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大运河与南蔡村的不解之缘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跨越5省2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一路穿越黄河、淮河与长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运河沿岸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传奇佳话无数。
  北运河是大运河北段的统称，主要流经北京通州、天津武清、北辰、河北廊坊，全长120公里，其中武清段长62.3公里，纵贯武清6个镇76个村庄。流传于武清的运河传说，不仅数最多，而且多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关，别具特色，别有风味，是我们研究开发和利用运河文化的重要参考。
  据记载，在大运河最为繁荣、漕运最为发达时期，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为此运河两岸古镇曾有数个接运漕粮的重要码头，除了河西务、杨村外，南蔡村也是其中之一。南蔡村位于北运河畔，其南距杨村12公里，距天津市区40公里，北距北京市区60公里。这里还曾是一个重要的铺站，由北京至天津的驿路穿村而过，使之成为武清境内五铺之一。由此，南蔡村以“运河人”自居。对于运河昔日的辉煌，这里的人们总会兴致勃勃，那份自豪、优越之感，溢于言表。
  南蔡村历史悠久。2003年，考古人员在韩营村发现了五座古汉墓，出土古燕国尖首刀币和绳纹砖等文物。这足以说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南蔡村已经有人聚居，并且从事着较为成熟的经济活动。
  南蔡村的真正形成和发展，还要归功于我国古代的一个著名的民族—契丹族。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起大辽王朝，北方的大片土地逐渐被纳入其版图之内。936年，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族，两年后辽太宗耶律德光把幽州（北京）升为辽朝的陪都，改称“南京”，武清县地域为南京析津府所辖。
  契丹族是来自东北的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而居，大批契丹人涌入武清后，聚集在河流洼淀水草丰盛的地方。当时的南蔡村正位于元代开通的溜河（即北运河）岸边，潞河流至河西务东南入浮鸡淀，再曲折南行到南蔡村、杨村，加之东有龙湾河，南有龙凤河，使得南蔡村成为一个水草丰盛的水网地带，因此南蔡村成为契丹人在武清的首选之地。从南蔡村附近的村名传递的信息，也可以看出当时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情况。比如羊坊、马庄、马棚洼等，都能够让人联想起古人挥鞭放牧的景象。
  在辽、宋和平共处的百余年间，辽统治者推行了“因俗而治”、“学唐比宋”的政策。契丹人尊重汉文化，崇拜佛教，在南蔡村附近修建了许多寺庙，留下了大良塔、小良锥（石经幢）、姑姑寺（东崔庄的普照寺）、铁棒棰（敬神的器具）等历史遗迹。契丹人向汉人学农耕、纺织、礼仪，汉人则向契丹人学渔猎、骑射，还学习他们饲养牛羊、穿短衣短裤等。契丹人在游牧的过程中，习惯追逐太阳升起的地方。定居以后，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习惯，将房子和院落建成坐西朝东的格局。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南蔡村见到如此格局的民居。随着聚落的逐渐扩大，渐渐形成村庄。后有军队屯田，蔡姓官员驻此，更名蔡君厂，俗称蔡村。
  金取代辽后，于泰和四年（1204年）疏浚从通州到天津三岔口潞河，时称天津河，蔡村成为天津河西岸的大码头。漕船、民船把蔡村盛产的蔬菜、杂粮运往金朝的首都中都（今北京），供应朝廷之所需，被誉为“大菜场”。成队的漕船把黄淮地区的粮米源源不断运进京城，一部分在沿岸州县抛售。武清的杨村、蔡村、粜粮务、河西务均设粮食交易市场及商品集散地，南蔡村的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
  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决议开通京杭（从北京至杭州）大运河。将金代的天津河段裁直，由香河县孙家务直开到河西务，裁掉入浮鸡淀向东南拐的大弯，直穿蔡村、杨村到天津三岔口。蔡村自此被分成了南蔡村、北蔡村，不过，北蔡村、南蔡村大码头的位置没有变，反而更繁荣了。每逢夏秋水旺时节，帆樯遮空、舳舻蔽水，有“半天下之财富悉经此路而进”之说。蔡村及沿河村庄生产的各类蔬菜出了名，每年夏秋两季各类新鲜蔬菜于水路、陆路源源不断运往京城，供宫廷高官食用。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一方面继续沿用元朝做法，大力疏浚大运河，顺畅南北漕运，蔡村一带成为运河上重要的节点，至今尚有许多村名记录着运河昔日的文明，比如郭官屯、卞官屯、聂官屯的村名由来是明军在此屯田垦荒，而砖厂、大白厂、小白厂则是因在此地烧制或转存砖瓦、建筑材料而立村。另一方面，朱棣为充实京东地面，推广移民政策，强令河南、山东、山西及江南百姓迁移到此地定居，使人口倍增，种养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今南蔡村镇辖区内的40几个村落，大体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后因海上倭寇猖獗，朝廷罢海运，开河运，依漕为命，京杭大运河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蔡村作为装卸码头的作用更为突出。蔡村的土质适合烧制宫廷建筑所需的“金砖”，至今砖厂村北有窑地遗址，皇城、十三陵有“武清烧制”的“金砖”。
