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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大运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数代华夏儿女。运河两岸的城乡成了人才荟萃、名人辈出之地。这些名人分别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明史及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直到今天，大运河还在传递着先辈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忧国忧民振兴中华的伟大胸怀。
清代赵翼诗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本章仅从历代千千万万名人中，挑选十几位成就卓著者，予以介绍，以示精英的可贵精神。
一、科学巨星——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祖上经商，家族曾两度兴衰。徐光启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考中了秀才，不久到广东、广西等地谋生，当了多年家庭教师。
徐光启39岁北上应试，路经南京时，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利玛窦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徐光启羡慕利玛窦知识的渊博，推迟进京应试，与利玛窦交友，虚心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知识。
第二年，徐光启进京考取了新科进士，充任督察院官员，不久又进翰林院学习。利玛窦这一年也到了北京，徐光启徒步去拜访。此后，二人交往更为密切。
一次，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及中国数学的勾股问题，利玛窦告诉他西方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义理甚精，只是翻译困难。徐光启慨然而起，恳邀利玛窦合作翻译。此举得到利玛窦的赞许。此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徐光启准时到利玛窦寓所，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天天如此，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字斟句酌，三易其稿，终将13卷拉丁文《几何原理》的前6卷《平面几何》译成了中文。翻译很成功，至今很多几何用语，还是当年徐光启翻译的。
徐光启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欲学习西方科学，当首先从数学始。他曾预言：“几何原理是当今没有一个人不应学的，相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徐光启的科学预见已被历史证明。
徐光启久蓄强国之志，曾对漕运做过深入考察，并指出，长此南粮北运，南方愈富，北方愈穷，决心把南方水稻移栽到北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徐光启托病离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官场，到天津围田，进行种植水稻的科学实验，达三年之久。他记载，天津沿海地区荒草芦苇无际，仅有静海县的葛沽高地有耕田。荒田无数，最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银一亩。他购置田产二十顷，一半近白河（北运河），都做成围田。从南方引进稻种，请来田师，试种水稻，连种三年，每亩水稻产一石五斗（150～180斤），“大获其利”。徐光启还将美洲的甘薯移到北方，为北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用几十年的工夫，编著古农学经典《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包括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棉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门类，将古典农学的各个领域概括无遗。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的科学论著。如采用历史统计学方法研究蝗虫的泛滥区划，足不出户，能划出蝗灾纵横几千里的区界，与今天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徐光启还著有《北耕录》，记录他在天津试种水稻的过程，造肥、积肥、施肥及改良盐碱地的具体做法，是一部古典肥料学专著。
徐光启曾将西方古典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古典天文学进行了改造。晚年编的《崇祯历本》，成为后世三百年间历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徐光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天文学家。
这位科学巨星，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归葬于故乡——上海法华泾与肇家浜两水汇流处。后来人口繁衍，其地便称“徐家汇”。徐光启的墓址在今徐家汇南丹公园内，墓周围坦坦石台，蒙蒙绿树，象征墓主人的坦荡胸怀与长青的科学生命。
二、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是个杨花飞絮的日子，一位身陷京城狱中的75岁学者吟着“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的诗句，决意以鲜血和生命对抗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迫害。他请人剃头，趁机夺过剃刀，刎颈自杀，而一腔正气不绝，延至十六日午夜，老人才停止呼吸。这位学者就是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异端之尤”的杰出思想家——李卓吾。
李卓吾（1527～1602年），名贽，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回族，二十岁离家谋生，三十岁进入官场。他为人正直，才识过人。反对封建王朝提倡的“正统思想”，厌倦宦海沉浮。五十岁才升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封印挂冠而去。寄居在湖北友人耿定理家中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后耿定理去世，李卓吾已58岁，生活无所依，遂迁到麻城的一座古刹——芝佛院，开馆讲学。此时他已是知名学者，慕名而来的弟子甚多。有少爷公子，也有闺房小姐。在封建社会里，视男女交往为大忌，李卓吾却公然招收女弟子，这是惊人之举。他被封建权贵视为“异端”。在炎热的夏季，李卓吾讲学热得头皮发痒，就把头发剃掉。依照封建古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毁伤？他的剃发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是“异端”之举。李卓吾笑而答曰：“说我是异端我就是异端，从今再不留长发，成全那帮小子的名声吧！”
李卓吾的言行，无疑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公然挑战。而被视为“异端之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著作中那些“离经叛道”的“邪说”。
宋朝、明朝的理学是官方的哲学，其政治观点的核心是“君权至上”“男权至上”，以“三纲五常”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李卓吾却斥责“三纲五常”为欺人之谈，主张“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即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了社会伦理道德。离开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则无伦理可言，根本就没有先天的理，进而驳斥了理学家们“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说教。
理学崇尚孔子和孟子，认为《六经》与孔孟的说教是“万世之至论”。李卓吾却针锋相对地指斥这些经籍“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认为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理学家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卓吾则讽刺说：“老天生仲尼之前，难道世上是昏黑一片吗？人们要整天点蜡烛走路啦。”
理学歧视妇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妇女改嫁。李卓吾却同情寡妇的不幸，赞成寡妇改嫁。他称赞西汉才女卓文君自己主张嫁给文士司马相如的大胆之举。
李卓吾在湖北讲学、著述达二十年之久，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信与杂述结集为《焚书》，在麻城刻印后，很快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麻城。李卓吾将自己重评历史人物的文章结集为《藏书》，在南京刻印，也引起很大反响。“异端之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恐惧，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迫害和打击。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李卓吾著书、讲学的古刹芝佛院被官府捣毁，逼得李卓吾无处存身，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麻城，乘船沿长江水道到了南京。恰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南京，二人相见恨晚。利玛窦于公元1582年8月抵达中国，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绍兴、南京、北京等地传教、讲学及著书立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且熟知汉学、儒术，被万历皇帝称为“活神仙”。利玛窦十分欣赏李卓吾的“异端”学说。李卓吾也不保守，接受了利玛窦讲的西方文化。李卓吾比利玛窦大25岁，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
李卓吾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应好友漕运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到了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不久，利玛窦赴京，途经济宁，再次与李卓吾相见，二人彻夜长谈。
万历二十八年（1602年）二月，李卓吾另一位挚友马经纶（北京通州人）赴山东济宁，接李卓吾到通州居住。此时李卓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为了宣传“异端”学说，坚持讲学，与马经纶一起著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九正易因》就是在通州完成的。
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来到皇城门口，皇帝为之不安，一些大臣也背若芒刺，都怕这个狂人搅乱“正统”的封建秩序，威胁到大明江山的安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罗织了“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锒铛入狱。
李卓吾早已料到被杀害的结局，在入狱前就给子女写下了遗嘱：“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挖一深坑，芦席铺之，安我其上，我心安焉，即为乐土……”他视死如归，自杀前镇定自若地吟诗一首：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李卓吾著述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他以“焚”“藏”命名，其实已预料到自己的学说不为当世所容，难逃查禁和焚毁的命运。
李卓吾虽然离世，他的“异端”著述却流布天下，他那“离经叛道”的思想传世不绝。
如今，在泉州，李卓吾的故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名胜之一。在北方，他的尸骨安葬在通州，墓前立有高大的碑石，上书“李卓吾先生之墓”。国内外学者常赴两地举行悼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文天祥谱写正气歌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岁考取进士第一，中了状元。元军南下，宦官董宗臣主张皇帝迁都，文天祥上疏，提出征兵抵抗，将董宗臣斩首。皇上未准。文天祥倾尽家产，在家乡组织万名义军，欲与元军血战。元军渡过长江，文天祥奉旨增援常州宋军。宋军毫无斗志。义军作战英勇，但无粮草供给，遂退守余杭。1276年，元军兵临杭州城下，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前往元军大营谈判。元军大元帅伯颜气势汹汹，文天祥毫无惧色，痛骂暗中投敌的南宋大臣贾庆余等人，被伯颜扣押，押解大都（北京）。
囚船经过无锡时，百姓含泪追逐囚船相送。囚船停泊在黄埠墩码头过夜，文天祥满怀悲愤吟诗一首：
金山①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②
二十年前曾去路，③三千里外作行人。④
英雄未死心先碎，⑤父老相从鼻欲辛。⑥
夜读程婴存国事，⑦一回惆怅一沾巾。⑧
文天祥被押解到京口码头。当夜，在随从杜浒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逃离囚船，后经仪征、南通——入海至温州，与南宋大臣陆秀夫等人拥立逃亡的小皇帝赵罡即位。文天祥继续组织军队抗击元军，陆续收复三十多个州县。但最终难以抵挡元军的铁骑弯弓。1278年在广东五坡岭战斗中，被元将张弘范俘虏。张弘范如获至宝，押着文天祥乘船追杀张世杰领导的另一支宋军，逼迫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和小皇帝。文天祥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⑨：
辛苦遭逢起一经⑩，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①，零丁洋里叹零丁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③。
文天祥第二次被押解大都（北京），随船元军看守甚严，再也没有机会逃脱。他一路上做了数首极富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诗篇。“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大骂鞑虏当死，南宋逆贼当诛，与一个个劝他投降的贵酋争曲直。他早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身藏匕首，“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写下了《怀孔明》《刘琨》等诗篇。“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
