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一、戴家钱铺与天津战役
  提起药王庙大街的戴家钱铺，杨柳青的长者无人不知。后来，戴家钱铺更加有名，那是因为这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被解放军设为“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现在，再来杨柳青，一问“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陈列馆”在哪里，人们就会告诉你是在药王庙大街，若问戴家钱铺在哪里，年轻人可就都说不清了。
  为了挖掘杨柳青地方文化，整理清楚人文资源的来龙去脉，近日，我们访查了许多古宅大院和老胡同，同时也走访了不少老人，最高年龄者94岁。听说石凤年老太太曾经是戴家钱铺的主人，我们很高兴，立即想办法联络登门采访。
  家住市区的石凤年老太太今年已经是86岁高龄，但身体还很硬朗，说话声音洪亮。石老太是杨柳青石家的后代，19岁嫁到戴家钱铺为戴家的二少奶奶，就在戴家钱铺的东厢房里结的婚。提起往事，石凤年老人立刻精神起来，津津有味地述说起当年的历史。
  提起戴家钱铺的发迹，要先说说老戴爷。清末民初时，老戴爷只是个摆换钱摊的小摊主，后来有幸结识了正兴德茶庄穆掌柜。穆家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很有财势，在杨柳青镇北有3000亩土地。后来，穆掌柜委托老戴爷替他管理这些土地，老戴爷便成了二地东，从此走向富裕道路。20年后，老戴爷置房又置地，还开了一家银号。因年岁大，业务忙，老戴爷没有精力再去管理穆家的土地，便让侄子戴恩俊去管。
  戴恩俊很精明，很快发了家，在管理穆家土地的同时，也经营起银号，取名“恩成银号”。
  戴恩俊资金积累雄厚以后，在药王庙大街东侧盖起一所很讲究的砖瓦四合院，就是现在挂着牌子的“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陈列馆”。戴恩俊在正房的西屋设“恩成银号”，西套间里挖了一个地窨子，都说那是存钱的地方。至今西套间里的地砖和墙面还与别处不同，冒着潮湿和碱面。后来，戴恩俊逐渐向外扩张，买下周围的旧房，翻盖后开办起磨坊和米面庄。
  石凤年老人说，她结婚时住的是东厢房，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正房的西套间里，就是有地窨子的那个小间。解放军的官员入住后，他们一家都搬进了南房。从南房进正房的院子有个月亮门，门口有两个哨兵站岗，当然大门口和正房门口还有哨兵，都挎着盒子枪还背着长枪。
  平津战役天津战场的指挥官们常出入这里。那一段时间，这所宅院显得昼夜都很忙。
  有一份资料十分珍贵，是来自天津战役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李天佑是一位名将，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八军军长，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任过广西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平津战役天津战场上，他统管第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还有炮兵师、警卫团、坦克和工兵，并担任西线的主攻任务。
  李天佑上将在回忆中说，1948年12月30日，我们纵队奉命担任天津主攻任务，部队以急行军的步伐奔向天津西郊杨柳青。杨柳青，河流穿镇而过，船只在河上来往不绝。站在杨柳青的高房顶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20多里外的天津市区……
  李司令还回忆说，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前线司令员刘亚楼为我们紧张地开着党的会议和各种军事会议。我们集中了优势兵力，五个纵队共二十二个师。刘亚楼在会上说：“敌人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那好，我们就从东西两个方面挺进，把敌人拦腰斩断！先吃肉后啃骨头，在金汤桥会师后，再去分割围歼其余的敌人。”根据总部司令员刘亚楼的指示精神，我们一纵和二纵的任务是由西线向东挺进，突破和平门；七纵和八纵从东线的民权门楔入，由东向西挺进，然后在金汤桥会师。另有一个纵队从南部的尖山向北攻击。
  李天佑是一员猛将，常爱争抢攻坚任务。司令员刘亚楼把“打纵深”的任务交给了西线的李天佑和东线善于巷战的128师。但李天佑不干，非要独吞打纵深的任务，建议128师去完成一个不痛不痒的“攻打北洋大学”的任务。
