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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运河两岸大事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各国列强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强占租界，争划势力范围，急欲瓜分中国。各国列强忙于在自己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内修铁路、开矿山，掠夺矿产资源；建教堂，传洋教，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因修铁路，抢占了大片良田，毁坏了诸多河道堤防。黄河、大运河原有的堤坝闸涵等水利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水灾、旱灾连年发生。运河两岸本已繁荣起来的城市如济宁、聊城、临清、德州、沧州等地，都变得一片萧条。特别是大批船户、挑夫、小贩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铁路建成，列强们将本国商品大批向中国市场销售，使中国脆弱的手工业、农业等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又导致一大批人失业……
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甘心受此屈侮，举起大刀长矛直指清政府和各国列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怒吼：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大运河两岸爆发了。
一、义和团运动在运河两岸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在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1899年，山东运河岸边平原县发生严重灾荒，百姓饥寒交迫，地主奸商相勾结，伙同传教士，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引起百姓极大愤慨，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曹州、冠县、寿章等地农民秘密串联，以建拳场，教青少年习拳练武为名，组织反清灭洋活动。
拳名纷繁，有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瓦刀社、红莲教等。他们崇拜的是白莲教和其支流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等教义。清朝建立之初，白莲教一直在民间组织反清复明活动。此次山东义和团的著名领袖朱红灯据传就是明王朝的后裔。
1900年初春，慈禧太后调袁世凯新军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义和团民满怀义愤分两路北上。一路沿京汉铁路向北京挺进；另一路沿大运河向天津进发。两支义和团约一万人，均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义和团改变策略，化整为零，分散到京畿各州县的广大村镇，散发揭帖（传单），帮助各村立坛口①、建拳场。青壮年男子成立义和团，青年女子组成红灯照，仅两三个月，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船夫出身的天津静海县张德成组织了有五千余众的“天下第一团”。他们乘坐七十余条大船沿运河向天津城里进发，参加围攻外国租界——紫竹林的战斗。行伍出身的大师兄曹福田，组织静海、盐山、庆云一带义和团3000多人，进驻天津，在大运河边的吕祖堂设总坛口，与沙俄侵略军展开了争夺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船民出身的大师姐林黑儿，是红灯照的首领，又称黄莲圣母，在南运河边的大船上设坛口，扩大红灯照组织。
此时北京城里，义和团设坛口已达八百多个，团民总数有八万人以上，不少清军也秘密参加了义和团组织，一些清廷大臣及王爷府中也设了坛，求神拜佛保佑平安。
慈禧太后力主镇压，急调心腹部队甘军进京围剿。甘肃督军董福祥冒死进谏：“不能杀这些苦娃娃！”军机大臣荣禄，协办大学士刚毅，礼部尚书徐桐向慈禧进言“招抚义和团”。慈禧太后为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顺水推舟，想利用义和团与清军一起共同对付洋人。1900年5月13日，在颐和园召见天津“乾”字团大师兄曹福田，表白“安抚”之意。在回中南海途中，由义和团护驾，慈禧检阅一番，赏银两千两。此后，各地纷纷奉旨建团，义和团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起来。
二、义和团天津坛口——吕祖堂
吕祖堂位于天津南运河畔，原是永丰屯的祠堂，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供奉吕祖的道观，定名吕祖堂。清乾隆、道光年间重修。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五仙堂，前院东西两侧有回廊。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前殿迎门正位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及其弟子的塑像，后殿供奉北斗元君。西侧配殿五仙堂供奉北五祖。院内松柏参天，银杏树枝繁叶茂，是天津颇有影响的道教圣地。
1900年，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这里成了义和团习拳拜神的总坛口。当时天津有大小坛口三百多处。著名乾字团首领曹福田，号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红灯照首领林黑儿（黄莲圣母）等均在此拜坛议事、组织团民练拳，这里成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大本营。血战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攻打外国租界紫竹林等重大战斗，都是在这里筹划的。
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这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三、义和团北京坛口——于谦祠
位于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①，原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故居，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这里是北京城内建立的第一个“坛口”。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以领导明正统年间的北京保卫战而名垂后世。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北京城内也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的练习神拳活动。“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无巾带形迹”。端、庄、澜等王宫府第及虎神营士兵“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在直隶的迅猛推进，北京这种群众性的练拳活动已从“僻静处”发展到大街闹市，外城宣武门外南下洼、内城东安门内河沿，公开有人自称“义和团教师”，或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教童子习拳。每日下午必有数十名儿童及少年，到景山对面紫禁城宫墙下操演练拳。“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大阿哥”溥儁，穿起拳民衣服在颐和园练习拳术。其后，京郊州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1900年4月，在北京裱褙胡同的于谦祠，设立了城内第一个坛口，团民有百人，头包黄巾，腿裹黄带，定名“乾”字团。选择于谦祠建坛口，寓意深远，凭借于谦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昭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自于谦祠设第一个坛口后，北京城内的坛口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人们“聚众为之”“千百成群，择地操演”，声称“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6月上旬，顺天府、直隶各州县的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者“日以千计”“其势亦愈炽”“向仅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继则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并以乾、坎两字为别，乾字遍体俱黄，坎则红……”
于谦祠坛口的团民，曾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义和团实物中，有一把木柄铁砍刀，就是于谦祠坛口的团民二德子（满族，名德泰）曾使用过的武
器。
四、义和团廊坊大捷
各地义和团拥入北京后，在清军暗中支持、配合下，已烧毁教堂30多座，烧毁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火车站，围攻了各国使馆，给外国侵略者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恐慌。1900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发电报给驻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情势极严重，请立即派兵增援，迟恐无及。”西摩尔当即调集联军，准备于次日乘火车进京，要求清兵护路。
10日凌晨，联军两千余人分乘三列火车赶赴北京。
西摩尔在火车站见到为其护路的直隶总督聂士成，神气十足地吹嘘：“今天晚上，我可与北京各国公使先生共进晚餐。”他还狂妄地夸下海口：我只需一小队士兵加几门大炮，即可在整个中国境内从这一端打到那一端。
联军的列车沿途受到义和团的阻击。在武清和安次交界的落垡站，义和团三天前曾跟聂士成的护路清军交火，伤亡较大，但锐气不减。他们再次包围了火车站，拆毁了铁路。西摩尔命令联军架上机枪和钢炮对冲上来的义和团民猛烈扫射、轰击，义和团伤亡惨重。西摩尔派35名联军士兵驻守在落垡火车站，准备随时抗击前来阻击的义和团，他带领联军继续乘车北进。廊坊一带的义和团，早已做好阻击准备，在联军火车到达之前，已把铁路拆毁一大段。火车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命令停车、修路。埋伏在车站四周的义和团民举着大刀、长矛潮水般冲了上来，龟缩在列车里的联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力抵抗。但义和团人多势众，各村义和团轮番冲杀，不给联军喘息之机。
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天三夜，联军疲惫不堪，火车寸步难行。西摩尔再令工程兵抢修被拆毁的铁路。白天刚刚修好，一夜之间又被拆毁。
西摩尔心急如焚，调集二百名士兵修路，其余士兵守卫在铁路两旁。列车每天只能前进三四里路。廊坊以北，铁轨已被拆毁四五里，路中间横向挖开数条半人深的壕沟，壕沟之间堆起了小山包似的土堆，路两旁的电线杆也已被砍断。列车再也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下令撤军。敌军慌乱之际，义和团民又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团民放起火炮掩护，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英勇无畏的团民爬上火车，举起大刀、长矛和敌人展开白刃战，顿时列车上下被鲜血染红。敌人的新式武器失去了作用。团民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死伤无数。
团民正在奋力拼杀之时，一支马队飞奔而来。原来是进驻京城的甘军提督马福祥派来的增援部队，配合义和团阻击敌军。他们使用斜五排快枪、小钢炮向敌军猛烈轰击。团民士气更加高涨。敌兵措手不及，乱作一团。
西摩尔指挥失灵，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被义和团围攻了三天三夜的落垡车站来电告急，留守的35名联军已死伤大半，要求火速增援。西摩尔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下令紧急退兵。为冲出重围，联军一面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一面抢修返回的铁道，边修边撤，直至18日晚才撤回杨村车站。半夜时分，极度疲惫的联军又遭到杨村义和团的袭击。未等到天亮，已陷入绝境的西摩尔丢下火车，率残兵败将沿北运河东岸徒步撤回天津。
此次大战，历时15天，敌军死亡62人，伤238人，大大伤了元气。惨败后的西摩尔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义和团所用若为西式枪炮，联军必将全军覆灭。”
此次“廊坊大捷”，震惊中外。
五、义和团与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
北京西什库教堂为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亦称北堂，所属教民4万余人，是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1900年6月16日傍晚，万名义和团民开始包围攻打西什库教堂。此前，樊国梁主教根据北京的形势，在与法国公使协商后，从法国公使馆调来一些水兵，从意大利公使馆借来部分水兵，勒令华人教民共同修筑工事，在西什库教堂四周筑成一道坚固的堡垒式的防御工事。教堂中驻有法国海军30名，意大利海军10名，法国教士13人，修女20人，华人教徒3200余人。旷日持久的包围，使教堂内所存粮食十分紧张。在保证教士、修女、海军士兵口粮的前提下，华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两口粮，后来减到2两。有的华人教徒耐不住饥饿，从教堂缺口逃出来，也曾有守堂驻军趁隙外出抢粮。守堂的法、意水兵皆持现代化武器；而义和团民仅持刀、矛，不避危险，只顾向前，片刻之间牺牲数十人，这更加激起团民义愤。在其后的时日，义和团猛攻不停，将自制的“火箭”——装满火药的陶罐，点燃火绳，抛入教堂，落地即燃；又挖地道，埋地雷，顷刻间，大堂东、西部被炸毁，洋兵多有死伤，法军军官恩利被打死。6月20日朝廷“对外宣战”，清军加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行列，将教堂团团围住，在包围圈之外，端王载漪令虎神营官兵从三面对教堂进行炮击，将教堂钟楼楼顶掀起，将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却始终未能攻破。
义和团团民哪里知道攻不下的真情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慈禧太后后来在“西巡”时一语道破了当时的秘密，“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日子，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六、血染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炮台，在天津东南60公里处的海河入海口，历史上是“津门之屏”，北国海防要隘。
大沽口炮台创建于明代，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修。共建大炮台五座：南岸三座，北岸两座。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另于后墙营门建小炮台二十五座，共安放火炮60门，其中中国制造的铜炮37门，西洋铁炮23门。周围浚濠筑垣，设置木栅，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189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舰队由英海军司令贺布指挥，共有舰船21艘，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300人，另有美国舰艇3艘，配合行动，于6月23日夜开始向大沽口炮台攻击。守炮台的清军总指挥僧格林沁，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敌舰一开火，他就下令猛烈还击。在激烈交战中，清军炮兵将联军司令贺布乘坐的指挥舰击毁，舰上40名水手只一人跳水逃脱。贺布受了重伤。13艘敌舰，有6艘失去了战斗力，有的逃跑，有的搁浅。敌军死亡超半，近700具尸体漂浮海面。清军只阵亡32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1900年6月，从天津进犯北京的八国联军，遭到义和团的打击退回天津后，陈兵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以清政府不卖力剿灭团匪为借口，集结十余艘军舰、四万余兵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镇守炮台的清军将领罗荣光，同副将韩照琦率三千名淮军、一个水雷营英勇还击。六十七岁的罗荣光炮术极佳，亲自指挥炮手击毁击伤敌舰六艘，督领爱国将士与侵略者浴血鏖战，六小时打死打伤一百三十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弹药库被炸，炮台失陷。罗荣光及两千多名爱国将士力战身亡。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按规定拆毁大沽炮台及京师（北京）至海道有碍通行的炮台。大沽炮台始被拆毁废止，唯有南岸“海”字中炮台至今保存尚好，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重要遗址。
七、聂士成浴血奋战守天津
聂士成，生于1836年，安徽合肥人，少时家贫，年轻时投淮军，曾赴台湾参加抗法战争，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累功升至直隶提督。
1900年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陆续登岸，围攻天津，准备大举进犯北京。清廷派遣马玉昆、宋庆带领八千余人部署在天津城里，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四千武卫前军，部署在城南八里台、机器局（今海光寺）一带，形成里应外合之势。6月22日，联军向天津发起猛攻，聂士成部在义和团的配合下，与联军展开殊死的争夺战。聂士成指挥有方，部队使用的又是洋枪洋炮，接连夺回了陈家沟、武库、马场道、八里台等十余处重要阵地。就在紫竹林久攻不下的当口，大批联军又从大沽口登陆增援，联军增至二万多人。此时聂士成却失去了后援部队。联军进行反攻，聂士成寡不敌众。他抱定为国捐躯的信念，骑着战马，高举战刀，指挥士兵与列强决战。极度疲惫的士兵抖擞精神一次次向敌人冲去。
聂士成冒着烈日酷暑，忍着饥饿，指挥士兵抢修防御工事。他的脸、肩、腰部多处负伤，血流不止，浑身衣服早被血水、汗水浸透。部下苦劝他离开阵地，他大声说：“我誓与天津共存亡！离此一步，不是男儿大丈夫！”7月11日，后续联军再次向八里台反扑，一串连珠炮击中聂士成的腹部。这位爱国将领身受七处重伤，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未离阵地半步，坐地而亡，时年65岁。三天后，天津城陷落。
五年后，清政府赐聂士成谥号“忠节”。袁世凯为聂士成修建一座“聂公祠”，亲笔题写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诚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横额——生气凛然
天津市民在聂士成阵亡的八里台立碑纪念，上刻“聂忠节公殉难处”，并建一座肃穆的碑亭。
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为纪念聂士成壮烈殉国，写下“聂将军歌”一首：
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尘沙黄。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腹腹流肠，将军威坐死不僵。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而色赭（zhě），河溯①将帅无人不爱君。
八、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1900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八），一支由日、英、美、俄、法、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两万余人，抢夺二百余条民船，运载70门大炮、数百挺机枪、数百箱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自天津出发，沿运河向北京大举进犯。
7月14日天津陷落后，直隶总督裕禄率军退到天津北仓一带设防，阻击联军向北京进犯。此时清军一无援兵，二无武器供给，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清政府一面紧急致信英、法、德、美诸国“排难解纷、不要用兵”，一面密令裕禄“人人用命，短兵相接，以挫敌锋”。
疯狂进犯的联军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请求，于8月5日凌晨3时，倾巢出动攻打天津北仓一线。战斗开始，双方均以猛烈的炮火相互攻击，胜负难分。几小时后，英军使用“列低炮”向清军大本营——桃花寺连续发射数枚毒气弹。毒气四散，一百米以内的人、马中毒而亡。清军及义和团死亡、溃逃超半。10时许，北仓失守。裕禄带兵撤到杨村火车站设防，紧急招募当地义和团民两千多名，准备再抗敌军。
次日凌晨，联军追至杨村，摸清了清军布防情况，向清军驻地连发数枚炮弹。清军伤亡惨重。裕禄胸部中弹，伤势严重，生命垂危。部队由副将马玉昆、宋庆指挥，护着裕禄沿运河继续后撤。
7日，清军退至距杨村30华里的蔡村，裕禄含恨而亡。清军锐气大减，急退至河西务镇。
慈禧太后惊闻前线战况，急调水师大臣李秉衡进京，命其率领武卫军及各省勤王军一万人，星夜赶往河西务接应马玉昆。李秉衡将大本营设在河西务西8华里的羊坊村，急召附近义和团3000多人，在运河两岸青纱帐内设置了五道防线，誓与联军一决雌雄。
9日，联军逼近河西务。双方刚一交火，已丧失斗志的清军便四散溃逃。留下来的兵士无心恋战，溃不成军。李秉衡只得命令后退。只有当地团民与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大运河，乱尸堵塞了河道。
李秉衡退至通州张家湾，整编残部，准备再战。但先一步退至此处的马玉昆、宋庆不予配合，李秉衡气愤郁结，当夜吞金自尽。
8月14日，联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丢下全城百姓，化装成逃难老妇，挟光绪皇帝连夜逃出北京城。15日，联军攻占北京城，千年古都陷入大劫难中。
九、联军暴行罄竹难书
八国列强攻陷天津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尸骸枕藉，财物洗劫一空。一个英国军官记述说：“城门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丝绸商店、珠宝店、首饰店、当铺都是他们必到之处。日军在造币厂抢到二百多万两白银；美军从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是一座三十英尺见方的“银山”；一个沙俄军官从一家首饰店出来，胳膊上戴满了金银镯子。
在津北运河码头杨村，侵略军为报复拆毁铁路、夜袭火车站的义和团，挨门挨户搜查团民。凡认为可疑的青壮年，就将他们的辫子拴在一起，赶到村北大水塘边集体枪杀。有两个英国雇用的印度兵，闯进一户民宅，枪杀了婆婆，轮奸了儿媳，放火燃着了房子。
联军攻入通州城后，各国军队分片抢劫。日军最先进城，抢占了仓场衙门，从地下银库翻出白银185万两。附近庙里一位和尚亲眼见到日军运送白银的车子翻了，滚落一地银圆宝。俄军引爆了火药库，数百家居民房被震坍，百姓死伤无数。毛焕枢一家不堪忍受洋鬼子暴行，老少三十一口聚在一起自焚：三关庙全村妇女，为逃避凌辱和奸淫，投井自杀，一眼井中竟打捞出29具尸体。北城市民拥出北门逃跑，联军紧追不舍，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无数逃难的百姓被逼得跳进北门外的通惠河，尸骸竟将桥孔堵塞。
联军拥入北京城，统帅凯西里发出号令，可在城内公开抢劫三天，洋鬼子更加肆无忌惮，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北京城内800多个义和团坛口皆被联军烧毁。曾统领过义和团的庄亲王的府第，被联军团团围住，府内1700多人，皆被强盗放火烧死。有大群逃难的百姓被德军逼进一条死胡同，惨无人道的德军架起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竟无一人逃生。据《庚子纪实》载，“北京破城后的第二天，前门内、东城、北城死尸堆山”。
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奸淫妇女更是令人发指。不论垂髫女童，还是古稀老妪，皆不放过。他们把抢掠的数百名妇女赶到裱褙胡同，作为官妓。很多妇女被逼自杀。
日军占领户部衙署，抢得存银300万两。其他各国强盗抢得白银皆超过百万两。据统计，仅在北京城内，联军抢得白银总数在6000万两以上。八国联军还麇（qún）集在皇宫内，将大量珠宝、文物、古铜、古瓷、玉器、雕刻、仪器、书画等无价之宝抢走。天坛里直径两米的天球、四分仪、六分仪等，都是我国17世纪设计、制造的古铜仪器，被德、法军瓜分。《永乐大典》，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大部。此次，他们又把余下的307册抢走，还抢走珍本书46000多册。
皇宫内的大铜缸，为明代所铸，外表全部是鎏金。无耻贪婪的强盗用刺刀将鎏金刮剥殆尽。宫内一尊尊鎏金铜狮、一道道宫门的鎏金铜环，皆遭此厄运。洋人用一支庞大的骆驼队，将颐和园内收藏的历代宝物运往天津大沽口，累时达一个多月，再装船运回本国。
十、妓女救驾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德军为其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害寻求报复，屠杀北京平民最为凶残。
德皇威廉二世派瓦德西为八国联军统帅，并派两万二千五百多名士兵到中国。瓦德西为了羞辱慈禧太后，竟住进了她的中南海仪鸾殿。
此时，一代名妓赛金花正在北京“赛金花书寓”当老鸨。一日，几名外国士兵闯入书寓。赛金花用英语与其交谈。对方听不懂，又用德语交谈，方知对方是德国兵，统帅是瓦德西将军。赛金花为之一震，问明了瓦德西的住址，即着盛装前去拜访。
一名身份低下的妓女，缘何精通英语、德语？又缘何认识身居高位的瓦德西将军？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安徽黟（yī）县人，天生丽质，自小聪颖过人。1882年，随父走出大山，到苏州谋生。父亲给人当轿夫，不久因病去世。十三岁的彩云，衣食无着，被迫当了妓女。她苦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几年后便成了当地的名妓。光绪十二年（1887年），苏州状元洪钧奉旨出使欧洲四国，原配夫人张氏不愿随行，48岁的洪钧便出重金将17岁的名妓赛金花买去做妾，充当公使夫人，并聘请老师教她学习英、德、法、俄等国语言。
不久，赛金花便以其倾城的美貌和熟练的外语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其间，赛金花荣幸地与英国女王合影，受到德国菲利特皇后的款待，并结识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红人——陆军元帅瓦德西。年轻的瓦德西对东方美人赛金花一见倾心，后交往频频。
洪钧出使欧洲四国，历时五年。回国后，安置赛金花住在苏州拙政园内。一年后，洪钧病逝。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不容这个风尘女子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将赛金花逐出府门。堂堂的公使夫人，转眼间形影相吊，一贫如洗。无奈之下，赛金花辗转到了北京，重操旧业，挂起了“赛金花书寓”的招牌。
赛金花赶往中南海仪鸾殿，拜访瓦德西，令瓦德西异常惊喜。出于正义，赛金花提出了两条请求：一是保护良善，不要妄杀百姓；二是保护故宫内文物及琉璃厂，不可重演火烧圆明园的悲剧。赛金花也答应了瓦德西的要求，与他同居数月。瓦德西遂下令，在前门大街闹市中心和文物市场的琉璃厂挂上黄牌，禁止联军入内。
逃离京城的慈禧太后，盼望尽快结束逃亡生活，希望早日与八国签订合约。当得知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派军机大臣李鸿章之子李经才与赛金花联系，请她出面斡旋，促成“和约”早日签订。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妓女救驾”之事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些人争相拜访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这些话传到慈禧耳中，使她大为光火。
1902年，瓦德西奉调回国。赛金花预感到自己在京的处境将随之变得险恶，便果断移居上海英租界内。尽管如此，清政府仍寻她一个“虐待侍婢”的罪名，趁她看戏之机，将其拘捕，发配原籍黟县。
赛金花生平充满传奇色彩，其行事众说纷纭。诗人苏曼殊在《焚剑记》中说：“彩云为状元夫人，到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乱破坏，也算她做了一件好事。”1922年出版的《上海六十年话世界》载：“庚子联军之役，德法军残暴奸掠无虚日，赛金花目睹伤心，以洪夫人的名义盛装往谒瓦德西元帅，陈述民苦。瓦德西颇嘉纳，极力约束本军，更通牒于法营，让市民宁居。京师人甚感德之。赛金花出入紫禁城，与瓦德公元帅携手以行。她结发辫，着长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匹白马招摇过市，人以‘赛二爷’呼之。赛金花言诡而行秽，本不足取，然而才慧机警，一言顿解京城居民倒悬之危。至今仍有称道者。”
十一、卢沟桥事变亲历记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从北平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领的第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战斗力约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当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修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的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我军驻守的宛平城，只因我方戒备森严，敌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的谎言，企图趁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报许处长，请他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潮涌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
八日晨六时许，由东驶来两辆汽车，我和宛平县长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来代表四人，双方坐地后，日方代表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指出：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二、你方丢失一兵，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民房被炸倒，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击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我恐发生危险，立即把守城的第九连抽出，我率领第九、第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之敌进击。经过两小时战斗，将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端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送信，提出两点：一、立刻将枝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否则日军重兵踏平宛平城。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予以驳斥。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又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战车和密集队伍，又率第九、第十两个连，从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乱飞，烟雾滚滚，又以加倍兵力围攻城、桥，双方再次发生肉搏战，我铁桥东端失守。至午后一时，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即电话通知我，已调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四个连前来增援，曹营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强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我方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我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又调两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日军左侧攻击，经两小时拼搏死战，才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均狂奔欢呼，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被隐匿之敌，投手榴弹炸断我的左腿，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把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想再上前线奋力杀敌，报答举国同胞的爱戴。
（全振中口述）
十二、惨烈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是山东峄县大运河岸边的一座小镇，津浦铁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守运河的咽喉。当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决定与日军进行会战。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三路与从山东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五师团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占武汉。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沿台枣支线大举进攻台儿庄，企图一举攻下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沿运河布防，固守台儿庄。汤恩伯部则让开津浦线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被吸引到台儿庄时，再潜进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部将日军包围歼灭之。
4月3日，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以40万的优势兵力，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第十师团，并击退了由山东临沂增援的日军第五师团一部。
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两万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国军队正面与日军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即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但是台儿庄大捷只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徐州会战的前奏。在李宗仁下令追击逃窜日军的同时，日军继续增援，而且对徐州有包围之势，中国军队为了撤出徐州主力部队，在此后的43天里，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铁血争锋。在台儿庄外围发生了数次惨烈的阻击战。本文仅举两例：
禹王山阻击战 4月中旬，日军大举增兵鲁南，蒋介石命卢汉率领滇军六十军支援第五战区。21日拂晓时，部队陆续渡过运河。上午8时，第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行至台儿庄以东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突然与日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卢汉立即命令该师迅速展开，抢占要点，狠狠打击日军。
4月24日，蒋介石到车辐山车站视察战况，电告卢汉：“台儿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25日夜，李宗仁命令六十军的台儿庄守军于26日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口袋形阵地的日军。战斗中，日军集中炮火狂轰东庄、火石埠六十军阵地，团长严家训在战壕巡视战况，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日军接着进行夜袭，守军展开了通宵夜战。拂晓前，日军组织兵力再度冲入火石埠阵地，与中国守军展开第二次肉搏战。团长莫肇衡率众冲杀，中弹倒地，在送医院途中，他以衣蘸血书“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字后牺牲。中国守军乘敌立足未稳，又率部反攻，夺回火石埠阵地。
日军从正面突击台儿庄的阴谋不能得逞，集中兵力向禹王山扑来，抢占制高点。禹王山距台儿庄东南3公里，是大运河北岸一个面积较大的山头，与台儿庄互相呼应，位置重要。
从4月28日到5月17日，六十军守军在禹王山上与日军展开了血腥厮杀。4月30日清晨，日军再次向禹王山发起攻击，由于日军来势凶猛，禹王山第一道防线多处被突破，山顶也出人意料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把突破阵地的日军相继消灭或击退。一营三连于4月30日凌晨3时奉团长杨洪元之命，挑选几十名官兵组成敢死队，趁夜发动进攻，由于据守山头的日军据险死守很难突破，最后该连在禹王山山腰与山顶日军形成对峙。5月4日，山顶日军在其掩蔽部顶上插上了国旗，并不断向三营指挥所射击。在旅长万保帮和团长杨洪元的指挥下，调来第六团迫击炮连，隐蔽在距敌75米左右的掩体内，炮连长罗谦命炮连战士瞄准目标后，一齐开炮，数十发炮弹正落到日军掩体里，日军尸体腾空飞起。步兵乘胜攻上山头，全歼了山顶日军，消除了守卫禹王山的隐患。
日军连续几天攻不下禹王山，气急败坏。5月7日拂晓，日军调来了十几门九二炮，集中火力连续向禹王山进行炮击，中国守军掩体大部摧毁，部队大量伤亡。这时，日军步兵又大量涌上来，中国守军还来不及掩埋战友尸体，便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日军的再次冲击。经过七八天的坚守，一营三连的排长全部阵亡，286名官兵仅剩下了30余名。5月17日，第六十军主力奉命撤到了运河南岸整编，只留下了第六团在运河北岸与日军对峙，该团在禹王山坚守到5月18日才撤出阵地。
经过25天的激烈阻击战，第六十军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伤亡惨重，全军4万将士，减员损失18844人，其中牺牲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其中旅长1亡1伤，团长5亡4伤，营连排长伤亡过半。
陶墩阻击战 4月12日，就在日军卷土重来再度发起进攻的紧急时刻，在淮北固镇地区集训休整的第五十一军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后，军长于学忠率领所部，分别于4月16日、17日乘火车北上增援台儿庄，阻击日军由台儿庄向徐州的迂回包围。
4月20日上午，日军步炮兵联合3000多人，向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防地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猛烈攻击。陶墩距离台儿庄20公里。守军奋力抗击，激战3小时，双方死伤惨重。下午3时，日军再次发起攻势，第六八四团再一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日军正面进攻不行，又集中兵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由晃村、大庄子迂回，对陶墩形成包围之势。为解陶墩之围，第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长决定对当面之敌展开夜袭。当晚部队分别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一夜，各部均完成了预期战斗任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1日上午10时，日军以远射程野战炮猛轰陶墩阵地，村内民房几乎全被炸坍起火。守军官兵凭借工事沉着应战，当日军进到距阵地百余米时，守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将这股日军大部歼灭。上午11时，日军又集中炮火向陶墩阵地猛烈轰击了3个小时，守军伤亡惨重，之后七八百日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扑来。第六八四团官兵，奋勇拼杀，肉搏四次。激战到下午6时，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军官伤亡过多，指挥乏人。日军终于攻入该庄，陶墩失守，第六八四团被迫退守马庄．这时，左翼阵地河湾也被日军占领，威胁距离台儿庄10公里的贾家埠。25日下午4时，敌人七八门大炮首先向贾家埠阵地轰击3个小时，而后千余日军扑来。第六八零团守军奋起迎敌，激战至晚上8时，贾家埠阵地被突破。因援军来迟，贾家埠守军大部牺牲，该阵地失陷。
于学忠得知贾家埠是他叔伯兄弟于学道团的阵地，在电话中告诉牟中珩：“你告诉他，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道率部奋力拼杀，不幸负伤。一营营长暂行代理团长，继续攻击，但是由于日军又向贾家埠增援，守军未能夺回阵地。日军占领贾家埠后，主力分别又向兰城店和邵庄进犯，邵庄失守。28日早4时，第六七九团从邵庄南侧的杨家庙突然发起攻击，其旅长扈先梅率队冲锋，激战3小时，日军开始动摇。这时，扈先梅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后又因头部腿部中弹殉国。终因兵力不足，邵庄没有夺回。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4日，第五十一军奉命占领运河西岸，固守台儿庄车站后新闸一线。至此，中日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处在对峙状态。
就这样，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官兵寄身锋刃，为国效命，拼死阻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4名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发生在台儿庄周围几次惨烈的阻击战，展示了中国军人血拼到底御敌卫国的英雄气魄，其战斗拼杀之惨烈无不令人慨叹！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为中国军队大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5月18日国民党当局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大部队全部跳出包围圈向西向南撤退，日军合围徐州、歼灭国军主力的企图失败了。
第十四章 誉满中华的名优产品
大运河两岸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优产品不胜枚举。有的称冠中华，有的名扬四海。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产品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变迁而失传。本章所收集的产品，是经数代人传承、创新、发展而保留下来的，是运河两岸名优产品九牛之一毛。透过每一种产品的诞生及发展历程，可以领略到大运河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一、通州大顺斋糖火烧
大顺斋糕点久负盛名。相传明朝末年，南京上元的回民刘大顺，随大运河粮船到北方谋生，选中通州做买卖，开了一家小吃店，取名“大顺斋”，施展祖传手艺，专做糖火烧、咸火烧。
清乾隆年间，随着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南来北往的船只不断，通州城里人口剧增，出现了酒肆林立、市井繁荣的景象。大顺斋主人趁机扩建了店铺，增了两家分店，生意很红火，在通州有了名气。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大顺斋后人又建起“大来号”油面铺，自磨面粉、芝麻酱，供自家做火烧和清真糕点，以选料精细、工艺独到、讲究卫生、童叟无欺而获得信誉。凡出入京城的达官显贵、客商、僧侣、举子，驰道上的马夫、车夫，运河上的船夫、纤夫，都争相购买。大顺斋的糖火烧被称为通州风味小吃的三绝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通州，大肆烧杀抢掠，大顺斋也遭到了厄运，米面被抢空，店铺被烧毁，后虽重建，但生意一落千丈。
民国初年，凭借“大顺斋”老字号的信誉和精湛的传统工艺，生意又兴旺起来。北京清真寺里的大阿訇，去圣地麦加朝拜，都要到大顺斋买糖火烧做干粮。
新中国成立后，大顺斋获得了新生。公私合营后建起了大顺斋糕点厂。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点名要吃大顺斋糖火烧。周恩来总理请大顺斋专做几盒糖火烧。尼赫鲁品尝后连声称赞“名不虚传”。
改革开放后，大顺斋恢复了老字号，在大运河东岸建起了八千多平方米的新厂房，添置了一百多套新设备，糖火烧增加到140多个品种，年产量2500吨。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大顺斋的芝麻火烧、五字饼、甜咸麻饼等15个品种，被指定为运动员伊斯兰餐厅专用食品，受到运动员的好评和组委会的表彰。1991年，首届通州美食小吃节，大顺斋糖火烧等十六种糕点荣获一等奖。
二、久负盛名的杨村糕干
杨柳拂堤，鱼跃水面，北运河畔的武清八孔闸景色美不胜收。这是1958年仲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来到这里，参观小型水力发电站。休息时，当地群众送来了本地特产——杨村糕干。周恩来总理望着雪白的糕干问道：“这糕干还是当年杜家老铺的味道吗？”说完，总理把一盘糕干端到西哈努克亲王面前，微笑着说：“请殿下尝尝武清的特产吧！”亲王和客人们都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周总理把一小块糕干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连声说：“好！好！比当年杜家老铺的还香啊！”他又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们介绍：“过去叫卖杨村糕干的声音可好听啦！”亲王来了兴致，他让翻译请个当地人学上一句听听。当时在场的是些年轻人，都摇头说学不来。亲王兴致正浓，一定要听，周总理乐了：“好吧，我来吆喝一声，你们听听够不够味？”总理清了清嗓子喊了一声：“杨村糕干——老铺的好！”声音浑厚低回，悠扬缓慢，十足的地方味。大家鼓掌称妙。亲王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向总理致谢。总理对这种地方小吃怎这么熟悉呢？
