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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腐败的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清政府的卖身契，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有志之士，有的呼唤民主共和，进行政治变革；有的提倡“实业救国”，创富国裕民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处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中国新建厂矿达百家之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一批贡献卓著的工商业精英。
一、民族工商业的楷模——张謇
张謇，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市人，晚清状元。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随淮军将领吴长庚赴朝，后掌教于江苏、江西、四川选青书院和上海瀛州书院。1895年，张謇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倡导实业救国，从事实业活动。1899年，在南通建成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淮海实业银行等十八个企业，参加九个公司投资，他认为，发展实业应该“听之民办”，应当将重点放在纺织和钢铁业上。他曾呼吁“日本与印度有十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一百五十万锭之约……果如所计……十年之后，我国的棉业岂复有伸展之余地”。他还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他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到1921年，就获利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这样丰厚的利润，在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自1902年起，又办起了（南）通州师范，为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还创办了职业学校和图书馆、博物苑、剧场、女红传习所等，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后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清末立宪派首领之一。1909年，被推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张謇辞职南归，在南通继续办理实业和教育。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定年谱》。今有《张謇全集》。
二、化学工业先导——范旭东
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的范旭东，生于1883年，湖南湘阳人。1900年随兄东渡日本求学。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
辛亥革命后回国。他抱定“发展实业，工业救国”的志向，赴欧美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1913年至1914年间，多次到天津塘沽盐滩考察，确认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资源，还有方便的水陆交通，更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供应燃料，在塘沽办盐业，前景定会辉煌。
1915年，他募股五万银圆，先买回俄国占领的土地十六亩，在寸草不长的海滩上建起了巍峨的厂房。范旭东亲赴日本购买机器设备，当年投产，生产出雪花般的精盐。从此，翻开了中国制盐史上新的篇章。此后，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久大精盐公司，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时，精盐和纯碱的销售受到国内外盐商的控制。淮盐商控制着淮河及长江以南的地区，天津产的精盐很难突破长江沿岸的封锁。范旭东一边请北洋政府大员出面调停，一一边靠精盐质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与淮商进行竞争。1918年，他在汉口组织十八家精盐商号成立精盐公会，把精盐公司从天津迁到上海，很快打开销路，占领了江淮广大市场。
国际盐业市场受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其盐碱产品占领欧、亚、美很多国家的市场，抵制中国的盐碱产品。范旭东看准机遇，利用外国盐商之间的矛盾，靠自己产品的信誉打入了国际市场。当时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团争霸盐业市场，范旭东趁机支持三井，让其代销自己公司的精盐和纯碱，与英国卜内门公司支持的三菱进行竞争，最终将三菱击败，占领了日本市场，年销售精盐二十五万吨。
1926年8月，美国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了金奖。博览会权威人士评价“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37年2月，范旭东在化学博士侯德榜、化工专家陈调甫、美国专家韩孟德、李佑华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在南京卸甲甸建起中国第一家硫酸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硫酸。从此，中国的化工业以盐为本，生长出了“碱”“酸”两翼，奠定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范旭东将工厂迁到四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制盐、制碱、制酸，为实现他的“工业强国”之梦而奋斗。他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技术和设备，先后为南非、印度、巴西等国设计建起了盐碱厂。他曾说：“今世之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深其蕴，唯研究一事是最先之要务。”他还强调指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因此，在企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斥资十万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创办的企业已成了民国政府的经济支柱，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他本人的社会声望也日益提高，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中国化学会会长。他不愿步入政界，极力主张办好民族工业，抵御外强的经济入侵。他曾两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部长职务，在参政会上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得之则存，失之则危。”
范旭东以他高尚的品德、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带出中国化学工业的一批精英。他们是：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阎幼甫、余啸林……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因黄疸病、脑血管病并发而逝世，享年63岁。他为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朱德、彭德怀、郭沫若等送了挽幛，以示哀悼。
