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随军进入新疆，从挑担沿路叫卖到设点摆摊，再到有了固定的门面店铺，从小本合伙经营或帮工到各自有了独立字号，经过10多年的经营扩张，竟发展成一支货物档次全，商品质量高，资金周转快的天津商帮。
  当初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极少数读过几年书，大多数人则目不识丁，他们更没有学过《经济学》《营销学》等理论知识，然而，天道酬勤，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们增长了智慧和见识；勤奋经营的实践，使他们学会并掌握了价值规律，他们能成为商海中的强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苦耐劳，善于积累，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便想到了发展，他们的钱来之不易，因而省下的钱用来补充资本，扩大经营。他们又都处于社会最底层，这种社会地位也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疆的生活环境，入乡随俗，深入地了解到各民族和各阶层对商品的不同需求，做到了适销对路，物美价廉，所以他们不仅能够站稳脚跟，而且“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很快占领了新疆各主要城镇的市场，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上都远远超过了比他们进疆更早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商帮。
  1．苦度岁月铢积寸累求发展
  清同治末年，话说安文忠又复去大西北，那时他才20岁出头，精力旺盛，挑着担子沿途做着小买卖，经过一年光景，到了甘肃的兰州，在兰州城里边做买卖，边打听左将军的军队到哪里去了，同时寻找旧时一起随军做生意的伙伴。知情者告诉他军队已开拔到了肃州，小贩们大多也跟随军队远去了。安文忠又挑担赶到了肃州，当地的百姓非常贫穷，十几岁的孩子还光着屁股，大人们也是衣不蔽体，根本没钱买东西，只有城外的兵勇们手头有些饷银。遵照当时的规矩，安文忠到营务处登记后，被准许进入营盘的买卖圈子，他到那里先细心观察，见这里的兵勇们最需要的物品是烟叶、茶叶、干辣椒、糖、针线、擦脸巾和布袜等，便从批发商那里进了一些抢手的货物，在肃州城外的营盘附近卖了几天，资金周转了好几次，挣了几十两银子。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进兵新疆，往征阿古柏。部下刘锦棠的部队进入哈密，安文忠又挑担随后续部队到了哈密。哈密是新疆的重要门户，也是以往兵家必争之地，刘锦棠的部队一面继续向西北挺进，一面留下重兵把守哈密这块战略要地。左宗棠所率各部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哈密，这里买卖圈子很大，商贩们获利不少。每到一地，安文忠都非常关注形势的发展，做买卖越来越精明，第一，他讲究诚信；第二，深知官兵们所需，并随时让出一点小利，所以与一些官兵混得很熟，回头客特别多。在哈密干了两个多月，手中已有银子200多两。听说军队要去古城子，还听说军队越往前去，生活日用品越缺乏，他赶紧从坐地的老商户（进疆更早的山西、陕西、甘肃的大商家）进了不少货，跟随军队到了古城子。古城子一带军队调动频繁，相距不远的吉木萨尔就是左宗棠部队征战阿古柏的前线。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之间，这几百里的战线上，战事激烈，无法设买卖圈子，古城子的商贩们轮番采购当地的蔬菜、副食品送到前线，接济军需。有些胆小的商贩或在古城子或返回哈密等待战线向前延伸。安文忠是个敢冒风险的人，约半年的时光，直到玛纳斯战役结束，北疆的战事告一段落，安文忠才停下经营，回到古城子过冬，这半年虽然受战争的影响挣钱不多，但也没闲着，除吃、住开支外，还略有盈余。转年春天，后续的军队都向乌鲁木齐集结，为向南疆进攻做准备，安文忠又紧跟官兵到了乌鲁木齐，“赶大营”的商贩们大多集聚到这里。
  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北麓，它有史以来就是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清末改为迪化州，民国后叫迪化市，又因城内有红山，山上建有玉皇宫，故也有人称此地为“红庙子”。解放后，一扫这类歧视边远少数民族的名称，又改为乌鲁木齐市（故本文中不分历史年代，概称乌鲁木齐）。清乾隆年间，乌鲁木齐隶属伊犁统辖。光绪十年（1885年），清廷奏准左宗棠的上谏，在新疆建省，省府设在乌鲁木齐。
