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国学大师张中行，一生久居北京，长期在京城工作。“文革”时期，回家乡“劳动改造”近8年之久。在故乡留下了一些令人回味的故事。
  故事之一：回乡劳改的日子里
  搜寻国学大师张中行的人生经历，有关“文革”时期被遣返回乡劳动改造、生活起居的记载极少。有人曾说，“文革”时期的张中行因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被遣返回乡劳动改造8年，仍在潜心研究国学文化。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属实。
  为了弄清张中行这一时期的真实历史，前不久，笔者驱车专程到先生的故乡石薄庄座谈，通过他的近邻、生前友好石俊河老人介绍，方弄清了先生家庭出身旧况和“文革”时期在村里生活的真实情况。据村里老人们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张中行的旧居坐落在村子西北，宅院是砖瓦结构的正房、东西厢房的“三合院”，家有土地百余亩，其父亲叫张万福，是村上有名的富户人家。早年的张中行所以能到北京读高中、上大学，得益于家庭的富足支撑。
  “文革”期间，张中行先到安徽省的“五七”干校接受教育改造。1971年10月从北京遣返回村接受劳动改造，1979年2月返回北京，在村里生活了近8年的时间。来村时，年过六十的他已经满头白发，看上去虽有些苍老，但高高的个头儿、衣着整洁、精神矍铄、彬彬有礼，仍不失城里文人的大家风范。
  张中行到村后，村里在其旧居处将已经被生产队占用的房屋中给他腾出了一间房。住进后的房间内布置极为简洁，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较大的旧书桌，几件做饭、吃饭的家具。最初，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他主动和队上干部言明：年岁大了不会干啥农活，提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队干部满口应允，干与不干、干啥活计，由他自己决定。不久，他就身背粪箕子、手持粪叉，每天行走在三里屯、宵赶庄、河北屯之间的十几里路上，捡散落在路上的牲畜粪便，捡到的粪就倒在生产队集体的粪堆上，偶尔还和村里一些人折腾一下堆积的粪堆，到田野之中看一看春种秋收的场景。队干部说给他记工分，他坚持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工分就不要了。于是，他成了村里“干活不记工分、口粮、蔬菜免费分配”的特殊村民。
  在村里几年的时间里，人们没有看过这个京城名声显赫的老学究读书、撰稿、写书法，也没有听他亲口讲过在我国文坛叱咤风云的故事，更没有赏读过他那激情四射的散文、诗词歌赋。看到的只是一个情绪低落、沉默寡语，但也悠闲自得的村民老人。也许是多年在京城工作生活环境突然改变的生疏，也许是文化层次的差异，他很少与村上人说话交流。可村民们都理解他的处境，从没有人歧视他，而是见面都热情地按乡亲辈分尊称他“二哥、二叔、二爷”，与他主动搭话、闲聊。
  就这样，多年在京城紧张忙碌国家文化教育研究的国学大师，虽然感觉有些无奈的荒废，但也在村里过了几年悠闲自得的日子。
  故事之二：村中忘年交
  张中行回村“劳改”期间，有两个“忘年交”。
  一个是时任村革委会主任的石俊河。1971年，石俊河时年25岁张中行62岁，两人年龄相差37岁。动乱年代，作为村政权的主要领导人，面对“臭老九”遣返回乡参加劳动改造的张中行，非但没有按照上级指示盲目地组织村民去批判斗争、监督改造，反而怀着敬重之情，经常登门与他拉话儿闲聊，关心他的生活情况，帮助他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不久，两个人便成为往来密切的“忘年交”。在村里生活的几年时间里，石俊河经常带领张中行到田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与耕种劳作的乡亲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叙说国事、家事、天下事，使张中行逐渐融入了小村。