原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同窗好友诸葛二吉是杨村人，每次回家都要带回几包杨村糕干让同学品尝，还讲杨村糕干的来历……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常到校门口叫卖，尤其是晚上，“杨村糕干——老铺的好！”同学们听得很清楚。
参观结束后，周总理派人把糕干打包赠给客人，对亲王说：“过去地方百姓把糕干做贡品献给皇上，今天，我们把糕干做礼品送给亲王和王后。”亲王和王后频频合掌致谢。
杨村糕干到底有什么来历呢？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动员江南富户及平民百姓，随龙船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北迁的移民一过河北省沧县便可选个村镇定居，种田或经商。单说浙江余姚县有杜金、杜银兄弟二人，携妻小行至武清县杨村，见这里是大运河的码头，很繁华，便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做起了蒸发糕的小生意。兄弟、妯娌起早贪黑，碾米磨面，掺兑白糖，蒸制的发糕松甜可口，价格便宜。兄弟二人每天到街头巷尾、码头船边叫卖。人们争相购买，买卖越做越红火。
忽有一天，弟媳因孩子搅闹，往灶里多添了一把柴火，将锅烧干，发糕结了一层煳嘎巴。哥儿俩寻思卖不出去了，扔掉吧，又很可惜，便小心地将煳嘎巴揭去。不想，发糕散发出一股香味。试着卖吧，买主都说比平常做得好吃。哥儿俩从中受到启发，蒸发糕时多添一把柴火，蒸出的发糕干松香甜，人们便称“糕干”。杜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工艺，糕干的口味越来越好，加上精美的包装，很多买主将其当成礼品馈送亲友。
传至清代，杨村糕干店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办成前店后厂，起了堂号，仅杜姓就有万全堂、万胜堂、万源堂、万顺堂、万金堂等二十余家。各家又靠水旱两路将糕干销往外埠。
据《武清县志》记载，清康熙皇帝南巡，三次驻跸杨村行宫，武清县令都奉上杨村糕干。皇上曾召见了杜氏六代传人——万全堂掌柜杜馥之，称赞糕干“开胃健脾，不亚茯苓”。后便有了“茯苓糕干”之称。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到杨村糕干，御笔赐字：“妇孺恩品”。此后，杨村糕干成了贡品，名声远扬。
1915年，杨村糕干被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佳禾”铜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杨村糕干行业更加兴旺，国营、集体、个体大小厂家如雨后春笋。京津两大城市中都有专卖店。改革开放以后，杨村糕干的生产又有了更大发展，工艺制作和包装进一步改进，质量进一步提高。20世纪80年代，仅天津南市食品街，就有三十余家食品店设专柜经营，畅销不衰。1987年，杨村糕干获天津市风味小吃“群星杯”奖，1990年，获天津市名优食品称号。
三、天津直沽白酒
直沽酿酒业起自元代。当年，漕船上的船工生活很苦，风险也大。“一夫有海运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殁如萍，生死如梦”。船队一到天津，船工们就到天后宫拜海神娘娘，凑在一起饮酒解乏。起初是船工自己带酒，后来就用自带的粮米，请当地人酿酒。于是，大直沽便出现了制酒作坊（烧锅）。大直沽的水清澈甘甜，酿出的酒醇香干洌，很快出了名。
明清两代，天津逐步发展为商业中心城市，酿酒作坊多达数十家。当时有名的烧锅是“三大同”和“三大丰”。“三大同”是同源永、同兴涌、同华涌；“三大丰”是永丰玉、永丰太、永丰成。各商号年酿酒都在三十万斤左右。这些厂家不仅生产白酒，还生产色酒和药酒。清代一位诗人曾赞美直沽药酒：
茵陈玫瑰五加皮，酒兴都从药性移。
还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
直沽白酒除本地销售外，主要靠商贩运往各地。民国初年，大直沽义聚永烧锅鹤立鸡群，经理刘香久聘请翻译，带上酒师及各种样酒，亲赴香港、新加坡等地，拜访当地酒业知名人士，了解市场行情，会晤新闻界人士，宣传天津直沽酒业状况，拿出样酒请各界名士品尝。这一炮打响，刘香久一时成了知名人物。他还到华侨聚集的曼谷、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去宣传，建立销售网点。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香飘万里。
不久，刘香久又带各类样品游历美国、加拿大、英、法、德等国，获得很高赞誉。法国人称赞“玫瑰露”为“中国的白兰地”。
一位德籍华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队规定，只有校级军官在负伤后，才能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直沽白酒声誉之高可见一斑。
四、天津小吃三绝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大麻花，被誉为天津小吃三绝。
狗不理包子 天津北大关昔日是运河的钞关，往来的船只在此纳税，成了居民稠密、商业兴盛之地。“狗不理”创始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创始人高贵友，乳名狗子，十四岁在一家包子铺学徒，日夜苦干，经常遭店主人打骂，后来赌气离开了这家包子铺，在北大关附近摆了个包子摊点。他为人实在，不论调馅、和面，还是火候，都严格掌握投料标准和操作规程，精细制作，蒸出的包子水分大，味道鲜美，肥而不腻，价钱比较便宜，很受顾客青睐。卖包子时，他在摊头放一把筷子，一大摞粗瓷碗，凡买包子的人先把钱币放在碗里，再端碗给他看。他见钱给包子，很少说话，一来二去，人们就编了句歇后语：狗子卖包子——谁也不理。传来传去就成了“狗不理”。
后来狗子的买卖越做越兴隆，摊点改成包子铺，取名“德聚号”。人们还是习惯称“狗不理”，狗子并不在乎，干脆把商号改成“狗不理”。包子的花样品种不断增多，狗不理包子在津城有了名气。
光绪年间，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为讨好慈禧太后，特意将几盒狗不理包子献给“老佛爷”。慈禧太后尝了味道鲜美的海鲜包、珍珠包、八仙包、龙凤包、鸳鸯包……高兴得连连称“好”。此后“狗不理”便名声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狗不理在传统工艺基础上，继续挖掘创新，以鸡、鸭、鱼、肉、海鲜和应时蔬菜为原料，精制海鲜包、金针包、珍珠包、八仙包、龙凤包、鸳鸯包、什锦素包等一百四十多个包子品种。1980年后，先后同北京、杭州、桂林、哈尔滨、北戴河等二十多个地区联营，开设分店。在日本东京开设了狗不理包子分号，名声传到国外。
耳朵眼儿炸糕 “耳朵眼”本来不是炸糕店的字号，而是个小胡同的名字。清代有家刘姓回民经营的炸糕店“增盛成”，坐落在耳朵眼儿胡同左侧，人们觉得“增盛成”咬嘴饶舌，“耳朵眼儿”俏皮顺口，就称耳朵眼儿炸糕了。
耳朵眼儿炸糕缘何出名呢？这得从一百多年前的增盛成炸糕铺说起。增盛成掌柜刘万春，在创业之初，用料和工艺操作有独到之处，采用北河、西河产的好黏黄米，上等朱砂红小豆，煮烂搓沙去皮，选用优质红糖，掺兑少许桂花，炸糕大小均匀，薄厚适度，用生芝麻油烧炸。
炸糕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馅松软，香气醇郁。经营多年，口味如初。耳朵眼儿炸糕出了名。
新中国成立后，刘万春后人继续经营炸糕生意，保持传统工艺，声誉不减。改革开放后，炸糕制作工艺不断改进和创新，营业更加红火，深受天津人喜爱，外地顾客也慕名而至。除总店外，又在本地和外地开设多家分店，日产近两千斤。
十八街大麻花 十八街大麻花原名桂发祥大麻花，是店主人范桂林给自己麻花店起的字号，桂发祥麻花店坐落在十八街，人们索性就叫“十八街大麻花”。
创始人范桂林，人称“麻花大王”。学徒期间，勤学好钻，不拘泥传统制法，试用死面兑发面，热水烫面，糖水和面，炸出的麻花香、脆、酥、甜。后又在麻花白条中间夹一条含有桂花、糖、桃仁、青红丝、冰糖等各种小料的酥馅，麻花更加味美可口，存放于干燥处数日，仍保持酥脆。范桂林还能炸出几斤重的大麻花，里外一样酥脆，不仅是美味食品，还是绝妙的艺术品。
20世纪30年代，桂发祥始建麻花店，新中国成立后又重修店堂，扩大经营规模。1971年，“十八街大麻花”走进了广州的商品交易会，60多个国家的客商前来购买，使十八街大麻花名扬海外。
五、天津泥人张
泥人张，即天津泥人彩塑艺术创始人张长林（1826～1906年），字明山，其父以捏制和出售泥动物为业，张明山自八岁随父学艺，练就一手捏制泥制品的绝活。他敢于创新，富于想象，捏制的各种小动物活灵活现。张明山十八岁时用泥塑造了著名京剧演员余三胜的艺术形象，名声大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泥人张”。
张明山祖上，据《沽畔耕耘录》作者崔锦先生考，来自江浙地区，明代随“龙”北上。初在河北某县，不久到天津定居。捏泥人的手艺是从江南家乡带来的。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精细工整，健康清新，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曾在巴拿马赛会上获一等奖，并在南洋各地展览会上，获奖状、奖杯二十余件。张明山还是富有爱国正义感的艺术家。1870年，他以“天津教案”为题材，塑造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群像，塑像逼真，情节动人，再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泥人张第二代张玉亭，善于捕捉那些感染或打动过他心弦的瞬间，塑造出有声有色的艺术形象，其典型作品是《钟馗嫁妹》。内有二十九个人物，钟馗妹妹坐一车中，一鬼拉车，一鬼推车，前面是一支二十多人的仪仗队，其中有鸣锣开道的差役，扛“回避”“肃静”牌的文官，手舞棍棒驱赶行人的武夫，其后还有提灯引路和肩挑什物的杂役。钟馗稳坐骏马护送其后。造型生动逼真，惟妙惟肖。著名画家徐悲鸿对泥人张的作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传神之微妙在雕塑作品中不多也。”
六、驰名中外的杨柳青年画
年画是从苏州桃花坞经大运河传到杨柳青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明代弘治年间，大名鼎鼎的苏州才子唐寅曾在桃花坞营建桃花庵，参与乡亲制作木版画，使木版画艺术得以提高，广为传播。
明朝末年，木版画传到杨柳青。随运粮船到北方做买卖的桃花坞人，见杨柳青是运河的水陆码头，人烟稠密，风景如画，盛产枣梨、芦苇。枣木、梨木是做木版的主要原料，芦苇可做画纸。他们就定居下来，屯田种庄稼，农闲时做木版画出售，以补贴家用。当时印刷的颜料和精细的纸张都要经大运河到苏州和扬州购买。木版画的内容很简单，多是各行各业供奉的祖师像和春节贴的门神、灶王、天地祃子等，线条简单，色彩却很鲜艳，很受当地百姓喜爱。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生产杨柳青木版画的人家越来越多，出现了常年生产的专业户。杨柳青镇上建起了版画作坊。一些大作坊雇人绘画、雕刻、印刷、销售。杨柳青镇最早出名的大户有戴、齐、杨三家。
清康熙、乾隆年间，杨柳青年画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技艺提高，内容更加丰富，形成了画面构图丰满、雕刻笔法匀整、色彩鲜丽的特点。戴家第六代传人戴莲增画样最多，业务量最大，雇员200多人，一年出两千多套产品，每套为500张。每到秋后，经水路向五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蓟运河）各码头批发销售，基本占领了京津两地的市场。
乾隆五十五年，京剧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杨柳青年画画面上随之出现了勾画精美的京剧脸谱，以及表现戏剧内容的“白娘子与小青”“回荆州”“黛玉葬花”“武松打虎”等等。全镇出现百余家画店和作坊，从业人员过三千人，出现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不久，以戴莲增为首的几家作画大户闯入北京市场，正式挂出“戴莲增画店”“齐健隆画店”招牌。每年一进腊月，杨柳青年画就集中在北京闹市区——崇文门至正阳门一带，摆摊销售。观看和买年画的人拥挤不堪。《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春明采风志》载，“京城画棚，版画出自杨柳青，属天津，印版设色，俗呼‘卫抹子’。画中多有趣者，如渔家乐、乡村景、庆丰年……皆是也。”京城妇女喜欢各种娃娃画，卖画人编了顺口溜：
大胖小，胖墩墩，大眼睛，红嘴唇，
不吃饭来不喝茶，红小辫，头上扎，
不叫爸也不叫妈，您快买张哄哄吧。
杨柳青年画受到宫廷、王府、寺院的欢迎。门神一类供不应求。戴莲增等画店制作的4尺×6尺和3尺×5尺的门神画，每平方尺价银一两，每对门神画需三十至五十两。画面非常讲究，堆金撒粉，色泽艳丽，在京津一带声誉极高。画主也因此赚了大钱。
杨柳青年画工艺不断提高，题材不断创新，三百余年畅销不衰。童话题材的有《小猴抢草帽》《老鼠娶媳妇》《螃蟹咬小雀》。还有喻义深刻的教子年画：在一道芭蕉短篱上，立一只公鸡，引颈长鸣，此画题名《教子成名（鸣）》；一只母鸡和五只小鸡在树下啄食，题名为《教五子》。有的题材反映了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心声，如《火烧望海楼》《太平天国英雄会》《义和团》等。
杨柳青年画在国外的影响也很大。据统计，日本、俄罗斯、英、法、美、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博物馆中，均藏有杨柳青年画。其中不乏其侵占天津、北京时掠夺的精品。日本奈良市和文华馆于1972年编印的《中国明清时代之版画》中，登载一幅戴莲增画店印刷的《种种得魁》，是罕见的蔬菜题材的中堂画。俄罗斯人罗文斯基出版的《中国民间画》中，大部分是齐健隆、戴莲增年画作坊的作品，如《黄金台》《桑园寄子》《昭君和番》《杨二舍化缘》《红楼梦》《荆轲刺秦王》等。1987年，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与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定，由王树村、刘玉山和苏联的李福清（译名）合编《苏联藏中国珍本年画集》，选图二百幅，大多是杨柳青清代年画作坊之精品。
七、中国三大名醋之一——独流老醋
独流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畔，天津静海县境内。大运河、子牙河在此合为一流，故名独流。宋代设独流东寨，明代为独流镇，历史上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
独流素有“醋乡”之称，所产的独流老醋与著名的山西清凉陈醋、江苏镇江香醋，并称中国三大名醋。独流老醋有其独特的风味。它采用传统的工艺和配方，精选优质黍子、高粱米、豌豆、麸子、红糖等做原料，经过蒸料、糖化、发酵等工艺，制成一般老醋，再将原料酒化制成醋醅，经三伏天翻晒，制成有特殊香味的精醋，称“三伏老醋”。此醋清澈透明，呈琥珀色，具有酱香浓郁、入口软绵、酸而回甜、香而不绝的特点。
据传，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乘龙舟经大运河南巡，行至独流码头，闻到阵阵醋香，船停靠岸，县令说明缘由，奉上独流老醋，皇上品尝后龙颜大悦，封为贡品。独流老醋销路甚广，行销内地的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河南、江西等省市，还远销港澳地区，享誉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清末民初，独流镇有大小醋厂（酱园）十三家，年酿醋五六十万斤。有名的厂家有老三立、福盛华、永聚、意成信、诚庆永、新富兴等。“老三立酱园”名望最高，销路最广，年产醋二十余万斤，占全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08年、1909年，老三立的独流老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佳禾”银质奖。192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独流镇时，应邀到老三立醋厂巡视，亲笔题写了“老三立”匾额，进一步提高了独流老醋的声誉。
八、沧州金丝小枣
中国是枣的故乡。栽培枣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民也”“燕国有鱼盐枣栗之饶”（摘自《战国策》）。
辽金时期，河北、山东大片土地沙碱化，不长庄稼，唯长喜干旱抗盐碱的枣树。辽代，朝廷规定每人栽种一棵枣树。金代规定每人栽种十棵。北方出现了大片枣林，不少村名就叫“枣林庄”。
沧州一带大规模栽种枣树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河间府志》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工部严令多种枣桑，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违者发配云南充军。
沧州小枣首推纪晓岚的家乡——献县崔尔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中写道：“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他在家乡时就喜欢吃枣，小枣鲜吃，甜脆如蜜，晒干食之，皮皱肉软，用手掰开，可拉出缕缕金丝，故称“金丝小枣”。
据说纪晓岚任内阁大学士后，经常吃家乡的金丝小枣，边吃边说：“一日食三枣，长生永不老。”纪晓岚深谙金丝小枣的滋补作用。《神农本草经》把小枣列为药中上品：“安神养脾，助十二经，补元气，久服健身延年。”
纪晓岚满怀乡情，记载了乾隆年间，家乡的金丝小枣往北漕运到京师，往南漕运至江南之事，搜集了一些枣树管理常识：枣未熟时最怕大雾，雾水能使未成熟的枣变得皮皱肉薄。每当大雾初起时，在上风头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他还饶有兴味地记下了在家乡亲眼见到的一件趣事：
一天午后，五六个妇女在田间挑菜，天气炎热，她们到一棵大枣树下歇息乘凉。枣树杈上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摘红枣往地上扔，几个妇女争抢着拾起来吃。男孩急喊：“我喜欢周二姐长得美，摘枣给她吃，别人不要抢！”几个妇女气得把枣扔在地上，周二姐一边咒骂男孩，一边用枣击之，男孩嬉笑着在树杈间跳跃。
纪晓岚写了几首赞美家乡金丝小枣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八月剥枣时①，檐瓦晒红皱②。
持此奉嘉宾，为物苦不厚③。
岂知备贽谒④，兼可登笾豆⑤。
桂子⑥不可食，馨香徒满袖。
据史料记载，公元1世纪，中国红枣沿丝绸之路传到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地区，8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被引栽到美洲。如今全世界枣树品种达500余种，其中沧州金丝小枣风味独特，品质最优，中外驰名。
如今沧州市枣林已达280多万亩，有300多个红枣品种。纪晓岚故里，枣业更胜当年，方圆数百里，枣林相连，建起了“中国沧州红枣批发市场”。每到秋熟时节，株株枣树，宛如翠羽织成的大伞，缀满红光闪闪的玛瑙。倘若纪晓岚在天有灵，定会吟诗助兴。
九、临清贡砖
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曾在山东临清境内与大运河交汇，经多年反复淤积，形成了深厚的优质土资源。当地百姓称“莲花土”。此土红、白、黄相间，质地细密，颗粒匀称，黏中带沙，烧制出的砖坚硬度高，多为修筑北京皇城、皇宫选用。南京的城墙、曲阜的孔庙，经朝廷批准，也采用了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与实地考察，明清两代共有官窑192座，每座两个窑，共384个窑。为取水、用土方便，砖窑大都建在大运河岸边，绵延70多华里。
临清烧制的贡砖有不同的规格：城砖、贡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脊吻砖、刻花砖等。制砖的工序是：碎土、澄泥、熟泥、制坯、晾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当年烧窑全用柴草。一窑砖需烧半个月，洇半个月，一个月才能出窑。
烧出的砖称贡砖，由皇宫派大臣验收。每块城砖50斤，其他砖重量不等，最重的七八十斤。颜色为豆青色，敲之有金属之声。凡验收合格的砖要用黄表纸包裹，运到运河码头，搭船运到北京。朝廷规定，凡北上的船只，官船搭运40块，民船搭运20块，运到京津间北运河岸边的砖料厂（今武清区砖厂村）和通州张家湾的皇砖厂，储存起来或转运进京。据《临清直隶州志》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临清窑岁征城砖百万块。
明清两代对临清官窑管理十分重视，明朝廷派工部侍郎一员常驻临清。清朝廷则在临清设立专门派出机构——工部营缮分司。
临清砖窑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用临清砖建筑起来的北京城、南京城、八达岭长城、皇陵、孔庙，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十、淮阴白鱼与淮安茶馓
白鱼，又名鲦（tiáo）鱼，体小呈条状，侧扁，色白，一般活动在水的上层，游速快，喜翻腾跳跃，俗称浪里白条。《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之一的张顺，绰号即“浪里白条”，可想其水性之好。唐宋以后，江淮白鱼作为贡品送往京师已成定律。苏东坡久知淮阴白鱼之名贵，一次，乘船沿大运河经淮阴，刚到洪泽湖边，就急切地问船工：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随之吟小诗一首：
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
殷勤买酒谢船师，千里劳君勤转橹。
意思是犒劳船师，使其用力摇橹，快些到淮阴品尝白鱼。
南宋诗人杨万里对吃白鱼更有一番考究，在他的诗中写道：
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
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
醉卧糟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
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三尺围。
淮白、银刀都指白鱼。诗人吃白鱼讲究季节、烹制方法，甚至要庖厨少用佐料。
淮安茶馓（sǎn）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是淮安特产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茶馓，有人称为“细环饼”。苏轼曾咏诗道：
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
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茶馓已成为人们喜爱的食品。
淮安茶馓的出名始于清代咸丰年间。当时淮安城内有个姓岳的人家专做茶馓，造型美观奇妙，配料精细。做出的馓子细如线，黄如金，环环入扣，丝丝相连。吃到嘴里，香、脆、酥、甜，略带咸味，在当地很有名气。1930年，淮安茶馓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牌。
如今的淮安茶馓以鼓楼食品厂生产的最有名。其制法得到岳家后人的真传，用现代工艺不断加以改进创新。其造型有梳状、菊花状、宝塔状等等。人们携带淮安茶馓馈赠亲友。孕妇生产期间，都把茶馓、红糖等作为必备的滋补品，这在淮安已成一种风俗。
十一、扬州的迷人香粉
1845年，上海被英国强迫划出第一块租界地后，各国列强趁机争划租界地。随之大批外国金融家、冒险家、淘金者纷纷闯入上海，建立洋行，倾销本国的商品，掠夺中国的资源。国内知名商家也不失时机地来到上海，与洋人争夺市场。大运河畔的扬州、苏州生产香粉、胭脂、桂花油的商家，捷足先登抢占了上海化妆品市场。有名的商家是扬州的戴春林、苏州的月中桂。最盛时期，上海有十一家戴春林、三家月中桂。
戴春林是扬州历史上售香粉的第一家。他家的香粉含天然珍珠粉，相当名贵。据史料记载，清康熙皇帝南巡至扬州，太监对戴春林香粉十分赏识，恭请圣上将一批香粉作为“贡品”带进宫中，受到皇太后、太后、嫔妃及宫娥彩女的喜爱。
继戴春林之后，“薛天锡香粉店”异军突起，生产的香粉质量上乘，可与戴春林媲美，并经大运河水路打入京城市场，谓之“京货”，十分畅销。道光末年，扬州第三香粉大家谢馥春后来居上。谢家的香粉盒呈鸭蛋形，俗称鸭蛋粉，只供皇宫及王公大臣的家眷，又称官粉。戴春林、薛天锡、谢馥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后，扬州香粉业发展到五十多家。
他们发家有共同经验：其一是抢占市场。占领繁华的运河码头，在码头上再抢占繁华市街、黄金地段。其二是求质量，出特色，创名牌。当年人们已认可“苏州胭脂扬州粉”。戴、薛、谢三家努力提高香粉质量。谢家掌柜经营过中草药，巧妙地将香粉与医药结合，制出既有花香又有保健作用的香粉。在包装上也大胆改进，上等香粉用缎面绒里的锦盒包装。盒子有圆形、方形、海棠形，盒面刻有龙凤图案，庄重典雅，美观大方。还用刚刚传入中国的香精代替了鲜花熏染、冰麝定香的老式工艺。这些改革使谢馥春名声突起，超过了戴、薛两家。其三是不断增加花色品种，开辟更大市场。不单经营香粉，还经营头油、棒香、香件等，如香囊、香袋、香珠、香串、香板、香镯、香戒、香牌、香佩等。其四，各类产品分档次销售。锦盒、锡盒香粉价格昂贵，一般卖给富人，获利高。普通盒装香粉售给平民百姓，获利低。
清末民初，戴、薛两家衰落，谢家生意红火，日进斗金，成了扬州香粉业一枝独秀的霸主。
十二、瓜洲锚链
自古至今，水上行船，必用锚链。大运河沿线的城镇，打造锚链的铁匠店铺数不胜数。瓜州锚链名气最盛。
瓜洲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相汇之处的古老渡口，运河、长江的船只在这里聚集，是个繁华的江河大码头。数十家铁匠铺在此打造锚链，很有市场。除供漕船、民船所需，长江水师营也到瓜洲购买锚链，外国商船也慕名前来购置定做。
瓜洲锚链由齿、挺、巴铁、卵子、环五个部件组成，风格独特，技术精湛，以“齿挺相称、八方对线、立卧平稳、美观耐用”而著称。若用手抓住挺末的铁环，不管哪两只锚齿落地，都是四平八稳。若用绳链系扣在环上向前拖，锚齿直往地下钻，牢牢钉在原地，绝不会向前挪动半步，如同生根一般，有“脚下栽锚”之誉。
瓜洲铁锚的品种有江锚、淮锚、半江半淮锚、泥锚、海军锚、猪耳朵锚六种。半江半淮锚大的有四米多长，重一吨左右，小的只有一尺多长，重约七八斤。各种铁锚的用途也不一样，视船只大小、水的深浅、风浪急缓、河床土质软硬而异。猪耳朵锚用于轮船；海军锚用于军舰；泥锚（也称独齿锚）用于民船临时停泊；淮锚（也称淮爪子、三步锚、倒锚）短而粗，用于全速航行的船队忽遇风浪无法靠岸抛下救急；半江半淮锚（亦称口锚、头锚、一步锚）挺长齿短，用途广泛：抗风、顶浪、倒位、定位、停泊均宜，遇有险情，抛链下锚，船立平稳，有“当家锚、定心锚、安全锚”之称。
铁链是铁锚的附属件，品种有响链、核桃链两种，从原料到成品需经过下料、拉弯、接头、煮火、拉镑五道工序。规格从一分半至一寸半，粗细悬殊较大，长短各有不同。瓜州铁链的特点是崩不断，绞不乱，拉力强，用途广，是国防、交通、运输、工业、电力等行业安全、起重必不可少的配套设备。
昔日，瓜洲商会巷斜对面以及紧靠火神庙二摆渡的一块空地，曾是瓜洲雄、丁两家铁匠铺放置铁锚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人仍习惯称这里“锚场”。
十三、美妙绝伦的锡绣、苏绣
我国刺绣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周天子穿的冕服，上面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十二纹章，是用画或绣的方法制成的。这是最早的刺绣。秦汉以后，刺绣工艺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达到较高水平。花卉、鸟兽、山水、人物均可成绣。著名诗人杜甫在《小至》中云：“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飞灰。”元代，刺绣工艺衰落，明清复兴。
锡绣是指无锡民间刺绣。无锡地处大运河畔，太湖之滨。民间刺绣工艺同杭州、苏州一样，自古有之。清代，地方名人办起绣工传习会，形成年轻女子争相学习刺绣之风。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无锡刺绣的拔尖女子——李佩黻、李韵和妯娌二人，应乡民恳请，首次办起“锡山绣工传习会”，入会女子达一百余人。此后无锡几所女校增设刺绣课。民国元年（1912年），无锡志成女校以刺绣课为主，兼学国文、算术、修身等课。教习刺绣的老师陈少云，号召年轻女子冲破封建礼教到学校来学习，学成后，即承接加工绣品业务。
刺绣用的工具叫绷架，刺绣图案画于织物之上，刺绣的针法有挑针绣、顺色绣、列针绣、插针绣等。其品种有中堂、对联、绣花衣裙、帐幔、枕套和一些精巧玲珑的工艺品。刺绣师陈少云擅长绣花鸟、人物头像等，曾应民国政府特请，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美国总统威尔逊刺绣头像，绣品惟妙惟肖，得到很高的评价。陈少云的其他绣品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获金奖和银奖。锡绣从此名扬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云的侄女陈瑾将姑母十六件刺绣精品献给人民政府。
苏绣，是汉族四大名绣之一，产于苏州一带，以绣工精细、针法活泼、图案秀丽、色彩雅洁而著称。
相传三国时孙权的夫人擅长刺绣，能在帛上绣出五岳、河海，被誉为“针绝”。苏绣由此而兴盛。据考证，苏绣在五代和北宋年间即有很高水平。后吸收上海“顾绣”①和西洋画的长处，创造出光线明暗强烈、富有立体感风格的新产品。清末书法家畲觉的夫人沈寿，所绣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半身像，曾获万国博览会最佳奖。
新中国成立后，无锡、苏州成立了刺绣研究所，广泛搜集资料，培训绣工，使刺绣工艺推陈出新。双面绣猫是其珍品。在薄如蝉翼的尼龙绱上，各种姿态的小猫，毛丝浓密厚实，眼神逼真，活泼可爱。绣猫最重要的部位是眼、耳、鼻、嘴、须、眉，尤其是眼，艺人根据瞳孔部位受光的不同色彩，选用20多种丝线，反复镶色，使之富有水晶体的质感。刺绣精品多次在国外展出，被誉为“东方明珠”。
十四、苏杭折扇
扇子是民间一种引风逐暑的日常用具，远古，人们随手摘取植物叶子或猎取禽类羽毛，进行简单的加工，用以障日引风，称“障日”。相传舜帝时的“五明扇”为掌扇的雏形。后多用羽毛或竹苇编制，其形似鹊翅或门扇，呈长方形，称掌扇，作为贵族和帝王的仪仗。至汉代已有用绫绢等做面料的素白“团扇”，魏晋时盛行在扇面上绘画、写字，出现了缚笔、织扇等行业。折扇起于唐宋，盛于明代，使用收藏方便，渐为广大庶民所喜用。清代社会上广泛流传。
苏州折扇以檀香扇最著名。制作檀香扇要经过锯片、组装、锼拉、裱糊、绘画等十几道工序。尤以拉花、烫花、绘画、雕刻等装饰工艺见长。拉花即在扇骨上拉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使扇面玲珑剔透，轻盈如纱。烫花又称烙画，用特制的火笔在扇骨上描绘出深浅浓淡的图画。雕刻，即在两边的大骨上雕刻人物、山水、花鸟等。绘画，即在扇面上绘画仙女、山水等，色彩艳而不俗，富丽大方，有的则在泥金扇面上重彩工笔绘画，益显华美富丽。
杭州折扇同杭州丝绸、茶叶齐名，被称为“杭州三绝”。其中黑纸扇尤负盛名，其制作有八十多道工序。扇骨除采用细匀的冬竹竹筋做原料外，还常以象牙、檀香木、乌木、梅竹、湘妃竹、水磨竹等名贵材料制成。两边的两根大扇骨俗称大柄，或烫花或镂刻或镶嵌银丝象牙，精巧别致。据实验，杭州黑纸扇在日光下暴晒十四个小时，或在水中浸泡二十四小时均不翘、不裂、不变形。扇面以浙江于潜县特产的纯桑皮纸制成，纤维长、拉力强、质地细密、百折不损，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
在扇面上题写名人字画，增添了苏杭折扇的文化品位，提高了珍藏价值。郑板桥曾在一把精致的折扇上题写“富于笔墨穷于命，志在须眉壮在心”，让持扇者在乘凉的同时，欣赏到书法艺术，感受到锲而不舍、催人奋进的力量。
杭州王星记扇庄特制的“唐诗万字扇”，为全棕黑纸扇，用金粉书写的唐诗三百首，达一万一千余字。蝇头小楷，点画分明，望去如群星密布，金光闪闪。该扇驰名中外，在美国诺克斯威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广受客商青睐。
十五、杭州张小泉剪刀
传说唐代美女杨贵妃专用山西并州（今太原）生产的剪刀剪头发，言其剪刀快。诗人杜甫曾有诗云：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可见当年并州剪刀盛极一时。
明清时期，并州剪刀衰败，后起之秀是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张小泉原籍安徽黟县，明朝末年为避战乱逃荒到杭州，施展了祖传做剪刀的手艺。他制作的剪刀钢口硬、剪刃锋利，口缝平直，锁钉合眼恰到好处，很受用户喜爱。相传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1757年），在杭州微服私访。一天，在吴山脚下一家剪刀店避雨，见墙壁上挂一块匾，上书“张小泉剪刀”五个大字。乾隆便叫掌柜拿出一把剪刀剪布试看。那掌柜把布叠到二十层，只见刀锋一闪，“刷”的一声，布条齐刷刷剪下，未见一缕布丝。乾隆不禁喊出：“好剪刀！”吩咐随行官员将柜台上的剪刀统统买下，打包带回京城，遂降一道圣旨：张小泉剪刀宫廷御用。从此，张小泉剪刀畅销大江南北。
1910年，张小泉剪刀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荣获银质奖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荣获金奖。时人有诗赞道：“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把张小泉的剪刀与美丽的西湖相提并论。
新中国成立后，张小泉的传人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增加了鞋剪、袋剪、裁剪、猪毛剪、羊毛剪及园林用的桑剪、轧草剪等新的品种，年产已达四千万把。不仅国内畅销，还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戏剧家、诗人田汉曾为张小泉剪刀题诗一首：
快似风走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
裁剪江山如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
改革开放后，杭州成立张小泉集团公司，建有剪刀博物馆，展出剪刀精品一千五百余种。
十六、名茶龙井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据说最早发现茶的是原始农业之父——神农氏。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说。西汉是中国茶叶的起步时期，汉武帝的侍者由广东出海至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南部，所携带的礼物中就有茶叶。世界茶饮皆源于中国。
中国茶叶的名字，一般以产地命名。著名的有杭州龙井、黄山毛峰、江苏碧螺春、六安瓜片茶、四川蒙顶茶、福建乌龙茶等。
杭州龙井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茶中珍品。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而著称。制成的茶叶，扁平挺秀，光滑匀齐，翠绿略黄，气味清郁，冲泡之后芽叶直立，清冽异常。据科学分析，龙井茶所含氨基酸、儿茶酸、叶绿素、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比其他茶叶多，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因此有“天下名茶数龙井，龙井上品在狮峰”之说。龙井茶原分“狮、龙、云、虎、梅”五个品种，现归为“狮峰龙井”“梅坞龙井”“西湖龙井”三个品级。其中狮峰龙井最为珍贵。
据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先后六次到杭州天竺、龙井和云栖等地，观看茶农采制龙井茶，品尝后赞不绝口。一次，他把顺手采摘的鲜叶夹在书本内，回宫后取出，已压成扁形，但茗香四溢。后降旨龙井茶为贡茶。据此传说，现今扁平光滑的龙井茶外形还应归功于乾隆皇帝呢。一次，他冒雨观看狮子峰胡公庙前的茶树，将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龙井茶叶产于杭州西湖西南的狮峰、龙井、五云山和虎跑山。龙井茶区山清水秀，流泉淙淙，为茶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龙井茶采摘十分严格，春天是采制的黄金季节。清明前采摘的最佳，称“明前茶”。一公斤茶有六千至八千棵嫩芽。清明后到谷雨前采摘的茶称“雨前茶”。特级龙井茶都是手工炒制，技艺十分讲究，鲜嫩的茶叶，要在80℃的温度下加工，既要保持茶叶的颜色和香味，又要使每片茶叶都具有“直、平、扁、光”的特点。龙井茶之珍贵不只在于味美，还在于制作功夫的非凡。
第十五章 会馆文化积淀深
据史书记载，会馆出现于汉代，盛行于明清，是商业资本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大运河的畅通，促使中国经济长足发展，沿河城镇商埠旅居很多外省商人。为了维护同乡的利益和地位，便于加强联系，举行敬神拜祖、聚餐演戏等民俗活动，他们自愿捐资兴建聚会的场所，即会馆。各地会馆建筑相当豪华，风格各有特色，既显示出富商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各地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一、北京的江西会馆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国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商贾争相到京经商，建立会馆。
清朝末年，北京南城一带会馆林立，省有会馆，府有郡馆，县有同乡会。据统计，北京共有大小会馆三百九十二处。
萧公堂是北京会馆中最早建起的，坐落在北京中城、南城的分界处，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由江西商人捐银所建，亦称萧公祠、洪都乡祠。萧公祠敬的是鄱阳湖神——顺天王。崇祯十二年，南昌瓷业商人萧炳到北京经商，把在景德镇定造的一副净水碗，供奉于萧公祠，祈福表敬。此碗白地青花，周围绘有山水人物，并有题字五行。其文为：
大明国江南道南昌府南昌县信士商人萧炳，喜助净水碗一副，供奉萧公顺天王御前。崇祯十二年仲秋月吉立。
明朝，城市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宋、元以来，景德镇瓷器已行销国内外。明代，景德镇除了为宫廷烧造官窑产品，主要是大量烧造民间
用瓷，并出口外销亚非各地。当时，景德镇是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之地。
萧炳及江西同行到北京做瓷器生意，进京后都到萧公祠拜神求福，住在南城崇文门外一带。自明代初年起，崇文门外形成了一处瓷器交易中心——瓷器口大街。此处瓷器零售批发，瓷器商人转运贩卖，达辽东、蒙古各地。
其间，萧公祠附近又建了多处房屋、院落，为江西商人居住。萧公祠遂成了江西商人的会馆。每逢年节，每月朔望，同乡们欢聚一堂，祭神祈祖，聚餐演戏，敦亲睦谊，相互帮扶，虽身居异地，却宛若乡邻。
二、天津的广东会馆
天津最早的会馆是浙江乡祠，在城内户部街。清同治年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建安徽会馆。李鸿章是安徽人，为显示安徽人在天津的实力，会馆建得富丽堂皇，周围街道都以会馆命名。至今还有“安徽会馆后街”等名。除安徽会馆，还有云贵会馆、中州会馆、山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天津广东会馆是天津地区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会馆，建成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坐落在鼓楼南大街，占地二十亩，这里原是长芦盐运使署的旧址。清末，在天津经商的粤、闽、潮三地同乡商人，已在天津针市大街合建一所闽粤会馆。广东接近香港，洋行贸易繁盛，粤帮买办声名鹊起。粤籍洋务官僚在天津位居显要，想另立门户以显其势。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各捐白银数千两，同乡继起响应，亦踊跃捐款，不到一月就集银十万余两。次年，购地兴建，所需砖瓦木料多自广东海上运来，由梁炎清的怡和洋行承运，以半价收费以为助之。
会馆建筑为四合院格局，气势宏大，设计精美，既富有北方建筑特色，又有南国地方风情。其规模为天津各省会馆之冠。会馆由门厅、大殿、配殿、戏楼、跨院和套房组成。房屋一百二十五间，木石结构，以装饰精美著称。戏楼的舞台吊顶作“鸡笼式”，藻顶由百条异形斗拱接榫堆栈而成。戏台正中镶嵌大幅“天官赐福”镂空木雕，圆心内“天官”“仙童”立于祥云之上，“群猴”戏于松柏灵芝之间；四角是口衔仙桃的“蝙蝠”浮雕。戏楼群板和包厢的隔扇门窗亦雕刻着狮子滚绣球、凤穿牡丹、松鼠葡萄等图案，人物、花卉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精品。
后又在会馆余地附设同乡疗养院一所，附建住房三百间出租。会务由同乡会选出董事负责，每年改选一次。历任董事长有冯商盘、梁炎卿、陈祝龄、杨仲绰等人。
广东会馆，除同乡商贾定期聚会议事、交流商业信息外，还组织多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1912年2月，在此举行庆祝民国成立大会；3月，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在此成立“国民募捐联合会”并发出倡议；1924年8月，召开六千人参加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天津大会；9月，举行欢迎黄克强、陈其美、宋教仁大会。“双十节”、春节，约请名伶演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献艺。
三、聊城的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畔。明清两代，聊城运河两岸曾是各省会馆聚集之处，山陕会馆、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武林会馆等均建于此。
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两省在聊城的客商建造的。当年，两省客商在聊城多经营钱庄、旅店、药铺、染坊、杂货、书店、笔庄等多种行业。每至岁末，客商就聚集会馆供奉有信有义的关公（关羽），并拜祀火神、财神，祈求神的庇护，后便饮酒看戏。
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历经四年，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其后，逐年动工扩建，至嘉庆十四年，方具现在的规模。这是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供山陕同乡商人“祀神明而联桑梓”之用。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总面积为3311平方米。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飨亭、南中北三殿、游廊、春秋阁、望楼等一百六十余间。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每间辟门，门旁衔以刻工精细的雕花石柱，门上，如意斗拱托着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顶，六层如意雕昂层层排列，显示了清代精工细作、装饰性强的建筑风格。门上正中有“山陕会馆”四个遒劲大字，正门两侧门柱上刻有木质楹联一副：
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
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
一副对联，表现了山陕商人对关羽的推崇。
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建筑，东面门上有“岑楼凝霞”四个大字。门两侧又有两米高的大幅线雕石版画，左为松鹤，右为梅鹿。戏楼正面为三间台口，顶部向东北东南各伸出两个挑角，向西北、西南各伸出三个挑角，成十翼角，比作凤凰展翅，俊鸟争飞。
戏楼两侧有南北对称的夹楼，为二层三间单檐建筑，夹楼外侧又有南北对称的钟鼓楼，为单间二层歇山十字脊式建筑。戏楼正对面为飨亭，与南北两侧对称。面阔五间接看楼，围成了一个四合院落。院中置放两尊高3.25米的石狮。
在这处古建筑群里，保留历次重修会馆所立大小碑刻十九幢，石雕方形檐柱三十根，浮雕、透雕的精密额枋四十二方，作为柱础的石雕狮子、大象、麒麟等十二座。照壁折壁上的人物、花草、山水等石刻画十二幅，主要建筑的一百一十六个柱础，都刻有各种花、鸟、兽等装饰。另有木柱上刻的楹联两副，石柱上刻的楹联十副。整个会馆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都有较高的鉴赏价值。
馆内许多石碑都载有捐银商号及捐银数目。戏楼与夹楼内壁还记有来此演出的戏班名称及上百个剧目，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地方戏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988年，国务院公布山陕会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济宁的浙江会馆
济宁的浙江会馆是浙江省驻济宁同乡会所建。建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同乡会会员大都是经营毛竹、绸缎、茶叶、稻米、桐油、杂货（包括糖、纸、柑橘、明矾、干果、扇伞、凉席等）、钟表行业的商人。
会馆坐落运河南岸，南关纸坊街东首路北，占地面积七千多平方米。江南建筑风格的大门三间，采用砖砌牌楼式，飞檐翘角，檐下砖雕的人物故事，生动逼真。门楣正中嵌石匾一方，上刻“浙江会馆”四个大字。大门外侧分列大型石狮和石基座各一对，雕工精细。门两侧水磨青砖砌筑的院墙上嵌装着动物、花草图案的砖雕，一座大型砖雕照壁建在路南，与大门隔街相对，很有气势。
会馆的建筑格局分三部分，即正院和东西跨院，相互间有护墙隔开，有角门相通。
正院甬道两旁，各建鼓吹亭一座，节日祀神在此奏乐，向北是舞楼（戏楼），又名万年台，坐南朝北，高约8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盖筒瓦，彩绘梁檩，华美富丽。每当节日祀神，请戏班来此演唱。附近居民争相观看。
北面正中建硬山式关帝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上盖筒瓦龙吻。殿前有卷棚，四抹隔扇门。殿内彩塑关羽坐像及关平、周仓立像。大殿后壁正中高悬金色牌匾，墨书“义烈千秋”四个大字，是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书写。
大殿两厢东西配厅各五间，进深三间，宽敞明亮，平时同乡商人在此议事，节日饮宴。东配厅后面是东跨院，北面瓦房两间，寄放灵柩之用。西配厅后面的西跨院较大，北面有瓦房两排各三间，供管理人员居住和招待路过济宁的浙江籍客商，院内可临时存放货物。每逢江南货船来到济宁，会馆内外商贾云集，热闹非常。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盂兰盆会，按浙江习俗祭祀“河神”，“超度亡灵”，会馆请和尚诵经，夜晚在运河岸边燃放七彩河灯，两岸观者如堵。
浙江商贾重信守义，崇拜关羽。自明清至民国初期四百年间，经营商贸规模大，来往人员多，物货流通广泛，在济宁及附近州县影响很大。
第十六章 运河情深育名人
古老的大运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数代华夏儿女。运河两岸的城乡成了人才荟萃、名人辈出之地。这些名人分别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明史及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直到今天，大运河还在传递着先辈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忧国忧民振兴中华的伟大胸怀。
清代赵翼诗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本章仅从历代千千万万名人中，挑选十几位成就卓著者，予以介绍，以示精英的可贵精神。
一、科学巨星——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祖上经商，家族曾两度兴衰。徐光启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考中了秀才，不久到广东、广西等地谋生，当了多年家庭教师。
徐光启39岁北上应试，路经南京时，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利玛窦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徐光启羡慕利玛窦知识的渊博，推迟进京应试，与利玛窦交友，虚心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知识。
第二年，徐光启进京考取了新科进士，充任督察院官员，不久又进翰林院学习。利玛窦这一年也到了北京，徐光启徒步去拜访。
此后，二人交往更为密切。
