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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各国列强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强占租界，争划势力范围，急欲瓜分中国。各国列强忙于在自己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内修铁路、开矿山，掠夺矿产资源；建教堂，传洋教，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因修铁路，抢占了大片良田，毁坏了诸多河道堤防。黄河、大运河原有的堤坝闸涵等水利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水灾、旱灾连年发生。运河两岸本已繁荣起来的城市如济宁、聊城、临清、德州、沧州等地，都变得一片萧条。特别是大批船户、挑夫、小贩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铁路建成，列强们将本国商品大批向中国市场销售，使中国脆弱的手工业、农业等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又导致一大批人失业……
  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甘心受此屈侮，举起大刀长矛直指清政府和各国列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怒吼：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大运河两岸爆发了。
  一、义和团运动在运河两岸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在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1899年，山东运河岸边平原县发生严重灾荒，百姓饥寒交迫，地主奸商相勾结，伙同传教士，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引起百姓极大愤慨，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曹州、冠县、寿章等地农民秘密串联，以建拳场，教青少年习拳练武为名，组织反清灭洋活动。
  拳名纷繁，有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瓦刀社、红莲教等。他们崇拜的是白莲教和其支流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等教义。清朝建立之初，白莲教一直在民间组织反清复明活动。此次山东义和团的著名领袖朱红灯据传就是明王朝的后裔。
  1900年初春，慈禧太后调袁世凯新军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义和团民满怀义愤分两路北上。一路沿京汉铁路向北京挺进；另一路沿大运河向天津进发。两支义和团约一万人，均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义和团改变策略，化整为零，分散到京畿各州县的广大村镇，散发揭帖（传单），帮助各村立坛口①、建拳场。青壮年男子成立义和团，青年女子组成红灯照，仅两三个月，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船夫出身的天津静海县张德成组织了有五千余众的“天下第一团”。他们乘坐七十余条大船沿运河向天津城里进发，参加围攻外国租界——紫竹林的战斗。行伍出身的大师兄曹福田，组织静海、盐山、庆云一带义和团3000多人，进驻天津，在大运河边的吕祖堂设总坛口，与沙俄侵略军展开了争夺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船民出身的大师姐林黑儿，是红灯照的首领，又称黄莲圣母，在南运河边的大船上设坛口，扩大红灯照组织。
  此时北京城里，义和团设坛口已达八百多个，团民总数有八万人以上，不少清军也秘密参加了义和团组织，一些清廷大臣及王爷府中也设了坛，求神拜佛保佑平安。
  慈禧太后力主镇压，急调心腹部队甘军进京围剿。甘肃督军董福祥冒死进谏：“不能杀这些苦娃娃！”军机大臣荣禄，协办大学士刚毅，礼部尚书徐桐向慈禧进言“招抚义和团”。慈禧太后为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顺水推舟，想利用义和团与清军一起共同对付洋人。1900年5月13日，在颐和园召见天津“乾”字团大师兄曹福田，表白“安抚”之意。在回中南海途中，由义和团护驾，慈禧检阅一番，赏银两千两。此后，各地纷纷奉旨建团，义和团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起来。
  二、义和团天津坛口——吕祖堂
  吕祖堂位于天津南运河畔，原是永丰屯的祠堂，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供奉吕祖的道观，定名吕祖堂。清乾隆、道光年间重修。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五仙堂，前院东西两侧有回廊。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前殿迎门正位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及其弟子的塑像，后殿供奉北斗元君。西侧配殿五仙堂供奉北五祖。院内松柏参天，银杏树枝繁叶茂，是天津颇有影响的道教圣地。