尤其是每天晚上，孤身寂寞之时，张中行就步行不足百米，走进好友、“忘年交”石俊河家的小院里坐上一两个小时，喝茶闲聊，敞开胸怀、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张中行恢复工作回到北京后，作为朋友、知己的石俊河，每年都利用到北京姐姐、叔父家串亲的机会，登门看望他。张中行不仅在北京大学院内的家属宿舍的11号公寓203号的家中热情接待村上来的石俊河，还带领他到曾经工作的办公室参观，送给他刚刚出版的书籍。而后，走进附近的小酒馆与石俊河一起喝酒、吃饭、叙旧闲聊。直到先生去世前，张中行还满怀深情地对石俊河说：“现在我还十分怀念在老家居住那几年的生活，有机会我还要回村里看看老街旧邻们，吃吃你家做的贴饽饽、白菜打辣酱。”石俊河当场满口答应，约他尽早成行。遗憾的是，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回村之事直到逝世也未能成行，到老家吃贴饽饽、白菜打辣酱的愿望自然也没有兑现。
  与张中行成为“忘年交”的另一个人是村里与他相差46岁的石云璞。1974年，善良朴实、勤奋好学19岁的石云璞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不久，便与寂寞难耐、打发劳动改造日子的张中行相遇。那时，当会计的石云璞一面按照乡亲辈分热情地称他“二叔”、“老先生”，一面在生产队分配粮食蔬菜时，多给他一些生活中最喜欢的品种，并帮助老先生把所分配的粮食蔬菜背回家。还时常到老先生的住处听他讲国内外的见闻故事，询问文化知识学习中的不解之题，很快两个人便成为亲密无间、无话不讲的“忘年交”。
  张中行落实政策返京后，石云璞也离村到县里医院参加工作。虽然两地分离，但叔侄俩相称加“忘年交”的浓浓情义还在，书信往来、电话联系接连不断。1997年国庆期间，石云璞的上初中的女儿在当家叔叔石俊海夫妇的带领下，代表父母专程登门拜访了88岁的张中行。张中行对忘年交的石云璞女儿的登门拜访十分激动，让他想起了当年在家乡与石云璞的深情交往，当即提笔写下了“幽怀记取故园瓜，欲出南河路苦赊。月落鸡栖同此夜，伴谁寻梦到梨花。旧作怀乡诗书奉云璞贤侄壬申中秋张中行”。这一书法作品，张中行虽称是“旧作怀乡诗”，但老先生在给石云璞重题时，对原于1989年6月的诗作已做了部分修改。原作为：“幽怀记取故园瓜，欲出东门路苦赊。月落天街同此夜，也曾寻梦到梨花。”有意将诗中的“东门”改写为家乡的“南河”，将“天门”改为家乡的“鸡栖”，将“也曾”改为“伴谁”，让题写之作更显得与家乡自然、贴切、情深。可见老先生对家乡“忘年交”赠书的用心良苦和深情厚意。
  2006年2月24日，张中行走完了他人生98年的生命之旅，在京逝世。消息通过亲属传到石云璞家，这位“忘年交”偕夫人即刻赶到北京张中行家中灵堂祭拜，并以先生亲属代表的身份到八宝山追悼会现场，为先生送行。
  故事之三：到李大人庄看望大表姐
  说起张中行生前与李大人庄有过啥联系？我从读先生《流年碎影》中发现，上世纪70年代初从北京遣返回乡后不久的他，曾有过他从所居住的石薄庄步行来到李大人庄看望其大表姐的记忆。对此，笔者做了一次深入地采访。
  在石薄庄村张中行家是个大户人家，其在周边地区内亲友也就很多，家居李大人庄的大姨母长女家就是常来常往的亲戚之一。据张中行回忆：大表姐“高个子，白净，精明，嫁小河（青龙湾）以北中营村孙姓。”“表姐夫是也到外面活跃的农民，有个遐迩皆知的特点，是喜欢说诳话，毫无所为也不说真的，所以得个绰号‘瞎话精’。”还说：“大表姐生了几个儿子，瞎话精先走，去骗小鬼和阎王老爷去了。所生几子，都叫孙元什么……大表姐嫁后从夫，是中营村的人，何以住李大人庄，当时问过，忘了”。
  时间是1972年春，张中行从北京返乡后不久的一天，曾经的同乡兼同学石卓卿次子来到张中行的居住处，说明天要去李大人庄看望他的岳父，步行往返，问他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张中行想到自己的大表姐也在此村居住，过去几年由于在北京工作与大表姐家也很少来往了，如今被遣返回乡有了时间，正好去那里看看，便当即答应来日一同前往。
  第二天上午，暧风习习，阳光明媚，两个人就一起结伴同行前往李大人庄。出石薄庄朝西北方向行走，路程相距也只有五六公里。一路上，两个人边走边聊，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来到了李大人庄。张中行见到大表姐后，久别重逢的姐弟俩十分高兴。在相互问候、诉说各自的生活近况之中，张中行知道大表姐家这几年的境况不错，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过得还好。临近中午，大表姐忙着给他烧水做饭，烙饼炒鸡蛋，当地俗称“招待姑爷饭”。