一次，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及中国数学的勾股问题，利玛窦告诉他西方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义理甚精，只是翻译困难。徐光启慨然而起，恳邀利玛窦合作翻译。此举得到利玛窦的赞许。此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徐光启准时到利玛窦寓所，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天天如此，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字斟句酌，三易其稿，终将13卷拉丁文《几何原理》的前6卷《平面几何》译成了中文。翻译很成功，至今很多几何用语，还是当年徐光启翻译的。
徐光启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欲学习西方科学，当首先从数学始。他曾预言：“几何原理是当今没有一个人不应学的，相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徐光启的科学预见已被历史证明。
徐光启久蓄强国之志，曾对漕运做过深入考察，并指出，长此南粮北运，南方愈富，北方愈穷，决心把南方水稻移栽到北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徐光启托病离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官场，到天津围田，进行种植水稻的科学实验，达三年之久。他记载，天津沿海地区荒草芦苇无际，仅有静海县的葛沽高地有耕田。荒田无数，最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银一亩。他购置田产二十顷，一半近白河（北运河），都做成围田。从南方引进稻种，请来田师，试种水稻，连种三年，每亩水稻产一石五斗（150～180斤），“大获其利”。徐光启还将美洲的甘薯移到北方，为北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用几十年的工夫，编著古农学经典《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包括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棉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门类，将古典农学的各个领域概括无遗。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的科学论著。如采用历史统计学方法研究蝗虫的泛滥区划，足不出户，能划出蝗灾纵横几千里的区界，与今天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徐光启还著有《北耕录》，记录他在天津试种水稻的过程，造肥、积肥、施肥及改良盐碱地的具体做法，是一部古典肥料学专著。
徐光启曾将西方古典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古典天文学进行了改造。晚年编的《崇祯历本》，成为后世三百年间历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徐光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天文学家。
这位科学巨星，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归葬于故乡——上海法华泾与肇家浜两水汇流处。后来人口繁衍，其地便称“徐家汇”。徐光启的墓址在今徐家汇南丹公园内，墓周围坦坦石台，蒙蒙绿树，象征墓主人的坦荡胸怀与长青的科学生命。
二、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是个杨花飞絮的日子，一位身陷京城狱中的75岁学者吟着“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的诗句，决意以鲜血和生命对抗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迫害。他请人剃头，趁机夺过剃刀，刎颈自杀，而一腔正气不绝，延至十六日午夜，老人才停止呼吸。这位学者就是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异端之尤”的杰出思想家——李卓吾。
李卓吾（1527～1602年），名贽，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回族，二十岁离家谋生，三十岁进入官场。他为人正直，才识过人。反对封建王朝提倡的“正统思想”，厌倦宦海沉浮。五十岁才升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封印挂冠而去。寄居在湖北友人耿定理家中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后耿定理去世，李卓吾已58岁，生活无所依，遂迁到麻城的一座古刹——芝佛院，开馆讲学。此时他已是知名学者，慕名而来的弟子甚多。有少爷公子，也有闺房小姐。在封建社会里，视男女交往为大忌，李卓吾却公然招收女弟子，这是惊人之举。他被封建权贵视为“异端”。在炎热的夏季，李卓吾讲学热得头皮发痒，就把头发剃掉。依照封建古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毁伤？他的剃发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是“异端”之举。李卓吾笑而答曰：“说我是异端我就是异端，从今再不留长发，成全那帮小子的名声吧！”
李卓吾的言行，无疑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公然挑战。而被视为“异端之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著作中那些“离经叛道”的“邪说”。
宋朝、明朝的理学是官方的哲学，其政治观点的核心是“君权至上”“男权至上”，以“三纲五常”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李卓吾却斥责“三纲五常”为欺人之谈，主张“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即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了社会伦理道德。离开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则无伦理可言，根本就没有先天的理，进而驳斥了理学家们“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说教。
理学崇尚孔子和孟子，认为《六经》与孔孟的说教是“万世之至论”。李卓吾却针锋相对地指斥这些经籍“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认为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理学家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卓吾则讽刺说：“老天生仲尼之前，难道世上是昏黑一片吗？人们要整天点蜡烛走路啦。”
理学歧视妇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妇女改嫁。李卓吾却同情寡妇的不幸，赞成寡妇改嫁。他称赞西汉才女卓文君自己主张嫁给文士司马相如的大胆之举。
李卓吾在湖北讲学、著述达二十年之久，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信与杂述结集为《焚书》，在麻城刻印后，很快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麻城。李卓吾将自己重评历史人物的文章结集为《藏书》，在南京刻印，也引起很大反响。“异端之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恐惧，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迫害和打击。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李卓吾著书、讲学的古刹芝佛院被官府捣毁，逼得李卓吾无处存身，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麻城，乘船沿长江水道到了南京。恰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南京，二人相见恨晚。利玛窦于公元1582年8月抵达中国，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绍兴、南京、北京等地传教、讲学及著书立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且熟知汉学、儒术，被万历皇帝称为“活神仙”。利玛窦十分欣赏李卓吾的“异端”学说。李卓吾也不保守，接受了利玛窦讲的西方文化。李卓吾比利玛窦大25岁，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
李卓吾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应好友漕运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到了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不久，利玛窦赴京，途经济宁，再次与李卓吾相见，二人彻夜长谈。
万历二十八年（1602年）二月，李卓吾另一位挚友马经纶（北京通州人）赴山东济宁，接李卓吾到通州居住。此时李卓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为了宣传“异端”学说，坚持讲学，与马经纶一起著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九正易因》就是在通州完成的。
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来到皇城门口，皇帝为之不安，一些大臣也背若芒刺，都怕这个狂人搅乱“正统”的封建秩序，威胁到大明江山的安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罗织了“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锒铛入狱。
李卓吾早已料到被杀害的结局，在入狱前就给子女写下了遗嘱：“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挖一深坑，芦席铺之，安我其上，我心安焉，即为乐土……”他视死如归，自杀前镇定自若地吟诗一首：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李卓吾著述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他以“焚”“藏”命名，其实已预料到自己的学说不为当世所容，难逃查禁和焚毁的命运。
李卓吾虽然离世，他的“异端”著述却流布天下，他那“离经叛道”的思想传世不绝。
如今，在泉州，李卓吾的故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名胜之一。在北方，他的尸骨安葬在通州，墓前立有高大的碑石，上书“李卓吾先生之墓”。国内外学者常赴两地举行悼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文天祥谱写正气歌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岁考取进士第一，中了状元。元军南下，宦官董宗臣主张皇帝迁都，文天祥上疏，提出征兵抵抗，将董宗臣斩首。皇上未准。文天祥倾尽家产，在家乡组织万名义军，欲与元军血战。元军渡过长江，文天祥奉旨增援常州宋军。宋军毫无斗志。义军作战英勇，但无粮草供给，遂退守余杭。1276年，元军兵临杭州城下，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前往元军大营谈判。元军大元帅伯颜气势汹汹，文天祥毫无惧色，痛骂暗中投敌的南宋大臣贾庆余等人，被伯颜扣押，押解大都（北京）。
囚船经过无锡时，百姓含泪追逐囚船相送。囚船停泊在黄埠墩码头过夜，文天祥满怀悲愤吟诗一首：
⑪金山①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②
二十年前曾去路，③三千里外作行人。④
英雄未死心先碎，⑤父老相从鼻欲辛。⑥
夜读程婴存国事，⑦一回惆怅一沾巾。⑧
文天祥被押解到京口码头。当夜，在随从杜浒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逃离囚船，后经仪征、南通——入海至温州，与南宋大臣陆秀夫等人拥立逃亡的小皇帝赵罡即位。文天祥继续组织军队抗击元军，陆续收复三十多个州县。但最终难以抵挡元军的铁骑弯弓。1278年在广东五坡岭战斗中，被元将张弘范俘虏。张弘范如获至宝，押着文天祥乘船追杀张世杰领导的另一支宋军，逼迫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和小皇帝。文天祥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⑨：
辛苦遭逢起一经⑩，干戈寥落四周星⑪。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①，零丁洋里叹零丁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③。
文天祥第二次被押解大都（北京），随船元军看守甚严，再也没有机会逃脱。他一路上做了数首极富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诗篇。“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大骂鞑虏当死，南宋逆贼当诛，与一个个劝他投降的贵酋争曲直。他早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身藏匕首，“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写下了《怀孔明》《刘琨》等诗篇。“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
元廷将他投入土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元世祖忽必烈屡派南宋降臣诱降，被文天祥厉声斥骂；降臣又带南宋九岁小皇帝劝降，文天祥只说“圣驾请回”，就闭口不语了。忽必烈让已沦为奴隶的文天祥妻女到狱中相见，妄图打动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凛然做《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表达誓死不屈的决心。
忽必烈抱着一线希望亲自劝降：“若肯降，任尔为丞相。”文天祥虽已被击伤膝骨，仍昂首怒目，断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一代豪杰文天祥惨遭杀害，时年47岁。后人整理《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四、运河岸边大才子——纪晓岚
沧州，位于天津至德州之间的南运河畔，是一片浸润了古老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地。从公元前206年的西汉，至公元534年的北朝，一直是封王之地。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王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充实畿辅，朝廷下令江南九府大户及众多百姓“随龙”北迁。其中有一纪姓大户，从南京上元县迁至沧州大运河岸边的景城。这便是纪晓岚的先祖。先祖虽以种田为生，却十分重视读书仕进，代代书香门第。据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入太学受皇上褒奖，祖父曾任县丞，父亲做过知府，道德文章皆名噪一时。“贫莫断书香”是其父遗训。
纪晓岚4岁启蒙读书，11岁随父进京，21岁中秀才，31岁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受任贵州都匀知府，未去上任，即以四品官留任宫廷。同年去乌鲁木齐佑助军务。回朝后受命《四库全书》总纂官，呕心沥血十三年，《四库全书》修成，共3640种，7933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晓岚亲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精选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擢升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他才智超人，甚得乾隆皇帝赏识，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
嘉庆八年（1803年），告老还乡的纪晓岚八十大寿，皇上派人送去珍贵礼品。纪晓岚82岁，卒于沧州故里。朝廷敕封立碑，嘉庆皇帝御笔题写了碑文。
纪晓岚一生好学不倦，知识渊博。三十岁前，致力于考证古典，“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岁后，注重写文章，“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岁后，领修秘笈，附带讲考证。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约40万字。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每写完一稿，即在社会上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的笔记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人无能夺其席”。
在政治上，纪晓岚提倡“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涌入京城抢食。社会秩序日趋恶化，颇有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之势。御前大臣纷纷上疏皇上调兵遣将，把刁民驱出京城。纪晓岚则奏请皇上，截留运河上从江南运往北京的官粮数万石，赈济各府县灾民。很快，拥入京师的饥民不驱而退。
纪晓岚对宋代程颢和朱熹等几个名儒提倡的“理学”深恶痛绝。理学提倡“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纪晓岚批评“程朱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批评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他的小说中有冷嘲热讽理学的篇章。纪晓岚80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内的问题向“程朱理学”进行挑战。当时有司法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被杀者，不以烈女视之。纪晓岚公然批评这纯属道貌岸然的理学之论。他郑重上奏皇上，“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捆绑逼其跪之，能说是屈从贼吗？”皇帝思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纪晓岚眷恋家乡，情怀宽阔。大运河波光潋滟流过他家村口，他在运河中游泳，撑船，捕鱼，捉螃蟹，繁忙的码头及河中长长的船队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家在运河西岸建有五楹水明楼，外祖母家在河东岸，建有渡帆楼，站在自家楼上能下瞰运河。他曾听外祖母讲述见过康熙圣祖南巡回銮，船上载贡狮之事，亲眼目睹发生在运河岸边奇妙的故事，在《槐西杂志》卷一中，就记述了他幼时在自家水明楼上见到的一段奇事：
一日，我推窗南望，见男女数十人登一条渡船，缆绳已解开，一人忽愤然举拳将一老叟击落水中，老人衣服皆湿，坐在水边叫骂。这时船已鼓棹开走。此时运河水正在暴涨，洪波直泄，汹涌有声。一条运粮船张双帆顺流而来，急如激箭，正撞上刚开出的渡船，渡船被撞碎，数十人都沉没水中。刚被击下船的老人见之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众人询问缘故，老叟气愤述缘由：“昨日，听说族弟卖童养媳为人妾，得银二十两，今日急着去成交。我急抵押出自家几亩薄田，凑足二十两银子，追到船上让他去赎人，他反挥拳将我击下船来。”
众人听罢，甚为惊奇，都说：“此一击乃神所使也，催促你族弟和众人补他们的过错。”
纪晓岚在他的诗文中追忆了家乡的恩师、好友，记载了家乡的特产——红枣、沧酒。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纪晓岚出任福建省学政，出京城一路南行，在家乡河间府受到太守的迎接。往南行至献县单桥，一个轿夫不小心跌倒，将轿中的这位朝廷重臣摔下轿来，几个轿夫吓得不知所措，连忙叩头求饶。纪晓岚非但没有责怪，反而风趣地咏了一首小诗：
失足寻常事，疲癃不汝嗔①，忍饥有几日，我是故乡人。
纪晓岚才思敏捷，机智诙谐，与乾隆、刘墉等人和诗、对对联，每次都高人一筹。他常与大贪官和珅斗智，让和珅当众出丑。在人们心目中，纪晓岚成了智慧的化身。
如今，他的家乡建造了纪晓岚纪念馆，其中有一对联语写得好：
大烟袋丝丝不尽，吐些许隽思妙语，袅袅高低弥天地；
小笑话娓娓长谈，传几多谐趣闲闻，悠悠上下动古今。
五、“话本”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年），明末小说家。字犹龙，号墨斋主人，家居苏州吴县，年轻时就通经学，善诗文，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被誉为“吴下三冯”。他屡次科考不中，便从事话本的搜集编著。南方艺人讲故事，宋时称说话。话本，即说话的脚本。直到57岁，冯梦龙才补了一个贡生，即由乡试选出向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输送的学生。60岁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寿宁县志》第四卷）。
冯梦龙长期深入民间，对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十分同情。他受李卓吾进步思想的影响较深，反对“王道”“正统”思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倡导人性解放，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这些都在他的话本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认为“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话本故事之捷且深也。”
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官场的黑暗，科举的舞弊，炼丹拜金的荒唐，富人的挥霍纵欲，穷人的艰辛悲苦，市侩的狡诈，男女爱情的悲剧等。这些素材大都来源于三千五百里长的大运河两岸。苏州历史文化的乳汁哺育了冯梦龙这位大才子，冯梦龙充分利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往返京杭之间，进行采风，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丰富写作素材。
据传，冯梦龙曾到过北运河畔的河西务，听老人讲三义屯（今三里屯）刘小官雌雄兄弟的故事，后写成话本，收在《醒世恒言》第十卷中，记述翔实，描写逼真，生动感人。他在香河县搜集到“滕大尹鬼断家私”的故事，后编入《喻世明言》第十卷中。《金玉奴棒打无情郎》《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唐解元一笑姻缘》《况太守断死孩儿》是流传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的故事。
广为流传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从京城写到长江岸边的瓜洲，笔法酣畅淋漓。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传世的剧本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更定的剧本多达数十种，如：《牡丹亭》《邯郸梦》《占花魁》《一捧雪》《精忠旗》等。苏州人评价冯梦龙：
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
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
六、施耐庵与《水浒传》
施耐庵（约1296～137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祖籍苏州，迁居兴化县。元代至顺年间进士。少年精敏，擅写文章，常听家乡父老及运河上往来的客商讲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很感兴趣；对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很是崇拜，暇时就记载下来。曾任钱塘县（今杭州）一小官吏。因不媚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数年后，撰写出传世之作——《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水泊，故以“水浒”名之。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北宋年间，那里有八百里水泊，曾是黄河故道，京杭大运河从水泊旁流过。梁山主峰不过二百米，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峡谷幽深，崖壁危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作品把正史中骂作“贼寇”的起义者作为英雄来歌颂，写得有声有色。显示了作者与作品的进步性；《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英勇抗争，前赴后继，但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反映了作者与作品的局限性，沿袭了古代小说正统、王道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不愧为文学巨匠。《水浒传》构思精巧，结构错落严谨，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景阳冈武松打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等，写得扣人心弦，已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人物刻画性格鲜明，入木三分，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母大虫顾大嫂……数百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小说还描绘了梁山义军赛马场，小李广花荣射雁处，聚义厅，阳谷县城内的狮子楼、十字街等运河两岸的锦绣山川和诸多人文景观，使人如身临其境。
遗憾的是，他不曾为自己写下一份哪怕是几百字的简短传记。据能搜集到的材料可知，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为同乡。张士诚称“武王”之后，曾亲自登门恳请他出任丞相，他坚不肯就。明初，朱元璋请他赴京做官，仍不肯出，终其一生完成不朽之作《水浒传》。
20世纪50年代，在施耐庵家乡，有关他的文物屡有发现，计有：施耐庵侄子施让的地券文，十二世孙施子安残碑，十九世孙保存的《施氏家谱》，以及兴化县的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施氏家族每年清明为之祭扫。
七、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撰写的讲史小说，所写内容是从汉末到晋初约百年的历史。
罗贯中生于1330年，卒于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山东东平）、太原（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多年生活在苏州和余杭。据传，他是施耐庵的学生，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得到老师的指点，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他也鼎力相助。罗贯中平生著述甚丰，相传著有十七史演义，除《三国演义》外，流传至今的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另著小说《平妖传》、杂剧等。
罗贯中和施耐庵有许多相似处，写了那么多历史风云人物，却不为自身留下片言只语。
他的创作思想、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堪称创作典范。
《三国演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取材于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和魏、蜀、吴三足鼎立、兴衰的史实，经过艺术加工，折射出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状况，各国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封建统治阶级的王道、正统、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封建道德、忠贞、忠义等等。使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贪婪、虚伪、狠毒、凶残及损人利己的本性，也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心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来表现其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影响深远，令人难忘。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心赤胆、义烈千秋的关羽，豪爽粗犷、勇猛过人的张飞，忠君报国、智勇双全的赵云，雄才大略、狡猾奸诈的曹操……每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岁月没有带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时至今日，在人们眼前仍飞扬着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影视、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很多以《三国演义》为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
作者善于描写战争，但不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对阵，而是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官渡之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失街亭、空城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等诸多战斗，有的以少胜多，有的骄兵必败，有的先发制人、勇者为胜，有的后发制人、以逸待劳，有的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把丰富多变的战略战术演绎得酣畅淋漓，对研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前，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但往往拘泥于史实，没有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塑造成有一定认识意义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形象。罗贯中做到了。《三国演义》以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自《三国演义》问世，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描写盘古的《开辟演义》，下迄记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涵盖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八、吴承恩运河岸边写《西游》
吴承恩（约1500～1582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出生在淮安河下镇的打铜巷尾。其祖父曾做过学官，父经商。他少年聪颖，兴趣广泛，喜读书，善诗文，在乡里有“小学士”之称。除“四书五经”外，他对市井间流传的杂书也倍感兴趣。
青年时代，吴承恩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屡次科考不中，后才知科场贿赂舞弊成风，从此痛恨朝廷腐败。直到43岁才考取贡生，被推荐到国子监进修，未前去。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曾做过《斋居》诗一首，描写个人隐居生活的情趣：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吴承恩50岁时，被封为县丞（比县令小一品）。当时，家道中落，母亲病重，为养家糊口，才去上任。他厌恶官场的趋炎附势，两年未满就辞官回家。曾吟诗发泄愤懑的心情：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闲居时，常写些诗文，讽刺世道，抒发不平之气；听老艺人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看地方剧团演出《西游记杂剧》，有时也参加演出。
吴承恩家住淮安，这里淮、运交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间流传着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附近河流纵横，河湖交错，与河湖有关的大禹治水、东海龙王、鱼精水怪等神奇故事颇多，离奇古怪惊心动魄，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幻想虚构的原型，为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几次游历连云港东北的云台山，山中的“花果山”“水帘洞”，自古有“不见云台岭中秀，勿论天下美山石”之说。水帘洞前不远是“石磴层层数，崎岖十八盘”，登上去是南天门，山势豁达，云天开朗，可穷千里之目。奇山秀水激发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正是以此为背景，构想出石猴出世，花果山自立为王，大闹天宫等动人情节。
吴承恩所处的年代，佛教道教盛行，当地时有佛事活动，他也参与其中。吴承恩对佛、道教义研究颇深。深厚的积淀加之丰富的想象，构思出《西游记》的雏形。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唐僧西天取经为主线，串联起取经途中降妖除怪的无数奇妙故事，神话小说《西游记》在酝酿中逐步成型，运用纯熟形象化的语言，把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善恶不分的唐僧以及玉皇大帝、西方佛祖、观音菩萨、妖魔鬼怪描写得出神入化。
吴承恩71岁开始在他的茅草屋中“闷作西游”。茅屋称“射阳簃（yí）”。吴承恩耗尽了耄耋之年的精力，著成了不朽的传世之作《西游记》，于公元1582年去世，享年82岁。
九、曹雪芹与张家湾①
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在南京，童年和少年，过的是“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华生活。十三岁那年，皇帝下旨抄家，拿问回京，他才随家人来到北京。祖母、母亲两世孤孀及一家人无立锥之地。经人讨情，雍正皇帝“特恩”赏了他家“十七间半房”，又将他家在张家湾典的六百亩地及张家湾城里的当铺、菜园、七千两本银还给他家。
张家湾距北京城50里，距通州15里，是客运码头，热闹非凡。城西有曹家墓地。曹雪芹在京城与文友论诗作画，闲时经常到张家湾居住，游览了京郊的名胜古迹，有了接触下层平民的机会，逐渐懂得了种田、经商，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家道的兴衰沉浮，世间的人情冷暖，个人经历的坎坷，使他“看破红尘”，思想意识渐趋成熟。丰富的知识积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尽管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白假语村言（贾雨村），真事隐去（甄士隐），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张家湾生活的痕迹，也可推测《红楼梦》部分内容取材张家湾。
热闹的“过会”《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梦见“太虚幻境”之后，见女儿英莲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巧可喜，便抱在怀内，到十里街看那“过会”的热闹。
“过会”，是张家湾的土话。这一带每个村都有一两道、三四道花会，每逢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狮子会、龙灯会等都要在大场上表演，然后“踩街”，沿街表演。各家在门前放好茶桌，上面摆放糕点、茶水、烟、酒，表示欢迎。全家人都站在门口观看“过会”。京城有句老话：各家花会哪可观，十人九说张家湾。张家湾一带民谚说：马营（村）的高跷，牌营（村）的会（小车），皇木厂的竹马排成队；公益会惹不起，童子老会不说理；南八会、北八会，碰到一起就作对。张家湾热闹的“过会”，成了曹雪芹创作的素材。
花枝巷与小花枝巷 北京城内曾以“花枝”命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在内城的中城，称花营；一在内城的东城，称花枝胡同，而直称“花枝巷”的不曾有过。《红楼梦》第六十回，写贾珍将尤二姐暗暗安顿在“小花枝巷”内的一所房子里。这小花枝巷可能在张家湾。张家湾南门内西侧的第一条胡同，东西走向，约长300米，称花枝巷街。当年曹雪芹家的当铺就在此巷内。花枝巷街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道，这条小胡同称“小花枝巷”。在小花枝巷南头西侧，有一处院落，约二十来间房，这是曹家当铺雇员的住处。
褡裢与蓑衣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在街上遇见一位跛足道人，不多时便“将人肩上褡裢拉了过来背着”，同疯道人飘然而去。第四十五回，写黛玉望着窗外秋雨触景生情，写罢《秋窗风雨夕》一诗，将要安歇，宝玉“身上披着蓑衣”进来，惹得黛玉直笑。这里提到的褡裢和蓑衣，其生活来源也应是张家湾。
据明史记载：“张家湾日日为集”。当地赶集的百姓一般都肩负褡裢。褡裢由三块又粗又厚的土布缝制而成，底片长约三尺，比肩稍宽，两端各缝一块同宽较短的粗布，形成两个对称的兜口。将褡裢搭在肩上，两个兜口一前一后垂下，古时货币大都是铜钱，较为沉重，衣兜难容，赶集时都放在褡裢里，当地百姓又称“钱衩子”。
蓑衣，是张家湾百姓常备的防雨草衣。这一带水边长满茂盛的水草，俗称“三棱草”，学名叫“莎草”。草有三尺多高，草茎光滑柔韧，只有顶端长出少而稀的窄叶。人们将莎草割下晾晒半干，编织成蓑衣，用来防雨。
当地百姓喜欢在阴雨天披上蓑衣到河边撒网捕鱼，古谚云：小雨纷纷，烧酒半斤；蓑衣一披，搬鱼（用搬罾捕鱼）到黑。
可见曹雪芹对张家湾百姓的衣食住行、民俗风情也很熟悉。
一个萝卜一头蒜与大火烧了毛毛虫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平儿在凤姐屋内，见几个小丫头从刘姥姥带来的口袋里倒出“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四十回，贾母率众饮酒行令，刘姥姥也来凑趣，听鸳鸯说出“右边幺四真好看”，便随口答出：“一个萝卜一头蒜”。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醉后逛大观园，发现竹篱上长有很多扁豆，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这些枣子、倭瓜、野菜、萝卜、蒜、扁豆等，都是张家湾一带的土特产。
《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刘姥姥带孙子板儿随贾母到大观园秋爽斋探春屋内聊天，板儿指着探春纱帐上绣的花卉和草虫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被刘姥姥打了一巴掌。后又入宝钗住处饮酒行令，鸳鸯手指一张牌，上面斜排了三个绿点，下面方排四个红点，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立刻对出“大火烧了毛毛虫”，逗得众人大笑。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陪贾母散步，看见笼中的八哥不认识，说“黑老鸹子”长出凤头来，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蝈蝈、蚂蚱是北方秋天的昆虫，毛毛虫学名“松毛虫”，因浑身长满细毛而俗称毛毛虫。黑老鸹子即乌鸦。当地人称黑老鸹子含有不太喜欢的意思。另在四十八回中，写李纨钓鱼，“钓上一条二寸长的鲫瓜儿”（小鲫鱼），“鲫瓜儿”是张家湾一带的土语。
由此可知，曹雪芹对张家湾的土特产、方言土语谙熟于心，在小说中，用人物的对话说出来是很自然的。
桥闸与行宫 《红楼梦》十七回、十八回中，写贾政“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描写道“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并名之曰“沁芳闸”。写元春省亲游览大观园时“进入行宫”。
“桥闸”，即上桥可通行，下闸可截水，两种功能兼备的桥。北京城和张家湾之间的地势落差40多尺。元代开的通惠河上，就建有24座闸，以控制水的流量，便于行船，所以通惠河又称闸河。在张家湾的中码头西，通惠河上有一座广利闸，其东侧有一座石桥，并称广利桥。从张家湾去北京必经此桥。每每河里的水从闸板上漫过，就穿过桥洞一去不复返地注入了外河（北运河）。这便是曹雪芹笔下的“通外河之闸”。除去这座广利闸，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处。
书中提到的行宫，也在张家湾。京城四周建的行宫很多，但临近桥闸的只此一处。张家湾城北，距广利闸三百米处，有一座寺庙，称太平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殿宇宽敞，松柏参天。康熙皇帝曾到此巡视水情，在寺中小憩，后称此寺为“行宫寺”，简称“行宫”。这样的行宫，其他各地不曾有，唯张家湾。
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曹雪芹在张家湾选取的生活素材还有多处。
十、曹雪芹墓石①
红学专家对曹雪芹去世的年月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考证，一直有“壬午”年（1763年）和“癸未”年（1764年）之争。对曹雪芹埋葬的地点，红学家考证了二百多年没有结果。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张家湾农民在曹家墓地发现了曹雪芹的墓石，解开了曹雪芹去世年月和埋葬地点之谜。
1968年冬，张家湾村民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坟距地面一米多深处，发现一块平埋着的条石，上面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条石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小字。在条石的一侧是一具男性尸骨。当时有个识字人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作者。时值十年浩劫，一个群众盖房，把条石做了基石。直到1991年，文物管理部门追查此事，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1992年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来到张家湾，对墓石进行鉴定，确定石刻不是伪造之物。傅先生说：“碑是真的，至于合不合碑刻的规矩不是问题，只说明这碑不是名人所立，是真是假也不在墓石的大小和好坏。”史老先生说：“研究石刻，不能绝对化，这是埋葬时临时找块石头，急就而成，草草而埋。这算是一个墓志类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类葬石，墓志历史上存在不少。”史先生深感发现这块墓石的重要，情不自禁地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是：“河干葬地不容疑”。
1992年8月31日，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第三次来到张家湾。他老人家一直持曹雪芹卒于“癸未”年（1764年）的观点，此次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壬午”年的发现。他说：“不怕大家挑剔，我们有胆量改变过去的推断。”并率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红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曹雪芹卒年和葬地”问题有了定论而惊喜，还赋诗以抒怀。
1992年9月24日、2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红学家刘世德、石昌渝、邓绍基、陈罴、王利器等先后到张家湾鉴赏墓石，一致认为，墓石出土不仅是文物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红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十一、兰陵笑笑生依山借水写《金瓶梅》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它扩大了小说的审美领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心态、情绪；是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进步思想的产儿。《金瓶梅》作者目睹上至封建统治者，下到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且“身遭其害，身怀愤懑，吐之不能，吞之不可，上不能诉诸于天，下不能告知于地，故作秽言，以泄其愤”。他预感会因为此书而遭杀身之祸，故托姓匿名“兰陵笑笑生”。
小说中，作者假提一人，幻造一事，皆为风影之谈。但是，文学创作必依山点石，借水兴波。从小说《金瓶梅》运用的语言，描写的环境、人文景观、特产、饮食等方面看，均与山东临清、河北清河极其相似，可以推断兰陵笑笑生是依临清、清河之“山”点石，借临清、清河的“水”兴波。从以下几处，可见一斑。
一、地理环境。清河与临清地连地，水连水（指大运河），犹如一奶同胞，两地都是运河繁华的码头。明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即以这两地为背景。《金瓶梅》开篇第一回，写武松在“清河县做了都头”。潘金莲、西门庆“尸横刀下，命丧黄泉”，此事“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第九十九回写雪娥自缢身亡，“轰动了清河县，大闹临清州”。地名与现今完全相同。
《金瓶梅》描写的地理环境有运河、土山、流沙河。“西门庆家丁……从运河行船，到临清钞关纳税后再到清河。”这与临清城中有隋、元、明三代所开凿的运河相合。土山：第四十八回，写“出南门到五里原坟墓正面，土山环抱”。相传，土山是明永乐年间疏浚会通河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长一里许，由数段相连，每段高六七丈，土山南端延伸到城南门五里之外。流沙河，为黄河故道，流经临清东门之外。小说中的运河、城南土山、城东流沙河，地貌特征与临清相合。
官署名称及相关建置如州治所、都察院、驿站，运河及相关建置如临清闸、临清码头，名胜如白塔、鼓楼、藏经阁，以及街巷、寺庙等的名称均与临清、清河相同。
二、小说中的人物。武二郎、武大郎、潘金莲等，清河县历史上果有其人。据《清河文史辑览》载，武大郎曾做过阳谷县县令，为官清正，当地口碑颇好；潘金莲原是大家闺秀，民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抑恶扬善的故事。只是小说中把他们的形象歪曲了。
三、地方特产、饮食种类。如狮猫、方砖、城砖、手帕、祃子、石佛、炊饼、黄米酒等，确是临清、清河所有。
四、小说中的语言极富个性化、口语化，尤其是口语、歇后语、诙谐语基本上是临清、清河一带的方言。
