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话说“赶白沟河”
  老 义
  杨柳青有句俗话叫“赶西北”，这赶西北指的是到杨柳青西北方向的外地去做买卖。远的是去新疆（赶大营），近的是去雄县新城的白沟镇和文安、固安、涿县、涞水、易县等地（也统称为赶白沟河）。去白沟河做生意要比去新疆的年代早得多。
  赶白沟河的杂货船每年只有八个月的运营时间，其余四个月为冰冻封河期，由农历十月到转年二月，还要再经检修后才开始运转，所以每年春节的销售旺季却是参加不了。多年来的这种情况，渐渐地引起了杨柳青握有资金的大商业主的关注。他们断断续续地到白沟投资建店。到清代末年，属于杨柳青人经营的大小店铺总有十几家，现将当时比较著名的字号简介如下：
  恒义源，是杨柳青河沿六街中段小渡口以东（今门牌153～159）一家老字号。资东姓王，也是全镇号称“八大义”家族的首户（在镇内外其他有广顺义、同兴义、天增义、天泰义等等）。他家是一个从江浙等省直接来货的大批发商，主要经营生漆、桐油、颜料、各种纸
  张、茶叶、红糖、白糖、明矾、信石、胡椒以及腐乳、绍兴酒等调味品和南烟等等。他家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在白沟镇创设分店后，每年营业额占总店的百分之六十，从而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其所用经理职工人员全是老成持重，从不投机取巧，因而博得了一个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信誉。民国后运河梗阻，各类货源多靠海运集中天津，他家守旧日的经营方法，从抓货源来看，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生意总是停在老路上。再加老资东死后，王作礼、王作瑞兄弟二人管业，对业务经验学习不足，缺乏具体知识，每年只看看结算清单，其他很少过问。好在家底大，又有土地等收入，解放前大部分迁往天津，营业亦收市结束。
  天丰号，系合资企业，经理姓安，住杨柳青天齐庙前，人称安五掌柜，自己有一大股，当地人称天丰家的买卖是：“上自绸缎，下至葱蒜。”集副食、食品、生活、生产等品类齐全的综合企业。他家有位糕点技师，会做一种膨化糕点“蓼花”，因为这种蓼花的第一工序各地食品店技师都掌握不好，因此天丰的蓼花很有名，后来就制成半成品叫“蓼花坯子”，把它切成小块，经过油炸，体积膨胀到十几倍，再在白糖中滚一下，即为成品，口感特别酥松细腻，经久不软。这种坯子就成了专利产品。民国十年（1921），这位安五掌柜年事已高，自己腰里也有几万元的家私，就将营业的大部分股盘兑出去。杨柳青人梁栋源、石少华，古佛寺的王少甫都有些微小股，正式的大股东是市里人，姓高。高在白沟呆了几年，又回到天津，由石少华继任经理。石少华共有四子，长子石毓泉被派为驻天津采购老板，王少甫来往于天津、白沟之间辅佐，大股东高某监督，生意依然干得很
  红火。
  明盛号，创始人姓周，这家也是在西北开业最早的老字号，周本一名运输工，自有独轮小鬼头车一辆，可推载四五百斤，为涿县上户运输货物，每十日一往返。杨柳青有座报恩寺，庙中住持与主县西峪寺监院僧是师兄弟，常有书信馈赠等往来，皆托周氏代劳。周到涿县也常以西峪寺为落脚地。后来，在庙僧支持下，遇有庙会周也自己采购一些货物在庙前赶会推销。年深日久，逐渐成为坐商。后在涞水、易县创设两个分号，因业务繁忙，大批货物先到大清河尽头的白沟镇，再等拒马河船中转涿县。遇有价格适宜，也可在白沟镇推销一部分。因此就有了“四大明盛”的称号。
  春毓永，最早为杜春第、杜春稠兄弟二人所经营。开业以来，自东自掌，杜春第在白沟经营管事，杜春稠在家采办托运。俗语说：“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二人锐意经营，生意越干越好，不几年营业已扩大了数倍。民国后杜春第病故，继由杜春稠自己掌管。一度在杨柳青后大街与大寺胡同拐角处设同兴栈，采办运往白沟商品。后因内河航运停止，南方货物全由海轮集中天津卸载，就又在天津市针市街隆顺里设庄进货。他任用了一位陈某为驻津采购员。陈某早年在市老茂生水果糖厂学过制造水果糖技艺，并认为进口洋糖价格比较低，质地洁净，虽不如国产蔗糖甜度高，但当时蔗糖还是采用土法制造，含有杂质，制作糕点必须先融化后，再将杂质过滤提纯，行业术语叫“提浆”，用洋糖可以减少这道工序。陈某后被提拔为管事经理，去了白沟企业又添了自制冰糖水果糖的经营。天津采购员一职换了杨柳青人张富春。张为人老练，把业务做得很
  出色，可与恒义源、天丰鼎足而三。张对颜料颇感兴趣，因而进货路子广泛，他和下行（进口洋商）及市内各大颜料庄的业务员、经纪人都联系很密切，在信息上很灵通。“七七事变”以后，人们都记得，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颜料都停止进口，行情扶摇直上。凡是手里握有颜料现货的都发了大财。因此东伙计议，抽出一定资金，大量买进。本来春毓永平时就注重颜料，又借此涨风机会，更做好涨价原因宣传，另一方面在每月运往白I沟的货船上，没有一次不装载大批硫化青、臭碱、靛蓝、阴丹士林、禅绿等，到白沟后出售也很快，不仅获得了大笔利润，还带动了其他物品的销售，扩大了业务。杜春稠于抗战后期去世，到现在他的部分后裔还在西北。
