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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秋功罪任评说
——隋炀帝苦役兵民开凿大运河
中国运河，古已有之。公元七世纪，隋炀帝苦役数百万兵民，将前代开凿的地域性运河疏浚、改道，相互沟通，形成一条以洛阳（东都）为中心，北抵涿郡（北京），西至长安（京师），南达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它穿越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京、津、冀、鲁、豫、陕、皖、苏、浙九省市，全长五千四百多华里，开创了世界人工河之最。对隋炀帝诏令开凿疏浚大运河的功过，历史上有诸多评说，褒贬不一，反差很大。如唐代诗人胡曾有诗曰：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然而唐代大文学家皮日休所做的《汴河①怀古》一诗，却给予相反的评价，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觉多。
两者评价，截然不同。前者把隋朝的灭亡，归咎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了他奢华糜烂的享乐而引起人民的反抗，以致国破身亡；后者则认为，隋炀帝若没有水殿龙舟三下扬州之事，他开凿大运河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客观地讲，从隋炀帝所处的时代看，他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从历代王朝对运河的依赖看也是如此，公元前五世纪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运兵运粮，开凿京杭大运河中最早的一段——邗沟；公元206年曹操为平定北方，征讨乌桓，屯兵幽州（北京），下令开凿黄河以北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与潞河牵手，即今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南、北运河。可见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主要动机有——
一、为巩固统一大业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己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余年的大分裂和频繁征战，中原人口大批拥入江南及岭南地区，一部分向北迁徙到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他们与中原本族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深厚的民族感情，盼望与中原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互通贸易，互相往来。然而在一千多年前，海运艰难，陆运不便，物资和人员流动只能靠河运。当时各天然河道，水患频繁，地域性运河缺少沟通和治理。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趋势，一方面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奖励农桑：一方面诏令各郡县疏浚沟通地域性运河，为了保障京城长安的供给，下令开凿疏浚汉代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
为了征讨江南的陈朝，杨坚下令疏通了北连淮河、南接长江的古邗沟，十余年后天下殷盛。
随父南征北战的杨广，从小机敏聪慧，仪表俊美。性格深沉隐晦，善写诗章。开皇元年（581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出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开皇八年（588年）二十岁杨广升任武卫大将军，受命统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陈，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伐陈成功，为中国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从而也助长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不久他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达九年。
大业元年（601年）杨广登上皇位。他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当时隋王朝疆域广大，东起东海，西至新疆，全长4600公里；南始南海，北到荒漠，相距7400公里。为巩固统一大业，确保朝廷政令畅通，急于修驰道、筑长城、开运河。
从大业元年至大业八年，除修驰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外，先后征集300多万民夫兵勇，开凿疏浚了四条运河，全长2400多公里：
一、沟通黄河与淮河间的通济渠，亦称汴水；
二、沟通黄河与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
三、再次加宽加深连接淮河与长江间的邗沟；
四、开通长江南岸镇江到余杭（杭州）的江南运河。
大运河开通，隋炀帝把军队运到江南、岭南地区，征讨叛乱的藩邦小国，同时从江淮地区向涿郡运送大批粮米及物资到北方战略要地幽州存储，为征讨抗命不遵的高丽国做准备。
隋炀帝还亲自率兵经永济渠到达长城一线征战突厥、契丹、吐谷（读峪）浑的入侵，他曾写一首《饮马长城窟·示从征群臣》的诗，诗云：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可见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长治久安，亿兆百姓得以安生的强烈愿望，并率领千军万马征战，驻扎长城洞穴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唐朝魏征主编的《隋书》载：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由此可见，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动机，是巩固统一大业。
二、兴利除害劝课农桑
治国先治水，这是历代有作为君王的共识。隋炀帝继位之初，效仿父皇，重视对运河的修整，到各地观察民风，奖励百姓种田、植桑、养蚕。为修治大运河，他同水利专家宇文恺全面规划运河的走向、线路，驾临施工河段，视察开河、筑堤、垒塘、砌堰等工程。他曾到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巡视，故本段运河又称“御河”。他诏令河岸及堤坡上栽种柳树，经常沿河视察，地方官员积极组织百姓“献柳”活动。对栽柳多的百姓给予奖励，封柳树姓“杨”，故后人有“杨柳”之称。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一诗中咏道：
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
隋炀帝在诏令开凿大运河的同时，还令地方官员疏浚治理地域性河道，他认为，人工河道是最先进、最便捷、最安全的交通设施。便于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此后全国人口逐年猛增。隋朝末年已达四千多万，比南北朝时的两千万增加了一倍。隋朝灭亡前，国都粮米满仓，布帛山积；洛阳被围困时，人们以布帛作柴，用绢代绳汲水。直到唐王朝建立后，城里所存的粮米、布帛尚足够朝廷支用二十年。
三、为征战运兵运粮
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可以南粮北运，既可供养中枢，又能运兵四方，控制天下，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公元607年，高丽国王抗命不尊，并在辽东挑起事端，串联契丹等几个番国对抗朝廷。隋炀帝削其名号，做东征准备。公元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黄河以北直到涿郡（北京）的大运河，时称永济渠。公元611年正月，大运河刚刚连通，隋炀帝就带着半朝文武官员到达涿郡新建的临朔宫，向全国发出羽檄，征调甲兵来涿郡集结。涿郡辖境相当今北京市以南、保定市以北、太行山以东、白洋淀以西的广大地区。飞檄传出，各郡甲士络绎不绝向涿郡进发，河南、淮北赶造的五万辆兵车辚辚北上，黄河两岸国库的粮米装船北运，粮船头尾相接，帆樯连绵千里。一位心腹大臣进谏隋炀帝：“为讨区区一个小国，而动员全国将士征战，岂不是得不偿失。”隋炀帝答：“昔日黄帝五十二次征战，成汤二十七次讨伐，才使王德施加于诸侯，号令颁行于天下。今我泱泱大国，岂能坐视番邦反叛！”
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身着战袍盔甲，祭礼黄帝，发布进军令。军队分两路进发，日发一军，两军相隔四十里。另编水军一路，战舰千艘，经运河下辽海向高丽国挺进。共计一百一十余万人，号称二百万。出发时间整整用了四十天。全军首尾相继，鼓角喧天，旌旗招展，连绵九百六十里。后面御营六军，又排出八十里。
隋炀帝劳师袭远，高丽国军民以逸待劳拼死抵抗，隋军接连两次大败。隋炀帝不接受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发兵征战高丽，直逼得高丽国王遣使请和，俯首称臣。炀帝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了，乘势收兵。在三次征战中，仅从江南、淮南经运河运到涿郡、松辽平原的粮米就有两千万石之多。
连年劳役和征战，使百姓贫困交加，流离失所，死亡十之四五。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挽舟者歌》：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这首诗集中反映了征战和劳役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很多青壮年男女为逃避服役，忍痛砍下自己的手足，时称“福手”“福足”之人。
四、浮运朝廷所需粮米及百物
隋文帝定都长安。长安是运河的西端，是连接蒙古高原的“参天可汗道”，是通往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接通青藏高原的“河湟道”，也是通向云、贵、川“栈道”的起点。西去的使臣、商队、僧侣、游人等多从长安出发。外国使臣、商队、僧侣、游人也多来此居住。城内二十多万居民的口粮、几十万屯军的用粮、朝廷百官的俸禄、各大仓库的储备粮等，每年所需至少一百二十万石①。这些粮米都靠大运河浮运。