  清王朝仍坚持拓展运河漕运，到康熙、乾隆年间，随着漕运的发展，蔡村逐渐成为“驿路通畿甸，敖仓俯漕河”的经由之地，在运河沿岸城镇地位十分显要。商业日渐发达，商民攒集，舟航辐辏，每天近百条运粮船从此通过，有数不清的达官显贵、才子佳人或乘船直下江南，或回京述职谋官。一时财聚南北，货通四海，令人神往。这里也是康熙、乾隆两帝历次巡游江南的必经之地。有史料记载，清康熙皇帝曾到北蔡村、三里浅巡视。清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后赐进士、翰林院做编修）查慎行乘船路过蔡村，夜宿杨村，诗兴大发，他写道：“土层依沙堡，民屯半属官。树从王浦密，河自蔡村宽。鸥外新芦壮，犁头旧麦攒。蒲沟行未到，月黑夜漫漫。”由此诗可以看到运河南蔡村段土质肥沃，树木丛密，河面宽广，芦苇和麦田丰收的景象。
  回顾蔡村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元至清，蔡村一直是贯通南北的水陆交通要冲、商业重镇，商贾云集。到了清朝后期，随着海运的兴起，运河漕运才逐渐衰落下来。民国初年运河漕运尤为萧条了，但到1921年以后，随着京津公路的建成，蔡村作为京津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又重新凸显出来，南、北蔡村分别成为南、北蔡村乡的乡治所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80至90年代，南蔡村（以张辛庄为主）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西瓜育种基地。1989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集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拓创新，南蔡村镇己成为远近闻名的科技之乡、经济强镇，成为镶嵌在京津走廊上的一颗“中国乡镇之星”。1995年，南蔡村撤乡建镇，2001年将北蔡村乡并入其中。2012年南蔡村镇被列为天津市第五批示范镇。
  筐儿港的祖孙两块御碑
  筐儿港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其地处北运河上，屡次决口，引起了关心水患与漕运的清代帝王的关注。清康熙帝、乾隆帝祖孙二人均在此立碑，才使南蔡村附近的筐儿港闻名遐迩。
  康熙帝亲政后即十分注意河务、漕运之事，因为事关国家命脉安危。从康熙八年（1669）到五十六年（1717）51年间，帝曾28次巡幸武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月，天降大雨，北运河水涨，筐儿港堤决口。十月，帝阅视蔡村等三处，命筑挑水堤以泄洪水。三十九年（1700）四月，帝阅河道，宿于筐儿港。康熙帝亲临阅示，命牛钮等于决口处建减水坝，转年改为石坝，长20丈（67米）。四十三年（1704）十月，帝“阅视新河，宿于筐儿港”。当时看到运河安澜，水害处变为美景，皇帝也是十分欣慰，就驻在了那个地方。到了四十九年（1710）御书“导流济运”四个大字，由牛钮、孔古礼及承修官原湖广总督喻成龙、户部侍郎庸爱、甘肃布政使朝奇、山西按察使觉罗巴哈布、内阁侍读巴图善等于当年四月十二日立碑。五十九年（1720）时又做了重修。当时的武清人真是感到皇恩浩荡、无比荣光。
  清雍正帝六年（1728），将筐儿港20丈（67米）长的石坝增加到60丈（200米）。
  到了乾隆帝的时候，清朝到了鼎盛时期。其曾有六次南巡之说，也多次来武清巡行，尤其是对其祖康熙立碑处的筐儿港更是格外关注，曾多次题诗筐儿港，其中的三次题诗刻于碑上，这在帝王巡行的河务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第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巡视天津过境筐儿港题写了《阅筐儿港减水坝作》的五言诗，后被立碑于筐儿港。乾隆帝写道：
  导流还济运，圣训久昭垂。
  夏备减涨用，春来断港时。
  酌中诚已善，筹外小资治。
  （北运河遇夏积盛涨时，借筐儿港、王家务两减河分泄，由塌河淀、七里海入海。旧时坝身出水处高于引河七尺，以致减水跌落成坑。今谕方观承接筑十五丈，使坦坡渐下以导其势。）
  敢日继绳凛，安民意廑斯。
  诗的大意是说，分导水流接济漕运，那是先祖的训示，早已经明白地彰显在那里并传谕后世。减水坝是夏汛来时预备减水之用，春天水少的时候又能做为固堤来存水。酌定建坝这件事对内、对一方百姓来说是件有关民生的善事，对筹划整个治国之道来说也有一定资助作用。所以还是要继续恭谨地遵循先祖的决策教诲，要多关注勤政安民的这些事情。
  第二次为筐儿港题诗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阅视此地。仍为五言，题名《阅筐儿港工作》。御书后附刻于前碑之阴。诗接续上首诗意说：
  减河制诚善，日久注为坑。
  前度命修筑，今来阅接成。
  港春流则断，涨夏杀其盈。
  原始宣防意，本因一簧营。
  乾隆帝说：为解除水患，裁决开减河的决定确实很好，但是有一个弊病是上下游有一定的高度差，前诗己说坝身出水处高于引河七尺，减水流下去时间长了就冲成了大坑，给河堤坝造成隐患。两年多以前己命令方观承在落水处接筑十五丈长的坦坡，让水减少冲势而缓流，今番前来就是看看修成的情况。这个地方到了春天水少就断流，夏日涨水时则靠它调节。从根本上讲或疏或堵，都在于谋划经营到位就行了，但有时候功亏一簧，差一点儿都不行。