  话说左宗棠率兵进入北疆征讨阿古柏取得了胜利，乌鲁木齐战事平息之后，逃难的居民陆续回到城内。经过多年的战乱，城内市面冷冷清清，日用商品极度匮乏，从各省“赶大营”来的商贩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日用商品，解了老百姓一时的生活难题。安文忠到乌鲁木齐后，经商已不同于在营盘里，军队中多是汉人，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兵勇们的所需他也了解，短时间内就能和他们混熟，而在乌鲁木齐就深感身单力薄，经营上就不如早进疆的那些山西、陕西等地来的商人。就在他感到孤单时，巧遇了两个老乡，即杨三和李五。杨三，大名润棠，天津杨柳青镇七星庄人，家有房产和生意，自幼习武，功夫不浅，与弟弟杨春华相依，别无他亲。同治初年，因仗义打抱不平，误伤人命，被定罪流徙到新疆伊犁，曾在专为罪犯设置的“缱屯”里种了几年地，1875年光绪登基被特赦放出，到乌鲁木齐做小生意为生。李五的大名翰臣，是杨柳青镇运河南岸人，原为左宗棠带到新疆的“绿营”兵弁，进疆后被遣散，想回家又没盘缠，便滞留新疆做了小贩。李翰臣虽也在古城子住过，却与安文忠未见过面，后来为参加玛纳斯战役的清兵运送蔬菜时，与安文忠相识，但因战争激烈，不久又失散了。安、杨、李三位老乡在乌鲁木齐相遇，真是“他乡遇故知”，心中甚喜，彼此格外亲热。乌鲁木齐的战火刚刚熄灭，市区显得很荒凉，城内空地很多，官府也无精力管理，这三位老乡便在“大十字”一块空地边搭盖起几间泥草小屋，虽然极其简陋，但总算有了固定的住处，可以挡风御寒，而且可以门前摆摊。日久天长，房区不断扩建，进而成为坐商。其他的随军商贩也接踵而至，争先恐后地找空地盖房，营业点越来越多，“大十字”交叉大道很快发展成了繁华的大十字商业街。清朝末年，大十字街地区以天津杨柳青人为最多，初步形成了杨柳青商贩的聚居地。
  到新疆创业的杨柳青人在高峰期竟达万余人，他们都对发财充满了希望，殊不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靠付出艰苦的劳动积累起财富是多么的不容易。鸦片战争后，帝俄多次出兵侵扰我国西北边境，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在我国东北占领的大片领土外，在西北还吞并了我国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派兵侵占了新疆的伊犁，后经多次交涉，帝俄虽然退出了伊犁，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帝俄商人都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借口，可以在新疆任何地区经商而不纳税。他们到处设置贸易圈子，欺行霸市，如同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租界地一样，中国商人在自己国家的这些领土上却没有经商的自由。还有些汉奸商人，他们同俄商相勾结，为虎傅翼，不仅出卖民族利益，帮助这些俄国商人欺诈国人，而且他们还将自己的商品伪装成俄商商品，也逃避了大量的税款，这样，新疆繁重的赋税便压在了中下层工商业者的头上。在这种经营环境下，远贸新疆的杨柳青人创业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去新疆早些的安文忠等人，有了固定的店面，需起早贪黑照顾门面售货，又要打听行情和进货，忙得不可开交，才挣下了钱；去新疆晚些，又无经济实力的，仍需挑担走街串巷，或到城外沿途叫卖，甚是辛苦，寒冬腊月，乌鲁木齐的气温能降到零下20多度（摄氏），有时甚至达到零下30多度，经常是风雪交加，冰天雪地，做生意尤为艰难。那些给人帮工的，虽然能有温饱，但工钱都少得可怜。有些给亲友帮忙的，能好一点，逢年过节改善一下伙食，打打牙祭，得个红包分点红利。凡是当伙计的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打扫店里店外，从开门营业到天黑关店门，整整忙活一天，关了店门才能吃晚饭；店主进货，他们理所当然是搬运工；店主家里的重活，例如挑水、倒垃圾、买煤和柴等，他们是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懈怠；夜晚就搭铺睡在店里。这是店主们从天津商家学来带到新疆的做法，伙计们是店主义务的夜间值班人。有些手艺人，如泥瓦匠、木匠、裁缝等，只要技术高，活计被人们看好，其经济收入较店里的伙计要高一些，发展成独立作坊的机会也多一些。到新疆创业的初期，无论是有些经济基础，还是一无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吃尽了辛苦，受够了累。每个人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想多积攒点钱求得自身的发展，但是多年之后，在杨柳青万余名到新疆的“淘金”者中，有些人稍有点积蓄，仍旧是小生意人；很多人还是在帮工、店员之列，维持个温饱的生活；真正进入富商阶层的，只有安文忠、周乾义、贾绍山等二三十户商家。
  2．乡亲相携天津商帮见雏形