《金瓶梅》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兰陵笑笑生撰、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此后刊有崇祯绣像本，被明清学者张竹坡、冯梦龙、金圣叹等评价为“第一奇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从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等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肯定此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而推动了“金学”的研究工作。
十二、史可法浩然正气守扬州
不屈于威武，不惑于利诱，于山河破碎时，表现得忠心耿耿，为国牺牲，在明末的忠臣义士中，史可法当数第一人。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末大臣，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市），自幼读书勤奋刻苦。
明天启初年，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名列榜首。朝廷名臣左光斗收作弟子。此后，史可法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时年27岁。授西安推官，旋迁户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嗣子失踪。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和张慎言等人，主张拥立贤明的潞王常汾继承皇位，但奸臣马士英、阮大钺（魏忠贤余党）等秘密勾结握有兵权的黄得功、刘良左等人，以武力为后盾，拥立贪杯好色的福王于南京登基，这就是弘光皇帝。弘光皇帝即位后，马士英任内阁大学士，掌握朝廷大权。史可法以大学士的名义兼兵部尚书。他积极部署军事，准备抵抗清兵南侵。弘光皇帝派史可法督师扬州。
史可法认为：“守江南者必于江北设防”，建议朝廷将江北分为四镇防守，由他统领。设立礼贤馆，广纳四方才智之士，以谋复兴。
在此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招降，并恐吓史可法“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寓江南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①”云云。
史可法当即复了多尔衮一封长信，引少康汉光武的中兴史实，表达自己中兴明室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底，史可法于宿迁县运河一线，打败了清兵，收复了宿迁和邳州。捷报到了南京，马士英却大笑：“这是史可法骗取军饷来了。”从此，史可法的奏章到他手里，一概不理。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多尔衮率军从孟津渡黄河，分两路南下，一路从山东济宁到夏镇，一路从河南洛阳到郑州，很快攻占了大运河岸边的淮阴盱眙县，浩荡南下，直趋扬州。史可法闻讯，急调各镇派兵增援，总兵刘肇基只带来四千人。史可法紧急招募兵勇五千余人，闭城死守。围城的清军达十余万。史可法亲自督战，等待朝廷援军，食不甘味，寝不解衣，深得将士爱戴。
攻城的清兵统帅多铎，五次写信劝降，史可法嗤之以鼻，当众撕毁劝降书信。清兵猛攻城池，史可法与刘肇基率军连战七昼夜。清兵伤亡惨重，无法破城，最后用红夷大炮炸毁扬州城的西北角，才得以冲入。史可法知大势已去，乃拔刀自刎，幸被参将许瑾救下。清兵逼近时乃大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将史可法押到多铎面前，多铎劝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与我收拾东南各省，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声色俱厉斥责多铎：“我为天朝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己决，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愿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一代英烈英勇就义，年仅44岁。总兵刘肇基于血战中阵亡。
清兵攻下扬州，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依焚尸簿记载，当时扬州被杀居民达八十余万，被俘及自缢者不计其数，历史上称“扬州十日”。其惨烈情景，让草木含悲，天地为泣。扬州失守不到一月，南京也被清兵攻陷。弘光皇帝逃到芜湖，为清兵所擒，奸臣马士英被清兵杀死，另一奸臣阮大钺投降了清军。南都偏安之局从此终结。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忠贞殉国的精神则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史可法殉难后，义子史德威到处找不到义父遗体，只得收其生前的衣冠、玉带，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下。这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的地方。
清王朝为收买人心，长期统治汉人，统一全国后，褒扬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降旨为史可法修墓，并在其衣冠冢旁建史公祠堂，赐谥号“忠正”。自此，颂扬史可法有了合法性，人们用诗文挽联赞颂史公的精神：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十三、张之洞功绩非凡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祖居大运河畔的河北南皮县。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张之洞父亲张锳，少年家贫苦学，清嘉庆十八年乡试中举，赴贵州做了几年县令，后擢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在父亲知府任上出生，排行第四，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八人。
张之洞五岁入学，九岁能独自挑灯夜读，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学写古文和作诗。张之洞从小读书刻苦，十四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考取举人第一名，十八岁娶妻。同年，一股盗匪作乱，连毁安南、普安等地，再进攻兴义城。张之洞协助父亲率城民全力抵抗，当时府里的兵员不足，张锳父子带兵守北门，与盗匪作殊死斗争。张锳吩咐家人都登上城堡，堆起干柴，一旦城池被攻破，就全家自焚。张锳父子带兵苦战三昼夜，盗匪始终未能破城，便堆柴放火烧城门。眼看城池不保，张锳令之洞招募一批敢死勇士，趁着夜色，用绳索悄悄垂到城外，绕到盗匪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匪徒一阵慌乱，张锳趁机带兵杀出城外，盗匪大乱，仓皇逃窜。张锳父子又以免租税为奖赏，数天内招募三万民众，一举擒获贼首，平定了历经十二天的叛乱。
张之洞二十七岁考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1879年，清廷大员崇厚与沙俄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极力反对。1882年，法国在越南起兵，他上书十六条，奏请清廷筹兵遣使，提早预防。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以新式装备操法练兵。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大办洋务，筹办近代工业，大量举借外债，创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各类学校，革新书院，广开风气，先后设立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两湖师范、存古学堂以及文普通、武普通书院，后又办陆军特别小学、陆军中学，另兼办农工商等各种职业学校。一边造就领导军政之高级干部，一边造就师资。大批保送留学生，赴各国深造。吴禄贞、黄兴、蔡松坡（蔡锷）、黎元洪等均系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为辛亥革命播下了种子，为国家振兴培养了人才。
张之洞同李鸿章、刘坤一等一批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改组绿营军，另练新军，扩建海军，得到采纳。他在湖北省大量招募新军，进行编练，其中有若干知识分子。黎元洪曾被张之洞培植倚重，选拔为全国秋操之总指挥官。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仅是军中一个协统，一跃而成为领导革命的大都督，后当选为副总统。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军备下取之不尽的枪炮利器。他创办的武昌造币厂，为革命军准备了用之不竭的银圆铜币。
张之洞斥巨资建长江大堤，除治水患。湖北盛产棉、麻、蚕丝，张之洞分设丝麻四局，以宏其效益，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在文化事业中，他倡导成立官书局，编刊经史子集等各种国学基础书籍，翻印各种新学教科书，以充实各类学校教材，促使湖北文风大振，当时有“唯楚有才”的赞誉。
1909年，张之洞病故，朝廷赐谥号“文襄”。
张之洞临终前慨叹：“吾平生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他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十四、常州三杰
恽代英（1895～1931年），常州人。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文化。1920年会见李大钊，1923年主编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主持编辑《新建设》月刊。1926年1月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30年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被捕。因叛徒出卖，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
张太雷（1898～1927年）常州人，毕业于常州中学，1914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回津后组织北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赴苏，6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继而担任马林翻译。多次陪同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会见孙中山。
1922年先后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二大”。其间，常州同乡同学瞿秋白赴苏俄访问，在莫斯科二人相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回国后，二人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此后二人参加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27年8月7日，二人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张太雷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夺取广东，11月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2月11日起义爆发，当选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在战斗中牺牲。
瞿秋白（1898～1935年），常州人，常州中学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去苏俄访问。1922年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多次与张太雷合作。
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参与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在中共“六大”四次会上受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从事“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引为知己。1934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被留在苏区。1935年6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在长汀就义。有《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出版。
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被常州人誉为“常州三杰”。今天常州依然保存着名人故居，其中有瞿秋白的诞生地、瞿秋白纪念馆等。研究他们的思想，离不开养育他们的这块江南大运河畔沃土的文化背景。
第十七章 商海潮头数精英
19世纪末，腐败的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清政府的卖身契，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有志之士，有的呼唤民主共和，进行政治变革；有的提倡“实业救国”，创富国裕民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处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中国新建厂矿达百家之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一批贡献卓著的工商业精英。
一、民族工商业的楷模——张謇
张謇，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市人，晚清状元。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随淮军将领吴长庚赴朝，后掌教于江苏、江西、四川选青书院和上海瀛州书院。1895年，张謇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倡导实业救国，从事实业活动。1899年，在南通建成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淮海实业银行等十八个企业，参加九个公司投资，他认为，发展实业应该“听之民办”，应当将重点放在纺织和钢铁业上。他曾呼吁“日本与印度有十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一百五十万锭之约……果如所计……十年之后，我国的棉业岂复有伸展之余地”。他还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他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到1921年，就获利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这样丰厚的利润，在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自1902年起，又办起了（南）通州师范，为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还创办了职业学校和图书馆、博物苑、剧场、女红传习所等，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后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清末立宪派首领之一。1909年，被推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张謇辞职南归，在南通继续办理实业和教育。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定年谱》。今有《张謇全集》。
二、化学工业先导——范旭东
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的范旭东，生于1883年，湖南湘阳人。1900年随兄东渡日本求学。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
辛亥革命后回国。他抱定“发展实业，工业救国”的志向，赴欧美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1913年至1914年间，多次到天津塘沽盐滩考察，确认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资源，还有方便的水陆交通，更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供应燃料，在塘沽办盐业，前景定会辉煌。
1915年，他募股五万银圆，先买回俄国占领的土地十六亩，在寸草不长的海滩上建起了巍峨的厂房。范旭东亲赴日本购买机器设备，当年投产，生产出雪花般的精盐。从此，翻开了中国制盐史上新的篇章。此后，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久大精盐公司，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时，精盐和纯碱的销售受到国内外盐商的控制。淮盐商控制着淮河及长江以南的地区，天津产的精盐很难突破长江沿岸的封锁。范旭东一边请北洋政府大员出面调停，一一边靠精盐质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与淮商进行竞争。1918年，他在汉口组织十八家精盐商号成立精盐公会，把精盐公司从天津迁到上海，很快打开销路，占领了江淮广大市场。
国际盐业市场受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其盐碱产品占领欧、亚、美很多国家的市场，抵制中国的盐碱产品。范旭东看准机遇，利用外国盐商之间的矛盾，靠自己产品的信誉打入了国际市场。当时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团争霸盐业市场，范旭东趁机支持三井，让其代销自己公司的精盐和纯碱，与英国卜内门公司支持的三菱进行竞争，最终将三菱击败，占领了日本市场，年销售精盐二十五万吨。
1926年8月，美国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了金奖。博览会权威人士评价“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37年2月，范旭东在化学博士侯德榜、化工专家陈调甫、美国专家韩孟德、李佑华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在南京卸甲甸建起中国第一家硫酸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硫酸。从此，中国的化工业以盐为本，生长出了“碱”“酸”两翼，奠定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范旭东将工厂迁到四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制盐、制碱、制酸，为实现他的“工业强国”之梦而奋斗。他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技术和设备，先后为南非、印度、巴西等国设计建起了盐碱厂。他曾说：“今世之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深其蕴，唯研究一事是最先之要务。”他还强调指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因此，在企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斥资十万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创办的企业已成了民国政府的经济支柱，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他本人的社会声望也日益提高，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中国化学会会长。他不愿步入政界，极力主张办好民族工业，抵御外强的经济入侵。他曾两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部长职务，在参政会上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得之则存，失之则危。”
范旭东以他高尚的品德、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带出中国化学工业的一批精英。他们是：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阎幼甫、余啸林……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因黄疸病、脑血管病并发而逝世，享年63岁。他为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朱德、彭德怀、郭沫若等送了挽幛，以示哀悼。
毛泽东的挽词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蒋介石的挽词是：力行致用。
周恩来、王若飞的挽词是：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
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
经济战线恍佛犹闻海洋歌。
郭沫若的挽词是：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郭沫若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沉痛写道：“范先生的事业，其目的在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建国要靠和平，要靠自己的学问和生产能力，不能靠人家的飞机大炮。范先生走了，每个工业界人士，都要追随范先生先苦后乐、粉身碎骨、百折不挠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下去。”
三、宋则久百折不挠营销国货
宋则久（1867～1956），字寿恒，天津人，小商人家出身，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32岁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正月十四，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素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持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在天津市民中声望很高。
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荪、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河。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宋则久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新中国成立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88岁。
四、家族企业创始人——荣氏兄弟
在20世纪初期，荣氏家族企业曾在全国名噪一时。
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1873年生于江苏无锡，少时家贫，先后到上海铁锚厂、裕源钱庄学徒。1894年，钱庄倒闭归家。1896年，自筹资金开设广生钱庄，自任经理。1901年，与胞弟荣德生（原名荣宗铨）大胆投资三十九万元在古运河畔太保墩附近创建保兴面粉厂，雇用工人三十多名，每天磨麦两万斤，生产面粉三百包。1905年，招股在无锡创办申新纱厂，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瓜分中国，这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精明的荣氏兄弟抓住时机，在上海、济南、汉口、无锡等地募股投资，购置土地，兴办新厂十二家之多。到20年代初，荣氏家族资本企业体系已经形成。荣氏兄弟赢得“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之称誉。
荣氏兄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举行罢市，提倡国货。1927年，荣宗敬不愿认购南京政府摊派的公债，被蒋介石下令通缉，财产被查封，后不得不屈从。荣宗敬曾当选为工商部参议员、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荣氏家族企业亏损，大部分资产被抵押出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无锡、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荣氏兄弟将部分企业迁往重庆、宝鸡、天水，未迁的企业均受到日军的强占和掠夺。无锡申新三厂的四十八万担棉花、三千七百件棉纱、六千四百匹棉布及厂房的机器设备，均被日军付之一炬。荣宗敬目睹惨重的损失，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于1938年1月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独力经营各厂，拒绝与日商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市场需求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一片生机。在古运河畔又矗立起荣氏新的纺纱厂——天元麻纺厂，成立了天元实业公司。此后两三年间，荣德生在全国各地共兴办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企业二十四家，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民国政府对荣氏企业巧取豪夺。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无端绑架荣德生，家人花了五十万美元才赎其回来。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多次敲诈勒索，荣德生一日数惊，终因心力交瘁，忧虑成疾。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7月，病逝于家乡无锡。
荣德生长子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荣氏家族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去了台湾，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独力支撑起濒于倒闭的荣氏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业，荣氏企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954年8月1日，申新三厂转为公私合营，1956年又转为国营，改名为“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天元、茂新、开源等厂也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后转入地方国营。
荣氏发家后，心系桑梓，在家乡兴办学校，建造梅园，修筑公路，乡人广为传颂。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鼎力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1979年，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1993～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五、金融骄子——周作民
周作民（1884～1955年），淮安人，少年受教于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二十二岁赴日本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其间自学财政经济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继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他精明干练、举止豪迈，对当时金融、财政、实业等方面的问题见解独特。1917年，多方募股，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他出任总经理兼董事长。
周作民深通社会学，善交各界朋友。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都被他说服入股。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国务总理梁士诒、熊希龄，部长朱启钤、曹汝霖，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各省督军，这些显要人物神通广大，资金雄厚，为金城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通过这些人的关系，自1921年起，先后承揽了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和川黔铁路建设的贷款业务，利息高，还款可靠，从而增强了金城银行的实力。
周作民倡议成立“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称小四行）的准备库，继而经营太平洋保险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北京电车公司等多家企业，发展民族工业，向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等贷款，支持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
周作民还向经营日用品、食品的小业主，经营蔬菜、花卉的平民百姓发放小额贷款，支持小本生意。这些户获利小，又担风险，其他银行不愿承此业务。而周作民提出“拾遗补缺，扩大信誉”，一个时期竟发展到5万多户，既为平民百姓解决了资金困难，又大大提高了金城银行的信誉。
金城银行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支持冀中地区农民种棉，发展北方的棉花生产。周作民联合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成了华北农学研究改进社。继之又请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有关农业专家、学者，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搞实验。从美国购进优良棉种两千担（每担一百斤），向农民贷款，鼓励农民种植，由专家指导，陆续在定县、无极、南宫、晋县、赵县、正定、徐水等十几个县设立办事处，推广棉花生产。在旧中国，身为银行董事、总经理的周作民能深入到百姓中去，到田间地头发放小额贷款、推广棉花种植，实为难能可贵。正是周作民的创举，为冀中棉田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成了产棉区。
周作民精于银行管理，重用专业人才，特聘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何廉为金城银行的指导，请燕京大学为金城银行培训四十名金融骨干，还吸收一批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城银行业务发展到巅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六十五处支行，银行存款总额达二十四亿银圆，居全国民营银行之首。
六、刘锡三创办盛锡福帽庄
刘锡三是山东省掖县沙河弯头村人，少时家贫，素有出人头地的志向。十六岁去青岛谋生，在一家外国人的饭店当茶房。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两年后经人介绍到一家美清洋行当练习生，学做出口草帽辫业务，不久提升为职员。
1911年，刘锡三除在美清洋行任职外，还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租了一间店铺，开设盛聚福帽庄，制作草帽。草帽成本低，价钱便宜，逐渐打开了销路。
1925年，刘锡三表兄病故，他便辞去洋行的职务，到天津专营草帽，将帽庄更名为盛锡福帽庄。当时市场上流行日本硬平顶草帽，这种草帽用中国生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利润较高。而刘锡三做的圆顶宽边草帽，没有日本的硬平顶式草帽销路好。为跟日商竞争，刘锡三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一台制作折式草帽的机器，从青岛请来漂白草帽辫的技师。还聘请一位白俄罗斯女设计师，既设计流行的日本硬平顶式草帽，又设计多种款式的草帽，产量大幅增长，实用美观，价钱便宜。两角钱（银币）一把的草帽辫，可制成五顶草帽，每顶加上工料不到两元，可卖到六元，比日本制的草帽还便宜，销路大开，不到三年就获利十多万银圆，终于把日货排挤出中国市场。盛锡福名声大振。
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刘锡三增设出口部，出口草帽辫及草帽，进口澳洲羊毛，供本厂做呢帽原料。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刘锡三又从国外进口新式草帽机器设备，所生产的巴拿马式草帽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埠，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刘锡三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931年，首创采用各色毛线、棉线、棕丝帽辫制成各式帽子，新颖别致，很受顾客欢迎。同年，又增设通帽工厂、印刷工厂、毡帽工厂。1934年又建毡帽胎工厂，生产各式毡帽。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盛锡福业务已发展到巅峰，每年全厂生产各种帽子四十余万顶，呢帽最高生产二十四万顶。制帽工人近三百人。
刘锡三的成功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品种齐全，货色赢人；二是选料精细，讲究质量；三是广泛推销，建立网络。他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数十家分店或批发部，还到甘肃、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设代销点，并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承做突出少数民族风情的呢帽。刘锡三发挥懂英语的优势，与外商广泛联系，在新加坡委托大华贸易行为总代销店，负责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等地推销帽品，在英、法、荷兰、意大利、澳洲、南北美洲、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国和地区设代销处。盛锡福“三帽”商标的帽品遍及欧、美、亚各国。刘锡三这个不见经传的农村娃，一跃成了中华商界的大亨，令外商震惊。
七、高星桥争建天津劝业场
1900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天津划出九国租界，总占地面积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亩，相当于天津城区的七点九倍。今劝业场一带划入法租界后，帝国主义来华淘金者以及投机的中国人，立即觉察到这一带的地皮会飞速涨价，正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四处活动，抢占无主荒地，随便划租界；对有主的农田、苇塘、菜园也钻营争购。
劝业场一带建起法国的立新洋行，美国的美清公司，英国的先农公司，比利时的仪品公司，瑞士的乐利工程公司等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购买了今滨江道华清池的楼房出租；北洋政府总长顾维钧抢购到今中国大戏院的地皮；大商人范竹斋也在这一带购地，盖起竹远里、大安里、大庆里等三四百间房出租。
早年靠大运河漕运发家的商界名家及商业组织——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天津帮等也都从城里迁入外国租界，致使租界地地皮价格暴涨。1900年以前，今劝业场一带地皮最贵三四十两银子一亩，仅十年，就上涨十倍、百倍。1924年直奉战争后，竟达两万二以上一亩。
为了争购充满商机的劝业场这块地皮，时任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买办、天津帮巨贾高星桥，以每亩两万两银子的天价买下一块五亩二分的地皮，共花去十万四千两银子。他决心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兴建一座七层楼的天津最大的商场。
高星桥募股兴建商场大楼，共招十五股，每股十万元，他个人认六股，清廷庆亲王载振（光绪皇帝的叔叔）三股，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一股，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一股。
1928年12月25日，商场大楼正式落成交付使用。关于商场的名字，法租界当局提出叫“法国商场”，借以壮大法租界声势。高星桥权衡利弊，认为，那样会被误解为商场是法国人所办，有伤中国人的体面：一旦国人掀起排外浪潮，必受连累，造成损失，而予以否定。之后他与股东商议。庆亲王载振在北京开办一家劝业场，便提议叫“劝业场”。高星桥即采纳，并在中间加个“商”字，名为“劝业商场”。花了五百大洋特请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巨幅匾额，制成金字，悬挂于正门上方，很有气势。
商场开业，举行隆重典礼，劝业商场楼前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幅巨联，为商场精神。取各联头一字读“劝业商场”，又是商场的名字。
开业后，高星桥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充分发挥商场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优势，压倒了其他诸多知名的中国商号及外国商行，居天津之首，成为国内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特大商场之一。
八、乐达仁创办达仁堂
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所创办。乐达仁早年随大清驻德公使吕海环赴德国游历，受西方人办企业的启发，回国后对同仁堂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同仁堂的买卖做大，向全国各地发展。但是同仁堂内部有规定，凡为同仁堂做药的各铺店都不得以同仁堂的名义在北京和外埠开药铺。1912年乐达仁父亲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乐达仁与其兄弟四人商议，集资四万两白银，聘请精通药典和管理有方的阮孝康、孙华亭先生，在上海创办“达仁堂药店”，因营业不振，1914年迁到天津。
乐达仁继承了三百余年“家传秘制”的经营传统，自制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他锐意求新，抛开了家店合一的封闭经营方式，建成了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在生产方面，乐达仁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坚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念，加之有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生意日渐红火。
1917年以后，达仁堂先后在北京、青岛、福州、长沙、西安、长春、大连、郑州、香港等十八个重要商埠，开设了达仁堂分号，总号派人统一管理，销售药品多达一千余种。对名贵中药，乐达仁派专人采购，如采购人参，拨专款建立了“达仁参号”，延聘内行名手，专采吉林老山人参；为采鹿茸，乐达仁出巨资在京、津两地自办鹿园七处，圈养关东良种花马鹿七百多只，每年产鹿茸一万余两，故有“鹿茸大王”之称；为采优质蜂蜜，自办养蜂场。药店配置的药品原料上乘，货真价实，赢得全国中药界的赞誉。全国传统中草药集散地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每年春秋两季庙会，如果没有达仁堂的人到场，鹿茸、人参等贵重中药不能开盘成交。
乐达仁不光构思宏大，而且精于管理。在选购药材时，不怕价格昂贵，只求其真。如购买虎骨、犀牛角时，定要完整的，防止伪品混充。在配制丸、散药时，由药技工将各种药料精挑细选后，必须由经理逐一检查无误后，方可混合碾粉。为保证药剂质量，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决不嫌繁求简。如生产治妇女病的大补药乌鸡白凤丸，将乌鸡去净毛爪，分层码在铜罐之中，用沸水蒸煮四昼夜，使之骨酥肉烂，药味醇香。药酒需存放五年以上，膏药需浸泡一年才热开摊膏。在配制有细料（如牛黄、犀角、麝香等贵重药材）的丸散时，须由经理亲自配方下药研粉。达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疗效显著，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南洋。一些名医开处方时都指定购买达仁堂的药。当年，达仁堂传统产品有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丸、再造丸、虎骨酒、神效如意狗皮膏等，皆负盛名。达仁堂在全国中药业中首屈一指。到1935年，总资产达一百多万元，比创业初期增长二十倍。
1934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任经理，乐松生任副经理。乐肇基曾游历欧美，接任后大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又不失“乐家老铺”的传统。为确保药品质量，出巨资凿了一口深水井，建起水塔，经多道工序过滤，保证制药用水的纯净。从国外进口冷冻机，建起冷藏室，用以贮藏易腐药材和药品。
在管理上，乐肇基事必躬亲，“言出法随”。徒工进厂须立保单，生产上有明细分工，每一盒药都标出生产人员的姓名和生产日期，质量出了问题直接追究责任人。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是达仁堂生产经营的一贯宗旨。
达仁堂办了多项公益事业。开办“达仁女子学校”，为鼓励女孩子上学，免费招收女学生入校学习。高薪聘请马千里任校长、邓颖超任教师。1924年，乐达仁的次女乐卫生病故，乐达仁将女儿生前积蓄的三千银圆作为基金，开设卫生眼科诊疗所，聘请著名眼科医生义务门诊，凡来就诊的患者，免收一切医药费用。此后，还组织业余乐队进行义务演出，宣传达仁堂，展示职工精神风貌。
达仁堂以其为民的宗旨和良好的信誉，使企业长盛不衰。
九、经营有道的谦祥益
清末民初，在中国纺织市场上享有盛名的“八大祥”，是由山东孟家创办的。自康乾盛世创业，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年山东省的章丘、周村、淄川一带盛产土布，以章丘县辛寨村为集散地，素有“寨子布”之称。“八大祥”家族孟家是旺族，很多族人善于经商。他们收购“寨子布”到济南、青岛去卖，后又闯入京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清末民初，陆续出现了“八大祥”，即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隆祥、谦祥益、谦和益、瑞蚨祥。事实上，这些祥字号的股东，不都是经商能手，有的干赔本，有的中途倒闭，但孟府老祖宗有个规定：倒门不倒户。即你这门的买卖可以倒，而“祥”字号的招牌不能倒，其他孟姓经商的人还可用这个“祥”字的招牌，经营规矩要服从“祥”字号的传统。这就是“八大祥”不倒的原因。
谦祥益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进入北京，起初以经营“寨子布”为主，后增添苏杭的绸缎及珍贵的皮货。由于资金积累雄厚、经营有道，生意愈加红火，信誉愈加提高。清朝末年，谦祥益的股东传至孟养轩。此人谦和大度，善于交际，经营有方。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列强抢劫三日，孟养轩的商店先被抢劫一空，后被大火烧毁。孟养轩并不灰心，市面稍一平静，便开始整修店堂，多方进货，特别购进大批棉布。他预计冬日临近，城乡居民定要购买棉布做棉衣棉被。果然如他所料，天一乍冷，人们就拥挤着进入店堂，争购棉布。仅这一项，就盈利数万元，挽回了损失。
1917年，孟养轩在天津建分店。这年，他喜得贵子，乳名“保平”，所以天津的分店取名“谦祥益保记”。
那时，天津已是商业繁华的大都会，绸缎行业高手如林，外国洋商进行垄断，社会动荡不安。孟养轩不畏强手，把商店建在热闹的法国租界内，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同国内外强手竞争，仍立于不败之地。此后，在上海、济南、青岛、汉口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号，积累资金逾百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养轩之子孟昭斌（保平）已任谦祥益保记经理，育有六子，乳名均带“辰”字，所以命名新开商号为“谦祥益辰记”。在风雨飘摇，百业凋敝的景况下，谦祥益虽然受到很大打击，仍能稳步发展。
谦祥益的经营特点是商品齐全，敞架售货，说话和气，明码标价，加一放尺（买十尺多放一尺），货真价实，服务周到。
在管理方面，精打细算，用人得当，人员分工专业性强，管理严格。每个员工每天的售货量都有专人统计，个人有“号票”（即售货传票），年底统计，作为奖励的依据之一。
谦祥益历任经理都这样激励员工：“大家做的是针尖上削铁的买卖”。
如今，坐落在天津三岔口估衣街上的百年老字号谦祥益商场，基本保持了原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各国列强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强占租界，争划势力范围，急欲瓜分中国。各国列强忙于在自己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内修铁路、开矿山，掠夺矿产资源；建教堂，传洋教，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因修铁路，抢占了大片良田，毁坏了诸多河道堤防。黄河、大运河原有的堤坝闸涵等水利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水灾、旱灾连年发生。运河两岸本已繁荣起来的城市如济宁、聊城、临清、德州、沧州等地，都变得一片萧条。特别是大批船户、挑夫、小贩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铁路建成，列强们将本国商品大批向中国市场销售，使中国脆弱的手工业、农业等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又导致一大批人失业……
一向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不甘心受此屈侮，举起大刀长矛直指清政府和各国列强，发出了震聋发聩的怒吼：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大运河两岸爆发了。
一、义和团运动在运河两岸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在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1899年，山东运河岸边平原县发生严重灾荒，百姓饥寒交迫，地主奸商相勾结，伙同传教士，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引起百姓极大愤慨，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曹州、冠县、寿章等地农民秘密串联，以建拳场，教青少年习拳练武为名，组织反清灭洋活动。
