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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发祥地是三岔口。金朝之前，这里是一处小关市，居住者多为渔民。
  金代（1151年）疏浚潞河，将南北运河在三岔口接通。三岔口随之兴旺起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金王朝在此设置军事机构——直沽寨，驻兵五千。
  元朝始称三岔口为三汊沽。三汊沽临河襟海，兼作河港海港。河船、海船逐年增多。1285年，始立泉府司，专掌海运。1288年，设海道运粮万户府，掌管每岁海运粮，供大都（北京）。同年增设直沽海运米仓。三汊沽成了河运海运的入京枢纽。
  1309年，元廷派汉军五千，赐田十万亩，于直沽沿海屯田，以增强守备。1314年，将直沽寨升为海津镇，由元军副都指挥伯颜镇守。1320年，再增兵千员驻守。此后，管理漕运、河务、仓储、屯田、榷关、民政等衙署相继建立。官兵、民吏、海商、番客益众。1349年，设镇抚司以统理诸政。
  海津镇居民日益增多，除从事装卸转运粮米、驳运商货、修理船舶、经营餐饮、旅店等服务行业外，还下河海捕鱼，操办煮盐行业。三汊沽一带形成了“万户夹灶而居”的煮盐场面。盐业、渔业、商业、运输业的繁兴，使海津镇很快发展为“远漕通诸岛，深流会两河，转粟春秋入，行舟日月过”的大港口。“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万艘船”“集市诸番舶，军屯列郡田”。到海津镇的不仅有江浙的漕船，还有东南沿海的番船。因经商定居海津镇的人，半数是江南吴越人，故有“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的谣谚。发了财的商人和官僚，在海河西岸建起鳞次栉比的店铺及华丽的住宅、官署。海津镇逐渐发展为“燕山第一州”。
  1400年，明燕王朱棣起兵，海津镇地方官据地归附。燕王率军在三岔口渡河，取道沧州南下，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海津镇为天津，取天子渡津之义。次年，设卫①，这便是天津卫的来历。同年筑天津城。城为长方形，周长九里十三步，开四门：东曰镇海，北曰带河，西曰卫安，南曰归极。
  永乐三年，设一千四百座露天粮仓，后增建百万仓、大运仓、大盈仓、广备仓等大型粮仓数十座。天津卫成了皇粮仓储重地。
  清代，漕运更加发达，天津繁盛更胜往时。盐业、商业、金融、文化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1681年，康熙皇帝乘御舟到津，见三岔口船只如梭，市井繁荣，赋诗一首：
  转粟排千舰，分流纳九河。
  潮声连海壮，树色入京多。
  鼓楫鱼龙伏，停帆鹳鹊过。
  津门秋望远，明月涌金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英、法、美三国首先在紫竹林地区划分租界地，俄、德、日、奥、意、比诸国纷起效尤。租界区占地两万余亩，相当于天津城区的7.9倍。
  迫于亡国之危，一些稍通时务的清朝大吏，谋求富国强兵之术，效仿欧美，办起洋务。天津是办洋务的主要地区之一，原以漕运、渔盐、贸易为主的天津经济进入了以外贸加工业为主的时代。
  1862年，同治中兴以后，为镇压农民起义和防御外国侵略，清政府设立了事权很大的两江、两广和直隶总督，分驻南京、广州和天津，代表清政府处理有关外交事务。直隶总督兼三口通商大臣，事权尤重。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创办近代化的海军，编练新式陆军。以“北洋”命名的陆海军总指挥部便设在天津。天津相继建起武备学堂、北洋机器局（制造枪炮）、北洋大学等。到清末民初，天津的军事、经济地位已超过了北京，政治方面的作用也不亚于北京；工商业的发展仅次于上海。在1868年至1939年的七十年中，天津外贸总值已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以上，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百分之八十四。城市人口也由19世纪末的六十万，增加到1920年的八十五万，到1936年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万，1947年达到了一百八十万，仅次于当时的上海，超过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