  安文忠、李翰臣、杨润棠三人定居乌鲁木齐后，虽说有了简易的店面，可是随着局势和季节的变化，生意有时红火，有时清淡。在淡季他们还是挑担下乡或到城外军队的营盘附近叫卖，三人经常结伴而行，其中要数安文忠本钱多，会经营，挣得钱也多些。李翰臣本是一介武夫，虽比安文忠到新疆还早，但没有安文忠精明，所以还是小本生意，杨润棠也是如此。安文忠经常接济李、杨二人一些货物，三人也互通有无，晚上无事就在一起交流生意经，彼此都获益匪浅，尤其是李、杨二人长进更大，对他俩人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有个绰号叫“螃蟹郑”，实名叫郑子澄的杨柳青人也来到了乌鲁木齐谋生。郑子澄原以贩卖鱼虾为生，因为天旱，水产减少，在家乡难以度日，闻知“赶大营”是条生路，所以改做小生意，挑担到了新疆。他到乌鲁木齐后，就在杨润棠的店门对面摆了个小摊。又多了个老乡，四人互相照应，自身的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了。但几个人谈起生意来，都感到这样小打小闹发展太慢，到了旺季，一个人开一个店也忙不过来，生意往往也受影响。他们经营的商品多是进湖南、四川行商的茶叶、绸布及陕甘地区来的小百货，当地人最喜欢的还是京津一带的商品。北京和天津的货物的确有着很强的优势，因为大运河贯通南北，京津地区既有本地的精品百货类，又有南方各省的名牌特产，如苏杭的绸缎，福建、浙江的茶叶、蔗糖等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居民都喜欢苏杭的绸缎，尤其是妇女都穿丝绸的裙子，头上要包丝巾，虽说也有俄商销售的丝绸，但是大家都认为苏杭的丝绸质地最好，那些有钱的妇女都以能穿上高贵的苏杭丝绸裙子为荣耀。安文忠手里有了不少的积蓄，于光绪七年（1881年），他决定回一趟家，采购一批京津的货物，还想让三弟安文玺到新疆帮忙，自己好腾出身来专门往返采购贩运，以便扩大经营规模。安文忠风尘仆仆于这年的除夕前一天赶到了家，过了除夕，借着拜年的机会，把新疆同乡们托他给家里捎的信送到各家，过了初二就开始办货，让在本镇万通杂货栈当职工的二弟帮忙，在该栈批发了一些杂货，又去天津市里购进了一些茶叶，布匹绸缎及小百货之类的物品，打成了50多个货包，过了端午节就启程，用船沿大运河将货物运到了通州，再转运到北京德胜门外骆驼店，他在北京又购买了一些鼻烟、马具等东西，将所有货物再转运到内蒙归化城，待归化城的骆驼队凑齐了大宗的货物，一齐向新疆进发。安文忠离家前已同家人讲好，来年让三弟文玺与杨润棠的弟弟杨春华、李翰臣的表弟王德云等一起搭伴到新疆帮忙料理店里的生意。安文忠运到乌鲁木齐的货物除茶叶外，其他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家乡的这些货的确很赚钱，因此，他决定自己要开个大点的京货店。这年，一直在古城子做买卖的周家四兄弟周乾义、周乾吉、周乾凤、周乾玉以及乔如山、杨绍周、王一冠、郭德奎等人，他们看到乌鲁木齐局势已经平稳，也都先后来到了乌鲁木齐，他们都是光绪初年“赶大营”到新疆的杨柳青人。安、李、杨各人的弟弟也一起到了乌鲁木齐。杨润棠在新疆已苦苦劳作了20余年，手里有了一点积蓄，便与弟弟杨春华二人会同具有做糕点技艺的周家老二周乾吉开办了字号为复泉涌的京津糕点店，兼营酱菜和调味品；李翰臣与表弟王德云开了个德恒泰百货绸缎庄；郑子澄与杨绍周合伙开办了永裕德津广杂货店；周乾义在古城子就开办了祥记同盛和京广百货店，到了乌鲁木齐后，又以同盛和的字号开了中心店，并扩大了经营，店面也较古城子的更为可观。周乾义还召来了两个儿子周恒德、周恒正，他让两个儿子在乌鲁木齐经营，自己则总管两地采办进货。另外，还有周质臣开的升聚永，肖连弟的聚兴永，王锦棠的公聚成，王兴芝的忠利祥等等，这些商人也都是杨柳青人，他们大多经营京津杂货、绸缎布匹、茶叶、中药材，也有的是副食店和饭馆，个别的还贩卖鸦片。
  那个年代新疆还没有大工业，大量的矿产和农牧业的优质资源尚未开发，物资的交流，市场的繁荣，多依赖外地商人，尤以天津杨柳青人占的市场份额最大，他们的货物或批发或零售，都很受当地人的青睐。杨柳青商人不仅将优质的京津日用品运销到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而且也将享誉国内外的天津饮食文化、书画艺术等传播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的大十字等繁华地带，不仅可以买到精美的京津糕点，而且各种天津风味小吃也是应有尽有，就连高档的天津厨艺“脱骨八宝酥鸡”、山珍海味等大菜，在乌鲁木齐的大饭馆里也能见到。再有书画艺术品，像闻名遐迩的《杨柳青年画》、春联，还有名人字画，民间剪纸等也都由安文忠等早期“赶大营”的人带到了新疆，尤其是《杨柳青年画》流传很广，几乎乌鲁木齐的居民家家都有。货物的旺销和人文精神的影响，使这支靠挑担小卖起家的天津商帮很快就被乌鲁木齐的市场认同下来。
  3．远贸伊犁天津商帮显身手
  各地商人都云集在乌鲁木齐，商店鳞次栉比，乌鲁木齐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这时一些有识之士便想到了向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发展，天津商帮首选了伊犁。