  乾隆帝的这首诗其实主要是宣扬了他在先帝治水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发现并堵塞了减水导流上出现的隐患，颇有些自得之意。
  第三首诗则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阅筐儿港作》。是一首加注的五言诗，字写得较小，所以整首诗加注一并刻在碑侧，这应该也是较为少见的。乾隆帝的这首原诗是：
  北运殊南运，中泓沙底翻。
  赖斯方贮水，以彼少来源。
  （北运河底多软沙，筐儿港迤北有数处光若浅沚。殊不知是地水势建瓴，又鲜闸坝，使非流沙停蓄，必致一泄无余。是以前年过此即事诗有“人知浅之害，未知浅之善”及“一弊一利显”之句）
  夏潦复虞盛，涨波此洩屯。
  功成亏一篑，深意视名存。
  诗的大意是说：北运河不同于南运河，北运河清河底多软沙。别轻看了这些软沙，仗恃着它，上游来水，水底沙翻能阻扼水势，春秋水少能存住水源。但泥沙多了，有利有弊，夏日担心水大，涨水又考虑泄洪困难。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功亏一篑，其中深奥的事理跟筐儿港这个名字一样永存。
  乾隆在这里用了“功亏一篑”的典故。《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原意是说堆九仞高的土山，由于只差一筐土而不能完成。“篑”是土筐，而此地名为“筐儿港”，原就是由一筐筐的土堆起来堵塞决口后形成的断港村，“筐”、“篑”同义，因而乾隆帝讲筐儿港村名与功亏一篑的道理是相互映照而存在的，具有深意。
  后世将这两块御碑与顺治帝手植国槐置于一地。其地在2003年10月以武清区文物管理保护委员会名义立碑保护。两块御碑后来移至“小世界·御碑园”内；御碑园拆迁，碑运至区文化局院内，现入藏区博物馆。2007年在城区运河东岸御碑亭里展示的两块“祖孙碑”为复制品。
  御诗碑的趺坐之谜
  我国古代，龙、龟、凤、麒麟并称为“四灵”，视为吉祥的动物，民间有很多神话传说。龟被称为神龟，地位十分崇高，紫禁城、故宫都有它的一席之地。皇帝御碑的趺坐必是类似神龟的赑屃，矗立在武清八孔闸附近的康熙御碑趺坐即如此。然而，坐落在附近的乾隆御诗碑趺坐为何是方形的莲花宝座呢？这里还有一段石龟显圣的传说。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回京途经武清县筐儿港，召见武清知县吴翀（chong），问民疾苦。阅示北运河道及堤防。拜谒爷爷康熙治河御碑。想到当朝拨帑银重修武清县城，裁直运河的八里湾，在分洪石坝堤外面筑海墁，连年治河通漕，如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也想为自己立一通御碑。当日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五言诗。其中首句是“导流还济运，圣训久昭垂……”知县吴翀自然心领神会，请示治河总督是否刻在石碑上，颂扬皇上功德。治河总督把刻石立碑说成是民意要求，请示皇上，乾隆恩准。按康熙皇帝御碑制作：汉白玉的碑身，赑屃质趺坐，并规定了期限。知县吴翀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武清又立一通治河御碑，是武清的荣耀。紧张的是，此项工程巨大，一旦出了差错，就有杀头之罪。不想就在搬运趺坐的路上出了大差错。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石碑又大又重，车拉难寻路，船载河结冰。人们便用土办法，在地上泼水，冻上冰后，把碑身、碑座分别用油布裹好后，在冰上拖拉前进。搬运碑身还顺利，搬运趺坐时，前边拉的人用力过猛，后边的人没有拽住，又是在大堤上，一时推拉劲头不一致，趺坐从堤顶上滑下——叽里咕噜、扑通一声扎进冰河里。大伙儿立刻傻眼了，知县吴翀急得冒出一身冷汗，差点昏倒。负责安装的工匠喊：大家不必担心，这是石龟显圣，它下河喝水去了，喝饱了会上来的。”知县这才顺水推舟，大声喊：石龟显圣，大家叩拜。于是众人跪下磕头，虽然人们将信将疑，但也没人敢说。
  随后吴知县和工匠商量办法，吴知县想起皇上身边的大学士刘墉，在武清认过干娘，又监修过武清城，二人相交甚笃，若找到他，一定会有办法的。于是吴知县和工匠乘着月色，骑快马进了京城。果然刘墉背上的罗锅子一晃，就来了主意。他说，还有三天就是立碑的吉日，你们再买石头雕刻，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干脆带上我的信，去香山碧云寺。那里正在雕刻石佛。你们找到主持大和尚，买一块莲花石宝座代替石龟就是了。吴知县问：“皇上若是怪罪呢？”刘墉说，“放心，皇上信佛诚笃，我再美言几句，不会怪罪的。”两天后，吴翀派一辆八匹马拉的大四枋车将莲花宝座拉到立碑处。工匠们稍作加工，御诗碑就立起来了。自打立起御诗碑，乾隆帝两次驾临武清，看了御诗碑颔首认可。自此，“石龟显圣”却传得神乎其神了。
  直到1974年，在南蔡村兴建水利枢纽工程，民工从运河底挖出一个石龟，经鉴定正是传说显圣的那个石龟。石龟喝水的传说大白于天下。乡人有诗曰：
  诗碑屹立运河滩，皇恩浩荡动地天。
  堪笑石龟又现世，枉传显圣三百年。
  乾隆下旨修建北蔡村运河码头
  乾隆为盛世皇帝，六下江南，三次驾临武清，查水利、访民情、游览乡野风光，因此，武清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故事。
  南蔡村镇是古运河上武清三大名镇之一（另两个为河西务、杨村），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据当地老人讲，该镇北蔡村村东曾建有一座运河码头，三百来年前，这里商贾云集，贸易往来，热闹非凡。据说，这个码头，就是乾隆亲自下旨修建的。