  富兴德，是一个中等户，比不上前列几家的买卖资金雄厚，开业也较晚。经理韩丹林是杨柳青人，文化程度较高，善于市场预测。“七七事变”后，他认为日寇说“三月内可扫清黄河北岸，一年内可占领全中国”的说法完全是梦话。战争一起来，就三几年不会解决他说：“以后市场茶和糖是俏货，但茶的叶片易氧化，不耐久存，糖价每斤只一两角钱，脱手容易，如果中国交通因战争被切断，光靠日本货是不行的。从此他在天津大量采购白糖，在白沟门市的营业室内，到处码满了了糖包，后来室内存不下，又租赁了几间民房存放。1939年天津大水灾，市内各货栈仓库大部分进水，存糖泡汤成了空袋子转年春季物价大幅度上涨，其中以粮油价格最为强烈，远远超过了糖类的比价。到了1941年日伪把白糖实行了限价出售，街面上有行无市，日本洋行在市内立了几个网点，每人限购一斤，价
  格八角。许多劳苦大众，由夜间去排队，到天亮后发一次顺序号，等到八点开始按号销售。但每个网点只卖二百人左右，就关门停售了。他们挤出的一斤白糖，舍不得自己享用，转卖给本市糕点餐饮业，每斤1.60元。杨柳青前大街有一家春义乡糕点店，经理姓孙，他因没有白糖做中秋月饼很着急，后经过许恩泉老先生（许伯年之叔，曾在白沟工作过）与白沟富兴德联系，搭船运来白糖一包，缓解了生产上的困难。富兴德从白糖大量买进库存，并又随销随进，至1939年天津大水灾后货源日渐枯竭，最后利润虽然都翻了几番，但比起玉米的价格涨幅（1942年夏，玉米每石670元左右，至1945年日寇投降已经到了2000元），他却是始料不及的。若以粮食折算，生意“虚赚实赔”，没等到抗战胜利，把货售完，也就清理歇业了。1943年韩丹林在天津谋得一教师职务，一直到解放后。
  2．新疆帮“天迪商行”轶事
  宋义民
  天迪商行，是赶大营的第三代人经营的，总号在乌鲁木齐南关大街，分号在天津市估衣街。
  资东是韩伯超和韩宗耀，是堂兄弟，杨柳青人。韩宗耀生在杨柳青，长在新疆。韩伯超住本镇三街东盐店胡同，后迁居天津市旧法租界29号路老天祥里。其父韩少堂早年去新疆经商，结识了新疆省财政厅长刘文龙，交往甚厚。在刘的支持下，在塔城开设了盈丰裕京货店，积累了雄厚的资金。韩少堂只此一子，爱如掌上明珠，非常关心伯超的成长，认为不能让孩子继先辈事业，长途跋涉去新疆。近在咫尺的天津乃文邦之地，可以出息人。于是把伯超安排在天津市针市街益善银号学生意，几年后被提升上客房（即走街）。后来刘文龙到天津公干，见了伯超，加倍喜爱，因此情愿出巨资提拔向上。1928年，裕源银号宣告成立，伯超时年30来岁，在天津市银钱业的知名度还不高，自然号召乏力，因此聘请钱行业前辈杨少武为正经理，伯超为副经理，经营到解放前夕歇业。
  吕希曾，字绳武，杨柳青人。自幼家庭赤贫，立志读书。但因经济困难终于辍学。由亲友推荐，在杨柳青估衣街延生堂中药店学徒，以维持生活。他勤学苦练，几年间掌握一般的饮片加工和简单的制药炒药技术。后来提升到门市部，负责抓药。该药店系行医卖
  药的模式，有坐堂的中医两人。其中有一位老中医纪大夫，人称纪二爷。纪老德高望重，医学知识渊博，绳武十分尊重，立志要和纪老学中医。纪老见绳武真诚实意，便悉心相教。
  绳武在延生堂干了八年，此时他已结婚，增加了负担，在延生堂实在干不下去了，就辞职另谋职业。在此赋闲时间，医道有用了。他热心给朋友们义务看病，虽然医道不高，一般浮灾浮病也一看就好。真是名医不如时医。他以医交友，给谋职添了活力。有一位友人叫吴乃宾，人称吴四，是天津市东马路孚中鞋店的东家掌柜。他的鞋店在东马路几十家同业中，业务是首屈一指的。由吴四出资，在东门里二道街成立了昶远百货批发店，聘请绳武为经理，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从而又结识了韩伯超，此时韩已加入了一贯道。
  吕希曾自从结交了韩伯超，对韩十分恭维，韩对吕也十分赏识。后来经伯超的堂兄韩慎斋保举，伯超把吕调到天迪商行，为驻津老板，一步登天。天迪是扬脸的买卖，只是采购，花钱买货，厂家和商号的推销员闻风而来，每天到天迪联系业务的络绎不绝。此时宴请的、送礼的、陪同玩玩闹闹地接踵而至，有的根本挨不上号。当时的吕希曾已经是飘飘然，有点转向，在风月场中留下了足迹，但还是脚面水，不太深。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的资深推销员，老谋深算，奸诈非常，为了对吕更密切，达到多销货的目的，施展阴险手段，什么嫖娼、舞女、女招待等一齐上，初露角色的吕希曾如何能够承受这些妖魔鬼怪的迷魂汤？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脱身，终于被拖了下来。
  吕希曾在解放前夕已经失业，有点积蓄，已将告罄。到了新社
  会，一贯道的压力、经济的困难，贫怕交加，于1957年病逝，终年50岁。
  1928年，以朱炳为首成立了新绥汽车运输公司，由绥远到新疆专业运输客货。他有一个外柜叫伯达书馆，负责人叫张善修，宁晋人，一贯道徒。伯达书馆不经营书籍，也是经营各种物资。新疆帮各号在津采购货物，先运到道绥远通圣转运货栈，再由该栈转到新绥公司装车运往新疆。通圣栈的经理叫孔宪章（人称孔麻子），杨柳青人，孔虽是经理但主不了事（他不是一贯道）。通圣栈的业务人员都是一贯道把持着各个环节的业务，和新绥的人员勾搭连环，因此客货没有先来后到，他把先后倒置了。凡是天迪、伯达、复兴永、广兴和等号的货物随到随运，一般户的货物一压再压，形成凑车凑载的东西。“七七事变”后，新绥的运转已临停滞边缘。想把所积存的货物集中运出，不料汽车行至百灵庙被日寇抢劫一空，客货损失惨重，但没有一件是一贯道的。