  这次大表姐家造访，让他似乎又找到了家的温馨。
  故事之四：与书法大家的乡情友情
  张中行先生与在京的武清籍全国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是生前同乡好友。刘炳森的老家在武清区大良镇所属的海子洼村，与先生祖籍河北屯镇石薄庄村相距只有十几里路。先生虽然年长刘炳森先生28岁，但两位在京的武清籍文学巨擘却交往甚密，经常坐在一起畅叙乡情友情。炳森先生1999年出版的散文集《紫垣秋草》一书，张中行先生在为其作的序中就称：炳森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诗人、散文大家。并在序中畅议乡情，说我们时常坐在一起回忆家乡北运河、青龙湾、大良塔、小良锥、海子洼.河北屯、石薄庄……乡情浓郁、亲如兄弟。另据炳森先生当年与我介绍，先生还与著名书法家、曾任中书协主席的启功先生也是交往甚密的挚友。据我所知，在他一生中撰写出版的几十部专著的封面书名，大都是由启功先生题写的。而每次先生所著之书出版前请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后，老哥儿俩总是到小酒馆一起痛饮几杯、惕叙情怀。
  故事之五：影星谢芳戏称自己是武清儿媳妇
  在武清送往迎来的过程中，由于张中行故乡在武清，曾引发过著名影星谢芳自认是武清儿媳妇的趣闻佳话。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著名作家杨沫撰写的小说《青春之歌》改编成电影，影片中饰演女主角林道静的就是著名电影演员谢芳。一次，谢芳应邀来武清做客。午餐接待席间，主客双方互相举杯祝酒之时尽管客客气气，但还是有些生疏拘谨。是灵动活跃的谢芳一席话打破了席间的拘谨与尴尬。谢芳风趣地说：“电影《青春之歌》中的男主角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你们武清的张中行先生，而我在《青春之歌》中饰演的女主角林道静原型就是先生的前妻杨沫。论起来，我该是武清的儿媳妇哪，那就让我给家乡的父老们敬一杯酒吧。”一番风趣的表白，即刻消除了明星与人们的生疏感，也把两个文学巨匠紧紧地与武清连在了一起。接着，她给在场的人们讲了一个先生与前妻杨沫鲜为人知的故事。她说：张中行先生不仅是个国人称道的大文人，还是个人品极佳的大好人。“文革”时期，造反派想以历史问题批斗作家杨沫。在造反派找到张中行调查革命战争时期的杨沫的历史表现时。已经离婚的张中行先生不计前嫌，果断地告诉造反派，革命战争年代的杨沫，是个信仰坚定、对革命有过积极贡献的热血青年，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历史问题，杨沫也因此免遭劫难。后来，杨沫知道先生此举后，非常感动。不久，便把一张早年她与先生的合影照片，让她与先生唯一的女儿徐然转送给张中行，以示感谢。故事让在场的武清人顿时对张中行先生产生了深深的敬重之感。
  故事之六：籍贯之争的趣闻
  2006年2月24日，98岁有着国学大师之称的张中行辞世，文学界教育界许多人前去吊唁，国内外众多媒体纷纷作出报道。然而，遗憾的是，一个地道的武清人却被说成籍贯是河北省香河县人。
  一个如此举世瞩目的人物，为什么被如此众多的媒体搞错了籍贯？其实，说错先生籍贯也情有可原，张中行出生的所在地石薄庄曾隶属过河北省武清、香河两县管辖，生前还被香河县政协以乡贤的名誉聘为特邀委员。1958年，先生的家乡石薄庄随同部分村庄正式划归当时的河北省武清县管辖。为此，张中行先生的籍贯至老人家去世，理应是天津市武清区。当年，多年在武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且与中央、天津市各新闻媒体有过密切接触的我，主动与各新闻媒体联系，指出发表先生去世消息中有关籍贯错误的报道应予更正。同时，由我担任总编的《天津日报·武清资讯》，则以《武清籍国学大师辞世》为题在报上发布消息，力主籍贯武清。几天后，一些省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天津的《天津日报》、《今晚报》等相继给予了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