  传说，乾隆皇帝因拆东陵盖西陵，被刘墉奏了一本，按大清条律，挖棺掘墓那是“斩立决”。还是这个刘墉，既“维护”了大清律，又照顾了皇帝的面子，出了个主意——定乾隆个“充军发配江南罪”这正对了乾隆准备三下江南的心劲。正值初夏时节，沿运河南下，是时，乾隆落驾飞龙舟，坐在闹龙椅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系揽天带，脚踏无忧屐；面前站定御驾侍卫，站殿将军；八名武将两边伴驾，四名重臣左右相陪。前摆金瓜、钺斧、朝天凳；后擎供扇、掌扇、龙凤扇。宫娥彩女、文武百官以及御林军保护圣驾。当浩浩荡荡的皇家豪华船队行至南蔡村镇北蔡村段时，见河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两岸大堤坚固，杨柳榆槐苍劲翠绿，百花争相吐艳，又见河面渔翁撒网，鲜鱼满舱，乾隆顿生快意，吩咐靠岸停船，带领大臣刘墉及大小官员、御林军卒一干人等，弃船上岸，沿田间小道兴致勃勃地看将起来。
  只见北面沃土遍野，细细的表层黄沙土，长着葱绿的庄稼，潺潺细水，滋润着万顷禾田。东面村庄一溜相连，水草丰盈，牛羊遍野。走近看，架上黄瓜顶花带刺，马铃薯开着白花，麦苗随风逐浪，高粱、谷子绿油油一片，生长茁壮。又见民宅旁桃李杏枣，好一派田园风光。
  此时，地方的大小官员、士绅名流均头顶香盘，在运河两岸恭迎圣驾。乾隆坐在闹龙椅上，见两岸军民跪拜迎驾，心中甚喜。
  当乾隆问到年景如何时，跪拜的官员齐声回奏：“托吾主齐天洪福，风调雨顺，物产丰富，鱼虾繁多，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乾隆闻听，龙颜大悦，随口说道：“此地地处交通要冲，应设为重镇。”一旁的刘墉连连点头。接着，刘墉见此地水清田秀，民风淳朴，勤劳能已又会种菜，又会种粮，牛羊育养，更是内行，乘机奏道：“请皇上恩准，在此兴建码头，靠运河送往皇城。”乾隆听后笑道：“爱卿此言，正合朕意，准奏！”刘墉道：“皇上圣明。”皇上乃金口玉言，一时官员绅士谢主龙恩，山呼万岁。
  码头择日破土动工，建在北蔡村村东，宽达数丈，直入河心，行船装卸十分方便。自此，北蔡村一带生产的果菜和牛羊鲜品就靠运河漕运至北京，使北蔡村在以后的100多年里逐步繁荣起来，成为北运河畔一处繁华之地。
  清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官至江苏按察使的鰲图，一次乘船途经此地小住，被这里的繁荣景象和风土民情所感染，留下了这样的美好诗句：“近水鱼虾浅，沿堤车马忙，京东人语熟，入耳更思乡。”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夏秋时节充满生机、百姓农务繁忙的景象。至清朝末年，随着运河漕运衰落，此码头才逐渐演变成沟通运河东西的摆渡口，现遗址己荡然无存，然而，古码头也确实使北蔡村成为一方重地。
  风雨沧桑，斗转星移，转眼三百来年过去了。但在北蔡村运河畔，人们至今还是经常说起“乾隆下旨修建北蔡村运河码头”的故事。
  
  蔡村风景美如画
  古时的蔡村，其繁荣兴旺虽逊于直沽、杨村、河西务，但这里运河两岸的绿柳红桃、漕运往来的千帆航船、小镇的居民恬静的生活……景色美不胜收，引来各地无数官员和文士的讴歌赞美。
  早在金代，有诗人杨云翼写过一首《蔡村道中》：
  水连深竹竹连沙，村落萧萧已暮鸦。
  行尽画图三十里，青山影里见人家。
  诗人乘船在如画的两岸美景中前行。岸边有竹，村落萧萧。天色近晚，远眺燕山的青黛山影里有几户人家隐现。这是多美的景色！
  明代的一位官员、学者庄昶写过一首《蔡村》诗，他写的也是乘船沿水路进京的情景：
  孤舟远水入潺湲，眼见河流又一湾。
  万里小舟连夜发，几滩秋水白鸥闲。
  浅深雨乱移篙地，西北秋连出塞山。
  问讯京师还几驿？不胜清梦五云间。
  诗中述及的“又一湾”是指蔡村，当时作为停泊港湾具有良好条件。诗人写到了这里众多的“万里小舟连夜发”，让蔡村码头空荡出来，此时能看到河滩上栖息的白鸥。“移篙地”则道出了这里是船只聚集停歇和转移再行之地的码头。而且这里可以看见燕山的山影，离京师就没有几驿之地了。
  另有一首清代樊彬所作《蔡村早发》。樊彬是天津人，道光年间做过训导，后到湖北做过两地知县。他的《蔡村早发》写的他从陆路所经所见：客馆梦难续，驱车古道中。
  篱穿瓜蔓绿，日射树梢红。
  鸡唱知村近，驼鸣指路通。
  田禾垂罢亚，应卜岁绥丰。
  诗人是说梦醒后驱车上路行进在古驿道上。看到两旁的农家篱笆间有绿色的瓜秧爬出，朝阳把树梢都映红了。听到鸡叫知道这里是个村庄，听到商队骆驼的鸣叫知道自己所走的路肯定是对的。道边田间稻穗低垂，预示着今年是一个好年成。这首诗描述了蔡村一派太平丰年景象。
  较此诗稍早前的清朝乾嘉时期，天津名士梅成栋也有两首写蔡村的诗写得非常美。其一是《咏蔡村道中》：
  绿返平芜欲化烟，一番春雨润沙田。
  农夫笑指村前路，今岁桃花胜往年。
  春雨之后的白沙小路，衬以嫩绿如烟的原野、新粉如靥的桃林，该是何等的赏心悦目！
  其二是《蔡村题壁》：
  古堤芳草返离魂，三月风和透体温。
  野店几回诗脱稿，春衫到处酒留痕。
  白沙碧水弯环路，绿柳红桃远近村。
  二十五年须鬟改，尘踪扰扰未堪论。
  诗人的一句“白沙碧水弯环路，绿柳红桃远近村。”极优美简练地勾勒出蔡村的自然美景，堪称是蔡村形象的一句经典广告。至于望题生义称此诗是“题在驿站的影壁墙上的”，难免牵强。其实诗人也明白地说自己诗稿修改是在“野店”中进行的，并非驿站。何况说是“题壁”，也未必真题，如同书家谦逊，写一幅字让你“补壁”，并不是真让你把字画直接贴在墙上遮丑一样。“题壁”诗在某种程度上己成了诗的一种体裁形式。
  蔡村驿站之说