  在杨柳青八街河沿大街路南，有一家刘记水铺，掌柜刘玉明。这家水铺在民国十五年（1926），由玉明继其父刘仁经营。当时他是五口之家，上有老父，一妻二子，竟指着这个水铺生活。刘玉明感到既苦又累，担子太重了。他生来就精明强干，还能写一手好字，学习潘苓皋。他对穷是非常不甘心，总想关了水铺另谋他业。怎奈因老父执意不肯，怕他一旦跳槽，如不成功，丢了饭碗。玉明非常孝顺，只好服从。转年，老父亲病故，玉明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想改行。当时赶大营非常火暴，你来他往，买房置地。玉明对此垂涎三尺，于是全家人离开杨柳青，走上了梦寐以求的去新疆赶大营之路。
  到了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大失所望，所期望投奔的两家亲朋发生了变化：一家吃了官司，一家不知去向。刘玉明傻了眼。这怎么办呢？好歹找个安身之处先留下了。怎奈腰中空乏，决不能坐以待毙，就暂且以卖字为生。玉明写潘体几乎可以乱真。而潘体字在新疆很受欢迎。潘苓皋当过甘肃省省长，新疆是甘肃划出来的，因此群众有些印象。
  事有凑巧。这天，韩宗耀路过字摊，一看字写得很好，非常惊喜。又和刘玉明攀谈，知道是家乡人，就更加亲近。此时韩宗耀正在物色适宜人选，增加自己的实力。此刻发现刘玉明正中下怀。于是二人越谈越投机，交了朋友。宗耀要求玉明入号协助经营，玉明久旱逢甘雨，哪有推脱之理。入号后，玉明兢兢业业，积极经营，使天迪商行的面貌焕然一新。韩宗耀非常高兴，倍加赞许。终于拜了把兄弟，在金兰谱上又加了许多亲密无间的内容。韩宗耀有些失控了，话也说的过了头。而一方无心说，一方有心听。刘玉明是机灵鬼，点子特别多。心想：何不借东风，从此大干一场？干对了名利双收，错了不就是只身一人吗！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向韩宗耀提出许多建议，在天津大批进货此时正是新绥汽车畅通无阻，只要在天津装上货，七天到新疆，货到钱回。
  例如，当时天津、北京等一九〇蓝布正时髦，男女都穿。新疆省也见到了这种货，但因群众不太习惯，销路不畅。玉明提议可以采购一批一九〇蓝布，加强宣传，造成热潮，定可获取厚利。韩宗耀起初怀疑不定，经玉明阐述情况终于默许。当即给天津拍电报买货。不久货到，按天津的宣传方法，用几个大盆放水泡布，以显示色真。
  此招果然奏效，这次买卖获得了厚利。韩宗耀对玉明是心服口服，但不知他二人已经是同床异梦。玉明是看出殡的不嫌殡大，此时天迪商行的经营大权完全掌握在玉明一人之手。当时天迪商行已经拥有几十万元的资财。任何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七七事变”，日寇侵占了华北，新绥汽车覆没了，各种运输已完全隔绝，天迪商行的业务自然停滞了。刘玉明一看，火候到了，便提出辞职。韩宗耀大惊，反复挽留。怎奈刘玉明去意已决，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清算财产。而清算时彼此条件大相径庭，终至翻脸。后经过多方调解，结果把天迪的大部分财产算给了刘玉明。韩宗耀为人憨厚，自认倒霉。这正是“交情莫言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戴廉增画店”轶事
  戴敬勋
  据戴氏族谱记载和老辈人传说，戴氏先人自明朝永乐年间，携画业，随漕运粮船北上，定居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以来，到戴廉增敬记老画店歇业为止，共传19代，历时500年。
  戴廉增的字号，始创于清乾隆初年，为戴氏画业传人的第九代。以后因画业日兴，又分出“美丽”和“廉增利”两号。后来人们常说的“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就是指的杨柳青最大的两家画店。前者为戴家三店，后者指齐家三店。当时杨柳青大小画店作坊不下20多家，从业者不少于3000人，而其中从业最早、规模最大、声望最高的，要数戴廉增画店。
  戴氏画业由家庭作坊开始，经过儿带传人苦心经营，逐步发展为以外加工为主的大画店。更由于明末清初以来，位于津门咫尺的杨柳青，处于大清、子牙两河交汇点的西河与南运河之间，水陆交通方便，商贾富豪云集，沿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南北航运畅通，早已成为一个商业重镇。而紧靠杨柳青以南的一带乡村（原古佛寺、张家窝、老君堂、炒米店……即所谓的老南乡48村）却是“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秋季光秃秃，冬季凄凉凉”的盐碱易涝之乡，那里的人们大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戴廉增画店正是看到了这一有利条件，大量雇用南乡廉价劳动力进行外加工，把印
  了墨线的画坯子和样子，交由加工户去着色、描金。这样不仅大大推动了年画业的发展，形成了“家家会点染，户户擅丹青”的画乡之势，同时，也使南乡的穷人多了一条谋生之道，给自己拓宽了发迹的道路。