元廷将他投入土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元世祖忽必烈屡派南宋降臣诱降，被文天祥厉声斥骂；降臣又带南宋九岁小皇帝劝降，文天祥只说“圣驾请回”，就闭口不语了。忽必烈让已沦为奴隶的文天祥妻女到狱中相见，妄图打动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凛然做《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表达誓死不屈的决心。
忽必烈抱着一线希望亲自劝降：“若肯降，任尔为丞相。”文天祥虽已被击伤膝骨，仍昂首怒目，断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一代豪杰文天祥惨遭杀害，时年47岁。后人整理《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四、运河岸边大才子——纪晓岚
沧州，位于天津至德州之间的南运河畔，是一片浸润了古老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地。从公元前206年的西汉，至公元534年的北朝，一直是封王之地。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王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充实畿辅，朝廷下令江南九府大户及众多百姓“随龙”北迁。其中有一纪姓大户，从南京上元县迁至沧州大运河岸边的景城。这便是纪晓岚的先祖。先祖虽以种田为生，却十分重视读书仕进，代代书香门第。据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入太学受皇上褒奖，祖父曾任县丞，父亲做过知府，道德文章皆名噪一时。“贫莫断书香”是其父遗训。
纪晓岚4岁启蒙读书，11岁随父进京，21岁中秀才，31岁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受任贵州都匀知府，未去上任，即以四品官留任宫廷。同年去乌鲁木齐佑助军务。回朝后受命《四库全书》总纂官，呕心沥血十三年，《四库全书》修成，共3640种，7933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晓岚亲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精选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擢升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他才智超人，甚得乾隆皇帝赏识，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
嘉庆八年（1803年），告老还乡的纪晓岚八十大寿，皇上派人送去珍贵礼品。纪晓岚82岁，卒于沧州故里。朝廷敕封立碑，嘉庆皇帝御笔题写了碑文。
纪晓岚一生好学不倦，知识渊博。三十岁前，致力于考证古典，“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岁后，注重写文章，“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岁后，领修秘笈，附带讲考证。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约40万字。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每写完一稿，即在社会上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的笔记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人无能夺其席”。
在政治上，纪晓岚提倡“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涌入京城抢食。社会秩序日趋恶化，颇有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之势。御前大臣纷纷上疏皇上调兵遣将，把刁民驱出京城。纪晓岚则奏请皇上，截留运河上从江南运往北京的官粮数万石，赈济各府县灾民。很快，拥入京师的饥民不驱而退。
纪晓岚对宋代程颢和朱熹等几个名儒提倡的“理学”深恶痛绝。理学提倡“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纪晓岚批评“程朱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批评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他的小说中有冷嘲热讽理学的篇章。纪晓岚80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内的问题向“程朱理学”进行挑战。当时有司法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被杀者，不以烈女视之。纪晓岚公然批评这纯属道貌岸然的理学之论。他郑重上奏皇上，“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捆绑逼其跪之，能说是屈从贼吗？”皇帝思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纪晓岚眷恋家乡，情怀宽阔。大运河波光潋滟流过他家村口，他在运河中游泳，撑船，捕鱼，捉螃蟹，繁忙的码头及河中长长的船队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家在运河西岸建有五楹水明楼，外祖母家在河东岸，建有渡帆楼，站在自家楼上能下瞰运河。他曾听外祖母讲述见过康熙圣祖南巡回銮，船上载贡狮之事，亲眼目睹发生在运河岸边奇妙的故事，在《槐西杂志》卷一中，就记述了他幼时在自家水明楼上见到的一段奇事：
一日，我推窗南望，见男女数十人登一条渡船，缆绳已解开，一人忽愤然举拳将一老叟击落水中，老人衣服皆湿，坐在水边叫骂。这时船已鼓棹开走。此时运河水正在暴涨，洪波直泄，汹涌有声。一条运粮船张双帆顺流而来，急如激箭，正撞上刚开出的渡船，渡船被撞碎，数十人都沉没水中。刚被击下船的老人见之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众人询问缘故，老叟气愤述缘由：“昨日，听说族弟卖童养媳为人妾，得银二十两，今日急着去成交。我急抵押出自家几亩薄田，凑足二十两银子，追到船上让他去赎人，他反挥拳将我击下船来。”
众人听罢，甚为惊奇，都说：“此一击乃神所使也，催促你族弟和众人补他们的过错。”
纪晓岚在他的诗文中追忆了家乡的恩师、好友，记载了家乡的特产——红枣、沧酒。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纪晓岚出任福建省学政，出京城一路南行，在家乡河间府受到太守的迎接。往南行至献县单桥，一个轿夫不小心跌倒，将轿中的这位朝廷重臣摔下轿来，几个轿夫吓得不知所措，连忙叩头求饶。纪晓岚非但没有责怪，反而风趣地咏了一首小诗：
失足寻常事，疲癃不汝嗔①，忍饥有几日，我是故乡人。
纪晓岚才思敏捷，机智诙谐，与乾隆、刘墉等人和诗、对对联，每次都高人一筹。他常与大贪官和珅斗智，让和珅当众出丑。在人们心目中，纪晓岚成了智慧的化身。
如今，他的家乡建造了纪晓岚纪念馆，其中有一对联语写得好：
大烟袋丝丝不尽，吐些许隽思妙语，袅袅高低弥天地；
小笑话娓娓长谈，传几多谐趣闲闻，悠悠上下动古今。
五、“话本”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年），明末小说家。字犹龙，号墨斋主人，家居苏州吴县，年轻时就通经学，善诗文，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被誉为“吴下三冯”。他屡次科考不中，便从事话本的搜集编著。南方艺人讲故事，宋时称说话。话本，即说话的脚本。直到57岁，冯梦龙才补了一个贡生，即由乡试选出向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输送的学生。60岁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寿宁县志》第四卷）。
冯梦龙长期深入民间，对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十分同情。他受李卓吾进步思想的影响较深，反对“王道”“正统”思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倡导人性解放，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这些都在他的话本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认为“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话本故事之捷且深也。”
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官场的黑暗，科举的舞弊，炼丹拜金的荒唐，富人的挥霍纵欲，穷人的艰辛悲苦，市侩的狡诈，男女爱情的悲剧等。这些素材大都来源于三千五百里长的大运河两岸。苏州历史文化的乳汁哺育了冯梦龙这位大才子，冯梦龙充分利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往返京杭之间，进行采风，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丰富写作素材。
据传，冯梦龙曾到过北运河畔的河西务，听老人讲三义屯（今三里屯）刘小官雌雄兄弟的故事，后写成话本，收在《醒世恒言》第十卷中，记述翔实，描写逼真，生动感人。他在香河县搜集到“滕大尹鬼断家私”的故事，后编入《喻世明言》第十卷中。《金玉奴棒打无情郎》《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唐解元一笑姻缘》《况太守断死孩儿》是流传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的故事。
广为流传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从京城写到长江岸边的瓜洲，笔法酣畅淋漓。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传世的剧本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更定的剧本多达数十种，如：《牡丹亭》《邯郸梦》《占花魁》《一捧雪》《精忠旗》等。苏州人评价冯梦龙：
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
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
六、施耐庵与《水浒传》
施耐庵（约1296～137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祖籍苏州，迁居兴化县。元代至顺年间进士。少年精敏，擅写文章，常听家乡父老及运河上往来的客商讲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很感兴趣；对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很是崇拜，暇时就记载下来。曾任钱塘县（今杭州）一小官吏。因不媚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数年后，撰写出传世之作——《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水泊，故以“水浒”名之。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北宋年间，那里有八百里水泊，曾是黄河故道，京杭大运河从水泊旁流过。梁山主峰不过二百米，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峡谷幽深，崖壁危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作品把正史中骂作“贼寇”的起义者作为英雄来歌颂，写得有声有色。显示了作者与作品的进步性；《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英勇抗争，前赴后继，但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反映了作者与作品的局限性，沿袭了古代小说正统、王道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不愧为文学巨匠。《水浒传》构思精巧，结构错落严谨，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景阳冈武松打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等，写得扣人心弦，已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人物刻画性格鲜明，入木三分，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母大虫顾大嫂……数百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小说还描绘了梁山义军赛马场，小李广花荣射雁处，聚义厅，阳谷县城内的狮子楼、十字街等运河两岸的锦绣山川和诸多人文景观，使人如身临其境。
遗憾的是，他不曾为自己写下一份哪怕是几百字的简短传记。据能搜集到的材料可知，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为同乡。张士诚称“武王”之后，曾亲自登门恳请他出任丞相，他坚不肯就。明初，朱元璋请他赴京做官，仍不肯出，终其一生完成不朽之作《水浒传》。
20世纪50年代，在施耐庵家乡，有关他的文物屡有发现，计有：施耐庵侄子施让的地券文，十二世孙施子安残碑，十九世孙保存的《施氏家谱》，以及兴化县的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施氏家族每年清明为之祭扫。
七、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撰写的讲史小说，所写内容是从汉末到晋初约百年的历史。
罗贯中生于1330年，卒于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山东东平）、太原（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多年生活在苏州和余杭。据传，他是施耐庵的学生，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得到老师的指点，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他也鼎力相助。罗贯中平生著述甚丰，相传著有十七史演义，除《三国演义》外，流传至今的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另著小说《平妖传》、杂剧等。
罗贯中和施耐庵有许多相似处，写了那么多历史风云人物，却不为自身留下片言只语。
他的创作思想、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堪称创作典范。
《三国演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取材于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和魏、蜀、吴三足鼎立、兴衰的史实，经过艺术加工，折射出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状况，各国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封建统治阶级的王道、正统、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封建道德、忠贞、忠义等等。使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贪婪、虚伪、狠毒、凶残及损人利己的本性，也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心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来表现其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影响深远，令人难忘。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心赤胆、义烈千秋的关羽，豪爽粗犷、勇猛过人的张飞，忠君报国、智勇双全的赵云，雄才大略、狡猾奸诈的曹操……每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岁月没有带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时至今日，在人们眼前仍飞扬着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影视、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很多以《三国演义》为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