拳名纷繁，有梅花拳、神拳、义和拳、大刀会、瓦刀社、红莲教等。他们崇拜的是白莲教和其支流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等教义。清朝建立之初，白莲教一直在民间组织反清复明活动。此次山东义和团的著名领袖朱红灯据传就是明王朝的后裔。
1900年初春，慈禧太后调袁世凯新军对义和团进行残酷镇压，义和团民满怀义愤分两路北上。一路沿京汉铁路向北京挺进；另一路沿大运河向天津进发。两支义和团约一万人，均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实力受到严重损失。义和团改变策略，化整为零，分散到京畿各州县的广大村镇，散发揭帖（传单），帮助各村立坛口①、建拳场。青壮年男子成立义和团，青年女子组成红灯照，仅两三个月，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船夫出身的天津静海县张德成组织了有五千余众的“天下第一团”。他们乘坐七十余条大船沿运河向天津城里进发，参加围攻外国租界——紫竹林的战斗。行伍出身的大师兄曹福田，组织静海、盐山、庆云一带义和团3000多人，进驻天津，在大运河边的吕祖堂设总坛口，与沙俄侵略军展开了争夺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船民出身的大师姐林黑儿，是红灯照的首领，又称黄莲圣母，在南运河边的大船上设坛口，扩大红灯照组织。
此时北京城里，义和团设坛口已达八百多个，团民总数有八万人以上，不少清军也秘密参加了义和团组织，一些清廷大臣及王爷府中也设了坛，求神拜佛保佑平安。
慈禧太后力主镇压，急调心腹部队甘军进京围剿。甘肃督军董福祥冒死进谏：“不能杀这些苦娃娃！”军机大臣荣禄，协办大学士刚毅，礼部尚书徐桐向慈禧进言“招抚义和团”。慈禧太后为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顺水推舟，想利用义和团与清军一起共同对付洋人。1900年5月13日，在颐和园召见天津“乾”字团大师兄曹福田，表白“安抚”之意。在回中南海途中，由义和团护驾，慈禧检阅一番，赏银两千两。此后，各地纷纷奉旨建团，义和团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发展起来。
二、义和团天津坛口——吕祖堂
吕祖堂位于天津南运河畔，原是永丰屯的祠堂，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供奉吕祖的道观，定名吕祖堂。清乾隆、道光年间重修。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五仙堂，前院东西两侧有回廊。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前殿迎门正位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及其弟子的塑像，后殿供奉北斗元君。西侧配殿五仙堂供奉北五祖。院内松柏参天，银杏树枝繁叶茂，是天津颇有影响的道教圣地。
1900年，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这里成了义和团习拳拜神的总坛口。当时天津有大小坛口三百多处。著名乾字团首领曹福田，号称“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红灯照首领林黑儿（黄莲圣母）等均在此拜坛议事、组织团民练拳，这里成了天津义和团运动的大本营。血战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攻打外国租界紫竹林等重大战斗，都是在这里筹划的。
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这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三、义和团北京坛口——于谦祠
位于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①，原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故居，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这里是北京城内建立的第一个“坛口”。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以领导明正统年间的北京保卫战而名垂后世。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北京城内也出现了以青少年为主的练习神拳活动。“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无巾带形迹”。端、庄、澜等王宫府第及虎神营士兵“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在直隶的迅猛推进，北京这种群众性的练拳活动已从“僻静处”发展到大街闹市，外城宣武门外南下洼、内城东安门内河沿，公开有人自称“义和团教师”，或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教童子习拳。每日下午必有数十名儿童及少年，到景山对面紫禁城宫墙下操演练拳。“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大阿哥”溥儁，穿起拳民衣服在颐和园练习拳术。其后，京郊州县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1900年4月，在北京裱褙胡同的于谦祠，设立了城内第一个坛口，团民有百人，头包黄巾，腿裹黄带，定名“乾”字团。选择于谦祠建坛口，寓意深远，凭借于谦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昭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
自于谦祠设第一个坛口后，北京城内的坛口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人们“聚众为之”“千百成群，择地操演”，声称“为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6月上旬，顺天府、直隶各州县的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者“日以千计”“其势亦愈炽”“向仅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继则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并以乾、坎两字为别，乾字遍体俱黄，坎则红……”
于谦祠坛口的团民，曾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义和团实物中，有一把木柄铁砍刀，就是于谦祠坛口的团民二德子（满族，名德泰）曾使用过的武
器。
四、义和团廊坊大捷
各地义和团拥入北京后，在清军暗中支持、配合下，已烧毁教堂30多座，烧毁卢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火车站，围攻了各国使馆，给外国侵略者造成极大的压力和恐慌。1900年6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发电报给驻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情势极严重，请立即派兵增援，迟恐无及。”西摩尔当即调集联军，准备于次日乘火车进京，要求清兵护路。
10日凌晨，联军两千余人分乘三列火车赶赴北京。
西摩尔在火车站见到为其护路的直隶总督聂士成，神气十足地吹嘘：“今天晚上，我可与北京各国公使先生共进晚餐。”他还狂妄地夸下海口：我只需一小队士兵加几门大炮，即可在整个中国境内从这一端打到那一端。
联军的列车沿途受到义和团的阻击。在武清和安次交界的落垡站，义和团三天前曾跟聂士成的护路清军交火，伤亡较大，但锐气不减。他们再次包围了火车站，拆毁了铁路。西摩尔命令联军架上机枪和钢炮对冲上来的义和团民猛烈扫射、轰击，义和团伤亡惨重。西摩尔派35名联军士兵驻守在落垡火车站，准备随时抗击前来阻击的义和团，他带领联军继续乘车北进。廊坊一带的义和团，早已做好阻击准备，在联军火车到达之前，已把铁路拆毁一大段。火车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命令停车、修路。埋伏在车站四周的义和团民举着大刀、长矛潮水般冲了上来，龟缩在列车里的联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力抵抗。但义和团人多势众，各村义和团轮番冲杀，不给联军喘息之机。
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天三夜，联军疲惫不堪，火车寸步难行。西摩尔再令工程兵抢修被拆毁的铁路。白天刚刚修好，一夜之间又被拆毁。
西摩尔心急如焚，调集二百名士兵修路，其余士兵守卫在铁路两旁。列车每天只能前进三四里路。廊坊以北，铁轨已被拆毁四五里，路中间横向挖开数条半人深的壕沟，壕沟之间堆起了小山包似的土堆，路两旁的电线杆也已被砍断。列车再也无法行进。西摩尔只好下令撤军。敌军慌乱之际，义和团民又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团民放起火炮掩护，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英勇无畏的团民爬上火车，举起大刀、长矛和敌人展开白刃战，顿时列车上下被鲜血染红。敌人的新式武器失去了作用。团民的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的惨叫声响成一片，死伤无数。
团民正在奋力拼杀之时，一支马队飞奔而来。原来是进驻京城的甘军提督马福祥派来的增援部队，配合义和团阻击敌军。他们使用斜五排快枪、小钢炮向敌军猛烈轰击。团民士气更加高涨。敌兵措手不及，乱作一团。
西摩尔指挥失灵，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被义和团围攻了三天三夜的落垡车站来电告急，留守的35名联军已死伤大半，要求火速增援。西摩尔首尾不能相顾，只得下令紧急退兵。为冲出重围，联军一面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一面抢修返回的铁道，边修边撤，直至18日晚才撤回杨村车站。半夜时分，极度疲惫的联军又遭到杨村义和团的袭击。未等到天亮，已陷入绝境的西摩尔丢下火车，率残兵败将沿北运河东岸徒步撤回天津。
此次大战，历时15天，敌军死亡62人，伤238人，大大伤了元气。惨败后的西摩尔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义和团所用若为西式枪炮，联军必将全军覆灭。”
此次“廊坊大捷”，震惊中外。
五、义和团与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
北京西什库教堂为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亦称北堂，所属教民4万余人，是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1900年6月16日傍晚，万名义和团民开始包围攻打西什库教堂。此前，樊国梁主教根据北京的形势，在与法国公使协商后，从法国公使馆调来一些水兵，从意大利公使馆借来部分水兵，勒令华人教民共同修筑工事，在西什库教堂四周筑成一道坚固的堡垒式的防御工事。教堂中驻有法国海军30名，意大利海军10名，法国教士13人，修女20人，华人教徒3200余人。旷日持久的包围，使教堂内所存粮食十分紧张。在保证教士、修女、海军士兵口粮的前提下，华人教徒先是每人每日8两口粮，后来减到2两。有的华人教徒耐不住饥饿，从教堂缺口逃出来，也曾有守堂驻军趁隙外出抢粮。守堂的法、意水兵皆持现代化武器；而义和团民仅持刀、矛，不避危险，只顾向前，片刻之间牺牲数十人，这更加激起团民义愤。在其后的时日，义和团猛攻不停，将自制的“火箭”——装满火药的陶罐，点燃火绳，抛入教堂，落地即燃；又挖地道，埋地雷，顷刻间，大堂东、西部被炸毁，洋兵多有死伤，法军军官恩利被打死。6月20日朝廷“对外宣战”，清军加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行列，将教堂团团围住，在包围圈之外，端王载漪令虎神营官兵从三面对教堂进行炮击，将教堂钟楼楼顶掀起，将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打落，北堂却始终未能攻破。
义和团团民哪里知道攻不下的真情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慈禧太后后来在“西巡”时一语道破了当时的秘密，“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日子，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
六、血染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炮台，在天津东南60公里处的海河入海口，历史上是“津门之屏”，北国海防要隘。
大沽口炮台创建于明代，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修。共建大炮台五座：南岸三座，北岸两座。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另于后墙营门建小炮台二十五座，共安放火炮60门，其中中国制造的铜炮37门，西洋铁炮23门。周围浚濠筑垣，设置木栅，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189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舰队由英海军司令贺布指挥，共有舰船21艘，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1300人，另有美国舰艇3艘，配合行动，于6月23日夜开始向大沽口炮台攻击。守炮台的清军总指挥僧格林沁，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敌舰一开火，他就下令猛烈还击。在激烈交战中，清军炮兵将联军司令贺布乘坐的指挥舰击毁，舰上40名水手只一人跳水逃脱。贺布受了重伤。13艘敌舰，有6艘失去了战斗力，有的逃跑，有的搁浅。敌军死亡超半，近700具尸体漂浮海面。清军只阵亡32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1900年6月，从天津进犯北京的八国联军，遭到义和团的打击退回天津后，陈兵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以清政府不卖力剿灭团匪为借口，集结十余艘军舰、四万余兵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镇守炮台的清军将领罗荣光，同副将韩照琦率三千名淮军、一个水雷营英勇还击。六十七岁的罗荣光炮术极佳，亲自指挥炮手击毁击伤敌舰六艘，督领爱国将士与侵略者浴血鏖战，六小时打死打伤一百三十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弹药库被炸，炮台失陷。罗荣光及两千多名爱国将士力战身亡。
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辛丑条约》，按规定拆毁大沽炮台及京师（北京）至海道有碍通行的炮台。大沽炮台始被拆毁废止，唯有南岸“海”字中炮台至今保存尚好，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重要遗址。
七、聂士成浴血奋战守天津
聂士成，生于1836年，安徽合肥人，少时家贫，年轻时投淮军，曾赴台湾参加抗法战争，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累功升至直隶提督。
1900年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陆续登岸，围攻天津，准备大举进犯北京。清廷派遣马玉昆、宋庆带领八千余人部署在天津城里，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领四千武卫前军，部署在城南八里台、机器局（今海光寺）一带，形成里应外合之势。6月22日，联军向天津发起猛攻，聂士成部在义和团的配合下，与联军展开殊死的争夺战。聂士成指挥有方，部队使用的又是洋枪洋炮，接连夺回了陈家沟、武库、马场道、八里台等十余处重要阵地。就在紫竹林久攻不下的当口，大批联军又从大沽口登陆增援，联军增至二万多人。此时聂士成却失去了后援部队。联军进行反攻，聂士成寡不敌众。他抱定为国捐躯的信念，骑着战马，高举战刀，指挥士兵与列强决战。极度疲惫的士兵抖擞精神一次次向敌人冲去。
聂士成冒着烈日酷暑，忍着饥饿，指挥士兵抢修防御工事。他的脸、肩、腰部多处负伤，血流不止，浑身衣服早被血水、汗水浸透。部下苦劝他离开阵地，他大声说：“我誓与天津共存亡！离此一步，不是男儿大丈夫！”7月11日，后续联军再次向八里台反扑，一串连珠炮击中聂士成的腹部。这位爱国将领身受七处重伤，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未离阵地半步，坐地而亡，时年65岁。三天后，天津城陷落。
五年后，清政府赐聂士成谥号“忠节”。袁世凯为聂士成修建一座“聂公祠”，亲笔题写挽联：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诚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横额——生气凛然
天津市民在聂士成阵亡的八里台立碑纪念，上刻“聂忠节公殉难处”，并建一座肃穆的碑亭。
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为纪念聂士成壮烈殉国，写下“聂将军歌”一首：
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尘沙黄。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腹腹流肠，将军威坐死不僵。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而色赭（zhě），河溯①将帅无人不爱君。
八、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1900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八），一支由日、英、美、俄、法、德、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两万余人，抢夺二百余条民船，运载70门大炮、数百挺机枪、数百箱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自天津出发，沿运河向北京大举进犯。
7月14日天津陷落后，直隶总督裕禄率军退到天津北仓一带设防，阻击联军向北京进犯。此时清军一无援兵，二无武器供给，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清政府一面紧急致信英、法、德、美诸国“排难解纷、不要用兵”，一面密令裕禄“人人用命，短兵相接，以挫敌锋”。
疯狂进犯的联军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请求，于8月5日凌晨3时，倾巢出动攻打天津北仓一线。战斗开始，双方均以猛烈的炮火相互攻击，胜负难分。几小时后，英军使用“列低炮”向清军大本营——桃花寺连续发射数枚毒气弹。毒气四散，一百米以内的人、马中毒而亡。清军及义和团死亡、溃逃超半。10时许，北仓失守。裕禄带兵撤到杨村火车站设防，紧急招募当地义和团民两千多名，准备再抗敌军。
次日凌晨，联军追至杨村，摸清了清军布防情况，向清军驻地连发数枚炮弹。清军伤亡惨重。裕禄胸部中弹，伤势严重，生命垂危。部队由副将马玉昆、宋庆指挥，护着裕禄沿运河继续后撤。
7日，清军退至距杨村30华里的蔡村，裕禄含恨而亡。清军锐气大减，急退至河西务镇。
慈禧太后惊闻前线战况，急调水师大臣李秉衡进京，命其率领武卫军及各省勤王军一万人，星夜赶往河西务接应马玉昆。李秉衡将大本营设在河西务西8华里的羊坊村，急召附近义和团3000多人，在运河两岸青纱帐内设置了五道防线，誓与联军一决雌雄。
9日，联军逼近河西务。双方刚一交火，已丧失斗志的清军便四散溃逃。留下来的兵士无心恋战，溃不成军。李秉衡只得命令后退。只有当地团民与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大运河，乱尸堵塞了河道。
李秉衡退至通州张家湾，整编残部，准备再战。但先一步退至此处的马玉昆、宋庆不予配合，李秉衡气愤郁结，当夜吞金自尽。
8月14日，联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丢下全城百姓，化装成逃难老妇，挟光绪皇帝连夜逃出北京城。15日，联军攻占北京城，千年古都陷入大劫难中。
九、联军暴行罄竹难书
八国列强攻陷天津后，大肆进行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尸骸枕藉，财物洗劫一空。一个英国军官记述说：“城门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丝绸商店、珠宝店、首饰店、当铺都是他们必到之处。日军在造币厂抢到二百多万两白银；美军从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是一座三十英尺见方的“银山”；一个沙俄军官从一家首饰店出来，胳膊上戴满了金银镯子。
在津北运河码头杨村，侵略军为报复拆毁铁路、夜袭火车站的义和团，挨门挨户搜查团民。凡认为可疑的青壮年，就将他们的辫子拴在一起，赶到村北大水塘边集体枪杀。有两个英国雇用的印度兵，闯进一户民宅，枪杀了婆婆，轮奸了儿媳，放火燃着了房子。
联军攻入通州城后，各国军队分片抢劫。日军最先进城，抢占了仓场衙门，从地下银库翻出白银185万两。附近庙里一位和尚亲眼见到日军运送白银的车子翻了，滚落一地银圆宝。俄军引爆了火药库，数百家居民房被震坍，百姓死伤无数。毛焕枢一家不堪忍受洋鬼子暴行，老少三十一口聚在一起自焚：三关庙全村妇女，为逃避凌辱和奸淫，投井自杀，一眼井中竟打捞出29具尸体。北城市民拥出北门逃跑，联军紧追不舍，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无数逃难的百姓被逼得跳进北门外的通惠河，尸骸竟将桥孔堵塞。
联军拥入北京城，统帅凯西里发出号令，可在城内公开抢劫三天，洋鬼子更加肆无忌惮，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北京城内800多个义和团坛口皆被联军烧毁。曾统领过义和团的庄亲王的府第，被联军团团围住，府内1700多人，皆被强盗放火烧死。有大群逃难的百姓被德军逼进一条死胡同，惨无人道的德军架起机枪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竟无一人逃生。据《庚子纪实》载，“北京破城后的第二天，前门内、东城、北城死尸堆山”。
披着“文明”外衣的野兽，奸淫妇女更是令人发指。不论垂髫女童，还是古稀老妪，皆不放过。他们把抢掠的数百名妇女赶到裱褙胡同，作为官妓。很多妇女被逼自杀。
日军占领户部衙署，抢得存银300万两。其他各国强盗抢得白银皆超过百万两。据统计，仅在北京城内，联军抢得白银总数在6000万两以上。八国联军还麇（qún）集在皇宫内，将大量珠宝、文物、古铜、古瓷、玉器、雕刻、仪器、书画等无价之宝抢走。天坛里直径两米的天球、四分仪、六分仪等，都是我国17世纪设计、制造的古铜仪器，被德、法军瓜分。《永乐大典》，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火烧圆明园时，被抢走了大部。此次，他们又把余下的307册抢走，还抢走珍本书46000多册。
皇宫内的大铜缸，为明代所铸，外表全部是鎏金。无耻贪婪的强盗用刺刀将鎏金刮剥殆尽。宫内一尊尊鎏金铜狮、一道道宫门的鎏金铜环，皆遭此厄运。洋人用一支庞大的骆驼队，将颐和园内收藏的历代宝物运往天津大沽口，累时达一个多月，再装船运回本国。
十、妓女救驾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德军为其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害寻求报复，屠杀北京平民最为凶残。
德皇威廉二世派瓦德西为八国联军统帅，并派两万二千五百多名士兵到中国。瓦德西为了羞辱慈禧太后，竟住进了她的中南海仪鸾殿。
此时，一代名妓赛金花正在北京“赛金花书寓”当老鸨。一日，几名外国士兵闯入书寓。赛金花用英语与其交谈。对方听不懂，又用德语交谈，方知对方是德国兵，统帅是瓦德西将军。赛金花为之一震，问明了瓦德西的住址，即着盛装前去拜访。
一名身份低下的妓女，缘何精通英语、德语？又缘何认识身居高位的瓦德西将军？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安徽黟（yī）县人，天生丽质，自小聪颖过人。1882年，随父走出大山，到苏州谋生。父亲给人当轿夫，不久因病去世。十三岁的彩云，衣食无着，被迫当了妓女。她苦学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几年后便成了当地的名妓。光绪十二年（1887年），苏州状元洪钧奉旨出使欧洲四国，原配夫人张氏不愿随行，48岁的洪钧便出重金将17岁的名妓赛金花买去做妾，充当公使夫人，并聘请老师教她学习英、德、法、俄等国语言。
不久，赛金花便以其倾城的美貌和熟练的外语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其间，赛金花荣幸地与英国女王合影，受到德国菲利特皇后的款待，并结识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红人——陆军元帅瓦德西。年轻的瓦德西对东方美人赛金花一见倾心，后交往频频。
洪钧出使欧洲四国，历时五年。回国后，安置赛金花住在苏州拙政园内。一年后，洪钧病逝。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不容这个风尘女子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将赛金花逐出府门。堂堂的公使夫人，转眼间形影相吊，一贫如洗。无奈之下，赛金花辗转到了北京，重操旧业，挂起了“赛金花书寓”的招牌。
赛金花赶往中南海仪鸾殿，拜访瓦德西，令瓦德西异常惊喜。出于正义，赛金花提出了两条请求：一是保护良善，不要妄杀百姓；二是保护故宫内文物及琉璃厂，不可重演火烧圆明园的悲剧。赛金花也答应了瓦德西的要求，与他同居数月。瓦德西遂下令，在前门大街闹市中心和文物市场的琉璃厂挂上黄牌，禁止联军入内。
逃离京城的慈禧太后，盼望尽快结束逃亡生活，希望早日与八国签订合约。当得知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派军机大臣李鸿章之子李经才与赛金花联系，请她出面斡旋，促成“和约”早日签订。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妓女救驾”之事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些人争相拜访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这些话传到慈禧耳中，使她大为光火。
1902年，瓦德西奉调回国。赛金花预感到自己在京的处境将随之变得险恶，便果断移居上海英租界内。尽管如此，清政府仍寻她一个“虐待侍婢”的罪名，趁她看戏之机，将其拘捕，发配原籍黟县。
赛金花生平充满传奇色彩，其行事众说纷纭。诗人苏曼殊在《焚剑记》中说：“彩云为状元夫人，到英国与女王同摄小影。及状元死，彩云亦零落人间。庚子之役，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办外交，琉璃厂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乱破坏，也算她做了一件好事。”1922年出版的《上海六十年话世界》载：“庚子联军之役，德法军残暴奸掠无虚日，赛金花目睹伤心，以洪夫人的名义盛装往谒瓦德西元帅，陈述民苦。瓦德西颇嘉纳，极力约束本军，更通牒于法营，让市民宁居。京师人甚感德之。赛金花出入紫禁城，与瓦德公元帅携手以行。她结发辫，着长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匹白马招摇过市，人以‘赛二爷’呼之。赛金花言诡而行秽，本不足取，然而才慧机警，一言顿解京城居民倒悬之危。至今仍有称道者。”
十一、卢沟桥事变亲历记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用心险恶。卢沟桥既是从北平南下的要冲，又是北平的咽喉。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唾手可得。
我率领的第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战斗力约一千四百多人。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当时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向士兵进行爱国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米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地修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到此情，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我阵地百米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的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我军驻守的宛平城，只因我方戒备森严，敌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的谎言，企图趁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报许处长，请他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长纷纷报告，日军潮涌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
八日晨六时许，由东驶来两辆汽车，我和宛平县长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来代表四人，双方坐地后，日方代表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昨晚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指出：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二、你方丢失一兵，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关？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民房被炸倒，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军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击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我恐发生危险，立即把守城的第九连抽出，我率领第九、第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之敌进击。经过两小时战斗，将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端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派人送信，提出两点：一、立刻将枝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否则日军重兵踏平宛平城。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予以驳斥。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又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激烈，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战车和密集队伍，又率第九、第十两个连，从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乱飞，烟雾滚滚，又以加倍兵力围攻城、桥，双方再次发生肉搏战，我铁桥东端失守。至午后一时，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即电话通知我，已调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四个连前来增援，曹营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强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我方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我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又调两个连和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日军左侧攻击，经两小时拼搏死战，才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均狂奔欢呼，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被隐匿之敌，投手榴弹炸断我的左腿，紧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由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把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想再上前线奋力杀敌，报答举国同胞的爱戴。
（全振中口述）
十二、惨烈的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是山东峄县大运河岸边的一座小镇，津浦铁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守运河的咽喉。当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决定与日军进行会战。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三路与从山东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五师团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占武汉。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十师团沿台枣支线大举进攻台儿庄，企图一举攻下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沿运河布防，固守台儿庄。汤恩伯部则让开津浦线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被吸引到台儿庄时，再潜进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部将日军包围歼灭之。
4月3日，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以40万的优势兵力，包围了进攻台儿庄的第十师团，并击退了由山东临沂增援的日军第五师团一部。
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两万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国军队正面与日军作战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即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但是台儿庄大捷只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徐州会战的前奏。在李宗仁下令追击逃窜日军的同时，日军继续增援，而且对徐州有包围之势，中国军队为了撤出徐州主力部队，在此后的43天里，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铁血争锋。在台儿庄外围发生了数次惨烈的阻击战。本文仅举两例：
禹王山阻击战 4月中旬，日军大举增兵鲁南，蒋介石命卢汉率领滇军六十军支援第五战区。21日拂晓时，部队陆续渡过运河。上午8时，第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杨宏光旅行至台儿庄以东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突然与日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卢汉立即命令该师迅速展开，抢占要点，狠狠打击日军。
4月24日，蒋介石到车辐山车站视察战况，电告卢汉：“台儿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25日夜，李宗仁命令六十军的台儿庄守军于26日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口袋形阵地的日军。战斗中，日军集中炮火狂轰东庄、火石埠六十军阵地，团长严家训在战壕巡视战况，被敌炮击中壮烈牺牲。日军接着进行夜袭，守军展开了通宵夜战。拂晓前，日军组织兵力再度冲入火石埠阵地，与中国守军展开第二次肉搏战。团长莫肇衡率众冲杀，中弹倒地，在送医院途中，他以衣蘸血书“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字后牺牲。中国守军乘敌立足未稳，又率部反攻，夺回火石埠阵地。
日军从正面突击台儿庄的阴谋不能得逞，集中兵力向禹王山扑来，抢占制高点。禹王山距台儿庄东南3公里，是大运河北岸一个面积较大的山头，与台儿庄互相呼应，位置重要。
从4月28日到5月17日，六十军守军在禹王山上与日军展开了血腥厮杀。4月30日清晨，日军再次向禹王山发起攻击，由于日军来势凶猛，禹王山第一道防线多处被突破，山顶也出人意料被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抱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把突破阵地的日军相继消灭或击退。一营三连于4月30日凌晨3时奉团长杨洪元之命，挑选几十名官兵组成敢死队，趁夜发动进攻，由于据守山头的日军据险死守很难突破，最后该连在禹王山山腰与山顶日军形成对峙。5月4日，山顶日军在其掩蔽部顶上插上了国旗，并不断向三营指挥所射击。在旅长万保帮和团长杨洪元的指挥下，调来第六团迫击炮连，隐蔽在距敌75米左右的掩体内，炮连长罗谦命炮连战士瞄准目标后，一齐开炮，数十发炮弹正落到日军掩体里，日军尸体腾空飞起。步兵乘胜攻上山头，全歼了山顶日军，消除了守卫禹王山的隐患。
日军连续几天攻不下禹王山，气急败坏。5月7日拂晓，日军调来了十几门九二炮，集中火力连续向禹王山进行炮击，中国守军掩体大部摧毁，部队大量伤亡。这时，日军步兵又大量涌上来，中国守军还来不及掩埋战友尸体，便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日军的再次冲击。经过七八天的坚守，一营三连的排长全部阵亡，286名官兵仅剩下了30余名。5月17日，第六十军主力奉命撤到了运河南岸整编，只留下了第六团在运河北岸与日军对峙，该团在禹王山坚守到5月18日才撤出阵地。
经过25天的激烈阻击战，第六十军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伤亡惨重，全军4万将士，减员损失18844人，其中牺牲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其中旅长1亡1伤，团长5亡4伤，营连排长伤亡过半。
陶墩阻击战 4月12日，就在日军卷土重来再度发起进攻的紧急时刻，在淮北固镇地区集训休整的第五十一军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后，军长于学忠率领所部，分别于4月16日、17日乘火车北上增援台儿庄，阻击日军由台儿庄向徐州的迂回包围。
4月20日上午，日军步炮兵联合3000多人，向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防地陶墩以北的底阁、杨楼猛烈攻击。陶墩距离台儿庄20公里。守军奋力抗击，激战3小时，双方死伤惨重。下午3时，日军再次发起攻势，第六八四团再一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日军正面进攻不行，又集中兵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由晃村、大庄子迂回，对陶墩形成包围之势。为解陶墩之围，第一一四师牟中珩师长决定对当面之敌展开夜袭。当晚部队分别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一夜，各部均完成了预期战斗任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1日上午10时，日军以远射程野战炮猛轰陶墩阵地，村内民房几乎全被炸坍起火。守军官兵凭借工事沉着应战，当日军进到距阵地百余米时，守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将这股日军大部歼灭。上午11时，日军又集中炮火向陶墩阵地猛烈轰击了3个小时，守军伤亡惨重，之后七八百日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扑来。第六八四团官兵，奋勇拼杀，肉搏四次。激战到下午6时，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军官伤亡过多，指挥乏人。日军终于攻入该庄，陶墩失守，第六八四团被迫退守马庄．这时，左翼阵地河湾也被日军占领，威胁距离台儿庄10公里的贾家埠。25日下午4时，敌人七八门大炮首先向贾家埠阵地轰击3个小时，而后千余日军扑来。第六八零团守军奋起迎敌，激战至晚上8时，贾家埠阵地被突破。因援军来迟，贾家埠守军大部牺牲，该阵地失陷。
于学忠得知贾家埠是他叔伯兄弟于学道团的阵地，在电话中告诉牟中珩：“你告诉他，夺不回阵地，我连他一起枪毙。”于学道率部奋力拼杀，不幸负伤。一营营长暂行代理团长，继续攻击，但是由于日军又向贾家埠增援，守军未能夺回阵地。日军占领贾家埠后，主力分别又向兰城店和邵庄进犯，邵庄失守。28日早4时，第六七九团从邵庄南侧的杨家庙突然发起攻击，其旅长扈先梅率队冲锋，激战3小时，日军开始动摇。这时，扈先梅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仍指挥战斗，后又因头部腿部中弹殉国。终因兵力不足，邵庄没有夺回。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4日，第五十一军奉命占领运河西岸，固守台儿庄车站后新闸一线。至此，中日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斗，处在对峙状态。
就这样，于学忠率领第五十一军官兵寄身锋刃，为国效命，拼死阻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4名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营以下官兵伤亡万余人。发生在台儿庄周围几次惨烈的阻击战，展示了中国军人血拼到底御敌卫国的英雄气魄，其战斗拼杀之惨烈无不令人慨叹！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为中国军队大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5月18日国民党当局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大部队全部跳出包围圈向西向南撤退，日军合围徐州、歼灭国军主力的企图失败了。
第十四章 誉满中华的名优产品
大运河两岸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优产品不胜枚举。有的称冠中华，有的名扬四海。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产品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变迁而失传。本章所收集的产品，是经数代人传承、创新、发展而保留下来的，是运河两岸名优产品九牛之一毛。透过每一种产品的诞生及发展历程，可以领略到大运河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一、通州大顺斋糖火烧
大顺斋糕点久负盛名。相传明朝末年，南京上元的回民刘大顺，随大运河粮船到北方谋生，选中通州做买卖，开了一家小吃店，取名“大顺斋”，施展祖传手艺，专做糖火烧、咸火烧。
清乾隆年间，随着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南来北往的船只不断，通州城里人口剧增，出现了酒肆林立、市井繁荣的景象。大顺斋主人趁机扩建了店铺，增了两家分店，生意很红火，在通州有了名气。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大顺斋后人又建起“大来号”油面铺，自磨面粉、芝麻酱，供自家做火烧和清真糕点，以选料精细、工艺独到、讲究卫生、童叟无欺而获得信誉。凡出入京城的达官显贵、客商、僧侣、举子，驰道上的马夫、车夫，运河上的船夫、纤夫，都争相购买。大顺斋的糖火烧被称为通州风味小吃的三绝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通州，大肆烧杀抢掠，大顺斋也遭到了厄运，米面被抢空，店铺被烧毁，后虽重建，但生意一落千丈。
民国初年，凭借“大顺斋”老字号的信誉和精湛的传统工艺，生意又兴旺起来。北京清真寺里的大阿訇，去圣地麦加朝拜，都要到大顺斋买糖火烧做干粮。
新中国成立后，大顺斋获得了新生。公私合营后建起了大顺斋糕点厂。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点名要吃大顺斋糖火烧。周恩来总理请大顺斋专做几盒糖火烧。尼赫鲁品尝后连声称赞“名不虚传”。
改革开放后，大顺斋恢复了老字号，在大运河东岸建起了八千多平方米的新厂房，添置了一百多套新设备，糖火烧增加到140多个品种，年产量2500吨。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大顺斋的芝麻火烧、五字饼、甜咸麻饼等15个品种，被指定为运动员伊斯兰餐厅专用食品，受到运动员的好评和组委会的表彰。1991年，首届通州美食小吃节，大顺斋糖火烧等十六种糕点荣获一等奖。
二、久负盛名的杨村糕干
杨柳拂堤，鱼跃水面，北运河畔的武清八孔闸景色美不胜收。这是1958年仲夏的一天，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来到这里，参观小型水力发电站。休息时，当地群众送来了本地特产——杨村糕干。周恩来总理望着雪白的糕干问道：“这糕干还是当年杜家老铺的味道吗？”说完，总理把一盘糕干端到西哈努克亲王面前，微笑着说：“请殿下尝尝武清的特产吧！”亲王和客人们都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周总理把一小块糕干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连声说：“好！好！比当年杜家老铺的还香啊！”他又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们介绍：“过去叫卖杨村糕干的声音可好听啦！”亲王来了兴致，他让翻译请个当地人学上一句听听。当时在场的是些年轻人，都摇头说学不来。亲王兴致正浓，一定要听，周总理乐了：“好吧，我来吆喝一声，你们听听够不够味？”总理清了清嗓子喊了一声：“杨村糕干——老铺的好！”声音浑厚低回，悠扬缓慢，十足的地方味。大家鼓掌称妙。亲王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向总理致谢。总理对这种地方小吃怎这么熟悉呢？
原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同窗好友诸葛二吉是杨村人，每次回家都要带回几包杨村糕干让同学品尝，还讲杨村糕干的来历……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常到校门口叫卖，尤其是晚上，“杨村糕干——老铺的好！”同学们听得很清楚。
参观结束后，周总理派人把糕干打包赠给客人，对亲王说：“过去地方百姓把糕干做贡品献给皇上，今天，我们把糕干做礼品送给亲王和王后。”亲王和王后频频合掌致谢。
杨村糕干到底有什么来历呢？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动员江南富户及平民百姓，随龙船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北迁的移民一过河北省沧县便可选个村镇定居，种田或经商。单说浙江余姚县有杜金、杜银兄弟二人，携妻小行至武清县杨村，见这里是大运河的码头，很繁华，便定居下来，重操旧业，做起了蒸发糕的小生意。兄弟、妯娌起早贪黑，碾米磨面，掺兑白糖，蒸制的发糕松甜可口，价格便宜。兄弟二人每天到街头巷尾、码头船边叫卖。人们争相购买，买卖越做越红火。
忽有一天，弟媳因孩子搅闹，往灶里多添了一把柴火，将锅烧干，发糕结了一层煳嘎巴。哥儿俩寻思卖不出去了，扔掉吧，又很可惜，便小心地将煳嘎巴揭去。不想，发糕散发出一股香味。试着卖吧，买主都说比平常做得好吃。哥儿俩从中受到启发，蒸发糕时多添一把柴火，蒸出的发糕干松香甜，人们便称“糕干”。杜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工艺，糕干的口味越来越好，加上精美的包装，很多买主将其当成礼品馈送亲友。
传至清代，杨村糕干店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办成前店后厂，起了堂号，仅杜姓就有万全堂、万胜堂、万源堂、万顺堂、万金堂等二十余家。各家又靠水旱两路将糕干销往外埠。
据《武清县志》记载，清康熙皇帝南巡，三次驻跸杨村行宫，武清县令都奉上杨村糕干。皇上曾召见了杜氏六代传人——万全堂掌柜杜馥之，称赞糕干“开胃健脾，不亚茯苓”。后便有了“茯苓糕干”之称。乾隆皇帝下江南，品尝到杨村糕干，御笔赐字：“妇孺恩品”。此后，杨村糕干成了贡品，名声远扬。