  听老人们说，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戴氏现任，家教甚严。小孩子从五六岁起就日课小楷一页、大楷三张，学讲孔融、司马光、燕山教子、孟母断机等故事，所以长大成人之后，都很规矩老实，且各有专长。以我父亲这辈为例：伯父雅泉I工竹兰；二伯精颜鲁工；父亲善画金鱼，曾在天津南市开设国画馆；二姑、三姑的花鸟虫鱼则在扇画中每有佳作。
  每逢夏夜，合家老小，点上用香蒿草搓成的长绳熏着蚊子，围坐在院内纳凉。老奶奶总是手摇大蒲扇，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关于杨柳青年画的传说故事。什么“连年有余”、“黑驴推磨”、“天仙下凡”、“青年耕作”，没完没了，没个重样的，反正都离不开画。画儿画的如何如何好，说的栩栩如生。传的年代久了，故事也多了，印象给人们也留的深了。这就是所说的“杨柳青的画儿，一年古一张，不知落在那一方”。殊不知，这是画业的自我夸耀，不论出于有心或无心，之中美好的传说，既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又做了无形的广告。而且这种民间形成的口碑式的广告，比着现在电视屏幕和报刊上的什么“畅销海外”、“誉满全球”的吸引力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之期，哪家哪户不愿花上几个钱儿，买上几张有吉祥喜庆的内涵、有传奇色彩、大红大绿、鲜艳漂亮的杨柳青年画贴在屋里呢？又有谁去非要那张非“古”不可呢？如今仔细想来，对于老
  辈子人们上述治家之法和经营之道，还真觉得很有启迪呢。
  当年戴家画店共有七个四合院，光自己家里人做活的就有200余众，是杨柳青最大的画作坊。每年腊月前后，正是画店忙不过来的时候。老掌柜要陪着画师们谈论稿子淡旺，评说点套粉金的活路。柜房还要打点批发、照应门市。这时，赶西大营的早走了，去归化城走北口的也动身了，下关东送货的上路了，去苏杭调料的也该启程了。画业只忙一个月，赶到年根画忙完了，才见点年气儿。每到三十晚上，老族长总是带领合家老小，举行祭祖仪式，并就此重申家训。他敬重地用手掌指着挂在北墙山的画像，告诉族人：这位老爷子就是咱戴廉增号的创业人——戴廉增。他老人家能写会画，精刻细印，为画画刻版，辛劳一生，累坏了双眼。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们：“戴氏子孙要世世代代做好买卖人，当老实人。”还说，乾隆爷在位期间，六幸江南，有一次路过杨柳青，曾到咱戴廉增画店看过画，这家训就是乾隆爷看画时对祖上的赞誉。
  不管这家训来历如何，以戴氏家族的门风看，对后人却不无好处。
  4．庆生号的发家
  许伯年
  庆生号是杨柳青镇在解放前赫赫有名的一家商号。它以杂货庄为名，实际是经营银钱业，做存放款的生意，兼营粮食、棉纱、棉布、画工原料，并倒卖金银等。凡是有利的买卖没有不干的。它善于观察形势，经营有道，接待和气，服务热情，讲求信誉，博得了工：商界的赞许。有些有积累的人家，都愿意把款存在他家，所以庆生号的买卖越干越兴旺。
  庆生号的发家于安起富、安起贵开始。这亲哥俩，生于清光绪年间，原来是贫寒人家，年轻时卖烧饼果子为生。以后随着清末民初杨柳青赶大营（去新疆谋生）的兴起，由新疆等地捎来不少的俄国帖子（羌币），就是白俄卢布，以及各地铜子、纸币、银元，需要兑换天津地方流通的纸币、银元等，以兑换差额而有盈余。嗣后发展了存放款业务，在大寺胡同口I开了个门脸，字号叫富春祥杂货铺，在门市上零售油盐酱醋纸张蜡烛，在后柜房却大干起银钱业存放款业务。日本统治时期，他囤积美国煤油而而致富。特别是粮食，日本人统购运走了，充了军饷军粮，而叫老百姓吃混合面，其辣苦味实在难以下咽。庆生号看出了生意，派人到各地采购了大批豆饼、山芋干供应居民吃，比吃混合面强多了。这几水买卖庆生号赚了大批的钱。
  日本投降时，一些人未看清当时的经济形势，纷纷抛售物资，一时物价大落。黄金由日伪联邦48万元一两，落到2.5万元一两。安家那时收买了不少黄金和其他物资。等国民党接收的来了，没有半个月，物价大涨了数十倍，黄金达到150万元一两，安家又发了大财。
  这时安起富又把精力放在经营农业上，置办了不少的地亩，自己雇人种着一部分，而将大面积的土地出租。安起贵在家中享福养老，买卖交给侄子安承珠、安承宝经营。安承珠、安承宝很会做生意，加上会看门道的大同事张恩庆。张建议：干杂货庄油水不大，还是专干银钱业好，利钱大还能利用存款干更大的买卖。于是安家采纳了张的建议，把富春祥杂货铺买卖收了，在原地更名庆生号杂货庄，专门做存放款的银号生意，从此庆生银号的名声在本镇及附近村庄叫响了。
  当时庆生号辐射范围达方圆百里。海下的咸水沽、武清的王庆坨、霸县的胜芳、静海的独流等地工商户，以及附近村庄的住户都有存放款，本镇的绅商、富户，移住天津市内的财主更是重要的顾主。
  天津市的一些银行银号对庆生号亦是函大的后盾力量，著名的有国家的中国银行，官僚资本家开的中南、大陆、盐业、金城四家，另有新疆帮家乡派干的天瑞、谦义、和生、正丰裕、敦城、福顺、太和记等将近40家银号。特别是大陆银行齐玉芹经理，对庆生号更是支持，用多少筹码划多少码子。
  移住天津市内的财主，他们在郊县有大量的土地出租，委托庆
  生号代收地租。如聚德董绍康教授，他本人在南开大学教书，地租全部存在庆生号。文丰泰安家在大柳滩有地四千亩，新疆帮兴泰和资东白琴轩在当城有地二千多亩，他们的地租都由庆生号收存。