作者善于描写战争，但不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对阵，而是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官渡之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失街亭、空城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等诸多战斗，有的以少胜多，有的骄兵必败，有的先发制人、勇者为胜，有的后发制人、以逸待劳，有的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把丰富多变的战略战术演绎得酣畅淋漓，对研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前，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但往往拘泥于史实，没有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塑造成有一定认识意义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形象。罗贯中做到了。《三国演义》以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自《三国演义》问世，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描写盘古的《开辟演义》，下迄记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涵盖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八、吴承恩运河岸边写《西游》
吴承恩（约1500～1582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出生在淮安河下镇的打铜巷尾。其祖父曾做过学官，父经商。他少年聪颖，兴趣广泛，喜读书，善诗文，在乡里有“小学士”之称。除“四书五经”外，他对市井间流传的杂书也倍感兴趣。
青年时代，吴承恩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屡次科考不中，后才知科场贿赂舞弊成风，从此痛恨朝廷腐败。直到43岁才考取贡生，被推荐到国子监进修，未前去。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曾做过《斋居》诗一首，描写个人隐居生活的情趣：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吴承恩50岁时，被封为县丞（比县令小一品）。当时，家道中落，母亲病重，为养家糊口，才去上任。他厌恶官场的趋炎附势，两年未满就辞官回家。曾吟诗发泄愤懑的心情：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闲居时，常写些诗文，讽刺世道，抒发不平之气；听老艺人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看地方剧团演出《西游记杂剧》，有时也参加演出。
吴承恩家住淮安，这里淮、运交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间流传着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附近河流纵横，河湖交错，与河湖有关的大禹治水、东海龙王、鱼精水怪等神奇故事颇多，离奇古怪惊心动魄，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幻想虚构的原型，为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几次游历连云港东北的云台山，山中的“花果山”“水帘洞”，自古有“不见云台岭中秀，勿论天下美山石”之说。水帘洞前不远是“石磴层层数，崎岖十八盘”，登上去是南天门，山势豁达，云天开朗，可穷千里之目。奇山秀水激发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正是以此为背景，构想出石猴出世，花果山自立为王，大闹天宫等动人情节。
吴承恩所处的年代，佛教道教盛行，当地时有佛事活动，他也参与其中。吴承恩对佛、道教义研究颇深。深厚的积淀加之丰富的想象，构思出《西游记》的雏形。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唐僧西天取经为主线，串联起取经途中降妖除怪的无数奇妙故事，神话小说《西游记》在酝酿中逐步成型，运用纯熟形象化的语言，把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善恶不分的唐僧以及玉皇大帝、西方佛祖、观音菩萨、妖魔鬼怪描写得出神入化。
吴承恩71岁开始在他的茅草屋中“闷作西游”。茅屋称“射阳簃（yí）”。吴承恩耗尽了耄耋之年的精力，著成了不朽的传世之作《西游记》，于公元1582年去世，享年82岁。
九、曹雪芹与张家湾①
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在南京，童年和少年，过的是“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华生活。十三岁那年，皇帝下旨抄家，拿问回京，他才随家人来到北京。祖母、母亲两世孤孀及一家人无立锥之地。经人讨情，雍正皇帝“特恩”赏了他家“十七间半房”，又将他家在张家湾典的六百亩地及张家湾城里的当铺、菜园、七千两本银还给他家。
张家湾距北京城50里，距通州15里，是客运码头，热闹非凡。城西有曹家墓地。曹雪芹在京城与文友论诗作画，闲时经常到张家湾居住，游览了京郊的名胜古迹，有了接触下层平民的机会，逐渐懂得了种田、经商，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家道的兴衰沉浮，世间的人情冷暖，个人经历的坎坷，使他“看破红尘”，思想意识渐趋成熟。丰富的知识积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尽管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白假语村言（贾雨村），真事隐去（甄士隐），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张家湾生活的痕迹，也可推测《红楼梦》部分内容取材张家湾。
热闹的“过会”《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梦见“太虚幻境”之后，见女儿英莲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巧可喜，便抱在怀内，到十里街看那“过会”的热闹。
“过会”，是张家湾的土话。这一带每个村都有一两道、三四道花会，每逢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狮子会、龙灯会等都要在大场上表演，然后“踩街”，沿街表演。各家在门前放好茶桌，上面摆放糕点、茶水、烟、酒，表示欢迎。全家人都站在门口观看“过会”。京城有句老话：各家花会哪可观，十人九说张家湾。张家湾一带民谚说：马营（村）的高跷，牌营（村）的会（小车），皇木厂的竹马排成队；公益会惹不起，童子老会不说理；南八会、北八会，碰到一起就作对。张家湾热闹的“过会”，成了曹雪芹创作的素材。
花枝巷与小花枝巷 北京城内曾以“花枝”命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在内城的中城，称花营；一在内城的东城，称花枝胡同，而直称“花枝巷”的不曾有过。《红楼梦》第六十回，写贾珍将尤二姐暗暗安顿在“小花枝巷”内的一所房子里。这小花枝巷可能在张家湾。张家湾南门内西侧的第一条胡同，东西走向，约长300米，称花枝巷街。当年曹雪芹家的当铺就在此巷内。花枝巷街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道，这条小胡同称“小花枝巷”。在小花枝巷南头西侧，有一处院落，约二十来间房，这是曹家当铺雇员的住处。
褡裢与蓑衣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在街上遇见一位跛足道人，不多时便“将人肩上褡裢拉了过来背着”，同疯道人飘然而去。第四十五回，写黛玉望着窗外秋雨触景生情，写罢《秋窗风雨夕》一诗，将要安歇，宝玉“身上披着蓑衣”进来，惹得黛玉直笑。这里提到的褡裢和蓑衣，其生活来源也应是张家湾。
据明史记载：“张家湾日日为集”。当地赶集的百姓一般都肩负褡裢。褡裢由三块又粗又厚的土布缝制而成，底片长约三尺，比肩稍宽，两端各缝一块同宽较短的粗布，形成两个对称的兜口。将褡裢搭在肩上，两个兜口一前一后垂下，古时货币大都是铜钱，较为沉重，衣兜难容，赶集时都放在褡裢里，当地百姓又称“钱衩子”。
蓑衣，是张家湾百姓常备的防雨草衣。这一带水边长满茂盛的水草，俗称“三棱草”，学名叫“莎草”。草有三尺多高，草茎光滑柔韧，只有顶端长出少而稀的窄叶。人们将莎草割下晾晒半干，编织成蓑衣，用来防雨。
当地百姓喜欢在阴雨天披上蓑衣到河边撒网捕鱼，古谚云：小雨纷纷，烧酒半斤；蓑衣一披，搬鱼（用搬罾捕鱼）到黑。
可见曹雪芹对张家湾百姓的衣食住行、民俗风情也很熟悉。
一个萝卜一头蒜与大火烧了毛毛虫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平儿在凤姐屋内，见几个小丫头从刘姥姥带来的口袋里倒出“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四十回，贾母率众饮酒行令，刘姥姥也来凑趣，听鸳鸯说出“右边幺四真好看”，便随口答出：“一个萝卜一头蒜”。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醉后逛大观园，发现竹篱上长有很多扁豆，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这些枣子、倭瓜、野菜、萝卜、蒜、扁豆等，都是张家湾一带的土特产。
《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刘姥姥带孙子板儿随贾母到大观园秋爽斋探春屋内聊天，板儿指着探春纱帐上绣的花卉和草虫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被刘姥姥打了一巴掌。后又入宝钗住处饮酒行令，鸳鸯手指一张牌，上面斜排了三个绿点，下面方排四个红点，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立刻对出“大火烧了毛毛虫”，逗得众人大笑。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陪贾母散步，看见笼中的八哥不认识，说“黑老鸹子”长出凤头来，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蝈蝈、蚂蚱是北方秋天的昆虫，毛毛虫学名“松毛虫”，因浑身长满细毛而俗称毛毛虫。黑老鸹子即乌鸦。当地人称黑老鸹子含有不太喜欢的意思。另在四十八回中，写李纨钓鱼，“钓上一条二寸长的鲫瓜儿”（小鲫鱼），“鲫瓜儿”是张家湾一带的土语。
由此可知，曹雪芹对张家湾的土特产、方言土语谙熟于心，在小说中，用人物的对话说出来是很自然的。
桥闸与行宫 《红楼梦》十七回、十八回中，写贾政“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描写道“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并名之曰“沁芳闸”。写元春省亲游览大观园时“进入行宫”。
“桥闸”，即上桥可通行，下闸可截水，两种功能兼备的桥。北京城和张家湾之间的地势落差40多尺。元代开的通惠河上，就建有24座闸，以控制水的流量，便于行船，所以通惠河又称闸河。在张家湾的中码头西，通惠河上有一座广利闸，其东侧有一座石桥，并称广利桥。从张家湾去北京必经此桥。每每河里的水从闸板上漫过，就穿过桥洞一去不复返地注入了外河（北运河）。这便是曹雪芹笔下的“通外河之闸”。除去这座广利闸，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处。
书中提到的行宫，也在张家湾。京城四周建的行宫很多，但临近桥闸的只此一处。张家湾城北，距广利闸三百米处，有一座寺庙，称太平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殿宇宽敞，松柏参天。康熙皇帝曾到此巡视水情，在寺中小憩，后称此寺为“行宫寺”，简称“行宫”。这样的行宫，其他各地不曾有，唯张家湾。
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曹雪芹在张家湾选取的生活素材还有多处。
十、曹雪芹墓石①
红学专家对曹雪芹去世的年月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考证，一直有“壬午”年（1763年）和“癸未”年（1764年）之争。对曹雪芹埋葬的地点，红学家考证了二百多年没有结果。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张家湾农民在曹家墓地发现了曹雪芹的墓石，解开了曹雪芹去世年月和埋葬地点之谜。
1968年冬，张家湾村民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坟距地面一米多深处，发现一块平埋着的条石，上面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条石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小字。在条石的一侧是一具男性尸骨。当时有个识字人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作者。时值十年浩劫，一个群众盖房，把条石做了基石。直到1991年，文物管理部门追查此事，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1992年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来到张家湾，对墓石进行鉴定，确定石刻不是伪造之物。傅先生说：“碑是真的，至于合不合碑刻的规矩不是问题，只说明这碑不是名人所立，是真是假也不在墓石的大小和好坏。”史老先生说：“研究石刻，不能绝对化，这是埋葬时临时找块石头，急就而成，草草而埋。这算是一个墓志类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类葬石，墓志历史上存在不少。”史先生深感发现这块墓石的重要，情不自禁地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是：“河干葬地不容疑”。
1992年8月31日，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第三次来到张家湾。他老人家一直持曹雪芹卒于“癸未”年（1764年）的观点，此次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壬午”年的发现。他说：“不怕大家挑剔，我们有胆量改变过去的推断。”并率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红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曹雪芹卒年和葬地”问题有了定论而惊喜，还赋诗以抒怀。