1915年，杨村糕干被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佳禾”铜质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杨村糕干行业更加兴旺，国营、集体、个体大小厂家如雨后春笋。京津两大城市中都有专卖店。改革开放以后，杨村糕干的生产又有了更大发展，工艺制作和包装进一步改进，质量进一步提高。20世纪80年代，仅天津南市食品街，就有三十余家食品店设专柜经营，畅销不衰。1987年，杨村糕干获天津市风味小吃“群星杯”奖，1990年，获天津市名优食品称号。
三、天津直沽白酒
直沽酿酒业起自元代。当年，漕船上的船工生活很苦，风险也大。“一夫有海运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殁如萍，生死如梦”。船队一到天津，船工们就到天后宫拜海神娘娘，凑在一起饮酒解乏。起初是船工自己带酒，后来就用自带的粮米，请当地人酿酒。于是，大直沽便出现了制酒作坊（烧锅）。大直沽的水清澈甘甜，酿出的酒醇香干洌，很快出了名。
明清两代，天津逐步发展为商业中心城市，酿酒作坊多达数十家。当时有名的烧锅是“三大同”和“三大丰”。“三大同”是同源永、同兴涌、同华涌；“三大丰”是永丰玉、永丰太、永丰成。各商号年酿酒都在三十万斤左右。这些厂家不仅生产白酒，还生产色酒和药酒。清代一位诗人曾赞美直沽药酒：
茵陈玫瑰五加皮，酒兴都从药性移。
还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
直沽白酒除本地销售外，主要靠商贩运往各地。民国初年，大直沽义聚永烧锅鹤立鸡群，经理刘香久聘请翻译，带上酒师及各种样酒，亲赴香港、新加坡等地，拜访当地酒业知名人士，了解市场行情，会晤新闻界人士，宣传天津直沽酒业状况，拿出样酒请各界名士品尝。这一炮打响，刘香久一时成了知名人物。他还到华侨聚集的曼谷、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去宣传，建立销售网点。大直沽白酒从此走出国门，香飘万里。
不久，刘香久又带各类样品游历美国、加拿大、英、法、德等国，获得很高赞誉。法国人称赞“玫瑰露”为“中国的白兰地”。
一位德籍华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队规定，只有校级军官在负伤后，才能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直沽白酒声誉之高可见一斑。
四、天津小吃三绝
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大麻花，被誉为天津小吃三绝。
狗不理包子 天津北大关昔日是运河的钞关，往来的船只在此纳税，成了居民稠密、商业兴盛之地。“狗不理”创始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创始人高贵友，乳名狗子，十四岁在一家包子铺学徒，日夜苦干，经常遭店主人打骂，后来赌气离开了这家包子铺，在北大关附近摆了个包子摊点。他为人实在，不论调馅、和面，还是火候，都严格掌握投料标准和操作规程，精细制作，蒸出的包子水分大，味道鲜美，肥而不腻，价钱比较便宜，很受顾客青睐。卖包子时，他在摊头放一把筷子，一大摞粗瓷碗，凡买包子的人先把钱币放在碗里，再端碗给他看。他见钱给包子，很少说话，一来二去，人们就编了句歇后语：狗子卖包子——谁也不理。传来传去就成了“狗不理”。
后来狗子的买卖越做越兴隆，摊点改成包子铺，取名“德聚号”。人们还是习惯称“狗不理”，狗子并不在乎，干脆把商号改成“狗不理”。包子的花样品种不断增多，狗不理包子在津城有了名气。
光绪年间，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为讨好慈禧太后，特意将几盒狗不理包子献给“老佛爷”。慈禧太后尝了味道鲜美的海鲜包、珍珠包、八仙包、龙凤包、鸳鸯包……高兴得连连称“好”。此后“狗不理”便名声远扬。
新中国成立后，狗不理在传统工艺基础上，继续挖掘创新，以鸡、鸭、鱼、肉、海鲜和应时蔬菜为原料，精制海鲜包、金针包、珍珠包、八仙包、龙凤包、鸳鸯包、什锦素包等一百四十多个包子品种。1980年后，先后同北京、杭州、桂林、哈尔滨、北戴河等二十多个地区联营，开设分店。在日本东京开设了狗不理包子分号，名声传到国外。
耳朵眼儿炸糕 “耳朵眼”本来不是炸糕店的字号，而是个小胡同的名字。清代有家刘姓回民经营的炸糕店“增盛成”，坐落在耳朵眼儿胡同左侧，人们觉得“增盛成”咬嘴饶舌，“耳朵眼儿”俏皮顺口，就称耳朵眼儿炸糕了。
耳朵眼儿炸糕缘何出名呢？这得从一百多年前的增盛成炸糕铺说起。增盛成掌柜刘万春，在创业之初，用料和工艺操作有独到之处，采用北河、西河产的好黏黄米，上等朱砂红小豆，煮烂搓沙去皮，选用优质红糖，掺兑少许桂花，炸糕大小均匀，薄厚适度，用生芝麻油烧炸。
炸糕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馅松软，香气醇郁。经营多年，口味如初。耳朵眼儿炸糕出了名。
新中国成立后，刘万春后人继续经营炸糕生意，保持传统工艺，声誉不减。改革开放后，炸糕制作工艺不断改进和创新，营业更加红火，深受天津人喜爱，外地顾客也慕名而至。除总店外，又在本地和外地开设多家分店，日产近两千斤。
十八街大麻花 十八街大麻花原名桂发祥大麻花，是店主人范桂林给自己麻花店起的字号，桂发祥麻花店坐落在十八街，人们索性就叫“十八街大麻花”。
创始人范桂林，人称“麻花大王”。学徒期间，勤学好钻，不拘泥传统制法，试用死面兑发面，热水烫面，糖水和面，炸出的麻花香、脆、酥、甜。后又在麻花白条中间夹一条含有桂花、糖、桃仁、青红丝、冰糖等各种小料的酥馅，麻花更加味美可口，存放于干燥处数日，仍保持酥脆。范桂林还能炸出几斤重的大麻花，里外一样酥脆，不仅是美味食品，还是绝妙的艺术品。
20世纪30年代，桂发祥始建麻花店，新中国成立后又重修店堂，扩大经营规模。1971年，“十八街大麻花”走进了广州的商品交易会，60多个国家的客商前来购买，使十八街大麻花名扬海外。
五、天津泥人张
泥人张，即天津泥人彩塑艺术创始人张长林（1826～1906年），字明山，其父以捏制和出售泥动物为业，张明山自八岁随父学艺，练就一手捏制泥制品的绝活。他敢于创新，富于想象，捏制的各种小动物活灵活现。张明山十八岁时用泥塑造了著名京剧演员余三胜的艺术形象，名声大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泥人张”。
张明山祖上，据《沽畔耕耘录》作者崔锦先生考，来自江浙地区，明代随“龙”北上。初在河北某县，不久到天津定居。捏泥人的手艺是从江南家乡带来的。
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精细工整，健康清新，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曾在巴拿马赛会上获一等奖，并在南洋各地展览会上，获奖状、奖杯二十余件。张明山还是富有爱国正义感的艺术家。1870年，他以“天津教案”为题材，塑造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群像，塑像逼真，情节动人，再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泥人张第二代张玉亭，善于捕捉那些感染或打动过他心弦的瞬间，塑造出有声有色的艺术形象，其典型作品是《钟馗嫁妹》。内有二十九个人物，钟馗妹妹坐一车中，一鬼拉车，一鬼推车，前面是一支二十多人的仪仗队，其中有鸣锣开道的差役，扛“回避”“肃静”牌的文官，手舞棍棒驱赶行人的武夫，其后还有提灯引路和肩挑什物的杂役。钟馗稳坐骏马护送其后。造型生动逼真，惟妙惟肖。著名画家徐悲鸿对泥人张的作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传神之微妙在雕塑作品中不多也。”
六、驰名中外的杨柳青年画
年画是从苏州桃花坞经大运河传到杨柳青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明代弘治年间，大名鼎鼎的苏州才子唐寅曾在桃花坞营建桃花庵，参与乡亲制作木版画，使木版画艺术得以提高，广为传播。
明朝末年，木版画传到杨柳青。随运粮船到北方做买卖的桃花坞人，见杨柳青是运河的水陆码头，人烟稠密，风景如画，盛产枣梨、芦苇。枣木、梨木是做木版的主要原料，芦苇可做画纸。他们就定居下来，屯田种庄稼，农闲时做木版画出售，以补贴家用。当时印刷的颜料和精细的纸张都要经大运河到苏州和扬州购买。木版画的内容很简单，多是各行各业供奉的祖师像和春节贴的门神、灶王、天地祃子等，线条简单，色彩却很鲜艳，很受当地百姓喜爱。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生产杨柳青木版画的人家越来越多，出现了常年生产的专业户。杨柳青镇上建起了版画作坊。一些大作坊雇人绘画、雕刻、印刷、销售。杨柳青镇最早出名的大户有戴、齐、杨三家。
清康熙、乾隆年间，杨柳青年画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技艺提高，内容更加丰富，形成了画面构图丰满、雕刻笔法匀整、色彩鲜丽的特点。戴家第六代传人戴莲增画样最多，业务量最大，雇员200多人，一年出两千多套产品，每套为500张。每到秋后，经水路向五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蓟运河）各码头批发销售，基本占领了京津两地的市场。
乾隆五十五年，京剧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杨柳青年画画面上随之出现了勾画精美的京剧脸谱，以及表现戏剧内容的“白娘子与小青”“回荆州”“黛玉葬花”“武松打虎”等等。全镇出现百余家画店和作坊，从业人员过三千人，出现了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盛况。不久，以戴莲增为首的几家作画大户闯入北京市场，正式挂出“戴莲增画店”“齐健隆画店”招牌。每年一进腊月，杨柳青年画就集中在北京闹市区——崇文门至正阳门一带，摆摊销售。观看和买年画的人拥挤不堪。《燕京岁时记》记载，“每年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春明采风志》载，“京城画棚，版画出自杨柳青，属天津，印版设色，俗呼‘卫抹子’。画中多有趣者，如渔家乐、乡村景、庆丰年……皆是也。”京城妇女喜欢各种娃娃画，卖画人编了顺口溜：
大胖小，胖墩墩，大眼睛，红嘴唇，
不吃饭来不喝茶，红小辫，头上扎，
不叫爸也不叫妈，您快买张哄哄吧。
杨柳青年画受到宫廷、王府、寺院的欢迎。门神一类供不应求。戴莲增等画店制作的4尺×6尺和3尺×5尺的门神画，每平方尺价银一两，每对门神画需三十至五十两。画面非常讲究，堆金撒粉，色泽艳丽，在京津一带声誉极高。画主也因此赚了大钱。
杨柳青年画工艺不断提高，题材不断创新，三百余年畅销不衰。童话题材的有《小猴抢草帽》《老鼠娶媳妇》《螃蟹咬小雀》。还有喻义深刻的教子年画：在一道芭蕉短篱上，立一只公鸡，引颈长鸣，此画题名《教子成名（鸣）》；一只母鸡和五只小鸡在树下啄食，题名为《教五子》。有的题材反映了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心声，如《火烧望海楼》《太平天国英雄会》《义和团》等。
杨柳青年画在国外的影响也很大。据统计，日本、俄罗斯、英、法、美、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博物馆中，均藏有杨柳青年画。其中不乏其侵占天津、北京时掠夺的精品。日本奈良市和文华馆于1972年编印的《中国明清时代之版画》中，登载一幅戴莲增画店印刷的《种种得魁》，是罕见的蔬菜题材的中堂画。俄罗斯人罗文斯基出版的《中国民间画》中，大部分是齐健隆、戴莲增年画作坊的作品，如《黄金台》《桑园寄子》《昭君和番》《杨二舍化缘》《红楼梦》《荆轲刺秦王》等。1987年，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与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定，由王树村、刘玉山和苏联的李福清（译名）合编《苏联藏中国珍本年画集》，选图二百幅，大多是杨柳青清代年画作坊之精品。
七、中国三大名醋之一——独流老醋
独流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畔，天津静海县境内。大运河、子牙河在此合为一流，故名独流。宋代设独流东寨，明代为独流镇，历史上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
独流素有“醋乡”之称，所产的独流老醋与著名的山西清凉陈醋、江苏镇江香醋，并称中国三大名醋。独流老醋有其独特的风味。它采用传统的工艺和配方，精选优质黍子、高粱米、豌豆、麸子、红糖等做原料，经过蒸料、糖化、发酵等工艺，制成一般老醋，再将原料酒化制成醋醅，经三伏天翻晒，制成有特殊香味的精醋，称“三伏老醋”。此醋清澈透明，呈琥珀色，具有酱香浓郁、入口软绵、酸而回甜、香而不绝的特点。
据传，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乘龙舟经大运河南巡，行至独流码头，闻到阵阵醋香，船停靠岸，县令说明缘由，奉上独流老醋，皇上品尝后龙颜大悦，封为贡品。独流老醋销路甚广，行销内地的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河南、江西等省市，还远销港澳地区，享誉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清末民初，独流镇有大小醋厂（酱园）十三家，年酿醋五六十万斤。有名的厂家有老三立、福盛华、永聚、意成信、诚庆永、新富兴等。“老三立酱园”名望最高，销路最广，年产醋二十余万斤，占全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08年、1909年，老三立的独流老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佳禾”银质奖。192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独流镇时，应邀到老三立醋厂巡视，亲笔题写了“老三立”匾额，进一步提高了独流老醋的声誉。
八、沧州金丝小枣
中国是枣的故乡。栽培枣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民也”“燕国有鱼盐枣栗之饶”（摘自《战国策》）。
辽金时期，河北、山东大片土地沙碱化，不长庄稼，唯长喜干旱抗盐碱的枣树。辽代，朝廷规定每人栽种一棵枣树。金代规定每人栽种十棵。北方出现了大片枣林，不少村名就叫“枣林庄”。
沧州一带大规模栽种枣树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河间府志》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工部严令多种枣桑，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违者发配云南充军。
沧州小枣首推纪晓岚的家乡——献县崔尔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中写道：“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他在家乡时就喜欢吃枣，小枣鲜吃，甜脆如蜜，晒干食之，皮皱肉软，用手掰开，可拉出缕缕金丝，故称“金丝小枣”。
据说纪晓岚任内阁大学士后，经常吃家乡的金丝小枣，边吃边说：“一日食三枣，长生永不老。”纪晓岚深谙金丝小枣的滋补作用。《神农本草经》把小枣列为药中上品：“安神养脾，助十二经，补元气，久服健身延年。”
纪晓岚满怀乡情，记载了乾隆年间，家乡的金丝小枣往北漕运到京师，往南漕运至江南之事，搜集了一些枣树管理常识：枣未熟时最怕大雾，雾水能使未成熟的枣变得皮皱肉薄。每当大雾初起时，在上风头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他还饶有兴味地记下了在家乡亲眼见到的一件趣事：
一天午后，五六个妇女在田间挑菜，天气炎热，她们到一棵大枣树下歇息乘凉。枣树杈上坐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摘红枣往地上扔，几个妇女争抢着拾起来吃。男孩急喊：“我喜欢周二姐长得美，摘枣给她吃，别人不要抢！”几个妇女气得把枣扔在地上，周二姐一边咒骂男孩，一边用枣击之，男孩嬉笑着在树杈间跳跃。
纪晓岚写了几首赞美家乡金丝小枣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八月剥枣时①，檐瓦晒红皱②。
持此奉嘉宾，为物苦不厚③。
岂知备贽谒④，兼可登笾豆⑤。
桂子⑥不可食，馨香徒满袖。
据史料记载，公元1世纪，中国红枣沿丝绸之路传到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地区，8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被引栽到美洲。如今全世界枣树品种达500余种，其中沧州金丝小枣风味独特，品质最优，中外驰名。
如今沧州市枣林已达280多万亩，有300多个红枣品种。纪晓岚故里，枣业更胜当年，方圆数百里，枣林相连，建起了“中国沧州红枣批发市场”。每到秋熟时节，株株枣树，宛如翠羽织成的大伞，缀满红光闪闪的玛瑙。倘若纪晓岚在天有灵，定会吟诗助兴。
九、临清贡砖
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曾在山东临清境内与大运河交汇，经多年反复淤积，形成了深厚的优质土资源。当地百姓称“莲花土”。此土红、白、黄相间，质地细密，颗粒匀称，黏中带沙，烧制出的砖坚硬度高，多为修筑北京皇城、皇宫选用。南京的城墙、曲阜的孔庙，经朝廷批准，也采用了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与实地考察，明清两代共有官窑192座，每座两个窑，共384个窑。为取水、用土方便，砖窑大都建在大运河岸边，绵延70多华里。
临清烧制的贡砖有不同的规格：城砖、贡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脊吻砖、刻花砖等。制砖的工序是：碎土、澄泥、熟泥、制坯、晾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当年烧窑全用柴草。一窑砖需烧半个月，洇半个月，一个月才能出窑。
烧出的砖称贡砖，由皇宫派大臣验收。每块城砖50斤，其他砖重量不等，最重的七八十斤。颜色为豆青色，敲之有金属之声。凡验收合格的砖要用黄表纸包裹，运到运河码头，搭船运到北京。朝廷规定，凡北上的船只，官船搭运40块，民船搭运20块，运到京津间北运河岸边的砖料厂（今武清区砖厂村）和通州张家湾的皇砖厂，储存起来或转运进京。据《临清直隶州志》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临清窑岁征城砖百万块。
明清两代对临清官窑管理十分重视，明朝廷派工部侍郎一员常驻临清。清朝廷则在临清设立专门派出机构——工部营缮分司。
临清砖窑如今已成为历史陈迹，用临清砖建筑起来的北京城、南京城、八达岭长城、皇陵、孔庙，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十、淮阴白鱼与淮安茶馓
白鱼，又名鲦（tiáo）鱼，体小呈条状，侧扁，色白，一般活动在水的上层，游速快，喜翻腾跳跃，俗称浪里白条。《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之一的张顺，绰号即“浪里白条”，可想其水性之好。唐宋以后，江淮白鱼作为贡品送往京师已成定律。苏东坡久知淮阴白鱼之名贵，一次，乘船沿大运河经淮阴，刚到洪泽湖边，就急切地问船工：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随之吟小诗一首：
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
殷勤买酒谢船师，千里劳君勤转橹。
意思是犒劳船师，使其用力摇橹，快些到淮阴品尝白鱼。
南宋诗人杨万里对吃白鱼更有一番考究，在他的诗中写道：
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
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
醉卧糟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
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三尺围。
淮白、银刀都指白鱼。诗人吃白鱼讲究季节、烹制方法，甚至要庖厨少用佐料。
淮安茶馓（sǎn）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是淮安特产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茶馓，有人称为“细环饼”。苏轼曾咏诗道：
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嫩黄深。
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茶馓已成为人们喜爱的食品。
淮安茶馓的出名始于清代咸丰年间。当时淮安城内有个姓岳的人家专做茶馓，造型美观奇妙，配料精细。做出的馓子细如线，黄如金，环环入扣，丝丝相连。吃到嘴里，香、脆、酥、甜，略带咸味，在当地很有名气。1930年，淮安茶馓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奖牌。
如今的淮安茶馓以鼓楼食品厂生产的最有名。其制法得到岳家后人的真传，用现代工艺不断加以改进创新。其造型有梳状、菊花状、宝塔状等等。人们携带淮安茶馓馈赠亲友。孕妇生产期间，都把茶馓、红糖等作为必备的滋补品，这在淮安已成一种风俗。
十一、扬州的迷人香粉
1845年，上海被英国强迫划出第一块租界地后，各国列强趁机争划租界地。随之大批外国金融家、冒险家、淘金者纷纷闯入上海，建立洋行，倾销本国的商品，掠夺中国的资源。国内知名商家也不失时机地来到上海，与洋人争夺市场。大运河畔的扬州、苏州生产香粉、胭脂、桂花油的商家，捷足先登抢占了上海化妆品市场。有名的商家是扬州的戴春林、苏州的月中桂。最盛时期，上海有十一家戴春林、三家月中桂。
戴春林是扬州历史上售香粉的第一家。他家的香粉含天然珍珠粉，相当名贵。据史料记载，清康熙皇帝南巡至扬州，太监对戴春林香粉十分赏识，恭请圣上将一批香粉作为“贡品”带进宫中，受到皇太后、太后、嫔妃及宫娥彩女的喜爱。
继戴春林之后，“薛天锡香粉店”异军突起，生产的香粉质量上乘，可与戴春林媲美，并经大运河水路打入京城市场，谓之“京货”，十分畅销。道光末年，扬州第三香粉大家谢馥春后来居上。谢家的香粉盒呈鸭蛋形，俗称鸭蛋粉，只供皇宫及王公大臣的家眷，又称官粉。戴春林、薛天锡、谢馥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后，扬州香粉业发展到五十多家。
他们发家有共同经验：其一是抢占市场。占领繁华的运河码头，在码头上再抢占繁华市街、黄金地段。其二是求质量，出特色，创名牌。当年人们已认可“苏州胭脂扬州粉”。戴、薛、谢三家努力提高香粉质量。谢家掌柜经营过中草药，巧妙地将香粉与医药结合，制出既有花香又有保健作用的香粉。在包装上也大胆改进，上等香粉用缎面绒里的锦盒包装。盒子有圆形、方形、海棠形，盒面刻有龙凤图案，庄重典雅，美观大方。还用刚刚传入中国的香精代替了鲜花熏染、冰麝定香的老式工艺。这些改革使谢馥春名声突起，超过了戴、薛两家。其三是不断增加花色品种，开辟更大市场。不单经营香粉，还经营头油、棒香、香件等，如香囊、香袋、香珠、香串、香板、香镯、香戒、香牌、香佩等。其四，各类产品分档次销售。锦盒、锡盒香粉价格昂贵，一般卖给富人，获利高。普通盒装香粉售给平民百姓，获利低。
清末民初，戴、薛两家衰落，谢家生意红火，日进斗金，成了扬州香粉业一枝独秀的霸主。
十二、瓜洲锚链
自古至今，水上行船，必用锚链。大运河沿线的城镇，打造锚链的铁匠店铺数不胜数。瓜州锚链名气最盛。
瓜洲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相汇之处的古老渡口，运河、长江的船只在这里聚集，是个繁华的江河大码头。数十家铁匠铺在此打造锚链，很有市场。除供漕船、民船所需，长江水师营也到瓜洲购买锚链，外国商船也慕名前来购置定做。
瓜洲锚链由齿、挺、巴铁、卵子、环五个部件组成，风格独特，技术精湛，以“齿挺相称、八方对线、立卧平稳、美观耐用”而著称。若用手抓住挺末的铁环，不管哪两只锚齿落地，都是四平八稳。若用绳链系扣在环上向前拖，锚齿直往地下钻，牢牢钉在原地，绝不会向前挪动半步，如同生根一般，有“脚下栽锚”之誉。
瓜洲铁锚的品种有江锚、淮锚、半江半淮锚、泥锚、海军锚、猪耳朵锚六种。半江半淮锚大的有四米多长，重一吨左右，小的只有一尺多长，重约七八斤。各种铁锚的用途也不一样，视船只大小、水的深浅、风浪急缓、河床土质软硬而异。猪耳朵锚用于轮船；海军锚用于军舰；泥锚（也称独齿锚）用于民船临时停泊；淮锚（也称淮爪子、三步锚、倒锚）短而粗，用于全速航行的船队忽遇风浪无法靠岸抛下救急；半江半淮锚（亦称口锚、头锚、一步锚）挺长齿短，用途广泛：抗风、顶浪、倒位、定位、停泊均宜，遇有险情，抛链下锚，船立平稳，有“当家锚、定心锚、安全锚”之称。
铁链是铁锚的附属件，品种有响链、核桃链两种，从原料到成品需经过下料、拉弯、接头、煮火、拉镑五道工序。规格从一分半至一寸半，粗细悬殊较大，长短各有不同。瓜州铁链的特点是崩不断，绞不乱，拉力强，用途广，是国防、交通、运输、工业、电力等行业安全、起重必不可少的配套设备。
昔日，瓜洲商会巷斜对面以及紧靠火神庙二摆渡的一块空地，曾是瓜洲雄、丁两家铁匠铺放置铁锚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人仍习惯称这里“锚场”。
十三、美妙绝伦的锡绣、苏绣
我国刺绣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周天子穿的冕服，上面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十二纹章，是用画或绣的方法制成的。这是最早的刺绣。秦汉以后，刺绣工艺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达到较高水平。花卉、鸟兽、山水、人物均可成绣。著名诗人杜甫在《小至》中云：“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飞灰。”元代，刺绣工艺衰落，明清复兴。
锡绣是指无锡民间刺绣。无锡地处大运河畔，太湖之滨。民间刺绣工艺同杭州、苏州一样，自古有之。清代，地方名人办起绣工传习会，形成年轻女子争相学习刺绣之风。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无锡刺绣的拔尖女子——李佩黻、李韵和妯娌二人，应乡民恳请，首次办起“锡山绣工传习会”，入会女子达一百余人。此后无锡几所女校增设刺绣课。民国元年（1912年），无锡志成女校以刺绣课为主，兼学国文、算术、修身等课。教习刺绣的老师陈少云，号召年轻女子冲破封建礼教到学校来学习，学成后，即承接加工绣品业务。
刺绣用的工具叫绷架，刺绣图案画于织物之上，刺绣的针法有挑针绣、顺色绣、列针绣、插针绣等。其品种有中堂、对联、绣花衣裙、帐幔、枕套和一些精巧玲珑的工艺品。刺绣师陈少云擅长绣花鸟、人物头像等，曾应民国政府特请，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美国总统威尔逊刺绣头像，绣品惟妙惟肖，得到很高的评价。陈少云的其他绣品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获金奖和银奖。锡绣从此名扬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云的侄女陈瑾将姑母十六件刺绣精品献给人民政府。
苏绣，是汉族四大名绣之一，产于苏州一带，以绣工精细、针法活泼、图案秀丽、色彩雅洁而著称。
相传三国时孙权的夫人擅长刺绣，能在帛上绣出五岳、河海，被誉为“针绝”。苏绣由此而兴盛。据考证，苏绣在五代和北宋年间即有很高水平。后吸收上海“顾绣”①和西洋画的长处，创造出光线明暗强烈、富有立体感风格的新产品。清末书法家畲觉的夫人沈寿，所绣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半身像，曾获万国博览会最佳奖。
新中国成立后，无锡、苏州成立了刺绣研究所，广泛搜集资料，培训绣工，使刺绣工艺推陈出新。双面绣猫是其珍品。在薄如蝉翼的尼龙绱上，各种姿态的小猫，毛丝浓密厚实，眼神逼真，活泼可爱。绣猫最重要的部位是眼、耳、鼻、嘴、须、眉，尤其是眼，艺人根据瞳孔部位受光的不同色彩，选用20多种丝线，反复镶色，使之富有水晶体的质感。刺绣精品多次在国外展出，被誉为“东方明珠”。
十四、苏杭折扇
扇子是民间一种引风逐暑的日常用具，远古，人们随手摘取植物叶子或猎取禽类羽毛，进行简单的加工，用以障日引风，称“障日”。相传舜帝时的“五明扇”为掌扇的雏形。后多用羽毛或竹苇编制，其形似鹊翅或门扇，呈长方形，称掌扇，作为贵族和帝王的仪仗。至汉代已有用绫绢等做面料的素白“团扇”，魏晋时盛行在扇面上绘画、写字，出现了缚笔、织扇等行业。折扇起于唐宋，盛于明代，使用收藏方便，渐为广大庶民所喜用。清代社会上广泛流传。
苏州折扇以檀香扇最著名。制作檀香扇要经过锯片、组装、锼拉、裱糊、绘画等十几道工序。尤以拉花、烫花、绘画、雕刻等装饰工艺见长。拉花即在扇骨上拉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使扇面玲珑剔透，轻盈如纱。烫花又称烙画，用特制的火笔在扇骨上描绘出深浅浓淡的图画。雕刻，即在两边的大骨上雕刻人物、山水、花鸟等。绘画，即在扇面上绘画仙女、山水等，色彩艳而不俗，富丽大方，有的则在泥金扇面上重彩工笔绘画，益显华美富丽。
杭州折扇同杭州丝绸、茶叶齐名，被称为“杭州三绝”。其中黑纸扇尤负盛名，其制作有八十多道工序。扇骨除采用细匀的冬竹竹筋做原料外，还常以象牙、檀香木、乌木、梅竹、湘妃竹、水磨竹等名贵材料制成。两边的两根大扇骨俗称大柄，或烫花或镂刻或镶嵌银丝象牙，精巧别致。据实验，杭州黑纸扇在日光下暴晒十四个小时，或在水中浸泡二十四小时均不翘、不裂、不变形。扇面以浙江于潜县特产的纯桑皮纸制成，纤维长、拉力强、质地细密、百折不损，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
在扇面上题写名人字画，增添了苏杭折扇的文化品位，提高了珍藏价值。郑板桥曾在一把精致的折扇上题写“富于笔墨穷于命，志在须眉壮在心”，让持扇者在乘凉的同时，欣赏到书法艺术，感受到锲而不舍、催人奋进的力量。
杭州王星记扇庄特制的“唐诗万字扇”，为全棕黑纸扇，用金粉书写的唐诗三百首，达一万一千余字。蝇头小楷，点画分明，望去如群星密布，金光闪闪。该扇驰名中外，在美国诺克斯威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广受客商青睐。
十五、杭州张小泉剪刀
传说唐代美女杨贵妃专用山西并州（今太原）生产的剪刀剪头发，言其剪刀快。诗人杜甫曾有诗云：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可见当年并州剪刀盛极一时。
明清时期，并州剪刀衰败，后起之秀是杭州张小泉的剪刀。张小泉原籍安徽黟县，明朝末年为避战乱逃荒到杭州，施展了祖传做剪刀的手艺。他制作的剪刀钢口硬、剪刃锋利，口缝平直，锁钉合眼恰到好处，很受用户喜爱。相传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1757年），在杭州微服私访。一天，在吴山脚下一家剪刀店避雨，见墙壁上挂一块匾，上书“张小泉剪刀”五个大字。乾隆便叫掌柜拿出一把剪刀剪布试看。那掌柜把布叠到二十层，只见刀锋一闪，“刷”的一声，布条齐刷刷剪下，未见一缕布丝。乾隆不禁喊出：“好剪刀！”吩咐随行官员将柜台上的剪刀统统买下，打包带回京城，遂降一道圣旨：张小泉剪刀宫廷御用。从此，张小泉剪刀畅销大江南北。
1910年，张小泉剪刀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荣获银质奖章。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又荣获金奖。时人有诗赞道：“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把张小泉的剪刀与美丽的西湖相提并论。
新中国成立后，张小泉的传人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增加了鞋剪、袋剪、裁剪、猪毛剪、羊毛剪及园林用的桑剪、轧草剪等新的品种，年产已达四千万把。不仅国内畅销，还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戏剧家、诗人田汉曾为张小泉剪刀题诗一首：
快似风走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
裁剪江山如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
改革开放后，杭州成立张小泉集团公司，建有剪刀博物馆，展出剪刀精品一千五百余种。
十六、名茶龙井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据说最早发现茶的是原始农业之父——神农氏。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说。西汉是中国茶叶的起步时期，汉武帝的侍者由广东出海至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南部，所携带的礼物中就有茶叶。世界茶饮皆源于中国。
中国茶叶的名字，一般以产地命名。著名的有杭州龙井、黄山毛峰、江苏碧螺春、六安瓜片茶、四川蒙顶茶、福建乌龙茶等。
杭州龙井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茶中珍品。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而著称。制成的茶叶，扁平挺秀，光滑匀齐，翠绿略黄，气味清郁，冲泡之后芽叶直立，清冽异常。据科学分析，龙井茶所含氨基酸、儿茶酸、叶绿素、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比其他茶叶多，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因此有“天下名茶数龙井，龙井上品在狮峰”之说。龙井茶原分“狮、龙、云、虎、梅”五个品种，现归为“狮峰龙井”“梅坞龙井”“西湖龙井”三个品级。其中狮峰龙井最为珍贵。
据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先后六次到杭州天竺、龙井和云栖等地，观看茶农采制龙井茶，品尝后赞不绝口。一次，他把顺手采摘的鲜叶夹在书本内，回宫后取出，已压成扁形，但茗香四溢。后降旨龙井茶为贡茶。据此传说，现今扁平光滑的龙井茶外形还应归功于乾隆皇帝呢。一次，他冒雨观看狮子峰胡公庙前的茶树，将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
龙井茶叶产于杭州西湖西南的狮峰、龙井、五云山和虎跑山。龙井茶区山清水秀，流泉淙淙，为茶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龙井茶采摘十分严格，春天是采制的黄金季节。清明前采摘的最佳，称“明前茶”。一公斤茶有六千至八千棵嫩芽。清明后到谷雨前采摘的茶称“雨前茶”。特级龙井茶都是手工炒制，技艺十分讲究，鲜嫩的茶叶，要在80℃的温度下加工，既要保持茶叶的颜色和香味，又要使每片茶叶都具有“直、平、扁、光”的特点。龙井茶之珍贵不只在于味美，还在于制作功夫的非凡。
第十五章 会馆文化积淀深
据史书记载，会馆出现于汉代，盛行于明清，是商业资本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大运河的畅通，促使中国经济长足发展，沿河城镇商埠旅居很多外省商人。为了维护同乡的利益和地位，便于加强联系，举行敬神拜祖、聚餐演戏等民俗活动，他们自愿捐资兴建聚会的场所，即会馆。各地会馆建筑相当豪华，风格各有特色，既显示出富商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各地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一、北京的江西会馆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国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各地的商贾争相到京经商，建立会馆。
清朝末年，北京南城一带会馆林立，省有会馆，府有郡馆，县有同乡会。据统计，北京共有大小会馆三百九十二处。
萧公堂是北京会馆中最早建起的，坐落在北京中城、南城的分界处，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由江西商人捐银所建，亦称萧公祠、洪都乡祠。萧公祠敬的是鄱阳湖神——顺天王。崇祯十二年，南昌瓷业商人萧炳到北京经商，把在景德镇定造的一副净水碗，供奉于萧公祠，祈福表敬。此碗白地青花，周围绘有山水人物，并有题字五行。其文为：
大明国江南道南昌府南昌县信士商人萧炳，喜助净水碗一副，供奉萧公顺天王御前。崇祯十二年仲秋月吉立。
明朝，城市经济发展，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宋、元以来，景德镇瓷器已行销国内外。明代，景德镇除了为宫廷烧造官窑产品，主要是大量烧造民间
用瓷，并出口外销亚非各地。当时，景德镇是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之地。
萧炳及江西同行到北京做瓷器生意，进京后都到萧公祠拜神求福，住在南城崇文门外一带。自明代初年起，崇文门外形成了一处瓷器交易中心——瓷器口大街。此处瓷器零售批发，瓷器商人转运贩卖，达辽东、蒙古各地。
其间，萧公祠附近又建了多处房屋、院落，为江西商人居住。萧公祠遂成了江西商人的会馆。每逢年节，每月朔望，同乡们欢聚一堂，祭神祈祖，聚餐演戏，敦亲睦谊，相互帮扶，虽身居异地，却宛若乡邻。
二、天津的广东会馆
天津最早的会馆是浙江乡祠，在城内户部街。清同治年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又建安徽会馆。李鸿章是安徽人，为显示安徽人在天津的实力，会馆建得富丽堂皇，周围街道都以会馆命名。至今还有“安徽会馆后街”等名。除安徽会馆，还有云贵会馆、中州会馆、山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天津广东会馆是天津地区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会馆，建成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坐落在鼓楼南大街，占地二十亩，这里原是长芦盐运使署的旧址。清末，在天津经商的粤、闽、潮三地同乡商人，已在天津针市大街合建一所闽粤会馆。广东接近香港，洋行贸易繁盛，粤帮买办声名鹊起。粤籍洋务官僚在天津位居显要，想另立门户以显其势。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各捐白银数千两，同乡继起响应，亦踊跃捐款，不到一月就集银十万余两。次年，购地兴建，所需砖瓦木料多自广东海上运来，由梁炎清的怡和洋行承运，以半价收费以为助之。
会馆建筑为四合院格局，气势宏大，设计精美，既富有北方建筑特色，又有南国地方风情。其规模为天津各省会馆之冠。会馆由门厅、大殿、配殿、戏楼、跨院和套房组成。房屋一百二十五间，木石结构，以装饰精美著称。戏楼的舞台吊顶作“鸡笼式”，藻顶由百条异形斗拱接榫堆栈而成。戏台正中镶嵌大幅“天官赐福”镂空木雕，圆心内“天官”“仙童”立于祥云之上，“群猴”戏于松柏灵芝之间；四角是口衔仙桃的“蝙蝠”浮雕。戏楼群板和包厢的隔扇门窗亦雕刻着狮子滚绣球、凤穿牡丹、松鼠葡萄等图案，人物、花卉栩栩如生，堪称艺术精品。
后又在会馆余地附设同乡疗养院一所，附建住房三百间出租。会务由同乡会选出董事负责，每年改选一次。历任董事长有冯商盘、梁炎卿、陈祝龄、杨仲绰等人。
广东会馆，除同乡商贾定期聚会议事、交流商业信息外，还组织多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1912年2月，在此举行庆祝民国成立大会；3月，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在此成立“国民募捐联合会”并发出倡议；1924年8月，召开六千人参加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天津大会；9月，举行欢迎黄克强、陈其美、宋教仁大会。“双十节”、春节，约请名伶演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献艺。
三、聊城的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畔。明清两代，聊城运河两岸曾是各省会馆聚集之处，山陕会馆、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武林会馆等均建于此。
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两省在聊城的客商建造的。当年，两省客商在聊城多经营钱庄、旅店、药铺、染坊、杂货、书店、笔庄等多种行业。每至岁末，客商就聚集会馆供奉有信有义的关公（关羽），并拜祀火神、财神，祈求神的庇护，后便饮酒看戏。
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历经四年，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其后，逐年动工扩建，至嘉庆十四年，方具现在的规模。这是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供山陕同乡商人“祀神明而联桑梓”之用。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总面积为3311平方米。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飨亭、南中北三殿、游廊、春秋阁、望楼等一百六十余间。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每间辟门，门旁衔以刻工精细的雕花石柱，门上，如意斗拱托着金碧辉煌的琉璃瓦顶，六层如意雕昂层层排列，显示了清代精工细作、装饰性强的建筑风格。门上正中有“山陕会馆”四个遒劲大字，正门两侧门柱上刻有木质楹联一副：
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
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
一副对联，表现了山陕商人对关羽的推崇。
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建筑，东面门上有“岑楼凝霞”四个大字。门两侧又有两米高的大幅线雕石版画，左为松鹤，右为梅鹿。戏楼正面为三间台口，顶部向东北东南各伸出两个挑角，向西北、西南各伸出三个挑角，成十翼角，比作凤凰展翅，俊鸟争飞。
戏楼两侧有南北对称的夹楼，为二层三间单檐建筑，夹楼外侧又有南北对称的钟鼓楼，为单间二层歇山十字脊式建筑。戏楼正对面为飨亭，与南北两侧对称。面阔五间接看楼，围成了一个四合院落。院中置放两尊高3.25米的石狮。
在这处古建筑群里，保留历次重修会馆所立大小碑刻十九幢，石雕方形檐柱三十根，浮雕、透雕的精密额枋四十二方，作为柱础的石雕狮子、大象、麒麟等十二座。照壁折壁上的人物、花草、山水等石刻画十二幅，主要建筑的一百一十六个柱础，都刻有各种花、鸟、兽等装饰。另有木柱上刻的楹联两副，石柱上刻的楹联十副。整个会馆的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都有较高的鉴赏价值。
馆内许多石碑都载有捐银商号及捐银数目。戏楼与夹楼内壁还记有来此演出的戏班名称及上百个剧目，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地方戏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988年，国务院公布山陕会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济宁的浙江会馆
济宁的浙江会馆是浙江省驻济宁同乡会所建。建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同乡会会员大都是经营毛竹、绸缎、茶叶、稻米、桐油、杂货（包括糖、纸、柑橘、明矾、干果、扇伞、凉席等）、钟表行业的商人。
会馆坐落运河南岸，南关纸坊街东首路北，占地面积七千多平方米。江南建筑风格的大门三间，采用砖砌牌楼式，飞檐翘角，檐下砖雕的人物故事，生动逼真。门楣正中嵌石匾一方，上刻“浙江会馆”四个大字。大门外侧分列大型石狮和石基座各一对，雕工精细。门两侧水磨青砖砌筑的院墙上嵌装着动物、花草图案的砖雕，一座大型砖雕照壁建在路南，与大门隔街相对，很有气势。
会馆的建筑格局分三部分，即正院和东西跨院，相互间有护墙隔开，有角门相通。
正院甬道两旁，各建鼓吹亭一座，节日祀神在此奏乐，向北是舞楼（戏楼），又名万年台，坐南朝北，高约8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盖筒瓦，彩绘梁檩，华美富丽。每当节日祀神，请戏班来此演唱。附近居民争相观看。
北面正中建硬山式关帝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上盖筒瓦龙吻。殿前有卷棚，四抹隔扇门。殿内彩塑关羽坐像及关平、周仓立像。大殿后壁正中高悬金色牌匾，墨书“义烈千秋”四个大字，是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书写。
大殿两厢东西配厅各五间，进深三间，宽敞明亮，平时同乡商人在此议事，节日饮宴。东配厅后面是东跨院，北面瓦房两间，寄放灵柩之用。西配厅后面的西跨院较大，北面有瓦房两排各三间，供管理人员居住和招待路过济宁的浙江籍客商，院内可临时存放货物。每逢江南货船来到济宁，会馆内外商贾云集，热闹非常。农历七月十五佛教盂兰盆会，按浙江习俗祭祀“河神”，“超度亡灵”，会馆请和尚诵经，夜晚在运河岸边燃放七彩河灯，两岸观者如堵。
浙江商贾重信守义，崇拜关羽。自明清至民国初期四百年间，经营商贸规模大，来往人员多，物货流通广泛，在济宁及附近州县影响很大。
第十六章 运河情深育名人
古老的大运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数代华夏儿女。运河两岸的城乡成了人才荟萃、名人辈出之地。这些名人分别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明史及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直到今天，大运河还在传递着先辈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忧国忧民振兴中华的伟大胸怀。
清代赵翼诗云：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本章仅从历代千千万万名人中，挑选十几位成就卓著者，予以介绍，以示精英的可贵精神。
一、科学巨星——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明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祖上经商，家族曾两度兴衰。徐光启幼年，家境贫寒，靠自学考中了秀才，不久到广东、广西等地谋生，当了多年家庭教师。
徐光启39岁北上应试，路经南京时，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相遇。利玛窦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徐光启羡慕利玛窦知识的渊博，推迟进京应试，与利玛窦交友，虚心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学知识。
第二年，徐光启进京考取了新科进士，充任督察院官员，不久又进翰林院学习。利玛窦这一年也到了北京，徐光启徒步去拜访。
此后，二人交往更为密切。
一次，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及中国数学的勾股问题，利玛窦告诉他西方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义理甚精，只是翻译困难。徐光启慨然而起，恳邀利玛窦合作翻译。此举得到利玛窦的赞许。此后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徐光启准时到利玛窦寓所，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天天如此，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字斟句酌，三易其稿，终将13卷拉丁文《几何原理》的前6卷《平面几何》译成了中文。翻译很成功，至今很多几何用语，还是当年徐光启翻译的。
徐光启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欲学习西方科学，当首先从数学始。他曾预言：“几何原理是当今没有一个人不应学的，相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徐光启的科学预见已被历史证明。
徐光启久蓄强国之志，曾对漕运做过深入考察，并指出，长此南粮北运，南方愈富，北方愈穷，决心把南方水稻移栽到北方。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徐光启托病离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官场，到天津围田，进行种植水稻的科学实验，达三年之久。他记载，天津沿海地区荒草芦苇无际，仅有静海县的葛沽高地有耕田。荒田无数，最贵者不过六七分银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银一亩。他购置田产二十顷，一半近白河（北运河），都做成围田。从南方引进稻种，请来田师，试种水稻，连种三年，每亩水稻产一石五斗（150～180斤），“大获其利”。徐光启还将美洲的甘薯移到北方，为北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用几十年的工夫，编著古农学经典《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包括谷类及蔬果各论）、蚕桑、棉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门类，将古典农学的各个领域概括无遗。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的科学论著。如采用历史统计学方法研究蝗虫的泛滥区划，足不出户，能划出蝗灾纵横几千里的区界，与今天科学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徐光启还著有《北耕录》，记录他在天津试种水稻的过程，造肥、积肥、施肥及改良盐碱地的具体做法，是一部古典肥料学专著。
徐光启曾将西方古典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古典天文学进行了改造。晚年编的《崇祯历本》，成为后世三百年间历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徐光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天文学家。