  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三月下旬，帝俄撤出了他在新疆的最后一批军队，清政府派金顺将军接收了伊犁，重建地区首府惠远城，设将军府，恢复了原有建制，地区最高长官即将军，并驻有八旗兵老满营5千人。在伊犁的另一重城绥定驻总兵、粮官、巡司及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总兵分辖绿营兵5万人，分驻在伊犁地区各城内外，在伊宁城还有帝俄的领事馆。伊犁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牧草繁茂，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粮食和畜产品出产丰富。由于帝俄的长期霸占，加之交通极不便利，致使伊犁与内地的物产无法交流，只能任由俄商重利盘剥，上好的农牧产品都以极低廉的价格流入了俄国境内。随着帝俄军队的撤出和清朝军队的入驻，“赶大营”的商人们又不失时机随清兵来到绥定城，在天津商帮中，到伊犁打头阵的还是安文忠。安文忠在乌鲁木齐经商积累了两千多两银子，他要开辟新的财路，一直在选择新的商机，听说清兵入驻伊犁，他又知道伊犁是新疆最富饶的地区，无论是当地各族人民，还是满汉官兵，都不能缺少生活日用品，特别是从康熙年间迁移到伊犁的满洲锡伯人和索伦人，均是八旗子弟及其家属，一直享有八旗禄米供应，生活优裕，都很有钱。安文忠由此推断，如果把京津地区的货物运到伊犁销售，肯定会受欢迎。他先去了趟伊犁，看市场，选店址。那时正值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季节，安文忠坐在马车上，进入伊犁地区后，只见广阔无垠绿油油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那白色的毡房，映衬在蓝天白云下，煞是诱人。这秀美的自然风光，安文忠尽收眼底，不由得喜出望外，心旷神怡，他认为这种感觉是吉星高照，便决定在伊犁把生意做大，要超过乌鲁木齐所有的商家。其实乌鲁木齐也有许多景色优美的地方可以观赏，例如市郊的南山就是人们游览休闲的好去处。可是自进入新疆以后，一直都忙着生意上的事，这些小生意人既无时间更无闲情逸致去领略什么自然风光。这次安文忠不经意地见到了伊犁的美好景象，竟使他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可见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伊犁留给安文忠的第一印象出奇的好，他毫不犹豫地在绥定城外筹办了文丰泰京货店，果然开市大吉，生意兴隆。安文忠自任经理，主要是往返于京津和伊犁之间，找货源，联系货运，每年总有数千驮货物从京津运到古城子，再换马车运到伊犁。他的三弟文玺照顾店里生意，又招来二弟文发专门办理货款回寄。做大生意意犹未尽的安文忠，紧接着又在伊宁、惠远两城开了分店，生意也很不错。经营扩大了，人手不够，他就招聘了肖冠三、张润田等杨柳青人为经理，又招了几十名店员和学徒工，也都是杨柳青人，还聘了一位账房先生，就是光绪初年到新疆的乔如山。这乔如山在早期“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中是唯一识点字的人，他能记账，开发货票及对账单，虽然只能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这样千篇一律的春联，但是在天津商帮中还是被推崇为“秀才”，很受人尊重。随着文丰泰雇员的增加，安文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店规，以便于管理，其中有这样几条：在店中干满8年，就可享受一次回乡的探亲假，旅费、工钱照发，一次可在家住一年（路途时间不计在内）；三年店里结账一次，员工可享受一定比例的分红；倘因过失或怠工被解雇，无论到不到期限，一律不能享受上述待遇。安文忠这套管理办法，将各店经营的好坏与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拴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干活办事都尽职尽责。还有，谁都知道伊犁是新疆最富庶的地区，粮食和牛羊肉、鸡鸭等农牧产品都特别便宜，员工们平日里生活也很好，有时他们带上一把红茶到哈萨克牧区能换上一篮子鸡蛋，想吃鸡时提上一斤白糖送给哪家牧民，他院子里的鸡可以任你拣肥的抓两只。与家乡吃糠咽菜的生活比起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乌鲁木齐、古城子那些打工者的生活也要好得多，他们都怕丢掉这个饭碗和应得的待遇，也就对店里的生意特别用心。这样，就使安文忠挣到了更多的银子，买卖也越做越大，几年工夫便成为有名的大富商。
  在发家致富上能与安文忠并驾齐驱的要数同盛和的周家。周乾义以乌鲁木齐的同盛和京广杂货店为中心，在伊犁又设了分店，他及二子恒德、恒正都是经商的行家里手，也是周乾义教子有方，两个儿子均能秉承父亲的旨意，做生意极有谋略，这使周乾义欣慰有加，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三人齐心合力，同盛和的生意也非常红火，几年下来，积累颇丰。
  到伊犁发展的杨柳青商人，还有王一冠，他开了巨兰斋食品和烧酒店；曹瑞山先开了碾磨房，后又承包了牲畜税；李锡山接兑了一家酒坊，招牌为福泉厚；郭德奎起初贩卖药材，后来发展为德心堂中药店；还有以宋、白两家为主几人合伙经营的兴泰和酱园及京货店；再有周乾凤、周乾玉兄弟二人在霍城开的玉记烧酒坊。他们的生意也都很兴旺，不久便都出了名。从此，天津商帮在伊犁商界又占有了很高的地位。
  4．拓展塔城文丰泰出人头地