隋炀帝即位后，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曾是东周的国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军事重地，营建东都，便于控扼全国，更便于控制江南。一是稳定江南的混乱局面；二是发展江南的生产。征召全国数万名工匠，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皇家园林，每月更替民工二百五十万，吃粮主要靠大运河从江淮运来。建造宫殿所需大批木材、砖石等也需河运。洛阳建成后，隋炀帝令全国各地十余万富户迁入洛阳城，以充实京都。雄伟壮丽的宫殿，鳞次栉比的酒肆茶楼，繁华的贸易市场，越商、海客、西域胡人，大贾荟萃。经运河运来的粮米及千般物品、万类商货，确保了京城数十万人之所需。每天都有穿戴各种民族服饰的客商牵着大群骆驼，满载中原的粮米、丝绸、银器及各种特产，从这里起程向西进发。
大运河使洛阳城成了国际贸易大都会。
五、平定与开发江南功不可没
开皇九年（589年），新兴的隋朝灭掉了南方偏安的陈朝，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格局。但是隋文帝杨坚推行的是剿灭镇压的高压政策，结果激起世家大族、地方土豪酋长等各个阶层人士的反抗。年仅21岁的杨广，表现出政治家高超的统治才能，除了公开处决了原陈朝几个有名的酷吏和奸臣外，其他都进行安抚与怀柔。他下令，对陈朝府库中的资财秋毫不取，新的统治机构中广泛吸纳、招揽原有的才俊。尊重南朝人崇佛崇道的习俗。杨广自幼礼佛，深知佛教能够劝善化民，稳定地方秩序，自诩为江南佛教界最大护法者，并与江南佛教界头面人物、天台宗创建人智顗（yǐ）交往甚密。
开皇十一年（591年），杨广为江南1000多名僧尼广设斋席，跪受智〓大师为他做佛戒，接受“总持菩萨”佛号。他还赞助南朝知名大儒编成《江都集礼》二十卷。
杨广即位后特别注重发动民间搜集整理佛教经典和灵像宝藏。据法琳《辩证论》记载：杨广“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两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后来这些经卷运到北方雕版印刷，又经大运河传播，为南北佛道融合贯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此外，杨广即位后，提拔重用一大批江南士人。此前，朝廷选拔人才采“九品中正制”，多由豪门世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隋炀帝极力推行科举制，广开学堂，改革官制：废三师、罢总管，裁撤重叠机构，裁减冗员，确定官员任期，强化监督职能。隋炀帝采取的种种措施，对江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由此逐渐提升，盛唐时期，江南粮米、丝绸、茶糖、竹木经河运、海运，源源不断运往国都卡安及幽州边塞地区。隋炀帝开发江南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六、穷奢极侈的另一解读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不久，就下令开凿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通济渠、汴水、泗水，疏浚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并将洛阳至江都（今扬州）的两千余里河道拓宽四十步（一步五尺），两岸修筑御道，种植柳树，沿途设置行宫四十余座。江都行宫内有五大建筑①，行宫外有十大宫殿，即蜀岗十宫。
隋炀帝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舟、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其中龙舟数层，高四丈五尺，长二十丈，宽五丈。上有重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八月，行幸江都（扬州），挽船者八万余人，随驾的文臣武将、宫娥彩女千余名，船只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两旁御道上护卫骑士二十万，旌旗蔽日，鼓乐喧天，沿途五百里内郡县官员均要进献供品。其后两次游江都，其奢华程度与第一次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代许多史书都把隋炀帝开浚江南运河、巡幸扬州，视为隋朝灭亡的原因。无可讳言，隋炀帝的生活充斥着奢侈糜烂一面，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但也有扬国威、施皇恩的另一面。后世的康熙、乾隆皇帝同样是怀着这样目的六下江南，具有维护皇权大一统的效果，只不过奢华程度小些罢了。
七、为唐、宋及后代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操之过急，在六年中，苦役兵民无度，最终落得国破身亡。不过，正是隋代大运河成就了唐代的辉煌。唐代定都长安，当时关东地区的经济与长江中下游比，已相形见绌。要从江南经大运河漕运粮米供给京都长安。唐代虽然也重视运河的疏浚和治理，还在小范围开凿了运河，但整体上都是对隋代运河的疏浚和补缀。
若无隋代运河，不管唐朝统治者自愿还是不自愿，他也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挖大运河，否则，国家漕运大计安在？韦坚怎么可能给唐玄宗安排登万寿楼（长安）观看广运潭上陈列的各郡货物的漕船？岸上又怎么会有妇女们大唱：“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唐代长安又凭借什么成为当时亚洲和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又怎么成为中外学者、文化人、留学生济济洋洋的荟萃之地呢？唐代大文学家皮日休（834～883年）在《汴河铭》中写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又说，隋炀帝开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代运河对于唐代的繁荣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的汴河，造就了后来的大宋王朝，促进了大宋京城开封景象繁华，百业兴隆，出现了永留青史的《清明上河图》的壮丽景观。诚然，隋代大运河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炀帝死后，葬在扬州郊外的雷塘，显得很凄凉，与当年的煊赫形成鲜明对比。为此，唐代诗人罗隐发出了“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半亩田”的感叹。
第二章 大运河形成的四个时期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东部，北京与东南各省之间横亘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各水系支流繁多，水量丰富，利于灌溉和通航。但实现中国南北的航运，则需要开凿一条沟通五大水系的人工河，即京杭大运河。它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分散的地域性运河时期
公元前22世纪，中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自大禹带领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战胜洪水后，先民就在黄河中游的大平原上刀耕火种。他们边耕边弃，逐水而生。协同大禹治水的一个部落酋长叫伯益，发明了“凿井术”以及简单的浇灌和排水方法。
公元前17世纪后，原始社会解体，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时期，生产力有了提高，人们开始懂得炼铜、炼铁技术。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实行“井田法”，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奴隶劳作，把土地划成许多方块，像“井”字形。奴隶主驱赶奴隶在河湖港汊之间开凿沟渠，进行运输或引水灌溉，这便是最初的运河。
公元前770年之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逐步建立，这便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征战也更加频繁，从国家到地方对水运的需求更为迫切。各国都在领地之内开凿、加深、拓宽河道，形成很多分散的地域性运河，即中国运河的滥觞时期。当时主要有四条运河。
陈蔡运河 西周时期，中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淮河北岸的泗洪地区，有一个占据方圆五百里的徐国，国君称徐偃王。他施仁义、爱臣民，在本族和周围三十多个诸侯国中享有很高威望，各诸侯国国王都来朝见他。
当时周穆王秉承祖训，把全国七十一个诸侯国和数十个边远部族分为五类，徐国被列为最后一类“荒服”①。因徐族人崇拜鸟，认为祖先是卵生，周天子对此很是蔑视，用敌对的口气称徐国为“徐戎”“徐夷”。徐偃王及其他诸侯国首领要按期朝见天子，进献贡物，如不遵从，便被杀戮，或掳掠百姓充当奴隶卖掉。那时奴隶主的一匹马和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
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坐着八匹骏马拉着的车舆，带着宫娥彩女及文武百官西游各诸侯国，徐偃王趁机率本族及三十六个小国的数万兵勇征讨周穆王，他们乘船溯淮河而上，进入蔡国的汝水时，需要通过陈国淮阳上航，因水道不通，徐偃王便指挥兵夫开一条汝水至淮阳的运河，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运河，史称“陈蔡运河”。
邗（hán）沟 公元前775～前476年的三百多年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制社会初步建立的历史变革阶段，全国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史称“春秋”时期。