  128师师长也是个“争仗打”的猛将，当然也不会轻易让步。两员猛将互不相让，司令员刘亚楼没办法，只好对128师师长说：“你的部队归我指挥吧。”
  刘亚楼这一巧安排，128师就“升格”了，成为攻打天津的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中唯一归总部直接指挥的部队。这样，128师满意了，李天佑也如愿以偿地“独吞”了打纵深的任务。
  在杨柳青解放天津前线指挥部发生的这一趣闻，当时在西线主攻部队中被传为佳话。
  由此可知，攻打天津的主力部队是在杨柳青周围，天津前线指挥部和司令员刘亚楼也在这里。
  二、佟家五口人的冤魂
  “轰！”一声巨响，灾难降生了，杨柳青药王庙东侧佟家的房屋被端上了天，土块、木檩、房把子满天飞。屋里有人在拉家常，却不知天降大祸于瞬间，眨眼之际命丧了黄泉。
  这是国民党的飞机干的，时间是在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农历是1948年的腊八。那时，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已经把天津城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天津城守军做最后垂死挣扎，得知杨柳青药王庙大街的戴家钱铺四合院是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便派飞机前往轰炸。敌机扔下的炸弹并没击中目标，向北偏离了40米，炸到佟姓的民宅里。
  近日，我们经过不少周折终于采访到受害者佟焕生老人。佟老今年94岁，身子骨还很结实，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回忆起往事，如历历在目，描述起来滔滔不绝。
  佟老说，那年他33岁。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腊八，吃完了中午饭，他去推头铺子理发，活儿还没干完，就听一声巨响，震得推头铺子从房把子里往下掉土。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出去看究竟。佟老也出去了，没想到是自己家里遭了大殃。佟老跑回家，在解放军和乡亲们的协助下，最终弄清了，他的母亲、妻子、嫂子、婶子和一个外甥都在这一次灾难中丧生。共炸毁两个院子7间房，还有一头在院子里圈养的猪。
  至今提起这事，佟老仍然唉声叹气说，唉，五口人的命，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完了。佟老说国民党飞机一共扔下三颗炸弹，一颗扔到西边的电灯房附近，一颗扔到了东边。有老人描述说，有一颗炸弹落在老枣树的树杈上，被卡住，没爆炸。可惜那棵老枣树在城镇建设中早已为楼房让了贤，已经无法再向人们诉说当年的历史。
  事情发生后，佟老悲痛欲绝，幸亏有支援前线委员会姓常的领导热心地帮助他，关心他，为他处理好死者的后事，又给他找到杨柳青裕盛董家的大瓦房，让他搬进去住。但是，佟老谢绝了，他不愿意麻烦政府，自己搬到舅舅家去了。
  令佟老耿耿于怀的是，国民党飞机炸了活人还炸死人。他气愤地说，他家的坟地是在镇南3公里处的东桑园，死者刚刚安葬，国民党的飞机又去了，又向坟地扔下了炸弹。虽然没炸中，也令佟家人怒火难平。
  当然，国民党飞机要炸的目标不会是佟家坟地。他们听说杨柳青的指挥部被炸后，解放军的指挥员们都悄悄隐藏到了东桑园村。国民党方面得到消息后，又派飞机携炸弹追踪而去，但扔在村东蔡家坟地后，就匆匆忙忙飞走了。佟家坟地正与蔡家坟地相邻，险些被再次炸着。
  国民党飞机飞行员为什么这样匆忙紧张敷衍了事呢？估计这与当时的时局有关。1月6日，林彪给国民党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一封信，劝其效仿长春守敌郑洞国将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同时，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并基本肃清外围守敌的据点。1月10日，淮海战役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所有这些，都会使天津守敌从心里产生绝望，从而失去战斗意志，出现厌战情绪。这一心理肯定也会影响到飞行员，飞行员不愿意再制造血肉横飞的场面，因此才会出现炸弹匆忙扔到村外然后飞走的一幕。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注定是要垮台的。遗憾的是佟家那五口人没能看到天津解放。
  三、在躲避敌机轰炸的日子里