  地方的各项税收，电力费以及公用事业等所收款项，也交由庆生号暂存。对庆生号资本周转起了很大作用。
  再有本镇的一些地主少爷们，他们一味享乐，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借了庆生号的款一时还不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本利相滚欠下了了一大笔债无力偿还，结果不得不把祖上遗产抵债。通过这种手段使安家兼并了大量土地。
  综上述各项存放款户共5000余户。庆生号凭借着雄厚的资金来源，放款的高息，扩大了财产积累。它经营20余年，购置土地1.8万亩，房屋5所约200间，连尊美堂的房也买了一条（四个院）。在天津市购买连片的房开了一家大货栈，也经营银号业务。和安家联营的也有10来家，在杨柳青的银钱业中富甲一方，是势力雄厚的首户。解放前夕，被镇上称为新八大家之一。
  5．回忆杨柳青早期的照相馆
  ——裕庆祥
  
  王云
  杨柳青最早的一家照相馆，开办于1918年，字号“裕庆祥”。地址在河沿大街中渡口1东侧塘子胡同南头一个小院里。院内有东房一间，是营业室，南房三间是卧室和工：作间。院子上面搭有玻璃罩棚，好像是农田的暖室。在罩棚的玻璃上涂着一层稀薄的白磁漆，下面还挂着两块可以伸缩的折光布（因为那时还没有电灯照明，都是采取自然光），前方还立一大穿衣镜，利用光照反射，摄影师全凭经验计算曝光时间。照相工：具有一套40厘米平方形折叠式的镜箱，直径7厘米的大镜头，内红外黑的覆盖布，三脚架和用于显影、定影的白磁浅盆，修相架、底版架、晒相镜框等。道具有黑白油画大型布景两种，一为园林图案，一为洋楼街景，另外还有三腿圆桌台布和几把洋式椅子等等。原材料有2～12吋的玻璃底片，晒相纸及显影、定影用的药品赤血盐、海波等，货源均购自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四面钟悭村洋行。
  店主人王琴轩与其兄王子鸣早年均先后去过新疆。因家中尚有老母在堂，无人侍奉，王琴轩带了点钱回来。鉴于当地的乡亲们怀念家人，都托王捎信要家人相片以慰远思，而引起了王琴轩对照相术的兴趣。通过寻师访友，不久就在家干了这个照相馆。但是开
  业以后，生意并不怎么理想。原因之一是照相的价格比较贵，一般收入少的照不起；二是当时还有一种传说，照相是洋人的魔法，可以摄走人的灵魂，这种传说在国内普遍存在。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的横行跋扈，群众恨之入骨，所以人们对这些洋玩意儿，从心理上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不光说照相是摄入灵魂，对留声机也传说是拐来儿童挖出心肝和灵魂输入机头上。更有一件事加深了人们对照相摄魂的印证。光绪初年，本镇大粮商庆源号的一位经理，到南宿州采购了一船粮食，正遇上宿州一位友人大办寿辰，贺客中的几位朋友一起照了一个合影，这庆源的经理也在其中，回来后拿着照片给别人看，不到一个月这位经理就病死了。因此这庆源号老主人告诫儿孙，无论任何场合，均不准照相。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之后，杨柳青成立了支应局，后来结束时，全局乡绅由天津请来摄影师合影留念，
  照相馆
  其中成员之一的刘文蔚（字霞轩，庆源号家族，曾为伏羌县令）就婉然谢绝了。自称“尊父命，子孙不准照相”。虽然裕庆祥开业距支应局时期已20余年，但一般老人，仍心有余悸。所以裕庆祥开业之初，除春节期间，有些业务，忙上一阵外，平时事情不多。好在这一行业利润很高，毛利率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平均每天如有一到二次照相，维持生活就不成问题。工作的清闲，引起了他下象棋来消磨时光的嗜好。常常是几位棋友终日对弈，甚至废寝忘食，当然也影响了技艺和业务的钻研。有时顾客来照相，往往是一棋未结局叫人耐心等，有时还错过了最佳的光照时间。以后又迁店址到大寺胡同等处，仍是嗜棋如命。民国十七年（1928），本地人李树东在西头娘娘庙前开设了一个新芳照相馆（渤海前身），夺走了一大部分生意，裕庆祥的买卖就每况愈下了。勉强支持了两年多，终于停止营业，全家又去了新疆。
  6．万昌布店曹乐亭兴衰始末
  喻 叟
  曹乐亭，原名万恺，杨柳青镇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幼时家境贫苦，其父在他周岁时去了新疆，在天山南路开当铺，常年不与家中通信寄钱，仅依靠母亲为本地大新源等鞋店加工一些零活，如沿鞋口阡膛底等糊口。乐亭12岁即在外当学徒工备受疾苦。民国十四年（1925），本镇永兴利资东周玉茹出资2000元，在估衣街路北开设一恒兴益布店，聘董凤翔为经理。董素知曹乐亭老实可靠，召雇为业务员，月工资6元，供食宿，母子二人始得温饱。布店又召一学徒工张国瑞，全店三人开支不大。曹乐亭对工作不怕辛苦，兢兢业业，因而营业不错，每年结账皆有盈余。当时社会上兴办一种“老人会”，系团体互助组织，办法是聚集60岁以上有子女的若干人，每人每月交款1元，10年还本。中途某人不幸死亡，可先支取衣衾棺木款120元，以后其子女仍按月补交1元至10年期满为止，健在者也可退还原本。经理董凤翔见此异想天开，并征得资东同意，召集会员60余人，不意两年之间，竟死亡20余人，除收入存款两年不足1400元，共佃出资金1200余元，严重影响了资金周转。而丧家领走120元后，办完丧事，其子女多不付每月继续存款一元的债务。子女多的互相推诿，子女少的无力再存。一般每月按时交款的见死者领去丧葬费后，多不交款，恐怕日后吃亏，纷纷退