毛泽东的挽词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蒋介石的挽词是：力行致用。
周恩来、王若飞的挽词是：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
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
经济战线恍佛犹闻海洋歌。
郭沫若的挽词是：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郭沫若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沉痛写道：“范先生的事业，其目的在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建国要靠和平，要靠自己的学问和生产能力，不能靠人家的飞机大炮。范先生走了，每个工业界人士，都要追随范先生先苦后乐、粉身碎骨、百折不挠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下去。”
三、宋则久百折不挠营销国货
宋则久（1867～1956），字寿恒，天津人，小商人家出身，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32岁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正月十四，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素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持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在天津市民中声望很高。
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荪、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河。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宋则久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新中国成立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88岁。
四、家族企业创始人——荣氏兄弟
在20世纪初期，荣氏家族企业曾在全国名噪一时。
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1873年生于江苏无锡，少时家贫，先后到上海铁锚厂、裕源钱庄学徒。1894年，钱庄倒闭归家。1896年，自筹资金开设广生钱庄，自任经理。1901年，与胞弟荣德生（原名荣宗铨）大胆投资三十九万元在古运河畔太保墩附近创建保兴面粉厂，雇用工人三十多名，每天磨麦两万斤，生产面粉三百包。1905年，招股在无锡创办申新纱厂，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瓜分中国，这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精明的荣氏兄弟抓住时机，在上海、济南、汉口、无锡等地募股投资，购置土地，兴办新厂十二家之多。到20年代初，荣氏家族资本企业体系已经形成。荣氏兄弟赢得“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之称誉。
荣氏兄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举行罢市，提倡国货。1927年，荣宗敬不愿认购南京政府摊派的公债，被蒋介石下令通缉，财产被查封，后不得不屈从。荣宗敬曾当选为工商部参议员、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荣氏家族企业亏损，大部分资产被抵押出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无锡、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荣氏兄弟将部分企业迁往重庆、宝鸡、天水，未迁的企业均受到日军的强占和掠夺。无锡申新三厂的四十八万担棉花、三千七百件棉纱、六千四百匹棉布及厂房的机器设备，均被日军付之一炬。荣宗敬目睹惨重的损失，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于1938年1月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独力经营各厂，拒绝与日商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市场需求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一片生机。在古运河畔又矗立起荣氏新的纺纱厂——天元麻纺厂，成立了天元实业公司。此后两三年间，荣德生在全国各地共兴办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企业二十四家，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民国政府对荣氏企业巧取豪夺。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无端绑架荣德生，家人花了五十万美元才赎其回来。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多次敲诈勒索，荣德生一日数惊，终因心力交瘁，忧虑成疾。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7月，病逝于家乡无锡。
荣德生长子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荣氏家族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去了台湾，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独力支撑起濒于倒闭的荣氏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业，荣氏企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954年8月1日，申新三厂转为公私合营，1956年又转为国营，改名为“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天元、茂新、开源等厂也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后转入地方国营。
荣氏发家后，心系桑梓，在家乡兴办学校，建造梅园，修筑公路，乡人广为传颂。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鼎力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1979年，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1993～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五、金融骄子——周作民
周作民（1884～1955年），淮安人，少年受教于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二十二岁赴日本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其间自学财政经济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继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他精明干练、举止豪迈，对当时金融、财政、实业等方面的问题见解独特。1917年，多方募股，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他出任总经理兼董事长。
周作民深通社会学，善交各界朋友。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都被他说服入股。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国务总理梁士诒、熊希龄，部长朱启钤、曹汝霖，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各省督军，这些显要人物神通广大，资金雄厚，为金城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通过这些人的关系，自1921年起，先后承揽了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和川黔铁路建设的贷款业务，利息高，还款可靠，从而增强了金城银行的实力。
