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旧历庚子年。这一年，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从天津进犯北京。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进退失措，军民、朝廷矛盾尖锐，主战、主和各执一词；忠良欲回天无力，奸佞营一己之私，最后导致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
  武清地处京津之间，是京畿的门户；杨村、蔡村、河西务一线又是扼守门户之咽喉。“庚子之乱”的泣血刀光之中，这里出现了清廷几位名臣的身影。
  一位名臣是聂士成，安徽合肥人，是抗击外侮的英雄，因功授直隶提督。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正势旺，杀总兵杨福同，破坏黄村、廊坊火车铁轨。聂士成派兵阻止，群民不听，击杀数十人，故此与团民结怨，而朝廷也下旨苛责聂士成。天津的两万义和团民，遇到聂士成的武卫军就加以辱骂。面对内忧外患，聂士成一方面严令部下不准对无知百姓轻举妄动，一方面心中满怀忧郁愤懑。在写给当时兵部主管荣禄的复信中说：“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乃郁郁驻杨村观变”（聂部的驻地应在芦台）。当听到联军进犯天津的消息后，他自杨村返回前线，并将军队一分为三：一部护路，一部留守芦台，他自己亲率一部前守天津，从侵略军手中攻占失地，“喋血八昼夜”。面对敌军“燃毒烟炮”和清军的败退，“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于阵，肠胃洞流。”聂公死节之地虽非蔡村，但其布防、考察大概己及于杨村一线。一代将才，做了腐败政治与民族割裂、洋人入侵、腹背受敌的牺牲品。对于这样一位抵御外侮、慷慨死节的民族英雄，义和团民却在满天下嘲笑他为“聂找死”。这种丧失民族正义与是非的劣根人性着实令英雄齿冷。
  第二位人物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1990年版《武清县志》记“直隶总督裕禄在南蔡村自尽”，这抑或是民间的说法儿。《清史稿》中所记有关裕禄的资料均记为“又退杨村，遂自杀”，未言及蔡村。另外《县志》记裕禄自尽在李秉衡败走通州之后也系错误。史实应是裕禄自杀于前，造成李秉衡四军军心动摇、蔡村战败、河西务再败、最后通州又败均在其后，此处也是一个重要错误。
  直隶总督裕禄，满洲正白旗人，在外敌入侵中充当了一个误国误民的角色。义和拳起山东、入直隶之初，裕禄曾是主剿派。但等到毓贤巡抚山东纵容义和拳时，裕禄就跟风改变态度主张安抚了。当时袁世凯刚主领武卫军，曾问他说：“为什么不请旨抓捕义和拳呢？”裕禄回答说：“拳民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等小事，何需皇上走心呢？”裕禄作为朝廷重臣，错估了事态人心与情势，误导了部分朝臣与皇帝。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直隶官吏多信义和拳的“神术”可以灭洋人。义和拳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一时趾高气昂，出入衙门，请饷二十万，大话诟诱朝野，裕禄给予支持，却令军队将士侧目。等到洋人兵临，义和团到督府要枪要炮，裕禄也让他们到军械所自取，拿尽而散。等到侵略军攻打大沽炮台了，裕禄这才想起军队，想调清军董福祥部来援，但提督罗荣光不允，最后炮台失守。裕禄为显示自己的主张正确，此时犹向朝廷上书，大谈天津义和团杀洋人，未报大沽炮台失守之事。朝廷振奋，向联军发宣战诏书。接着裕禄又向朝廷报捷，为义和拳夸功领十万犒赏，推荐张德成、曹福田获赏头品、赐花翎、黄马褂。但此时清守军与义和团节节败退。在聂士成战死于八里台、天津陷落之后，张、普携资财走，裕禄等无奈退保北仓，这才“飞章自劾”，朝廷震怒却并无良策，诏令裕禄革职留任。“己酉，外兵据北仓”，“裕禄又退杨村”，“庚戌，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有记曰：天津陷落时，裕禄表示与城共存亡，后被部下郑灼三强行拽走，退保北仓、再退杨村，置身于民户之中，每天以小枪随身自保。一天有报洋人陷杨村，郑外出探听虚实，刚走至院中即听到枪响，回屋再看，裕禄己自杀身亡，草草殓之。在和议成后，裕禄被“夺职”。
  第三位在蔡村之战亮相的大臣是时称“北直廉吏第一”、曾任山东巡抚、时“帮办武卫军事”的奉天海城人李秉衡。李曾在谅山与冯子才同抗法军，平定越事。也曾奉诏整饬长江水师。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乱起，李入见太后，极力主战。光绪二十六年秋七月，朝廷命他帮办武卫军事，统张春发、陈泽霖（1990年版《武清县志》误记为“陈林”，错）、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听其节制，屯兵杨村，河西坞（务）。“壬子……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清史稿·卷二十四》）。另在《卷四百六十七》中详记其事：“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炮声，军皆走。“就是说，清军与联军刚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两军就首先溃逃，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而陈泽霖的队伍从武清驻地刚刚拔营起寨发兵，一听炮声就四散奔逃，根本还不曾接战；夏辛酉军史中未记，或者更不值一提。清军不得己只能北撤至河西坞（务）。
  1990年版《武清县志》“大事记”中有一条：“七月，李秉衡师请义和团三千人与八国联军交战，败于河西务，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这就又引出一位御史王廷相。但《县志》却简单地记为“御史王廷相渡河溺死”。这种说法似乎王廷相是为逃亡争渡淹死的，这就与史实记载大相径庭。
  王廷相，原籍山东，生于直隶承德，光绪十三年进士，以编修督山西学政。二十二年转御史，敢言事。二十三年，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内，义和拳会众在山东杀德国教士，德国公使压迫清廷把李秉衡撤职查办，王廷相为李据理力争。后二人慕名订交。朝廷后来委任秉衡奉天巡按，奏请让廷相跟随，在当地纠劾查办不称职官吏，多系廷相微服察访相助之力。二人惺惺相惜，所以在“拳乱起，秉衡出御联军”时，廷相毅然相从。当河西坞阻击再败时，乱军中王廷相“寻秉衡不遇，还至仓头桥，赴河死。子履本，拯之不及，从之，遇救免”（《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七》）。显然，王廷相是面对国破军败不惜赴死，是从桥上跳河大义凛然的殉国死节，而非逃亡争渡被淹死。更可以从其子拦阻父亲不及、自己也纵身赴死的壮举证明了这一点，李氏父子的家国情怀是可歌可泣的。这也提醒我们写史者，为文记述时一定要客观、公正、严谨地去还原历史的原貌和人物的真实。
  在这种形势下，李秉衡“不得已退通州”，在张家湾打了最后一仗，“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可以想见他的绝望愤激之情。最后，李秉衡吞金自尽。起初，朝廷听闻李秉衡的事迹后，“优诏赐恤，溢忠节”。但不久，由于侵略军“索罪魁、请重治”，李秉衡身死后同样被朝廷下诏剥夺了职务和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