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青区图书馆

1．杨柳青南36村画业兴衰史略
  张茂之
  （1）年画集散地——炒米店村
  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开通，从南方运来的纸张精细好用，给年画的改进提供了物质条件，杨柳青年画业从此有了更大发展。
  杨柳青年画业的振兴，给南36村带来生计。清道光年间，年画作坊、画店和从事年画加工的画工如雨后春笋，顿时出现在南36村。其中最著名的是炒米店村。
  炒米店村发展年画业有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有技术基础。不少在杨柳青画店干加工活的画工大都来自炒米店村，画工们带着精湛的画艺回乡操业，给炒米店村发展年画生产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条件。。其次是当地有可供年画制版用的杜梨树木及杨柳青回春堂商店向南36村赊销生产年画用品和振记商店的放债，这就给炒米店村发展画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还有，炒米店村地处津保（天津——保定）公路故道沿线，交通便利。
  基于以上原因，炒米店在清道光年间兴起，到光绪年间已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当时只有140多户人家的炒米店村，年画店就有近百家。炒米店大街东西两侧，画店林立，许多醒目的画店招牌悬挂门前。给人们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画店有：德盛祥、德义祥、大吉祥等。画店经理分别是赵兰香、赵佩、孙禄，他们原籍都是河北省武强，通称武强帮。义盛发、义顺发、永和德、增兴、成庆永、万泰长、永和号、恒元盛、新记、盛恒、德盛恒、万顺恒等画店经理被人们遗忘了，只记得他们都是丰台人，通称丰台帮。而炒米店本村人开设的画店，一般规模不大，著名的有祥和顺、宝和顺、和平顺、万兴隆等，经理分别是陈宝祥、陈宝儒、陈宝平和赵景华、赵景明兄弟。静海县张汉冲开设的惠博生画店，宁晋县尹四爷开设的万盛恒画店，周李庄张永华开设的华兴隆画店等，都是著名的画店。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炒米店村民纷纷在天津市里开设画店。江济奎在大伙巷开设了永兴画店，韩振忠在小伙巷开设了元和画店，都兴盛一时，对炒米店画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炒米店年画做工精细，登峰造极，很多能工巧匠画出了不少精美作品。有人说炒米店村一年有一张“古画”出世。这当然是传说，但因此也说明炒米店村年画质量之好、色调之鲜艳、立体感之强，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提起在炒米店村传世多年的精美年画工艺品水陆——阴间12罗，人人赞不绝口。此画系民国初年陈宝珍和陈宝章兄弟二人共同所做。陈宝珍是个能工巧匠，他在天津市德裕宫画店卖艺终生，专门搞画样。许多缸鱼、佛像、戏出等销路甚广的年画都是出自这位巧匠之手。后来他年老体弱，告老还乡。为了把画艺传给家乡人民，他接受了佛会交给的绘制“水陆”任务。兄弟二人花费半年多的光景创作了这幅作品。陈宝珍在画完“水陆”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这套“水陆”作品共13幅，每幅长约2米，宽1.2米。内容是描绘善恶不同的人们死后在阴曹地府的因果报应。如：生前涂脂抹粉过多的妇女，死后受抱烟囱熏脸之刑。生前浪费水太多的人，死后打入污水坑喝污水。生前贪吃别人东西的人，死后受剖腹倒肠之苦。生前爱说别人坏话的人，死后受割舌之刑等等。最后一幅是死鬼喝迷魂汤，以遗忘前世，然后转世托生。行善积德的人，死后过金银桥，投胎于官宦富贵人家；损人利己的人，再投胎到叫花子人家；作恶多端的人，转世变成猪、狗、牛、马等。过去死人出大殡，请佛会念经时，就把“水陆”吊挂在灵棚里，用以劝诫世人。
  这套“水陆”作品做工精细，画面没有印版，都是画师徒手绘制。画面色调协调，比例匀称，线条优美，景深清晰，立体感很强。又是用的高级颜料，久存不褪色，堪称一绝。解放后，这套作品密藏很久，直到1965年“四清运动”时，佛会才忍痛把它交给了工作队，可惜现在已不知下落。
  炒米店村年画的鼎盛时期是清朝光绪年间。清末，土匪横行，多数画店纷纷迁往杨柳青和天津市，炒米店的画业就一蹶不振了。
  不少人说，炒米店村是杨柳青年画的发源地。理由有二：第一，清朝末年，土匪横行，炒米店有许多画店迁到了杨柳青，才使杨柳青画行兴隆；第二，炒米店在清朝光绪年间有异常繁荣的年画史。炒米店村民自豪地说：一（北）京、二（天津）卫、三炒米店，即画店的规模和年画生产的数量、质量，炒米店都仅次于北京、天津。这种说法当然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清末时期炒米店村的画店迁往杨柳青，而没有看到炒米店村的画艺是从杨柳青传入的；只看到炒米店村画行仅次于京、津，而没有看到京、津二市的年画店其实是从杨柳青派生出去的。
  有据可考，元朝末年，年画技艺就传入杨柳青。到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杨柳青年画就已经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而炒米店村画行兴起只能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比杨柳青晚四百多年。由此可见，杨柳青年画还是发源于杨柳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整个东北、华北，炒米店村的年画业又遭洗劫，画版被砸毁，年画和画纸被用来铺路。日伪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购买力极低，又有胶版印刷的“洋”画充斥市场，杨柳青年画销路几乎走到了绝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门神、灶王、佛像等无人信奉了，甚至连缸鱼、娃娃等年画都很少有人问津。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扫“四旧”的浪潮下，许多精细的画版被砸烂、焚烧。炒米店村的年画业因此一度绝迹。