周作民倡议成立“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称小四行）的准备库，继而经营太平洋保险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北京电车公司等多家企业，发展民族工业，向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等贷款，支持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
周作民还向经营日用品、食品的小业主，经营蔬菜、花卉的平民百姓发放小额贷款，支持小本生意。这些户获利小，又担风险，其他银行不愿承此业务。而周作民提出“拾遗补缺，扩大信誉”，一个时期竟发展到5万多户，既为平民百姓解决了资金困难，又大大提高了金城银行的信誉。
金城银行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支持冀中地区农民种棉，发展北方的棉花生产。周作民联合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成了华北农学研究改进社。继之又请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有关农业专家、学者，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搞实验。从美国购进优良棉种两千担（每担一百斤），向农民贷款，鼓励农民种植，由专家指导，陆续在定县、无极、南宫、晋县、赵县、正定、徐水等十几个县设立办事处，推广棉花生产。在旧中国，身为银行董事、总经理的周作民能深入到百姓中去，到田间地头发放小额贷款、推广棉花种植，实为难能可贵。正是周作民的创举，为冀中棉田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成了产棉区。
周作民精于银行管理，重用专业人才，特聘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何廉为金城银行的指导，请燕京大学为金城银行培训四十名金融骨干，还吸收一批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城银行业务发展到巅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六十五处支行，银行存款总额达二十四亿银圆，居全国民营银行之首。
六、刘锡三创办盛锡福帽庄
刘锡三是山东省掖县沙河弯头村人，少时家贫，素有出人头地的志向。十六岁去青岛谋生，在一家外国人的饭店当茶房。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两年后经人介绍到一家美清洋行当练习生，学做出口草帽辫业务，不久提升为职员。
1911年，刘锡三除在美清洋行任职外，还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租了一间店铺，开设盛聚福帽庄，制作草帽。草帽成本低，价钱便宜，逐渐打开了销路。
1925年，刘锡三表兄病故，他便辞去洋行的职务，到天津专营草帽，将帽庄更名为盛锡福帽庄。当时市场上流行日本硬平顶草帽，这种草帽用中国生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利润较高。而刘锡三做的圆顶宽边草帽，没有日本的硬平顶式草帽销路好。为跟日商竞争，刘锡三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一台制作折式草帽的机器，从青岛请来漂白草帽辫的技师。还聘请一位白俄罗斯女设计师，既设计流行的日本硬平顶式草帽，又设计多种款式的草帽，产量大幅增长，实用美观，价钱便宜。两角钱（银币）一把的草帽辫，可制成五顶草帽，每顶加上工料不到两元，可卖到六元，比日本制的草帽还便宜，销路大开，不到三年就获利十多万银圆，终于把日货排挤出中国市场。盛锡福名声大振。
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刘锡三增设出口部，出口草帽辫及草帽，进口澳洲羊毛，供本厂做呢帽原料。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刘锡三又从国外进口新式草帽机器设备，所生产的巴拿马式草帽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埠，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刘锡三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931年，首创采用各色毛线、棉线、棕丝帽辫制成各式帽子，新颖别致，很受顾客欢迎。同年，又增设通帽工厂、印刷工厂、毡帽工厂。1934年又建毡帽胎工厂，生产各式毡帽。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盛锡福业务已发展到巅峰，每年全厂生产各种帽子四十余万顶，呢帽最高生产二十四万顶。制帽工人近三百人。
刘锡三的成功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品种齐全，货色赢人；二是选料精细，讲究质量；三是广泛推销，建立网络。他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数十家分店或批发部，还到甘肃、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设代销点，并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承做突出少数民族风情的呢帽。刘锡三发挥懂英语的优势，与外商广泛联系，在新加坡委托大华贸易行为总代销店，负责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等地推销帽品，在英、法、荷兰、意大利、澳洲、南北美洲、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国和地区设代销处。盛锡福“三帽”商标的帽品遍及欧、美、亚各国。刘锡三这个不见经传的农村娃，一跃成了中华商界的大亨，令外商震惊。
七、高星桥争建天津劝业场
1900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天津划出九国租界，总占地面积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亩，相当于天津城区的七点九倍。今劝业场一带划入法租界后，帝国主义来华淘金者以及投机的中国人，立即觉察到这一带的地皮会飞速涨价，正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四处活动，抢占无主荒地，随便划租界；对有主的农田、苇塘、菜园也钻营争购。
劝业场一带建起法国的立新洋行，美国的美清公司，英国的先农公司，比利时的仪品公司，瑞士的乐利工程公司等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购买了今滨江道华清池的楼房出租；北洋政府总长顾维钧抢购到今中国大戏院的地皮；大商人范竹斋也在这一带购地，盖起竹远里、大安里、大庆里等三四百间房出租。
早年靠大运河漕运发家的商界名家及商业组织——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天津帮等也都从城里迁入外国租界，致使租界地地皮价格暴涨。1900年以前，今劝业场一带地皮最贵三四十两银子一亩，仅十年，就上涨十倍、百倍。1924年直奉战争后，竟达两万二以上一亩。
为了争购充满商机的劝业场这块地皮，时任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买办、天津帮巨贾高星桥，以每亩两万两银子的天价买下一块五亩二分的地皮，共花去十万四千两银子。他决心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兴建一座七层楼的天津最大的商场。
高星桥募股兴建商场大楼，共招十五股，每股十万元，他个人认六股，清廷庆亲王载振（光绪皇帝的叔叔）三股，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一股，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一股。
