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九、赶大营的历史背景
  “大营”者，指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西征军军队大营，“赶”，是指杨柳青货郎追赶流动的西征军大营做生意。
  “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近代商贸史上的一大奇迹。
  说赶大营事件是创举、是奇迹，是因为杨柳青大营客是用货郎担子架起的从渤海之滨到西域边陲的商贸桥梁。杨柳青人早就担负起开发西部的重任。赶大营事件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的商贸经济，还在民族团结、边疆稳固、文化交融等方面起到了深远的加强作用。
  事情因由起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其分支捻军兴起，又转战河南、陕西。受捻军影响，陕西、甘肃农民大起义，城池失陷，清朝很快失去那里的控制权。
  为救危局，朝廷于1867年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先剿捻，追捻军于河北、山东交界处。捻军于徒骇河全军覆没。左宗棠第一战取得胜利后，便筹划如何收复陕甘失地。考虑西北战乱已久，大军进入后粮饷军需难筹，便在河北广备粮草军需，又在白沟、杨柳青招募船只纤夫，将物资运往潼关、西安。
  杨柳青纤夫——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便是在这一次招募中随船进入西安的。时值1869年，安文忠17岁。安文忠做纤夫来到西安，发现当货郎随军队做生意挣钱多，便就地改做货郎，随军转战游走三年，得银三百两时欢天喜地回家乡。
  发了小财的安文忠回到杨柳青后没坐享清福，谋划用挣来的三百两银子去做贩粮生意，没想到在黄河遭遇风浪粮船倾覆，血本无归。安文忠又落个一无所有，但他没气馁，振作起来重返大营路，挑起货郎担再去追赶左宗棠的湘军大营。
  安文忠几经磨难，终于在甘肃肃州（酒泉）追上了大军。
  是时，新疆已经失陷多年。起因是1865年的陕甘农民起义风潮吹到新疆，新疆起义军占领各城后又形成割据局面，互相残杀争夺。占领南疆喀什的金相印为满足自己的野心，居然想出去邻国请兵助战的主意。结果，邻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而入，很快占领南疆八城，从此赖着不走，并且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成立了哲德沙尔汗王国。1871年，阿古柏又率军侵占北疆。沙俄不甘心阿古柏独吞，悍然出兵闪电般占领伊犁地区。至此，新疆全境失陷。
  左宗棠剿灭捻军平息陕甘农民起义，到达兰州任所后，一边筹划织呢局、制造枪炮火药局积极备战，一边向朝廷建议武力收复新疆。一时间，引起海防、塞防的大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只强调海防重要，想放弃西北塞防，认为不值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力争塞防、海防都不能放弃，新疆必须收复。结果左宗棠一派胜利。
  1875年，朝廷授左宗棠钦差大臣衔并全权督办新疆军务，自此，收复新疆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经过一年时间的整军和筹粮筹物，西征大军于1876年5月开进新疆。
  为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西征军广召货郎随军贩售，并经审查后发给货郎“龙纹执照”。有龙纹执照方可出嘉峪关，还可享受军中优待，如免费住官店，路上搭军车，进入军队大营的买卖圈做生意等。安文忠和一些货郎就是这样随军进入新疆的。
  经过两年激战，除沙俄占领的伊犁外，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复，残忍至极，罪恶滔天的阿古柏畏罪自杀。
  安文忠是杨柳青人赶大营的首创者，是第一人。因为对西征军有功，军方允许杨柳青大营客在乌鲁木齐大十字路口处建房。大营客们有了住所，从此由货郎成为坐商，发展壮大后，又成为有字号的大商家。
  这是“赶大营”的历史背景。
  赶大营壮举从安文忠由纤夫变货郎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阻断时基本结束，先后延续了近60年。在这60年中，大营客们由货郎到摊贩再到坐商，一步步走向辉煌形成大商帮。当年乌鲁木齐荒凉的大十字街竟成为中亚地区著名的商贸中心，而这个商贸中心的买卖字号竟是清一色的杨柳青人，因此，大十字商贸街被人称作是小杨柳青。
  使用被称作“沙漠之舟”的骆驼队，将新疆土特产运往内地，又将京津百货运往新疆，第一个吃这只“螃蟹”的人也是安文忠。他使用的骆驼队最多时一次达2000多头骆驼。他为大营客们做了榜样，也为繁荣新疆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艺进疆”是大营客们的又一重要贡献。“百艺”泛指工业、手工制造业、种植业、饮食、服装、花卉、戏曲、包括儿童游戏等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总之，杨柳青人把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民俗等方方面面都搬进了新疆，这就是“百艺进疆”。百艺进疆的作用十分巨大，它能使各族人民增进团结、和睦相处、提高生活质量，它能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亲和力。
  打拼数年后，杨柳青商帮在新疆资本最雄厚，是各省商帮之首。新疆建省后，所用军政饷银一直由朝廷协助调拨。太平无事年月尚可拨足，一旦遇到“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朝廷忙于割地赔款自顾不暇时，新疆的协饷就无人管了。为使边防稳固，禁止士兵哗变外敌乘虚而入，杨柳青商帮总能拿出巨额银两以解边疆之危。《新疆图志》中记载说，杨柳青商帮在“官中协饷不继时，犹时资以挹注”。实际上，这一义举早已被家乡人传为佳话。
  “赶大营”的历史功绩有很多很多，表现在方方面面。
  “赶大营”是一曲抗击侵略、收复新疆的壮歌！战胜艰险的悲歌！是开发西北的先声，也是一曲弘扬民族精神的高歌！
  十、新疆的杨柳青后裔到底有多少
  不久前，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组织6人小组去新疆，目的是寻访杨柳青人赶大营后裔，了解他们及前辈的人生历程和为发展新疆所做出的各种贡献。最终目的是要征集、整理出文史，存史以惠及桑梓。
  在清朝末年，杨柳青人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西征军赶大营做生意，曾有“三千货郎遍天山”之说。赶大营的历史共60多年，此一说是在前期还是中期或后期？倘若是在前期，那么，遍布天山南北的杨柳青货郎就不是三千的概数了，就会多得多。这些货郎的家眷后来都陆续进入新疆与家人团聚，使在新疆的杨柳青人成数倍地增长。
  在去新疆前，曾听到不少人估算说，在新疆的杨柳青后裔现在差不多有10万人。到底有多少？恐怕此次短暂的半月之行不会找到贴切答案。
  然而，却给了我们很多惊奇和惊喜，所到之处总能碰到杨柳青人，让我们感觉到在新疆的杨柳青人真是太多太多了。
  新疆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艾景顺接待了我们，在谈及此行的目的时，艾主任高兴地说他就是杨柳青大营客的女婿。负责接待的尚处长也说，她在乌鲁木齐上小学时，那个学校的杨柳青方言几乎就是学校的主要用语，因为说杨柳青话的学生占大多数。这使我们顿时充满信心，知道肯定会不虚此行。