  天津商帮涉足的又一地区是塔城。塔城是新疆北部靠中俄边境的一个重要卡口，帝俄占领伊犁时，管辖伊犁地区的将军署撤到了塔城，所以塔城的市面建设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后来，俄国沿中俄边境建了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铁路支线上的斜米站距我国塔城仅500多里，俄商到塔城做生意的很多。塔城的东边是阿尔泰山区，那里盛产黄金，黄金交易的市场在塔城；塔城的南边是额敏县，那里有草木茂盛的牧场，其羊皮、肠衣等畜产品的集散地也在塔城。到塔城做生意的俄商趋之若鹜，他们不只是销售俄国商品，而是更看中了那里质优价廉的黄金和畜产品。塔城有这样好的条件，山西、陕西、甘肃甚至四川的商人都跑到塔城做生意，他们一边销售从内地运来的茶叶、砂糖、丝绸及各种日用百货，一边收购当地人的黄金、羊皮、肠衣、棉花等物品，再销往外地。各地商人还有的兼营“支放”，这就是将日用品贷给无钱购买的农牧民，秋后农牧民再以实物还贷，例如春天“支放”价值仅一两银子的火柴、砖茶、布匹，到期便可收回50公斤重的羊两只或小牛一头，这样高的利润其实就是变相的高利贷。
  天津商帮介入塔城的贸易较晚，但后来者居上。这要从光绪八年（1882年）安文忠从京津办货物回新疆说起，他从天津运了20箱茶叶到乌鲁木齐。在他之前有个湖南商人运来了几百箱湖南、江西产的茶叶，在古城子和乌鲁木齐批发，茶价顿时下跌，生意疲软，主要原因是这位湖南商人要求现金交易，而且概不赊欠，随军做生意的小贩们立足未稳，没有那么多资金提货，这批茶叶积压了不少。安文忠的20箱茶叶就更难卖出了，这样不但占用了资金，而且茶叶放久了失去了原有的香味就更难卖了，他左思右想，就试着跑趟塔城碰碰运气，如果这次买卖成功，那么自己又多了一条赚钱的路子。他雇了一辆马车，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了8天到达塔城，他将茶叶摆出后，立刻就有蒙古、哈萨克、锡伯、索伦等民族的市民争相购买，一个早晨就零卖了3箱，其余17箱都被一个俄商买下，卖的价钱比乌鲁木齐还要高，只用两天就卖完了茶叶，又在塔城商业区转了一圈，打听完行情就赶回了乌鲁木齐，来回只半个多月的时间。安文忠见那个湖南人手中的茶叶还有30多箱，就上前讨价还价想收过来。湖南商人急于把货出手，收回资金，便又让了些价钱将茶叶倒给了安文忠。安文忠本想再去趟塔城，可这时满清朝廷正在酝酿在新疆建省，一时乌鲁木齐的满汉官员大多想在省府谋取高官厚禄，也有个别官员是走是留举棋不定，人来人往，乌鲁木齐城里很是活跃，保卫省城自然少不了军队驻扎，这又给习惯在营盘做生意的商贩们提供了商机。安文忠见机行事，认为还是将这批茶叶在营盘及市区繁华地带销售更划算。这次塔城虽未成行，但有了上次的试探，已使他后来向塔城发展心里有了底。光绪十年（1884年），安文忠将乌鲁木齐的生意迁到了伊犁，他安排好伊犁几个店里的诸项事宜后，便逐步在塔城及周边的额敏、布尔津以及边境小城吉木乃都设立了文丰泰京货店，聘请杨柳青人“单大胡子”（绰号，实名已无人记起）及其子单品三为塔城几个分店的经理。
  当时塔城有很多商人还兼营畜牧业，出现了很多养羊大户。安文忠也是一边经商，一边搞畜牧业，他先是买了约千只羊，雇佣蒙古族牧民放养，由其内弟小马（安文忠姨太太马氏之弟）管理。当地养羊户以500只羊为一组，称为“一顶房子”。一年下来，除去花费可增羊一倍。安文忠的羊只几年就翻了几番，最后竟达数万只。文丰泰的分店沿新疆西部和北部边境星罗棋布，其产业从伊犁河畔到阿尔泰山绵延近千公里，文丰泰的名气和富有在这些地方几乎家喻户晓。
  另外，还有一个叫郭利顺的杨柳青人，他是甲午战争后到新疆谋生的，初到伊犁经商时只有200两银子，后来在额敏县开办了字号为利顺成的百货店，他自己没有能力直接从京津办货，而是从安文忠的文丰泰京货店进货倒卖，挣了不少钱。到民国五年（1916年），在额敏县又开了牧场，养羊20万只，比当地最大的巴依（地主、牧业主）的羊还多，每年他向塔城的俄商提供活羊15万只及大宗的羊皮、羊毛、肠衣等副产品，换回俄国的花棉布、石油、蜡烛、方糖、毛毯、铜铁炊具等，运到乌鲁木齐、伊犁等地销售，一些质量好的精品还带到内地高价销售，再从乌鲁木齐的各商帮中批发茶叶、布匹及一些小商品放贷给塔城、额敏一带的农牧民，收取高利润的回报，这样循环经营一年，每只羊可增4倍的利润。与郭利顺手段类似的孔宪章，在塔城和额敏有明盛和百货店，他不仅搞“支放”，又雇人养羊，还放养骆驼搞运输，也发了大财。这些商人财富的膨胀，固然有他们的一份心血，有他们初期的一点一滴的积累，但是他们对当地农牧民循环往复的剥削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当时塔城地区的市场活跃了，而对那些受高利贷盘剥的农牧民来说，这种交易是很不公平的。
  5．开辟南疆同盛和财运亨通