这位科学巨星，于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归葬于故乡——上海法华泾与肇家浜两水汇流处。后来人口繁衍，其地便称“徐家汇”。徐光启的墓址在今徐家汇南丹公园内，墓周围坦坦石台，蒙蒙绿树，象征墓主人的坦荡胸怀与长青的科学生命。
二、杰出的思想家——李卓吾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是个杨花飞絮的日子，一位身陷京城狱中的75岁学者吟着“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的诗句，决意以鲜血和生命对抗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迫害。他请人剃头，趁机夺过剃刀，刎颈自杀，而一腔正气不绝，延至十六日午夜，老人才停止呼吸。这位学者就是被封建卫道者视为“异端之尤”的杰出思想家——李卓吾。
李卓吾（1527～1602年），名贽，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回族，二十岁离家谋生，三十岁进入官场。他为人正直，才识过人。反对封建王朝提倡的“正统思想”，厌倦宦海沉浮。五十岁才升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封印挂冠而去。寄居在湖北友人耿定理家中著书立说，寄情于学术研究。后耿定理去世，李卓吾已58岁，生活无所依，遂迁到麻城的一座古刹——芝佛院，开馆讲学。此时他已是知名学者，慕名而来的弟子甚多。有少爷公子，也有闺房小姐。在封建社会里，视男女交往为大忌，李卓吾却公然招收女弟子，这是惊人之举。他被封建权贵视为“异端”。在炎热的夏季，李卓吾讲学热得头皮发痒，就把头发剃掉。依照封建古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毁伤？他的剃发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是“异端”之举。李卓吾笑而答曰：“说我是异端我就是异端，从今再不留长发，成全那帮小子的名声吧！”
李卓吾的言行，无疑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公然挑战。而被视为“异端之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著作中那些“离经叛道”的“邪说”。
宋朝、明朝的理学是官方的哲学，其政治观点的核心是“君权至上”“男权至上”，以“三纲五常”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李卓吾却斥责“三纲五常”为欺人之谈，主张“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即人类的物质生活决定了社会伦理道德。离开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则无伦理可言，根本就没有先天的理，进而驳斥了理学家们“去人欲，存天理”的虚伪说教。
理学崇尚孔子和孟子，认为《六经》与孔孟的说教是“万世之至论”。李卓吾却针锋相对地指斥这些经籍“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认为不应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理学家朱熹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李卓吾则讽刺说：“老天生仲尼之前，难道世上是昏黑一片吗？人们要整天点蜡烛走路啦。”
理学歧视妇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妇女改嫁。李卓吾却同情寡妇的不幸，赞成寡妇改嫁。他称赞西汉才女卓文君自己主张嫁给文士司马相如的大胆之举。
李卓吾在湖北讲学、著述达二十年之久，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信与杂述结集为《焚书》，在麻城刻印后，很快抢购一空，轰动了整个麻城。李卓吾将自己重评历史人物的文章结集为《藏书》，在南京刻印，也引起很大反响。“异端之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和恐惧，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的迫害和打击。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李卓吾著书、讲学的古刹芝佛院被官府捣毁，逼得李卓吾无处存身，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麻城，乘船沿长江水道到了南京。恰巧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南京，二人相见恨晚。利玛窦于公元1582年8月抵达中国，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绍兴、南京、北京等地传教、讲学及著书立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且熟知汉学、儒术，被万历皇帝称为“活神仙”。利玛窦十分欣赏李卓吾的“异端”学说。李卓吾也不保守，接受了利玛窦讲的西方文化。李卓吾比利玛窦大25岁，二人结下了忘年之交。
李卓吾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应好友漕运总督刘东星的邀请，到了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府。不久，利玛窦赴京，途经济宁，再次与李卓吾相见，二人彻夜长谈。
万历二十八年（1602年）二月，李卓吾另一位挚友马经纶（北京通州人）赴山东济宁，接李卓吾到通州居住。此时李卓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为了宣传“异端”学说，坚持讲学，与马经纶一起著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九正易因》就是在通州完成的。
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来到皇城门口，皇帝为之不安，一些大臣也背若芒刺，都怕这个狂人搅乱“正统”的封建秩序，威胁到大明江山的安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被罗织了“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锒铛入狱。
李卓吾早已料到被杀害的结局，在入狱前就给子女写下了遗嘱：“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予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挖一深坑，芦席铺之，安我其上，我心安焉，即为乐土……”他视死如归，自杀前镇定自若地吟诗一首：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李卓吾著述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等。他以“焚”“藏”命名，其实已预料到自己的学说不为当世所容，难逃查禁和焚毁的命运。
李卓吾虽然离世，他的“异端”著述却流布天下，他那“离经叛道”的思想传世不绝。
如今，在泉州，李卓吾的故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名胜之一。在北方，他的尸骨安葬在通州，墓前立有高大的碑石，上书“李卓吾先生之墓”。国内外学者常赴两地举行悼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文天祥谱写正气歌
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岁考取进士第一，中了状元。元军南下，宦官董宗臣主张皇帝迁都，文天祥上疏，提出征兵抵抗，将董宗臣斩首。皇上未准。文天祥倾尽家产，在家乡组织万名义军，欲与元军血战。元军渡过长江，文天祥奉旨增援常州宋军。宋军毫无斗志。义军作战英勇，但无粮草供给，遂退守余杭。1276年，元军兵临杭州城下，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前往元军大营谈判。元军大元帅伯颜气势汹汹，文天祥毫无惧色，痛骂暗中投敌的南宋大臣贾庆余等人，被伯颜扣押，押解大都（北京）。
囚船经过无锡时，百姓含泪追逐囚船相送。囚船停泊在黄埠墩码头过夜，文天祥满怀悲愤吟诗一首：
⑪金山①冉冉波涛雨，锡水茫茫草木春。②
二十年前曾去路，③三千里外作行人。④
英雄未死心先碎，⑤父老相从鼻欲辛。⑥
夜读程婴存国事，⑦一回惆怅一沾巾。⑧
文天祥被押解到京口码头。当夜，在随从杜浒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逃离囚船，后经仪征、南通——入海至温州，与南宋大臣陆秀夫等人拥立逃亡的小皇帝赵罡即位。文天祥继续组织军队抗击元军，陆续收复三十多个州县。但最终难以抵挡元军的铁骑弯弓。1278年在广东五坡岭战斗中，被元将张弘范俘虏。张弘范如获至宝，押着文天祥乘船追杀张世杰领导的另一支宋军，逼迫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和小皇帝。文天祥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写下了千古绝唱《过零丁洋》⑨：
辛苦遭逢起一经⑩，干戈寥落四周星⑪。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①，零丁洋里叹零丁②。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③。
文天祥第二次被押解大都（北京），随船元军看守甚严，再也没有机会逃脱。他一路上做了数首极富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诗篇。“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大骂鞑虏当死，南宋逆贼当诛，与一个个劝他投降的贵酋争曲直。他早已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身藏匕首，“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写下了《怀孔明》《刘琨》等诗篇。“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
元廷将他投入土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元世祖忽必烈屡派南宋降臣诱降，被文天祥厉声斥骂；降臣又带南宋九岁小皇帝劝降，文天祥只说“圣驾请回”，就闭口不语了。忽必烈让已沦为奴隶的文天祥妻女到狱中相见，妄图打动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凛然做《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表达誓死不屈的决心。
忽必烈抱着一线希望亲自劝降：“若肯降，任尔为丞相。”文天祥虽已被击伤膝骨，仍昂首怒目，断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一代豪杰文天祥惨遭杀害，时年47岁。后人整理《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四、运河岸边大才子——纪晓岚
沧州，位于天津至德州之间的南运河畔，是一片浸润了古老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地。从公元前206年的西汉，至公元534年的北朝，一直是封王之地。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王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为充实畿辅，朝廷下令江南九府大户及众多百姓“随龙”北迁。其中有一纪姓大户，从南京上元县迁至沧州大运河岸边的景城。这便是纪晓岚的先祖。先祖虽以种田为生，却十分重视读书仕进，代代书香门第。据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入太学受皇上褒奖，祖父曾任县丞，父亲做过知府，道德文章皆名噪一时。“贫莫断书香”是其父遗训。
纪晓岚4岁启蒙读书，11岁随父进京，21岁中秀才，31岁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受任贵州都匀知府，未去上任，即以四品官留任宫廷。同年去乌鲁木齐佑助军务。回朝后受命《四库全书》总纂官，呕心沥血十三年，《四库全书》修成，共3640种，7933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晓岚亲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精选编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后擢升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他才智超人，甚得乾隆皇帝赏识，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
嘉庆八年（1803年），告老还乡的纪晓岚八十大寿，皇上派人送去珍贵礼品。纪晓岚82岁，卒于沧州故里。朝廷敕封立碑，嘉庆皇帝御笔题写了碑文。
纪晓岚一生好学不倦，知识渊博。三十岁前，致力于考证古典，“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岁后，注重写文章，“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岁后，领修秘笈，附带讲考证。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约40万字。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都很高。每写完一稿，即在社会上传抄。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的笔记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人无能夺其席”。
在政治上，纪晓岚提倡“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涌入京城抢食。社会秩序日趋恶化，颇有干柴烈火、一触即发之势。御前大臣纷纷上疏皇上调兵遣将，把刁民驱出京城。纪晓岚则奏请皇上，截留运河上从江南运往北京的官粮数万石，赈济各府县灾民。很快，拥入京师的饥民不驱而退。
纪晓岚对宋代程颢和朱熹等几个名儒提倡的“理学”深恶痛绝。理学提倡“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纪晓岚批评“程朱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批评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他的小说中有冷嘲热讽理学的篇章。纪晓岚80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内的问题向“程朱理学”进行挑战。当时有司法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被杀者，不以烈女视之。纪晓岚公然批评这纯属道貌岸然的理学之论。他郑重上奏皇上，“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捆绑逼其跪之，能说是屈从贼吗？”皇帝思之有理，采纳了他的意见。
纪晓岚眷恋家乡，情怀宽阔。大运河波光潋滟流过他家村口，他在运河中游泳，撑船，捕鱼，捉螃蟹，繁忙的码头及河中长长的船队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家在运河西岸建有五楹水明楼，外祖母家在河东岸，建有渡帆楼，站在自家楼上能下瞰运河。他曾听外祖母讲述见过康熙圣祖南巡回銮，船上载贡狮之事，亲眼目睹发生在运河岸边奇妙的故事，在《槐西杂志》卷一中，就记述了他幼时在自家水明楼上见到的一段奇事：
一日，我推窗南望，见男女数十人登一条渡船，缆绳已解开，一人忽愤然举拳将一老叟击落水中，老人衣服皆湿，坐在水边叫骂。这时船已鼓棹开走。此时运河水正在暴涨，洪波直泄，汹涌有声。一条运粮船张双帆顺流而来，急如激箭，正撞上刚开出的渡船，渡船被撞碎，数十人都沉没水中。刚被击下船的老人见之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众人询问缘故，老叟气愤述缘由：“昨日，听说族弟卖童养媳为人妾，得银二十两，今日急着去成交。我急抵押出自家几亩薄田，凑足二十两银子，追到船上让他去赎人，他反挥拳将我击下船来。”
众人听罢，甚为惊奇，都说：“此一击乃神所使也，催促你族弟和众人补他们的过错。”
纪晓岚在他的诗文中追忆了家乡的恩师、好友，记载了家乡的特产——红枣、沧酒。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纪晓岚出任福建省学政，出京城一路南行，在家乡河间府受到太守的迎接。往南行至献县单桥，一个轿夫不小心跌倒，将轿中的这位朝廷重臣摔下轿来，几个轿夫吓得不知所措，连忙叩头求饶。纪晓岚非但没有责怪，反而风趣地咏了一首小诗：
失足寻常事，疲癃不汝嗔①，忍饥有几日，我是故乡人。
纪晓岚才思敏捷，机智诙谐，与乾隆、刘墉等人和诗、对对联，每次都高人一筹。他常与大贪官和珅斗智，让和珅当众出丑。在人们心目中，纪晓岚成了智慧的化身。
如今，他的家乡建造了纪晓岚纪念馆，其中有一对联语写得好：
大烟袋丝丝不尽，吐些许隽思妙语，袅袅高低弥天地；
小笑话娓娓长谈，传几多谐趣闲闻，悠悠上下动古今。
五、“话本”大师——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年），明末小说家。字犹龙，号墨斋主人，家居苏州吴县，年轻时就通经学，善诗文，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被誉为“吴下三冯”。他屡次科考不中，便从事话本的搜集编著。南方艺人讲故事，宋时称说话。话本，即说话的脚本。直到57岁，冯梦龙才补了一个贡生，即由乡试选出向朝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输送的学生。60岁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寿宁县志》第四卷）。
冯梦龙长期深入民间，对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十分同情。他受李卓吾进步思想的影响较深，反对“王道”“正统”思想，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倡导人性解放，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这些都在他的话本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他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认为“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话本故事之捷且深也。”
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卷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官场的黑暗，科举的舞弊，炼丹拜金的荒唐，富人的挥霍纵欲，穷人的艰辛悲苦，市侩的狡诈，男女爱情的悲剧等。这些素材大都来源于三千五百里长的大运河两岸。苏州历史文化的乳汁哺育了冯梦龙这位大才子，冯梦龙充分利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往返京杭之间，进行采风，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丰富写作素材。
据传，冯梦龙曾到过北运河畔的河西务，听老人讲三义屯（今三里屯）刘小官雌雄兄弟的故事，后写成话本，收在《醒世恒言》第十卷中，记述翔实，描写逼真，生动感人。他在香河县搜集到“滕大尹鬼断家私”的故事，后编入《喻世明言》第十卷中。《金玉奴棒打无情郎》《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唐解元一笑姻缘》《况太守断死孩儿》是流传在杭州、苏州、扬州一带的故事。
广为流传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从京城写到长江岸边的瓜洲，笔法酣畅淋漓。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传世的剧本有《双雄记》《万事足》，经他更定的剧本多达数十种，如：《牡丹亭》《邯郸梦》《占花魁》《一捧雪》《精忠旗》等。苏州人评价冯梦龙：
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
一时名士推盟主，千古风流引后生。
六、施耐庵与《水浒传》
施耐庵（约1296～137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祖籍苏州，迁居兴化县。元代至顺年间进士。少年精敏，擅写文章，常听家乡父老及运河上往来的客商讲梁山泊聚义的故事，很感兴趣；对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很是崇拜，暇时就记载下来。曾任钱塘县（今杭州）一小官吏。因不媚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数年后，撰写出传世之作——《水浒传》。
《水浒传》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水泊，故以“水浒”名之。
梁山，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北宋年间，那里有八百里水泊，曾是黄河故道，京杭大运河从水泊旁流过。梁山主峰不过二百米，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峡谷幽深，崖壁危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作品把正史中骂作“贼寇”的起义者作为英雄来歌颂，写得有声有色。显示了作者与作品的进步性；《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下英勇抗争，前赴后继，但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反映了作者与作品的局限性，沿袭了古代小说正统、王道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不愧为文学巨匠。《水浒传》构思精巧，结构错落严谨，环环相扣；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景阳冈武松打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等，写得扣人心弦，已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人物刻画性格鲜明，入木三分，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母大虫顾大嫂……数百个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小说还描绘了梁山义军赛马场，小李广花荣射雁处，聚义厅，阳谷县城内的狮子楼、十字街等运河两岸的锦绣山川和诸多人文景观，使人如身临其境。
遗憾的是，他不曾为自己写下一份哪怕是几百字的简短传记。据能搜集到的材料可知，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为同乡。张士诚称“武王”之后，曾亲自登门恳请他出任丞相，他坚不肯就。明初，朱元璋请他赴京做官，仍不肯出，终其一生完成不朽之作《水浒传》。
20世纪50年代，在施耐庵家乡，有关他的文物屡有发现，计有：施耐庵侄子施让的地券文，十二世孙施子安残碑，十九世孙保存的《施氏家谱》，以及兴化县的施耐庵墓。墓园占地约一亩，施氏家族每年清明为之祭扫。
七、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撰写的讲史小说，所写内容是从汉末到晋初约百年的历史。
罗贯中生于1330年，卒于1400年，名本，号湖海散人，籍贯有东原（山东东平）、太原（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诸说。多年生活在苏州和余杭。据传，他是施耐庵的学生，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得到老师的指点，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他也鼎力相助。罗贯中平生著述甚丰，相传著有十七史演义，除《三国演义》外，流传至今的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另著小说《平妖传》、杂剧等。
罗贯中和施耐庵有许多相似处，写了那么多历史风云人物，却不为自身留下片言只语。
他的创作思想、作品的丰富内涵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堪称创作典范。
《三国演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取材于东汉末年军阀纷争和魏、蜀、吴三足鼎立、兴衰的史实，经过艺术加工，折射出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状况，各国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但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封建统治阶级的王道、正统、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封建道德、忠贞、忠义等等。使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贪婪、虚伪、狠毒、凶残及损人利己的本性，也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
《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精心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来表现其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影响深远，令人难忘。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忠心赤胆、义烈千秋的关羽，豪爽粗犷、勇猛过人的张飞，忠君报国、智勇双全的赵云，雄才大略、狡猾奸诈的曹操……每个人物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岁月没有带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时至今日，在人们眼前仍飞扬着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影视、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很多以《三国演义》为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
作者善于描写战争，但不是千篇一律的双方对阵，而是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官渡之战、火烧赤壁、水淹七军、失街亭、空城计、诸葛亮安居平五路等诸多战斗，有的以少胜多，有的骄兵必败，有的先发制人、勇者为胜，有的后发制人、以逸待劳，有的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把丰富多变的战略战术演绎得酣畅淋漓，对研究战争有一定借鉴意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前，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几百年，但往往拘泥于史实，没有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塑造成有一定认识意义和欣赏价值的艺术形象。罗贯中做到了。《三国演义》以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创作。自《三国演义》问世，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描写盘古的《开辟演义》，下迄记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涵盖各个朝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八、吴承恩运河岸边写《西游》
吴承恩（约1500～1582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出生在淮安河下镇的打铜巷尾。其祖父曾做过学官，父经商。他少年聪颖，兴趣广泛，喜读书，善诗文，在乡里有“小学士”之称。除“四书五经”外，他对市井间流传的杂书也倍感兴趣。
青年时代，吴承恩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屡次科考不中，后才知科场贿赂舞弊成风，从此痛恨朝廷腐败。直到43岁才考取贡生，被推荐到国子监进修，未前去。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曾做过《斋居》诗一首，描写个人隐居生活的情趣：
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吴承恩50岁时，被封为县丞（比县令小一品）。当时，家道中落，母亲病重，为养家糊口，才去上任。他厌恶官场的趋炎附势，两年未满就辞官回家。曾吟诗发泄愤懑的心情：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闲居时，常写些诗文，讽刺世道，抒发不平之气；听老艺人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观看地方剧团演出《西游记杂剧》，有时也参加演出。
吴承恩家住淮安，这里淮、运交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间流传着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附近河流纵横，河湖交错，与河湖有关的大禹治水、东海龙王、鱼精水怪等神奇故事颇多，离奇古怪惊心动魄，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幻想虚构的原型，为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几次游历连云港东北的云台山，山中的“花果山”“水帘洞”，自古有“不见云台岭中秀，勿论天下美山石”之说。水帘洞前不远是“石磴层层数，崎岖十八盘”，登上去是南天门，山势豁达，云天开朗，可穷千里之目。奇山秀水激发了吴承恩的创作灵感，正是以此为背景，构想出石猴出世，花果山自立为王，大闹天宫等动人情节。
吴承恩所处的年代，佛教道教盛行，当地时有佛事活动，他也参与其中。吴承恩对佛、道教义研究颇深。深厚的积淀加之丰富的想象，构思出《西游记》的雏形。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唐僧西天取经为主线，串联起取经途中降妖除怪的无数奇妙故事，神话小说《西游记》在酝酿中逐步成型，运用纯熟形象化的语言，把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善恶不分的唐僧以及玉皇大帝、西方佛祖、观音菩萨、妖魔鬼怪描写得出神入化。
吴承恩71岁开始在他的茅草屋中“闷作西游”。茅屋称“射阳簃（yí）”。吴承恩耗尽了耄耋之年的精力，著成了不朽的传世之作《西游记》，于公元1582年去世，享年82岁。
九、曹雪芹与张家湾①
世界名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在南京，童年和少年，过的是“锦衣纨绔、饮甘餍肥”的豪华生活。十三岁那年，皇帝下旨抄家，拿问回京，他才随家人来到北京。祖母、母亲两世孤孀及一家人无立锥之地。经人讨情，雍正皇帝“特恩”赏了他家“十七间半房”，又将他家在张家湾典的六百亩地及张家湾城里的当铺、菜园、七千两本银还给他家。
张家湾距北京城50里，距通州15里，是客运码头，热闹非凡。城西有曹家墓地。曹雪芹在京城与文友论诗作画，闲时经常到张家湾居住，游览了京郊的名胜古迹，有了接触下层平民的机会，逐渐懂得了种田、经商，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家道的兴衰沉浮，世间的人情冷暖，个人经历的坎坷，使他“看破红尘”，思想意识渐趋成熟。丰富的知识积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尽管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始就表白假语村言（贾雨村），真事隐去（甄士隐），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张家湾生活的痕迹，也可推测《红楼梦》部分内容取材张家湾。
热闹的“过会”《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梦见“太虚幻境”之后，见女儿英莲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巧可喜，便抱在怀内，到十里街看那“过会”的热闹。
“过会”，是张家湾的土话。这一带每个村都有一两道、三四道花会，每逢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狮子会、龙灯会等都要在大场上表演，然后“踩街”，沿街表演。各家在门前放好茶桌，上面摆放糕点、茶水、烟、酒，表示欢迎。全家人都站在门口观看“过会”。京城有句老话：各家花会哪可观，十人九说张家湾。张家湾一带民谚说：马营（村）的高跷，牌营（村）的会（小车），皇木厂的竹马排成队；公益会惹不起，童子老会不说理；南八会、北八会，碰到一起就作对。张家湾热闹的“过会”，成了曹雪芹创作的素材。
花枝巷与小花枝巷 北京城内曾以“花枝”命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在内城的中城，称花营；一在内城的东城，称花枝胡同，而直称“花枝巷”的不曾有过。《红楼梦》第六十回，写贾珍将尤二姐暗暗安顿在“小花枝巷”内的一所房子里。这小花枝巷可能在张家湾。张家湾南门内西侧的第一条胡同，东西走向，约长300米，称花枝巷街。当年曹雪芹家的当铺就在此巷内。花枝巷街中部，向北有一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道，这条小胡同称“小花枝巷”。在小花枝巷南头西侧，有一处院落，约二十来间房，这是曹家当铺雇员的住处。
褡裢与蓑衣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在街上遇见一位跛足道人，不多时便“将人肩上褡裢拉了过来背着”，同疯道人飘然而去。第四十五回，写黛玉望着窗外秋雨触景生情，写罢《秋窗风雨夕》一诗，将要安歇，宝玉“身上披着蓑衣”进来，惹得黛玉直笑。这里提到的褡裢和蓑衣，其生活来源也应是张家湾。
据明史记载：“张家湾日日为集”。当地赶集的百姓一般都肩负褡裢。褡裢由三块又粗又厚的土布缝制而成，底片长约三尺，比肩稍宽，两端各缝一块同宽较短的粗布，形成两个对称的兜口。将褡裢搭在肩上，两个兜口一前一后垂下，古时货币大都是铜钱，较为沉重，衣兜难容，赶集时都放在褡裢里，当地百姓又称“钱衩子”。
蓑衣，是张家湾百姓常备的防雨草衣。这一带水边长满茂盛的水草，俗称“三棱草”，学名叫“莎草”。草有三尺多高，草茎光滑柔韧，只有顶端长出少而稀的窄叶。人们将莎草割下晾晒半干，编织成蓑衣，用来防雨。
当地百姓喜欢在阴雨天披上蓑衣到河边撒网捕鱼，古谚云：小雨纷纷，烧酒半斤；蓑衣一披，搬鱼（用搬罾捕鱼）到黑。
可见曹雪芹对张家湾百姓的衣食住行、民俗风情也很熟悉。
一个萝卜一头蒜与大火烧了毛毛虫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写平儿在凤姐屋内，见几个小丫头从刘姥姥带来的口袋里倒出“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四十回，贾母率众饮酒行令，刘姥姥也来凑趣，听鸳鸯说出“右边幺四真好看”，便随口答出：“一个萝卜一头蒜”。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醉后逛大观园，发现竹篱上长有很多扁豆，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这些枣子、倭瓜、野菜、萝卜、蒜、扁豆等，都是张家湾一带的土特产。
《红楼梦》第四十回，写刘姥姥带孙子板儿随贾母到大观园秋爽斋探春屋内聊天，板儿指着探春纱帐上绣的花卉和草虫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被刘姥姥打了一巴掌。后又入宝钗住处饮酒行令，鸳鸯手指一张牌，上面斜排了三个绿点，下面方排四个红点，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立刻对出“大火烧了毛毛虫”，逗得众人大笑。第四十一回中，刘姥姥陪贾母散步，看见笼中的八哥不认识，说“黑老鸹子”长出凤头来，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蝈蝈、蚂蚱是北方秋天的昆虫，毛毛虫学名“松毛虫”，因浑身长满细毛而俗称毛毛虫。黑老鸹子即乌鸦。当地人称黑老鸹子含有不太喜欢的意思。另在四十八回中，写李纨钓鱼，“钓上一条二寸长的鲫瓜儿”（小鲫鱼），“鲫瓜儿”是张家湾一带的土语。
由此可知，曹雪芹对张家湾的土特产、方言土语谙熟于心，在小说中，用人物的对话说出来是很自然的。
桥闸与行宫 《红楼梦》十七回、十八回中，写贾政“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描写道“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并名之曰“沁芳闸”。写元春省亲游览大观园时“进入行宫”。
“桥闸”，即上桥可通行，下闸可截水，两种功能兼备的桥。北京城和张家湾之间的地势落差40多尺。元代开的通惠河上，就建有24座闸，以控制水的流量，便于行船，所以通惠河又称闸河。在张家湾的中码头西，通惠河上有一座广利闸，其东侧有一座石桥，并称广利桥。从张家湾去北京必经此桥。每每河里的水从闸板上漫过，就穿过桥洞一去不复返地注入了外河（北运河）。这便是曹雪芹笔下的“通外河之闸”。除去这座广利闸，在北京找不出第二处。
书中提到的行宫，也在张家湾。京城四周建的行宫很多，但临近桥闸的只此一处。张家湾城北，距广利闸三百米处，有一座寺庙，称太平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殿宇宽敞，松柏参天。康熙皇帝曾到此巡视水情，在寺中小憩，后称此寺为“行宫寺”，简称“行宫”。这样的行宫，其他各地不曾有，唯张家湾。
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中，曹雪芹在张家湾选取的生活素材还有多处。
十、曹雪芹墓石①
红学专家对曹雪芹去世的年月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考证，一直有“壬午”年（1763年）和“癸未”年（1764年）之争。对曹雪芹埋葬的地点，红学家考证了二百多年没有结果。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张家湾农民在曹家墓地发现了曹雪芹的墓石，解开了曹雪芹去世年月和埋葬地点之谜。
1968年冬，张家湾村民平整土地，在村西曹家坟距地面一米多深处，发现一块平埋着的条石，上面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大字，条石右下角还有“壬午”两个小字。在条石的一侧是一具男性尸骨。当时有个识字人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作者。时值十年浩劫，一个群众盖房，把条石做了基石。直到1991年，文物管理部门追查此事，才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1992年8月26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金石专家傅大卣先生来到张家湾，对墓石进行鉴定，确定石刻不是伪造之物。傅先生说：“碑是真的，至于合不合碑刻的规矩不是问题，只说明这碑不是名人所立，是真是假也不在墓石的大小和好坏。”史老先生说：“研究石刻，不能绝对化，这是埋葬时临时找块石头，急就而成，草草而埋。这算是一个墓志类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类葬石，墓志历史上存在不少。”史先生深感发现这块墓石的重要，情不自禁地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是：“河干葬地不容疑”。
1992年8月31日，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第三次来到张家湾。他老人家一直持曹雪芹卒于“癸未”年（1764年）的观点，此次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壬午”年的发现。他说：“不怕大家挑剔，我们有胆量改变过去的推断。”并率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为红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曹雪芹卒年和葬地”问题有了定论而惊喜，还赋诗以抒怀。
1992年9月24日、2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红学家刘世德、石昌渝、邓绍基、陈罴、王利器等先后到张家湾鉴赏墓石，一致认为，墓石出土不仅是文物考古界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红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十一、兰陵笑笑生依山借水写《金瓶梅》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它扩大了小说的审美领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心态、情绪；是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进步思想的产儿。《金瓶梅》作者目睹上至封建统治者，下到市井无赖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且“身遭其害，身怀愤懑，吐之不能，吞之不可，上不能诉诸于天，下不能告知于地，故作秽言，以泄其愤”。他预感会因为此书而遭杀身之祸，故托姓匿名“兰陵笑笑生”。
小说中，作者假提一人，幻造一事，皆为风影之谈。但是，文学创作必依山点石，借水兴波。从小说《金瓶梅》运用的语言，描写的环境、人文景观、特产、饮食等方面看，均与山东临清、河北清河极其相似，可以推断兰陵笑笑生是依临清、清河之“山”点石，借临清、清河的“水”兴波。从以下几处，可见一斑。
一、地理环境。清河与临清地连地，水连水（指大运河），犹如一奶同胞，两地都是运河繁华的码头。明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即以这两地为背景。《金瓶梅》开篇第一回，写武松在“清河县做了都头”。潘金莲、西门庆“尸横刀下，命丧黄泉”，此事“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第九十九回写雪娥自缢身亡，“轰动了清河县，大闹临清州”。地名与现今完全相同。
《金瓶梅》描写的地理环境有运河、土山、流沙河。“西门庆家丁……从运河行船，到临清钞关纳税后再到清河。”这与临清城中有隋、元、明三代所开凿的运河相合。土山：第四十八回，写“出南门到五里原坟墓正面，土山环抱”。相传，土山是明永乐年间疏浚会通河挖出的泥土堆积而成，长一里许，由数段相连，每段高六七丈，土山南端延伸到城南门五里之外。流沙河，为黄河故道，流经临清东门之外。小说中的运河、城南土山、城东流沙河，地貌特征与临清相合。
官署名称及相关建置如州治所、都察院、驿站，运河及相关建置如临清闸、临清码头，名胜如白塔、鼓楼、藏经阁，以及街巷、寺庙等的名称均与临清、清河相同。
二、小说中的人物。武二郎、武大郎、潘金莲等，清河县历史上果有其人。据《清河文史辑览》载，武大郎曾做过阳谷县县令，为官清正，当地口碑颇好；潘金莲原是大家闺秀，民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抑恶扬善的故事。只是小说中把他们的形象歪曲了。
三、地方特产、饮食种类。如狮猫、方砖、城砖、手帕、祃子、石佛、炊饼、黄米酒等，确是临清、清河所有。
四、小说中的语言极富个性化、口语化，尤其是口语、歇后语、诙谐语基本上是临清、清河一带的方言。
《金瓶梅》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兰陵笑笑生撰、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此后刊有崇祯绣像本，被明清学者张竹坡、冯梦龙、金圣叹等评价为“第一奇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从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等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肯定此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而推动了“金学”的研究工作。
十二、史可法浩然正气守扬州
不屈于威武，不惑于利诱，于山河破碎时，表现得忠心耿耿，为国牺牲，在明末的忠臣义士中，史可法当数第一人。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末大臣，祖籍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开封市），自幼读书勤奋刻苦。
明天启初年，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名列榜首。朝廷名臣左光斗收作弟子。此后，史可法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时年27岁。授西安推官，旋迁户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嗣子失踪。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和张慎言等人，主张拥立贤明的潞王常汾继承皇位，但奸臣马士英、阮大钺（魏忠贤余党）等秘密勾结握有兵权的黄得功、刘良左等人，以武力为后盾，拥立贪杯好色的福王于南京登基，这就是弘光皇帝。弘光皇帝即位后，马士英任内阁大学士，掌握朝廷大权。史可法以大学士的名义兼兵部尚书。他积极部署军事，准备抵抗清兵南侵。弘光皇帝派史可法督师扬州。
史可法认为：“守江南者必于江北设防”，建议朝廷将江北分为四镇防守，由他统领。设立礼贤馆，广纳四方才智之士，以谋复兴。
在此期间，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招降，并恐吓史可法“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寓江南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①”云云。
史可法当即复了多尔衮一封长信，引少康汉光武的中兴史实，表达自己中兴明室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底，史可法于宿迁县运河一线，打败了清兵，收复了宿迁和邳州。捷报到了南京，马士英却大笑：“这是史可法骗取军饷来了。”从此，史可法的奏章到他手里，一概不理。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多尔衮率军从孟津渡黄河，分两路南下，一路从山东济宁到夏镇，一路从河南洛阳到郑州，很快攻占了大运河岸边的淮阴盱眙县，浩荡南下，直趋扬州。史可法闻讯，急调各镇派兵增援，总兵刘肇基只带来四千人。史可法紧急招募兵勇五千余人，闭城死守。围城的清军达十余万。史可法亲自督战，等待朝廷援军，食不甘味，寝不解衣，深得将士爱戴。
攻城的清兵统帅多铎，五次写信劝降，史可法嗤之以鼻，当众撕毁劝降书信。清兵猛攻城池，史可法与刘肇基率军连战七昼夜。清兵伤亡惨重，无法破城，最后用红夷大炮炸毁扬州城的西北角，才得以冲入。史可法知大势已去，乃拔刀自刎，幸被参将许瑾救下。清兵逼近时乃大呼：“史可法在此！”清兵将史可法押到多铎面前，多铎劝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与我收拾东南各省，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声色俱厉斥责多铎：“我为天朝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己决，即使碎尸万段，也甘之如饴，但愿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一代英烈英勇就义，年仅44岁。总兵刘肇基于血战中阵亡。
清兵攻下扬州，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依焚尸簿记载，当时扬州被杀居民达八十余万，被俘及自缢者不计其数，历史上称“扬州十日”。其惨烈情景，让草木含悲，天地为泣。扬州失守不到一月，南京也被清兵攻陷。弘光皇帝逃到芜湖，为清兵所擒，奸臣马士英被清兵杀死，另一奸臣阮大钺投降了清军。南都偏安之局从此终结。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忠贞殉国的精神则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史可法殉难后，义子史德威到处找不到义父遗体，只得收其生前的衣冠、玉带，葬于扬州城外梅花岭下。这是史可法抗清泣血誓师的地方。