  武清驻地杨村北12.5公里有个南蔡村镇。八百多年前，这里只称蔡村，并无南北之分。只是后来由于人口繁衍，在明中叶以后才有了分称。有人称蔡村为“驿”，其实并不准确。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长达3000多年。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为发展交通，强化了驿站制度，明代开通了通往全国的干线驿路。清朝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铺由地方府、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
  据史料记载，元、清时期国家并没有在蔡村设过驿站。明代有关武清境内的《水驿捷要歌》曰：“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杨青”是今天的杨柳青，“直沽“即当时的三岔口，清初以前应均属武清辖地。元至明初，“直沽杨村”算作一个驿，似乎其来有据。在元代《大元海运记》上说：“至元十九年……起运粮储，至杨村码头交卸。讲究水程，自开洋上海等处至杨村码头，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新元史·食货志》则说“因内河浅涩，就于直沽交卸。“据此，专家以为“杨村码头“就是直沽。因为两地当时都属武清县，杨村既设驿丞又有巡检，直沽则只设巡检，粮储交卸，畅村派员去直沽接运，因之“直沽杨村”在不明就里的人眼中则合为一体称为一驿。《歌》中“河西”为河西务，“和合”、“潞河”两驿则属通州了。
  清代《清会典事例》记载大运河沿线有四十七驿，武清县只有河西驿和杨村驿，也没有蔡村驿之说。所以有关蔡村有驿之说是以讹传讹的误导。
  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邮传》也有明确记载，武清有两驿：为河西务驿与杨村驿。另有四铺：在城总铺、河西铺、蔡村铺与杨村铺。驿站传递公文用马匹，铺传递公文则由铺兵步行。铺设铺司，均由所在州县管理。在要道上，一般每隔25里设一驿站。清时每隔15里设一递铺。驿站备有马匹、船只、轿夫、水手、驿卒。铺则设铺司一名，兵丁4名，公文到铺登记造册后步行传往下一站，要求行速每小时12.5至15里。铺兵每日给工时银1.5分至2分，且管理严谨、处罚严厉。因杨村驿与河西驿间距60里，而蔡村距杨村25里，应有驿而未设驿，故设一铺。由于一条极重要的京津间驿路行经此地，这里正是客旅官商休闲和漕运的中途码头，蔡村铺就有了驿的功能。清代后来在这里又设置了把总衙门（清代绿营兵下级军官职位，次于千总，正七品）。依托水运与驿路的繁荣，必然增置公文传递和官员接待迎送的设施和功能。这也是偶有诗人写蔡村时称“驿楼残月小”（清金绍骥《早发蔡村》诗句）的原因。但他所见或许只是官家建筑，并不是真正的驿站。
  清“庚子之乱”现身蔡村的名臣们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旧历庚子年。这一年，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从天津进犯北京。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进退失措，军民、朝廷矛盾尖锐，主战、主和各执一词；忠良欲回天无力，奸佞营一己之私，最后导致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
  武清地处京津之间，是京畿的门户；杨村、蔡村、河西务一线又是扼守门户之咽喉。“庚子之乱”的泣血刀光之中，这里出现了清廷几位名臣的身影。
  一位名臣是聂士成，安徽合肥人，是抗击外侮的英雄，因功授直隶提督。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正势旺，杀总兵杨福同，破坏黄村、廊坊火车铁轨。聂士成派兵阻止，群民不听，击杀数十人，故此与团民结怨，而朝廷也下旨苛责聂士成。天津的两万义和团民，遇到聂士成的武卫军就加以辱骂。面对内忧外患，聂士成一方面严令部下不准对无知百姓轻举妄动，一方面心中满怀忧郁愤懑。在写给当时兵部主管荣禄的复信中说：“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乃郁郁驻杨村观变”（聂部的驻地应在芦台）。当听到联军进犯天津的消息后，他自杨村返回前线，并将军队一分为三：一部护路，一部留守芦台，他自己亲率一部前守天津，从侵略军手中攻占失地，“喋血八昼夜”。面对敌军“燃毒烟炮”和清军的败退，“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于阵，肠胃洞流。”聂公死节之地虽非蔡村，但其布防、考察大概己及于杨村一线。一代将才，做了腐败政治与民族割裂、洋人入侵、腹背受敌的牺牲品。对于这样一位抵御外侮、慷慨死节的民族英雄，义和团民却在满天下嘲笑他为“聂找死”。这种丧失民族正义与是非的劣根人性着实令英雄齿冷。
  第二位人物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1990年版《武清县志》记“直隶总督裕禄在南蔡村自尽”，这抑或是民间的说法儿。《清史稿》中所记有关裕禄的资料均记为“又退杨村，遂自杀”，未言及蔡村。另外《县志》记裕禄自尽在李秉衡败走通州之后也系错误。史实应是裕禄自杀于前，造成李秉衡四军军心动摇、蔡村战败、河西务再败、最后通州又败均在其后，此处也是一个重要错误。
