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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天启二年（1622）冬，白莲教在山东矩野起义，后兵败，余部由山东向河北蓟州败退，途经杨柳青。明军一路追杀，白莲教起义军在杨柳青大摆“迷魂阵”，以阻明军。终因不敌，火烧文昌阁而逃。后在蓟州遭到截击，败于盘山脚下。
  白莲教善以装神弄鬼的手法，迷惑敌人，笼络部众，似乎有些滑稽。但这一切也是出于无奈，皆因来自古代传授。
  天启二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缘起与天津有关的“闻香教”。该教首领名叫王森，是河北蓟州（今天津蓟县）人，秀才出身，三试不进举人，权做塾师授童。素喜怪异之书，偶得禁书《白莲教义》，遂萌倡教之念。适因官府屡加赋税，百姓不堪忍重，抗税之争纷起。王森为谋抗官府之策，事泄获罪，遭受县衙责打。王乃愤愤不平，举家远行投亲，迁居河北滦州（今河北滦县）石佛庄，首创“闻香教”，也称“大乘教清茶门”，以弥勒佛、观世音菩萨等为偶像，甚至将关羽、姜维等“三国”人物杂列其中，以迎合群众的心理，把民间恩怨，都依托神佛来扬惩。他们秉承因果报应的说教，秘密传道，组织联络群众，自称归属白莲教派。
  王森办教，深得滦州百姓欢迎。但只知王森为教首，多数人与王森并不相识，这都因为是层层密传的缘故。
  王森深得信教群众的拥护，为扩大影响，壮大闻香教，乃到各地云游。十多年间，遍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地，信徒竟达数十万人。
  某年仲秋，淫雨不停。王森到了山东矩野。时值大雨，顺便敲响了一户人家的大门，谎称投亲不遇，前来借宿。那人欣然接待，赠以茶饭，二人交谈甚是投缘。得知那人名叫徐鸿儒，也是个秀才，为人憨厚，素与官吏积怨。王森乃将传教之事相告。徐鸿儒为求入教解脱烦恼，愿拜王森为师。王乃密授真言，从此结为师徒。十数年间两人交往甚密，竟成至交。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森传教之事，早被各地官府侦知，他也被朝廷列为要犯，命各府州县缉拿归案。王森在外地反倒不容易暴露。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云游回到滦州，被官府得知，被捕后押送京城治罪，判了死刑。大理寺通判张有才，接受了王家的贿赂，财源多是富户教徒捐赠。通判令王森速写“悔罪书”，多方为其掩饰，得免死罪获释，责令今后永不传教。然王森未能悔改，居然潜入北京继续传教。万历四十二年再次被捕，在押五年后死于狱中，时已年逾八旬。
  王森之子王好贤，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仍以传教为业，在其父死后就投奔了山东，与徐鸿儒共谋造反。
  徐鸿儒早在梁山一带秘密传教二十多年，蓄有反意。他四处联络铁匠，特赴章丘一带制造武器，把做好的刀矛偷运到指定地点存放。日久天长，被人发现告密，引起官府注意。徐鸿儒见事情要败露，即联络了白莲教徒及其分支教派，铤而走险，推举徐鸿儒为首领，共举义旗。
  天启二年（1622）四月起兵，联合了景州（今河北景县）的于弘志、曹州（今山东菏泽市）的刘永明等起义组织，自称“中兴福烈帝”，定国号“大成（乘）兴盛”。设丞相、总督、总兵等官职，分兵十余部，每部万人至两三万人不等，共统兵二十万众。白莲教起义军连战连捷，仅用两个月时间，连克鲁西南的郓城（地近巨野不足百里）、邹县（孟子故里）、滕县等城。滕县知县姬文允誓不投降被处斩。徐鸿儒造反，震惊了朝廷，急速调兵征剿。起义军虽战法骁勇，然多乌合之众，有勇无谋，且缺乏统一指挥，渐转劣势。徐鸿儒大意轻敌，被明军将领杨肇基、陈九德设计擒住，打进木笼囚车。又各个击败了起义军，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山东白莲教起义就被扑灭。是年十月，官军收复了所有失守的州县，徐鸿儒被斩于市曹。
  王好贤在十月间，率领两万多起义军，远到河北攻打深州（今河北深县），于途中知徐鸿儒被俘，又得知各路义军战败的消息，料到大势已去，不敢再回山东。王好贤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只得放弃了攻打深州的计划，逃为上策。他原籍蓟州，地有盘山可踞，往北可进入燕山主峰雾灵山（在河北兴隆一带），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或可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于是率众北逃，以避官军锋芒。