  1900年，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这里成了义和团习拳拜神的总坛口。当时天津有大小坛口三百多处。著名乾字团首领曹福田，号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红灯照首领林黑儿（黄莲圣母）等均在此拜坛议事、组织团民练拳，这里成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大本营。血战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攻打外国租界紫竹林等重大战斗，都是在这里筹划的。
  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这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三、义和团北京坛口——于谦祠
  位于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①，原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故居，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这里是北京城内建立的第一个“坛口”。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以领导明正统年间的北京保卫战而名垂后世。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北京城内也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的练习神拳活动。“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无巾带形迹”。端、庄、澜等王宫府第及虎神营士兵“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在直隶的迅猛推进，北京这种群众性的练拳活动已从“僻静处”发展到大街闹市，外城宣武门外南下洼、内城东安门内河沿，公开有人自称“义和团教师”，或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教童子习拳。每日下午必有数十名儿童及少年，到景山对面紫禁城宫墙下操演练拳。“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大阿哥”溥儁，穿起拳民衣服在颐和园练习拳术。其后，京郊州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1900年4月，在北京裱褙胡同的于谦祠，设立了城内第一个坛口，团民有百人，头包黄巾，腿裹黄带，定名“乾”字团。选择于谦祠建坛口，寓意深远，凭借于谦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昭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自于谦祠设第一个坛口后，北京城内的坛口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人们“聚众为之”“千百成群，择地操演”，声称“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6月上旬，顺天府、直隶各州县的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者“日以千计”“其势亦愈炽”“向仅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继则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并以乾、坎两字为别，乾字遍体俱黄，坎则红……”
  于谦祠坛口的团民，曾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义和团实物中，有一把木柄铁砍刀，就是于谦祠坛口的团民二德子（满族，名德泰）曾使用过的武
  器。
  四、义和团廊坊大捷
  各地义和团拥入北京后，在清军暗中支持、配合下，已烧毁教堂30多座，烧毁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火车站，围攻了各国使馆，给外国侵略者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恐慌。1900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发电报给驻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情势极严重，请立即派兵增援，迟恐无及。”西摩尔当即调集联军，准备于次日乘火车进京，要求清兵护路。
  10日凌晨，联军两千余人分乘三列火车赶赴北京。
  西摩尔在火车站见到为其护路的直隶总督聂士成，神气十足地吹嘘：“今天晚上，我可与北京各国公使先生共进晚餐。”他还狂妄地夸下海口：我只需一小队士兵加几门大炮，即可在整个中国境内从这一端打到那一端。
  联军的列车沿途受到义和团的阻击。在武清和安次交界的落垡站，义和团三天前曾跟聂士成的护路清军交火，伤亡较大，但锐气不减。他们再次包围了火车站，拆毁了铁路。西摩尔命令联军架上机枪和钢炮对冲上来的义和团民猛烈扫射、轰击，义和团伤亡惨重。西摩尔派35名联军士兵驻守在落垡火车站，准备随时抗击前来阻击的义和团，他带领联军继续乘车北进。廊坊一带的义和团，早已做好阻击准备，在联军火车到达之前，已把铁路拆毁一大段。火车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命令停车、修路。埋伏在车站四周的义和团民举着大刀、长矛潮水般冲了上来，龟缩在列车里的联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力抵抗。但义和团人多势众，各村义和团轮番冲杀，不给联军喘息之机。
  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天三夜，联军疲惫不堪，火车寸步难行。西摩尔再令工程兵抢修被拆毁的铁路。白天刚刚修好，一夜之间又被拆毁。
