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曹乐亭，原名万恺，杨柳青镇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幼时家境贫苦，其父在他周岁时去了新疆，在天山南路开当铺，常年不与家中通信寄钱，仅依靠母亲为本地大新源等鞋店加工一些零活，如沿鞋口阡膛底等糊口。乐亭12岁即在外当学徒工备受疾苦。民国十四年（1925），本镇永兴利资东周玉茹出资2000元，在估衣街路北开设一恒兴益布店，聘董凤翔为经理。董素知曹乐亭老实可靠，召雇为业务员，月工资6元，供食宿，母子二人始得温饱。布店又召一学徒工张国瑞，全店三人开支不大。曹乐亭对工作不怕辛苦，兢兢业业，因而营业不错，每年结账皆有盈余。当时社会上兴办一种“老人会”，系团体互助组织，办法是聚集60岁以上有子女的若干人，每人每月交款1元，10年还本。中途某人不幸死亡，可先支取衣衾棺木款120元，以后其子女仍按月补交1元至10年期满为止，健在者也可退还原本。经理董凤翔见此异想天开，并征得资东同意，召集会员60余人，不意两年之间，竟死亡20余人，除收入存款两年不足1400元，共佃出资金1200余元，严重影响了资金周转。而丧家领走120元后，办完丧事，其子女多不付每月继续存款一元的债务。子女多的互相推诿，子女少的无力再存。一般每月按时交款的见死者领去丧葬费后，多不交款，恐怕日后吃亏，纷纷退会索存，因此把一个好端端的布庄就亏累歇业了，结果造成三人同时赋闲。
  曹乐亭为人老实，有进取心，在恒兴益干了几年，把经营棉布的业务知识都掌握了，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然而因时值直鲁联军败退抢劫大乱之后，市面萧条，市场萎缩竟又陷入绝境，连一个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幸而从前到天津进货时，认识了一个老乡叫张阁卿，当城人，此人足智多谋，处世圆滑，最初在天津市估衣街万聚恒颜料庄学徒，后来改行干起了棉布跑合生意。见乐亭失业，生活无着，就向一家小批发布店担保，赊给他一些零布头到杨柳青集市贩卖。赶上天好也能赚个块儿八角的，这样干了半年多。每次去津趸货，总是步行往返，一分钱也不敢妄花，就这样勉强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1）喜从天降
  民国十八年（1929），曹乐亭的父亲忽由新疆启程回家，并带回大洋4000元。这一来，真是久旱逢甘雨，曹乐亭高兴极了，他先用500元，给父亲典当了刘家胡同（今十街）石毓玉的南房三间，有暂安居之处；接着在估衣街施衣局胡同迤东，租了一间门面，开设了万昌布店。曹乐亭凭着多年的经验，把一个小门面安排得井井有条。本着勤进勤销的原则，经营些在当地适销对路的布匹，因此开门大红，父子俩干的特别高兴。两年后业务发展了，店堂不够用了，又迁到曹家胡同东边的两间门面（今前百西侧）。店堂大了，人手又感不足，找了一位会计和两名学徒。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就把身下住房转典出去，另置了上马石胡同姚芹洲的一所四合院，并大兴土木，特别是两间东房装修了地板、护墙板、天花板等，很讲究。这是为了送给当初为自己担保赊布，现又在沦陷初期领了一个山西老客的资本、经营和康棉布批发的张阁卿的。张没有子女，除住房外不再有他求。这时曹乐亭除自置的一所住宅外，到年终结账时，尚有大五福市布2500匹的家当。
  （2）市场竞争好事多磨
  本镇东边杜家庄（今一街）有一个薄永年，他父亲薄金棠曾在尊美堂护院保镖。石家全家迁往天津，给资遣散，薄就以这少许资金，贩卖汤布为业。薄永年自幼追随父亲做小生意，先是经营布头、布尖，后又增了整布，在镇内摆摊，也到各处赶集。薄永年有时到万昌布店串门，他看到坐铺的和摆摊的做买卖有很大差别，顾客进店看布非常规矩，即没有还价的，也没有争尺的，成交非常顺利，薄永年很受启发，从此也想开个门脸。