  后来的行程越来越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伊犁的惠远城，我们参观完将军府后在鼓楼下小憩，与一位做生意的姑娘攀谈，这位张姓姑娘居然就是杨柳青赶大营的后代。在汽车上，与霍城县政协司机纪兆峰闲聊，没想到纪师傅说他母亲就是杨柳青人，叫董玉琳，今年73岁。董玉琳的爷爷是随西征军进入新疆的，小有积蓄后回家成亲，生下儿子董光明后又携妻带子重返新疆，后又生下董光亮、董光华。董家有了积蓄后先是在乌鲁木齐开金店，后来又将金店开到惠远城，最辉煌时还兼营放牧，家里有羊群和马群。
  奇台县城过去叫古城子，是新疆著名的旱码头，出入新疆的货物都要经过那里验关交税，是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因此，那里的杨柳青大营客非常多，经营什么的都有。然而，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参观奇台县博物馆时，讲解员竟也是杨柳青人的后裔。
  新疆喀什距乌鲁木齐3000多里，是一个遥远的城市，那里会有杨柳青后裔吗？我们乘飞机抵达时，接站的是喀什地委秘书长、政协工委副主任王纯幸。一路上，相互寒暄后，话语很快进入正题。没想到王秘书长脱口而出，说他也算是杨柳青后裔！原来，他的姥爷朱乐山、姥姥刘体兰都是杨柳青人，赶大营赶到了新疆喀什。他的母亲朱爱祖在喀什地区疏勒县医院退休，两个舅舅也都为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王秘书长还带领我们认识了伽师县政协副主席姜毓华，姜副主席也是赶大营的后代。
  半个月的时间，所到之处匆匆而至又匆匆而别，见到的杨柳青后裔实在太多太多，没时间采访，只能一一记下联络地址。
  那么，在新疆的杨柳青后裔到底该有多少人呢？
  奇台县的王汉卿老人今年80岁，是杨柳青镇胡羊庄人。王老讲他爷爷去新疆时，一头挑着他父亲，一头挑着1岁的叔叔，奶奶跟在后面走，半年才到奇台。他们去时一家四口，如今已是110多人的大家庭。
  家住乌鲁木齐的皮宝璎先生说，他家是杨柳青八街人，初进新疆时就1人，现在发展到100余人。皮先生说，几年前他们开过一家杨柳青餐厅，在开餐厅前曾经做过估算，新疆到底应有多少杨柳青人后裔。皮先生依据乌鲁木齐刚解放时近5万人，而杨柳青人占百分之八十的基数测算，再加上新疆其他地方的杨柳青人，延续到60年后的今天，皮先生说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后裔当在60万至70万之间。
  当然，这个数只是个估计数。无论如何，在新疆的杨柳青后裔10万之数是不止了。
  十一、亲切乡音 浓浓乡情
  在新疆各城“寻访赶大营后裔”座谈会上，在入户采访的老乡家中，经常能听到耳熟的乡音。那纯正的静海语系杨柳青调，在西域边陲听来是那样亲切，是那样令人动容。
  在伊犁，85岁高龄的晏鸿书老太太操着满口杨柳青声音说：“你们来得太晚了，有不少知情人都去世了。”这话，老人家说了不止一遍。老人家深情地叙述，说爷爷叫晏万桂，是一路要饭从杨柳青来到伊犁的，混几年有积蓄后开始开当铺。到父亲晏云波时家境已很殷实，有磨坊，有火电厂。老人6岁时因无学上，由父亲发起，多家响应办起三民小学校，使大营客的后代都能受到教育。老人的乡音字字句句都叩响着我们的心弦，听来好像是在杨柳青召开的座谈会。
  老艺术家郑策却有多种交谈话语，时而普通话，时而天津话，又能说地道的杨柳青话。后者显然是受家庭和儿时杨柳青籍伙伴的影响。
  家住乌鲁木齐的高健飞老师是杨柳青镇十六街人。采访时高老师说了他父亲来新疆的传奇经历，八国联军攻进天津城后，到处烧杀抢掠，人们纷纷逃难。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他父亲，与别人不同的是他父亲因信佛后背背着个铜佛像，害怕被洋兵抢去，外面穿衣服掩盖着。在大街上，洋兵追上他父亲用刺刀刺，刺到铜佛像顶坏了刀尖。洋兵以为遇上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吓得扭头跑走。高老师的父亲受这次惊吓后不敢再在家乡混，才走上了大营路。
  采访高老师后已是午夜12点半，高老师非要带我们去夜市吃烧烤，让我们去品尝正宗的新疆羊肉串。我们婉言谢绝，他却“耿耿于怀”，又找机会买两兜糕点让我们品尝，并还要订时间设宴款待我们。他说：“你们都是老家人，不远万里来看我们，我们不好好招待你们心里怎能过得去。我一定要尽一尽老乡情谊！”
  在奇台县政协召集的座谈会上，有一位83岁的老人叫郭秉钧。
  郭老说他家原籍是杨柳青镇白滩寺的东沟子村狗尾巴胡同，他和三个弟弟都出生在奇台。他的父亲郭祥起是赶大营第一代。他多次听父亲讲，在家乡杨柳青时，常听人们说“要想挣银子，就去古城子”。古城子就是现在的奇台。父亲走半年才来到古城子，一没有本钱二不会手艺，只好靠打短工出苦力度日。好在安家收留了他，住安家大院的两间南房，在安家货栈里打工，干拆包、验货、装箱之类的杂活。郭老说83年了，总想回一次老家去看看，却一直没能如愿，今天总算看见家乡人了。郭老激动起来，眼泪汪汪地说不下去，抬手去抹湿润的双眼。
  乌鲁木齐的王乐仁先生是杨柳青镇大柳滩人，其父深得霍元甲迷踪拳真谛。如此重要的线索岂能不采访！没想到却遭王先生要挟，定要去他家吃饭。商榷后不忍打搅，电话中多次谢绝，不想王先生严厉起来，声言不来吃饭就别想采访，说他掌握的材料很多，知道的事情也多，不来吃饭都不说了，都不给了！啊，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盛情难却。一记者因凉而腰部不适，王先生夫妇知道后问长问短，反复叮嘱到新疆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记者回津后又电话追问，并说到冬季新疆卖狗皮护腰，到时一定给邮来。
  真是太多太多，小文是装载不下的。
  这种种现象充分说明，杨柳青的大营客们一代又一代都有一颗淳朴而又善良的心，都有一颗怀念故乡充盈着浓浓乡情的心。他们不仅把智慧和各种技能带进了新疆，也把勤劳、友善等诸多传统美德带进了新疆，与新疆各族同胞和谐相处，共同谋求幸福生活。他们之所以在事业上能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基于这些美德。
  十二、百年老号“文丰泰”
  在伊犁州的伊宁市，我们见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文丰泰总店。此店依然矗立在广场一侧，其建筑墙宽1.1米，风格既不完全同于京津，又不完全同于西域。临街的一面房檐花纹和门窗造型都别具特色，朝院子的一面有廊有厦，八棵粗壮的立柱有力地支撑着楼体，也见证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文丰泰”是杨柳青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的店铺字号。
  安文忠最初是拉船的纤夫，17岁时应征为左宗棠的湘军运送军需物资，由杨柳青随船拉纤沿运河而上，入黄河后至潼关。安文忠到潼关后发现当货郎随军做生意比拉纤赚钱多，从此改行当货郎，辗转陕甘两年多，赚银三百多两才回乡。发了小财的安文忠回乡后又做粮食贩运生意，不想粮船在黄河倾覆，造成血本无归。安文忠遭沉重打击后没一蹶不振，而是重燃激情，毅然再赴西北赶大营。
  1876年，安文忠在肃州（酒泉）追赶上左宗棠大营，之后随西征军进入新疆，开始大展宏图。进入新疆的西征军很快打败侵略者阿古柏，收复了新疆。安文忠和一些货郎因为有功，被允许在乌鲁木齐占地建房，从此成为坐商。
  1883年，沙俄被迫交还占领长达10年的伊犁地区，西征军开进伊犁驻防戍边。安文忠在西征将军的倡导下，又决然舍弃乌鲁木齐的店铺，继续赶大营，一直赶到中俄边境驻军最多的绥定城。
  这时，安文忠才有了“文丰泰”的字号。
  第二年，安文忠又看中了伊犁州中心伊宁城，在汉人街旁建起了文丰泰京货总店。之后的数年里，安文忠又四面开花，在周围各城建起12个文丰泰京货分店，并在奇台（古城子）和天津北大关附近分别建起货栈，用的也是“文丰泰”字号。