  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乌鲁木齐的商业已相当发达，像样的坐商就有百余户，摊贩也不少，众多的后来小户，一方面贩卖俄货，另一方面向早来的同乡批发从京津来的货物，因资金短缺，大多先赊欠取货，卖完再还账，基于同乡义气，早来的大商户并不计较这些，也乐意给贫穷的同乡一些资助。这些小户逐渐有了点积蓄之后，自知缺乏竞争的能力，便不想挤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地区的市场也早被各省商帮和天津商帮大户们占领。他们听说天山以南的大片地区因交通不便，商业很不发达，所以认为新疆南路还有他们发展的广阔天地。开始时，他们仍以挑担叫卖的形式，在南边不太远的吐鲁番、托克逊一带做点小生意，后来挣的钱多了，见识也广了，便逐步向距乌鲁木齐更远的地区伸展。一些资金充裕的大户也向南扩大经营。大约在20世纪元年，天津商帮的足迹已遍布南疆的广大地区，如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叶城、和田等城镇，都有杨柳青商人在做生意。他们从乌鲁木齐或古城子进货，将茶叶、白糖、布匹、绸缎及生活日用品带到南疆各地销售，再购回玉石、乐器、黄金、羊毛、地毯等南疆的特产，还有人到南疆购进从印度走私来的鸦片。鸦片战争后，清廷的政策是禁种不禁吸，在新疆到内蒙和绥远一带已公开买卖，又因从印度走私进来的烟土质量好，利润高，个别商人便不顾经商道德，贩卖鸦片去追逐不义之财。来往的大宗货物都是用骆驼和马车运输。小本生意人一般都是到附近的大商家去批发，路途不太远，货物又不多的就用小毛驴驮运。南疆的毛驴很多也很便宜，有的小商贩自家就养几头毛驴运货。
  向南疆发展的天津商帮中，有些人除了卖京货外，还放高利贷。南疆的高利贷与京津地区的有相似之处，一是开押当铺，以往的押当铺都是当地的巴依和阿奇木伯克（维吾尔族特有的地方官）派人设立，这种典押方式利润很大，各大小村镇都有。后来清兵平息阿古柏之乱以后，进入南疆的工匠工役和退伍官兵，手里有点钱的也干起了押当这一行。身居下层的维、哈、回等民族的百姓急需用钱时，便将家中的金沙、玉器、日用铜铁炊具、酒具、水具等等，到押当铺抵押借钱，一般典押品作价都很低，押当期限为10个礼拜（70天），利息1分，到期不赎就算了结。有些收当人就利用少数民族不识汉字的弱点，在押当单据上多往前写日期，后来索性明目张胆地把借期改为一个月计算，典押期限变短，很多借款人便无法赎回押当物品。收当者最喜欢收的是金沙，在当面检验金沙成色时，通常把金沙倒在柜台上，用手摊平，柜台面上留有收当人故意刻画的细小裂缝，用手摊开时，金沙随之漏进台面下铺有棉花的抽屉里，然后才讲价钱，再令借款人自行封好过秤，即使讲价不成，收当人暗做的手脚也获利不少。天津商帮中也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户干上了这一行。开押当铺的都怕遭人报复，所以都买了手枪自卫，这些押当铺在地方上都有些势力，地方官多是汉人，不无受贿护短之嫌。
  还有一种是纯高利贷，债主向农牧放贷，利息特别高，比塔城的“支放”更厉害，放债一年可得到的利息相当本金的3倍。有个姓刘的杨柳青人，他曾在伊犁经商期间当过银钱局出纳员，民国初年银钱局收了摊，他捞了几万两银子，后来投资干了畜牧业，还兼放高利贷。曾有一牧民借了他40元债，利滚利还不起了，只有把老婆折价抵债给了他。这不由使人想起《清史稿陶模传》中的一段记述：“缠回文字语言不通，汉民愚之，贷金输取重息，至卖鬻妻子以偿。”这样的重利盘剥，足以使贫苦人雪上加霜，家破人亡，高利贷的剥削方式虽不是始自“赶大营”，但天津商帮中凡是利用高利贷发家的商户，无论在新疆还是在家乡杨柳青的乡亲中，都没有好的口碑，被千夫所指，人们都痛斥高利贷者趁人之危，为富不仁，给家乡的人丢了脸。
  像塔城那种“支放”生意在南疆也很盛行，商家的利润也是高得惊人，例如，春天赊欠鞍镫一套，秋后还马一匹；赊砖茶两块，到期还棉花50公斤。天津商帮中在南疆兼“支放”的有喀什的同义兴，库车的宝胜号，还有轮台的吉合成，焉耆的宝聚成，这几家都是由小商贩们凑在一起的，不分经理，会计或是售货员，全是股东，他们主要经销百货、杂货类小商品，利润则按股分配。还有在乌鲁木齐开了德聚公总店的董树堂，他在阿克苏又设了德聚公分号，除现金售货外，也兼赊货“支放”，在阿克苏的商界算是一家大户。
  同盛和的周乾义父子也向南疆发展，将分店办到了喀什及和田，聘杨柳青人李迪生为主事人。
  喀什是我国古丝绸之路上通往中亚的要塞，早在一千多年前，商贸交易就比较发达，又因地处噶什噶尔绿洲的中心，其自然成了新疆西南部农牧产品的集散地，所以也成为南疆发展最早的城市。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衰亡，喀什地区的商贸交流也逐渐萧条，当时的街面上只是一些小商店星星点点散落在街道两旁，商品不多，品种也很简单。因喀什设有英、俄两国的领事馆，以往英、俄商人一直都在此做进出口贸易，也就是在中国的这片领土上，他们可以任意出入，霸占市场，强行买卖，仍然无理地享受着经商不纳税的优惠，在新疆的朝廷命官只能听之任之。到了民国初年，官府也无能力改变这种状况。长期以来，喀什同新疆其他地方一样，任由这些外商，尤其是俄商大量地推销俄国商品，如棉布、白糖、石油、纸烟、火柴、铜铁器等，反过来又以殖民者的方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掠夺那里的土特产品，如棉花、羊皮、羊毛、肠衣等，运回俄境作为生产原料。他们推销货物时搞“支放”，收购土特产品时搞“预付款”，这些名堂实质上都是高利贷，他们都要获取三四倍的利润。