1928年12月25日，商场大楼正式落成交付使用。关于商场的名字，法租界当局提出叫“法国商场”，借以壮大法租界声势。高星桥权衡利弊，认为，那样会被误解为商场是法国人所办，有伤中国人的体面：一旦国人掀起排外浪潮，必受连累，造成损失，而予以否定。之后他与股东商议。庆亲王载振在北京开办一家劝业场，便提议叫“劝业场”。高星桥即采纳，并在中间加个“商”字，名为“劝业商场”。花了五百大洋特请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巨幅匾额，制成金字，悬挂于正门上方，很有气势。
商场开业，举行隆重典礼，劝业商场楼前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幅巨联，为商场精神。取各联头一字读“劝业商场”，又是商场的名字。
开业后，高星桥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充分发挥商场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优势，压倒了其他诸多知名的中国商号及外国商行，居天津之首，成为国内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特大商场之一。
八、乐达仁创办达仁堂
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所创办。乐达仁早年随大清驻德公使吕海环赴德国游历，受西方人办企业的启发，回国后对同仁堂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同仁堂的买卖做大，向全国各地发展。但是同仁堂内部有规定，凡为同仁堂做药的各铺店都不得以同仁堂的名义在北京和外埠开药铺。1912年乐达仁父亲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乐达仁与其兄弟四人商议，集资四万两白银，聘请精通药典和管理有方的阮孝康、孙华亭先生，在上海创办“达仁堂药店”，因营业不振，1914年迁到天津。
乐达仁继承了三百余年“家传秘制”的经营传统，自制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他锐意求新，抛开了家店合一的封闭经营方式，建成了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在生产方面，乐达仁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坚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念，加之有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生意日渐红火。
1917年以后，达仁堂先后在北京、青岛、福州、长沙、西安、长春、大连、郑州、香港等十八个重要商埠，开设了达仁堂分号，总号派人统一管理，销售药品多达一千余种。对名贵中药，乐达仁派专人采购，如采购人参，拨专款建立了“达仁参号”，延聘内行名手，专采吉林老山人参；为采鹿茸，乐达仁出巨资在京、津两地自办鹿园七处，圈养关东良种花马鹿七百多只，每年产鹿茸一万余两，故有“鹿茸大王”之称；为采优质蜂蜜，自办养蜂场。药店配置的药品原料上乘，货真价实，赢得全国中药界的赞誉。全国传统中草药集散地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每年春秋两季庙会，如果没有达仁堂的人到场，鹿茸、人参等贵重中药不能开盘成交。
乐达仁不光构思宏大，而且精于管理。在选购药材时，不怕价格昂贵，只求其真。如购买虎骨、犀牛角时，定要完整的，防止伪品混充。在配制丸、散药时，由药技工将各种药料精挑细选后，必须由经理逐一检查无误后，方可混合碾粉。为保证药剂质量，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决不嫌繁求简。如生产治妇女病的大补药乌鸡白凤丸，将乌鸡去净毛爪，分层码在铜罐之中，用沸水蒸煮四昼夜，使之骨酥肉烂，药味醇香。药酒需存放五年以上，膏药需浸泡一年才热开摊膏。在配制有细料（如牛黄、犀角、麝香等贵重药材）的丸散时，须由经理亲自配方下药研粉。达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疗效显著，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南洋。一些名医开处方时都指定购买达仁堂的药。当年，达仁堂传统产品有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丸、再造丸、虎骨酒、神效如意狗皮膏等，皆负盛名。达仁堂在全国中药业中首屈一指。到1935年，总资产达一百多万元，比创业初期增长二十倍。
1934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任经理，乐松生任副经理。乐肇基曾游历欧美，接任后大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又不失“乐家老铺”的传统。为确保药品质量，出巨资凿了一口深水井，建起水塔，经多道工序过滤，保证制药用水的纯净。从国外进口冷冻机，建起冷藏室，用以贮藏易腐药材和药品。
在管理上，乐肇基事必躬亲，“言出法随”。徒工进厂须立保单，生产上有明细分工，每一盒药都标出生产人员的姓名和生产日期，质量出了问题直接追究责任人。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是达仁堂生产经营的一贯宗旨。
达仁堂办了多项公益事业。开办“达仁女子学校”，为鼓励女孩子上学，免费招收女学生入校学习。高薪聘请马千里任校长、邓颖超任教师。1924年，乐达仁的次女乐卫生病故，乐达仁将女儿生前积蓄的三千银圆作为基金，开设卫生眼科诊疗所，聘请著名眼科医生义务门诊，凡来就诊的患者，免收一切医药费用。此后，还组织业余乐队进行义务演出，宣传达仁堂，展示职工精神风貌。
达仁堂以其为民的宗旨和良好的信誉，使企业长盛不衰。
九、经营有道的谦祥益
清末民初，在中国纺织市场上享有盛名的“八大祥”，是由山东孟家创办的。自康乾盛世创业，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年山东省的章丘、周村、淄川一带盛产土布，以章丘县辛寨村为集散地，素有“寨子布”之称。“八大祥”家族孟家是旺族，很多族人善于经商。他们收购“寨子布”到济南、青岛去卖，后又闯入京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清末民初，陆续出现了“八大祥”，即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隆祥、谦祥益、谦和益、瑞蚨祥。事实上，这些祥字号的股东，不都是经商能手，有的干赔本，有的中途倒闭，但孟府老祖宗有个规定：倒门不倒户。即你这门的买卖可以倒，而“祥”字号的招牌不能倒，其他孟姓经商的人还可用这个“祥”字的招牌，经营规矩要服从“祥”字号的传统。这就是“八大祥”不倒的原因。
谦祥益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进入北京，起初以经营“寨子布”为主，后增添苏杭的绸缎及珍贵的皮货。由于资金积累雄厚、经营有道，生意愈加红火，信誉愈加提高。清朝末年，谦祥益的股东传至孟养轩。此人谦和大度，善于交际，经营有方。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列强抢劫三日，孟养轩的商店先被抢劫一空，后被大火烧毁。孟养轩并不灰心，市面稍一平静，便开始整修店堂，多方进货，特别购进大批棉布。他预计冬日临近，城乡居民定要购买棉布做棉衣棉被。果然如他所料，天一乍冷，人们就拥挤着进入店堂，争购棉布。仅这一项，就盈利数万元，挽回了损失。
1917年，孟养轩在天津建分店。这年，他喜得贵子，乳名“保平”，所以天津的分店取名“谦祥益保记”。
那时，天津已是商业繁华的大都会，绸缎行业高手如林，外国洋商进行垄断，社会动荡不安。孟养轩不畏强手，把商店建在热闹的法国租界内，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同国内外强手竞争，仍立于不败之地。此后，在上海、济南、青岛、汉口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号，积累资金逾百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养轩之子孟昭斌（保平）已任谦祥益保记经理，育有六子，乳名均带“辰”字，所以命名新开商号为“谦祥益辰记”。在风雨飘摇，百业凋敝的景况下，谦祥益虽然受到很大打击，仍能稳步发展。