  西摩尔心急如焚，调集二百名士兵修路，其余士兵守卫在铁路两旁。列车每天只能前进三四里路。廊坊以北，铁轨已被拆毁四五里，路中间横向挖开数条半人深的壕沟，壕沟之间堆起了小山包似的土堆，路两旁的电线杆也已被砍断。列车再也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下令撤军。敌军慌乱之际，义和团民又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团民放起火炮掩护，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英勇无畏的团民爬上火车，举起大刀、长矛和敌人展开白刃战，顿时列车上下被鲜血染红。敌人的新式武器失去了作用。团民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死伤无数。
  团民正在奋力拼杀之时，一支马队飞奔而来。原来是进驻京城的甘军提督马福祥派来的增援部队，配合义和团阻击敌军。他们使用斜五排快枪、小钢炮向敌军猛烈轰击。团民士气更加高涨。敌兵措手不及，乱作一团。
  西摩尔指挥失灵，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被义和团围攻了三天三夜的落垡车站来电告急，留守的35名联军已死伤大半，要求火速增援。西摩尔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下令紧急退兵。为冲出重围，联军一面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一面抢修返回的铁道，边修边撤，直至18日晚才撤回杨村车站。半夜时分，极度疲惫的联军又遭到杨村义和团的袭击。未等到天亮，已陷入绝境的西摩尔丢下火车，率残兵败将沿北运河东岸徒步撤回天津。
  此次大战，历时15天，敌军死亡62人，伤238人，大大伤了元气。惨败后的西摩尔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义和团所用若为西式枪炮，联军必将全军覆灭。”
  此次“廊坊大捷”，震惊中外。
  五、义和团与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
  北京西什库教堂为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亦称北堂，所属教民4万余人，是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1900年6月16日傍晚，万名义和团民开始包围攻打西什库教堂。此前，樊国梁主教根据北京的形势，在与法国公使协商后，从法国公使馆调来一些水兵，从意大利公使馆借来部分水兵，勒令华人教民共同修筑工事，在西什库教堂四周筑成一道坚固的堡垒式的防御工事。教堂中驻有法国海军30名，意大利海军10名，法国教士13人，修女20人，华人教徒3200余人。旷日持久的包围，使教堂内所存粮食十分紧张。在保证教士、修女、海军士兵口粮的前提下，华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两口粮，后来减到2两。有的华人教徒耐不住饥饿，从教堂缺口逃出来，也曾有守堂驻军趁隙外出抢粮。守堂的法、意水兵皆持现代化武器；而义和团民仅持刀、矛，不避危险，只顾向前，片刻之间牺牲数十人，这更加激起团民义愤。在其后的时日，义和团猛攻不停，将自制的“火箭”——装满火药的陶罐，点燃火绳，抛入教堂，落地即燃；又挖地道，埋地雷，顷刻间，大堂东、西部被炸毁，洋兵多有死伤，法军军官恩利被打死。6月20日朝廷“对外宣战”，清军加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行列，将教堂团团围住，在包围圈之外，端王载漪令虎神营官兵从三面对教堂进行炮击，将教堂钟楼楼顶掀起，将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却始终未能攻破。
  义和团团民哪里知道攻不下的真情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慈禧太后后来在“西巡”时一语道破了当时的秘密，“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日子，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六、血染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炮台，在天津东南60公里处的海河入海口，历史上是“津门之屏”，北国海防要隘。
  大沽口炮台创建于明代，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修。共建大炮台五座：南岸三座，北岸两座。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另于后墙营门建小炮台二十五座，共安放火炮60门，其中中国制造的铜炮37门，西洋铁炮23门。周围浚濠筑垣，设置木栅，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189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舰队由英海军司令贺布指挥，共有舰船21艘，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300人，另有美国舰艇3艘，配合行动，于6月23日夜开始向大沽口炮台攻击。守炮台的清军总指挥僧格林沁，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敌舰一开火，他就下令猛烈还击。在激烈交战中，清军炮兵将联军司令贺布乘坐的指挥舰击毁，舰上40名水手只一人跳水逃脱。贺布受了重伤。13艘敌舰，有6艘失去了战斗力，有的逃跑，有的搁浅。敌军死亡超半，近700具尸体漂浮海面。