  1989年前后，还有南方年画客商来炒米店购画，炒米店无画可售，客商扫兴而归。1980年，东北大虎山来人到康庄子拜师学艺，学画魁星和八仙对，因为没找到画师，终于败兴而返。由此说明，炒米店的画业虽然停歇了，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2）关于南36村的画业史
  除炒米店村外，有画店的村还有周李庄和南赵庄。
  周李庄村有华兴隆、福兴隆两个画店，都是清朝光绪年间开业的。人们称其为周李庄年画业的两条龙。华兴隆画店在炒米店村开业，由张永华经营，他资金雄厚，画版较全。题材有大缸鱼、小缸鱼、三才、贡笺等。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买卖兴隆，日本进关后开始衰落，解放前倒闭。
  福兴隆画店，清朝光绪年间由边宗礼创业，后来为边宗礼之子边学良所继承。画店在山东省潍县灵通街开业，年画多为三才、贡笺等。每年中秋节至年关在山东潍县经营零售和批发业务，买卖兴隆。每年腊月，福兴隆画店派人到天津市西关街万顺客店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日伪时期倒闭。
  义成永是南赵庄独一无二的画作坊。清朝光绪年间由杨永义、杨永成、杨永兴兄弟三人合伙经营。其规模之大，产品之精，驰名全国。从前过春节，北京城各大门楼贴的巨幅门神都是义成永画作坊加工：制作。其规格是5×8尺，画纸是拼合的，画版也是拼合的，制作费时费力，当然价钱也昂贵得多。
  民国初年，杨氏三兄弟分家，各立门户。义成永画作坊落到杨永兴名下，他继承千余块画版，继续经营年画作坊。
  民国中期，杨永兴之子杨立仁继承父业，经营义成永画作坊。画些东海娘娘、海大子（各种海神）。这些都是航海人信奉的迷信品，一直畅销沿海地区。
  解放后，作坊解体，杨立仁只作些小规模经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扫“四旧日”的红卫兵抄走了他家千余块画版，昔日印巨幅门神的大画版拿到海河工地做跳板使用，只有一块八仙人画版幸存，那些精细珍贵的画版都荡然无存了。
  薛庄子，从前是年画比较昌盛的一个村。各家各户都以加工：年画为生，村民们从炒米店村领来画坯子，经过敷粉、着色等工序，再把产品交售给炒米店村。它的兴衰完全依附于炒米店村，炒米店村画行衰落了，薛庄子的画业便自然不驱而散。可是现在唯有84岁的王桂成（现为西青区政协委员）老人仍没放下画笔，把精美的画艺一直延续至今。
  邻近薛庄子的董庄子村，画业发展与薛庄子大不相同，它以裱糊业为主。裱糊技艺较高的有张开印、吴同禄、冯金树、刘长顺等人，他们都给天津市德裕宫画店裱活。
  董庄子以作画出名的只有郑国勋一人，他擅长国画，画的芦雁、山水堪称一绝。日本侵华前夕，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
  和董庄子相似，张家窝村也于裱糊年画出名，当时全村300多户人家就有100多户从事年画裱糊。多为炒米店村和天津市裕德宫画店干加工：活。其中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张洪生裱糊作坊。1956年，公私合营，张洪生之子张秀廷退休还乡后仍到处奔走，积极筹备，在张家窝村成立了画杆厂，承担杨柳青画社加工画杆和裱糊业务，也算是张家窝村年画业的延续吧。
  张家窝村从事绘画业务比较有名的是张朋饶，他画老人像出名。后来高俊祥、马寺秀、杨锡荣拜张朋饶为师。但张家窝村的绘画业始终没有兴旺，它与裱糊业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南36村，不少村民经营贩卖年画业务，天津市里多处有南36村人销售年画的摊点。张家窝村的村民久占宫北大街（今文化街）地段，每值农历十一月，张家窝村的印画便布满天津大街。摆摊者为占领摊点一席之地，用红纸写“年年在此”四个字，贴在自己过去摊位的墙面上，以示别人不能占用。
  清朝，天津人周宝善因此诗曰：“腊尽冬残百货乖，‘年年在此’是招牌。张家窝里刊奇画，不到中旬贴满街。”这就是当时年画市场的真实写照，也记载了杨柳青年画南36村的一段繁荣历史。
  康庄子村、房庄子村、东硫城村三村毗邻，都有一段年画繁荣史，并各有特色。
  康庄子村康雨田和他老伴胡金凤绘制的字画，题材有八仙对和魁星两种，独具风格；康庄子村的姚泽印画老人画；康文广、康文举兄弟画兰、草、竹、梅和美人，做工精细，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房庄子村的刘思德，在清朝光绪年间就成了画界的知名人士。他画美人、画佛像堪称一绝。后来其子刘家生继承父业，由于他苦心钻研画艺，在其父亲精湛画艺的基础上又有提高，因此很快扬名于世。
  房荫枫是房庄子村如今依然健在的著名画工。他祖孙三代从事画业，以画佛像出名。解放后，他拜爱新觉罗·溥佐为师，学画国画，年画国画技艺并存。现在有不少精细作品出自这位老艺人之手，很受人们喜爱。
  东硫城村的刘全祥画艺超群，他是众多画工之中的佼佼者，出样、刻版样样精通。民国初年，他在天津市德裕宫画店卖艺，1939年辞世。其子刘宗立、刘宗恒继承父业。
  东硫城村有一位姓胡的老人，画娃娃一绝，名字被人们忘记了，官称娃娃胡。他还能画传影、水陆、缸鱼等。他的作品精细美观，远方年画客商经常到他家购画，买卖兴隆。
  古佛寺、宫庄子、阎庄子、小甸子四个村，昔日没有年画作坊和画店，但给炒米店村画店加工作画和画工却遍布全村。在比比皆是的画工中，有不少能工巧匠，比较著名的画工是张开亮。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浪潮中，张开亮被迫交出画版，唯有他亲手刻制的“六曲黄河阵”画版，一直密藏至今。
  小甸子村，从清朝至民国年间是个家家都有版、人人干加工的村子。郑广勤、张云清、王云章、王文廷、刑万梓、毕连发等人都是小甸子村画业兴盛时期的骨干人物，他们的精湛画艺至今被人赞颂。
  阎庄子村，76岁高龄的翟文彬老人，现仍执笔作画，每值冬闲季节，就和杨柳青年画社联系业务，画些五子爱莲、大过新年、庄稼忙等画面，交售给杨柳青画社。另外还有周玉森、王文玲、王文祥、王文梓、郭宝荣等画工。
