人不计其数，未出过任何差错，人们对他都交口称赞，就是民国后有些地段已通火车、汽车，去新疆的人已不再坐马车，但是人们仍是请他护送，皆因由他护送能让两地的亲人都格外放心。
  其他干家眷护送这一行的人，做法上大致与刘万荣相同。还有一位人称乔老姑的，虽是女性，却长得身体高大粗壮，性情也很豪爽，她也曾当过去新疆眷属的护送人。这位乔老姑的叔父乔如山，是古城子商会会长，又在文丰泰当过账房先生，感到侄女一个女人家干这一行有失自己的体面，就不让她干了，所以乔老姑只去过两次新疆就停止了这一营生。
  在“赶大营”兴盛的时代，没有任何现代的通讯工具，货物行情，货源信息等等，都要靠人到处去打听，去传递。由于新疆与京津商贸往来的增多，跑信息、跑业务的中介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去新疆做生意的大户，在京津都驻有商品采办人员，他们既负责为新疆商号采购货物，又负责接收来自新疆的回款和回货，长驻京津的办事人员，大体上每天上午在驻所办公，接待来访者和京津各商号的推销员，了解商品质量、价格及同业各家进货情况，提出本店欲购商品，下午到有业务关系的商家或厂家看样订货。各商家、厂家也有专门推销货物的人，当时叫“上客房的”或“走街的”。这些中介人各有所属，“上客房的”、“走街的”则受雇于京津工商业户。还有一种不属于买、卖任何一方，独立跑信息、跑业务的中介人员，人称“跑合的”经纪人。随着客货栈的兴旺和驻津采办处的增多，“跑合的”经纪人也多了起来，他们到各商家、厂家商谈商品行情及涨落原因，提供货源信息，了解商家进货、出货意图，为各商户推销商品，拉生意，促成交，很是忙碌。他们的特点是头脑清楚、灵活，能说会道，并具有某类商品的专业知识。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经纪人也分成了门类，如天津跑药材的有韩剑泉、戴荣山；跑肠衣的有周利生、李迪生、牛景岩；跑皮货的有李荫棠、王纪棠、任子玉等。经纪人只要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一般均由卖方给予百分之三的佣金，即中介费，有些紧俏商品，也有由买方付佣金的。这些“跑合的”的经纪人虽然收入不固定，但往往成交一笔大的生意，所拿到的佣金也是非常可观的。
  天津商帮远贸新疆，促进了两地物资的交流，也充实了天津商贸的货源。新疆地大物博，盛产黄金、玉石，还有许多名贵药材，如鹿茸、羚羊角、麝香、红花、雪莲、甘草、党参等，在天山南北还产有多种尚未加工的珍贵皮货，如猞猁、旱獭、貂鼠、银鼠、红狐和各类羊皮，羊毛、肠衣、葡萄干和棉花也是内地人需要的农副产品。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农产品和畜产品被帝俄掠夺式的回购出口，像棉花、肠衣、马尾等，已成为俄商的垄断商品。自从天津商帮崛起，这种情况得到了较大改变，因为新疆各民族和驻军都喜欢中国内地特别是京津的商品，农牧产品卖给天津商人比卖给俄商价格也高些，当地农牧民得到了较多的实惠。天津商帮在新疆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对俄商的垄断地位也起到了削弱和扼制作用。
  天津商帮在新疆大量地销售京津的商品，收回的巨额货款难以带回天津，商人们惯于精打细算，将这些货款就地收购黄金、名贵药材及其他农牧产品，作为向京津的回货，这样两地物资交流，既解决了资金回寄的困难，又获取了回货销售的利润，还极大地丰富了京津地区的商品市场。
  最早以药材为回货的是在伊宁开德心堂药店的郭德奎。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到伊犁经商，后来每年背负不足百斤的鹿茸、羚羊角、麝香等名贵药材，徒步返回北京，卖掉药材，再大量地购买同仁堂的中成药运到伊犁的药店。驻伊犁的军政官员以及满、蒙、锡伯、索伦这些京城和满洲迁移到新疆伊犁的八旗子弟们，极崇信同仁堂老字号的丸散膏丹，身体有些不适，就买来治病，不少人无病时也都买一些放在家中备用，郭德奎做药材生意赚了很多钱。挣钱的事很快就有人效仿，所以有些京货店也收购药材，大量的名贵药材从新疆进入京津药店，商人们及猎户都获利不少。由于过分捕杀羚羊等珍稀动物，致使许多珍稀动物在新疆很多地方基本绝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实为严酷的教训。
  黄金也是从新疆向天津的回货之一。文丰泰的安文忠，同盛和的周家祖孙三代以及其他挣了大钱的天津商人，他们都收购了大量的黄金，既有原块金、金沙、麸金，也有成品金条、金砖、首饰、金饰器皿等等。最早向天津运回黄金的是同盛和，每次都把收购的黄金先运到古城子，存在自家的分店，即同盛和祥记京货店，将金子藏在棉花中，捆成棉花包，捆包的标签上不写顺序号，而是暗地里把夹有原块金和成品金的写成“庚”字多少号，如庚字135号，就是内有黄金135两的意思，沙金、麸金则写成“辛”字多少号。这些棉花包由驼队运到内蒙归化城中转时，必须有同盛和派驻的人仔细验收无误后，才运转天津交货。采用这种方法向天津运送黄金达30年之久，未发生过差错。各商号大都如此，也有人将黄金放入肠衣筒、皮张、药材内。直到1932年，曹万子骆驼队被劫，夹带的二万两黄金损失殆尽，大家再不敢采用这种方法，又改为将黄金包裹加以伪装，派可靠的店员或亲友送回天津。
  新疆的棉花开始都是被商人们用来夹带黄金和贵重物品运回天津的，这些棉花被人收购后，发现新疆的棉花也是一宝，棉朵大、棉绒长，而且色泽洁白，是纺纱织布的优等原料，有的织布厂也向“大营客”订购棉花，后来棉花又成为新疆向天津工商业户提供的大宗回货。
  新疆与天津物资的交流，使两地商家的业务往来频繁，由此天津当地许多商家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按行业说，棉布业有广聚和、同升新、同升和、长兴、泉记；染料业有长圣裕，玉兴泰、万义、万盛恒；海货业有隆昌、源丰永、复丰成、义成裕；药材业有隆顺榕、义和祥、惠通祥、忠义成、同义公；茶业有正兴德、元兴、公裕、元泰；金店业有义涌、正阳、三阳、天兴德、鸿祥；银钱业有天瑞、中裕、中兴、和生等等。这些商品有的是单向新疆供货，如海货业、鞋帽业、染料业和茶业；而棉布业、药材业、金店业则向新疆商号供应成品，收购新疆来的回货多为原料。银钱业一般都是“大营客”回乡后开办的产业，新疆商户的回款大多存入这些钱庄。
  天津当地的商号在与新疆的商贸交易中，自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天津之所以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商埠，是由方方面面的贸易往来形成的，与新疆的商贸活动也包括其中，而这方面贸易的纽带就是早年“赶大营”发展起来的天津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