1992年9月24日、2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红学家刘世德、石昌渝、邓绍基、陈罴、王利器等先后到张家湾鉴赏墓石，一致认为，墓石出土不仅是文物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红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十一、兰陵笑笑生依山借水写《金瓶梅》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它扩大了小说的审美领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心态、情绪；是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进步思想的产儿。《金瓶梅》作者目睹上至封建统治者，下到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且“身遭其害，身怀愤懑，吐之不能，吞之不可，上不能诉诸于天，下不能告知于地，故作秽言，以泄其愤”。他预感会因为此书而遭杀身之祸，故托姓匿名“兰陵笑笑生”。
小说中，作者假提一人，幻造一事，皆为风影之谈。但是，文学创作必依山点石，借水兴波。从小说《金瓶梅》运用的语言，描写的环境、人文景观、特产、饮食等方面看，均与山东临清、河北清河极其相似，可以推断兰陵笑笑生是依临清、清河之“山”点石，借临清、清河的“水”兴波。从以下几处，可见一斑。
一、地理环境。清河与临清地连地，水连水（指大运河），犹如一奶同胞，两地都是运河繁华的码头。明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即以这两地为背景。《金瓶梅》开篇第一回，写武松在“清河县做了都头”。潘金莲、西门庆“尸横刀下，命丧黄泉”，此事“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第九十九回写雪娥自缢身亡，“轰动了清河县，大闹临清州”。地名与现今完全相同。
《金瓶梅》描写的地理环境有运河、土山、流沙河。“西门庆家丁……从运河行船，到临清钞关纳税后再到清河。”这与临清城中有隋、元、明三代所开凿的运河相合。土山：第四十八回，写“出南门到五里原坟墓正面，土山环抱”。相传，土山是明永乐年间疏浚会通河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长一里许，由数段相连，每段高六七丈，土山南端延伸到城南门五里之外。流沙河，为黄河故道，流经临清东门之外。小说中的运河、城南土山、城东流沙河，地貌特征与临清相合。
官署名称及相关建置如州治所、都察院、驿站，运河及相关建置如临清闸、临清码头，名胜如白塔、鼓楼、藏经阁，以及街巷、寺庙等的名称均与临清、清河相同。
二、小说中的人物。武二郎、武大郎、潘金莲等，清河县历史上果有其人。据《清河文史辑览》载，武大郎曾做过阳谷县县令，为官清正，当地口碑颇好；潘金莲原是大家闺秀，民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抑恶扬善的故事。只是小说中把他们的形象歪曲了。
三、地方特产、饮食种类。如狮猫、方砖、城砖、手帕、祃子、石佛、炊饼、黄米酒等，确是临清、清河所有。
四、小说中的语言极富个性化、口语化，尤其是口语、歇后语、诙谐语基本上是临清、清河一带的方言。
《金瓶梅》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兰陵笑笑生撰、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此后刊有崇祯绣像本，被明清学者张竹坡、冯梦龙、金圣叹等评价为“第一奇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从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等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肯定此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而推动了“金学”的研究工作。
十二、史可法浩然正气守扬州
不屈于威武，不惑于利诱，于山河破碎时，表现得忠心耿耿，为国牺牲，在明末的忠臣义士中，史可法当数第一人。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末大臣，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市），自幼读书勤奋刻苦。
明天启初年，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名列榜首。朝廷名臣左光斗收作弟子。此后，史可法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时年27岁。授西安推官，旋迁户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嗣子失踪。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和张慎言等人，主张拥立贤明的潞王常汾继承皇位，但奸臣马士英、阮大钺（魏忠贤余党）等秘密勾结握有兵权的黄得功、刘良左等人，以武力为后盾，拥立贪杯好色的福王于南京登基，这就是弘光皇帝。弘光皇帝即位后，马士英任内阁大学士，掌握朝廷大权。史可法以大学士的名义兼兵部尚书。他积极部署军事，准备抵抗清兵南侵。弘光皇帝派史可法督师扬州。
史可法认为：“守江南者必于江北设防”，建议朝廷将江北分为四镇防守，由他统领。设立礼贤馆，广纳四方才智之士，以谋复兴。
在此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招降，并恐吓史可法“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寓江南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①”云云。
史可法当即复了多尔衮一封长信，引少康汉光武的中兴史实，表达自己中兴明室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底，史可法于宿迁县运河一线，打败了清兵，收复了宿迁和邳州。捷报到了南京，马士英却大笑：“这是史可法骗取军饷来了。”从此，史可法的奏章到他手里，一概不理。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多尔衮率军从孟津渡黄河，分两路南下，一路从山东济宁到夏镇，一路从河南洛阳到郑州，很快攻占了大运河岸边的淮阴盱眙县，浩荡南下，直趋扬州。史可法闻讯，急调各镇派兵增援，总兵刘肇基只带来四千人。史可法紧急招募兵勇五千余人，闭城死守。围城的清军达十余万。史可法亲自督战，等待朝廷援军，食不甘味，寝不解衣，深得将士爱戴。
攻城的清兵统帅多铎，五次写信劝降，史可法嗤之以鼻，当众撕毁劝降书信。清兵猛攻城池，史可法与刘肇基率军连战七昼夜。清兵伤亡惨重，无法破城，最后用红夷大炮炸毁扬州城的西北角，才得以冲入。史可法知大势已去，乃拔刀自刎，幸被参将许瑾救下。清兵逼近时乃大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将史可法押到多铎面前，多铎劝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与我收拾东南各省，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声色俱厉斥责多铎：“我为天朝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己决，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愿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一代英烈英勇就义，年仅44岁。总兵刘肇基于血战中阵亡。
清兵攻下扬州，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依焚尸簿记载，当时扬州被杀居民达八十余万，被俘及自缢者不计其数，历史上称“扬州十日”。其惨烈情景，让草木含悲，天地为泣。扬州失守不到一月，南京也被清兵攻陷。弘光皇帝逃到芜湖，为清兵所擒，奸臣马士英被清兵杀死，另一奸臣阮大钺投降了清军。南都偏安之局从此终结。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忠贞殉国的精神则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史可法殉难后，义子史德威到处找不到义父遗体，只得收其生前的衣冠、玉带，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下。这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的地方。
清王朝为收买人心，长期统治汉人，统一全国后，褒扬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降旨为史可法修墓，并在其衣冠冢旁建史公祠堂，赐谥号“忠正”。自此，颂扬史可法有了合法性，人们用诗文挽联赞颂史公的精神：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十三、张之洞功绩非凡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祖居大运河畔的河北南皮县。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张之洞父亲张锳，少年家贫苦学，清嘉庆十八年乡试中举，赴贵州做了几年县令，后擢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在父亲知府任上出生，排行第四，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八人。
张之洞五岁入学，九岁能独自挑灯夜读，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学写古文和作诗。张之洞从小读书刻苦，十四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考取举人第一名，十八岁娶妻。同年，一股盗匪作乱，连毁安南、普安等地，再进攻兴义城。张之洞协助父亲率城民全力抵抗，当时府里的兵员不足，张锳父子带兵守北门，与盗匪作殊死斗争。张锳吩咐家人都登上城堡，堆起干柴，一旦城池被攻破，就全家自焚。张锳父子带兵苦战三昼夜，盗匪始终未能破城，便堆柴放火烧城门。眼看城池不保，张锳令之洞招募一批敢死勇士，趁着夜色，用绳索悄悄垂到城外，绕到盗匪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匪徒一阵慌乱，张锳趁机带兵杀出城外，盗匪大乱，仓皇逃窜。张锳父子又以免租税为奖赏，数天内招募三万民众，一举擒获贼首，平定了历经十二天的叛乱。
张之洞二十七岁考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1879年，清廷大员崇厚与沙俄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极力反对。1882年，法国在越南起兵，他上书十六条，奏请清廷筹兵遣使，提早预防。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以新式装备操法练兵。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大办洋务，筹办近代工业，大量举借外债，创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各类学校，革新书院，广开风气，先后设立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两湖师范、存古学堂以及文普通、武普通书院，后又办陆军特别小学、陆军中学，另兼办农工商等各种职业学校。一边造就领导军政之高级干部，一边造就师资。大批保送留学生，赴各国深造。吴禄贞、黄兴、蔡松坡（蔡锷）、黎元洪等均系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为辛亥革命播下了种子，为国家振兴培养了人才。
张之洞同李鸿章、刘坤一等一批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改组绿营军，另练新军，扩建海军，得到采纳。他在湖北省大量招募新军，进行编练，其中有若干知识分子。黎元洪曾被张之洞培植倚重，选拔为全国秋操之总指挥官。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仅是军中一个协统，一跃而成为领导革命的大都督，后当选为副总统。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军备下取之不尽的枪炮利器。他创办的武昌造币厂，为革命军准备了用之不竭的银圆铜币。
张之洞斥巨资建长江大堤，除治水患。湖北盛产棉、麻、蚕丝，张之洞分设丝麻四局，以宏其效益，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在文化事业中，他倡导成立官书局，编刊经史子集等各种国学基础书籍，翻印各种新学教科书，以充实各类学校教材，促使湖北文风大振，当时有“唯楚有才”的赞誉。
1909年，张之洞病故，朝廷赐谥号“文襄”。
张之洞临终前慨叹：“吾平生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他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十四、常州三杰
恽代英（1895～1931年），常州人。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文化。1920年会见李大钊，1923年主编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主持编辑《新建设》月刊。1926年1月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30年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被捕。因叛徒出卖，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
张太雷（1898～1927年）常州人，毕业于常州中学，1914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回津后组织北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赴苏，6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继而担任马林翻译。多次陪同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会见孙中山。1922年先后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二大”。其间，常州同乡同学瞿秋白赴苏俄访问，在莫斯科二人相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回国后，二人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此后二人参加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27年8月7日，二人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张太雷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夺取广东，11月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2月11日起义爆发，当选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在战斗中牺牲。
瞿秋白（1898～1935年），常州人，常州中学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去苏俄访问。1922年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多次与张太雷合作。
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参与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在中共“六大”四次会上受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从事“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引为知己。1934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被留在苏区。1935年6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在长汀就义。有《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出版。