长江下游新崛起的吴国和比邻杭州湾的越国大动干戈。吴国建都吴（今苏州市），越国建都会稽（今绍兴市），双方杀杀打打十二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征服了越王勾践。吴王雄心勃勃，为了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于公元前486年秋，在长江北岸的扬州附近筑城，城下有一条注入长江的小河叫邗沟，故此城得名邗城。吴王把邗城作为吴国的北都，后来扬州才有“江都”之称。城未筑完，就诏令兵夫数万开浚连接长江与淮河之间的运河，全长四百多华里，史称邗沟，亦称淮南运河。后来的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都是以这段运河为基础进行疏浚、修整的。邗沟运河至今已有二千四百九十岁了。（见下页图）
山阴故水道（浙东运河） 2500年前的吴越战争以吴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吴王夫差没有料到，就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俯首称臣的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带领臣民凿浚了钱塘江南岸的“山阴故水道”，即后称的浙东运河。这条运河西起钱塘江古渡西兴镇，流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在镇海招山注入东海，全长700余里。成了河运、海运的大通道，为越国休养生息，东山再起起了重要作用。不论吴国开凿的“邗沟”还是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都成了京杭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所以今天言京杭大运河，忽略浙东运河是不完整的。（见上编插页下图）
郑国渠 公元前475～前221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后，出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开渠引水，浮航灌溉方面。
公元前237年，弱小的韩国国王担心被日益强大的秦国吞并，施展“疲秦”战术。派本国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建议秦王开凿一条大渠，以解决关中旱田问题，同时献上一张渠道线路图。大渠全长三百华里，能灌溉四万余顷土地（约合现在二百八十万亩）。秦王重视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当即下令调集五万秦军和三万民众，由郑国指挥施工，预计三年完工。工程完成一半，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欲杀郑国。郑国临危不惧，振振有词：“渠凿成是秦之大利，臣仅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百世之功矣！”秦王默然，令郑国继续指挥凿渠。三年后，大渠凿成通水，为航运带来便利，也为这一干旱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粮食大面积丰收。这一地区年产的粮食，能供秦国六十万军队食用一年，为后来秦国统一中国提供了物质保障。
当地百姓得其利后歌之曰：
举锸①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郑国渠可谓全国灌溉航运之冠。
灵渠 灵渠是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一条人工河，原名澪渠或零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开拓岭南、统一中国，命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岭南的百越人。最初，由于遭遇到百越人的坚决抵抗，兵不能进。大军在翻越五岭时，粮草接济不上。从湖南出发溯湘江而上的运输船队己进入广西兴安山地区，此地山高谷深，河水淙淙，千回百折，粮船无法行驶，军饷转运困难。便命史禄督率士兵开山凿渠。史禄带兵寻觅水道。他们听到民谚：“兴安高万丈，水向两头流”。原来这一带是湘江、漓江的发源地，湘江向北流，漓江向南流，若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粮草船便可从湖南进入广西。
两江之间地势高峻，山峦起伏，危峰壁立，地质复杂，岩石坚硬。史禄反复勘察，精心设计，亲率万人辛勤劳作五年，终于凿成灵渠。大渠全长六十八华里，因凿于秦代，又名“秦凿渠”，后人称“湘桂运河”“兴安运河”。军队在这一带边打仗、边屯田，并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百越人。
湘漓二水沟通，成了北通湖广、南连两粤的交通枢纽，便利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岭南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2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凭一镐一锹，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足见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灵渠应用的“分水”“筑坝”“船闸”等高难技术，为秦以后历代治河工匠所效仿或采用。美国专家修建巴拿马运河，也借鉴了灵渠建梯级船闸的办法。这一高超的设计，成了世界船闸的先导。
二、南北运河初步沟通时期
东汉末年，如火如荼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汉王朝也从此衰败，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曹操在二十余年分裂的形势下，代天子令行天下，即史书所云“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一边统兵南征北战，一边号令各地养兵屯田、养民屯田、开凿运河，保障漕运和灌溉。他在东征袁绍、北伐乌桓的征战中，开凿了数条运河，使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运河，与黄河以南的运河连接起来，初步形成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水系。
遏淇水入白沟 204年春，曹操准备长期在河北驻军屯田，征调数万军民开凿疏浚一条古河道——白沟，因水源不足，遂下令“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将原入黄河的淇水之右股，筑坝拦截，引水入白沟。左股与黄河相通，首次使黄河以北的运河与河南诸运河相通。淇水即今清河，其故道大致是今天的卫河。曹操利用白沟一边从淮北运粮米以备征战，一边鼓励军屯、民屯，积谷存粮，还下令减征河北各州郡赋税，只一年即收谷百万石。两三年间，曹操兵精粮足，遂率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攻下武安、涉县、邯郸、永年等州县，后攻克袁氏父子盘踞多年的冀州州治——邺城，继而赶走青州的袁尚、杀死南皮渤海郡治的袁谭，挫败幽州（北京）的袁熙，降伏并州（太原）的高干，招抚太行山农民义军十余万及汾河流域的匈奴诸王。至此，中原大局稳定，为北征乌桓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开凿平虏渠、泉州渠 曹操攻克邺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往塞北，投靠乌桓大单于蹋顿，并联合辽东割据一方的首领公孙康，继续与曹操对抗。蹋顿颇有武略，发兵二十万进犯中原，直抵今北京通州潞河沿岸，攻破幽州城，掠走汉民十万户。
曹操震怒，誓破乌桓，冒着后方被刘表、刘备偷袭的危险，倾注国力北征乌桓。所需粮草需运往幽州，曹操听取谋臣董昭的建议，于公元206年，在白沟与直沽河（今海河）之间开凿平虏渠，以通运道。此渠即今河北省青县至天津独流镇的南运河。
曹操还依董昭之见，开浚了幽州通向天津的运河。此河在泉州县境内与平虏渠相接，史称“泉州渠”①。
至此，北方运河与黄、淮、长江以南的运河相连，中国大运河水系初步形成。
开凿辽西运河，征讨乌桓 黄河以南以北的运河相通后，江淮粮米源源不断地运到幽州，征讨乌桓条件已成熟。但远隔千里，运输粮草极为不便。曹操在开凿泉州渠的同时，又在泉州渠上口向遵化、迁西一线开凿一条新运河，与辽西郡内的滦河接通，史称辽西运河。
207年五月，曹操率大军自幽州经辽西运河向辽西、辽东进发。因久旱无雨，运河水浅，粮船难行，海道又不通畅，曹操亲率数万将士自带粮米，轻装步行，出卢龙塞（今喜峰口）沿山涧河谷日夜兼程，行程五百余里。大将张辽为先锋，首战就将蹋顿斩于马下。曹操收编降卒五万余人，解救被掠汉人十五万，从此平定了北方。当年九月，曹操令手下带降兵及被救汉人沿辽西新河返回幽州，曹操则带领部分将士沿锦州、山海关、北戴河一线返回，行至昌黎城北碣石山，登山观海，抚今追昔，直抒胸臆，即兴吟咏《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①，山岛竦②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③
诗的篇幅不长，但表现了诗人登山临海的激荡心情，及一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气度。
三、隋代开浚沟通中国南北大运河时期
605年，隋炀帝下令调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民工百余万，开浚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凿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其基本部分是曹操开凿的白沟、平虏渠，把黄河与河北诸运河连接起来，直抵涿郡北京，全长两千余里。
610年，隋炀帝下令修整江南运河，北起京口（今镇江），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八百余里。
自此，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四百里的大运河畅通。
隋代大运河经历了六百多年，其格局一直保持到元朝初期，大大加强了中国广大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为其后唐宋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作用。
四、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时期