  宫庄子村王学勤一家，是三代从事画行的知名户。王学勤是画行中的有心人，自幼跟随父亲王文明学艺，很快精通画艺，并能刻制画版，建国后仍在作画，画些缸鱼、娃娃等。1956年初级社成立，他的画业中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村画版统统销毁，唯有他密藏不交。现在还有三块缸鱼画版幸存。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重兴画业。现在有一间简陋画室，用传统的木版印刷与敷粉、着色工艺绘画，产品保持杨柳青年画的原始状态，独具一格。
  宫宝元、宫凤发、宫凤桐、宫作森等人昔日在宫庄子村年画行业中小有名气，只是他们的作品今已失传。
  大沙窝村，当年画业也曾兴旺一时。孙润森、孙润田、杨万风三人画艺超群，在天津市德裕宫画店从事画样工作多年。吕寿和、吕寿云绘画造诣不浅，一直在炒米店操业，从事出样。杨柏光、杨柏起、孙润善、杨万普、杨万桐、杨玉峰、韩凤栖、刘玉明等人都是大沙窝村出类拔萃的画工。他们自画自裱，交给炒米店村画店出售。
  除上述各村外，还有一些画工零星分布于各村。如下辛口村郭景贵专画花草、戏出；中辛口村王思彬画美人、门神；东碾砣嘴村的宋竹轩画传影，张少青画佛像；西碾砣嘴村的张玉存在周李庄画店从业；西马庄村的李先生画佛像；谢庄村的曹万山画佛像；祁庄村的张先生画娃娃、缸鱼；郑庄子村高恩培、张元贵画年画；西硫城村的彭国林画佛像；胡永安、于连成及其儿子画缸鱼、娃娃；高村的张书明、张书田兄弟画老人像，杨德华画年画；老君堂村的王广裕在天津德裕宫画店出画样，杨鲁森和其子杨振生在炒米店永和号画店从业，朱国贤画佛像、水陆，张瑾、王广滋和王宝影父子都是老君堂村作画能手；后桑园村的孙柏禄、孙柏乡兄弟二人画年画；木厂村王树彤画三才、王景泉画胖小、灶王、门神，姜育宽画合家欢乐，沈万山画接财神等，姜相荣画传影；宣家院村的张永金、张文海父子给炒米店村干加工活；小杜庄村张玉川、冯开俭、谢永富等也是给炒米店村画店干加工；大杜庄村王寿德、韩丽平、周子德、张普德和张洪彬等人都给炒米店义盛发画店加工年画；小沙窝村郭连文画佛像，水平较高。这些分布各村的画工，对南36村的年画业发展起着众星捧月的作用。
  （3）德裕宫画店与南36村
  德裕宫画店位于天津市针市街，经理姓胡，官称胡二爷。他原来开草料店，光绪初年，廉价购买一批英国被烧残的带光纸印制年画。因画面精美，十分畅销，胡二爷从中获利巨大，从此改行画业，成立了德裕宫画店。民国初年由胡二爷之子胡文汉和胡文藻兄弟继业。新中国成立后，于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杨柳青年画社。
  为了买卖兴隆，当年德裕宫画店在南36村招募了不少能工巧匠为他出画样。从清朝光绪年间到“中华民国”，前后有张家窝村的张朋饶、张洪生，房庄子村刘家生，炒米店村陈宝珍、陈宝章，老君堂村王广裕，大沙窝村孙润森、孙润田、杨万风，木厂村姜相荣，下辛口村韩景贵，东硫城村刘全相等优秀画师投靠到德裕宫画店，为德裕宫画店创造出无数精美作品，从而为之提高了声誉，扩大了销路，带来了企业兴隆。
  德裕宫画店和其他画店不同，他收购年画不分季节，常年经营购销和批发业务，所以南36村的年画源源不断地涌向德裕宫，使之与南36村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
  2．杨柳青镇钱行业沿革
  筱庭
  （1）钱业的形成
  天津钱行业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天津于明永乐年间建卫，钱行业形成至早应在明朝正统年间。因为那时天津早已建立城垣，人口骤增，商业云集，进入了城市发展阶段。此时的杨柳青，由于南临运河，是漕运要道，北面子牙河又是通往河北各地的重要水路交通，因此南北各地土产物资运输贸易繁荣。当时天津北门外已经形成相当繁华的商业区。而杨柳青镇也以运河沿为中心，商品通达武清、安次、霸县、静海等地。作为商品交换的货币，其流通必然频繁，时常发生借贷行为。
  当时流通的货币是以白银为本位的银子和铜质的制钱（俗成老钱），两种不同质的货币同时使用，产生了按一定比例兑换和交换行为。既然要兑换，又有借贷，这就产生了以此为营生的商号和经营人员。这些从事兑换、借贷的人或商号就是“钱业”，这就是钱业在杨柳青的起始和形成。
  清道光、咸丰年间，天津城内有了钱铺、银号、钱庄、票号，杨柳青镇也有少数人经营金店、银楼和兑换钱的钱摊。杨柳青人去新疆经营商业，需要携带大宗银子，非常不便，于是采取汇兑的方法。在光绪年间，新疆帮将银子汇兑到天津各票号，其款项均由永兴利承
  办代取，转交到新疆帮杨柳青本主手中。
  （2）新疆帮与钱业
  天津城和杨柳青镇钱行业的发展与赴新疆经营商业有很大关系。
  听老人们说，去新疆发了财之后，除了置办产业，大部分在天津城内投资经营银号。杨柳青也有不少财主，于清末民初在城内经营银号。
  杨柳青八大家之一文丰泰安文忠，与天津有名的巨头郭巨卿、金品山成立了洽源银号，仔肩为十万两白银。在30年代更名福康仁银号，以后安家又集资操办了谦丰银号。
  另一家为同盛和（新疆帮字号）周家，周耀亭和新疆贾步云、李纪庵集资十四万银洋开设了天瑞银号。
  新疆帮兴泰和白琴轩和同盛和在津合资开了和生银号。另外还有中和、中兴、惠昌、裕源、福顺、久大、中裕、谦益、正丰裕、义胜等50多家银号都有新疆帮和杨柳青人投资入股，上述银号占天津市200家银号的四分之一。这200家银号分天津帮、北京帮、山西帮、山东帮、河南帮以及河北冀州帮。在清朝年间山西帮居先，到30年代由于杨柳青人和下野的官僚军阀投资开号，天津帮占了上风。
  正由于杨柳青人在市内的银号业具有一定影响，故有不少人托亲靠友，在银号谋求职业，至今在一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中，不少在银号中做过事。
  （3）羌帖市场
  羌帖是俄国通用货币卢布的别称，也叫俄国帖子。清朝末年，东北三省和新疆地区除通用白银和制钱外，俄国卢布也通行使用。当时杨柳青人正在新疆各地做生意，特别是一些批发商人在新疆收购各种药材、畜产品运津销售，又在天津采购各种布匹、百货等日用杂品运回新疆。而新疆银两和帖子兑换比例低，天津银号兑换比例高，更有些贴水，因此其间大有利可图。于是有人收购倒卖帖子，在杨柳青和天津市内形成了两个帖子市场。那时杨柳青倒卖帖子的，有著名的永兴利米面庄、庆生号前身富春祥兑钱摊、玉成号兑钱摊。有些住户也收购倒卖。在天津市内主要由俄国道胜银行收兑。
  清末时经营俄国帖子的有东西两大帮。东帮以奉天（沈阳）、吉林、哈尔滨为主；西帮以杨柳青的新疆帮为主。由于新疆面积广大，杨柳青人在此经商的范围也大，所以他们每次回家都带回不少的羌帖，使西帮成为大宗羌贴经营者。1918年苏联革命成功，大批俄国贵族、资本家及溃散的俄国军队逃到中国东北、西北，带来大批羌帖，致使行市骤跌。到1923年，羌帖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了。其间倒卖羌帖的杨柳青新疆帮损失最惨，如永兴利周家，竟因此倾家荡产。大约有三千余户人家因此受到损失，痛悔不已。