清军只阵亡32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1900年6月，从天津进犯北京的八国联军，遭到义和团的打击退回天津后，陈兵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以清政府不卖力剿灭团匪为借口，集结十余艘军舰、四万余兵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镇守炮台的清军将领罗荣光，同副将韩照琦率三千名淮军、一个水雷营英勇还击。六十七岁的罗荣光炮术极佳，亲自指挥炮手击毁击伤敌舰六艘，督领爱国将士与侵略者浴血鏖战，六小时打死打伤一百三十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弹药库被炸，炮台失陷。罗荣光及两千多名爱国将士力战身亡。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按规定拆毁大沽炮台及京师（北京）至海道有碍通行的炮台。大沽炮台始被拆毁废止，唯有南岸“海”字中炮台至今保存尚好，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重要遗址。
  七、聂士成浴血奋战守天津
  聂士成，生于1836年，安徽合肥人，少时家贫，年轻时投淮军，曾赴台湾参加抗法战争，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累功升至直隶提督。
  1900年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陆续登岸，围攻天津，准备大举进犯北京。清廷派遣马玉昆、宋庆带领八千余人部署在天津城里，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四千武卫前军，部署在城南八里台、机器局（今海光寺）一带，形成里应外合之势。6月22日，联军向天津发起猛攻，聂士成部在义和团的配合下，与联军展开殊死的争夺战。聂士成指挥有方，部队使用的又是洋枪洋炮，接连夺回了陈家沟、武库、马场道、八里台等十余处重要阵地。就在紫竹林久攻不下的当口，大批联军又从大沽口登陆增援，联军增至二万多人。此时聂士成却失去了后援部队。联军进行反攻，聂士成寡不敌众。他抱定为国捐躯的信念，骑着战马，高举战刀，指挥士兵与列强决战。极度疲惫的士兵抖擞精神一次次向敌人冲去。
  聂士成冒着烈日酷暑，忍着饥饿，指挥士兵抢修防御工事。他的脸、肩、腰部多处负伤，血流不止，浑身衣服早被血水、汗水浸透。部下苦劝他离开阵地，他大声说：“我誓与天津共存亡！离此一步，不是男儿大丈夫！”7月11日，后续联军再次向八里台反扑，一串连珠炮击中聂士成的腹部。这位爱国将领身受七处重伤，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未离阵地半步，坐地而亡，时年65岁。三天后，天津城陷落。
  五年后，清政府赐聂士成谥号“忠节”。袁世凯为聂士成修建一座“聂公祠”，亲笔题写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诚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横额——生气凛然
  天津市民在聂士成阵亡的八里台立碑纪念，上刻“聂忠节公殉难处”，并建一座肃穆的碑亭。
  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为纪念聂士成壮烈殉国，写下“聂将军歌”一首：
  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尘沙黄。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腹腹流肠，将军威坐死不僵。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而色赭（zhě），河溯①将帅无人不爱君。
  八、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1900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八），一支由日、英、美、俄、法、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两万余人，抢夺二百余条民船，运载70门大炮、数百挺机枪、数百箱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自天津出发，沿运河向北京大举进犯。
  7月14日天津陷落后，直隶总督裕禄率军退到天津北仓一带设防，阻击联军向北京进犯。此时清军一无援兵，二无武器供给，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清政府一面紧急致信英、法、德、美诸国“排难解纷、不要用兵”，一面密令裕禄“人人用命，短兵相接，以挫敌锋”。
  疯狂进犯的联军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请求，于8月5日凌晨3时，倾巢出动攻打天津北仓一线。战斗开始，双方均以猛烈的炮火相互攻击，胜负难分。几小时后，英军使用“列低炮”向清军大本营——桃花寺连续发射数枚毒气弹。毒气四散，一百米以内的人、马中毒而亡。清军及义和团死亡、溃逃超半。10时许，北仓失守。裕禄带兵撤到杨村火车站设防，紧急招募当地义和团民两千多名，准备再抗敌军。
  次日凌晨，联军追至杨村，摸清了清军布防情况，向清军驻地连发数枚炮弹。清军伤亡惨重。裕禄胸部中弹，伤势严重，生命垂危。部队由副将马玉昆、宋庆指挥，护着裕禄沿运河继续后撤。
  7日，清军退至距杨村30华里的蔡村，裕禄含恨而亡。清军锐气大减，急退至河西务镇。
  慈禧太后惊闻前线战况，急调水师大臣李秉衡进京，命其率领武卫军及各省勤王军一万人，星夜赶往河西务接应马玉昆。李秉衡将大本营设在河西务西8华里的羊坊村，急召附近义和团3000多人，在运河两岸青纱帐内设置了五道防线，誓与联军一决雌雄。