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全国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朝廷宣政院管辖，云南建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
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保障大都（北京）数百万石粮米及百物供给，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在朝廷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全面规划、统一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京杭大运河时期。
新辟大运河中段 1262年8月，忽必烈进入大都（北京）当月，就召见年仅三十一岁的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听取他对修复大运河的意见，委任其为“提举①诸路河渠事”。不久朝廷设“漕运河渠司”，郭守敬任“督水监”，相当于今天水利部部长。
郭守敬奉命带领水利官员若干人，在南起徐州，西至卫河，北抵临清、德州，东达汶水、泗水上游的广大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前后六次往返于济宁和东平之间，行程数千里，绘图回京复命。
当时，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全线淤塞，恢复通航十分困难。元朝定鼎北京，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北移。郭守敬大胆提出取直运河，甩掉原运河从徐州向开封、洛阳、长安拐的“＜”形大弯，让大运河自徐州往北经济宁至临清，再入永济渠卫河、南运河，航程可缩短七八百里。元世祖称善。
开凿济州河 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任命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开挖从济宁至须城东平的济州河，全长一百五十里，当年二月开工，次年八月竣工。济州河从须城汇入汶河、清河向东北入海，漕粮可经海道抵天津大沽。
继开会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按郭守敬的设计，朝廷任命都漕运使马之贞主持开凿东平至临清的新运河。此段运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工程浩大，役工二百五十万。运河所经地段地势高仰，是大运河之水脊，工程艰巨。为解水源之不足，又在河上建闸坝三四十座，设计绝妙。开闸通航后，舟楫连樯而下，蔚为壮观。
会通河的开通标志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接通了黄淮、江南、河北平原上的运河，并使诸多天然河川与京杭大运河沟通，使运河航运极大地兴旺起来。元世祖赐名此河“会通河”，取“会通天下”之义。
裁直北运河 元朝初年，营建大都，朝廷从全国征召军民百万。所需粮米及大量砖瓦木石均从江南北运，京杭大运河虽全线畅通，仍不能满足大都所需。元世祖忽必烈又下令发展海运。但不论河运海运，只能运到天津（时称海津镇），再经北运河运抵通州。北运河（时称白河、潞河）成了咽喉要地，但河道弯度太大，元世祖采纳郭守敬的建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南军三千，征民工两万，将北运河裁直，航道缩短百余里。明清两代保持了这个格局，直到今天未变。
重开通惠河 通州为北运河之首，距北京不过四五十里，但因不通运河，漕船从南方运来的粮米百物暂储于通州，靠陆挽运进京城。遇到风雨，沿途散落粮米若干，日夜兼运，人畜死伤无数。
元世祖命郭守敬重开通州至京城的运河。郭守敬踏遍北京西山寻找水源，在昌平县东十里的神山（当地称龙王山）下发现了白浮泉，遂引白浮泉及西山各泉之水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再入城内积水潭（北海、中南海、什刹海）。这便是京城里运河之首。此河直达通州南二十里的高丽庄汇入外运河（北运河）。南来的船只可以从通州浮航至大都的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装卸码头。一次元世祖从上都（开平）回大都，见积水潭中舳舻蔽水，桅樯林立，热闹非凡，大悦，赐名“通惠河”。
京杭大运河干道自南向北由下列六段连成：
1．杭州至镇江称江南运河亦称吴越运河。
2．瓜州至淮阴称淮南运河亦称邗沟、扬州运河。
3．淮阴至临清称会通河包括济州河、泗水、汴水。
4．临清至天津称南运河亦称御河、卫河、永济渠。
5．天津至通州称北运河亦称潞河、白河。
6．通州至大都城里的通惠河亦称大通河。
元王朝改造并完成的京杭大运河，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统一大业立了大功。明清两朝虽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治理，但基本保持了元代大运河的格局。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其选线、走向、重点工程方位等基础部分，仍是元代治河专家及劳动人民的大手笔。他们的功绩当受后人追崇和赞扬。
第三章 历代漕运盛况
“漕”字从水从曹，是指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运”创始者秦始皇，为伐匈奴，而“飞刍挽粟”①。之后，朝代几经更替，但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河通漕当作国命民脉，在保护、改造、利用运河遗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治河、漕运水平，运河航运不断发达，形成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漕运兴盛时期，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一、唐代——创造开元全盛日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成了唐王朝建国后所必需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一巨大的工程基本满足了唐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唐代历经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二十位余皇帝都不惜财力，对庞大复杂的大运河水系进行改造，确保漕运畅通。
忆昔开元全盛日 唐朝初期，南方漕船将大批粮米运往京城——长安，漕船要在洛阳以西溯黄而上。为避三门峡“鬼门”之险，朝廷在黄河与洛水两岸修建很多仓储群，储存漕粮，再用骡马驮运至长安。当年著名的仓储群有河阳仓、柏崖仓、集津仓、洛口仓、回洛仓。一般仓群储粮三百万石，较大仓群在千万石以上，依山而筑的洛口仓，储粮一千二百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开凿了三百里长的开元新河，绕过“鬼门”三门峡，漕粮直接运到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每年运抵四百万到七百万石。出现了吴舟楚帆、连云碧水的盛况。长安城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一百多万。长安城周长三十六点七公里，城内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城内街道笔直，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均划分为方格形，共一百〇八坊。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是皇帝与大臣议事的地方；城外东北部有大明宫，称“东内”，宫内麟德殿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有兴庆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住在这里，时称“南内”。这三大内，即三大宫殿群，规模宏伟，同北京的太和殿不相上下。长安城北是广阔的皇家禁苑。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日当午时击鼓三百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来自亚洲各地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市井中，异货山积，百物俱全。待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井悄然。
从商贾的富有亦能看出盛世景况。长安城里有一富商叫邹凤炽，他曾上疏朝廷，欲购终南山。终南山是秦岭山峰之一，长安城南的屏障，山上林木如海，风景秀丽。邹凤炽愿以树木计价，每棵树付一匹绢。他夸口说，山林有尽，臣绢无竭。普通富商尚且如此，国库的富足可想而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一斑。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①。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②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③出。
齐纨鲁缟①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蓟城的繁荣 蓟城（今北京），战国时期是燕国国都，东汉为幽州治所，隋朝设涿郡治所，唐朝升为大都督府（全国五大都督府之一）。初领辖八州，后增领十六州，还统辖安东大督护府，即管辖东部边镇各邦国部族。总领辖相当于今河北、辽宁两省及山东、河南、吉林、内蒙古的一部分。
蓟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海运、河运都很畅通。舳舻如蚁，漕船一次可运粮百万余石。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后出塞》诗中有所描写：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②，照耀舆台躯③。