  直隶总督裕禄，满洲正白旗人，在外敌入侵中充当了一个误国误民的角色。义和拳起山东、入直隶之初，裕禄曾是主剿派。但等到毓贤巡抚山东纵容义和拳时，裕禄就跟风改变态度主张安抚了。当时袁世凯刚主领武卫军，曾问他说：“为什么不请旨抓捕义和拳呢？”裕禄回答说：“拳民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等小事，何需皇上走心呢？”裕禄作为朝廷重臣，错估了事态人心与情势，误导了部分朝臣与皇帝。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直隶官吏多信义和拳的“神术”可以灭洋人。义和拳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一时趾高气昂，出入衙门，请饷二十万，大话诟诱朝野，裕禄给予支持，却令军队将士侧目。等到洋人兵临，义和团到督府要枪要炮，裕禄也让他们到军械所自取，拿尽而散。等到侵略军攻打大沽炮台了，裕禄这才想起军队，想调清军董福祥部来援，但提督罗荣光不允，最后炮台失守。裕禄为显示自己的主张正确，此时犹向朝廷上书，大谈天津义和团杀洋人，未报大沽炮台失守之事。朝廷振奋，向联军发宣战诏书。接着裕禄又向朝廷报捷，为义和拳夸功领十万犒赏，推荐张德成、曹福田获赏头品、赐花翎、黄马褂。但此时清守军与义和团节节败退。在聂士成战死于八里台、天津陷落之后，张、普携资财走，裕禄等无奈退保北仓，这才“飞章自劾”，朝廷震怒却并无良策，诏令裕禄革职留任。“己酉，外兵据北仓”，“裕禄又退杨村”，“庚戌，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有记曰：天津陷落时，裕禄表示与城共存亡，后被部下郑灼三强行拽走，退保北仓、再退杨村，置身于民户之中，每天以小枪随身自保。一天有报洋人陷杨村，郑外出探听虚实，刚走至院中即听到枪响，回屋再看，裕禄己自杀身亡，草草殓之。在和议成后，裕禄被“夺职”。
  第三位在蔡村之战亮相的大臣是时称“北直廉吏第一”、曾任山东巡抚、时“帮办武卫军事”的奉天海城人李秉衡。李曾在谅山与冯子才同抗法军，平定越事。也曾奉诏整饬长江水师。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乱起，李入见太后，极力主战。光绪二十六年秋七月，朝廷命他帮办武卫军事，统张春发、陈泽霖（1990年版《武清县志》误记为“陈林”，错）、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听其节制，屯兵杨村，河西坞（务）。“壬子……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清史稿·卷二十四》）。另在《卷四百六十七》中详记其事：“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炮声，军皆走。“就是说，清军与联军刚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两军就首先溃逃，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而陈泽霖的队伍从武清驻地刚刚拔营起寨发兵，一听炮声就四散奔逃，根本还不曾接战；夏辛酉军史中未记，或者更不值一提。清军不得己只能北撤至河西坞（务）。
  1990年版《武清县志》“大事记”中有一条：“七月，李秉衡师请义和团三千人与八国联军交战，败于河西务，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这就又引出一位御史王廷相。但《县志》却简单地记为“御史王廷相渡河溺死”。这种说法似乎王廷相是为逃亡争渡淹死的，这就与史实记载大相径庭。
  王廷相，原籍山东，生于直隶承德，光绪十三年进士，以编修督山西学政。二十二年转御史，敢言事。二十三年，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内，义和拳会众在山东杀德国教士，德国公使压迫清廷把李秉衡撤职查办，王廷相为李据理力争。后二人慕名订交。朝廷后来委任秉衡奉天巡按，奏请让廷相跟随，在当地纠劾查办不称职官吏，多系廷相微服察访相助之力。二人惺惺相惜，所以在“拳乱起，秉衡出御联军”时，廷相毅然相从。当河西坞阻击再败时，乱军中王廷相“寻秉衡不遇，还至仓头桥，赴河死。子履本，拯之不及，从之，遇救免”（《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七》）。显然，王廷相是面对国破军败不惜赴死，是从桥上跳河大义凛然的殉国死节，而非逃亡争渡被淹死。更可以从其子拦阻父亲不及、自己也纵身赴死的壮举证明了这一点，李氏父子的家国情怀是可歌可泣的。这也提醒我们写史者，为文记述时一定要客观、公正、严谨地去还原历史的原貌和人物的真实。
  在这种形势下，李秉衡“不得已退通州”，在张家湾打了最后一仗，“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可以想见他的绝望愤激之情。最后，李秉衡吞金自尽。起初，朝廷听闻李秉衡的事迹后，“优诏赐恤，溢忠节”。但不久，由于侵略军“索罪魁、请重治”，李秉衡身死后同样被朝廷下诏剥夺了职务和抚恤。
  十三陵地下玄宫中的武清自城砖
  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南麓的明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明十三陵中，从永乐七年（1409年）营造的长陵到清顺治初年的思陵，时间跨度长达200余年。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长陵和定陵。