  在伊犁地区有这样一句民谣：伊犁河，像北京，安文忠，坐朝廷，众多贤才来保驾，上阵还有父子兵。安文忠在新疆发迹后，先后把三个弟弟和几个叔伯兄弟都带进了新疆。安文忠在杨柳青大营客中一直是“领头羊”，是首富，并因在新疆有功被朝廷封一个五品知府的官衔。
  现在，安姓后代仅在乌鲁木齐就有200多人，有在政府机关任职的，有在政协任职的。安姓后裔第三代安延铭曾是毛泽民的学生，立志学医并学业有成，曾任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获得过建设新疆突出贡献奖。第四代中有个安景生，曾任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现任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获得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项。
  此次去新疆奇台县博物馆参观，惊喜地发现馆藏中有一件珍贵文物，其物为铜制，椭圆型，上面刺有“天津文丰泰助”六个大字。
  奇台过去称古城子，是新疆著名的旱码头。当年杨柳青大营客从北京、天津办京货进入新疆，都必须在奇台卸货验关交税，然后才能将货物分发到各地店铺去销售。运出新疆的各种土特产也要在这里办出疆手续。因此，安文忠把生意做大后，就在这里建起文丰泰货栈。众多大营客来到奇台投奔安文忠，都会得到照顾，没有本钱的都可以在文丰泰货栈赊账提货，有了盈利后再还上。
  安文忠的文丰泰在南疆北疆都称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大户，那个椭圆型铜制文物为“天津文丰泰助”是无疑了，但是干什么用的却还没有答案。
  在奇台县政协组织的赶大营后裔座谈会上，几位老者纷纷表述，当年安家的文丰泰做过很多好事，曾经捐过救火用的水龙局，并在天津买两台最先进的德国造水龙，用骆驼驮到奇台。
  安文忠于辛亥革命前夕收市回乡，在天津和杨柳青都做过不少善举，办施医局、办学校、捐义地等，真正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
  十三、新疆发现霍氏迷踪拳
  在新疆采访期间，很意外地得知赶大营后裔中有一位武林豪杰王子钝，他是霍氏迷踪拳传人，81岁那年（1985）还见义勇为力斗两名歹徒，救下一名险遭侮辱的维族姑娘。当年此事被西域边城广为流传，《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晚报》和市电视台纷纷宣传报道。王子钝以其武功和武德，大力宏扬了正气，唱响了一曲强劲的民族大团结的凯歌。
  王子钝是杨柳青镇大柳滩村人。父亲在家乡是靠干摆渡度日，因遭遇干旱河里无水，摆渡失业无以为生，只好带着家口闯新疆去当大营客。父亲因无本钱做生意，也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出苦力，给一家磨房磨面。为了多挣钱，父亲整日抱着磨棍拼命推，结果积劳成疾，活活累死。为了生存，母亲去一富裕人家当保姆，挣些微薄工钱拉扯着孩子勉强度日。
  王子钝14岁那年，有幸结识武术家徐广泰，并拜其为师。先后拜师的有任家菜园子的任兆泰，还有岳长华、李胜武等人，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杨柳青同乡。
  徐广泰是天津卫狗不理包子铺专门干和馅儿的员工。其独生女与女婿都赶大营去了新疆，徐广泰思女心切，便带着老伴追到新疆与女儿团聚。几年后，老伴因水土不服病逝，徐广泰心恢意冷，入昌吉县观音阁出家为僧，后当住持，活到101岁，坐化而死。
  在徐广泰住乌鲁木齐期间，王子钝跟徐广泰学艺六年，打下了很好的武功基础，后因师傅出家而中断。可喜的是时间不长家乡又来一位武林高手李寿鹏。
  李寿鹏初到乌鲁木齐是以外科大夫接骨疗伤的身份出现的，因其医术高超，很快名声就大起来。后来社会上传说李寿鹏武艺高强，是杨柳青南面独流镇人，家乡人说他是“独流一只虎”，因打抱不平误伤人命，不得已携妻子和两个儿子远走新疆避难。
  李寿鹏收入不菲，生活宽裕，因诊所较忙，需要夫妻二人共同打理，便雇一保姆为其带孩子料理家务。王子钝的母亲有幸进入李家当保姆，因此，王子钝得以常与李寿鹏接触。时间一长，李寿鹏喜欢上了王子钝，王子钝也在晚上发现李寿鹏练武，并恳求拜其为师。从此，王子钝便与李寿鹏确立了师徒关系。
  抗战期间，国民党高级将领朱绍良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在战场上因腿伤骨折，请李寿鹏医治。李寿鹏为其医治成功后，名声更加显赫。
  在学艺期间，王子钝得知师傅传授给他的是天津小南河的霍家迷踪拳。师傅李寿鹏说，在他20岁时，已经练就一身武功，听说霍家迷踪拳厉害，便登门讨教，却吃了闭门羹，被告知霍家迷踪拳不外传。后来听说四爷霍元甲在天津的怀庆药栈做事，便又去求教霍元甲，在那里学得霍家迷踪拳，直到霍元甲去上海打擂才中断。
  王子钝师从李寿鹏，深得霍家迷踪拳真谛，武功达到上乘，这使他终生受益。
  国民党统治时期，王子钝曾经任过新疆和靖县县长。一次，县境内驻军骚扰百姓，抢百姓家的粮食和财物。王子钝去专署汇报，希望上司出面制止并解决问题。专署派干部到地方去劝说军队官兵，并统计人数以便拨粮，不想发生口角，官兵痛打干部，同时向王子钝下狠手。王子钝不得不亮出武功，连续打倒十几人。专署干部害怕士兵开枪，急忙阻止王子钝。官兵们见这个王县长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功，纷纷罢手折服，一场恶斗才化解。
  平时，王子钝很平和，从不炫耀武功。但一经路见不平，立即拔刀相助，毫不犹豫。81岁时还为救维族姑娘勇斗歹徒，说明他不仅学到了霍元甲的迷踪拳技艺，还学到了霍元甲的武德及爱国爱民的精神。
  步入老年的王子钝很想让儿子王乐仁继承他的迷踪拳技艺。王乐仁也专心学习了一段时间，进入师范学校学习后，因学业紧张，王乐仁只在学习上下工夫，之后总是断断续续地学武功，终未能完全继承父亲的技艺。
  十四、杨柳青的
  第三位翰林在新疆
  众所周知，古镇杨柳青曾出现过两位翰林，一位是刘学谦，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丙戌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放外官。另一位是杜彤，光绪十八年考中壬辰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新疆提学使。
  此次新疆之行寻访赶大营后裔，惊喜地发现了第三名杨柳青翰林郑联鹏。
  郑联鹏的祖上是杨柳青赫赫有名的螃蟹郑。螃蟹郑名叫郑可均，因捉螃蟹有妙招，不仅捉得多而且做得好吃卖的又便宜，被人送个“螃蟹郑”的绰号。郑家赶大营的第一代是螃蟹郑的儿子郑永乾。郑永乾属于早期进疆的大营客，最初在乌鲁木齐大十字摆摊卖货，后与安文忠等人在大十字路口处盖房成为坐商。郑永乾的买卖字号叫“永裕德”，因经营有方，发展很快，资本逐渐雄厚。数年后评选“津帮八大家”时，郑家的“永裕德”位列第一。约至清末民初，“永裕德”字号易主，因故到了杨绍周手里，郑家后代也从此多由商界转型至官场或文化界。
  郑永乾之子郑联鹏堪称转型骄子。
  郑联鹏于1881年出生在杨柳青，稍长便入文昌阁下的崇文书院读书。崇文书院的高才生杜彤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举人后，在书院一边深造一边当副讲，这样，郑联鹏得以成为杜彤的学生。7年后（1892），杜彤考中进十入了北京翰林院。又过7年（1899），郑联鹏考中举人，那年他18岁。
  郑联鹏中举后很受袁世凯赏识，保举他去日本留学。当年正闹义和拳，剪了辫子穿上立领制服要东渡日本去留学的郑联鹏险些被义和拳当二毛子杀了。
  郑联鹏在日本留学6年，回国后又带上假辫子进京参加殿试。那是1905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清末朝廷重臣张之洞任主考官，考试题目出的相当有水平，至今受人赞誉。郑联鹏在那次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考试中表现不俗，终于考中了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又为内阁中书，授亮蓝顶花翎正四品官衔。