大运河发展了官方的运输和商贸，也刺激了民间贸易，不论浮海还是沿河，官民商船及大批漕船自南而北，抵达的主要目的地是蓟城，蓟城成了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江淮以南运来的丝、米、茶、糖、布帛等，从塞北运来的耕牛、战马、毛皮、革角等，以及本地所产的粮、鱼、盐、枣、栗、铁、石等均在此交易或转贩。当时蓟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九里，周长三十二里，开十门，城北设大市场，称幽州北市。市上店肆林立，行当齐全，各行开设若干作坊。前来交易的人填街塞巷，熙熙攘攘。除汉人外，还有奚人、鲜卑人、契丹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一派民族和睦相处的繁荣景象。
扬州的富饶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的北岸，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始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基础上二次筑城，因四周多丘陵，故又称“广陵”。
扬州繁华起于隋代。隋炀帝杨广曾任扬州总管，统领军政大权。继皇位后，仍怀念富饶美丽的扬州，常常“吾梦扬州好”。他在蜀岗地区建宫殿、园囿，三次乘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游扬州。当时扬州有四十多万人口，是运河、长江的重要码头。
唐代，扬州设大都督府。朝廷在全国设九十九家铸币厂，扬州就有十家，年铸铜钱三千三百万缗①。朝廷还在这里开办十家造船厂，鉴真高僧东渡日本所乘大船就是扬州所造。扬州农桑、鱼、盐产量丰富，手工业发达，主要产品有铜器、木器、丝织品、药材、珠宝首饰等等。铸造的铜器——铜瓶、铜盂、铜盘、铜磬、铜香炉等精美耐用，皇宫、寺庙、王府、富商争相购买：玉人、雕塑、刻镂、刺绣、修文、绘画、镌碑等工艺品产量、销量都居全国之首。当时京师长安就有“潭中②车船闹，扬州铜器多”的赞语。
扬州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当年城内有寺庙三十余座，僧侣数千人，鉴真和尚就是当时大明寺的高僧。
扬州依傍大运河，襟江带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溯长江而上，可通达岷江、嘉陵江、沱江、金沙江、汉水等所有长江支流；还可经湘江上游的灵渠连通珠江水系，赴四川、云贵、两湖、两广等地。从扬州顺长江而下可浮海远航沿海诸州府，还可到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非洲等地。当时扬州已成为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港口。扬州城里居住着阿拉伯等国商人达五千多人，来这里取经、学习汉文化的日本僧人和留学生络绎不绝。扬州市井繁华，有数不清的茶馆、酒肆、饭店、戏楼、娼院，可供人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夸张说法。
扬州风景秀丽，与大运河相通的瘦西湖是隋炀帝当年的行宫；大明寺平山堂胜景亦为游人所流连。历代诗人、学者游览扬州美景，触景生情，咏诗抒怀，留下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现仅摘录部分佳句：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杜牧：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王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李绅：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①。
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
张乔：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杜荀鹤：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②景物胜西川。
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
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
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
二、宋、辽——漕运相通百余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宋王朝历时三百余年，未能实现大一统。其间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抗衡，虽连年征战，朝廷从未放松对运河的治理，使运河为漕运、灌溉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宋称运河是“建国之本” 北宋建都靠近运河航道的汴京开封。当时开封有“通漕四渠”，即汴渠、广济渠、金水河、惠民河。其中广济渠、金水河为宋代所开，惠民河是唐代开的蔡河，汴渠是隋唐开的通济渠。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汴渠是黄河以南漕船通往汴京的干道，汴京成了黄河南北漕运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北宋王朝视运河为“建国之本”，规定各州、府、县官员到任半年内，必须将所辖之地“水渠堵塞和开修”情况报告朝廷；任期满后，将所绘兴修水利的图纸上交朝廷，朝廷对成绩卓著者给予奖赏。从1070～1076年的七年间，全国兴建大小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处之多。由于汴渠受黄河携带泥沙的淤积，宋初规定每年疏浚一次。朝廷不惜工本有计划地放黄河水造数万顷良田，兴修多处船闸、渡漕等高难度水利工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宋之初六十年的垦殖，使全国耕地扩大了近一倍，达到五亿二千四百多万亩，人均占地二十六亩。随之，手工业亦得到较快发展，铁的年产量，唐代中期最高为一千吨，北宋中期达四千吨。煤炭不仅用于冶炼，京城许多人家也以煤代柴。造船业规模庞大，每年下水船只多达三千艘，海船上已使用指南浮针，即水罗盘。制瓷业十分可观，南北名窑倍增，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各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造纸技术大有改进，不仅大量制造书写、印刷用纸，还制造一种特制纸，用来制作衣服、被子，松软舒适。有诗曰：“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棉”。刻书业空前兴旺，有的印刷丛书一次制版达十万块。活字排版印刷也已开始，纺织技术亦有很大提高。
商业逐渐兴旺，大运河沿岸城市相继兴起。唐朝十万户以上城市约十个，北宋时期增至四十个，都城汴京开封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每年从江、淮、湖、浙运粮米入汴京达六百万石。海盐、布帛、丝绸、百货也源源不断地运进汴京。淮南、江南、岭南、西南地区的粮米、丝绸、茶叶、布匹经汴京北运；北方的梨、枣、药材等土特产品也经汴京运往南方。汴京城内手工业作坊和商铺遍布全城大街小巷，突破了唐代京城中居民区与市场分设的限制及每日统一开市、闭市的规定，出现了晚间经营的夜市。汴京靠大运河的支撑，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大都会。著名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即反映了当年开封的繁盛。
辽代萧太后运粮河在五代十国后期，松辽平原的契丹部落强大起来。后唐藩王石敬瑭为夺取皇位，请求契丹帮助，于936年拱手将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十六州献给了契丹，自称“儿皇帝”。契丹从此如虎添翼，于938年改国号为“辽”。此后称雄北方，与宋王朝对峙。两国的分界线东起天津海河军粮城泥沽寨、西经信安霸州所辖、拒马河、易水河至山西雁门关。永济渠北端留在了辽国境内，淤堵不能通航。纲纪严明、通晓治国之道的辽主萧太后，令军队开挖一条从北京至天津北塘入海的运河，赐名龙弯河，后人称萧太后运粮河。辽军将松辽平原产的粮食，在辽东半岛的旅顺装船，经海道运到天津北塘河口，溯萧太后运粮河抵达北京。
宋辽对峙十几载，难分胜负，于是双方谈判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互相称兄道弟。辽称宋兄，宋称辽弟。按盟约规定，每年宋兄需向辽弟奉上十万匹绸缎、十万两白银，否则刀兵相见。但双方民间往来不断，辽国民船满载牛、马、羊、皮毛、筋角、人参药材、瓜子木耳、枣栗木材等运抵界河关口；大宋的丝麻绢布，茶糖藤竹，各种农具及手工艺品运到界河关口与之贸易。
辽国不仅与大宋加强贸易往来，还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中亚、欧洲进行商贸活动。北京不仅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宋、辽和平共处了一百二十年。
三、金、南宋——开河通漕异曲同工
金朝倾国力开浚北方运河 1125年，东北新崛起的金国打败辽国，将北京改为中都，把北宋朝廷赶到临安（杭州），统治了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立。金王朝极力推崇汉化政策，使女真族从原始部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金对运河勤于治理、对漕运严格管理均超过前朝，维持统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
开浚天津河 金初，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北端入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因永定河泛滥，河道时通时塞，金廷另辟河道，疏浚通州潞河至天津三岔口，称天津河。自此，来自冀、鲁、豫平原诸州县的粮食百物，浮航永济渠到天津，经天津河至通州。
开东南河 天津河河床狭窄，水量不大，浮航能力不强，漕运的粮食及木石等建筑材料不能满足中都之所需，金廷重开永济渠北端——自信安始，疏浚拒马河、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南苑建春宫，全程一百五十余里。金章宗亲至霸州、信安视察开河工程。
各州县民户输纳的租赋，按指定时间送抵官府，验收后，运到运河码头，交付仓官及漕官，到发运季节装船上道。每三十船编为一队，名曰“一纲”，时称“纲运”。运河所经州县，都设漕务、河务官员管理。朝廷设都水监（相当今天水利部），下设都巡司，有巡河官员负责巡视河道、堤堰，栽种榆柳，保证漕运畅通。