在这样不平等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商人要站住脚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和田是新疆最南边的一个大城镇，以产玉石著称于世，但由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和商贸往来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两地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因周围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地毯、丝织、乐器、酿酒等具有民族风情特点的手工业作坊很多，所以都蕴藏着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周乾义父子看到喀什与和田两地的优势，他们要以一贯遵循的“买卖公平，物美价廉”的经商准则在这两个地方做生意，他们自信能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个分店也主要经营京津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同时将北疆产的少数民族的日用品也带到了这两地销售。在当地则大量收购藏红花、牛黄、麝香等名贵药材和羊皮、棉花等农牧产品，还有精美的地毯、挂毯手工作品，再有就是黄金和洁白无瑕的和田玉。他们将回货有些运到乌鲁木齐就地销售，大量的还是经古城子再转运到京津，这样一来一往，利润相当丰厚。同盛和这两个分店也有“支放”，同样是赊销，但毕竟是中国的大商家，既不像俄商那样残酷剥削中国百姓，也不似小本经营的那么斤斤计较，因此顾客更多，买卖也愈加兴旺，从而取得了更高的经济收益。
  同盛和的分店已遍及天山南北，这家巨商的利润每年都成倍地增长，积存的资金有时竟派不上用场，“钱要生钱，永无止境”，这种观念在周家几代人的心目中已牢牢扎下了根，他们不会让资金长期闲置。经过一番考察，周家父子在吐鲁番购置了数公顷葡萄园，并雇工从山上挖掘坎儿井，引水下山。吐鲁番是盆地，自古有火焰山之称，新疆人说吐鲁番有“五个第一”，这就是“地势第一低，暑天第一热，周围雪山第一高，灌溉工程第一奇，葡萄第一好”。其中说的灌溉工程就是指坎儿井，它是适应新疆干旱少雨的气候而采取的一种取水浇田的方式。挖掘方法是，从山上挖井，见水后，相隔几丈远再挖一井，井与井以暗渠管道相通，水便顺山势流下，约挖50口井，水流到山下，积少成多，而且都是暗渠，水也不易蒸发。新疆农村有句俗话，“地是农民命，水是农民血”，在农民需用水浇地时，要以高价向有坎儿井的主人买水，否则庄稼缺水很可能颗粒无收，当地农民为浇灌土地付出的高价水费竟相当于收获的粮棉等农作物的百分之四十，这也实属无奈。
  替周家管理葡萄园的人叫高汉青，“赶大营”之前，高汉青在家乡杨柳青育生堂药铺学徒，他勤奋好学，曾拜坐堂医生为师，学了一点医术，失业后到新疆，被同盛和经理收留，委派到吐鲁番管理葡萄园。既勤劳又聪明的高汉青，在园子周围栽了很多树，把葡萄园环境搞得幽雅宜人。从清末到民国20多年间，这里成了过往官员落脚休息的处所，省长杨增新及后来的包尔汉外出公干时，都曾在这里休息聚过餐。英、日、德等外国人到新疆考察，也曾在这里小憩，省政府对其一向很放心。当时同盛和东家很为此感到荣耀，对高汉青倍加赞许。高汉青在吐鲁番娶了一名维吾尔族农家女为妻，并生育了子女，高汉青还学会了维吾尔语，讲得也很流利。维族人对他的医术很信服，经常有人请他去切脉治病，他穿着维族服装，骑着小毛驴走在路上，附近的人都亲切地叫他“高阿匐”。在多次的骚乱和民族纷争中，高汉青在维族乡亲的保护下，从未受过损伤，体现了朴素的民族情谊。1932年，高汉青已年老力衰，思乡迫切，便辞去了葡萄园的差事，只身返回杨柳青，不久便因病去世了。1934年，同盛和的葡萄园也因战乱就此收缩营业，卖给了当地人。
  高汉青在吐鲁番干了30多年，每年为同盛和周家三代人收取的分成棉花就不下百余担，同盛和将这些棉花运到古城子，中间夹带黄金运往内地。葡萄和蔬菜收获后运至乌鲁木齐等地，也可卖不少钱，卖不完的葡萄还雇人分成等级制成葡萄干，销往新疆各地，还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国内一些大城市，如兰州、西安、洛阳、北京、天津、上海等，甚至通过俄商、英商销往国外。如此经营30多年，使吐鲁番因有这片集种植、休闲和农田水利为一体的葡萄园，进一步提高了在省内外的知名度，也为周家发家致富又增添了很大一笔收入。同盛和在吐鲁番修坎儿井卖水虽然解决了一些农民浇地的燃眉之急，但收取过高的回报对农民未免有点苛刻，在同盛和的发家史中，无不饱含了农牧民的血汗，乃至高汉青及其他的雇员、管事们的辛勤劳动。
  6．利用协饷天津帮如鱼得水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拟改制建省，地方上一切行政官署尚不健全，清政府决定每年协助拨给库银48万两，用于省、道、府、县的经费开支。这笔庞大的现金实体，加上“镖箱”共重33万市斤，领取一次库银需用运输镖车40辆，马80匹，护送的马步军卒500人及押运官、财务随员等数十人，路途所用的帐篷、行李、粮草尚需用车20辆，马40匹，往返时间一年，护送费用每年就要花掉白银万两。这样运输了几年，劳民伤财，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当时的护理巡抚魏光焘深感这样运送库银不是长久之计，便请准户部，建议将这笔款项改由新疆的殷实富商到京城户部国库代为领取，利用该项饷银就地采购货物，运往新疆，限期将货款归缴新疆省库，又因户部国库的饷银要从各省抽调，各省也有上缴不及时的情况，可由商人们凭户部执照分别向有关省份直接催讨领取，也可就地办货。这种支付饷银的办法，当时称为“协饷”。