  （4）本镇钱业
  杨柳青镇钱行业的兴起和赶大营也有关系。当时天津市面货币很乱，有银子、制钱、羌帖、日本老头票、铜子等等。由于银子成色不一，制钱、铜子也有大小伪劣之分，需要到金店或银号鉴定，而且兑换率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致使兑换业有利可图。
  民国初年，杨柳青有两家换钱摊，一是庆生号的前身富春祥钱摊，亦称大安起钱摊；一是老戴爷钱摊。老戴爷就是后来开玉成号
  的戴恩荣的父亲。1930年后，镇上又陆续开了十几家黑银号（没有在政府正式登记许可、钱业同业公会备案者）。
  庆生银号
  创办人安起富，继承人安承宝、安承珠，安家独资经营。来存放款户有5000多家，发财后在市内开了一家大货栈，置房5所近200间，买上等好地18000亩，可谓富甲一方，为杨柳青新八大家之一。
  玉成银号
  玉成银号是戴家独资经营，经理戴恩荣。戴恩荣之父老戴爷，在民国初年摆换钱摊，后来靠上了天津市正兴德茶庄的穆家。穆家将其在杨柳青子牙河北3000亩地中的1360亩委托其管理，使其成了二地东，发迹后开了银号，一直经营了二十多年，置房2所20间，置地700亩，在杨柳青银号业位居第二。
  恩成银号
  设在杨柳青药王前庙，卖烟卷代换零钱。玉成号老戴爷年龄大了之后，将穆家管地的差使交给了侄子戴恩俊代为管理，使恩成号代替玉成号，成了穆家的二地东。戴恩俊有钱后翻盖了新房，开了银号，请了李鸿翥管事，拉了不少客户。少东戴景泉几年间发了大财，新盖的四合院就是现在的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日址陈列馆。
  祥盛银号
  经理韩澄，是成兴平的少爷。与明盛周家、元兴宋家以及成兴平韩家合资课业。因为是有钱的八大家投资，一般存款户较为信任，往来串换的有400多家。经营虽平淡无奇，但在本镇有比较好的声誉。
  裕丰号
  在河沿大街官斗局东，是肖家独资开的，经理肖丹圃，原来是天津银号走街的，出号后接兑了张玉家开的裕丰杂货铺，在前柜继续开杂货铺，后柜干银号业务。他的往来户，多是粮商粮贩等。
  万兴银号
  设在施医局胡同，经理张兆伟，原在天津敦昌银号做事，出号后自己出资20多石麦子开了银号。主要往来户是百余家小商贩。由于资本太小，周转不开，仅仅两年多就自行倒闭了。
  庆瑞和银号
  地址在曹家胡同。由张稚武和赵少棠两家投资开设。共计50石麦子钱，聘请杜蔚岑当经理。杜原来在天津中孚银号做事，干银号很内行。他鉴于万兴号经营不景气，眼看倒闭，便把万兴号的客户拉过来扩大自己的业务。商号七八个同仁，同心合力，干得很活跃，直到解放后才收市。
  其他银号如义胜银号，是日本时经营的，到日本投降便收市了。再有在解放前夕开业的义兴号、大康号、钰珏号、永生号、同益号、永和成等，其资金皆以实物计算，多的100石玉米，少的50石玉米。存放款业务各重一方，有的侧重棉花业的小商贩，有的侧重棉布商贩，有的侧重服务行业，并有在附近农村发展存款户的。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是在天津市银号做过事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营经验，存放款户大都在150户至300户之间，范围不大，尚可维持。
  以上综计前后共开业银号14家，到1949年解放后全部歇业，结束了杨柳青私营银号的历史。
  3．杨柳青镇典当业史略
  任文锦
  杨柳青在明代就有了一家典当，规模很大，地址在药王庙前大街，院中央盖有专存放高级金饰物品的库房，名称瞭望楼，上有清大学士方观承书的“齐云望月”大匾一方，从墙外就能看到，是一山西人干的。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军北伐之役，被清胜保军和芦团乱民劫掠一空，这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业主，无法办理善后，就逃之夭夭了。清同治元年（1862），天津县令张余庆，以镇里没有当铺不便民为由，号召绅商投资，乃有杨柳青首户万兴公石家在猪市大街其族燕庆堂西侧路南开办了万顺当。天津宫北大街（今古文化街）长源号杨家也在河沿东街购买了大院一所，建起了中兴典当（现已拆除），门前矗立起“云龙刁斗”旗杆。从此杨柳青有了两大当铺，他们都是天津有名的八大家之一，为了炫富互相抗衡。这两家在天津及外地如胜芳、信安、静海、武清、固安、白沟等地各有典当数十处，可以说哪里有中字号，哪里就有万字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在天津及外地的中昌、中通、中祥等字号大部分被抢，而万字号因石元仕设立了支应局，领有侵略军都统衙门的护照，只固安一家因护照迟到遭受了一些损失。
  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制造了壬子兵变，两家当铺再度被抢（只限于天津），以后又维持了十年歇业。北伐后，天津市面稍见稳定，中兴当的资东又派来几名旧日同仁，在原址干起了“代当”。后又出现了几家与天津当铺有联系的“代当”。其中有宝昌、宝和、德益等，老百姓称为小押当。以上几家代当，除中兴代当外都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德益代当经理王绵生，山西介休人，想在杨柳青开一正式当铺，因此联系了天津日租界裕丰当经理韩景陶、李国琦到杨柳青考察。并介绍“杨柳青做小生意的人多，跑单帮的人多，没落户有鸦片瘾的也多。这三多的特点就是干当铺的支柱，再加上附近村方圆百里之内，除天津外，别处也没有当铺”。韩、李二人同意后，拨出部门资金委托王绵生筹办。最后选址在河沿西街西成春药店对过的一个大四合院（韩家酱园旧址），租赁过来暂时开业，取名仁和当。仁和当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开业，七月七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所有抵押品变得毫无保障，王绵生经多方联系，将自己的当铺迁入高墙深院的万顺当经营，方才觉得平安。