  9日，联军逼近河西务。双方刚一交火，已丧失斗志的清军便四散溃逃。留下来的兵士无心恋战，溃不成军。李秉衡只得命令后退。只有当地团民与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大运河，乱尸堵塞了河道。
  李秉衡退至通州张家湾，整编残部，准备再战。但先一步退至此处的马玉昆、宋庆不予配合，李秉衡气愤郁结，当夜吞金自尽。
  8月14日，联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丢下全城百姓，化装成逃难老妇，挟光绪皇帝连夜逃出北京城。15日，联军攻占北京城，千年古都陷入大劫难中。
  九、联军暴行罄竹难书
  八国列强攻陷天津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尸骸枕藉，财物洗劫一空。一个英国军官记述说：“城门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丝绸商店、珠宝店、首饰店、当铺都是他们必到之处。日军在造币厂抢到二百多万两白银；美军从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是一座三十英尺见方的“银山”；一个沙俄军官从一家首饰店出来，胳膊上戴满了金银镯子。
  在津北运河码头杨村，侵略军为报复拆毁铁路、夜袭火车站的义和团，挨门挨户搜查团民。凡认为可疑的青壮年，就将他们的辫子拴在一起，赶到村北大水塘边集体枪杀。有两个英国雇用的印度兵，闯进一户民宅，枪杀了婆婆，轮奸了儿媳，放火燃着了房子。
  联军攻入通州城后，各国军队分片抢劫。日军最先进城，抢占了仓场衙门，从地下银库翻出白银185万两。附近庙里一位和尚亲眼见到日军运送白银的车子翻了，滚落一地银圆宝。俄军引爆了火药库，数百家居民房被震坍，百姓死伤无数。毛焕枢一家不堪忍受洋鬼子暴行，老少三十一口聚在一起自焚：三关庙全村妇女，为逃避凌辱和奸淫，投井自杀，一眼井中竟打捞出29具尸体。北城市民拥出北门逃跑，联军紧追不舍，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无数逃难的百姓被逼得跳进北门外的通惠河，尸骸竟将桥孔堵塞。
  联军拥入北京城，统帅凯西里发出号令，可在城内公开抢劫三天，洋鬼子更加肆无忌惮，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北京城内800多个义和团坛口皆被联军烧毁。曾统领过义和团的庄亲王的府第，被联军团团围住，府内1700多人，皆被强盗放火烧死。有大群逃难的百姓被德军逼进一条死胡同，惨无人道的德军架起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竟无一人逃生。据《庚子纪实》载，“北京破城后的第二天，前门内、东城、北城死尸堆山”。
  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奸淫妇女更是令人发指。不论垂髫女童，还是古稀老妪，皆不放过。他们把抢掠的数百名妇女赶到裱褙胡同，作为官妓。很多妇女被逼自杀。
  日军占领户部衙署，抢得存银300万两。其他各国强盗抢得白银皆超过百万两。据统计，仅在北京城内，联军抢得白银总数在6000万两以上。八国联军还麇（qún）集在皇宫内，将大量珠宝、文物、古铜、古瓷、玉器、雕刻、仪器、书画等无价之宝抢走。天坛里直径两米的天球、四分仪、六分仪等，都是我国17世纪设计、制造的古铜仪器，被德、法军瓜分。《永乐大典》，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大部。此次，他们又把余下的307册抢走，还抢走珍本书46000多册。
  皇宫内的大铜缸，为明代所铸，外表全部是鎏金。无耻贪婪的强盗用刺刀将鎏金刮剥殆尽。宫内一尊尊鎏金铜狮、一道道宫门的鎏金铜环，皆遭此厄运。洋人用一支庞大的骆驼队，将颐和园内收藏的历代宝物运往天津大沽口，累时达一个多月，再装船运回本国。
  十、妓女救驾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德军为其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害寻求报复，屠杀北京平民最为凶残。
  德皇威廉二世派瓦德西为八国联军统帅，并派两万二千五百多名士兵到中国。瓦德西为了羞辱慈禧太后，竟住进了她的中南海仪鸾殿。
  此时，一代名妓赛金花正在北京“赛金花书寓”当老鸨。一日，几名外国士兵闯入书寓。赛金花用英语与其交谈。对方听不懂，又用德语交谈，方知对方是德国兵，统帅是瓦德西将军。赛金花为之一震，问明了瓦德西的住址，即着盛装前去拜访。
  一名身份低下的妓女，缘何精通英语、德语？又缘何认识身居高位的瓦德西将军？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安徽黟（yī）县人，天生丽质，自小聪颖过人。1882年，随父走出大山，到苏州谋生。父亲给人当轿夫，不久因病去世。十三岁的彩云，衣食无着，被迫当了妓女。她苦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几年后便成了当地的名妓。光绪十二年（1887年），苏州状元洪钧奉旨出使欧洲四国，原配夫人张氏不愿随行，48岁的洪钧便出重金将17岁的名妓赛金花买去做妾，充当公使夫人，并聘请老师教她学习英、德、法、俄等国语言。
  不久，赛金花便以其倾城的美貌和熟练的外语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其间，赛金花荣幸地与英国女王合影，受到德国菲利特皇后的款待，并结识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红人——陆军元帅瓦德西。年轻的瓦德西对东方美人赛金花一见倾心，后交往频频。
  洪钧出使欧洲四国，历时五年。回国后，安置赛金花住在苏州拙政园内。一年后，洪钧病逝。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不容这个风尘女子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将赛金花逐出府门。堂堂的公使夫人，转眼间形影相吊，一贫如洗。无奈之下，赛金花辗转到了北京，重操旧业，挂起了“赛金花书寓”的招牌。