  会索存，因此把一个好端端的布庄就亏累歇业了，结果造成三人同时赋闲。
  曹乐亭为人老实，有进取心，在恒兴益干了几年，把经营棉布的业务知识都掌握了，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然而因时值直鲁联军败退抢劫大乱之后，市面萧条，市场萎缩竟又陷入绝境，连一个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幸而从前到天津进货时，认识了一个老乡叫张阁卿，当城人，此人足智多谋，处世圆滑，最初在天津市估衣街万聚恒颜料庄学徒，后来改行干起了棉布跑合生意。见乐亭失业，生活无着，就向一家小批发布店担保，赊给他一些零布头到杨柳青集市贩卖。赶上天好也能赚个块儿八角的，这样干了半年多。每次去津趸货，总是步行往返，一分钱也不敢妄花，就这样勉强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1）喜从天降
  民国十八年（1929），曹乐亭的父亲忽由新疆启程回家，并带回大洋4000元。这一来，真是久旱逢甘雨，曹乐亭高兴极了，他先用500元，给父亲典当了刘家胡同（今十街）石毓玉的南房三间，有暂安居之处；接着在估衣街施衣局胡同迤东，租了一间门面，开设了万昌布店。曹乐亭凭着多年的经验，把一个小门面安排得井井有条。本着勤进勤销的原则，经营些在当地适销对路的布匹，因此开门大红，父子俩干的特别高兴。两年后业务发展了，店堂不够用了，又迁到曹家胡同东边的两间门面（今前百西侧）。店堂大了，人手又感不足，找了一位会计和两名学徒。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就把身下住房转典出去，另置了上马石胡同姚芹洲的一所四合
  院，并大兴土木，特别是两间东房装修了地板、护墙板、天花板等，很讲究。这是为了送给当初为自己担保赊布，现又在沦陷初期领了一个山西老客的资本、经营和康棉布批发的张阁卿的。张没有子女，除住房外不再有他求。这时曹乐亭除自置的一所住宅外，到年终结账时，尚有大五福市布2500匹的家当。
  （2）市场竞争好事多磨
  本镇东边杜家庄（今一街）有一个薄永年，他父亲薄金棠曾在尊美堂护院保镖。石家全家迁往天津，给资遣散，薄就以这少许资金，贩卖汤布为业。薄永年自幼追随父亲做小生意，先是经营布头、布尖，后又增了整布，在镇内摆摊，也到各处赶集。薄永年有时到万昌布店串门，他看到坐铺的和摆摊的做买卖有很大差别，顾客进店看布非常规矩，即没有还价的，也没有争尺的，成交非常顺利，薄永年很受启发，从此也想开个门脸。
  陈建章，宁津人，在民国初年继承他父亲在估衣街经营三义成百货线店。陈为人比较老练，寡言少语，吃苦耐劳，善于经营。该号地址即在原少年宫对过，向东隔着一条窄胡同，还有一家义顺成百货店，并排两家都卖同样商品，生意上自然形成竞争，店小利润低，所以在经营上都不够理想。后因义顺成经理刘紫衡爱好书法，打算去天津拜师求教，将店铺兑了出去，三义成的陈建章也因门市生意清淡，常赶五集，陈建章和薄永年一起在集上摆摊，薄就把有意开一门面经营布匹的想法和陈建章谈了。陈听了非常赞成，认为如果把义顺成接兑过来开布店，自己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因此对此事比薄还要上心。经多方奔走，几经周折，总算把接兑问题顺利地办
  理妥当。民国二十九年（1904），薄家的永丰布铺开张营业了。因薄有赶五集摆摊多年的经验，和各村镇的老乡们很熟识，一开市买卖就红火起来。
  永丰布店的开张营业，对三义成百货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没有竞争对手了，百货线店由他一家独占，也用不着辛辛苦苦地赶五集了，和永丰布铺两家都受益。与之相反的是万昌布店的业务，因不远处又增加了一个布店，营业额竟下降了三分之一。曹乐亭怎能甘心呢？他了解到这一变化内情后，竟把怨恨集中到陈建章身上，一心对陈报复，但如何挽回被动局面，又一时苦无良策。
  曹乐亭终日坐卧不宁，拜师访友，多方求教，最后受到挚友赵德明的指点，使曹乐亭眼前一亮，决定按计而施。赵德明说：“现在的局面竞争太激烈，本来市场就这么窄，一碗饭都想多吃一口，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为今之计，只有在这两间门面的东边再开辟出一间兼营百货，薄利多销，加强宣传，以壮声色，营业额定能上升，既能抢到百货生意，又能带动棉布，一箭双雕。”
  （3）扩大门面引狼入室
  曹乐亭如梦方醒，千恩万谢，按计划进行准备。又考虑到资金问题，兼营百货是手段，不能从百货上赚大钱，三义成百货店年代久，有基础，与他争夺市场很不容易，必须做得他无我有，他有我赊，他旧我新，才能与之抗衡，达到维护棉布发展的目的。为此就决不能抽掉棉布资金，去经营这不赚钱的百货，顾此失彼。最后决定将百货另行结算，采取招股的办法解脱困境，于是招进了周朗如、
  王家林、杨文玉、杜瑞徽、张富春、张俊贤、赵德明、刘紫衡、王德顺、张蕴鑫，每股500元，共计5000元。聘任张起堂为经理，择日开张。