  平、津沦陷后，典当业的处境也变得极为困难。因为典当的物品需要存放一年半才能当死，人们全不等抵押品过期就想法赎出，这样典当也虚赚实赔。后来典当业大多将抵押品估价减低，来减少亏累，将一部分资金另营别业。因为估价低不能满足抵押人用钱的需要，社会上又出现了有人用抵押当票的办法来剥削穷人。他们利用收买旧衣服做招牌，实际上是放高利贷来盘剥典当者。还有一种日、韩浪人开的白面馆，在墙上开一小洞口，也挂着押当的牌子，吸毒者把财物从洞口送进去换出一张押当票和一包海洛因。这押当票上填写着韩、日文字，也无法辨认，到期回赎，好的变成破的，或者根本不承认，甚至大打出手。吸毒的瘾士大都是没有骨气的，一挨打只好逃跑，、当然是咎由自取。。
  仁和当没有熬过这八年沦陷的岁月，在止当候赎等了一年多时间，就歇业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党统治天津，市内几家典当恢复了营业，当期改为三个月。但时间不长，纸币毛荒，物价三个月要涨十倍，典当也全部停业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人民生活非常重视，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一般劳动人民都有了固定工作，并且有了劳动保护法规，遇到什么困难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典当行业也就随之消失了。
  4．杨柳青的鞋行业
  许伯年
  杨柳青虽然距天津市仅15公里，但解放前人民生活还不像天津市内那样讲究穿戴。解放前在北京讲究“头顶马聚元，脚踏内联升”；天津讲究“头戴盛锡福，脚穿德华馨”。解放前，杨柳青人在穿鞋戴帽上，不论市民农民，几乎都穿布面便鞋。有中年青年穿的杭元皂鞋、洒鞋、驼鞍式棉鞋，老年人穿老元皂鞋、两道脸鞋；棉鞋是大云和精云式。从鞋面上分，有帆布的、平绒的、毛礼服的、皂布的、充礼服呢的。从鞋底上看，有毛底、千层底、法蓝底、花旗底、软厚底之分。
  杨柳青鞋店著名的有五家。
  （1）万盛斋
  万盛斋开业于清朝光绪末年，开办人宋家凯、宋家祥兄弟。他们原来是有名的元兴号米面庄宋家楼的后人，由于不善经营破产倒闭。后为生活所迫，学了鞋行手艺，在镇西运河沿开了鞋店。清末民初，镇西一带商业很兴旺，鞋店买卖不错。后来随着商业东迁鲜货市、估衣街，买卖衰落下来，到日本统治时期，周转鞋不足150双了，只能做些加工活，兼卖鞋来维持生计，这样延续到解放。
  （2）大新源
  大新源是万盛斋的分号，1925年开业，由亲戚筹集200元现大洋为本钱，购置鞋原料，组织了若干京作鞋作坊加工各种鞋。从市
  内趸来各种帽子，可以说鞋帽双全。掌柜的宋家凯对加工户做的鞋，验收质量很严格，底、帮、口、绱各工：序都丝毫不含糊。他不但组织外加工户做鞋，连家中人都跟着忙乎，剪鞋面、沿鞋口、扎鞋帮子、缝堂底等数道工序都自己干。家中有一台美国大轴双机头缝纫机，自己扎鞋帮子。
  在业务忙时，前店后厂，后面有十多个工人绱鞋，遇上加工鞋供不上卖时，在天津德华馨和北京内联升趸鞋卖，鞋的品种多，型号全。他的生意经是在鞋盒上印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结实耐穿”、“言不二价“等。由于讲求信用，服务良好，很得顾客信任。他供应的面也很广，不只本地，外地农民也来杨柳青捎双鞋走，连地方武装自卫团保安队都成批地买他的鞋。兴旺时有各种鞋1000多双的周转量，在杨柳青成为数第一的鞋店。不过到国民党时期就不行了，周转量一下子下降到了500双。
  （3）吉顺斋
  吉顺斋是1923年开业的。掌柜的叫宫汝林。他原来是干粮行的，后来赔了本，干不了了。宫家和万盛斋是亲戚，由于常去鞋店，对于鞋行业懂些门道，就在河沿街租了一间门J脸，既趸鞋也组织鞋作坊加工鞋。开业的前几年兴旺了一阵子，后来销路不好，买卖也萎缩了。它有200双鞋的周转量，终因不景气，在“七七事变”前倒闭了。
  （4）西大兴
  西大兴是高家开的，大约在1924年开业，这位高掌柜乃鞋行业出身，主要销售洒鞋和皂鞋，都是毛底千层底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农民。后来高掌柜眼坏了，儿子没接过来，维持到解放时歇业了。
  他平日鞋的周转量300双，鞋行居第二。
  （5）永源和
  永源和是董光蓝1924年开的。新式门脸，曲尺柜台，货架是玻璃门。开业是领他舅舅杜家的东，有法国曲轴缝纫机，雇了姓周的师傅扎鞋帮鞋口，另雇绱鞋师傅加工计件。还从天津趸来男女及儿童式的各种鞋帽。每到旧日历年生意很忙，买卖基本不错。、可惜的是董掌柜好玩闹，把生意逐渐搞坏了。倒闭后自己倒也下辛苦，赶五集做买卖，到日本时期很难维持生计了。
  除了以上五家鞋店外，还有几家摊商，主要的是桐兴成和刀子张。
  桐兴成字号是姓姜的哥俩干的，有个哑巴，自己在家做鞋，自做自卖，做几十双鞋各处赶集摆摊出售，到解放时收摊了。刀子张本名张鸿彬，从父辈就经营刀子。到日本统治时期，看到鞋卖得快，从独流趸来各种毛底子千层底鞋出售。由于独流鞋结实，很受群众欢迎，一直经营到解放后，1956年公私合营。
  以上是鞋店和鞋摊的经营情况。他们的货色成品，大部分来自许多加工户。这些加工户，各干一道或两道工序，其中主要是打布夹子、切底、圈边、剪鞋面鞋里、扎鞋帮子、衲底、掐脸、绱鞋、缝堂底、排鞋、烘干等12道手工工序。经过这12道工序、百人之手，才能成为一双成品鞋。
  5．杨柳青棉花行业沿革
  许伯年
  棉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用途广泛。其价值高于粮食比价。且因适于薄地种植，杨柳青当年周围二三十里的村庄农民，都乐于种植棉花，从而使杨柳青镇一度形成了棉花的集散地。
  1920年，杨柳青第一家经营棉花的宝兴恒开业了。宝兴恒原设在天津城里鼓楼东，地势狭小，收棉不便，为此在杨柳青设立分号，并购置了人力轧花机，由东光县请来了轧棉工：搞加工，既收购籽棉，又收购皮棉。收棉范围涉及保定、廊坊地区各县，连北京南苑也来杨柳青交售棉花。收购的棉花在杨柳青打包后，运交天津市华新纺纱厂。华新纺纱厂是大官僚周学熙等人筹建的，周学熙是袁世凯当总统时的财政部长。该厂设有三万九千纱锭，日需皮棉四千斤。那时不止华新，在天津的北洋、恒源等纱厂用棉，大部分都依靠河北省各地供应。连上海申新纺纱厂（荣毅仁经营），也来天津收购皮棉杨柳青距津咫尺，水、陆交通方便，给棉花经营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在30年代，陆续开业的有协利成、聚和祥、永聚、同兴、万聚成、天义祥、永记、永顺德等14家，他们都置有轧花机、榨包机，收购打包转运一条龙。