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被常州人誉为“常州三杰”。今天常州依然保存着名人故居，其中有瞿秋白的诞生地、瞿秋白纪念馆等。研究他们的思想，离不开养育他们的这块江南大运河畔沃土的文化背景。
清代赵翼诗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本章仅从历代千千万万名人中，挑选十几位成就卓著者，予以介绍，以示精英的可贵精神。
一、科学巨星——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祖上经商，家族曾两度兴衰。徐光启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考中了秀才，不久到广东、广西等地谋生，当了多年家庭教师。
徐光启39岁北上应试，路经南京时，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利玛窦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徐光启羡慕利玛窦知识的渊博，推迟进京应试，与利玛窦交友，虚心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知识。
第二年，徐光启进京考取了新科进士，充任督察院官员，不久又进翰林院学习。利玛窦这一年也到了北京，徐光启徒步去拜访。此后，二人交往更为密切。
一次，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及中国数学的勾股问题，利玛窦告诉他西方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义理甚精，只是翻译困难。徐光启慨然而起，恳邀利玛窦合作翻译。此举得到利玛窦的赞许。此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徐光启准时到利玛窦寓所，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天天如此，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字斟句酌，三易其稿，终将13卷拉丁文《几何原理》的前6卷《平面几何》译成了中文。翻译很成功，至今很多几何用语，还是当年徐光启翻译的。
徐光启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欲学习西方科学，当首先从数学始。他曾预言：“几何原理是当今没有一个人不应学的，相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徐光启的科学预见已被历史证明。
徐光启久蓄强国之志，曾对漕运做过深入考察，并指出，长此南粮北运，南方愈富，北方愈穷，决心把南方水稻移栽到北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徐光启托病离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官场，到天津围田，进行种植水稻的科学实验，达三年之久。他记载，天津沿海地区荒草芦苇无际，仅有静海县的葛沽高地有耕田。荒田无数，最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银一亩。他购置田产二十顷，一半近白河（北运河），都做成围田。从南方引进稻种，请来田师，试种水稻，连种三年，每亩水稻产一石五斗（150～180斤），“大获其利”。徐光启还将美洲的甘薯移到北方，为北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用几十年的工夫，编著古农学经典《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包括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棉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门类，将古典农学的各个领域概括无遗。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的科学论著。如采用历史统计学方法研究蝗虫的泛滥区划，足不出户，能划出蝗灾纵横几千里的区界，与今天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徐光启还著有《北耕录》，记录他在天津试种水稻的过程，造肥、积肥、施肥及改良盐碱地的具体做法，是一部古典肥料学专著。
徐光启曾将西方古典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古典天文学进行了改造。晚年编的《崇祯历本》，成为后世三百年间历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徐光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天文学家。
这位科学巨星，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归葬于故乡——上海法华泾与肇家浜两水汇流处。后来人口繁衍，其地便称“徐家汇”。徐光启的墓址在今徐家汇南丹公园内，墓周围坦坦石台，蒙蒙绿树，象征墓主人的坦荡胸怀与长青的科学生命。
二、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是个杨花飞絮的日子，一位身陷京城狱中的75岁学者吟着“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的诗句，决意以鲜血和生命对抗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迫害。他请人剃头，趁机夺过剃刀，刎颈自杀，而一腔正气不绝，延至十六日午夜，老人才停止呼吸。这位学者就是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异端之尤”的杰出思想家——李卓吾。
李卓吾（1527～1602年），名贽，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回族，二十岁离家谋生，三十岁进入官场。他为人正直，才识过人。反对封建王朝提倡的“正统思想”，厌倦宦海沉浮。五十岁才升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封印挂冠而去。寄居在湖北友人耿定理家中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后耿定理去世，李卓吾已58岁，生活无所依，遂迁到麻城的一座古刹——芝佛院，开馆讲学。此时他已是知名学者，慕名而来的弟子甚多。有少爷公子，也有闺房小姐。在封建社会里，视男女交往为大忌，李卓吾却公然招收女弟子，这是惊人之举。他被封建权贵视为“异端”。在炎热的夏季，李卓吾讲学热得头皮发痒，就把头发剃掉。依照封建古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毁伤？他的剃发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是“异端”之举。李卓吾笑而答曰：“说我是异端我就是异端，从今再不留长发，成全那帮小子的名声吧！”
李卓吾的言行，无疑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公然挑战。而被视为“异端之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著作中那些“离经叛道”的“邪说”。
宋朝、明朝的理学是官方的哲学，其政治观点的核心是“君权至上”“男权至上”，以“三纲五常”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李卓吾却斥责“三纲五常”为欺人之谈，主张“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即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了社会伦理道德。离开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则无伦理可言，根本就没有先天的理，进而驳斥了理学家们“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说教。
理学崇尚孔子和孟子，认为《六经》与孔孟的说教是“万世之至论”。李卓吾却针锋相对地指斥这些经籍“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认为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理学家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卓吾则讽刺说：“老天生仲尼之前，难道世上是昏黑一片吗？人们要整天点蜡烛走路啦。”
理学歧视妇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妇女改嫁。李卓吾却同情寡妇的不幸，赞成寡妇改嫁。他称赞西汉才女卓文君自己主张嫁给文士司马相如的大胆之举。
李卓吾在湖北讲学、著述达二十年之久，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信与杂述结集为《焚书》，在麻城刻印后，很快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麻城。李卓吾将自己重评历史人物的文章结集为《藏书》，在南京刻印，也引起很大反响。“异端之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恐惧，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迫害和打击。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李卓吾著书、讲学的古刹芝佛院被官府捣毁，逼得李卓吾无处存身，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麻城，乘船沿长江水道到了南京。恰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南京，二人相见恨晚。利玛窦于公元1582年8月抵达中国，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绍兴、南京、北京等地传教、讲学及著书立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且熟知汉学、儒术，被万历皇帝称为“活神仙”。利玛窦十分欣赏李卓吾的“异端”学说。李卓吾也不保守，接受了利玛窦讲的西方文化。李卓吾比利玛窦大25岁，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
李卓吾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应好友漕运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到了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不久，利玛窦赴京，途经济宁，再次与李卓吾相见，二人彻夜长谈。
万历二十八年（1602年）二月，李卓吾另一位挚友马经纶（北京通州人）赴山东济宁，接李卓吾到通州居住。此时李卓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为了宣传“异端”学说，坚持讲学，与马经纶一起著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九正易因》就是在通州完成的。
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来到皇城门口，皇帝为之不安，一些大臣也背若芒刺，都怕这个狂人搅乱“正统”的封建秩序，威胁到大明江山的安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罗织了“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锒铛入狱。
李卓吾早已料到被杀害的结局，在入狱前就给子女写下了遗嘱：“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挖一深坑，芦席铺之，安我其上，我心安焉，即为乐土……”他视死如归，自杀前镇定自若地吟诗一首：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李卓吾著述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他以“焚”“藏”命名，其实已预料到自己的学说不为当世所容，难逃查禁和焚毁的命运。
李卓吾虽然离世，他的“异端”著述却流布天下，他那“离经叛道”的思想传世不绝。
如今，在泉州，李卓吾的故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名胜之一。在北方，他的尸骨安葬在通州，墓前立有高大的碑石，上书“李卓吾先生之墓”。国内外学者常赴两地举行悼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文天祥谱写正气歌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岁考取进士第一，中了状元。元军南下，宦官董宗臣主张皇帝迁都，文天祥上疏，提出征兵抵抗，将董宗臣斩首。皇上未准。文天祥倾尽家产，在家乡组织万名义军，欲与元军血战。元军渡过长江，文天祥奉旨增援常州宋军。宋军毫无斗志。义军作战英勇，但无粮草供给，遂退守余杭。1276年，元军兵临杭州城下，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前往元军大营谈判。元军大元帅伯颜气势汹汹，文天祥毫无惧色，痛骂暗中投敌的南宋大臣贾庆余等人，被伯颜扣押，押解大都（北京）。
囚船经过无锡时，百姓含泪追逐囚船相送。囚船停泊在黄埠墩码头过夜，文天祥满怀悲愤吟诗一首：
金山①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②
二十年前曾去路，③三千里外作行人。④
英雄未死心先碎，⑤父老相从鼻欲辛。⑥
夜读程婴存国事，⑦一回惆怅一沾巾。⑧
文天祥被押解到京口码头。当夜，在随从杜浒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逃离囚船，后经仪征、南通——入海至温州，与南宋大臣陆秀夫等人拥立逃亡的小皇帝赵罡即位。文天祥继续组织军队抗击元军，陆续收复三十多个州县。但最终难以抵挡元军的铁骑弯弓。1278年在广东五坡岭战斗中，被元将张弘范俘虏。张弘范如获至宝，押着文天祥乘船追杀张世杰领导的另一支宋军，逼迫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和小皇帝。文天祥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⑨：
辛苦遭逢起一经⑩，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①，零丁洋里叹零丁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③。
文天祥第二次被押解大都（北京），随船元军看守甚严，再也没有机会逃脱。他一路上做了数首极富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诗篇。“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大骂鞑虏当死，南宋逆贼当诛，与一个个劝他投降的贵酋争曲直。他早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身藏匕首，“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写下了《怀孔明》《刘琨》等诗篇。“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
元廷将他投入土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元世祖忽必烈屡派南宋降臣诱降，被文天祥厉声斥骂；降臣又带南宋九岁小皇帝劝降，文天祥只说“圣驾请回”，就闭口不语了。忽必烈让已沦为奴隶的文天祥妻女到狱中相见，妄图打动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凛然做《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表达誓死不屈的决心。