  今年80岁的郑策是郑联鹏的孙子，他不仅常听爷爷讲这些往事，还亲眼看见过爷爷藏在皮箱内的官服袍套靴帽，亮蓝顶子花翎。郑策还看见友马寅初的合影照。
  后来，郑联鹏因父母家人都在新疆之故，也是因为自己的老师杜彤也任了新疆提学使之故，便主动提出到新疆去做事，这样，郑联鹏到了新疆任职。
  进入民国后，郑联鹏曾任过新疆焉耆县和昌吉县县长，并被新疆督军杨增新委任为外交官出使过阿富汗。
  在任焉耆县长期间，郑联鹏为民族之间的团结做出过很大贡献。焉耆县蒙古族人口多，经常与汉人发生摩擦，闹得关系挺紧张，曾经一度蒙古人不敢进城，汉人不敢进山。郑联鹏上任县长后，感觉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和解问题，民族之间的团结不搞好，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好做。于是，他带领马队，驮上珍贵礼品，带着通事（懂蒙语的翻译），亲自进山去拜访蒙王。很多人都为他担心，猜测此一去凶多吉少，但他执意要去。果然，山里的蒙族人剑拔弩张，对他并不客气。郑联鹏胸有成竹，大义凌然，以友好的姿态与蒙王勾通交流。在谈话中，郑联鹏不慎带出日语，没想到蒙王也会日语，彼此竟因都懂日语而拉近了关系，并很快融洽起来。他们用日语交流，通事也不用了，越说越亲切，最后竟成为好朋友。蒙王名叫满楚克扎布，执意要与郑联鹏结拜兄弟，两人喝了血酒。临别时，蒙王赠郑联鹏一辆俄式玻璃车、十匹骏马和一只大番狗（藏骜），并真诚地冲天起誓，愿与汉人永远和睦相处，今后汉人再进山，少了一根汗毛就找他蒙王算帐。郑联鹏也立下誓言，要好好劝导汉人，不光要视蒙族人为亲兄弟，也要与其他民族同胞搞好关系。
  1954年，杨柳青的第三位翰林郑联鹏在乌鲁木齐病故，享年73岁。
  郑联鹏在新疆还任过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和禁毒委员会委员，为新疆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
  郑联鹏是天津的骄傲，更是杨柳青的骄傲！
  十五、沙沃走出的孙氏父子
  孙润璋（字壁庭）出生在盛产沙沃萝卜的沙沃村。八国联军侵略天津进犯北京时，孙润璋曾参加过义和团，与入侵之敌进行过英勇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他与杨柳青人一道离开家乡，奔赴新疆去求生存。
  孙润璋进疆后举目无亲，经过六年打拼方站住脚根，然后将妻子和子女都接到新疆。几年后，妻子在新疆又生下二女二男。尽管岁月艰难，生活负担加重，但由于有六个孩子人丁兴旺，给家庭也增添了许多温馨和乐趣。谁知好景不长，孙润璋的妻子和大女儿相继因病去世。孙润璋带着一群孩子生活，又当爹又当娘，日子十分艰难。那时，孙润璋在达坂城地区做流动生意，为了照料孩子，只好把家迁往达坂城。
  1934年秋，马仲英匪帮进犯新疆，达坂城首当其冲。孙润璋和众多商人恐遭劫难，匆忙逃向乌鲁木齐。
  新疆当局为平息马匪军骚乱，特派武官邹某带一个团的兵力前往围剿。邹团长因对达坂城一带地况不熟，便邀请孙润璋作向导，随军前往。孙润璋正为家产都被扔在达坂城一群孩子无法过冬而苦恼，觉得正是个去达坂城的好机会，便接受了邀请。
  腊月二十八日天将黎明，孙润璋便随部队开向达坂城。正月初二深夜，邹团遭马仲英匪帮包围，全团五百余官兵半数阵亡，半数当了俘虏。
  孙润璋于乱军中凭借武功杀出重围。在逃跑中，他不幸腿部中弹，被匪徒围住。经过一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遇难身亡。后来家人在芨芨槽“白雪皑皑，横尸遍野”的山坡上找到了孙润璋的尸体。从现场留下的痕迹，尚可清晰看出孙润璋与匪徒搏斗的情景。尸体腿部有枪伤，腰部和头部有用斧头砍伤的痕迹，其状惨不忍睹。那时孙润璋年仅四十五岁（1995年迁坟时，孙润璋头骨上鸭蛋大的陷坑还依稀可见）。就这样，这位大营客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新疆的土地上。
  那时，孙润璋的长子孙国政已经以优异成绩被新疆省政府选中，保送到德国柏林留学。在留学期间，孙国政有幸与包尔汉相识并成挚友。毕业回国后，孙国政被委以重任，到玛纳斯县任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因工作成绩卓著，他很快又被提升为塔城专区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塔城专区是多民族地区，为深入做好工作，扭转政风，他主抓两件大事，一是搞好民族团结，二是推行廉正之风，严肃财经纪律。为此，在塔城的工作成效也十分显著。
  当时，毛泽民（化名周彬）主持新疆财政税务工作，对孙国政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大加赞赏。当他得知孙国政以一人工资收入养活八口之众的生活因而造成负债累累时，十分感动，当即决定对他破格照顾，并由公款替他还债。
  后来，孙国政又被派到和田专区任财政局兼地方税务局局长，管辖墨玉、洛浦、于田、且末、若羌五个县的财政税务工作。这些地区刚刚平息了马虎山匪军的骚乱，财政税务混乱不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和田的财税工作终于走上正轨。那时，孙国政养活着四个弟妹，都已渐渐长大，超过或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使弟妹都能上学受教育，孙国政请求回乌鲁木齐，并很快得到批准。然而，回程的路费却成了问题，因为，他这个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无分文积蓄。后来听说，由和田出发沿着玉龙喀什河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有一条捷径小道，乘马骑驴只需二十余日便可到达库车。这样不但缩短了路程，而且可节省大笔路费。于是，孙国政不顾沙漠荒无人烟、原始森林野兽出没的危险，毅然决定走沙漠小路“死亡之海”。同事们和众多维吾尔族朋友深知孙局长手头拮据，都佩服他的清正廉洁品质，同时又很同情他，为他联系最熟悉路况最有经验的维吾尔族驮夫，安排马驮轿和十多头载运家物的驴驮，帮助准备保质期较长的烤馕，还有各种常用药品，然后恋恋不舍地送上一程又一程，直送到沙漠深处。
  孙国政多年积劳成疾，不幸患骨结核症，不得不停止工作进行治疗。他卧床治疗达三年之久，医疗费用入不敷出，只有变卖衣物或靠亲友帮助。在此期间，毛泽民和时任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的包尔汉及其他同学同事都去看望和周济过。但孙国政一直未见好转，在夏初的一个傍晚离开了人世。包尔汉主席得知此消息后竟在人面前忍不住大放悲声。包尔汉主席亲自将一大叠钞票送给孙家。孙妻谢绝，包主席阻止说：“令兄的为人与品德，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我都很清楚，勿再推辞。”并让孙家写救济申请，要求政府给予抚恤。
  事后，孙家人为了表示感激之情，特在《新疆日报》上登载了一则鸣谢启事：
  胞兄孙国政因病逝世，身后萧条。承蒙生前友好慷概解囊相助，使死者得以安葬，生者有所赡养。抚恤之德，存致同感，特此登报鸣谢！
  孙国法率侄儿们敬启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十六、从皮家的元宝说起
  在乌鲁木齐皮宝璎家采访时，皮先生谈到他家中有元宝，这立即引起我们的兴趣，都希望先睹为快。皮先生从内室拿出元宝，并介绍说是新疆哈巴河银质元宝，重50两。
  提到元宝的来历，就牵扯到皮家前辈的赶大营经历。