  由于国民党飞机的频繁追踪轰炸，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员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住处，连夜搬到东桑园村去。但是，戴家钱铺那个指挥部从外表看并没有撤。
  东桑园是杨柳青镇的一个村庄，在镇南三公里处。笔者在村委会黄先生的协助下，来到天津战役前线指挥员们住过的两个院落，这里是中心街34号院和36号院。这是一个很短的实胡同，纵深仅有20多米长。胡同尽头靠左是36号院，主人是李志连，靠右是34号院，主人是李志玉。
  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和他的一班人马隐藏进李家的两个院时，是在1949年1月6日夜里。
  36号院的主人李志连老人边回忆边笑着说，那天夜里，我们一家人都已经睡觉，突然被叫醒，而且还要让我们从正房里搬到东房去，岁数大的爷爷奶奶说什么也不愿意动。当时我们问来的是什么官，警卫战士回答是团长。我们就信了，谁也不敢想面前的人就是天津战役的指挥官们啊！指挥官们自然要占用大房子，要挂军用地图，要安装电话，还要开会商量大事，住小东屋是绝对不行的。他们就耐心地做我爷爷奶奶的工作，好听的话说了不知多少遍。他们不急不燥，动员了一个多小时后，在我们的协助下，才说动了爷爷奶奶，答应搬到东屋去。
  这一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基本上都文质彬彬，很有修养的样子。他们不直接睡在大炕上，而是在炕上搭一层门板，绿呢子卷着的铺盖卷很大，都穿灰色棉制服冬衣。当时，胡同口设有四个兵站岗，进东院和西院的大门口各有两人站岗。电话线集中在一起有一大掐，从胡同里通向西院。我们一家人都搬到东厢房，正房全部腾出，西屋里住的是刘亚楼，东屋里住的是警卫班战士。西屋的墙上挂着电话机，我有时在院子里玩，能看见刘亚楼打电话。平时，我们家的大人无事不让任意出进，有事要出去时，有警卫跟随。
  李志连老人还回忆说，国民党飞机来扔炸弹那天，警卫班李班长没钻院子里的防空洞，反而爬上了西厢房。我当时好奇，很想看看飞机，便也跟着爬上房顶。我们眼看着飞机把炸弹扔在了村东，爆炸声很响，后来知道是炸了蔡家坟地。
  李志连老人说，腊月十七那天（1949年1月15日）清晨，我们还没起床，刘亚楼司令就敲我们的窗户说：“老乡，天津已经解放了！你们是知道这一消息最早的老百姓。”
  指挥部撤走两天后，警卫班李班长乘卡车又来一次，顺便把李老带到天津城看了一场无声电影。老人估计这可能是司令员刘亚楼的安排。进入城防区后，到处都能看见白灰画的圈圈。李班长说圈圈里是地雷，还没来得及起呢。
  四、运筹帷幄显神威
  在杨柳青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在隐藏地东桑园，一群解放军指挥官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亭台楼阁做栖身办公之地，虽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寒酸简陋，但他们却胸怀天下，运筹帷幄，英勇无敌，充分展示出大将风范，在杨柳青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仅用半个月的时间，便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吹嘘的金城汤池。天津的解放使北平成为孤城，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这一伟大功绩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足以彪炳千秋。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这些指挥员们在砖瓦土屋和战场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精彩片段。
  国民党守军为了探听解放军虚实和摸清布防情况，耍起派代表谈判的把戏。司令员刘亚楼知道国民党会把军人安插在谈判代表中深入解放军阵地摸情况，便将计就计，做了一系列安排，制造各种假象以迷惑敌人。
  李志连之兄李志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经看见几个穿旗袍马褂绅士模样的人，都举着小黄旗，在警卫战士的带领下，走进正房西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国民党派来的谈判代表。