  天启二年冬，北上途中，路过天津重镇杨柳青。镇上只有丁勇百余人，哪能抵挡这支两万多人的白莲教起义军？早已吓得魂飞胆裂，四散逃离。白莲教未动干戈，便从容地进了杨柳青。幸好追兵尚未到达，估计至少摆脱了官兵五天的追程。王好贤率众进镇以后，富户人家不敢怠慢这支“神兵”，纷纷献粮捐银，各个饮食小店都义务为“神兵”蒸糕烙饼，农民们则献以柴火草料，妇女们则为他们缝补衣物。“神兵”们都称杨柳青是个善地。他们也不抢不掠，不做坏事，倒也安分守己。他们本来都是农民，也很同情百姓的苦衷。有的说家中尚有妻儿，有的说家中还有老母，都是时运不好，才有今日大难。王好贤一伙，补足了人吃马喂，便全神贯注追兵的动向，设法对付明军。
  白莲教的特点，就是施展妖术，声称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立草变树、剪纸为人，实则都是些诡诈之计。但就是这些装神弄鬼的骗术，竟得到不少人的信服，就连明军也半信半疑，致使追兵不敢冒进。
  起义军进镇后，利用大多数贫苦民众同情白莲教的心理，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布置了“迷魂大阵”，以缓官兵的攻势，使自己暂不至于疲于奔命，能顺利地退至蓟州，占领盘山作为根据地。但这是王好贤的一厢情愿。
  白莲教进镇时，就明显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他们人人皆穿青衣，披头散发，头上扎有黄带。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携带什么兵器的都有，甚至还有镰刀和锄头。只有王好贤身穿皂色八卦仙衣，胸前挂有佛珠一串，身佩宝剑，俨然一位道长，好似吕祖化身、孔明在世，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根本不像个领兵的将军。他们把白衣庙、报恩寺、紫竹庵等三十六座庙宇及祠堂、公所、车棚、马号全都住满。王好贤等众首领，就住在了文昌阁。
  文昌阁是当时杨柳青最高的建筑。南面是一片沃野，一马平川，在晴日可远望二十里，好似为他们造就了一个瞭望台，正好利用来监视追兵。
  初冬时节，已是寒风逼人，大雾弥漫，难见天日。杨柳青一带，对面不见人影。王好贤暗自欢喜，真是人无绝路，天助我也！
  此时，摆了三日的迷魂阵，已经告成。又喜得雾天掩饰，更添玄妙。此阵东起张家园（今十六街），西至李家园（今十五街），沿御河南岸，按八卦阵形排布，所以又称“八卦阵”，设草人数百，旗幡无数，分布其间。在八阵之中，每阵各在其间设法坛一处，旗幡层叠，密不见人。上悬弥勒佛等的画像，每坛各有不同神像显示。主坛设在文昌阁南，中有大纸人一个，形似真人。身披道袍，手执宝剑，远处望去，好像王好贤的身影。另在主要路口，设草人把守。法坛内点燃香烛和干草，令其生烟，昼夜焚烧不停。一时镇民禁止外出，弄得全镇烟雾缭绕，大增玄妙之效。其实王好贤深知“逃为上策”，这是他的金蝉脱壳之计。摆好了迷魂阵，不等追兵临近，就趁夜率领部众逃之夭夭了。
  黎明，追兵先锋已到镇南。霎时，北风刮起，把法坛的烟火吹得火星四散，引燃了各处的草垛，一时火光冲天，火势延及文昌阁。追兵不知底细，误以为白莲教在玩什么妖术，迟迟不敢冒进。遥见各处路口，均似有人把守，各处旗幡随风飘摇，似有白莲教在此决一死战的迹象。远望各处法坛，一片恢弘，暗伏杀机，唯不见声响。明军更加疑惑，唯恐中了伏兵计。相峙到中午，天晴雾散，偶见草人纸幡，官兵大呼上当，蜂拥上前，竟无一兵一卒抵挡。这时，白莲教起义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白莲教起义的事，引得朝廷震惊；白莲教北上，又闹得朝廷一片慌乱。谋臣说：这伙妖匪北来，决不是攻打北京，而是逃窜，有可能向蓟州方向奔逃，那里有盘山之险可据守。若等妖匪进山之后，势必难于征剿，则后患无穷。不如派兵拦截，掐断其进山的去路，可一网打尽。果然，朝廷猜中了白莲教的意图，明军便在蓟州地界布下伏兵，守株待兔。
  王好贤在杨柳青有惊无险地撤出，北走宝坻之境。途中仍似惊弓之鸟，心神不定。起义军忍着饥困，不敢靠近城镇，有些村庄也家家关门闭户，求食无望，借宿无门。王好贤率领的起义军，已流失了大量兵员。这些“神兵神将”，因为一路跋涉，离家日久，早已归乡心切。并且思量着起义军的前途，觉得随时都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纷纷逃匿而去。
  到了临近蓟州地界，尚有义军不足万人。这时却听得一声号炮，明军从四面包围过来。王好贤等自知是朝廷重犯，战是死，降也是死，不如拼死一战，尚有生还的可能。王好贤因此率领起义军奋起抵抗，死拼到底。一时热血飞溅，杀声震天。但起义军终于没能逃脱，王好贤也被明军打入囚车，押回北京，不久即被处斩。
  天启二年十一月，白莲教的最后一支起义军在蓟州边境全军覆没，又为历史增添了一曲悲歌。
  此役，杨柳青文昌阁被烧，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