忽必烈抱着一线希望亲自劝降：“若肯降，任尔为丞相。”文天祥虽已被击伤膝骨，仍昂首怒目，断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一代豪杰文天祥惨遭杀害，时年47岁。后人整理《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四、运河岸边大才子——纪晓岚
沧州，位于天津至德州之间的南运河畔，是一片浸润了古老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地。从公元前206年的西汉，至公元534年的北朝，一直是封王之地。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王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充实畿辅，朝廷下令江南九府大户及众多百姓“随龙”北迁。其中有一纪姓大户，从南京上元县迁至沧州大运河岸边的景城。这便是纪晓岚的先祖。先祖虽以种田为生，却十分重视读书仕进，代代书香门第。据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入太学受皇上褒奖，祖父曾任县丞，父亲做过知府，道德文章皆名噪一时。“贫莫断书香”是其父遗训。
纪晓岚4岁启蒙读书，11岁随父进京，21岁中秀才，31岁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受任贵州都匀知府，未去上任，即以四品官留任宫廷。同年去乌鲁木齐佑助军务。回朝后受命《四库全书》总纂官，呕心沥血十三年，《四库全书》修成，共3640种，7933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晓岚亲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精选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擢升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他才智超人，甚得乾隆皇帝赏识，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
嘉庆八年（1803年），告老还乡的纪晓岚八十大寿，皇上派人送去珍贵礼品。纪晓岚82岁，卒于沧州故里。朝廷敕封立碑，嘉庆皇帝御笔题写了碑文。
纪晓岚一生好学不倦，知识渊博。三十岁前，致力于考证古典，“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岁后，注重写文章，“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岁后，领修秘笈，附带讲考证。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约40万字。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每写完一稿，即在社会上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的笔记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人无能夺其席”。
在政治上，纪晓岚提倡“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涌入京城抢食。社会秩序日趋恶化，颇有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之势。御前大臣纷纷上疏皇上调兵遣将，把刁民驱出京城。纪晓岚则奏请皇上，截留运河上从江南运往北京的官粮数万石，赈济各府县灾民。很快，拥入京师的饥民不驱而退。
纪晓岚对宋代程颢和朱熹等几个名儒提倡的“理学”深恶痛绝。理学提倡“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纪晓岚批评“程朱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批评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他的小说中有冷嘲热讽理学的篇章。纪晓岚80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内的问题向“程朱理学”进行挑战。当时有司法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被杀者，不以烈女视之。纪晓岚公然批评这纯属道貌岸然的理学之论。他郑重上奏皇上，“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捆绑逼其跪之，能说是屈从贼吗？”皇帝思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纪晓岚眷恋家乡，情怀宽阔。大运河波光潋滟流过他家村口，他在运河中游泳，撑船，捕鱼，捉螃蟹，繁忙的码头及河中长长的船队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家在运河西岸建有五楹水明楼，外祖母家在河东岸，建有渡帆楼，站在自家楼上能下瞰运河。他曾听外祖母讲述见过康熙圣祖南巡回銮，船上载贡狮之事，亲眼目睹发生在运河岸边奇妙的故事，在《槐西杂志》卷一中，就记述了他幼时在自家水明楼上见到的一段奇事：
一日，我推窗南望，见男女数十人登一条渡船，缆绳已解开，一人忽愤然举拳将一老叟击落水中，老人衣服皆湿，坐在水边叫骂。这时船已鼓棹开走。此时运河水正在暴涨，洪波直泄，汹涌有声。一条运粮船张双帆顺流而来，急如激箭，正撞上刚开出的渡船，渡船被撞碎，数十人都沉没水中。刚被击下船的老人见之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众人询问缘故，老叟气愤述缘由：“昨日，听说族弟卖童养媳为人妾，得银二十两，今日急着去成交。我急抵押出自家几亩薄田，凑足二十两银子，追到船上让他去赎人，他反挥拳将我击下船来。”
众人听罢，甚为惊奇，都说：“此一击乃神所使也，催促你族弟和众人补他们的过错。”
纪晓岚在他的诗文中追忆了家乡的恩师、好友，记载了家乡的特产——红枣、沧酒。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纪晓岚出任福建省学政，出京城一路南行，在家乡河间府受到太守的迎接。往南行至献县单桥，一个轿夫不小心跌倒，将轿中的这位朝廷重臣摔下轿来，几个轿夫吓得不知所措，连忙叩头求饶。纪晓岚非但没有责怪，反而风趣地咏了一首小诗：
失足寻常事，疲癃不汝嗔①，忍饥有几日，我是故乡人。
纪晓岚才思敏捷，机智诙谐，与乾隆、刘墉等人和诗、对对联，每次都高人一筹。他常与大贪官和珅斗智，让和珅当众出丑。在人们心目中，纪晓岚成了智慧的化身。
如今，他的家乡建造了纪晓岚纪念馆，其中有一对联语写得好：
大烟袋丝丝不尽，吐些许隽思妙语，袅袅高低弥天地；
小笑话娓娓长谈，传几多谐趣闲闻，悠悠上下动古今。
五、“话本”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年），明末小说家。字犹龙，号墨斋主人，家居苏州吴县，年轻时就通经学，善诗文，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被誉为“吴下三冯”。他屡次科考不中，便从事话本的搜集编著。南方艺人讲故事，宋时称说话。话本，即说话的脚本。直到57岁，冯梦龙才补了一个贡生，即由乡试选出向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输送的学生。60岁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寿宁县志》第四卷）。
冯梦龙长期深入民间，对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十分同情。他受李卓吾进步思想的影响较深，反对“王道”“正统”思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倡导人性解放，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这些都在他的话本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认为“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话本故事之捷且深也。”
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官场的黑暗，科举的舞弊，炼丹拜金的荒唐，富人的挥霍纵欲，穷人的艰辛悲苦，市侩的狡诈，男女爱情的悲剧等。这些素材大都来源于三千五百里长的大运河两岸。苏州历史文化的乳汁哺育了冯梦龙这位大才子，冯梦龙充分利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往返京杭之间，进行采风，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丰富写作素材。
据传，冯梦龙曾到过北运河畔的河西务，听老人讲三义屯（今三里屯）刘小官雌雄兄弟的故事，后写成话本，收在《醒世恒言》第十卷中，记述翔实，描写逼真，生动感人。他在香河县搜集到“滕大尹鬼断家私”的故事，后编入《喻世明言》第十卷中。《金玉奴棒打无情郎》《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唐解元一笑姻缘》《况太守断死孩儿》是流传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的故事。
广为流传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从京城写到长江岸边的瓜洲，笔法酣畅淋漓。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传世的剧本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更定的剧本多达数十种，如：《牡丹亭》《邯郸梦》《占花魁》《一捧雪》《精忠旗》等。苏州人评价冯梦龙：
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
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
六、施耐庵与《水浒传》
施耐庵（约1296～137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祖籍苏州，迁居兴化县。元代至顺年间进士。少年精敏，擅写文章，常听家乡父老及运河上往来的客商讲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很感兴趣；对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很是崇拜，暇时就记载下来。曾任钱塘县（今杭州）一小官吏。因不媚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数年后，撰写出传世之作——《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水泊，故以“水浒”名之。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北宋年间，那里有八百里水泊，曾是黄河故道，京杭大运河从水泊旁流过。梁山主峰不过二百米，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峡谷幽深，崖壁危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作品把正史中骂作“贼寇”的起义者作为英雄来歌颂，写得有声有色。显示了作者与作品的进步性；《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英勇抗争，前赴后继，但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反映了作者与作品的局限性，沿袭了古代小说正统、王道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不愧为文学巨匠。《水浒传》构思精巧，结构错落严谨，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景阳冈武松打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等，写得扣人心弦，已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人物刻画性格鲜明，入木三分，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母大虫顾大嫂……数百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小说还描绘了梁山义军赛马场，小李广花荣射雁处，聚义厅，阳谷县城内的狮子楼、十字街等运河两岸的锦绣山川和诸多人文景观，使人如身临其境。
遗憾的是，他不曾为自己写下一份哪怕是几百字的简短传记。据能搜集到的材料可知，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为同乡。张士诚称“武王”之后，曾亲自登门恳请他出任丞相，他坚不肯就。明初，朱元璋请他赴京做官，仍不肯出，终其一生完成不朽之作《水浒传》。
20世纪50年代，在施耐庵家乡，有关他的文物屡有发现，计有：施耐庵侄子施让的地券文，十二世孙施子安残碑，十九世孙保存的《施氏家谱》，以及兴化县的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施氏家族每年清明为之祭扫。
七、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撰写的讲史小说，所写内容是从汉末到晋初约百年的历史。
罗贯中生于1330年，卒于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山东东平）、太原（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多年生活在苏州和余杭。据传，他是施耐庵的学生，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得到老师的指点，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他也鼎力相助。罗贯中平生著述甚丰，相传著有十七史演义，除《三国演义》外，流传至今的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另著小说《平妖传》、杂剧等。
罗贯中和施耐庵有许多相似处，写了那么多历史风云人物，却不为自身留下片言只语。
他的创作思想、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堪称创作典范。
《三国演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取材于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和魏、蜀、吴三足鼎立、兴衰的史实，经过艺术加工，折射出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状况，各国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封建统治阶级的王道、正统、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封建道德、忠贞、忠义等等。使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贪婪、虚伪、狠毒、凶残及损人利己的本性，也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心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来表现其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影响深远，令人难忘。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心赤胆、义烈千秋的关羽，豪爽粗犷、勇猛过人的张飞，忠君报国、智勇双全的赵云，雄才大略、狡猾奸诈的曹操……每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岁月没有带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时至今日，在人们眼前仍飞扬着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影视、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很多以《三国演义》为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