  这一场类似三国演义“蒋干盗书”的戏演得很成功，诱使敌人相信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是在北郊宜兴埠，主攻方向也是在城北的信息。一日后，国民党守军司令陈长捷便将最得力的主力部队151师从城中心调到市区北面设防去了。这一智斗的结果是，使解放军东西两侧的主攻部队减轻很大压力，从而使战役取得快速、彻底胜利有了更高的筹码。
  为给解放军制造进攻障碍，国民党什么办法都想。他们利用大运河的水，掘开河堤放水淹了大面积村庄和土地，以阻挡解放军的前进。指挥部立即寻找对策，很快在干过船工熟悉运河水运人的协助下，在运河上游马场减河处发现水闸，将运河水放入减河。这一着最终使敌人借水护城的计划落空。
  在指挥部，在作战室，刘亚楼召开过多次会议，命指挥员要打有准备之仗，在确保取得解放天津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减少战士的伤亡。这就要求指挥员要充分了解敌人的部署情况，打有把握之仗。
  刘亚楼司令员在回忆文章中说，天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攻坚战，是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和解放全华北的关键。我军对天津市区的攻击部署，是遵照毛主席“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原则，根据敌人守备的特点和天津市区地形特点，根据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并尽量使城市少遭破坏的要求而制定的。根据以上原则和要求，确定了东西对进（38、39两军由西向东、44、45两军由东向西）、拦腰斩断（在金汤桥或金钢桥会师）、先南后北、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
  总攻击是1949年1月14日10时准时开始的。各部队在东西两个主攻方向及南北各助攻、佯攻方向，共11个突破口同时展开攻击。在炮兵、装甲兵、工兵多兵种密切协同下，只以一个小时却极为剧烈的战斗，东西两个主攻方向就都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市区形成多路穿插分割。敌人曾派两架飞机参战，当即被我高射炮兵击落。此后，敌机就没有再敢接近战区。先头部队遇到坚固房屋和据点时，只拿小部队看管起来，主力绕过继续前进，分段穿墙越顶，无孔不入，孤胆作战，直插猛进。后续部队发现前边部队被阻住，立即另行打开道路前进。这样就很快把敌人整个防御部署打得稀烂。这种分割穿插战术在东北曾普遍采用。锦州战役被我生俘的敌东北“剿总”上将副总司令范汉杰曾说：“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分割战术。”天津战斗中我们再次发挥了这一战术的威力。经过1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月15日2时，东西两面主力在金汤桥会师，完成了作战计划的主要部分。敌军随之全线动摇瓦解。我军大胆穿插追捕，迅速发展。15日上午8时攻入核心工事区，占领海光寺。10时，陈长捷的防守司令部插上了白旗，敌人防守体系瓦解。因陈长捷发生错觉而调到北部的敌军主力151师，被完全包围孤立，后来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
  刘亚楼司令员还回忆说，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企图固守北平的傅作义以及其他各地残留的国民党军队提出了有力的警告，指出了唯一的出路：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的人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加以解决。“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法，将13万国民党守城的军队全部解决。天津敌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62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涛、86军中将军长刘云瀚和天津市伪市长杜建时等一齐被俘。他们拒绝和平解决，坚持抵抗到底，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打下天津城所用的时间，仅与刘亚楼司令员估计的时间相差一个小时，足见刘将军用兵运筹的能力是多么精确。
  五、威猛将军李天佑