  民国三十一年（1942），百货开业，张灯结彩，装修门面，自有一番盛况。说来也灵，营业额果然上升。事情都是相对的，他的买卖好了，永丰和三义成自然又受到影响，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也要采取兴己灭彼的措施。在当时，他们三家大搞商战的局面已成鼎足而三，为估衣街市面繁荣，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乐亭兼营百货，成功了，目的达到了，心满意足了。但好景不长，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对方打算雇用社会渣滓，给他添病。本来是商业竞争，暂时胜利，自己人单，而他们两家对付自己，不能不防。正在这时候，小杜庄的土匪李帽头，到杨柳青来闲逛，看见万昌门面装饰得很华丽，顾客川流不息，李帽头也知道曹乐亭是个新发户，有点名气，早想结识，见面之后，寒暄一番，上茶点烟，很是客气。临行时李帽头的卫兵告诉曹说：“本月某天是李团长（乡自卫团长）老太太的寿诞之日，曹经理如有工夫可以聚一聚。”曹即刻欣然应允，通过拜寿在李帽头家又结识了许多人，如日本宪兵队的特务社某和镇警察局的李所员，你来我往，热乎起来，从而触动了曹乐亭的心怀，认为如果和这些人接近，借重他们的权势，不怕敌对两家来报复。于是就进一步与李等拉拢，以致和李帽头、代连和、李所员、宪兵队杜某等拜了把兄弟，此举造成了大错。因为那四人都是害人魔鬼，曹乐亭这点“盘中菜”哪够他们吞咽的？
  后来他又为了有事和别人商量，又和张阁卿、王家林、代敬海、赵德明、孙子明、刘广池等共七人结拜为把兄弟，这些人虽非什么
  风云人物，但在社会上也有一号。
  曹乐亭自从结识了李帽头等人，起初还没什么感觉，后来渐渐地发现不对头了，他只顾做生意赚钱，哪知道事情的险恶。今天是杜某母亲做寿，明天是李某孩子满月，接二连三拢冬打网，除了送厚礼，还要到场祝贺，真是应接不暇。另外他们自己买东西记账不给钱，还给上司或别人送礼，这些都由万昌记账承担，等于白拿。当曹乐亭醒悟之际，时已晚矣。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寇投降，杜李二人彻底完蛋，稍松了一口气，李帽头跑到北京隐藏了一年多，只有代连和一人纠缠不休。不久李帽头被土匪赵德谦的儿子大秃子打死。这时已近解放了，人民解放军两次袭击杨柳青，散发传单，张贴布告，高房讲话，宣传政策，劳动人民都渴望解放。但也有部分人认识不清，像曹乐亭引狼入室，结交杀人魔鬼，自忖解放后，对他是很不利的。同时还有一个代连和死缠，认为只有离开杨柳青，才比较安全。他和张阁卿商量，这时张阁卿的和康棉布庄已经倒闭，正在家赋闲。听了曹言，自己也想借用曹的资金插手合作，就力劝曹把万昌收市清理，把资金集中起来调往天津，人随钱走，家属也走，到天津改营棉布内局，由张来主持经营。曹被迫无奈，只好如此，把一个铁桶似的买卖关闭了。
  资金调到天津，1948年的后半年，组成了德庆成棉布批发商，地址在天津西马路交通客栈的后院内。张阁卿任经理，曹乐亭担任副理。曹乐亭自以为高枕无忧了，一切听从张阁卿办理。当初张阁卿在和康时是大买大卖，别人不干或不敢干的他全干，是因天津市
  警察局他有一个侄子张筱山。现在时代条件全不同了，不久天津解放，就更吃不开了。
  解放后，镇反运动开始了。曹乐亭对杨柳青镇反运动很敏感，终日打听，却是越打听越害怕，实在坐不住了。有人说：“你从小受苦，结交他们是万不得已，既没有和他们为非作歹，又在经济上吃了大亏，怕什么？”但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跑到上海住了半年，又转道青岛。此时赵德明已在青岛安了家，又在那里住了半年，他得知运动对他实在没有什么牵连，才放心大胆地回到天津。立足未稳，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因为德庆成在经营上大胆妄为，目无法纪，偷税漏税严重，按照政策，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按他应补的税款已超过了他们所有的资产，业不抵税，党和政府仍采取了宽大政策，给予照顾，把张、曹二人送到一家黑板工：厂工作，能够维持生活。曹乐亭此时经济上已经枯竭，名誉扫地，十分狼狈。他父亲在家境不佳的情况下，不久去世了。
  布庄
  曹乐亭以后每天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也因忧致疾，于1970年患脑溢血逝世，终年64岁。
  通过曹乐亭兴衰史料，不难看出旧日社会的商业竞争，为了垄断市场，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与歹徒为伍，狐假虎威，最终落得个身败财尽、名声扫地之下场。试想，如果不是天津很快就解放了，曹乐亭会走到哪一步呢？真是发人深省。
  7．双顺和油厂轶事
  刘贵祥
  （1）农户兴家初建油坊
  1908年，庆云县农民刘常顺夫妻率四子景新、景春、景泰、景山六口人，迁到前桑园村、在族弟刘常明家东边建房定居，务农为业，以勤奋耕耘八年的积蓄，于1915年用土坯建成榨油作坊，取名“双顺和”，当时是用骡马拉大石碾，将黑豆或黄豆轧成薄片，在工字形铁立柱上，挖长孔揳硬木楔子式的轧油杠，在一块带圆油槽和流油嘴的石坨上累放七层，用一种扁叶形的草裹放豆片在两个铁圈内，称为豆坯，再经人力用木楔子加压多次，将在铁圈四周流下的豆油，经石坨上的油槽油嘴滴入油桶内，待压到程度再撤楔子取豆饼。这种古老的榨油方法不仅费力，而且出油率低。