  赛金花赶往中南海仪鸾殿，拜访瓦德西，令瓦德西异常惊喜。出于正义，赛金花提出了两条请求：一是保护良善，不要妄杀百姓；二是保护故宫内文物及琉璃厂，不可重演火烧圆明园的悲剧。赛金花也答应了瓦德西的要求，与他同居数月。瓦德西遂下令，在前门大街闹市中心和文物市场的琉璃厂挂上黄牌，禁止联军入内。
  逃离京城的慈禧太后，盼望尽快结束逃亡生活，希望早日与八国签订合约。当得知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派军机大臣李鸿章之子李经才与赛金花联系，请她出面斡旋，促成“和约”早日签订。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妓女救驾”之事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些人争相拜访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这些话传到慈禧耳中，使她大为光火。
  1902年，瓦德西奉调回国。赛金花预感到自己在京的处境将随之变得险恶，便果断移居上海英租界内。尽管如此，清政府仍寻她一个“虐待侍婢”的罪名，趁她看戏之机，将其拘捕，发配原籍黟县。
  赛金花生平充满传奇色彩，其行事众说纷纭。诗人苏曼殊在《焚剑记》中说：“彩云为状元夫人，到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乱破坏，也算她做了一件好事。”1922年出版的《上海六十年话世界》载：“庚子联军之役，德法军残暴奸掠无虚日，赛金花目睹伤心，以洪夫人的名义盛装往谒瓦德西元帅，陈述民苦。瓦德西颇嘉纳，极力约束本军，更通牒于法营，让市民宁居。京师人甚感德之。赛金花出入紫禁城，与瓦德公元帅携手以行。她结发辫，着长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匹白马招摇过市，人以‘赛二爷’呼之。赛金花言诡而行秽，本不足取，然而才慧机警，一言顿解京城居民倒悬之危。至今仍有称道者。”
  十一、卢沟桥事变亲历记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从北平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领的第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战斗力约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当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修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的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我军驻守的宛平城，只因我方戒备森严，敌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的谎言，企图趁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报许处长，请他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潮涌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
  八日晨六时许，由东驶来两辆汽车，我和宛平县长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来代表四人，双方坐地后，日方代表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指出：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二、你方丢失一兵，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民房被炸倒，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击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我恐发生危险，立即把守城的第九连抽出，我率领第九、第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之敌进击。经过两小时战斗，将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端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送信，提出两点：一、立刻将枝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否则日军重兵踏平宛平城。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予以驳斥。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又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战车和密集队伍，又率第九、第十两个连，从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乱飞，烟雾滚滚，又以加倍兵力围攻城、桥，双方再次发生肉搏战，我铁桥东端失守。