  新疆建省后，省府乌鲁木齐市面已较繁荣，在此地经商的还有陕甘、山西、湖南、四川等商帮，但是唯有天津商帮的店铺最多，人财两旺，占有绝对的优势，每次推选商会会长，总是以天津商帮为主体，并握有一定的实权，其代表人物有郑子澄、杨绍周等。“协饷”之事由魏光焘提出之后，到底交给哪些商人利用，需与商会协商，天津商帮既有财力和声望的保障，又占有天时地利的方便，自然这极重要又便宜的事非天津商帮莫属了。天津商帮中最有实力的安文忠已将生意转向了伊犁、塔城等地，开始利用“协饷”时没有其名，直到后来在伊犁总办官钞，才涉足“协饷”事宜，这里不多赘言。财力也很强的尚有同盛和的周乾义，复泉涌的杨润棠、永裕德的郑子澄和杨绍周、德恒泰的李翰臣、公聚成的王锦棠、忠利祥的王兴芝、升聚永的周质臣、聚兴永的肖连弟八家。他们每年都是自行往返京津采购货物到新疆销售，货物在新疆很是抢手，资金周转快，资本扩张的能力强，将“协饷”交给他们使用，户部和新疆省库都不会有什么风险。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述八家商号第一次正式办妥了“协饷”手续，开始由京库领取库银，利用“协饷”采购货物。从此，每年都有大批的京津货物经归化客货栈转运到古城子，每批货物都需数千匹的骆驼承运进疆，往返交错，络绎不绝，这就是当时惯称的利用“协饷”的天津商帮“八大家”。
  为了饷银的安全起见，开始时户部曾要求利用“协饷”的商家先缴省库一大笔保证金，并需具有雄厚财力的商户“托保”，经过验证才能将饷银拨发使用。按照上述条件，任何商户都不愿接受，更不愿替别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去当“托保”。后来，魏光焘又请准户部，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由领用此款的几家商号先行联保，然后再由商会具保，经省库派出库员一人到京领款，监督各商家办货，直到货齐之后再由库员随货返回新疆，商家推销完货物，限期足额将饷银缴归省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饶应琪接任新疆巡抚，见几家“协饷”商号资金相当充盈，便又改为每户认领的若干万两，先向省库预交半数，待货物运抵新疆，限期一个月办理结算归库，一时不能缴库的欠额，由省官钱局垫付，然后按当地的利率和期限收取商户的滞纳金。每年“协饷”周转的全过程都一一经过库员的监督办理，库员办事都不敢丝毫疏忽，利用“协饷”的八家商人也都诚实可信，确实为朝廷调拨库银节省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利用“协饷”的商家来说，既省去了向京津捎带货款的麻烦，避免了路途货款的丢失，又弥补了采购货款的一时不足，还节省了周转资金的大量时间，这是其他各省商帮及所有的小商户们妒羡而又望尘莫及的。采用“协饷”办法，于朝廷于商家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在享用“协饷”的八大家中，实惠最大，获利最多的是同盛和。起初，周乾义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认为自己家底厚，若用“互相联保”的办法，一旦出了事赔偿损失，坑掉老本，岂不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所以对利用“协饷”持观望态度。其三子周恒正，自幼聪慧伶俐，备受父辈喜爱，长大成人后，待人处事更是得体，尤其在经商中充满了智慧，被同仁们谓之“智多星”。此时的恒正正值风茂年华，眼光要比父亲远得多，所以首先赞成参与“协饷”，就努力说服父亲加入这一行列。商会会长杨绍周深知少了同盛和这一巨商，此事恐怕就要落空，为促成天津商帮利用“协饷”这一有利又有功的好事，便身体力行首先报名参加“协饷”，也反复动员周乾义，并准由其子周恒正随省库员进京办理“协饷”，周乾义这才打消了顾虑，同时将自家黄金数百两由恒正带去一并置办货物。同盛和一贯以诚信享誉新疆各地，利用“协饷”也是如此，回疆后率先归还库银，因此取得了官府的信任，凡有饷银，对他可以优先使用，有些官员的私囊也都寄存在同盛和或托其购买黄金汇往内地，同盛和利用“协饷”，成了生意场上的大赢家。到光绪末年，周乾义父子以乌鲁木齐同盛和总店为中心，其分店辐射到天山南北各大城镇，又投巨资在京津两地也建起了规模很大的百货店，加上吐鲁番的葡萄园和坎儿井，其经营范围之广，资产之巨，在“赶大营”者中可算出类拔萃。清朝末年，周乾义返乡，经营京津商号，两个儿子恒德、恒正主管新疆各地商号事宜，依靠店内同仁帮忙，生意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周恒德又干了两年，也被其父召回家乡发展新的产业，周恒德便让其子周耀庭去新疆伊犁帮叔父周恒正的忙。周家三代人，几十年苦心经营，挣下了偌大的家产，在新疆当年的“津帮八大家”和天津杨柳青的“富贾八大家”中，均有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