  天津战役第一纵队指挥官李天佑上将是一员猛将，打仗靠前，侦察敌情也靠前。为了摸清敌人西线的部署情况，他带着各师师长亲自去前沿察看。与敌人近距离接触。敌人在城墙上发现了他们，子弹扑扑地打在他的身边。轰隆！一颗炮弹又落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在齐膝的雪泥浆里爬着，匍匐前进。敌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几个就是主攻西线的指挥员。敌人越打枪打炮越能暴露目标，这正是解放军指挥员需要的。
  他们闪过敌人的炮弹和机枪，紧贴地面，爬到护城河附近的坟堆中间，拿出望远镜尽情观察要攻击的目标——和平门侧面。
  和平门紧贴着护城河，城门被层层叠叠的沙袋封住。城门前有座石桥跨过公路，桥面上堆放着厚实的沙袋，“插翅”也难通过。这一段城墙伸在两翼的前面，格外突出。城墙上碉堡、暗堡林立，十步一小碉堡，百步一大碉堡。大碉堡周围有许多小碉堡，形成子母堡。各段城墙还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各个堡垒的火力都拱卫着和平门，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支援。护城河外是密集的布雷区，布雷区外是好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在和平门城内，敌人拆毁了许多民房，留着大片开阔地。街道上的各种火力，也可以对着开阔地射击。
  李天佑和他率领的师长们在坟堆的中间，摊开地图，对照敌人阵地情况，区分部队攻坚任务。
  突然，在侧翼的坟堆附近，敌人的子母堡发射出恶毒的机枪火力。这是张八坟的敌人的前沿支撑点。除了大小碉堡、暗堡外，也像城防工事一样，周围设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自成一个独立的防御体系。这个支撑点将大大妨碍解放军发起进攻。李天佑对左翼主攻师师长贺东生说：“总攻前，敲掉它，省得碍手碍脚！”
  贺东生也是个猛将，喜欢打硬仗。这次打天津，他多次要求担任主攻任务，捞到了主攻，真高兴的了不得！他豪爽地说：“是！一定敲掉它！”
  前沿，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假炮兵阵地，故意暴露给敌人，而真炮兵阵地前后四层面向着和平门，占全部天津攻坚战炮火的三分之二。每天，李天佑都命令以小量炮火进行火力侦察，使敌人炮火阵地暴露出来，以便在总攻时给予摧毁性地打击。
  李天佑命令战士们在夜里挖交通壕。交通壕一直挖到护城河边，只要一跳出战壕，就可以渡河出击。交通壕像蜘蛛网一样，遍布在阵地前的开阔地上。交通壕两边都插上了高粱秆，高粱秆虽然不能挡住子弹，但是却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不让敌人发现目标。
  在杨柳青，李天佑抓紧时间训练主攻部队，利用镇上的街道演习巷战。每一个战士都明确，在巷战中容易失去联络，必须具有独立作战的本领。
  最困难的准备任务是抢渡护城河。不想办法抢渡护城河，就休想进得天津！
  纵队党委非常重视如何抢渡护城河的问题。李天佑带着师、团长常去尖刀连，发动大家想办法克服渡河的困难。战士们创造了许多渡河器材：苇子桥、汽油桶桥、木板桥、船桥、云梯……
  杨柳青镇内运河河两岸，各师干部都在参观尖刀连渡河的演习。战士们扛着渡河的器材，带着绳索、斧头、锯子，飞快地搭桥。战士们扛着枪、炮，跨上临时搭的桥。苇子桥轻便结实，浮力大，不怕枪弹，在敌火力下运动方便，又可以就地取材，但是浸水后四十分钟就沉没。汽油桶钉的桥，浮力大，不沉，但是笨重，在敌前运动容易引起伤亡。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每延迟一秒钟，都将带来很大的杀伤。
  还有什么更好的渡河办法呢？
  有人提出把坦克开到护城河底去，在坦克顶上搭门板桥或芦苇桥。用坦克架桥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只要把门板桥往坦克顶上一放，部队便可以迅速冲过护城河。攻下偌大一个天津，解放几百万人民，损坏几辆用生命代价缴获来的坦克也是值得的。但是，坦克兵要是爬不出来，会在水底淹死。
  纵队党委迟迟下不了决心。坦克战士知道后，个个请缨表决心。
  纵队党委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批准了，并且严肃地宣布：“坦克，要开到河底去。人，要活着爬出来！”
  李天佑上将不仅勇猛，而且心还特别细。他去检查信号发射，虽然都很成功，但他还是皱紧眉头，说五门六零炮要同时发射五颗信号弹，万一有一门炮出了问题怎么办？他要求增加两门炮，信号弹也让多备一些，以防万一。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充分准备，天津战役这一大仗才打得非常漂亮，胜利取得得非常迅速。