谦祥益的经营特点是商品齐全，敞架售货，说话和气，明码标价，加一放尺（买十尺多放一尺），货真价实，服务周到。
在管理方面，精打细算，用人得当，人员分工专业性强，管理严格。每个员工每天的售货量都有专人统计，个人有“号票”（即售货传票），年底统计，作为奖励的依据之一。
谦祥益历任经理都这样激励员工：“大家做的是针尖上削铁的买卖”。
如今，坐落在天津三岔口估衣街上的百年老字号谦祥益商场，基本保持了原貌。
一、民族工商业的楷模——张謇
张謇，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市人，晚清状元。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随淮军将领吴长庚赴朝，后掌教于江苏、江西、四川选青书院和上海瀛州书院。1895年，张謇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倡导实业救国，从事实业活动。1899年，在南通建成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淮海实业银行等十八个企业，参加九个公司投资，他认为，发展实业应该“听之民办”，应当将重点放在纺织和钢铁业上。他曾呼吁“日本与印度有十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一百五十万锭之约……果如所计……十年之后，我国的棉业岂复有伸展之余地”。他还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他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到1921年，就获利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这样丰厚的利润，在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自1902年起，又办起了（南）通州师范，为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还创办了职业学校和图书馆、博物苑、剧场、女红传习所等，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后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清末立宪派首领之一。1909年，被推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张謇辞职南归，在南通继续办理实业和教育。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定年谱》。今有《张謇全集》。
二、化学工业先导——范旭东
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的范旭东，生于1883年，湖南湘阳人。1900年随兄东渡日本求学。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
辛亥革命后回国。他抱定“发展实业，工业救国”的志向，赴欧美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1913年至1914年间，多次到天津塘沽盐滩考察，确认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资源，还有方便的水陆交通，更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供应燃料，在塘沽办盐业，前景定会辉煌。
1915年，他募股五万银圆，先买回俄国占领的土地十六亩，在寸草不长的海滩上建起了巍峨的厂房。范旭东亲赴日本购买机器设备，当年投产，生产出雪花般的精盐。从此，翻开了中国制盐史上新的篇章。此后，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久大精盐公司，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时，精盐和纯碱的销售受到国内外盐商的控制。淮盐商控制着淮河及长江以南的地区，天津产的精盐很难突破长江沿岸的封锁。范旭东一边请北洋政府大员出面调停，一一边靠精盐质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与淮商进行竞争。1918年，他在汉口组织十八家精盐商号成立精盐公会，把精盐公司从天津迁到上海，很快打开销路，占领了江淮广大市场。
国际盐业市场受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其盐碱产品占领欧、亚、美很多国家的市场，抵制中国的盐碱产品。范旭东看准机遇，利用外国盐商之间的矛盾，靠自己产品的信誉打入了国际市场。当时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团争霸盐业市场，范旭东趁机支持三井，让其代销自己公司的精盐和纯碱，与英国卜内门公司支持的三菱进行竞争，最终将三菱击败，占领了日本市场，年销售精盐二十五万吨。
1926年8月，美国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了金奖。博览会权威人士评价“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37年2月，范旭东在化学博士侯德榜、化工专家陈调甫、美国专家韩孟德、李佑华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在南京卸甲甸建起中国第一家硫酸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硫酸。从此，中国的化工业以盐为本，生长出了“碱”“酸”两翼，奠定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范旭东将工厂迁到四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制盐、制碱、制酸，为实现他的“工业强国”之梦而奋斗。他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技术和设备，先后为南非、印度、巴西等国设计建起了盐碱厂。他曾说：“今世之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深其蕴，唯研究一事是最先之要务。”他还强调指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因此，在企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斥资十万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创办的企业已成了民国政府的经济支柱，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他本人的社会声望也日益提高，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中国化学会会长。他不愿步入政界，极力主张办好民族工业，抵御外强的经济入侵。他曾两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部长职务，在参政会上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得之则存，失之则危。”
范旭东以他高尚的品德、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带出中国化学工业的一批精英。他们是：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阎幼甫、余啸林……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因黄疸病、脑血管病并发而逝世，享年63岁。他为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朱德、彭德怀、郭沫若等送了挽幛，以示哀悼。
毛泽东的挽词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蒋介石的挽词是：力行致用。
周恩来、王若飞的挽词是：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
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
经济战线恍佛犹闻海洋歌。