金廷定制，漕船分春秋两季，将漕粮运抵中都。通州是中都的门户，建有大型仓群三座，粮米经陆挽转运至中都。
因漕运而发达起来的中都，留下许多古迹，其中北海、琼花岛、什刹海、中南海、瀛台、玉渊潭、钓鱼台等保留至今。
南宋再开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 南宋定都杭州后，对运河的治理和利用尤为重视，相继开挖疏浚了茅山河、盐桥河、清湖河，均与大运河相连。运河与钱塘江相通，每日潮水一汛一淤，朝廷设“捍江兵”，专事疏淤浚深。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5年），朝廷诏发兵夫自扬州至淮阴筑堤三百六十里，从高邮经兴化至盐城筑堤二百四十里，堤上建闸九座，以蓄泄运河（邗沟）及淮东各湖的余水，大力发展屯垦，提倡军队百姓垦田种稻。这些水利工程在绍熙年间建造，故称“绍熙堰”。朝廷对漕运、屯田、政务统一筹划部署，开凿新的区域性运河，不间断地修复淮南运河。
修复山阴故水道，打开了海上通道，南宋朝廷征召兵夫数万，在钱塘江南岸，又修整了古代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称“浙东运河”。它成了江淮运河南端的继续，杭州成了浙东运河与江淮运河的枢纽，更加便利了河运与海运，使杭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及国际化大都会。
四、元代——河运、海运兴大都
元王朝对漕运的依赖超过了隋、唐、宋。隋唐宋三朝分别建都洛阳、长安、开封，处在黄河中下游产粮地区，与富庶的江淮平原接壤，同“湖广熟，天下足”的江南地区毗邻。而元王朝将国都建在北京（时称大都），庞大的政治中心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来支持，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必须保障。据《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①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靠军队管理漕运，时称运军，全国约有十万余人。仅山东济宁就驻运军一万两千人，既管理漕运，又负责保安。
每年经大运河运往大都的粮米约二百多万石，仅能满足大都常年用粮的一半。元世祖忽必烈即命经营海运，每年又从海上运粮三百多万石，基本保证了大都所需。元世祖奖励民船运粮到大都或沿河贩卖。京津之间的北运河水浅湾多，不宜行大船，南方河运、海运船只到达天津，都需将粮米卸下，改装小驳船达通州。为暂时储存粮米，朝廷在天津及北运河沿岸建造多处粮仓。天津时称“海津镇”，建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河西务设十四个大仓群，通州除扩建金朝三个大仓群外，又建十三仓。大都附近建粮仓二十二群，城外四群，城内十八群，称千斯仓、万斯仓等。另有若干贮存布帛、丝棉、银钱、木材、砖石的仓场与库房。
在大规模漕运的支持下，大都城的建设超过长安、洛阳、开封，成了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城内到处可见语言不同、面貌各异的外国人。市场空前繁荣，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大的商业区有两处：一是漕运的终点——积水潭（今北海）东岸的钟鼓楼一带；一是齐华门（今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四周，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北，有个大市场，名羊角市。除粮米行业外，还有牛、马、驴、骡、羊、骆驼、人口（奴婢）等市场，较小的市场几乎遍布全城。城内收税场所达七十余处。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三次游历中国，见到大都和运河沿岸城市如此富庶、昌明，竟在中国居住十七年之久。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赞中国与东方的富庶文明，轰动了当时的欧洲。游记中描述了大都三层城郭之广大，棋盘似的街道之宽阔和笔直，宫殿的高大和华美，“墙壁涂满金银”，宫顶有红、黄、蓝多种釉色的瓦，“光辉灿烂，犹如水晶”，大都城每天“百物输入之多，犹如川流不息，仅丝绸一项，络绎有千车之多”。“外国巨价奇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都城无与伦比”。
这些内容，当时欧洲人闻所未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故而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可·波罗讲的是真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称“百万马克”，意思是“吹牛大王”。在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一些亲友为了解救他的灵魂，请求他否认自己的游记，或者承认游记中有编造之处。但马可·波罗却打起精神，郑重声明：“我不但没有吹牛和编造，所见到的大都之事，尚未说到一半”。
《游记》成书是依据回忆，难免有疏略或误记之处，可那确实是马可·波罗亲历见闻和感受。无论欧洲人怎么看它，《游记》终于为西方人打开了认识东方世界的大门。航海家哥伦布就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才引起寻找东方的兴趣，携带着西班牙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起航的。他虽未找到东方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至今哥伦布读过的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仍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帝国的图书馆里。
五、明代——运军十二万，市场三千里
明太祖朱元璋靠运河运兵运粮，南征北战，指挥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夺得天下。明成祖朱棣重开京杭大运河，从南方采运大批木、石、砖、瓦，兴建北京城，运来江南大米保障京城供给。明成祖以后的十八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对大运河的修整和疏浚，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明代的治河、航运及对漕运的管理水平都比元代有了较大提高。公元1438年以后，沿海倭寇①猖獗，经常抢劫漕运船只，杀死船工水手及押运官员，朝廷派兵围剿几次，收效甚微，遂决定罢海运、兴河运。此后对大运河漕运的依赖，达到了“依漕为命”的程度。
为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朝廷定出各种规制：全国漕船定数为一万一千七百艘，由朝廷指定造船厂打造，所用木材必须是杉木、松木。漕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报废。每年运到京城粮米四百万石，另专供宫廷上等粳米和糯米一百一十七万石。朝廷设立漕运总督，与管理运军的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总督之下设十二总，统领十二万运军。下设专管漕运、河道的两套人马若干，有督运官、押解官、参政、监兑、理刑、管洪防洪、管厂、造船厂、管闸、管泉水、监仓等大小官员。运河沿岸的各级地方官员，筹措漕运的粮食，按期送达指定地点，交付漕运官员。督漕官员组织船队，河道官员负责修整河道，管好闸坝，保证漕船通航。
明朝运粮漕船，相当于元朝九百艘的十三倍，连同官府的水师船、驿站船，民间商船及外国商船，不下两万艘，常年在运河上往来于杭州、扬州、济宁、天津、北京之间，鼓棹扬帆，犹如长达三千五百里的流动市场。
明廷规定，从事漕运的官兵可以随船携带免税的土特产品，沿途出售。最初限定每船十石，后增加至六十石。事实上，违限私挟的货物大大超过此数。所有官船回空时，还可采购北方商品南运或沿途贩卖，促进了沿途城镇商贸的繁荣。大运河沿线的通州、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天津、杨柳青、沧州、德州、临清、聊城、东平、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南京、杭州等数十座府州县，发展成大型商埠或商业都会。帝都北京，成了“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的商业大都市。《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有名的大商场即有十处之多，其中的朝前市、灯市、内市、穷汉市、城隍庙市、槐树斜街市、鼓楼市等，是行商坐贾荟萃之地。万历年间，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多达一百三十二行，从事商业和商品制造业、加工业的人口不可胜计。
运河沿线城镇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丝织中心苏州，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六万。当时有“人市”，无长期雇主的工匠，黎明即立在桥头等待雇主，“织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车工立濂溪坊”。苏州境内兴起众多市镇，以盛泽镇为例，明初还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嘉靖年间，已是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制瓷中心景德镇，以前官窑多于民窑，此时民窑已有二三百座，官窑只有五十余座，每座民窑都比官窑大四五倍。当时景德镇街长十三里，逾十万户，十之七八都是制瓷工匠。
松江是棉纺中心，有多少织布机、多少织工已难考其详。民间有谚语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完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
明王朝改变了历代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而推行“厚农利商”“厚农资商”的新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六、清代——钦赐粮帮管漕运