  做棉花买卖，大有利润可图。在30年代，每百斤籽棉9元，每百斤皮棉45～48元，棉花的出棉率有多有少，由籽棉加工成皮棉，有50％～80％的利润，而棉籽尚未计算在内。
  亦农亦商季节性经营的小作坊，每家有人力轧花机2～5台，共有120多家。著名经营者有：卢金堂、岳开树、魏福记等。有合股的，有独资的，他们只能收购籽棉加工成皮棉，无打包设备，他们的皮棉分别交上述商号。
  以自行车、小推车为工具到四乡收购籽棉的商贩就更多了，他们收棉的本钱有的是自筹的，有的是从棉商和小作坊借的。但他们收购来的籽棉，全部交售给棉商或作坊。本镇约计有500多名棉花贩子，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少数是商贩，利用冬闲贩运。、综合上述，基本上形成了三级经营网络。他们互相往来，通过收购、交售、加工、运转，形成了棉花行业。
  日本统治时期，由于战争需要，日本实行棉花统治，进行了大量的掠夺，使棉花行业形成了畸形发展。所有的棉花，完全由日本人安排，除一部分交给纱厂外，大部分交日本出口了。那时由日本三菱、三井、日信、江商等洋行或株式会社经营。为了谋取利润，对日本出口的棉花，打包时掺水、掺土、掺一切杂质，凡是能压分量的东西都往里掺。并用贿赂手段，打通收购检验、过秤装船各个环节，那时干棉花的赚了日本人不少钱。因之落了个黑白鬼子的绰号。黑鬼子是指干煤的，白鬼子是指经营棉花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本所管的棉纺厂，由国民党以敌伪产业全部接收了。组建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杨柳青棉行
  所经营的棉花大部分交中纺公司。那时经营棉花的有永顺德、西城记、天义祥、惠丰、同兴、天义成等14家（宝兴恒早已收市了）。其中以永顺德、西诚记为最兴旺。由120家作坊、500多商贩构成的经营网络，均由中纺公司直接派人监督收货。那时美棉充斥了棉花市场，农民开始推行美棉种子。质量比日本时强多了，棉绒长了，棉籽小了，含棉率高，能纺高级纱支，所以当地粗绒棉基本上淘汰了。
  解放后，杨柳青镇供销社在1950年先后接管了西城记、永顺德两家大棉花栈。接受了全部加工设备，留用了部分人员，派出干部专门学习棉花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杨柳青轧花厂，根据国家指令，由供销社统购、包销。
  6．杨柳青麻行业产销史话
  许伯年
  麻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麻的种类很多，有青麻、黄麻、洋麻、亚麻等。自清代以来，在津西带利用低洼之地种麻已渐兴盛。如杨柳青、当城、水高庄、第六埠、静海县的二堡、三堡、王口，以及霸县的杨芬港、蔡家堡、肖家堡，沿子牙河、大清河、中亭河西岸东淀、莲花淀等地很适合种麻，特别是种植青麻。
  自清朝末年直到解放后，百余年来种麻相沿成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常获丰产，被人们称为“麻窝子”。东淀是天津市麻纺工业和制绳生产的主要原料基地。
  青麻的收获季节，亦是上市旺季。麻的销路，主要是天津市内，以麻袋厂为主，其次是麻绳业。
  解放前，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原属静海县，由村内有权势的人把持着麻的收购运输销售。
  当时杨柳青经营麻行的有：
  姜记麻行，经理姜树荣（原是脚行头头），有伙计10余人，每年夏秋之交，经营30万斤左右。
  诚记麻行，资东是新疆发财户穆春弟，代理东亚麻袋厂收购青麻，地址在东当铺内，每年经营约40万斤。
  永顺德棉花栈，冯玉华集资创办，在棉花淡季时，经管1段时间，主要主顾是杨芬港、肖家堡的种麻户，每年大约能收20万斤。
  德和货栈，冯德出资经营，有5人同时帮忙。他家原来以经营花生、葵花子等干货为主，兼理青麻，每年代客成交15万斤左右。
  顺德绳铺，亦是冯德出资开办，由陈宝昆任经理，以产销各种麻绳为主。有8个伙计摇绳，自收自用，每年需10万斤左右。有时也倒卖青麻，等行市好时再出售。
  其他如王王记绳铺，杨家四顺铁铺等，经营数量就微不足道了。
  天津东亚麻袋厂是最大的用麻厂家。它是由天津市有名的资本家宋棐卿开设的，杨柳青绅商单聘三在该厂有很多股份，1940年开工生产。那时正是日本统治时期，麻袋不能进口，市场很缺。该厂开工后，需要用大批原料，近郊县产的青麻，由厂子派人直接组织收购，或委托商号代购，杨柳青有的商号就是通过单聘三介绍而直接交东亚麻袋厂的。
  东亚麻袋厂每天生产麻袋5000～7000条，用麻3万余斤，年需1000多万斤，在津西能解决400万斤，其余在河北省各地解决。
  解放前，天津市麻绳业有1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东浮桥附近，即现在的金汤桥西岸。他们购麻组织麻绳生产，在上市旺季时收的麻大部分存在货栈，同时货栈也组织青麻购销业务，代客成交，吞吐量很大。但有些商人为了谋取暴利有掺水作假现象，往往影响经营信誉。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麻行业蓬勃发展，青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业部门推广了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方法，水利部门进行了洼地改造，给青麻生产提供了良
  好条件。供销社在郊县产地建立了收购站，受国家委托，对青麻实行派购包销，并调整了麻粮比例、等级单价和季节差价。
  1963年，罕见的大水侵袭了天津市，方圆数百里的东淀成了大水库。当时正是青麻收获的季节，大批的青麻正在沤洗期间，大水突发，使来不及抢收的青麻都被水冲走了，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经过根治海河，大洼改成了粮田，有的改造成了园田，种植青麻的也就微乎其微了。
  天津市西青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7．杨柳青农副产品经营史话
  许伯年
  杨柳青在北宋早期还是一片沼泽的洼淀水乡，由于不断淤积，到北宋末年逐渐干枯，形成村落，直至清朝仍有不少坑塘洼淀。