郭沫若的挽词是：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郭沫若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沉痛写道：“范先生的事业，其目的在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建国要靠和平，要靠自己的学问和生产能力，不能靠人家的飞机大炮。范先生走了，每个工业界人士，都要追随范先生先苦后乐、粉身碎骨、百折不挠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下去。”
三、宋则久百折不挠营销国货
宋则久（1867～1956），字寿恒，天津人，小商人家出身，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32岁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正月十四，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素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持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在天津市民中声望很高。
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荪、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河。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宋则久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新中国成立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88岁。
四、家族企业创始人——荣氏兄弟
在20世纪初期，荣氏家族企业曾在全国名噪一时。
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1873年生于江苏无锡，少时家贫，先后到上海铁锚厂、裕源钱庄学徒。1894年，钱庄倒闭归家。1896年，自筹资金开设广生钱庄，自任经理。1901年，与胞弟荣德生（原名荣宗铨）大胆投资三十九万元在古运河畔太保墩附近创建保兴面粉厂，雇用工人三十多名，每天磨麦两万斤，生产面粉三百包。1905年，招股在无锡创办申新纱厂，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瓜分中国，这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精明的荣氏兄弟抓住时机，在上海、济南、汉口、无锡等地募股投资，购置土地，兴办新厂十二家之多。到20年代初，荣氏家族资本企业体系已经形成。荣氏兄弟赢得“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之称誉。
荣氏兄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举行罢市，提倡国货。1927年，荣宗敬不愿认购南京政府摊派的公债，被蒋介石下令通缉，财产被查封，后不得不屈从。荣宗敬曾当选为工商部参议员、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荣氏家族企业亏损，大部分资产被抵押出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无锡、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荣氏兄弟将部分企业迁往重庆、宝鸡、天水，未迁的企业均受到日军的强占和掠夺。无锡申新三厂的四十八万担棉花、三千七百件棉纱、六千四百匹棉布及厂房的机器设备，均被日军付之一炬。荣宗敬目睹惨重的损失，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于1938年1月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独力经营各厂，拒绝与日商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市场需求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一片生机。在古运河畔又矗立起荣氏新的纺纱厂——天元麻纺厂，成立了天元实业公司。此后两三年间，荣德生在全国各地共兴办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企业二十四家，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民国政府对荣氏企业巧取豪夺。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无端绑架荣德生，家人花了五十万美元才赎其回来。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多次敲诈勒索，荣德生一日数惊，终因心力交瘁，忧虑成疾。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7月，病逝于家乡无锡。
荣德生长子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荣氏家族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去了台湾，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独力支撑起濒于倒闭的荣氏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业，荣氏企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954年8月1日，申新三厂转为公私合营，1956年又转为国营，改名为“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天元、茂新、开源等厂也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后转入地方国营。
荣氏发家后，心系桑梓，在家乡兴办学校，建造梅园，修筑公路，乡人广为传颂。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鼎力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1979年，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1993～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五、金融骄子——周作民
周作民（1884～1955年），淮安人，少年受教于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二十二岁赴日本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其间自学财政经济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继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他精明干练、举止豪迈，对当时金融、财政、实业等方面的问题见解独特。1917年，多方募股，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他出任总经理兼董事长。
周作民深通社会学，善交各界朋友。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都被他说服入股。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国务总理梁士诒、熊希龄，部长朱启钤、曹汝霖，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各省督军，这些显要人物神通广大，资金雄厚，为金城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通过这些人的关系，自1921年起，先后承揽了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和川黔铁路建设的贷款业务，利息高，还款可靠，从而增强了金城银行的实力。