清王朝为收买人心，长期统治汉人，统一全国后，褒扬史可法的民族气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降旨为史可法修墓，并在其衣冠冢旁建史公祠堂，赐谥号“忠正”。自此，颂扬史可法有了合法性，人们用诗文挽联赞颂史公的精神：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三百年来土一丘，史公遗爱满扬州；
二分明月千行泪，并作梅花岭下秋。
十三、张之洞功绩非凡
张之洞（1837～1909年），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祖居大运河畔的河北南皮县。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
张之洞父亲张锳，少年家贫苦学，清嘉庆十八年乡试中举，赴贵州做了几年县令，后擢任兴义知府。张之洞在父亲知府任上出生，排行第四，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八人。
张之洞五岁入学，九岁能独自挑灯夜读，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学写古文和作诗。张之洞从小读书刻苦，十四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考取举人第一名，十八岁娶妻。同年，一股盗匪作乱，连毁安南、普安等地，再进攻兴义城。张之洞协助父亲率城民全力抵抗，当时府里的兵员不足，张锳父子带兵守北门，与盗匪作殊死斗争。张锳吩咐家人都登上城堡，堆起干柴，一旦城池被攻破，就全家自焚。张锳父子带兵苦战三昼夜，盗匪始终未能破城，便堆柴放火烧城门。眼看城池不保，张锳令之洞招募一批敢死勇士，趁着夜色，用绳索悄悄垂到城外，绕到盗匪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匪徒一阵慌乱，张锳趁机带兵杀出城外，盗匪大乱，仓皇逃窜。张锳父子又以免租税为奖赏，数天内招募三万民众，一举擒获贼首，平定了历经十二天的叛乱。
张之洞二十七岁考取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1879年，清廷大员崇厚与沙俄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张之洞极力反对。1882年，法国在越南起兵，他上书十六条，奏请清廷筹兵遣使，提早预防。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以新式装备操法练兵。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大办洋务，筹办近代工业，大量举借外债，创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各类学校，革新书院，广开风气，先后设立经心书院、两湖书院、两湖师范、存古学堂以及文普通、武普通书院，后又办陆军特别小学、陆军中学，另兼办农工商等各种职业学校。一边造就领导军政之高级干部，一边造就师资。大批保送留学生，赴各国深造。吴禄贞、黄兴、蔡松坡（蔡锷）、黎元洪等均系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为辛亥革命播下了种子，为国家振兴培养了人才。
张之洞同李鸿章、刘坤一等一批有识之士，奏请朝廷改组绿营军，另练新军，扩建海军，得到采纳。他在湖北省大量招募新军，进行编练，其中有若干知识分子。黎元洪曾被张之洞培植倚重，选拔为全国秋操之总指挥官。辛亥革命时，黎元洪仅是军中一个协统，一跃而成为领导革命的大都督，后当选为副总统。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军备下取之不尽的枪炮利器。他创办的武昌造币厂，为革命军准备了用之不竭的银圆铜币。
张之洞斥巨资建长江大堤，除治水患。湖北盛产棉、麻、蚕丝，张之洞分设丝麻四局，以宏其效益，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在文化事业中，他倡导成立官书局，编刊经史子集等各种国学基础书籍，翻印各种新学教科书，以充实各类学校教材，促使湖北文风大振，当时有“唯楚有才”的赞誉。
1909年，张之洞病故，朝廷赐谥号“文襄”。
张之洞临终前慨叹：“吾平生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他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十四、常州三杰
恽代英（1895～1931年），常州人。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封建文化。1920年会见李大钊，1923年主编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主持编辑《新建设》月刊。1926年1月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去香港。1930年任上海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被捕。因叛徒出卖，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遭杀害。
张太雷（1898～1927年）常州人，毕业于常州中学，1914年秋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回津后组织北洋大学马列主义研究会。1921年春赴苏，6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与“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继而担任马林翻译。多次陪同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会见孙中山。
1922年先后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二大”。其间，常州同乡同学瞿秋白赴苏俄访问，在莫斯科二人相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回国后，二人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此后二人参加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分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27年8月7日，二人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张太雷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夺取广东，11月成立广州起义总指挥部，任总指挥。12月11日起义爆发，当选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12日在战斗中牺牲。
瞿秋白（1898～1935年），常州人，常州中学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去苏俄访问。1922年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多次与张太雷合作。
1927年八七会议上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参与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年在中共“六大”四次会上受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与鲁迅从事“左翼”文艺运动，被鲁迅引为知己。1934年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被留在苏区。1935年6月被国民党军队逮捕，6月18日在长汀就义。有《瞿秋白文集》《瞿秋白选集》出版。
恽代英、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被常州人誉为“常州三杰”。今天常州依然保存着名人故居，其中有瞿秋白的诞生地、瞿秋白纪念馆等。研究他们的思想，离不开养育他们的这块江南大运河畔沃土的文化背景。
第十七章 商海潮头数精英
19世纪末，腐败的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清政府的卖身契，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批有志之士，有的呼唤民主共和，进行政治变革；有的提倡“实业救国”，创富国裕民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处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中国新建厂矿达百家之多。随着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一批贡献卓著的工商业精英。
一、民族工商业的楷模——张謇
张謇，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市人，晚清状元。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时，随淮军将领吴长庚赴朝，后掌教于江苏、江西、四川选青书院和上海瀛州书院。1895年，张謇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倡导实业救国，从事实业活动。1899年，在南通建成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淮海实业银行等十八个企业，参加九个公司投资，他认为，发展实业应该“听之民办”，应当将重点放在纺织和钢铁业上。他曾呼吁“日本与印度有十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一百五十万锭之约……果如所计……十年之后，我国的棉业岂复有伸展之余地”。他还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他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到1921年，就获利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这样丰厚的利润，在旧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他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自1902年起，又办起了（南）通州师范，为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还创办了职业学校和图书馆、博物苑、剧场、女红传习所等，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后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清末立宪派首领之一。1909年，被推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即将称帝时，张謇辞职南归，在南通继续办理实业和教育。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啬翁自定年谱》。今有《张謇全集》。
二、化学工业先导——范旭东
被誉为中国化学工业先导的范旭东，生于1883年，湖南湘阳人。1900年随兄东渡日本求学。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
辛亥革命后回国。他抱定“发展实业，工业救国”的志向，赴欧美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1913年至1914年间，多次到天津塘沽盐滩考察，确认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资源，还有方便的水陆交通，更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供应燃料，在塘沽办盐业，前景定会辉煌。
1915年，他募股五万银圆，先买回俄国占领的土地十六亩，在寸草不长的海滩上建起了巍峨的厂房。范旭东亲赴日本购买机器设备，当年投产，生产出雪花般的精盐。从此，翻开了中国制盐史上新的篇章。此后，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久大精盐公司，创办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时，精盐和纯碱的销售受到国内外盐商的控制。淮盐商控制着淮河及长江以南的地区，天津产的精盐很难突破长江沿岸的封锁。范旭东一边请北洋政府大员出面调停，一一边靠精盐质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与淮商进行竞争。1918年，他在汉口组织十八家精盐商号成立精盐公会，把精盐公司从天津迁到上海，很快打开销路，占领了江淮广大市场。
国际盐业市场受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其盐碱产品占领欧、亚、美很多国家的市场，抵制中国的盐碱产品。范旭东看准机遇，利用外国盐商之间的矛盾，靠自己产品的信誉打入了国际市场。当时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团争霸盐业市场，范旭东趁机支持三井，让其代销自己公司的精盐和纯碱，与英国卜内门公司支持的三菱进行竞争，最终将三菱击败，占领了日本市场，年销售精盐二十五万吨。
1926年8月，美国庆祝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中国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了金奖。博览会权威人士评价“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1937年2月，范旭东在化学博士侯德榜、化工专家陈调甫、美国专家韩孟德、李佑华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在南京卸甲甸建起中国第一家硫酸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硫酸。从此，中国的化工业以盐为本，生长出了“碱”“酸”两翼，奠定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范旭东将工厂迁到四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制盐、制碱、制酸，为实现他的“工业强国”之梦而奋斗。他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技术和设备，先后为南非、印度、巴西等国设计建起了盐碱厂。他曾说：“今世之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深其蕴，唯研究一事是最先之要务。”他还强调指出，“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因此，在企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斥资十万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创办的企业已成了民国政府的经济支柱，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他本人的社会声望也日益提高，先后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中国化学会会长。他不愿步入政界，极力主张办好民族工业，抵御外强的经济入侵。他曾两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部长职务，在参政会上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得之则存，失之则危。”
范旭东以他高尚的品德、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带出中国化学工业的一批精英。他们是：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孙学悟、傅冰芝、阎幼甫、余啸林……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因黄疸病、脑血管病并发而逝世，享年63岁。他为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朱德、彭德怀、郭沫若等送了挽幛，以示哀悼。
毛泽东的挽词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蒋介石的挽词是：力行致用。
周恩来、王若飞的挽词是：
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
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
民族工业悲痛丧失老斗士，
经济战线恍佛犹闻海洋歌。
郭沫若的挽词是：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郭沫若还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沉痛写道：“范先生的事业，其目的在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建国要靠和平，要靠自己的学问和生产能力，不能靠人家的飞机大炮。范先生走了，每个工业界人士，都要追随范先生先苦后乐、粉身碎骨、百折不挠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下去。”
三、宋则久百折不挠营销国货
宋则久（1867～1956），字寿恒，天津人，小商人家出身，十五岁入义德泰绸缎庄学徒。32岁受聘为敦庆隆绸缎庄经理。
清朝末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维护清廷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为给新兴而脆弱的民族工业打气加油，他大力兴办北洋实业。1903年，派财政总长周学熙率团赴日本考察实业，回来后在天津成立“直隶工业总局”，下设实习工厂，生产民用商品；另设考工场，用以展销实习工厂的产品。1912年正月十四，考工场在“壬子兵变”中被焚烧，后重建，更名“天津售品总所”。因是官办，经营不善，难于维持，转年便招商承办。
此时，素有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之志的宋则久，毅然辞去担任了十多年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以自己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收兑了实习工厂的全部货底。他以扶持资助小手工业为主，字号仍沿用“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成了当时国内唯一专售国货的新型百货商店。
宋则久经营有方，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采集名特产品，薄利推销，与洋货抗衡。至1923年，所经营的国货商品已由最初的二三百种，猛增到四千多种。商品已突破天津工业产品的范围，突出了国货特点，遂更名“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大力提倡“救国救民，志愿牺牲”，不问销售之难易，利钱之厚薄，非国货不售。他关心国事，“五四运动”期间，任天津救国十人团总联合会副会长，主持出版《白话报》《售品所半月报》，举办国货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等，宣传“提倡国货”；“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他率同仁高举国货售品所大旗，加入到游行队伍的行列之中，沿途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必须购买国货，一举两得。他的爱国行动受到天津市民的敬佩。售品所的声誉更加提高，业务开展有了更大突破。先后在北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市建起多个售品分所、国货售品庄，雇佣员工三百余人，经营商品达万种之多，为全国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国货售品所受到日军的仇视。宋则久不予理睬，仍专售国货，抵制日货。日本宪兵司令多次唆使日本浪人、特务寻衅恫吓，敲诈勒索，警告宋则久不得使用“国货”二字。天津国货售品所被迫改为“天津百货售品所”。一次，宋则久的售品所出售一批“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妇女在海滨浴场用伞遮日光避晒的图案，日本宪兵以此为借口，越出日租界到地处中国地的国货售品所进行搜查。恰巧宋则久不在，日军就将批发部主任、会计抓捕，严刑逼供，令其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做反日工作”。诸如此类的打击发生多次，宋则久与同事们毫不屈服，坚持销售国货，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7年，售品所增设国际贸易部，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政策扶植、银行贷款、市百货公司保证货源，售品所获得新生，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宋则久在推销国货期间，办了很多公益事业。1902年创办“商业半夜学堂”三所；1921年，创办通俗学校（扫盲）十二所；后又办起宋氏私立小学六所，中学一所；1941年，创办天津市第一家结核病医院，每年要向广仁堂、育婴堂、贫民救济院等慈善团体及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在天津市民中声望很高。
宋则久有较多社会兼职。1906年，任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1915年，任天津救国基金会会长；1924年，任天津市总商会董事；1927年，应冯玉祥邀请，任河南省委委员兼工商厅厅长。
宋则久著作有《商务修身浅议》《买卖法》《白话珠算讲义》《中国新簿记法》《售品所授徒讲义》《宋则久论著》《实用经济学》等。
宋则久1917年入基督教，曾任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执事、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干事，还创办基督教救国会。他以“爱人、惜物、忠事、守章、耐久”为所训，强调“职业、教育、宗教系人格三要素”“技能、知识、道德、事理系人才四元素”。宋则久交际甚广，与天津知名人士严范荪、张伯苓、林墨青等相友善。聘请邓颖超、刘清扬等妇女界知名人士为售品所顾问，开天津商界雇用女店员之先河。他与冯玉祥将军过从甚密，经冯玉祥介绍，宋则久于1927年加入国民党。曾写《共产主义批评》一文。新中国成立后，宋则久一直隐居北京香山。周恩来总理曾委托“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刘清扬去看望他，请他参加政协工作，他婉言谢绝。1955年底，他在病重期间，向家人和朋友吐露了心声：共产党领导得好，所办的事情合我心愿，我拥护共产党。1956年1月病逝，享年88岁。
四、家族企业创始人——荣氏兄弟
在20世纪初期，荣氏家族企业曾在全国名噪一时。
荣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荣宗敬，1873年生于江苏无锡，少时家贫，先后到上海铁锚厂、裕源钱庄学徒。1894年，钱庄倒闭归家。1896年，自筹资金开设广生钱庄，自任经理。1901年，与胞弟荣德生（原名荣宗铨）大胆投资三十九万元在古运河畔太保墩附近创建保兴面粉厂，雇用工人三十多名，每天磨麦两万斤，生产面粉三百包。1905年，招股在无锡创办申新纱厂，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瓜分中国，这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精明的荣氏兄弟抓住时机，在上海、济南、汉口、无锡等地募股投资，购置土地，兴办新厂十二家之多。到20年代初，荣氏家族资本企业体系已经形成。荣氏兄弟赢得“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之称誉。
荣氏兄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举行罢市，提倡国货。1927年，荣宗敬不愿认购南京政府摊派的公债，被蒋介石下令通缉，财产被查封，后不得不屈从。荣宗敬曾当选为工商部参议员、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荣氏家族企业亏损，大部分资产被抵押出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无锡、武汉等地相继沦陷，荣氏兄弟将部分企业迁往重庆、宝鸡、天水，未迁的企业均受到日军的强占和掠夺。无锡申新三厂的四十八万担棉花、三千七百件棉纱、六千四百匹棉布及厂房的机器设备，均被日军付之一炬。荣宗敬目睹惨重的损失，身心受到沉重打击，于1938年1月在香港病逝。
荣德生独力经营各厂，拒绝与日商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市场需求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一片生机。在古运河畔又矗立起荣氏新的纺纱厂——天元麻纺厂，成立了天元实业公司。此后两三年间，荣德生在全国各地共兴办纺织、印染、面粉、机械等企业二十四家，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
民国政府对荣氏企业巧取豪夺。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无端绑架荣德生，家人花了五十万美元才赎其回来。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多次敲诈勒索，荣德生一日数惊，终因心力交瘁，忧虑成疾。新中国成立后，荣德生任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7月，病逝于家乡无锡。
荣德生长子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荣氏家族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去了台湾，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独力支撑起濒于倒闭的荣氏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业，荣氏企业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1954年8月1日，申新三厂转为公私合营，1956年又转为国营，改名为“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天元、茂新、开源等厂也先后实行公私合营，后转入地方国营。
荣氏发家后，心系桑梓，在家乡兴办学校，建造梅园，修筑公路，乡人广为传颂。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上海老市长身份，鼎力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1979年，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1993～199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五、金融骄子——周作民
周作民（1884～1955年），淮安人，少年受教于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二十二岁赴日本就读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回国后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其间自学财政经济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继任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他精明干练、举止豪迈，对当时金融、财政、实业等方面的问题见解独特。1917年，多方募股，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他出任总经理兼董事长。
周作民深通社会学，善交各界朋友。北洋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都被他说服入股。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国务总理梁士诒、熊希龄，部长朱启钤、曹汝霖，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各省督军，这些显要人物神通广大，资金雄厚，为金城银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作民通过这些人的关系，自1921年起，先后承揽了京汉、京绥、陇海、津浦、浙赣和川黔铁路建设的贷款业务，利息高，还款可靠，从而增强了金城银行的实力。
周作民倡议成立“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称小四行）的准备库，继而经营太平洋保险公司、恒源纱厂、寿丰面粉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北京电车公司等多家企业，发展民族工业，向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等贷款，支持他们把企业做大做强。
周作民还向经营日用品、食品的小业主，经营蔬菜、花卉的平民百姓发放小额贷款，支持小本生意。这些户获利小，又担风险，其他银行不愿承此业务。而周作民提出“拾遗补缺，扩大信誉”，一个时期竟发展到5万多户，既为平民百姓解决了资金困难，又大大提高了金城银行的信誉。
金城银行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支持冀中地区农民种棉，发展北方的棉花生产。周作民联合南开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成了华北农学研究改进社。继之又请清华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有关农业专家、学者，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搞实验。从美国购进优良棉种两千担（每担一百斤），向农民贷款，鼓励农民种植，由专家指导，陆续在定县、无极、南宫、晋县、赵县、正定、徐水等十几个县设立办事处，推广棉花生产。在旧中国，身为银行董事、总经理的周作民能深入到百姓中去，到田间地头发放小额贷款、推广棉花种植，实为难能可贵。正是周作民的创举，为冀中棉田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成了产棉区。
周作民精于银行管理，重用专业人才，特聘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何廉为金城银行的指导，请燕京大学为金城银行培训四十名金融骨干，还吸收一批留学归国的专业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前，金城银行业务发展到巅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六十五处支行，银行存款总额达二十四亿银圆，居全国民营银行之首。
六、刘锡三创办盛锡福帽庄
刘锡三是山东省掖县沙河弯头村人，少时家贫，素有出人头地的志向。十六岁去青岛谋生，在一家外国人的饭店当茶房。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两年后经人介绍到一家美清洋行当练习生，学做出口草帽辫业务，不久提升为职员。
1911年，刘锡三除在美清洋行任职外，还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租了一间店铺，开设盛聚福帽庄，制作草帽。草帽成本低，价钱便宜，逐渐打开了销路。
1925年，刘锡三表兄病故，他便辞去洋行的职务，到天津专营草帽，将帽庄更名为盛锡福帽庄。当时市场上流行日本硬平顶草帽，这种草帽用中国生产的草帽辫加工制成，利润较高。而刘锡三做的圆顶宽边草帽，没有日本的硬平顶式草帽销路好。为跟日商竞争，刘锡三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一台制作折式草帽的机器，从青岛请来漂白草帽辫的技师。还聘请一位白俄罗斯女设计师，既设计流行的日本硬平顶式草帽，又设计多种款式的草帽，产量大幅增长，实用美观，价钱便宜。两角钱（银币）一把的草帽辫，可制成五顶草帽，每顶加上工料不到两元，可卖到六元，比日本制的草帽还便宜，销路大开，不到三年就获利十多万银圆，终于把日货排挤出中国市场。盛锡福名声大振。
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刘锡三增设出口部，出口草帽辫及草帽，进口澳洲羊毛，供本厂做呢帽原料。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刘锡三又从国外进口新式草帽机器设备，所生产的巴拿马式草帽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埠，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刘锡三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931年，首创采用各色毛线、棉线、棕丝帽辫制成各式帽子，新颖别致，很受顾客欢迎。同年，又增设通帽工厂、印刷工厂、毡帽工厂。1934年又建毡帽胎工厂，生产各式毡帽。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盛锡福业务已发展到巅峰，每年全厂生产各种帽子四十余万顶，呢帽最高生产二十四万顶。制帽工人近三百人。
刘锡三的成功主要有三条经验：一是品种齐全，货色赢人；二是选料精细，讲究质量；三是广泛推销，建立网络。他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数十家分店或批发部，还到甘肃、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设代销点，并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承做突出少数民族风情的呢帽。刘锡三发挥懂英语的优势，与外商广泛联系，在新加坡委托大华贸易行为总代销店，负责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爪哇等地推销帽品，在英、法、荷兰、意大利、澳洲、南北美洲、西班牙、瑞士、挪威等国和地区设代销处。盛锡福“三帽”商标的帽品遍及欧、美、亚各国。刘锡三这个不见经传的农村娃，一跃成了中华商界的大亨，令外商震惊。
七、高星桥争建天津劝业场
1900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天津划出九国租界，总占地面积二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亩，相当于天津城区的七点九倍。今劝业场一带划入法租界后，帝国主义来华淘金者以及投机的中国人，立即觉察到这一带的地皮会飞速涨价，正是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四处活动，抢占无主荒地，随便划租界；对有主的农田、苇塘、菜园也钻营争购。
劝业场一带建起法国的立新洋行，美国的美清公司，英国的先农公司，比利时的仪品公司，瑞士的乐利工程公司等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购买了今滨江道华清池的楼房出租；北洋政府总长顾维钧抢购到今中国大戏院的地皮；大商人范竹斋也在这一带购地，盖起竹远里、大安里、大庆里等三四百间房出租。
早年靠大运河漕运发家的商界名家及商业组织——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天津帮等也都从城里迁入外国租界，致使租界地地皮价格暴涨。1900年以前，今劝业场一带地皮最贵三四十两银子一亩，仅十年，就上涨十倍、百倍。1924年直奉战争后，竟达两万二以上一亩。
为了争购充满商机的劝业场这块地皮，时任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买办、天津帮巨贾高星桥，以每亩两万两银子的天价买下一块五亩二分的地皮，共花去十万四千两银子。他决心仿照上海大世界的规模，兴建一座七层楼的天津最大的商场。
高星桥募股兴建商场大楼，共招十五股，每股十万元，他个人认六股，清廷庆亲王载振（光绪皇帝的叔叔）三股，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一股，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一股。
1928年12月25日，商场大楼正式落成交付使用。关于商场的名字，法租界当局提出叫“法国商场”，借以壮大法租界声势。高星桥权衡利弊，认为，那样会被误解为商场是法国人所办，有伤中国人的体面：一旦国人掀起排外浪潮，必受连累，造成损失，而予以否定。之后他与股东商议。庆亲王载振在北京开办一家劝业场，便提议叫“劝业场”。高星桥即采纳，并在中间加个“商”字，名为“劝业商场”。花了五百大洋特请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巨幅匾额，制成金字，悬挂于正门上方，很有气势。
商场开业，举行隆重典礼，劝业商场楼前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幅巨联，为商场精神。取各联头一字读“劝业商场”，又是商场的名字。
开业后，高星桥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充分发挥商场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优势，压倒了其他诸多知名的中国商号及外国商行，居天津之首，成为国内与上海大世界齐名的特大商场之一。
八、乐达仁创办达仁堂
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所创办。乐达仁早年随大清驻德公使吕海环赴德国游历，受西方人办企业的启发，回国后对同仁堂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同仁堂的买卖做大，向全国各地发展。但是同仁堂内部有规定，凡为同仁堂做药的各铺店都不得以同仁堂的名义在北京和外埠开药铺。1912年乐达仁父亲去世，留下一笔遗产，乐达仁与其兄弟四人商议，集资四万两白银，聘请精通药典和管理有方的阮孝康、孙华亭先生，在上海创办“达仁堂药店”，因营业不振，1914年迁到天津。
乐达仁继承了三百余年“家传秘制”的经营传统，自制丸、散、膏、丹等各种成药。他锐意求新，抛开了家店合一的封闭经营方式，建成了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在生产方面，乐达仁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坚定“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念，加之有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生意日渐红火。
1917年以后，达仁堂先后在北京、青岛、福州、长沙、西安、长春、大连、郑州、香港等十八个重要商埠，开设了达仁堂分号，总号派人统一管理，销售药品多达一千余种。对名贵中药，乐达仁派专人采购，如采购人参，拨专款建立了“达仁参号”，延聘内行名手，专采吉林老山人参；为采鹿茸，乐达仁出巨资在京、津两地自办鹿园七处，圈养关东良种花马鹿七百多只，每年产鹿茸一万余两，故有“鹿茸大王”之称；为采优质蜂蜜，自办养蜂场。药店配置的药品原料上乘，货真价实，赢得全国中药界的赞誉。全国传统中草药集散地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每年春秋两季庙会，如果没有达仁堂的人到场，鹿茸、人参等贵重中药不能开盘成交。
乐达仁不光构思宏大，而且精于管理。在选购药材时，不怕价格昂贵，只求其真。如购买虎骨、犀牛角时，定要完整的，防止伪品混充。在配制丸、散药时，由药技工将各种药料精挑细选后，必须由经理逐一检查无误后，方可混合碾粉。为保证药剂质量，严格遵循传统工艺，决不嫌繁求简。如生产治妇女病的大补药乌鸡白凤丸，将乌鸡去净毛爪，分层码在铜罐之中，用沸水蒸煮四昼夜，使之骨酥肉烂，药味醇香。药酒需存放五年以上，膏药需浸泡一年才热开摊膏。在配制有细料（如牛黄、犀角、麝香等贵重药材）的丸散时，须由经理亲自配方下药研粉。达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疗效显著，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南洋。一些名医开处方时都指定购买达仁堂的药。当年，达仁堂传统产品有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丸、再造丸、虎骨酒、神效如意狗皮膏等，皆负盛名。达仁堂在全国中药业中首屈一指。到1935年，总资产达一百多万元，比创业初期增长二十倍。
1934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任经理，乐松生任副经理。乐肇基曾游历欧美，接任后大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又不失“乐家老铺”的传统。为确保药品质量，出巨资凿了一口深水井，建起水塔，经多道工序过滤，保证制药用水的纯净。从国外进口冷冻机，建起冷藏室，用以贮藏易腐药材和药品。
在管理上，乐肇基事必躬亲，“言出法随”。徒工进厂须立保单，生产上有明细分工，每一盒药都标出生产人员的姓名和生产日期，质量出了问题直接追究责任人。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是达仁堂生产经营的一贯宗旨。
达仁堂办了多项公益事业。开办“达仁女子学校”，为鼓励女孩子上学，免费招收女学生入校学习。高薪聘请马千里任校长、邓颖超任教师。1924年，乐达仁的次女乐卫生病故，乐达仁将女儿生前积蓄的三千银圆作为基金，开设卫生眼科诊疗所，聘请著名眼科医生义务门诊，凡来就诊的患者，免收一切医药费用。此后，还组织业余乐队进行义务演出，宣传达仁堂，展示职工精神风貌。
达仁堂以其为民的宗旨和良好的信誉，使企业长盛不衰。
九、经营有道的谦祥益
清末民初，在中国纺织市场上享有盛名的“八大祥”，是由山东孟家创办的。自康乾盛世创业，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早年山东省的章丘、周村、淄川一带盛产土布，以章丘县辛寨村为集散地，素有“寨子布”之称。“八大祥”家族孟家是旺族，很多族人善于经商。他们收购“寨子布”到济南、青岛去卖，后又闯入京城。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清末民初，陆续出现了“八大祥”，即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隆祥、谦祥益、谦和益、瑞蚨祥。事实上，这些祥字号的股东，不都是经商能手，有的干赔本，有的中途倒闭，但孟府老祖宗有个规定：倒门不倒户。即你这门的买卖可以倒，而“祥”字号的招牌不能倒，其他孟姓经商的人还可用这个“祥”字的招牌，经营规矩要服从“祥”字号的传统。这就是“八大祥”不倒的原因。
谦祥益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进入北京，起初以经营“寨子布”为主，后增添苏杭的绸缎及珍贵的皮货。由于资金积累雄厚、经营有道，生意愈加红火，信誉愈加提高。清朝末年，谦祥益的股东传至孟养轩。此人谦和大度，善于交际，经营有方。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列强抢劫三日，孟养轩的商店先被抢劫一空，后被大火烧毁。孟养轩并不灰心，市面稍一平静，便开始整修店堂，多方进货，特别购进大批棉布。他预计冬日临近，城乡居民定要购买棉布做棉衣棉被。果然如他所料，天一乍冷，人们就拥挤着进入店堂，争购棉布。仅这一项，就盈利数万元，挽回了损失。
1917年，孟养轩在天津建分店。这年，他喜得贵子，乳名“保平”，所以天津的分店取名“谦祥益保记”。
那时，天津已是商业繁华的大都会，绸缎行业高手如林，外国洋商进行垄断，社会动荡不安。孟养轩不畏强手，把商店建在热闹的法国租界内，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同国内外强手竞争，仍立于不败之地。此后，在上海、济南、青岛、汉口等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号，积累资金逾百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养轩之子孟昭斌（保平）已任谦祥益保记经理，育有六子，乳名均带“辰”字，所以命名新开商号为“谦祥益辰记”。在风雨飘摇，百业凋敝的景况下，谦祥益虽然受到很大打击，仍能稳步发展。
谦祥益的经营特点是商品齐全，敞架售货，说话和气，明码标价，加一放尺（买十尺多放一尺），货真价实，服务周到。
在管理方面，精打细算，用人得当，人员分工专业性强，管理严格。每个员工每天的售货量都有专人统计，个人有“号票”（即售货传票），年底统计，作为奖励的依据之一。
谦祥益历任经理都这样激励员工：“大家做的是针尖上削铁的买卖”。
如今，坐落在天津三岔口估衣街上的百年老字号谦祥益商场，基本保持了原貌。
附注
①于谦祠，于谦：（1398～1457年）明朝大臣，字廷益，杭州人。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族入侵，英宗皇帝率兵出证，败于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英宗被俘，京师危急。兵部尚书于谦拥立代宗继位。于谦率军民奋勇抵抗，保卫了京城。英宗被释复辟后，以“谋逆罪”于天顺元年（1457年）将于谦杀害。成化二年（1466年），追认于谦复官，将其住宅改为忠节祠，后人称于谦祠。
①坛口、拳场，指义和团拜神集会的地方。
①河溯，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北。
①剥枣，打枣。剥，通“扑”。《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②红皱，干枣的别名。
③为物苦不厚，言以枣待客拿不出手。
④贽谒，拜见长辈的礼物。
⑤笾、豆，古代祭祀或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此句是说枣可作为祭祀的供品或宴会的食品。
⑥桂子，桂花。宋·柳咏《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
①顾绣：汉族名绣之一，产于上海地区。相传明嘉靖年间，上海大官僚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擅绣佛像、人物，形象逼真，人称顾绣。后顾名世之孙顾寿潜、孙媳韩氏均善画，韩氏融画理于刺绣之中，有“画绣”之称。所绣《洗马图》《藻虾》等，今藏于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在技法上，劈丝细过发丝，落针用线无针痕线迹，配色深浅浓淡，精妙得宜，自然浑成。清初，顾名世曾孙女广收门徒，传授技法，一时上海城乡妇女以此为业。顾绣因此传名并转为实用。
①金山，黄埠墩的别称。
②草木春：这一年（1276年）被押解北上的日子是二月初八，故称草木发芽的春天。
③此句是说二十年前，文天祥与弟文天璧自家乡乘船经无锡赴临安（杭州）赶考。
④此句说，今天过无锡要去三千里以外的大都（北京）。
⑤⑥此二句：文天祥经无锡，见百姓含泪追囚船相送，自己悲凉的心情。
⑦⑧此二句：描述诗人夜读战国时期程婴保存赵国史事时的心情。尽管自己被囚
禁，仍谋思挽救危亡中的南宋朝廷。
⑨零丁洋：今广东中山县南的海面。
⑩起一经：指自己是由科举出身。古代科考时，都要考每人专门研究的一种经书。此句指文天祥考取状元，官至丞相，但所处的是南宋濒于危亡的时代，支撑残局，非常辛苦。
⑪寥落：稀少。周星：木星约十二年绕太阳一周，古人用它来纪年，称十二年为一周星。地球约十二个月绕太阳一周，相当于前者的十二分之一，也可借称十二个月为一周星，本诗用后一种解释。德佑元年至祥兴元年，这四年当中，战争频繁激烈，所以说干戈寥落。
①惶恐滩：江西赣江万安到赣州共有十八个滩，其中最险的一个是惶恐滩。惶恐：惶惑和恐惧，引申为惭愧之意。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在家乡吉水附近的空阬被元军打败，妻欧阳氏、妾黄氏、次子佛生、女柳娘、丫鬟都被俘北去，只有母亲曾夫人和长子道生随他经由赣江惶恐滩一带，退往汀州。这句诗是对当时惶恐心情的回忆。
②零丁：孤独貌。意为文天祥被俘后，孤独凄凉的心情。
③丹心：红心、忠心。照汗青：照耀史册。汗青：在纸没有发明之前，古人写字用竹简，先将竹简用火烤干水分（竹汗），可以防蛀，故称汗青。这里指用竹简写成的历史。
①疲癃（l6ng），指腰弯背高之疾。此处指体弱多疾，极度疲惫。
①本文作者周良，北京通州区文管所所长，文博馆员职称，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发表各类作品二百多篇，与友人编著《北京名胜词典》《中国文物地图集》《京畿丛书·通州卷》等。个人著作有《通州文物古迹》《古代张家湾》《潞阳杂志》等。本文收录时略有删改。
①本文作者周良，收录时文章略有删改。
①蓍龟，蓍草和龟甲。古人常用以卜吉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