  这些坑塘洼淀盛产芦苇、蒲草。特别是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两岸河滩地，芦苇、蒲草绵延丛生数十里。丰富的苇、蒲、柳资源，为农民生产苇制品、垛秆子编筐等柳制品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
  （1）苇制品
  苇制品包括苇席、各种篓子等。清朝时，杨柳青西边各街农民大都织席、编篓，自产自销。各乡生产的苇制品在集市上摆满了一条街。为此在十一街牌坊往东至西渡口，称为苇市大街。
  当城、水高庄、第六埠、辛口等村农民不只在旧社会织席，直到解放后50年代还从事织席生产。当时本地已经不产苇子了，杨柳青供销社为支持此项副业生产，千方百计由各地调运苇子，大约每年曾向新疆、宁夏调大苇60万斤，由东郊调苇子150万斤，这些能生产苇席10万余片。
  （2）蒲制品
  蒲制品包括各种型号的蒲包、蒲席、蒲坛、蒲垫、蒲圈，各号草鞋等。大沙沃、小沙沃、大杜庄、小杜庄、王村、当城、水高庄、第六埠、小甸子等10余个村农民的产业历史已有200多年了。在旧日社
  会就地取材，自产自销，有的在杨柳青集散，有的运至天津城西芥园销售，那里靠南运河有个蒲包码头，大宗成交，称为蒲包店。小甸子村专门生产蒲圈，家庭厕所用，出产的蒲垫，过年时磕头铺地用，生产的蒲鞋，亦称草鞋，寒冬季节当棉鞋穿，既经济又暖和。
  解放后蒲草原料不多了，但生产需要量还很大。供销社组织人员由内蒙古和大港等地调入大批原料，年生产蒲垫300万个，蒲席50万张。由供销社收购，销往全国各地。
  （3）柳制品
  在杨柳青子牙河北，有一望无际的柳树，都是一行一行的生长，大约距离五米左右，人们称为柳行子。有的在地四周种有柳树．中间是耕地，人们称为风水柳子。这些柳树树干较细、丛生。有人说，杨柳青地名就是因为有成片的杨柳才起的。
  从生产上说，这些柳树生长三年即长成材，本地叫三年一茬，三年一砍。砍净留根重新生长，砍柳子过去称为点柳子。这是一个好生意，由经纪人或二地东经营，组织人员加工，将生长直立、无弯曲的按粗细、长短分别加工成大型杆、小型杆、镐把杆、扁担杆、条笊把杆，墩布杆等十余种；生长弯曲的送交木厂镟成各种小把，如勺把、锅把等；有疤瘌疙瘩的就烧炭用。也有用好材料烧炭的，那是高级炭，称为杆子炭，有钱的人家做陪嫁用。
  随着加工柳干削下来的柳细条除烧火外，有些用来编筐子、土篮子、背筐子等农业生产用具。在解放前每年平均产1000余捆柳干，20000斤木炭。
  解放后，杨柳青供销社为扶持贫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组织了大柳滩、白滩寺、一街、二街、五街、十三街等村街300余人投入生产。每年生产各种包装筐80万件。在60年代，由于木材紧张，推行以条代木，用条筐代替木箱，为天津搪瓷厂、自行车厂、衡器厂、新生玻璃厂、小型电机厂、变压器厂等50多家工厂生产包装筐。
  解放后柳树行子逐年减少，但编筐需要大批原料，供销社派人去东北调运稍条，湖北调来荆条，本地调运槐条，每年组织250万斤条子。
  （4）草制品
  草制品包括稻草帘子、草苫子、草绳、草袋子、草套等。草制品生产是60年代的事，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不发达，农民生活有困难，供销社是农民组织，义不容辞的扶持贫村贫队，组织生产，寻找销路。供销社曾组织全镇16个街队6000多户投入生产，每年生产瓶子草套500万套，打大草帘子5万片，草套销往北京农药厂，天津试剂厂等五个大厂家，小草帘子买给砖厂用，在原料上就地取材，不足时在本地稻田调剂。这项副业生产对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起了良好作用。
  （5）嗑瓜子
  杨柳青嗑瓜子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清朝光绪年间，天津城内著名的点心铺祥德斋和胜兰斋为解决瓜仁货源，曾组织城里居民嗑，但城里居民不嗑，只好向郊区找加工户。那时杨柳青第一家是范家，老范爷组织附近的20家居民嗑。当时认为还可以，一不影响家务劳动，二多少还有些收入贴补生活，因此陆续扩大了嗑瓜子户。后又有陈家烟铺、瓜子刘永、板桥胡同宋家和天齐庙前姜老卫
  等五家经营，这样居民嗑瓜子成了习惯。那时生产主要是家庭妇女，大都用牙嗑，很少用夹子，天长日久，门牙有了豁口，到各地城市内看见牙有豁口的就知道是杨柳青人。
  解放后由供销社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全镇居民生产。由50年代至70年代，每年经营瓜子仁20万斤。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昔日的农家副业大都自然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型工业企业，不少农民已经成为工业管理行家、商业经营能手，基本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奔小康的态势。
  8．杨柳青勤行史话
  李顺平
  “勤行”是饮食业的旧日称。它包括饭馆、早点和地方风味小吃的经营者、制售者和叫卖者。旧日社会操此业的人，除了高级饭店属有产阶级外，绝大部分都属小商小贩。他们起五更睡半夜，辛勤劳动，故称“勤行”。杨柳青古镇因地处津郊，又是水陆交通要道，饮食业的形成与发展历尽沧桑，几度兴衰。笔者是勤行世家出身，祖辈、父辈都操此业，所以对饮食业历史状况略知一二，并据王洪逵老先生为区供销社提供的资料整理此文，如有谬误，敬请指正。
  （1）饮食业的形成
  1368年，明太祖灭元建立明朝，古柳口渐称杨柳青。明永乐十三年（1415），京杭大运河开通，加强了南北土特产的流通。永乐十八年（1420），燕王从南京迁都北京，官员和商贾们来往频繁。因水路交通便利，多以乘船往返，杨柳青逐渐成为商埠码头，服务业也就随之产生。开始有了沿河旅客投宿的起火店，兼为旅客点火做饭或卖饭。以后又有了沿河两岸卖烧饼馒头和简单菜肴的摊贩。但有的过往行船不在当地停泊，个别摊贩又添备了小船，带着吃食跟随载运旅客的大船叫卖，渐渐地又有了小酒馆、小饭馆。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赴京挂选，从淮安老家动身乘船北上，过杨柳青时曾写过一首诗：“村旗夸酒莲花白，