  400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慨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而武清的白城砖在这座瑰丽的古墓葬群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大兴土木，兴建工程浩大的陵墓，十三陵即为代表之作。明朝迁都北京后，有十三位皇帝埋葬在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每一座陵墓的修建都要花费十多年时间，役使几十万军士和民工，耗银千万两。兴建这些陵墓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材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而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明万历年间，有人上奏说：“今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二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有生财之效。”经工部核议，皇帝准奏，武清蔡村始烧制城砖，每年30万块。
  北运河处在燕山山前平原，地势北高南低，落差大，水流湍急。为了便于航行，人们想出了使河道弯曲的办法，加长河道，缩小坡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弯抵一闸”，从中闪耀着我国古代先民智慧和创造精神。
  蔡村地处运河畔回转弯曲的地方，运河水夹带的泥沙，厚厚地淤积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河道中，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性，是烧砖的理想材料。烧制城砖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将泥土挖出晾晒，然后经过浆泡、过滤、摔打、制坯等各种工序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高。为了便于检查，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砖色灰白，故称白城砖。据传，南蔡村镇内的砖厂村建立，就与当年地方村民为朝廷烧制砖有关。
  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己开始谕令临清，以南蔡村砖厂村为主的武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制白城砖12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有大幅度增加。
  诗意蔡村的漕运与沉船
  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五年（1205）改凿运渠，从今天津三岔河口转入潞水，溯流而上至通州，实行了潞水通漕，并命名为天津河，这条河有了北运河当初的样子。所以，金及以后的元、明、清三代，运河漕运发达，带动了沿河村镇的兴旺繁荣。蔡村就是在漕运兴旺中兴起的重要码头之一。
  金代诗人杨云翼在《蔡村道中》一诗中写道：“水连深竹竹连沙，村落萧萧已暮鸦。行尽画图三十里，青山影里见人家。”诗里反映了当初蔡村的几个情况：一是“天津河”即北运河己然通航，诗人北行（因为他看到了“青山影”即北面的燕山）三十里，起点应还在杨村以南了；二是蔡村一带村庄之美，“水连深竹竹连沙”，两岸有翠竹、有沙滩，“画图三十里”，自然之美今天难得一见：三是金时的蔡村还不是十分繁盛，村落萧萧，人家隐隐，一片自然景象，表明漕运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到了元代，就有了“直沽洋里海船来”至杨村驿经蔡村奔京师的“百里维舟”（元·傅若金《杨村》），有“前望同舟远不分，打头风急御河浑”的舟行络绎的感叹（元·马臻《舟次杨村》诗）。明代的诗人李杰有《过蔡村》诗，其中有“蒙蒙细雨来帆重，漠漠平芜去鸟低”的描述，就是说蔡村这里往来船只己经很多了；同样是明朝的庄昶在《蔡村》一诗中也有“万里小舟连夜发”、“浅深雨乱移篙地”的记载。“移篙地”说明这里己成为停船休憩之地的码头了。到了清代“帆影隐隐绕堤行”（清·杨葆光《蔡村道中》），那似乎就是帆樯如林、络绎不绝的壮景了。
  通州至蔡村的北运河道高低差距很大，古人称之为“势若建瓴”。通州之北海拔不下40米，蔡村东北部海拔为8米，至东南部海拔仅为5米，夏秋水涨，其势汹涌，行舟不易。蔡村之地水多弯转，水势尚为平缓，但也未能避免漕船翻覆。武清境内北运河段己发现沉船七处之多，且皆发生在元代，或者与其船多河窄和漕运航行规则尚不完备等情形有关。
  蔡村镇境内发现有一艘沉船在聂官屯村东。聂官屯村又称聂嘴，地处河湾，曾作为一处停船避让歇靠的码头。这一处遗址是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位于北运河东岸。沉船木质，长度约8米，距地表深2米，出土有部分船板、船钉和元代白釉露胎瓷碗残片。船体仍埋藏于原地。船的体量不大。如果作为驳船也只能装运一些小体量的营生。这样的船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舴艋”，除了打渔还可供游人观览之用。明代的林光在“花朝”（农历二月初二。一说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这一天乘船观赏了蔡村初春之景：
  尽日风尘里，花朝不见花。
  轻烟穿舴艋，长薄散乌鸦。
  砚拂冰还冻，春催柳渐芽。
  前村是何处，荒落几人家。
  这首《二月二日蔡村船中》“轻烟穿舴艋，长薄散乌鸦”之句的“舴艋”应该指的就是此类小船。发生沉船事件，固然是大不幸，然“沉舟侧畔千帆过”，即便经历人生磨难与挫折，也不能阻挡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不断追求。
  
  兴善寺与文痛