  皮宝璎的爷爷叫皮广玉（1883～1948），杨柳青八街人。皮广玉父母双亡，依靠哥嫂过活，以打渔谋生。哥嫂有自己的孩子生活并不宽裕，他在17岁时为了减轻哥嫂的负担，决定去西口外赶大营。他的姑父当时已经在乌鲁木齐开染坊，姑母随赶大营的家眷车去新疆找姑父，正好把他带去。他随家眷车一路行走，整整走了半年，风餐露宿，吃尽辛苦。皮广玉到新疆后艰难打拼，在姑父的染坊当过小伙计，也在外面打过短工，有点积蓄后开一间肉铺，到30多岁未成家。
  1915年，好运突然降到皮广玉头上。因当时社会大乱，人人自危，尤其有女儿的人家更紧张，都恨不得立即把女儿嫁出，社会上就像抢新郎一样，小伙子一时很难找。乌鲁木齐著名的中医堂主于永顺（杨柳青人）心如火焚，到处为掌上明珠、15岁的独生女于智卿找婆家。当时找门当户对的小伙子已不可能，他只好如拉郎配般找到皮广玉。皮广玉那年已30多，未曾婚配。他知道女方是世家小姐，而且年方不及二八，非常高兴又唯恐不成，就把32岁说成22岁。皮广玉皮肤细腻白净，眉清目秀，非常显年轻，就这样，很快成婚。皮广玉没想到，小自己17岁而又漂亮的小媳妇于智卿居然还带来4个大元宝的陪嫁。
  婚后的小夫妻生活甜蜜，随着社会平静，他们也开始盘算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尤其是妻子知道了原来自己的老公居然大自己17岁，更是不愿意他天天卖肉，晚上回来一身肉味，希望他体面年轻。于智卿出身在名医世家，不仅知书达礼，而且颇有眼光和见识，她主张用元宝作抵押筹措贷款开京货店。皮广玉开京货店后大显才能，为人谦和并经营有道，生意很快打响。他们就这样用元宝反复抵押反复筹措资金，如此滚动数年，居然滚出一笔大产业。
  当年乌鲁木齐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叫大十字，四面延伸为四条大马路，那里汇集着数百家商号，也是当时新疆乃至中亚的商业中心。因为那里的买卖字号基本都是杨柳青人开的，所以又被称为小杨柳青。皮广玉的“广聚和”百货店做为后起之秀，跻身在大十字最热闹的南大街，最辉煌时店铺有三层楼，房屋上百间，不仅在乌鲁木齐拥有多处地产，而且在兰州和天津杨柳青也有房产和生意。
  皮广玉与于智卿生有6女4男，除皮宝璎之父皮锡琳没上大学随父经营店铺外，其他9个子女均学业有成，鲲鹏展翅般飞向了祖国和世界各地。其中有几位是大学教授，还有校长、翻译、军医等。子女都能成为社会贤才得益于做母亲的于智卿，于智卿要求子女极严，嘴头常说的话是：“我什么都不要你们孝敬，只要你们能上大学有文化，将来有出息我就开心。”
  在皮家见到不少价值不菲的文物，还见到一张皮宝璎与邓小平的合影。
  皮家在文革时受到强烈冲击，拨乱反正后得以平反。皮宝璎重新走向接待工作岗位，长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接待部门工作，参与接待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及国外友人，并有合影。让他永远难忘的是，1981年参与接待了时代伟人邓小平。在邓小平身边时，皮宝璎非常想说一句感谢的话，感谢邓小平使他和他全家重获新生又能工作，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说。他说他非常后悔，一直后悔了二十多年，以后还会后悔下去。那次感谢的机会错过，竟是永久地错过了。
  听说皮家有一把家传宝剑，我们都想见识见识。皮宝璎搁忘了地方，费些周折才找到。此剑出鞘后，发现一面有青龙吐火球图案，另一面第一个字是“敕”，这显然与皇帝有关，遗憾的是下面三个字没认出。此剑是于智卿祖父为人治病，病愈者因感激相赠。他在去世前又送给孙女于智卿的。
  后来，此剑在皮家发挥了大作用。皮宝璎儿童时代多病，十分疼爱他的爷爷皮广玉突然想到将宝剑挂在床头为孙子辟邪，没想到真起了作用，皮宝璎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此宝剑一直被皮家所珍藏。
  在新疆，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千千万，家家户户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正因为大营路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充满悲伤、苦难、艰险、壮烈乃至血腥，也就无法不使其充满传奇色彩，乃至惊心动魄、波澜壮阔！
  十七、安延林的悲喜往事
  安延林的祖父叫安文元。安文元是赶大营创始人安文忠的叔伯弟弟。安文忠在新疆事业有成后，急需帮手打理生意，便先后将三个亲弟弟和几个叔伯弟兄都带进新疆，共同经营遍及十余城市的十几家文丰泰京货店和货栈。因此伊犁有民谣说：伊犁河，像北京，安文忠，坐朝廷，众多贤臣来保驾，上阵还有子弟兵。
  安文元先到乌鲁木齐，后又随安文忠进入伊犁。1909年，安文忠收市回天津杨柳青后，将伊犁的生意转交给了弟兄们。安文元带着子女们一直平静安稳地生活在伊犁，日子过得幸福惬意。安延林听姐姐说，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很红火，从天津来的骆驼队从南城门排到北城门，那气势大得很，非常壮观。安文元去世后就葬在伊犁绥定城的安家墓地中。
  安延林的父亲叫安桂彬。安桂彬有9个子女，安延林是老八。
  安桂彬没有那么幸运，他赶上了一次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他和两个儿子不幸遇难。不到三岁的安延林不记得当时的悲惨情景，后来不止一遍地听母亲说，是一位叫马·阿布都的穆斯林朋友救了他们剩下的兄弟姐妹。马·阿布都冒着生命危险，一趟又一趟地把他们一个个带到自己家藏起来，并给吃的。后来，母亲被迫带着孩子们沿途乞讨，去乌鲁木齐投奔亲友。一路上，热心善良的维族人都拿她们母子当客人，给她们最好吃的油馕（饼）。
  安延林还听母亲说，在过玛纳斯河时，是好心的维族人把他们兄妹一个个背过去的。
  安延林更不止一遍地牢记住母亲的嘱咐：一定要记住马·阿布都那位穆斯林恩人，一定要去感谢他。一定要记住那些帮助过咱们的维族人。
  这个声音在安延林心底扎了根，也一直在他耳畔回响，回响了几十年，一直到如今。
  安延林在乌鲁木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去天山南的库尔勒任教，教过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安延林没忘记母亲的话，于不知不觉中便把感恩的心倾泻到了学生身上。因此，他与维族学生都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学生们几十年来一直都与他关系密切。
  安延林的童年是在乌鲁木齐长大的，至今安老还能说出好几个维族小伙伴的名字，土尔逊、卡地儿、吾普儿等。他说：“我们那时经常在一起玩。我们既玩维族儿童的传统游戏用羊骨打壁石，也玩从杨柳青传过去的游戏，比如打尜、滚铁环等。”
  他还说：“我们和周围维族、回族等各族同胞都相处得非常好，少数民族同胞都是非常友善、非常实在的朋友。他们也以结交汉族朋友为荣。他们说与我们交往，睡觉心里都是踏实的。”
  值得一提的是，安延林拥有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在他的家庭成员中，就有哈萨克族、锡伯族、回族、蒙族等4个少数民族，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一天，安延林家中突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维族人，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安延林，很不好意思地说，他妻子刚生完孩子，奶水下不来，孩子饿得哭，他为此要借10元钱解决眼前的难题。那时的一元钱能买一只大公鸡，八角钱能买一只老母鸡。安延林看着这位并不认识的维族人难为情的样子，立即借给他10元钱。这位叫吐尔逊的维族人很高兴，从此与安家成了知心朋友，经常捎带礼品来感谢。