作者善于描写战争，但不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对阵，而是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官渡之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失街亭、空城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等诸多战斗，有的以少胜多，有的骄兵必败，有的先发制人、勇者为胜，有的后发制人、以逸待劳，有的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把丰富多变的战略战术演绎得酣畅淋漓，对研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前，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但往往拘泥于史实，没有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塑造成有一定认识意义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形象。罗贯中做到了。《三国演义》以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自《三国演义》问世，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描写盘古的《开辟演义》，下迄记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涵盖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八、吴承恩运河岸边写《西游》
吴承恩（约1500～1582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出生在淮安河下镇的打铜巷尾。其祖父曾做过学官，父经商。他少年聪颖，兴趣广泛，喜读书，善诗文，在乡里有“小学士”之称。除“四书五经”外，他对市井间流传的杂书也倍感兴趣。
青年时代，吴承恩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屡次科考不中，后才知科场贿赂舞弊成风，从此痛恨朝廷腐败。直到43岁才考取贡生，被推荐到国子监进修，未前去。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曾做过《斋居》诗一首，描写个人隐居生活的情趣：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吴承恩50岁时，被封为县丞（比县令小一品）。当时，家道中落，母亲病重，为养家糊口，才去上任。他厌恶官场的趋炎附势，两年未满就辞官回家。曾吟诗发泄愤懑的心情：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闲居时，常写些诗文，讽刺世道，抒发不平之气；听老艺人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看地方剧团演出《西游记杂剧》，有时也参加演出。
吴承恩家住淮安，这里淮、运交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间流传着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附近河流纵横，河湖交错，与河湖有关的大禹治水、东海龙王、鱼精水怪等神奇故事颇多，离奇古怪惊心动魄，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幻想虚构的原型，为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几次游历连云港东北的云台山，山中的“花果山”“水帘洞”，自古有“不见云台岭中秀，勿论天下美山石”之说。水帘洞前不远是“石磴层层数，崎岖十八盘”，登上去是南天门，山势豁达，云天开朗，可穷千里之目。奇山秀水激发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正是以此为背景，构想出石猴出世，花果山自立为王，大闹天宫等动人情节。
吴承恩所处的年代，佛教道教盛行，当地时有佛事活动，他也参与其中。吴承恩对佛、道教义研究颇深。深厚的积淀加之丰富的想象，构思出《西游记》的雏形。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唐僧西天取经为主线，串联起取经途中降妖除怪的无数奇妙故事，神话小说《西游记》在酝酿中逐步成型，运用纯熟形象化的语言，把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善恶不分的唐僧以及玉皇大帝、西方佛祖、观音菩萨、妖魔鬼怪描写得出神入化。
吴承恩71岁开始在他的茅草屋中“闷作西游”。茅屋称“射阳簃（yí）”。吴承恩耗尽了耄耋之年的精力，著成了不朽的传世之作《西游记》，于公元1582年去世，享年82岁。
九、曹雪芹与张家湾①
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在南京，童年和少年，过的是“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华生活。十三岁那年，皇帝下旨抄家，拿问回京，他才随家人来到北京。祖母、母亲两世孤孀及一家人无立锥之地。经人讨情，雍正皇帝“特恩”赏了他家“十七间半房”，又将他家在张家湾典的六百亩地及张家湾城里的当铺、菜园、七千两本银还给他家。
张家湾距北京城50里，距通州15里，是客运码头，热闹非凡。城西有曹家墓地。曹雪芹在京城与文友论诗作画，闲时经常到张家湾居住，游览了京郊的名胜古迹，有了接触下层平民的机会，逐渐懂得了种田、经商，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家道的兴衰沉浮，世间的人情冷暖，个人经历的坎坷，使他“看破红尘”，思想意识渐趋成熟。丰富的知识积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尽管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白假语村言（贾雨村），真事隐去（甄士隐），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张家湾生活的痕迹，也可推测《红楼梦》部分内容取材张家湾。
热闹的“过会”《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梦见“太虚幻境”之后，见女儿英莲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巧可喜，便抱在怀内，到十里街看那“过会”的热闹。
“过会”，是张家湾的土话。这一带每个村都有一两道、三四道花会，每逢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狮子会、龙灯会等都要在大场上表演，然后“踩街”，沿街表演。各家在门前放好茶桌，上面摆放糕点、茶水、烟、酒，表示欢迎。全家人都站在门口观看“过会”。京城有句老话：各家花会哪可观，十人九说张家湾。张家湾一带民谚说：马营（村）的高跷，牌营（村）的会（小车），皇木厂的竹马排成队；公益会惹不起，童子老会不说理；南八会、北八会，碰到一起就作对。张家湾热闹的“过会”，成了曹雪芹创作的素材。
花枝巷与小花枝巷 北京城内曾以“花枝”命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在内城的中城，称花营；一在内城的东城，称花枝胡同，而直称“花枝巷”的不曾有过。《红楼梦》第六十回，写贾珍将尤二姐暗暗安顿在“小花枝巷”内的一所房子里。这小花枝巷可能在张家湾。张家湾南门内西侧的第一条胡同，东西走向，约长300米，称花枝巷街。当年曹雪芹家的当铺就在此巷内。花枝巷街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道，这条小胡同称“小花枝巷”。在小花枝巷南头西侧，有一处院落，约二十来间房，这是曹家当铺雇员的住处。
褡裢与蓑衣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在街上遇见一位跛足道人，不多时便“将人肩上褡裢拉了过来背着”，同疯道人飘然而去。第四十五回，写黛玉望着窗外秋雨触景生情，写罢《秋窗风雨夕》一诗，将要安歇，宝玉“身上披着蓑衣”进来，惹得黛玉直笑。这里提到的褡裢和蓑衣，其生活来源也应是张家湾。
据明史记载：“张家湾日日为集”。当地赶集的百姓一般都肩负褡裢。褡裢由三块又粗又厚的土布缝制而成，底片长约三尺，比肩稍宽，两端各缝一块同宽较短的粗布，形成两个对称的兜口。将褡裢搭在肩上，两个兜口一前一后垂下，古时货币大都是铜钱，较为沉重，衣兜难容，赶集时都放在褡裢里，当地百姓又称“钱衩子”。
蓑衣，是张家湾百姓常备的防雨草衣。这一带水边长满茂盛的水草，俗称“三棱草”，学名叫“莎草”。草有三尺多高，草茎光滑柔韧，只有顶端长出少而稀的窄叶。人们将莎草割下晾晒半干，编织成蓑衣，用来防雨。
当地百姓喜欢在阴雨天披上蓑衣到河边撒网捕鱼，古谚云：小雨纷纷，烧酒半斤；蓑衣一披，搬鱼（用搬罾捕鱼）到黑。
可见曹雪芹对张家湾百姓的衣食住行、民俗风情也很熟悉。
一个萝卜一头蒜与大火烧了毛毛虫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平儿在凤姐屋内，见几个小丫头从刘姥姥带来的口袋里倒出“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四十回，贾母率众饮酒行令，刘姥姥也来凑趣，听鸳鸯说出“右边幺四真好看”，便随口答出：“一个萝卜一头蒜”。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醉后逛大观园，发现竹篱上长有很多扁豆，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这些枣子、倭瓜、野菜、萝卜、蒜、扁豆等，都是张家湾一带的土特产。
《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刘姥姥带孙子板儿随贾母到大观园秋爽斋探春屋内聊天，板儿指着探春纱帐上绣的花卉和草虫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被刘姥姥打了一巴掌。后又入宝钗住处饮酒行令，鸳鸯手指一张牌，上面斜排了三个绿点，下面方排四个红点，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立刻对出“大火烧了毛毛虫”，逗得众人大笑。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陪贾母散步，看见笼中的八哥不认识，说“黑老鸹子”长出凤头来，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蝈蝈、蚂蚱是北方秋天的昆虫，毛毛虫学名“松毛虫”，因浑身长满细毛而俗称毛毛虫。黑老鸹子即乌鸦。当地人称黑老鸹子含有不太喜欢的意思。另在四十八回中，写李纨钓鱼，“钓上一条二寸长的鲫瓜儿”（小鲫鱼），“鲫瓜儿”是张家湾一带的土语。
由此可知，曹雪芹对张家湾的土特产、方言土语谙熟于心，在小说中，用人物的对话说出来是很自然的。
桥闸与行宫 《红楼梦》十七回、十八回中，写贾政“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描写道“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并名之曰“沁芳闸”。写元春省亲游览大观园时“进入行宫”。
“桥闸”，即上桥可通行，下闸可截水，两种功能兼备的桥。北京城和张家湾之间的地势落差40多尺。元代开的通惠河上，就建有24座闸，以控制水的流量，便于行船，所以通惠河又称闸河。在张家湾的中码头西，通惠河上有一座广利闸，其东侧有一座石桥，并称广利桥。从张家湾去北京必经此桥。每每河里的水从闸板上漫过，就穿过桥洞一去不复返地注入了外河（北运河）。这便是曹雪芹笔下的“通外河之闸”。除去这座广利闸，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处。
书中提到的行宫，也在张家湾。京城四周建的行宫很多，但临近桥闸的只此一处。张家湾城北，距广利闸三百米处，有一座寺庙，称太平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殿宇宽敞，松柏参天。康熙皇帝曾到此巡视水情，在寺中小憩，后称此寺为“行宫寺”，简称“行宫”。这样的行宫，其他各地不曾有，唯张家湾。
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曹雪芹在张家湾选取的生活素材还有多处。
十、曹雪芹墓石①
红学专家对曹雪芹去世的年月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考证，一直有“壬午”年（1763年）和“癸未”年（1764年）之争。对曹雪芹埋葬的地点，红学家考证了二百多年没有结果。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张家湾农民在曹家墓地发现了曹雪芹的墓石，解开了曹雪芹去世年月和埋葬地点之谜。
1968年冬，张家湾村民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坟距地面一米多深处，发现一块平埋着的条石，上面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条石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小字。在条石的一侧是一具男性尸骨。当时有个识字人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作者。时值十年浩劫，一个群众盖房，把条石做了基石。直到1991年，文物管理部门追查此事，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1992年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来到张家湾，对墓石进行鉴定，确定石刻不是伪造之物。傅先生说：“碑是真的，至于合不合碑刻的规矩不是问题，只说明这碑不是名人所立，是真是假也不在墓石的大小和好坏。”史老先生说：“研究石刻，不能绝对化，这是埋葬时临时找块石头，急就而成，草草而埋。这算是一个墓志类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类葬石，墓志历史上存在不少。”史先生深感发现这块墓石的重要，情不自禁地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是：“河干葬地不容疑”。
1992年8月31日，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第三次来到张家湾。他老人家一直持曹雪芹卒于“癸未”年（1764年）的观点，此次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壬午”年的发现。他说：“不怕大家挑剔，我们有胆量改变过去的推断。”并率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红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曹雪芹卒年和葬地”问题有了定论而惊喜，还赋诗以抒怀。
1992年9月24日、2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红学家刘世德、石昌渝、邓绍基、陈罴、王利器等先后到张家湾鉴赏墓石，一致认为，墓石出土不仅是文物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红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十一、兰陵笑笑生依山借水写《金瓶梅》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它扩大了小说的审美领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心态、情绪；是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进步思想的产儿。《金瓶梅》作者目睹上至封建统治者，下到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且“身遭其害，身怀愤懑，吐之不能，吞之不可，上不能诉诸于天，下不能告知于地，故作秽言，以泄其愤”。他预感会因为此书而遭杀身之祸，故托姓匿名“兰陵笑笑生”。