  陈建章，宁津人，在民国初年继承他父亲在估衣街经营三义成百货线店。陈为人比较老练，寡言少语，吃苦耐劳，善于经营。该号地址即在原少年宫对过，向东隔着一条窄胡同，还有一家义顺成百货店，并排两家都卖同样商品，生意上自然形成竞争，店小利润低，所以在经营上都不够理想。后因义顺成经理刘紫衡爱好书法，打算去天津拜师求教，将店铺兑了出去，三义成的陈建章也因门市生意清淡，常赶五集，陈建章和薄永年一起在集上摆摊，薄就把有意开一门面经营布匹的想法和陈建章谈了。陈听了非常赞成，认为如果把义顺成接兑过来开布店，自己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因此对此事比薄还要上心。经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总算把接兑问题顺利地办理妥当。民国二十九年（1904），薄家的永丰布铺开张营业了。因薄有赶五集摆摊多年的经验，和各村镇的老乡们很熟识，一开市买卖就红火起来。
  永丰布店的开张营业，对三义成百货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没有竞争对手了，百货线店由他一家独占，也用不着辛辛苦苦地赶五集了，和永丰布铺两家都受益。与之相反的是万昌布店的业务，因不远处又增加了一个布店，营业额竟下降了三分之一。曹乐亭怎能甘心呢？他了解到这一变化内情后，竟把怨恨集中到陈建章身上，一心对陈报复，但如何挽回被动局面，又一时苦无良策。
  曹乐亭终日坐卧不宁，拜师访友，多方求教，最后受到挚友赵德明的指点，使曹乐亭眼前一亮，决定按计而施。赵德明说：“现在的局面竞争太激烈，本来市场就这么窄，一碗饭都想多吃一口，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为今之计，只有在这两间门面的东边再开辟出一间兼营百货，薄利多销，加强宣传，以壮声色，营业额定能上升，既能抢到百货生意，又能带动棉布，一箭双雕。”
  （3）扩大门面引狼入室
  曹乐亭如梦方醒，千恩万谢，按计划进行准备。又考虑到资金问题，兼营百货是手段，不能从百货上赚大钱，三义成百货店年代久，有基础，与他争夺市场很不容易，必须做得他无我有，他有我赊，他旧我新，才能与之抗衡，达到维护棉布发展的目的。为此就决不能抽掉棉布资金，去经营这不赚钱的百货，顾此失彼。最后决定将百货另行结算，采取招股的办法解脱困境，于是招进了周朗如、王家林、杨文玉、杜瑞徽、张富春、张俊贤、赵德明、刘紫衡、王德顺、张蕴鑫，每股500元，共计5000元。聘任张起堂为经理，择日开张。
  民国三十一年（1942），百货开业，张灯结彩，装修门面，自有一番盛况。说来也灵，营业额果然上升。事情都是相对的，他的买卖好了，永丰和三义成自然又受到影响，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也要采取兴己灭彼的措施。在当时，他们三家大搞商战的局面已成鼎足而三，为估衣街市面繁荣，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乐亭兼营百货，成功了，目的达到了，心满意足了。但好景不长，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对方打算雇用社会渣滓，给他添病。本来是商业竞争，暂时胜利，自己人单，而他们两家对付自己，不能不防。正在这时候，小杜庄的土匪李帽头，到杨柳青来闲逛，看见万昌门面装饰得很华丽，顾客川流不息，李帽头也知道曹乐亭是个新发户，有点名气，早想结识，见面之后，寒暄一番，上茶点烟，很是客气。临行时李帽头的卫兵告诉曹说：“本月某天是李团长（乡自卫团长）老太太的寿诞之日，曹经理如有工夫可以聚一聚。”曹即刻欣然应允，通过拜寿在李帽头家又结识了许多人，如日本宪兵队的特务社某和镇警察局的李所员，你来我往，热乎起来，从而触动了曹乐亭的心怀，认为如果和这些人接近，借重他们的权势，不怕敌对两家来报复。于是就进一步与李等拉拢，以致和李帽头、代连和、李所员、宪兵队杜某等拜了把兄弟，此举造成了大错。因为那四人都是害人魔鬼，曹乐亭这点“盘中菜”哪够他们吞咽的？