至午后一时，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即电话通知我，已调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四个连前来增援，曹营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强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我方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我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又调两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日军左侧攻击，经两小时拼搏死战，才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均狂奔欢呼，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被隐匿之敌，投手榴弹炸断我的左腿，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把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想再上前线奋力杀敌，报答举国同胞的爱戴。
  （全振中口述）
  十二、惨烈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是山东峄县大运河岸边的一座小镇，津浦铁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守运河的咽喉。当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决定与日军进行会战。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三路与从山东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五师团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占武汉。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沿台枣支线大举进攻台儿庄，企图一举攻下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沿运河布防，固守台儿庄。汤恩伯部则让开津浦线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被吸引到台儿庄时，再潜进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部将日军包围歼灭之。
  4月3日，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以40万的优势兵力，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第十师团，并击退了由山东临沂增援的日军第五师团一部。
  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两万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国军队正面与日军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即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但是台儿庄大捷只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徐州会战的前奏。在李宗仁下令追击逃窜日军的同时，日军继续增援，而且对徐州有包围之势，中国军队为了撤出徐州主力部队，在此后的43天里，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铁血争锋。在台儿庄外围发生了数次惨烈的阻击战。本文仅举两例：
  禹王山阻击战 4月中旬，日军大举增兵鲁南，蒋介石命卢汉率领滇军六十军支援第五战区。21日拂晓时，部队陆续渡过运河。上午8时，第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行至台儿庄以东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突然与日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卢汉立即命令该师迅速展开，抢占要点，狠狠打击日军。
  4月24日，蒋介石到车辐山车站视察战况，电告卢汉：“台儿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25日夜，李宗仁命令六十军的台儿庄守军于26日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口袋形阵地的日军。战斗中，日军集中炮火狂轰东庄、火石埠六十军阵地，团长严家训在战壕巡视战况，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日军接着进行夜袭，守军展开了通宵夜战。拂晓前，日军组织兵力再度冲入火石埠阵地，与中国守军展开第二次肉搏战。团长莫肇衡率众冲杀，中弹倒地，在送医院途中，他以衣蘸血书“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字后牺牲。中国守军乘敌立足未稳，又率部反攻，夺回火石埠阵地。
  日军从正面突击台儿庄的阴谋不能得逞，集中兵力向禹王山扑来，抢占制高点。禹王山距台儿庄东南3公里，是大运河北岸一个面积较大的山头，与台儿庄互相呼应，位置重要。
  从4月28日到5月17日，六十军守军在禹王山上与日军展开了血腥厮杀。4月30日清晨，日军再次向禹王山发起攻击，由于日军来势凶猛，禹王山第一道防线多处被突破，山顶也出人意料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把突破阵地的日军相继消灭或击退。一营三连于4月30日凌晨3时奉团长杨洪元之命，挑选几十名官兵组成敢死队，趁夜发动进攻，由于据守山头的日军据险死守很难突破，最后该连在禹王山山腰与山顶日军形成对峙。5月4日，山顶日军在其掩蔽部顶上插上了国旗，并不断向三营指挥所射击。在旅长万保帮和团长杨洪元的指挥下，调来第六团迫击炮连，隐蔽在距敌75米左右的掩体内，炮连长罗谦命炮连战士瞄准目标后，一齐开炮，数十发炮弹正落到日军掩体里，日军尸体腾空飞起。步兵乘胜攻上山头，全歼了山顶日军，消除了守卫禹王山的隐患。