  1949年1月12日，炮兵全部进入阵地。
  1月13日傍晚，步兵进入前沿阵地。
  1月14日凌晨，本是总攻时间，但有大雾，不得不推迟。上午10点，雾散，总攻令下达，数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有线和无线电话机同时传递着“开始！”的命令。顿时，万炮齐射，炮弹飞向敌人阵地，地雷群被引爆，铁丝网、鹿砦、木桩、沙袋都飞上了天。12点，敌人的护城河防线被突破，打开11个缺口，大军猛烈攻进城。1月15日凌晨5点，东西四个纵队的大军在金汤桥上会师。上午8点，攻占敌人核心区耀华中学和最坚强的支撑点海光寺兵营。警备司令部的争夺战最为激烈，逐屋争夺，逐墙角争夺，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在地下室，活捉了敌司令陈长捷，还有其他将军以及伪市长杜建时。
  战斗仅用29个小时，歼敌13万，缴获大炮1163门，汽车近千辆，其他枪支弹药军用物资无数，击落敌人飞机两架。
  天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意义更加深远，彻底孤立了北平守敌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良好的基础。更加鼓舞了解放军官兵和全国人民，使大家看到了很快就能解放全中国的希望。进一步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防线和心理防线，促使他们更快地走下坡路。
  六、采访李志义的新发现
  李志义老师今年79岁，是李志连的二哥。
  解放天津那年，李志义18岁，当时正在杨柳青文昌阁内的师范学校上学。因解放天津的战役要打响，学校被迫停课。李志义在此之前已经因病离校，回到东桑园现在的中心街36号院他的家，经历了解放军进入杨柳青地区的整个过程。
  李志义家住过解放军先头部队的战士，也安置过天津城防区过来的难民。国民党为了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在城防地带大量扒民房，制造开阔地。房屋被扒的百姓不予安置，将他们赶出城，把包袱扔给解放军。
  李志义家还住过汽车连。杨柳青被解放军攻占后，卫生员乘坐汽车去杨柳青，李志义也跟了去。他印象最深的是看见杨柳青运河上的中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军队修建的地堡，已经被解放军摧毁。地堡上竟铺盖着很多杨柳青年画画版，画版已经被战争的硝烟毁坏。李志义喜爱年画，因此看着毁掉的那些画版非常心疼。
  汽车连的战士们跟李志义混得很热乎，热乎到教他开汽车。
  李志义说从当官的到战士，他们都非常亲切，非常友好，就是要求太严格，家里的人出去要跟着警卫员，就连他去柴禾园子倒泔水梢，去运河边饮骡子，都有两个警卫员跟着。设的岗哨也很多，胡同口和大门口不算，院子里就有八个哨兵，正房门口，两个窗户下，东厢房门口各有两个哨兵站岗。
  虽说是戒备森严，刘亚楼司令员闲暇时也喊李志义的父亲到院子里唠嗑，说些家常。有时给骡子铡草，官兵们都抢着干。有一次部队包饺子，也送给李家人吃。李志义的母亲把自家腌制的，上两次驻军没吃完的小萝卜、小黄瓜拿出送给官兵们吃。官兵们吃着小米饭，嚼着一咬嘎嘣脆的小萝卜，直喊香。李志义的父亲还端来一大碗鸡蛋送给刘亚楼司令员，但刘亚楼没吃，临走时鸡蛋还在炕上放着。
  李志义记的很清楚，从胡同里引来很多电话线，通过墙头上房，又从西间屋的烟囱根下来，通过西窗户进入刘亚楼住的西屋。西屋的墙上就挂着电话。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响了一天一夜后，1月15日清晨，刘亚楼告诉李志义全家天津已经解放了，说你们是知道这一消息最早的人，然后，便与他们告别了，匆匆去处理接管天津大都市的更重要的任务。
  李志义赶紧去正房西屋看看，发现父亲送给刘亚楼的鸡蛋还在炕上放着。再有便是在座钟上发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彪司令员收”。李志义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攻打天津的是东北第四野战军，是林彪的队伍。这位“团长”有资格直接给林彪写信吗？已经上师范学校的李志义知道，显然不可能，这位“团长”肯定是个大官！他急忙拿着信去追撤出的官兵，正好遇上有一个干部回来。李志义老师把信递给了他，那位干部很严肃，脸色煞白。显然这封信很重要，让他们丢下了。
  部队撤出后，村干部才把刚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说李家住的是天津战役的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村民们一听，都万分惊喜，也感到无比骄傲！李家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七、将军情深故地游