  南蔡村位于京津走廊的主轴线、天津市武清区中部，距离武清城区仅有10公里。东邻北运河，京津公路（103国道）在村内从北至南穿行而过，是南蔡村镇政府所在地，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居大多沿北运河右堤岸而建，南北狭长，村中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街，与横贯东西的老碱东路交叉而形成十字大街。街两侧店铺林立，车水马龙。上世纪进入70年代以来，随着京津公路不断拓宽，沿路两侧逐渐开发建起环境优美、设施配套齐全的花园式住宅小区和南蔡村镇高级中学、国地税务所、工商所、农行、信用社等单位一批设计造型新颖、设施配套功能齐备的办公大楼。
  相传南蔡村初建村落是在辽代，以蔡姓先民首先到此定居而得名，距今己有900多年历史。这里在宋朝和辽国对峙时期，多数时间属辽国管辖，有一蔡姓先民见此地水草丰盛，土地肥沃，西望凤河，东近白河（北运河前身），离古县城（今旧县）仅10多里地，离古代武清六景“凤台春晓”之地的太子务也不足20里，于是在此建房定居下来。生活以渔猎为主，并选好地块种植粮食。闲暇之时，去县城和太子务兑换油盐衣食，生活富足安定。
  由于人类有聚集生活的习惯，后来，又有先民到此定居，逐渐形成了村落。上世纪70年代，在镇医院西侧开挖二支渠时发现有村落遗址。到元朝时期，随着古运河逐步改造，形成了潞河（北运河），此地也逐渐繁华起来。但由于明清时期发生数十次大洪水，北运河决口，田间积水深达丈余，为躲避水患，先民们在北运河堤边，筑土建起高宅。同时，明朝推行移民政策，多数中原和江南移民到此定居，便在此地形成较大村落。在村名方面，人们为有别于附近的北蔡村，按照两村坐落方位，定村名为南蔡村。
  由于该村先民来自五湖四海，受大运河漕运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大都具有胸襟开阔、聪慧勒劳、善良包容的优秀品质。据传，清朝初年，皇城由沈阳迁至北京，朝廷大力推行“圈地运动”来奖赏有功将士，北京周围大部分土地被清朝将士圈占，使此地汉民十分不满，加之受传统民族争斗的影响，南蔡村一带先民举起刀枪奋起反抗，使得清朝总兵府从通州迁至河西务，以防汉民造反，保证地方安宁。后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听了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建议，很快废除“圈地运动”，并力尊汉唐传统文化，以征服汉民之心为上策，推崇佛教、道教、儒教，教化人民从善积德，崇文尊孔，并采取朝廷拨重金和动员当地绅士捐银的方式，大力兴建寺庙。
  清朝康熙初年，在南蔡村北建起了“兴善寺”一座，俗称北大寺。供奉释迦牟尼和菩萨神像，并在村东建文庙一座，供奉孔夫子神像。从康熙初年至民国时期的近300年里，两个寺庙香火旺盛。其中，十里八村的善男信女都到“兴善寺”里烧香拜佛、祈祷安康幸福。这里每年阴历二月十五的庙会非常热闹，兴善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型寺院。
  而坐落在村东的文庙，也给南蔡村一带人民重教兴学带来先机，教育子女苦读诗书上学求仕。公元1869年，本地有名绅士捐资在文庙周围兴建学校，吸纳本地学生学习文化，南蔡村成为武清境内建校办教育最早的村庄之一。上世纪80年代，南蔡村小学翻修校舍时，在墙基中挖出石碑一块，碑文记载着当时办学的过程、捐资助教绅士的名讳等。学校院内有着300年历史的古龙爪槐，也证明了南蔡村人开办教育的悠久历史。
  考古发现的古遗址与古物
  一、韩营古墓葬遗址 位于韩营村西北，2003年村民开挖鱼塘时，发现古刀币和五座墓葬及绳纹砖、方青砖和红陶片等，据专家鉴定古刀币为战国时期燕国早期的尖首刀币，古墓绳纹砖、红陶片等为汉代遗物。
  二、定福庄辽墓 位于定福庄村中，20世纪60年代农民盖房时发现古钱币和首饰等报有关部门，据考古发现有圆形墓室一座，沟纹砖砌，并出土有灰陶罐。定为武清县文物保护遗址。
  三、聂官屯古沉船 位于聂官屯村东，20世纪60年代发现元代古沉船，长约8米，出土部分船板、船钉和元代白釉露胎瓷碗残片，船体仍保存原地。
  四、达村遗址及墓地 遗址位于达村村北，2004年京津高速路二线修建前，市文物部门进行文物前期调查时发现达村遗址有元至明陶、瓷片等。另于村东发现大量青砖块、人骨及陶、瓷片等，专家初判为汉墓地。
  五、清朝康熙皇帝御碑和清乾隆御诗碑 均曾放置于宋庄子村村南区光荣院内，后迁入杨村小世界御碑林内，现暂存于区博物馆内。
  六、清代南蔡村侯松林家宅 位于南蔡村村中，运河西堤旁，原规模宏大占地近5000平方米，解放后为南蔡村乡与原南蔡村人民公社治所，1975年迁出，现为南蔡村村委会所在处。在砖厂北有侯坟一处，墓原有砖砌封土堆，20世纪50年代被毁，形制不详，仅留存墓碑一通，青色大理石质，宣统三年立，圭首，方座，通高1.9米，宽0.67米，厚0.17米，碑文楷书，镌刻宣统帝圣旨、表彰山东莱阳知县侯荫培的祖父母，清廷封其祖父侯松林为资政大夫，祖母耿氏为夫人。
  七、南蔡村文庙及清建小学石碑位于南蔡村镇教育办公室院内，并有古龙爪槐一棵、国槐一棵、其他槐树三棵，在建校时还发现石碑一通，碑文记述在同治七年，本地富绅侯邦典等乡贤捐资办学的事迹。
  八、古槐当今南蔡村镇各村散落着十几株古槐，如：朱庄村，村东
  南老街古槐，树龄在400年以上。甘桥村十字街旁古槐，树龄在400年以上；达村村中古槐，树龄在400年以上；北商村村东段原娘娘庙院古槐，树龄在500年以上；南蔡村村东原文庙（现系南蔡村第一
  小学）院内龙爪槐，树龄在400年
  以上；薛庄村村东北小街古槐，树龄在400年以上；郭庄村旧西街古槐，树龄在300年以上。这些古槐有的沧桑古朴，枝繁叶茂，有的姿态彬彬，让人追思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