周作民倡议成立“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称小四行）的准备库，继而经营太平洋保险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北京电车公司等多家企业，发展民族工业，向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等贷款，支持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
周作民还向经营日用品、食品的小业主，经营蔬菜、花卉的平民百姓发放小额贷款，支持小本生意。这些户获利小，又担风险，其他银行不愿承此业务。而周作民提出“拾遗补缺，扩大信誉”，一个时期竟发展到5万多户，既为平民百姓解决了资金困难，又大大提高了金城银行的信誉。
金城银行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支持冀中地区农民种棉，发展北方的棉花生产。周作民联合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成了华北农学研究改进社。继之又请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有关农业专家、学者，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搞实验。从美国购进优良棉种两千担（每担一百斤），向农民贷款，鼓励农民种植，由专家指导，陆续在定县、无极、南宫、晋县、赵县、正定、徐水等十几个县设立办事处，推广棉花生产。在旧中国，身为银行董事、总经理的周作民能深入到百姓中去，到田间地头发放小额贷款、推广棉花种植，实为难能可贵。正是周作民的创举，为冀中棉田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成了产棉区。
周作民精于银行管理，重用专业人才，特聘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何廉为金城银行的指导，请燕京大学为金城银行培训四十名金融骨干，还吸收一批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城银行业务发展到巅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六十五处支行，银行存款总额达二十四亿银圆，居全国民营银行之首。
六、刘锡三创办盛锡福帽庄
刘锡三是山东省掖县沙河弯头村人，少时家贫，素有出人头地的志向。十六岁去青岛谋生，在一家外国人的饭店当茶房。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两年后经人介绍到一家美清洋行当练习生，学做出口草帽辫业务，不久提升为职员。
1911年，刘锡三除在美清洋行任职外，还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租了一间店铺，开设盛聚福帽庄，制作草帽。草帽成本低，价钱便宜，逐渐打开了销路。
1925年，刘锡三表兄病故，他便辞去洋行的职务，到天津专营草帽，将帽庄更名为盛锡福帽庄。当时市场上流行日本硬平顶草帽，这种草帽用中国生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利润较高。而刘锡三做的圆顶宽边草帽，没有日本的硬平顶式草帽销路好。为跟日商竞争，刘锡三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一台制作折式草帽的机器，从青岛请来漂白草帽辫的技师。还聘请一位白俄罗斯女设计师，既设计流行的日本硬平顶式草帽，又设计多种款式的草帽，产量大幅增长，实用美观，价钱便宜。两角钱（银币）一把的草帽辫，可制成五顶草帽，每顶加上工料不到两元，可卖到六元，比日本制的草帽还便宜，销路大开，不到三年就获利十多万银圆，终于把日货排挤出中国市场。盛锡福名声大振。
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刘锡三增设出口部，出口草帽辫及草帽，进口澳洲羊毛，供本厂做呢帽原料。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刘锡三又从国外进口新式草帽机器设备，所生产的巴拿马式草帽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埠，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刘锡三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931年，首创采用各色毛线、棉线、棕丝帽辫制成各式帽子，新颖别致，很受顾客欢迎。同年，又增设通帽工厂、印刷工厂、毡帽工厂。1934年又建毡帽胎工厂，生产各式毡帽。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盛锡福业务已发展到巅峰，每年全厂生产各种帽子四十余万顶，呢帽最高生产二十四万顶。制帽工人近三百人。
刘锡三的成功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品种齐全，货色赢人；二是选料精细，讲究质量；三是广泛推销，建立网络。他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数十家分店或批发部，还到甘肃、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设代销点，并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承做突出少数民族风情的呢帽。刘锡三发挥懂英语的优势，与外商广泛联系，在新加坡委托大华贸易行为总代销店，负责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等地推销帽品，在英、法、荷兰、意大利、澳洲、南北美洲、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国和地区设代销处。盛锡福“三帽”商标的帽品遍及欧、美、亚各国。刘锡三这个不见经传的农村娃，一跃成了中华商界的大亨，令外商震惊。
七、高星桥争建天津劝业场
1900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天津划出九国租界，总占地面积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亩，相当于天津城区的七点九倍。今劝业场一带划入法租界后，帝国主义来华淘金者以及投机的中国人，立即觉察到这一带的地皮会飞速涨价，正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四处活动，抢占无主荒地，随便划租界；对有主的农田、苇塘、菜园也钻营争购。
劝业场一带建起法国的立新洋行，美国的美清公司，英国的先农公司，比利时的仪品公司，瑞士的乐利工程公司等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购买了今滨江道华清池的楼房出租；北洋政府总长顾维钧抢购到今中国大戏院的地皮；大商人范竹斋也在这一带购地，盖起竹远里、大安里、大庆里等三四百间房出租。
早年靠大运河漕运发家的商界名家及商业组织——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天津帮等也都从城里迁入外国租界，致使租界地地皮价格暴涨。1900年以前，今劝业场一带地皮最贵三四十两银子一亩，仅十年，就上涨十倍、百倍。1924年直奉战争后，竟达两万二以上一亩。
为了争购充满商机的劝业场这块地皮，时任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买办、天津帮巨贾高星桥，以每亩两万两银子的天价买下一块五亩二分的地皮，共花去十万四千两银子。他决心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兴建一座七层楼的天津最大的商场。
高星桥募股兴建商场大楼，共招十五股，每股十万元，他个人认六股，清廷庆亲王载振（光绪皇帝的叔叔）三股，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一股，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一股。
1928年12月25日，商场大楼正式落成交付使用。关于商场的名字，法租界当局提出叫“法国商场”，借以壮大法租界声势。高星桥权衡利弊，认为，那样会被误解为商场是法国人所办，有伤中国人的体面：一旦国人掀起排外浪潮，必受连累，造成损失，而予以否定。之后他与股东商议。庆亲王载振在北京开办一家劝业场，便提议叫“劝业场”。高星桥即采纳，并在中间加个“商”字，名为“劝业商场”。花了五百大洋特请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巨幅匾额，制成金字，悬挂于正门上方，很有气势。