清初，漕运管理仿照明朝定制，由军队承运。
清朝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或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保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曰“粮米帮”。最先成立粮米帮的是清江浦十几户农民，很快山东、河南、扬州、镇江等地都成立了粮米帮。朝廷对此未加禁止，于是粮米帮公开或半公开地出现。
面对粮米帮的对立情绪，八旗官兵与地方政府并未收敛贪婪之心，想方设法逼迫农户纳粮，农民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手持棍棒、锄头与官兵抗争。朝廷怕兵民、官民交恶太深，降下一纸空文，令漕运总督妥善处理。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全面整顿吏治，对漕运管理大胆革新，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米帮自己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运费。如何统领诸多粮帮，令漕运总督一筹莫展。雍正皇帝下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不久，三位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揭了皇榜。清门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主张以教治帮。漕运总督立即上奏皇上。雍正皇帝笃信佛教，对僧人怀有几分信任，亲自召见揭榜高僧，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协助高僧管理粮帮。
清朝立国后，汉民普遍怀有对抗情绪，许多地方成立起秘密反清组织，清门教便是其中之一。
揭榜僧人翁、钱、潘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开帮收徒，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此后，三位师祖给漕运事务涂上佛教的神秘色彩，对漕运管理十分严密。粮船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只。造船所用木料、尺寸、船板计数、船上对联、船上设置都有统一规定。粮帮共计一百二十八帮半。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等八省。
其中江苏省二十一帮，派船1638只；浙江省二十一帮，派船1538只；江广（指江西及两广）十九帮，派船1492只；湖南省十八帮，派船1386只；安徽省十六帮，派船1256只；松江府九帮，派船688只；河南省九帮，派船702只；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半。所谓半帮是包括皇帝御赐帮主之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不纳税。
以上八省调运漕粮数目不等，浙江兑粮601723石；宁台501052石；江苏、安徽1427362石；江西567224石；两湖801765石；湖州御米66600石；河南375824石；东平95824石；山东990824石。共计5438198石。外用脚银：145539两。
清门教在杭州拱宸桥附近建有规模宏大的家庙，意为粮帮子弟之家，后称大王庙。内建三层大殿及客堂、香堂、藏经阁等共九十九间半。“承运漕粮总税务所”“粮帮总公所”附设在庙内。
清门教给帮内子弟定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传道十条、家法十条、香堂规范等清门法规。
乾隆皇帝虽然知晓粮帮与反清组织有牵连，但未加深究。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召见翁、钱、潘三位祖师，褒奖其管理有方，封为武官游击职（相当州府官员）。三位祖师相继去世后，乾隆皇帝分别册封为进修禅师、进觉祖师、进涛禅师。粮帮成员受到皇上恩宠，生活得以保障，反清情绪大大减弱。
七、漕运终点——通州坐粮厅与仓场
各省粮帮将兑齐的粮米装上船，按朝廷规定的期限运抵北京：山东、河南三月初一，江北各省四月初一，江苏为五月初一，最远的江西、浙江及湖广等省为六月初一。这样，大约从二月中旬起，头帮船就到达天津海河三岔口驶入北运河，随后各省船队陆续北上，浩浩荡荡，十分壮观。
漕运终点是通州。这里设有检验粮米的庞大机构——坐粮厅和分储粮米的京、通十五仓。
权力最大、事务最繁杂的是坐粮厅，亦称“掣（chè）斛（hú）厅”。其主要职权：
一、检验粮米的数量及成色；
二、指挥船队卸船、回船、纳税等事宜；
三、督促经纪人、车主、船主将粮米运往仓场；
四、管理通络大库每日收支的银两；
五、管理通州运河疏浚、闸坝堤岸的修固。
坐粮厅下辖土坝掣斛厅、石坝掣斛厅、税课征集厅。凡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粗粮（玉米、小米、豆、麦），称改兑米，在土坝上检验后，转储通州二仓：凡江南各省运来的白粮（上等大米），称正兑米，到石坝上检验，运至京城十三仓。
土坝坐落在通州东门外运河岸边，是卸装粮米的大码头，附近有验粮官办公的衙门署，核实粮米数量、征稽课税。
石坝在通州北门外，有官员办公的“大光楼”及一百多间储存粮米的号房。旁边是“掣斛厅”衙门，朝廷派的钦差，在此督察验收、搬运、纳税等事宜。
每到漕船进京季节，被称为“天庾重地”的通州城，一片繁忙景象。坐粮厅的官员均到运河岸边办公。仓场官员到各仓场把关收粮，征税官员到现场稽征课税。仓场总督——钦差，带领下属乘官舫在运河上盘查粮帮船队，官舫周围簇拥着十数条瓜皮小艇，艇上站立高擎令旗的皂隶、手托算盘的验粮官和手持鞭、杖、刀、斧、铁链的捕快，十分威严。
朝廷规定，石坝验粮、转仓，每天以三万石为准，登记注册，报户部审核。每日，这里的大小官员、经纪人、车船户、水脚扛米夫数千人，往来如穿梭，昼夜不停。水脚们扛粮摩肩接踵，登上“大跳”，颤颤巍巍；岸上酒肆饭馆林立，煎炒烹炸，香气四溢。说书唱大鼓的到处可见；河中坝上扛粮、拉纤、起锚、推船、摇橹号子声响此起彼伏；船队风猛逶迤而来，空船悠然栉比而去。运河中除各省粮帮船之外，还有水师船、驿船、官船、商船、民船及秘密押送漕银的船只，呈现万船朝宗的壮景。时人吟唱《竹枝词》——
广拓水驿万艘屯，漫卷舟帆桅樯存。
东装西卸转输紧，南纳北收漕务纷。
终日无休人语喧，彻夜不绝粮帮临。
夕阳小艇能沽酒，三江风景到通门①。
清廷的仓场集中在北京城里和通州两地，北京城里有仓场十三处，共有仓库九百六十二座；通州有仓场两处，共有仓库四百座。
清廷对仓场管理十分重视，仓场总督及下属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亲自选派，每处仓场由两名满、汉五品官员负责，两年即调换。调换时派人清查粮库收支情况，有无霉烂粮米，如有失职者，从重治罪；管仓有功者，晋级擢升。
清廷建造的仓库安全性能良好，通风、防水、防霉、防火，设备设施科学，运作简便。
仓场一般设有书办、撰典、花户、甲斗、铺军、皂隶若干名，分管各项杂差。每仓设有军职官员四至六名，率八旗兵丁数十人，昼夜轮班巡查看守。都统、巡仓吏各一名，专管查修仓库。
为鼓励漕仓官吏管好漕粮，自雍正时起，发给“养廉银”，最高一千八百两，最低三百两，按级别发放。另有“平余银”“饭银”“工食银”等。尽管如此，仓场贪污舞弊仍屡屡发生。漕官、仓官相互勾结，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数额之大，触目惊心，时有“日进斗金”之说。当时官吏中流传“进京入阁拜相，不如通州管漕粮”。
第四章 大运河创世界之最
纵贯中华大地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名列世界运河之冠。大运河开凿之艰巨，设计之精巧，工程之壮美，堪称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凭借改造自然的雄心、超人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人间奇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时至今日，淮南运河、江南运河河水充盈，河上船舶往来如织，仍令人引为自豪。
一、流程最长
世界著名的三大运河是：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为国际通航运河、亚非两洲的分界线，位于埃及东北部，连通地中海和红海，全长一百九十五公里，因贯穿苏伊士地峡而得名；巴拿马运河在中美洲巴拿马共和国中部，全长八十一点三公里，是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国际运河：而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一千七百四十七公里，是苏伊士运河的九倍、巴拿马运河的二十二倍。
二、历史最悠久
苏伊士运河开凿于1859年，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距今只有一百三十四年。而中国最早开凿的邗沟（京杭大运河的一段）是在公元前486年，至今已是两千五百多年，先于苏伊士运河两千三百多年。若从公元608年开通的涿郡（今北京）至杭州的隋朝大运河算起，至今也有一千四百零七年。若从公元1289年开通的京杭大运河算起，至今七百二十六年。所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工河，当数中国京杭大运河。
三、沟通江河最多
京杭大运河蜿蜒三千四百多华里，以沟通江河获得水源。它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每个水系又沟通大小数十条江河，汇纳百川，保证了运河的水源。仅黄河以北、天津以南的南运河，就沟通了滹沱河、大清河、子牙河、清凉河、宝惠河、滏阳河、独流河等十几条较大的河流；北运河汇收了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高粱河、萧太后运粮河等诸多河流；山东济宁附近的梁济运河，沟通了大清河、大汶河、小汶河、光河、泗河、白马河、界河、万福河等十几条河流。大运河犹如一条巨龙穿行在庞大的水网之间，避免了“高处水流尽，低处水漫流”，从而保证了运河的水量和水位的平稳。
四、串连洼淀、湖泊最多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沟通五大水系，保证了充足的水源。但它是南北走向，五大水系为东西走向，容易造成诸河暴涨时，运河决口；诸河水减少时，运河断流。祖辈先人利用北方洼淀多、沼泽多，南方湖泊多的特点，把运河与洼淀、湖泊串连起来。当运河水多时，就由洼淀湖泊储存起来：水少时，由洼淀湖泊自然供给，既调节了水量，又能保障运河水清、沙少、水位平稳，便于通航。如北运河流经“海子”，延芳淀，浮鸡淀，雍奴薮、三角淀、牛角洼；南运河通团泊洼、文安洼、贾口洼、白洋淀；山东会通河串连东平湖、梁山泊、南阳湖、南旺湖、微山湖；淮南运河连骆马湖、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江南运河穿太湖、阳澄湖、南湖等。大运河像一条银线穿起一大串水葫芦。