  有一次，安延林用土坯打院墙，正好吐尔逊赶着毛驴车来看他，二话没说便动手帮着干起来，直干到把院墙打好。吐尔逊还用毛驴车拉来桑树栽在安延林院中，笑着说明年孩子们就能吃到桑葚儿了。
  安延林家总有一些维族朋友前来做客。尤其过春节时，吐尔逊不光自己来，还约几位维族朋友来祝贺新年。每到这时，安家都会准备丰盛的、维族朋友爱吃的饭菜招待他们。
  安延林已是60多岁的人了，至今提起这些往事，脸上还能挂满甜蜜的微笑。他一定是为了却母亲的心愿在欣慰、在高兴吧。
  十八、御河沿的菜园子遍新疆
  过去，天津卫的人都知道，城西有一片著名的地方叫御河沿。
  御河指的是南运河，因明清时期被皇家用作运输漕粮而被百姓称为御河。御河沿有名是因沿河岸边种植的蔬菜，不论是沙窝萝卜还是青麻叶大白菜都远近驰名。天津是退海之地，地表水苦且咸，唯御河流淌的黄河水是甜的。有得天独厚的甜水资源和淤积的土地，使这里种的各种蔬菜品质都好。沙窝萝卜既脆且甜，有蔬中鸭梨之称，核桃纹青麻叶大白菜的菜心洁白，生吃凉拌都如放了糖一样甜。因此，杨柳青上下的御河沿各村都有数不清的菜农。直到现在，这里依然是以种蔬菜为主。
  御河沿虽是福地，却也有厄运降临的时候。当上游洪水泛滥肆虐时，御河沿常发生溃堤险情，使菜农房倒屋塌，土地流失。
  杨柳青的大营客在新疆发财的消息传开后，受了灾的御河沿菜农便相约远赴新疆去寻找生存之路。
  在奇台县政协召集的“杨柳青人赶大营后裔”座谈会上，不少老人都谈到前辈赶大营到奇台是种菜。86岁的王作臣老人说，爷爷王万全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从杨柳青来到古城子（奇台）的。初来时无地可种，挑担趸菜卖，后来有了积蓄才买地种菜。王家在奇台已有五代，近200人，现在仍有人在经营种菜。王老说从杨柳青御河沿来奇台的菜农很多，有孟广俊开的孟家菜园子，有陶作义开的陶家菜园子，也有静海县大王庄来的郑姓开的郑家菜园子等。奇台县北门外的西北湾乡有个菜园子大队，村里几乎都是杨柳青人。
  乌鲁木齐也有很多杨柳青御河沿走过去的菜农。小西门外的乌鲁木齐河畔，有李家菜园子、张家菜园子、胡家菜园子、乔家菜园子、贾家菜园子和任家菜园子。尤以任家菜园子最出名。
  任家是边城种菜世家，任成、任海兄弟二人是从杨柳青镇东碾坨嘴村来新疆的，在乌鲁木齐河畔安家落户以种菜为生。以后，他们的儿子任广龙、任广月、任广福、任广起又将菜园子拓展到南门外火神庙一带，种植面积和规模都大大扩展。后来，第三代任兆乡、任兆旺及其子女任连忠、任连君等都成为乌鲁木齐县大湾乡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的菜农。现在，任家在新疆已有150多口人。
  在边境伊犁地区，也有很多赶大营去的杨柳青御河沿菜农。解放初期的伊宁市郊有个红旗公社二大队，其种菜能手尹福生三兄弟就是杨柳青御河沿菜农的后代。将军府所在的惠远城种菜能手更多，分出东大园、西大园，种出的蔬菜不但供应惠远，还远销周边各城。
  大营客们不光带去了种菜的技术，还带去了御河沿的优良籽种。新疆原先蔬菜品种很少，只有洋葱、土豆、胡萝卜，是杨柳青御河沿的菜农把白菜、萝卜、韭菜、茄子、辣椒等诸多蔬菜引进新疆，极大地丰富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同胞的餐桌。这是“百艺进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从一个方面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十九、也有辛酸和悲壮
  在赶大营的历史进程中，不光是发财致富和衣锦还乡，也有很多辛酸与悲壮。
  家住杨柳青镇盘香胡同的晏万达是最早的一批赶大营者，当随西征军到达安西府时，不幸患伤寒，病死于安西客栈。其子晏恩钰受母亲之命，前往安西寻找父亲遗骨。晏恩钰以滴血认亲之法，寻找到尸骨便咬破中指滴血于尸骨上，但终未能确认哪一个是父亲。万般无奈，在乡亲的劝说下，他只好放弃，然后随大营客进入新疆。有这一经历后，晏恩钰从此变得格外轻财好义，诚实善良。他发财后，对初入新疆的贫苦者和孤寡老人总是慷慨相助，并且每年都做数口棺材，以周济客死他乡的贫困大营客。
  在千里戈壁滩，漫漫黄沙路，在天山南北广袤的大地上，像晏万达那样“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大营客无法说清有多少。在杨柳青的采访过程中，经常遇到被采访者说，他的某某先人也是大营客，只是一去无消息，生死至今不明。
  为赶大营丧命者难记其数，活着的人们，包括发了大财的人生活其实也是艰辛的。有句话说，大营客是“无罪充的有罪的军”，家属们是“有福守的无福的寡”。为了不再守寡能家人团聚过上幸福生活，家眷车应运而生。然而，有胆量携带子女踏上万里西行路的家属又能有多少？因为这一路实在太受罪、太危险，病死在半路上的人也不在少数。随便举一例，家住乌鲁木齐的尔鸿亮，8岁时随父母兄妹从杨柳青出发去投奔爷爷，走到半路上妹妹就因病而亡。
  在新疆，赶大营的人都知道“干尸包”。顾名思义，此包是装干尸的。新疆气候干燥，人死入土后尸身不烂，水分蒸发完后即为干尸，筋骨相连，须眉皆存，折叠后装进布包，运回家归祖坟入土为安，就算是落叶归根了。
  现在，杨柳青的旅游景点“安家大院”里还有“干尸包”展出。
  家住杨柳青7街的张秉珍今年已93岁高龄，老人家一说起先辈赶大营的事便眼泪汪汪。原来，她的爷爷去新疆比较早，至今快有130年。爷爷发迹后又让三个儿子都去了新疆。爷爷去世后，三个儿子为尽孝心让父亲落叶归根，一同护送父亲的干尸包回故乡，并将资产变换成黄金珠宝掖藏在干尸包中想一同带回家。不幸的是半路遭遇土匪，不光藏在干尸包中的黄金珠宝被抢，老大和老三也丧了命，只有老二张树清因脱掉上衣才幸运逃脱劫匪的黑手。
  张秉珍是张克敏的姑妈。76岁的张克敏在说到张家人一代又一代赶大营的经历时，禁不住心酸地说：“唉，张家人祖辈几代全是寡妇，男人都去了新疆，至今连尸骨都没能弄回来，全做了异乡鬼。”
  张克敏老人还介绍说，他的二爷张树清去新疆比较晚，那年他儿子张景全16岁。他把儿子送到天津北门里天兴德银楼学徒后，才去的新疆。7年后他又在护送父亲干尸包的路上遭遇劫匪，逃脱后返回新疆，从此再也没敢回家。36年后，他托人捎信到天兴德银楼，希望儿子能去新疆。但儿子张景全已经是52岁的人了，没能如愿。据说，张树清在新疆又有了巴郎子（小伙子）、克思子（小姑娘），在那里又成了新家。
  张克敏嫁到杨柳青镇5街的董家。她公公董树清也赶过大营，因当货郎长时间在雪地里走，眼被照成残疾，几乎双目失明，看人只是一个黑团。晚年生活因此很苦闷。
  便是发财后的大营客有时也难逃厄运。1937年9月，统治新疆的盛世才突然查封了乌鲁木齐市“同泰兴”、“同盛和”与“德兴合”三家杨柳青人开办的商号，给工商界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三家掌东被抓进监狱，财产全部没收。不知盛世才此举是为图银钱以解财政危机还是为了其他目的，竟以莫须有罪名将“德兴合”的掌东阎应五严刑拷打折磨致死，将另两位掌东关押一年多才放出。被害的杨柳青商户还有他人，商会会长石寅甫也惨死在狱中。
  由此可见，大营并非只是一条致富路、欢乐路，大营路上由始至终都充满着辛酸与悲壮。
  二十、宫德铭的得与失
  清朝末年，杨柳青人兴起赶大营风潮，有发财致富衣锦还乡的，有两手空空只混个温饱的，也有遭遇不幸命丧他乡的。还有一种结局是，钱赚得不少，可最后却又流失殆尽的。宫德铭就是后一种结局。
  杨柳青人宫德铭不是肩挑货郎担进入新疆的大营客，他十四岁时去了天津城里梅盛德饭店学习烹饪技术。由于勤学好问，又有心计有魄力，他的烹饪技术很快出类拔萃，三年后顺利出师。他受到东家和师傅的格外器重，并把他推荐给去新疆做官的道尹老爷。宫德铭先是到新疆的塔城，后来落脚伊犁的惠远城，受聘于“九路聚饭店”耍技术。这个饭店是当时惠远城唯一的饭店，开张于惠远城建后的第二年。宫德铭的烹饪技术好，又有一套招徕顾客的应变能力，因此很受掌东喜欢，给他的工钱也多。宫德铭一年能分得几百两银子，有时还被人邀请到家中忙活宴席，收入很可观。几年后，宫德铭认为惠远城钱好挣，便下决心扎根惠远、大干一场。