  解放以后，刘亚楼和他的妻子翟云英曾多次来过杨柳青天津前线指挥部。这里是刘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里留下了将军的足迹，这里展现过将军人生的辉煌，这里也曾演绎过惊心动魄的险情。这砖瓦，这小院，这里的一草一木，早已牵扯住将军的情怀，他怎能忘记？怎能不来？
  不光是刘亚楼将军，参加过天津战役的其他指挥员和官兵们，也都不止一次地来过这里，是因为怀念过去，也是为了凭吊那些为解放天津献出生命的战友。
  刘亚楼将军去世后，其妻翟云英知道将军非常怀念杨柳青的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先后又来过多次，以了却已故之人的牵挂，并赠送给指挥部四个单人坐沙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来过这里，并亲自为指挥部陈列馆题词。
  刘亚楼将军在1963年曾经去过东桑园村，那是他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炸弹不得不离开杨柳青指挥部而寻找的隐身之地。
  当年，刘亚楼重访故地时，进院就问：“老嗨儿在家吗？”刘亚楼是福建人，把老汉说成“老嗨儿，”四声。
  在李家居住时，刘亚楼有时与李志连的父亲在院子里唠嗑，一说起来就会很长时间，两人很谈得来，有了感情，因此，这一次一进门就找“老嗨儿”。不巧的是“老嗨儿”不在家，去几里外的地里干活去了。
  刘亚楼进入他住过的屋里后，先找那个座钟，见四处没有，便问座钟哪里去了。李志连回答瓜菜代那年（1960，三年困难时期）卖了。刘亚楼心情显得很沉重，笑模样马上没了踪影。
  原来，李志连的西屋里曾经放着一只老座钟，但是坏的，早就不走了。刘亚楼进驻后，把座钟修好，重新发挥了计时的作用。因为这一层原因，刘亚楼在座钟上寄托了往昔的情怀，也许他平时常常想起，遗憾的是，这次回访故地没能见到过去的这位伙伴和“战友”。
  “老嗨儿”去世后，李志连兄弟三人分家，其二哥李志义已经在天津市里工作，所有家产丝毫不要，财产均由李志连和大哥分得。那些柜橱桌凳当年都是放在正房里的，自然也都是指挥员们用过的东西，至今，李家人还把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保留着，舍不得毁掉。
  八、两个传说故事
  在古镇杨柳青有两个关于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的传说故事。
  故事之一是，“林彪曾经住过刘家胡同的9号院”。
  镇上有不少人传说，在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前，林彪曾经来过杨柳青，但他没敢住前线指挥部，而是住进了距此不远的刘家胡同9号院。
  刘家胡同9号院是一个大宅院，青砖青瓦，高房大屋，上有女儿墙，门口高台阶，一对石鼓门墩两边坐，两扇古式门板显威严。尤其在大宅院的西南角上，正是胡同拐弯处。为了人们能在狭窄的胡同拐弯处顺利通过，刘家的这一墙角向里收缩，垒成平面，结果出现两个角。到两米左右的高度时，平面又探出为一个角。老人们说，这个宅院的老主人过去人称“瓜子刘”，有可能是因为做瓜子生意发的家。
  这个宅院至今保存完好。
  故事之二是，“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里有特务”。这一传说很普遍，说得有鼻子有眼。
  说法之一是特务就在戴家钱铺这个指挥部里，是他靠发报机向国民党军传递消息，指引飞机前来炸指挥部的。持此种说法的理由是，天津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员们在指挥部附近被炸的当天夜里就搬了家，刚到东桑园村的隐身处两天，国民党飞机又追踪而去，如果不是内部有敌人安插的特务，国民党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快？
  说法之二是特务用红布做标志，引导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结果都没炸准。
  有人说通过这两次轰炸，解放军指挥员高度重视这一事件，经深挖细找，终于从内部找到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从根子上解决了这一重大隐患。
  以上两件事因没有找到依据，只能算作传说并列于此。是真是假，留待有心人去考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