商场开业，举行隆重典礼，劝业商场楼前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幅巨联，为商场精神。取各联头一字读“劝业商场”，又是商场的名字。
开业后，高星桥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充分发挥商场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优势，压倒了其他诸多知名的中国商号及外国商行，居天津之首，成为国内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特大商场之一。
八、乐达仁创办达仁堂
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所创办。乐达仁早年随大清驻德公使吕海环赴德国游历，受西方人办企业的启发，回国后对同仁堂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同仁堂的买卖做大，向全国各地发展。但是同仁堂内部有规定，凡为同仁堂做药的各铺店都不得以同仁堂的名义在北京和外埠开药铺。1912年乐达仁父亲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乐达仁与其兄弟四人商议，集资四万两白银，聘请精通药典和管理有方的阮孝康、孙华亭先生，在上海创办“达仁堂药店”，因营业不振，1914年迁到天津。
乐达仁继承了三百余年“家传秘制”的经营传统，自制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他锐意求新，抛开了家店合一的封闭经营方式，建成了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在生产方面，乐达仁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坚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念，加之有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生意日渐红火。
1917年以后，达仁堂先后在北京、青岛、福州、长沙、西安、长春、大连、郑州、香港等十八个重要商埠，开设了达仁堂分号，总号派人统一管理，销售药品多达一千余种。对名贵中药，乐达仁派专人采购，如采购人参，拨专款建立了“达仁参号”，延聘内行名手，专采吉林老山人参；为采鹿茸，乐达仁出巨资在京、津两地自办鹿园七处，圈养关东良种花马鹿七百多只，每年产鹿茸一万余两，故有“鹿茸大王”之称；为采优质蜂蜜，自办养蜂场。药店配置的药品原料上乘，货真价实，赢得全国中药界的赞誉。全国传统中草药集散地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每年春秋两季庙会，如果没有达仁堂的人到场，鹿茸、人参等贵重中药不能开盘成交。
乐达仁不光构思宏大，而且精于管理。在选购药材时，不怕价格昂贵，只求其真。如购买虎骨、犀牛角时，定要完整的，防止伪品混充。在配制丸、散药时，由药技工将各种药料精挑细选后，必须由经理逐一检查无误后，方可混合碾粉。为保证药剂质量，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决不嫌繁求简。如生产治妇女病的大补药乌鸡白凤丸，将乌鸡去净毛爪，分层码在铜罐之中，用沸水蒸煮四昼夜，使之骨酥肉烂，药味醇香。药酒需存放五年以上，膏药需浸泡一年才热开摊膏。在配制有细料（如牛黄、犀角、麝香等贵重药材）的丸散时，须由经理亲自配方下药研粉。达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疗效显著，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南洋。一些名医开处方时都指定购买达仁堂的药。当年，达仁堂传统产品有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丸、再造丸、虎骨酒、神效如意狗皮膏等，皆负盛名。达仁堂在全国中药业中首屈一指。到1935年，总资产达一百多万元，比创业初期增长二十倍。
1934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任经理，乐松生任副经理。乐肇基曾游历欧美，接任后大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又不失“乐家老铺”的传统。为确保药品质量，出巨资凿了一口深水井，建起水塔，经多道工序过滤，保证制药用水的纯净。从国外进口冷冻机，建起冷藏室，用以贮藏易腐药材和药品。
在管理上，乐肇基事必躬亲，“言出法随”。徒工进厂须立保单，生产上有明细分工，每一盒药都标出生产人员的姓名和生产日期，质量出了问题直接追究责任人。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是达仁堂生产经营的一贯宗旨。
达仁堂办了多项公益事业。开办“达仁女子学校”，为鼓励女孩子上学，免费招收女学生入校学习。高薪聘请马千里任校长、邓颖超任教师。1924年，乐达仁的次女乐卫生病故，乐达仁将女儿生前积蓄的三千银圆作为基金，开设卫生眼科诊疗所，聘请著名眼科医生义务门诊，凡来就诊的患者，免收一切医药费用。此后，还组织业余乐队进行义务演出，宣传达仁堂，展示职工精神风貌。
达仁堂以其为民的宗旨和良好的信誉，使企业长盛不衰。
九、经营有道的谦祥益
清末民初，在中国纺织市场上享有盛名的“八大祥”，是由山东孟家创办的。自康乾盛世创业，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年山东省的章丘、周村、淄川一带盛产土布，以章丘县辛寨村为集散地，素有“寨子布”之称。“八大祥”家族孟家是旺族，很多族人善于经商。他们收购“寨子布”到济南、青岛去卖，后又闯入京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清末民初，陆续出现了“八大祥”，即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隆祥、谦祥益、谦和益、瑞蚨祥。事实上，这些祥字号的股东，不都是经商能手，有的干赔本，有的中途倒闭，但孟府老祖宗有个规定：倒门不倒户。即你这门的买卖可以倒，而“祥”字号的招牌不能倒，其他孟姓经商的人还可用这个“祥”字的招牌，经营规矩要服从“祥”字号的传统。这就是“八大祥”不倒的原因。
谦祥益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进入北京，起初以经营“寨子布”为主，后增添苏杭的绸缎及珍贵的皮货。由于资金积累雄厚、经营有道，生意愈加红火，信誉愈加提高。清朝末年，谦祥益的股东传至孟养轩。此人谦和大度，善于交际，经营有方。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列强抢劫三日，孟养轩的商店先被抢劫一空，后被大火烧毁。孟养轩并不灰心，市面稍一平静，便开始整修店堂，多方进货，特别购进大批棉布。他预计冬日临近，城乡居民定要购买棉布做棉衣棉被。果然如他所料，天一乍冷，人们就拥挤着进入店堂，争购棉布。仅这一项，就盈利数万元，挽回了损失。
1917年，孟养轩在天津建分店。这年，他喜得贵子，乳名“保平”，所以天津的分店取名“谦祥益保记”。
那时，天津已是商业繁华的大都会，绸缎行业高手如林，外国洋商进行垄断，社会动荡不安。孟养轩不畏强手，把商店建在热闹的法国租界内，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同国内外强手竞争，仍立于不败之地。此后，在上海、济南、青岛、汉口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号，积累资金逾百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养轩之子孟昭斌（保平）已任谦祥益保记经理，育有六子，乳名均带“辰”字，所以命名新开商号为“谦祥益辰记”。在风雨飘摇，百业凋敝的景况下，谦祥益虽然受到很大打击，仍能稳步发展。
谦祥益的经营特点是商品齐全，敞架售货，说话和气，明码标价，加一放尺（买十尺多放一尺），货真价实，服务周到。
在管理方面，精打细算，用人得当，人员分工专业性强，管理严格。每个员工每天的售货量都有专人统计，个人有“号票”（即售货传票），年底统计，作为奖励的依据之一。
谦祥益历任经理都这样激励员工：“大家做的是针尖上削铁的买卖”。
如今，坐落在天津三岔口估衣街上的百年老字号谦祥益商场，基本保持了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