  公元1890年（光绪十五年）春，宫德铭开始筹建饭店。他先购进北大街澡塘的地盘，秋天又去天津购买餐具。他回到天津梅盛德饭店，向少东李文汉大谈起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潜在的商机，李文汉被他说动了心，当下答应拿一千两银子（二十个元宝）作为股金入伙，约定必须保利一成，十年期限。聪明的宫德铭目的达到，立即采购各色餐具和各种海味，然后赶紧回新疆惠远城。
  1893年春，宫德铭的饭店正式开业。第一天请了将军府上下的大小官员，又请了商会会长、地方士绅以及各商号掌柜，以高级筵席进行招待。第二天开张后，还以百分之二十的优惠价格惠及顾客。
  经过苦心经营，数年打拼，会芳园饭店越干越红火，规模也越来越大，大到可同时容纳四十桌，近四百人吃饭。室内装饰突出了中国古老文化风味，上房是雕梁画柱，室内摆设瓷瓶、宫灯、国画、条幅和花卉。官员和绅商们逢红白喜事不仅在此宴请，还要唱戏。大罩棚便成为看戏的场所，可容纳三百人就坐。会芳园还专门准备着锣鼓等声乐家什。
  饭店的圆桌、扶手靠背椅和长条凳都是可装可卸的。靠背椅椅套用红细毡做的垫，坐垫周围分别用红、黄、青兰色镶边，靠背上绘花鸟图案，瓷器餐具从江西专制，分红、黄、兰底色，有花鸟和人物图像。小勺、小吃碟、环碟都是从北京、天津用碘铜制作。筷子是乌木的，用白银镶包上下筷头。
  会芳园的家什相当讲究，按喜、婚、丧宴席确定。结婚席用红色，寿席用黄色，丧席用兰色。遇到达官贵人吃席还要把银色筷子摆上。
  会芳园不仅经营包办喜、婚、丧三方面的筵席，官场宴请也都在会芳园订桌，上面来的官员也必成为会芳园的座上客。别看是在西域边陲，会芳园的婚、丧、喜宴都是高级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燕窝、鱼唇、鲍鱼、蟹黄、蟹腿、鱿鱼等应有尽有，都是从天津用骆驼队驼来。当然没有鲜的，都是干货。
  清朝驻惠远的官员宴请成风，几任将军的寿宴都十分隆重而丰盛，张灯结彩，搭台唱戏。广福将军的生日是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寿宴要举行三日，每日百桌，日需烧烤席十桌左右。大小官员、地方绅士、各城的官员都要来惠远城为广福将军送礼祝寿。烧烤席价格昂贵，做工精细，是高级筵席。因此，祝寿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吃上烧烤席，还需凭证入席。上行下效，做寿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将军以下的都统、领队、七十二个大小衙门的官员、地方人士也不例外。会芳园的宴席每日不断，寿席每月至少有十五次，婚嫁席一个月也有十多次，其他宴席就更多了。所以，各种宴席是会芳园的主要收入来源，生意越来越兴旺，资产不断增加。
  会芳园有严密的管理办法。面对一天有一二百桌席，而又是几家同时在此宴请的场面，总能安排得周到细致，有条不紊。会芳园从业人员有时超过百人。有从天津等地聘请的高级厨师，师傅按烹饪专长各司其责。店中按红、白、杂三大类分工掌案。服务人员按每趟40桌安排20人负责端菜，即每人负责两桌。掌勺师傅、刀工、炮制等工艺各有专人负责。由于分工明确，所以多忙也是忙而不乱，很有章法。
  会芳园每日的经营收入总是在百两银子以上。师傅的薪金最高达三十两银子。一般的也在十两左右。服务和杂活人员也能拿到五六两，加上客人给的小费钱就更多了。所以，人们都以能在会芳园做事而感到自豪。
  会芳园的烹饪技术好，重质量，讲刀工，尤其注意火候，炒、煎、炸、扒、烩、炖、蒸、烤等技技精到，做出的菜肴有脆、香、酥、肥、浓、鲜等不同的美味，因此早就誉满伊犁“九城”。全烤席不仅味美可口，而且形态精妙，受人称赞。会芳园的糖溜、醋溜鱼非常受人喜欢，因为他们专用伊犁河的活鲤鱼做，肉质厚实，鲜嫩肥美，做出后色泽红而透明、甜中有酸、微有咸味，十分可口。
  会芳园的服务是一流的，因此名声很响，常有慕名而来的贵客。一次，有三名商人来饭店吃饭，点了十二道菜。其中有个“清尤出海”的菜，师傅们被难住了，菜谱上没有，谁也不知怎样做。东家宫德铭琢磨了半天，亲自上灶掌勺，选用清汤、大葱、菠菜为料，大海碗作盛具端上，其实就是一碗菠菜汤。几位商人见状，连声称好，说正合心意，一个难题就这么化解了。
  会芳园的衰落与遭受两次打击有关。第一次是1912年1月7日夜，伊犁辛亥革命领导者杨缵绪率新军起义，一夜之间推翻了清朝伊犁将军的统治。由于将军署、都统衙门被炸被烧，缮房也毁了，从8日晨到20日，杨缵绪率百人左右在会芳园吃了十几天的饭，后来竟一走了之，300多桌的饭菜钱没人给了。第二次是1933年春，近千人的东北军借道苏联从霍尔果斯进入新疆，住在了惠远城。地方官为收拢东北军，把他们安排在各饭店吃住，会芳园饭店住进了上百人。结果，东北军共吃了480桌饭菜却分文钱没给，临走时还拿走三十九套桌椅和五十二桌餐具，这是会芳园受到的一次致命打击。会芳园的经营资金耗尽了，山珍海味吃光了，圈养的畜禽杀光吃光了，所剩家俱也寥寥无几，濒临破产还债的地步。
  本来兴隆的会芳园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车马稀少。那么大的摊子，里里外外一百多人的生计，一个月上千两银子的开销，再拖下去债务将会越积越多。宫德铭权衡利弊，毅然决定尽早收拾残局，变卖家产偿还债务和从业人员的薪金。
  就这样，坐落在惠远城将军府旁，在伊犁九城红红火火名噪一时的会芳园饭店，不得不关门了。可以说，会芳园的命运是和惠远城的伊犁将军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成也将军府，败也将军府。
  二十一、杨柳青人建的直隶会馆
  不久前去新疆采访，在奇台（古城子）县城发现了以杨柳青商帮为主兴建的“直隶会馆”。此馆已破败不堪，似乎要濒临倒塌，到跟前仔细看，才知道倒塌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会馆的骨架木料如新的一样，房子的结构还非常完好结实。当地政府官员说，他们正计划重修“直隶会馆”。
  以杨柳青商帮为主兴建的会馆为什么叫“直隶会馆”呢？这是因为当时新疆有不少会馆，都是以省份冠名的，如湖南会馆、四川会馆、山西会馆等。天津杨柳青隶属直隶省，虽然直隶帮内也有河间人、沧州人、大名府人、献县人、东光人，但他们所占人数较少，天津人尤其是杨柳青人占了绝大多数，所以社会上惯称“天津帮”，而不称“直隶帮”，有人连天津帮都不称，就直接称“杨柳青帮”。但会馆必须要叫“直隶会馆”，这才符合以省份冠名的惯例。
  是先有的新疆古城子商会，后有的“直隶会馆”。
  古城子商会成立于民国元年，第一至三任会长为津商杨柳青人乔长福。
  乔长福，字如山，是杨柳青镇乔家疙瘩胡同人，因能写会算，最初去新疆伊犁投奔安文忠，被安文忠委以重任，成为文丰泰京货总店的会计。后来，乔如山离开文丰泰自己创业，到古城子办起“德泰成”货栈，并承包官府的进疆货税，生意做得很红火。古城子成立商会，乔如山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并连任三届。“直隶会馆”便是乔如山任商会会长期间联络各商家操持建造的。
  从会馆脊檩上留下的字迹，可以知道当年建造会馆的主持人包括泥瓦木工的出力者都是杨柳青人。会馆大门口高悬“直隶会馆”蓝底金字大匾一块，十分耀眼。该匾为曾任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冯国璋亲笔所题。
  会馆建起后，有力地凝聚了“津帮”商人的同乡之情。会馆处处维护“津帮”人的利益，凡来古城子谋生的乡亲，会馆只要知道他们到来的日期，就会派人去东大桥迎接。接到会馆后，除照顾生活外，尽快为其安排职业。会做货郎生意的，由“津帮”货栈赊销货物让其立业谋生；有手艺的为其寻找门面开业；缺乏资金的给与低息贷款作资本；有文化的介绍给本帮商号作伙计店员；能打工的为本帮各作坊佣工；能务农的介绍给本帮莱农家干活或赊给蔬菜零售。总而言之，凡来到古城子的乡亲都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共谋发展，使新来的大营客都有到家的感觉。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天津杨柳青人在古城子这个旱码头上，早来的已发家致富，后来的也各有营生，有饭吃。比起家乡吃了上顿愁下顿，每日吃不饱的日子，这里真像“天天过大年”一样。