  后来他又为了有事和别人商量，又和张阁卿、王家林、代敬海、赵德明、孙子明、刘广池等共七人结拜为把兄弟，这些人虽非什么风云人物，但在社会上也有一号。
  曹乐亭自从结识了李帽头等人，起初还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地发现不对头了，他只顾做生意赚钱，哪知道事情的险恶。今天是杜某母亲做寿，明天是李某孩子满月，接二连三拢冬打网，除了送厚礼，还要到场祝贺，真是应接不暇。另外他们自己买东西记账不给钱，还给上司或别人送礼，这些都由万昌记账承担，等于白拿。当曹乐亭醒悟之际，时已晚矣。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寇投降，杜李二人彻底完蛋，稍松了一口气，李帽头跑到北京隐藏了一年多，只有代连和一人纠缠不休。不久李帽头被土匪赵德谦的儿子大秃子打死。这时已近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两次袭击杨柳青，散发传单，张贴布告，高房讲话，宣传政策，劳动人民都渴望解放。但也有部分人认识不清，像曹乐亭引狼入室，结交杀人魔鬼，自忖解放后，对他是很不利的。同时还有一个代连和死缠，认为只有离开杨柳青，才比较安全。他和张阁卿商量，这时张阁卿的和康棉布庄已经倒闭，正在家赋闲。听了曹言，自己也想借用曹的资金插手合作，就力劝曹把万昌收市清理，把资金集中起来调往天津，人随钱走，家属也走，到天津改营棉布内局，由张来主持经营。曹被迫无奈，只好如此，把一个铁桶似的买卖关闭了。
  资金调到天津，1948年的后半年，组成了德庆成棉布批发商，地址在天津西马路交通客栈的后院内。张阁卿任经理，曹乐亭担任副理。曹乐亭自以为高枕无忧了，一切听从张阁卿办理。当初张阁卿在和康时是大买大卖，别人不干或不敢干的他全干，是因天津市警察局他有一个侄子张筱山。现在时代条件全不同了，不久天津解放，就更吃不开了。
  解放后，镇反运动开始了。曹乐亭对杨柳青镇反运动很敏感，终日打听，却是越打听越害怕，实在坐不住了。有人说：“你从小受苦，结交他们是万不得已，既没有和他们为非作歹，又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怕什么？”但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跑到上海住了半年，又转道青岛。此时赵德明已在青岛安了家，又在那里住了半年，他得知运动对他实在没有什么牵连，才放心大胆地回到天津。立足未稳，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因为德庆成在经营上大胆妄为，目无法纪，偷税漏税严重，按照政策，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按他应补的税款已超过了他们所有的资产，业不抵税，党和政府仍采取了宽大政策，给予照顾，把张、曹二人送到一家黑板工：厂工作，能够维持生活。曹乐亭此时经济上已经枯竭，名誉扫地，十分狼狈。他父亲在家境不佳的情况下，不久去世了。
  曹乐亭以后每天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也因忧致疾，于1970年患脑溢血逝世，终年64岁。
  通过曹乐亭兴衰史料，不难看出旧日社会的商业竞争，为了垄断市场，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与歹徒为伍，狐假虎威，最终落得个身败财尽、名声扫地之下场。试想，如果不是天津很快就解放了，曹乐亭会走到哪一步呢？真是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