  （2）设备更新 产销两旺
  因生产销售顺利，深感设备陈旧日，生产量低，因此购进两架四杠的人工手推式轧油机。这是用带横肖的铁杠，推动六眼铁圆盘上的螺旋杠，加压力轧油。因为压力大，速度快，大大增加了产量，基本上满足了市场需求，缓解了当时农村无化肥和豆饼短缺的难题。所产豆油除在当地零售外，也供应附近村镇的商贩。原料大部分由杨柳青集市购进，由于产销两旺，生意逐年兴盛起来。
  （2）好景不长 遭匪抢劫
  1925年初夏一个深夜，在几声枪响之后，一群匪徒砸门跳墙而入。住房门窗被砸，进屋翻箱倒柜，对其家人强打谩骂，并以香火烧身，抢走所有钱财衣物，捆成几个大包袱，把油坊账桌砸开将银元抢掠一空。后又鸣枪把刘景春捆绑到铁路洞口，稍后把刘放回，众匪徒逃走。当时村民都惊恐万状，无人敢管。致使刘氏全家数年积累荡然无存。为免除后患，全家和油坊都迁往杨柳青镇，以策安全。
  （4）移地重建 再展宏图
  他们到杨柳青镇后以大楼胡同一个四合院为住宅，在牌坊迤东北河沿大街（火神庙对过）重新建厂，到1927年才恢复生产。因当年杨柳青电灯房发电量少，经申请被批准为深夜用电。门前悬着白天限电牌，因此，刘景春和其父常顺商定，增设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为动力。当时本镇虽有豆油坊数家，因新迁来的双顺和油坊有不少的交往关系和多年生产经验，因而进销两旺，大部分产品装运天津西关食油市场存栈。由景春常驻推销，将货款存入北门外针市街银号为储备用。豆饼则由景山和侄子刘贵荣负责对本镇和邻县农户销售，也供牲畜饲料之用，还远销静海、武清、王庆坨等处。基本上是产多少销多少，很少积压。后来又租用了东邻成春堂药店对过的三间房为存黄豆和黑豆的仓库。到1935年除本家有七口人参与经营外，又雇工10多人，其经营规模居全镇首位。此后又在老警察局外以西赁了一套双四合院砖瓦房，将大楼胡同住房卖出，增加了经营能力。
  （5）火灾降临 片瓦无存
  1936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当工人们各到操作岗位等待开启发动机时，王姓工人在距离发动机不远处的汽油桶前，用油勺向小
  嘴油壶注油时，因失手将汽油滴洒一地。而在摇动启动手柄时又因发动机上油嘴螺丝没拧紧，造成火花冲出，引燃了地面滴洒的汽油，顷刻间就引燃了汽油桶，更引燃到豆油缸和豆油桶。当时虽有一口水缸，但也无济于事。本镇各火会先后赶临现场扑救。当时水枪喷到油缸、油桶时，油液四溅，火趁油势、油助火威，把火烧得更加旺盛。当时驻镇部队二十九某连也派多人助阵灭火，也是一筹莫展。就这样直烧到日出天亮才熄，油厂被烧得房倒屋塌。所幸全厂23人均无伤亡，没有殃及邻居。当全厂人员跪送各火会和部队离去时，已红日高升，全家老幼和工人们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6）竭尽全力 再建新厂
  双顺和自迁至杨柳青十多年间，由于产销两旺，积累较厚，虽然遭受了火灾损失，仍在天津银号还有大额存款。还有在天津不少同行好友相助，并通过天津元纬路祥泰和机械厂的协助，经过一年多努力，创建了一个棉籽榨油厂，1938年基本建成，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先进的工：业。在原厂址兴建起高有12米的青砖烟囱，五节卧式蒸汽锅炉，由天津祥泰和机械厂派来技师帮助安装。成套机械设备有启动机、棉籽圆筛、克皮机、棉籽仁圆筛、五轴连轧油滚、机动炒锅、蒸汽机、榨油机、搅动清油锅、炼皂锅，还有切皂锅与打印机。在运转试车时，由于景春、景山兄弟二人与二侄刘贵荣等参与安装运转亦学会了技术，同时重视了防火安全，在储运库和油库间增添了防火缸，小铁桶等防火设备。起初投产时，在祥泰和机械厂技师指导下，对于操作规程、技术工艺要求严格，主要环节都有专人司
  理，其产品是精炼卫生油（即棉籽油）和日月牌肥皂。炼油和制皂都要掌握精确的火碱（氢氧化钠）浓度和投放量，以保证质量。榨油机要控制好棉籽饼压延薄度和速度，因为直接影响产油量的高低，所以确定专人掌管。这里已由景字辈以下的五侄刘贵祥（本文作者）担任会计。该厂经过七年奋斗，得到复兴，全厂发展至30多人，仍又成为杨柳青镇制油业首户。所产肥皂更受欢迎，在沦陷时期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缓解了民众所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制日货的作用。
  （7）生产受挫转营土地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来后物价飞涨，物资奇缺，农产品棉籽和煤炭等原材物料更加紧缺，终因购不到原料而被迫停产，逐步辞退了大部分雇工。同时在银号的存款，又频频贬值，迫于生计，就以大量资金买进土地十多顷，以供出租和全家分种。对油厂所有设备，由家人轮流守护，此时全家将房地产分掉，各自谋生，有的子姓到天津商号当职员，这样度过了黯淡的岁月。
  糕点铺
  香油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