  古城子商机无限，又有会馆的热情关照和支持，尤其是有“要想挣银子，就去新疆古城子”的那句话的诱惑，杨柳青人成帮结伙，纷纷奔向大营路。他们或投亲靠友，或靠会馆相助，一批一批地落籍于古城子。那一时期，以古城子西大街经营京货批发业务的南、北二店为龙头，围绕犁铧尖一圈，然后向北门一条街直到北菜园子，几乎都是天津杨柳青人的生意店铺和聚居区。
  据杨柳青文史前辈王鸿逵先生讲述，新疆伊犁地区的“直隶会馆”建得比较早，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建于绥定城，由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发起，联络王一冠、李锡三等人募捐筹资，建房十多间，做为杨柳青商帮集会和联络处所。伊犁直隶会馆虽然不大，但做的事不少，曾经两次为家乡举行大型募捐活动。一次是为家乡杨柳青捐助新型救火机具，一次是为抗击八国联军而战伤致残的义和拳捐助抚恤金。直隶会馆还设有长期经费，为后来的大营客提供食宿和其他资助，让所有来到新疆伊犁的乡亲都能安身立命。
  到民国时期，乌鲁木齐也成立了相似的组织，但不是会馆，而是“同乡会”，其宗旨和作用是与会馆相同的。不仅为大营客提供各种方便，帮助大营客中的弱势群体，还为客死他乡的大营客提供治丧安葬处，彻底解决大营客在西域边陲的后顾之忧。
  二十二、理门公所赶大营
  理门公所是理教教徒的活动场所。杨柳青人赶大营形成风潮后，有很多理教教徒也加入赶大营的大军。这些大营客把杨柳青的这一宗教门类也带进了新疆，在新疆不少地方设立了理门公所，因此说，杨柳青的理门公所也赶起了大营。
  据杨柳青宗教研究专家冯立先生撰文说，理教又称理门、在理教，创始者是山东即墨人杨泽。明朝灭亡后，杨泽怀反清复明之志。后易姓羊，名宰，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研究理学，创立了在理教。康熙四十年（1702），羊宰81岁时下山传道，度化八处，传弟子15人，史称“羊祖八度”。羊宰晚年将其所整理的理教组织制度交给最后一位弟子毛来迟，毛来迟又在天津杨柳青找到了可以接传羊祖法包的尹来凤。尹来凤按照法包的规定在天津梁嘴子邵公庄訾家菜园内设立了理教的第一个公所，并将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五字真经“复明灭满清”转换为“观世音菩萨”，使理教完全脱离政治风险，变成纯粹的民间宗教。
  后来，尹来凤又将理教传给弟子董来真。董来真是杨柳青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二十四日在杨柳青设立正安堂公所。
  理教到董来真时代，除供奉观世音菩萨外，只号召信徒“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诵经拜佛，戒烟戒酒和练功，别无其他要求了。
  赶大营在杨柳青形成风潮后，理教也随着大营客进入新疆。
  1892年，杨柳青理教传道人李姓父子来到新疆古城子，用独轮车推土垫起一块房地基，在上面盖起房，成立了在理公所。到民国二年，古城子商会在那个地方建起“直隶会馆”，正殿五大间，东西厢房各十间，西厢房便用作理门公所了。
  理门公所为男众活动场所，在新北门内东侧，同期兴建起一个二众公所，即理教女众的活动场所，在老满城娘娘庙东巷口。
  我们到奇台进行调查，在奇台的天津人多数是杨柳青人。我们走访了四位还健在的天津老人，最大年龄是92岁，姓李名树鹏，天津杨柳青人氏，8岁随母亲来新疆投奔先来奇台的父亲，14岁即1927年，在奇台入的理教。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在理门公所当过催众。其母亲也是在理的，他的叔爷爷就是奇台理门公所的李爷——第二代主持。孟广钧，90岁，天津杨柳青人氏，解放前在理。聂有才，89岁，天津杨柳青人氏，爷爷辈就来到新疆，至今在新疆已有五代，其父亲在理。王作臣，今年83岁，天津杨柳青人氏，王家在新疆也有五代，其爷爷、父母都是在理，他也是在理，现在依旧不抽烟不喝酒，而且每天做功课。据他们回忆，解放前理门公所仅供奉一尊瓷观音像，像两边有两个葫芦。这两个葫芦现在存放在奇台的观音阁。
  古城子（奇台）理教具有浓重的佛教色彩，从崇拜的神祗来看，其神祗系统是以观音崇拜为核心的多神系统。观世音菩萨像是古城子理门公所唯一被供奉接受信众顶礼膜拜的偶像。有新人入理的时候，主持都会传授“观世音菩萨”五字真经，凡在理的人都要求经常默念观世音菩萨。
  理教很讲究“坐静”。王作臣老人说坐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要“清心寡欲”、“无牵无挂”、“心无杂念”才行，坐静很讲究时间和运气，要“五心朝天”、“气沉丹田”、“化神炼丹”。很显然，这里蕴含着浓重的道家修练的味道。
  在古城子，理门公所的人都相互尊重，对长辈总是“某爷”、“某奶”相称，格外亲切，不论贫富，同等对待。理门公所不仅仅是天津杨柳青人，还有少部分外乡人，只要入了理门，一人有难大家都会热情地伸出手帮一把，
  理门公所的戒规很严格，在清末民初时期，人们吸食大烟成风，然而，凡是理门信徒，人人都能严守戒规，远离烟酒和毒品。因此，理教信徒个个身强体健，没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大烟鬼。许多外帮人士羡慕理教，也纷纷加入。在参加社会活动和宴会时，每遇敬酒敬烟事，理门信徒只要说声“在理儿”，对方就不再给敬烟酒，以示尊重，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
  理门公所除有戒烟戒酒的良好风尚外，还注意让信徒习练武功，强身健体。公所内备有担子石（举重）、锁子石等健身器材，有义务教练指导锻练。还在节日组织各种花会活动，如狮子舞、法鼓会等以娱乐人们身心。
  在伊犁地区，杨柳青传过去的理教除了如同古城子的理门公所所做的事情外，还把公所办成有经济收入的实体。惠远公所菜园便是一例。
  惠远公所菜园子成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惠远城东郊，号称“东大园”。那里土地肥沃，光热条件好，且水源充沛，建城伊始便有天津杨柳青的理教信徒在那里建理门公所并种植蔬菜。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大家聚首在理公所，说公事，总结一年公所园子盈利，井公推一人当掌桌。（杨柳青俗语，即经理或掌柜的）掌桌不是终身制，每年公选一次，须大家一致赞成通过。掌桌要琢磨出一年的经营方案，盘算出一年的收支情况，包含投入资金、开销等项。
  理门公所菜园占地120亩，四周建有围墙，坐北朝南建山门，跨过山门为东西长50米的大殿和东、西厢房。大殿供有观音菩萨像，东、西厢房为伙计、雇工住房，厢房背面为马厩、仓库和伙房。另有百米长菜窖两处，洗菜池一处，肥料场一处。长年雇有伙计，雇工15～20人，管吃管住。另有临时性的天工，日付工资。掌桌和雇工同桌用餐。大忙时节每15天犒劳一次雇工。
  公所菜园制度严格，责任明确，对雇工干活要求标准高。管理上虽不记考勤但公私分明，月底结账。雇工、掌桌笃信“在理教”，人人以诚实为本，自报病、事假等事宜，无人追究。
  惠远城的理门公所菜园所产蔬菜，除供应惠远城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伊犁其他城镇。
  综上所述可知，当年杨柳青的理门公所赶大营进入新疆后，对当地是无害而有益的。直到现在，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赶大营后裔，虽然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还都骄傲地说，我们身体很好，到现在还是不抽烟不喝酒，这都是在理教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