  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高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觉醉中听。”莲花白是当时杨柳青名酒，酿酒主人姓陈，酒坊地址在今新华路电话局院内南面上坡，旧称“后烧锅”。这首诗谈的是一个打着酒幌子的酒店，还卖些炸、熏、酥鱼下酒小菜。今十五街有条街道叫饭店子，虽然不一定是明朝就有的那家饭店，但可说饭店子的名称是由来已久了。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内，地方承平日久，南来北往的行商大贾、官僚进京陛见或授职外出，乘船途经杨柳青，因此沿岸也有了些高档次的饭馆。
  （2）清末民初饮食业的发展
  据当年杨柳青复兴园饭店王永成老先生谈，到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杨柳青鲜货市西，有一个较大的饭铺“五云居”，坐北朝南，是一位江苏扬州人干的。那时候河沿街南面还没有房屋，河道比填土改建的公园运河旧址宽一倍多，河边纤道就在五云居门前。从楼上南望，长堤烟柳，风帆往来，隔岸田园风景殊佳。这家字号以烹制本地鱼、虾、蟹海鲜等出名，来往的大商、大官员们大都在这里停船吃饭，登楼聚饮。或点菜上船，足慰旅途寂寞。清道光中期，五云居曾为王老先生的先祖接办，所以他的家族中有名的厨师很多。不久，因太平天国北伐近津，又闹了几年大水，地面萧条而停业。市面上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饮食摊贩和代客加工：性质的小饭铺。直到光绪初年（1875），以粮商起家的富户和各地商贾以及官僚政客交往活跃，特别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之乱，许多津门富豪到杨柳青避难，寄居于当地大户人家。虽然宅院中雇有厨师，但远远不能应承每日的大宗宴席。因此，大的包办酒席饭馆又复中兴，先后开业了十多家。比较著名的有美成德、获兴居、永顺居、万顺居、复兴园、玉顺馆、万和居等，他们的菜品制作各有专长，亦各有主顾。
  美成德，经营时间在清同治三年至民国初年。经理当初是“石家大院”石献庭时期的一位雇佣的茶房，后来与歇业的五云居王氏家族联络上合伙经营。杨柳青很有名气的厨师，外号叫“烟鬼王”的曾一度在该处献艺。
  获兴居，经营时间在清光绪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七年。经理姓张，其先人也在本镇巨户天德王家、恩绶堂石家当过佣工。最后把记号兑给其徒潘氏接办。
  永顺居，经营时间在清光绪十五年至民国初年。由于厨师一般，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只能卖些零散酒席。
  万顺居，经营时间在清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初期。由本地财主石姓投资，但因技艺一般，在石姓几大家中遇有喜生红白事时托请搭卖几桌女筵。
  玉顺馆，经营时间在清光绪十年至民国二十七年，吴姓所办。最大主顾为估衣街尊美堂。雇佣厨师“烟鬼王”掌灶，深得石元仕欢心。仅石家的生意每年约占总经营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例如：1918年农历十一月，石元仕大办寿辰，第二年又死后出丧，两次酒席应承所赚净利就足够置办大量的田地，为饮食业中翘楚人。后来又与从新疆回杨柳青的大营客们搭上了关系，生意总是兴旺于其他同业。
  复兴园，经营时间在清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十年，经理王永成。起初成立时，本人没有多少资金，家具、炊具除旧日存原五云居的一些残余外，大部分是向天锡堂石家所借。自己只修了门面、垒了灶台、补充了碗筷。因为本人技艺高超，能真假巧做，石氏家祠每年祭组中素席全由他承应。席面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均以香菇、豆粉、面筋、豆腐、豆皮等制作而成，其花样味道与真品相仿，价格却比荤品贵得多。自从天锡堂败落之后，勉强维持了几年，后又招股经营，终因民国年间军阀混战生意萧条而歇业。
  万和居，经营时间在民国初年至解放。经理姓房。以万字齐名，主要是因为开始是石姓投资，但未及开业投资中断，后又靠粮商董氏资助而成。从民国初年至沦陷前，明盛、同盛和周家，聚德、裕盛董家及久连甫等当地财绅都是该号的大主顾，但厨师技艺比复兴园、玉顺馆为次。
  杨柳青这些有名的饮食业老字号，因其服务对象都是有钱的财主家，随着时代的变迁，民国十年（1921）后，社会动乱，有钱的财主家逐步外迁，到日寇侵华时期，大的酒席饭店相继停业，街面上便饭馆脱颖而出。
  便饭馆因系小商小贩经营，资本少、档次低，服务对象面向劳苦大众，在明清两代的几百年中，一直保持着卖些大饼、馒头等主食和简单的菜肴，没有大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由于酒席饭馆萎缩，小型饭馆逐渐地发展壮大。如：同合居、起顺居、义顺馆、茂盛居、宾乐园、天顺和、一立坊等十余家，其中同合居在群众心目中名气较大。
  同合居，主人姓王。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天津芦庄子来杨柳青定居，起先在河沿街王记大茶铺对过的运河坡上烙大饼，后来又逐步地增添一些焖烩饼、炒面、炒饭、水饺、素菜等方便饭菜。因用料制作技艺好而赢得了顾客。以后又添了冷荤热炒，尤以烹虾烧鱼为同行之冠，更因其在津亲友大多从事饮食业，经营方式、操作技术不断交流，所以久盛不衰。老掌柜年迈，又有其后人王洪恩兄弟三人接办，前后经营近60年至解放后合营。
  起顺居，清宣统元年开业至民国十年歇业，主家姓杜，坐落在今河沿街小渡口。
  义顺馆，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主家姓刘，地点也在小渡口。
  茂盛居，清光绪二十五年开业至解放前一年停业，主家姓李，坐落地点在河沿街，尊美堂正门对过。
  宾乐园，民国十七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李，地址在运河南岸中渡口。
  天顺和，清末至解放后，主人李万和，坐落在河沿街牌坊南旁。
  一立坊，民国二年开业至解放后，主家姓井。地点在河沿街玄帝庙前。
  其他还有曹家、潘家、黄家、安家、王家、孙家诸多的食堂饭铺就不一一表列。所有这些小型便饭铺多以供应四乡农民到杨柳青赶集或运河船只旅客为主，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