小说中，作者假提一人，幻造一事，皆为风影之谈。但是，文学创作必依山点石，借水兴波。从小说《金瓶梅》运用的语言，描写的环境、人文景观、特产、饮食等方面看，均与山东临清、河北清河极其相似，可以推断兰陵笑笑生是依临清、清河之“山”点石，借临清、清河的“水”兴波。从以下几处，可见一斑。
一、地理环境。清河与临清地连地，水连水（指大运河），犹如一奶同胞，两地都是运河繁华的码头。明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即以这两地为背景。《金瓶梅》开篇第一回，写武松在“清河县做了都头”。潘金莲、西门庆“尸横刀下，命丧黄泉”，此事“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第九十九回写雪娥自缢身亡，“轰动了清河县，大闹临清州”。地名与现今完全相同。
《金瓶梅》描写的地理环境有运河、土山、流沙河。“西门庆家丁……从运河行船，到临清钞关纳税后再到清河。”这与临清城中有隋、元、明三代所开凿的运河相合。土山：第四十八回，写“出南门到五里原坟墓正面，土山环抱”。相传，土山是明永乐年间疏浚会通河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长一里许，由数段相连，每段高六七丈，土山南端延伸到城南门五里之外。流沙河，为黄河故道，流经临清东门之外。小说中的运河、城南土山、城东流沙河，地貌特征与临清相合。
官署名称及相关建置如州治所、都察院、驿站，运河及相关建置如临清闸、临清码头，名胜如白塔、鼓楼、藏经阁，以及街巷、寺庙等的名称均与临清、清河相同。
二、小说中的人物。武二郎、武大郎、潘金莲等，清河县历史上果有其人。据《清河文史辑览》载，武大郎曾做过阳谷县县令，为官清正，当地口碑颇好；潘金莲原是大家闺秀，民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抑恶扬善的故事。只是小说中把他们的形象歪曲了。
三、地方特产、饮食种类。如狮猫、方砖、城砖、手帕、祃子、石佛、炊饼、黄米酒等，确是临清、清河所有。
四、小说中的语言极富个性化、口语化，尤其是口语、歇后语、诙谐语基本上是临清、清河一带的方言。
《金瓶梅》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兰陵笑笑生撰、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此后刊有崇祯绣像本，被明清学者张竹坡、冯梦龙、金圣叹等评价为“第一奇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从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等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肯定此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而推动了“金学”的研究工作。
十二、史可法浩然正气守扬州
不屈于威武，不惑于利诱，于山河破碎时，表现得忠心耿耿，为国牺牲，在明末的忠臣义士中，史可法当数第一人。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末大臣，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市），自幼读书勤奋刻苦。
明天启初年，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名列榜首。朝廷名臣左光斗收作弟子。此后，史可法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时年27岁。授西安推官，旋迁户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嗣子失踪。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和张慎言等人，主张拥立贤明的潞王常汾继承皇位，但奸臣马士英、阮大钺（魏忠贤余党）等秘密勾结握有兵权的黄得功、刘良左等人，以武力为后盾，拥立贪杯好色的福王于南京登基，这就是弘光皇帝。弘光皇帝即位后，马士英任内阁大学士，掌握朝廷大权。史可法以大学士的名义兼兵部尚书。他积极部署军事，准备抵抗清兵南侵。弘光皇帝派史可法督师扬州。
史可法认为：“守江南者必于江北设防”，建议朝廷将江北分为四镇防守，由他统领。设立礼贤馆，广纳四方才智之士，以谋复兴。
在此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招降，并恐吓史可法“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寓江南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①”云云。
史可法当即复了多尔衮一封长信，引少康汉光武的中兴史实，表达自己中兴明室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底，史可法于宿迁县运河一线，打败了清兵，收复了宿迁和邳州。捷报到了南京，马士英却大笑：“这是史可法骗取军饷来了。”从此，史可法的奏章到他手里，一概不理。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多尔衮率军从孟津渡黄河，分两路南下，一路从山东济宁到夏镇，一路从河南洛阳到郑州，很快攻占了大运河岸边的淮阴盱眙县，浩荡南下，直趋扬州。史可法闻讯，急调各镇派兵增援，总兵刘肇基只带来四千人。史可法紧急招募兵勇五千余人，闭城死守。围城的清军达十余万。史可法亲自督战，等待朝廷援军，食不甘味，寝不解衣，深得将士爱戴。
攻城的清兵统帅多铎，五次写信劝降，史可法嗤之以鼻，当众撕毁劝降书信。清兵猛攻城池，史可法与刘肇基率军连战七昼夜。清兵伤亡惨重，无法破城，最后用红夷大炮炸毁扬州城的西北角，才得以冲入。史可法知大势已去，乃拔刀自刎，幸被参将许瑾救下。清兵逼近时乃大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将史可法押到多铎面前，多铎劝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与我收拾东南各省，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声色俱厉斥责多铎：“我为天朝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己决，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愿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一代英烈英勇就义，年仅44岁。总兵刘肇基于血战中阵亡。
清兵攻下扬州，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依焚尸簿记载，当时扬州被杀居民达八十余万，被俘及自缢者不计其数，历史上称“扬州十日”。其惨烈情景，让草木含悲，天地为泣。扬州失守不到一月，南京也被清兵攻陷。弘光皇帝逃到芜湖，为清兵所擒，奸臣马士英被清兵杀死，另一奸臣阮大钺投降了清军。南都偏安之局从此终结。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忠贞殉国的精神则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史可法殉难后，义子史德威到处找不到义父遗体，只得收其生前的衣冠、玉带，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下。这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的地方。
清王朝为收买人心，长期统治汉人，统一全国后，褒扬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降旨为史可法修墓，并在其衣冠冢旁建史公祠堂，赐谥号“忠正”。自此，颂扬史可法有了合法性，人们用诗文挽联赞颂史公的精神：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十三、张之洞功绩非凡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祖居大运河畔的河北南皮县。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张之洞父亲张锳，少年家贫苦学，清嘉庆十八年乡试中举，赴贵州做了几年县令，后擢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在父亲知府任上出生，排行第四，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八人。
张之洞五岁入学，九岁能独自挑灯夜读，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学写古文和作诗。张之洞从小读书刻苦，十四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考取举人第一名，十八岁娶妻。同年，一股盗匪作乱，连毁安南、普安等地，再进攻兴义城。张之洞协助父亲率城民全力抵抗，当时府里的兵员不足，张锳父子带兵守北门，与盗匪作殊死斗争。张锳吩咐家人都登上城堡，堆起干柴，一旦城池被攻破，就全家自焚。张锳父子带兵苦战三昼夜，盗匪始终未能破城，便堆柴放火烧城门。眼看城池不保，张锳令之洞招募一批敢死勇士，趁着夜色，用绳索悄悄垂到城外，绕到盗匪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匪徒一阵慌乱，张锳趁机带兵杀出城外，盗匪大乱，仓皇逃窜。张锳父子又以免租税为奖赏，数天内招募三万民众，一举擒获贼首，平定了历经十二天的叛乱。
张之洞二十七岁考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1879年，清廷大员崇厚与沙俄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极力反对。1882年，法国在越南起兵，他上书十六条，奏请清廷筹兵遣使，提早预防。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以新式装备操法练兵。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大办洋务，筹办近代工业，大量举借外债，创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各类学校，革新书院，广开风气，先后设立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两湖师范、存古学堂以及文普通、武普通书院，后又办陆军特别小学、陆军中学，另兼办农工商等各种职业学校。一边造就领导军政之高级干部，一边造就师资。大批保送留学生，赴各国深造。吴禄贞、黄兴、蔡松坡（蔡锷）、黎元洪等均系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为辛亥革命播下了种子，为国家振兴培养了人才。
张之洞同李鸿章、刘坤一等一批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改组绿营军，另练新军，扩建海军，得到采纳。他在湖北省大量招募新军，进行编练，其中有若干知识分子。黎元洪曾被张之洞培植倚重，选拔为全国秋操之总指挥官。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仅是军中一个协统，一跃而成为领导革命的大都督，后当选为副总统。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军备下取之不尽的枪炮利器。他创办的武昌造币厂，为革命军准备了用之不竭的银圆铜币。
张之洞斥巨资建长江大堤，除治水患。湖北盛产棉、麻、蚕丝，张之洞分设丝麻四局，以宏其效益，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在文化事业中，他倡导成立官书局，编刊经史子集等各种国学基础书籍，翻印各种新学教科书，以充实各类学校教材，促使湖北文风大振，当时有“唯楚有才”的赞誉。
1909年，张之洞病故，朝廷赐谥号“文襄”。
张之洞临终前慨叹：“吾平生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他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十四、常州三杰
恽代英（1895～1931年），常州人。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文化。1920年会见李大钊，1923年主编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主持编辑《新建设》月刊。1926年1月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30年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被捕。因叛徒出卖，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
张太雷（1898～1927年）常州人，毕业于常州中学，1914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回津后组织北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赴苏，6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继而担任马林翻译。多次陪同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会见孙中山。1922年先后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二大”。其间，常州同乡同学瞿秋白赴苏俄访问，在莫斯科二人相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回国后，二人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此后二人参加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27年8月7日，二人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张太雷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夺取广东，11月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2月11日起义爆发，当选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在战斗中牺牲。
瞿秋白（1898～1935年），常州人，常州中学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去苏俄访问。1922年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多次与张太雷合作。
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参与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在中共“六大”四次会上受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从事“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引为知己。1934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被留在苏区。1935年6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在长汀就义。有《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出版。
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被常州人誉为“常州三杰”。今天常州依然保存着名人故居，其中有瞿秋白的诞生地、瞿秋白纪念馆等。研究他们的思想，离不开养育他们的这块江南大运河畔沃土的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