  日军连续几天攻不下禹王山，气急败坏。5月7日拂晓，日军调来了十几门九二炮，集中火力连续向禹王山进行炮击，中国守军掩体大部摧毁，部队大量伤亡。这时，日军步兵又大量涌上来，中国守军还来不及掩埋战友尸体，便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日军的再次冲击。经过七八天的坚守，一营三连的排长全部阵亡，286名官兵仅剩下了30余名。5月17日，第六十军主力奉命撤到了运河南岸整编，只留下了第六团在运河北岸与日军对峙，该团在禹王山坚守到5月18日才撤出阵地。
  经过25天的激烈阻击战，第六十军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伤亡惨重，全军4万将士，减员损失18844人，其中牺牲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其中旅长1亡1伤，团长5亡4伤，营连排长伤亡过半。
  陶墩阻击战 4月12日，就在日军卷土重来再度发起进攻的紧急时刻，在淮北固镇地区集训休整的第五十一军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后，军长于学忠率领所部，分别于4月16日、17日乘火车北上增援台儿庄，阻击日军由台儿庄向徐州的迂回包围。
  4月20日上午，日军步炮兵联合3000多人，向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防地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猛烈攻击。陶墩距离台儿庄20公里。守军奋力抗击，激战3小时，双方死伤惨重。下午3时，日军再次发起攻势，第六八四团再一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日军正面进攻不行，又集中兵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由晃村、大庄子迂回，对陶墩形成包围之势。为解陶墩之围，第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长决定对当面之敌展开夜袭。当晚部队分别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一夜，各部均完成了预期战斗任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1日上午10时，日军以远射程野战炮猛轰陶墩阵地，村内民房几乎全被炸坍起火。守军官兵凭借工事沉着应战，当日军进到距阵地百余米时，守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将这股日军大部歼灭。上午11时，日军又集中炮火向陶墩阵地猛烈轰击了3个小时，守军伤亡惨重，之后七八百日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扑来。第六八四团官兵，奋勇拼杀，肉搏四次。激战到下午6时，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军官伤亡过多，指挥乏人。日军终于攻入该庄，陶墩失守，第六八四团被迫退守马庄．这时，左翼阵地河湾也被日军占领，威胁距离台儿庄10公里的贾家埠。25日下午4时，敌人七八门大炮首先向贾家埠阵地轰击3个小时，而后千余日军扑来。第六八零团守军奋起迎敌，激战至晚上8时，贾家埠阵地被突破。因援军来迟，贾家埠守军大部牺牲，该阵地失陷。
  于学忠得知贾家埠是他叔伯兄弟于学道团的阵地，在电话中告诉牟中珩：“你告诉他，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道率部奋力拼杀，不幸负伤。一营营长暂行代理团长，继续攻击，但是由于日军又向贾家埠增援，守军未能夺回阵地。日军占领贾家埠后，主力分别又向兰城店和邵庄进犯，邵庄失守。28日早4时，第六七九团从邵庄南侧的杨家庙突然发起攻击，其旅长扈先梅率队冲锋，激战3小时，日军开始动摇。这时，扈先梅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后又因头部腿部中弹殉国。终因兵力不足，邵庄没有夺回。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4日，第五十一军奉命占领运河西岸，固守台儿庄车站后新闸一线。至此，中日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处在对峙状态。
  就这样，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官兵寄身锋刃，为国效命，拼死阻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4名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发生在台儿庄周围几次惨烈的阻击战，展示了中国军人血拼到底御敌卫国的英雄气魄，其战斗拼杀之惨烈无不令人慨叹！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为中国军队大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5月18日国民党当局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大部队全部跳出包围圈向西向南撤退，日军合围徐州、歼灭国军主力的企图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