五、河上闸坝最多
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其间有四处制高点。据有关资料记载，以扬州运河河床为海拔零米计算，江南运河河床均在一米左右，而山东境内河床普遍在三十米以上，最高点是南旺水脊，为三十八点五米。天津河床为一米，往北又逐渐升高。通州河床为二十一米，北京河床为二十七米。按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北京、通州存不住水，山东大运河之腰上不去水，江淮地段河水漫溢，运河通航则不能保障。
我们的祖先发挥聪明才智，根据运河沿线地形地貌及水源条件，在河上修闸建坝，控制水位。对地高水少的河段采取分级建闸、节节蓄水的办法；对地势低洼水多或易于决口的河段，筑减水坝，水位增高后经减水坝排出，其功能类似今天的扬水站。京杭大运河沿线建有多少闸、坝尚无确切统计，只举两个特殊地段就可知运河闸、坝之多——
通州至北京的运河通惠河，仅长四五十里，河床比降较大，每隔几里就建一座闸坝，共建二十四座，故称闸河或坝河。今天北京尚存闸河、坝河遗址。
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南旺分水闸为最高点，北高于临清闸九十尺，该段建闸二十一座；南高于徐州闸一百一十六尺，此段建闸二十七座。另建有积水闸、进水闸、泄水闸、平水闸、船闸等六十五座，堰坝二十五座，在六百九十里的航道上，总计建闸坝九十座。会通河也因此称为“闸漕河”。
六、工程最艰巨
运河工程最艰巨之处，当数山东省西部的会通河，被称为运河水脊，大运河之腰。近八百里长的河道，几乎都靠闸坝控制水位。明代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在此连续治理九年，在济宁搞“泗水济运”，在汶上县北的大汶河上修建了一座“五里十三步”的土沙坝——戴村坝，引汶水至南旺入运河，并在运河水底建“石拨”，使运河水南北分流；又疏导山泉，增加济运水量，使漕运大通。
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水源不足。元代郭守敬多方寻找水源，从一百五十里外的西山引白浮泉水到京城。北京与通州地势相差十八米，为防泄水过快，除建闸坝外，又用延长河道的办法，减小比降。其测量和施工都相当艰巨。
黄河与运河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的交界处相纠结，元、明、清各朝都把分离黄、运作为治河工程的集中攻克点。元代“引黄济运”“借黄行运”；明代“避黄保运”“黄运分离”。嘉靖年间，历时三十年，开成夏镇新河。隆庆、万历年间，朝廷连命五位“总河”，历时三十五年开凿一条长二百六十里的泇河。其间，总河李化龙因劳累过度，殉职于任上。淮阴地区黄、淮、运、湖四水搅在一起，明永乐皇帝派总督平江伯陈瑄另开清江浦，全长二十里。清代治河目标更加明确，提出“治黄保运”，由河道总督靳辅主持开凿二百里长的中运河，将黄、淮、运彻底分开。
河湖分开工程，不是一代所为。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在高邮湖北岸与运河之间修筑大堤二百里。为防洪水冲刷，堤坡均砌巨石。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又增修石堤一百六十里，大堤延长到三百六十里，世人称“绍熙堰”。明洪武九年（1376年），为保证漕运，在绍熙堰的险要地段用砖砌护坡，又增筑堤坝六十里。明万历四年（1576年），再用大石加筑绍熙堰十三里，加筑的大堤共计十层巨石。万历十年（1582年），高邮湖水位上涨，堤坝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皇帝再次下令将石坝延长二十里。
高宝湖阔如大海，风急浪高，曾有一次将数十艘漕船吞没，溺水者百人，损失漕粮七八千石。皇帝下令，增筑石堤二十余里，在石堤上加筑子堤三十六里。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又增筑石堤六十七丈。乾隆十一年（1746年），再次将石堤展筑三十二丈。这道四百八十里长的大堤，前后共修筑了七百余年，历经四个朝代。可见工程之艰巨。
大堤至今仍有遗迹可寻。1982年11月，江苏省修整运河工程队在宝应县境内发现大堤遗迹。据考，此堤结构宏壮、坚固，外皮由200×40×40厘米的大条石包砌，条石之内又衬以城砖。砖柜和石护坡的基础是密集的大木桩。堤顶之上有子埝。石坡和砖柜各高约四米，全堤采用连拱坝形式，防浪消能性能较高。
七、河上桥梁最多最美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河上桥梁不计其数，每座桥梁设计都独具匠心，建筑风格各异，外观造型精美，令世人瞩目。运河岸边的苏州古城河道纵横，水多桥多，唐代白居易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浙江乌镇有“水多桥多美女多”之誉，一个小镇竟有一百多座桥。本章仅举几座著名的桥供读者欣赏。
卢沟桥 卢沟桥在北京西南约十五公里的丰台区永定河上，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也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全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下分十一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一百四十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五百零一只。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这些狮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到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按在爪下……桥东的碑亭内立有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侵略战争。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不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物，也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
吴门桥 吴门桥位于古城苏州西南，古运河与大龙江的交汇处，水流湍急且舟楫相连。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一石姓富户出资始建。到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苏州地方拆除旧桥，重新建起了气势雄伟的三孔石阶拱桥。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门桥又重新改建。
现存的吴门桥为单孔拱桥，用金山花岗石和少量武康石建成。桥身全长六十六点三米，桥面中部宽四点八米，拱券跨长十六米，拱高九点八五米，大于半径。桥上两坡各铺设条石五十级，石阶俱是整块石板，平整宽阔。石桥栏浑厚高低适度，可供人倚靠小憩或凭眺。桥北端金刚墙两翼，砌有0.6米的纤道，为纤夫拉船穿越桥洞的通道。整座桥梁结构合理，造型轻盈优美，表现了江南水乡古桥的风貌，是目前苏州现存最高的高拱驼桥。
在近代历史上，吴门桥上还演绎了一段民族悲剧。民国十四年（1925年），曾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女士，为避女帅大学潮而离京来到苏州，住在盘门城边。她曾留学日本，能讲流利的日语。抗日战争时期，苏州沦陷，她经常为日军抢掠百姓财物之事找日军将领交涉，致招肇事日兵的忌恨。据杨荫榆侄女、我国著名文学家杨绛回忆：“1938年1月1日，有两名日军诱她（杨荫瑜）出门，走到吴门桥上，对她开了一枪，遂落河中，待她下沉，才扬长而去。”古老的吴门桥，虽不能诉说，却是这段血腥史实的见证。
宝带桥 宝带桥又名长桥，在苏州市葑门外三公里，跨运河和澹台湖口。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816年），相传为刺史王仲舒捐宝带助资建桥，桥形长若玉带，故称此名。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两次重建，现存建筑大部分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的遗物，全部石建。桥下由五十三个桥孔连缀而成，均为半圆形的券式拱。桥孔跨径一般都在3.9米左右，唯中部有三孔跨径大至6.95米和6米，桥两端拱脚之间相距约249.8米，总长约317米。桥宽4.1米，桥堍呈喇叭形，桥端宽6.1米。桥堍两端原各有石狮一对，现仅北端存一只。北端有石塔和碑亭各一座，塔高约4.5米，在二十七与二十八孔间的桥墩上亦有一座相同的石塔。桥下为木桩，桩顶置基础石，之上安放桥身，拱券的下端嵌在墩上预留的沟槽里。这种桥墩属于柔性墩，一孔受力波及全桥，故有联拱桥之称。工匠为防止一孔坍毁影响整个桥孔安全，采用“单向推力墩”，将桥北端起的第二十七号桥墩，改成由两个并立的桥墩，叫刚性墩。据传戈登率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时，曾拆掉此桥的最大一孔，使北部二十六孔全部坍倒，但刚性墩以南的二十六孔未遭破坏。它不仅是江苏保存最长而又完好的一座石拱桥，也是国内有名的长桥。
八、沿河驿站最多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歇宿换马的场所。“春秋”时已有邮驿。到元代，驿站组织规模极大，在全国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驿站网，即在各条驿道上，每隔二十五里，设一个驿站，备有马匹、船、轿、水夫、轿夫等。全国驿站共一万多处，驿马二十多万匹。运河两岸的驿站水陆并用。大运河成了通信联络的“中枢神经”。
到明代各地都设驿站，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传送公文。从应天府（今南京市）至顺天府（今北京市），沿途水驿四十六处。时人以歌谣形式，生动记之：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
皇华①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
从此龙江②大江下，龙潭③送过仪真④坝。
广陵①邵伯②达盂城③，界首④安平⑤至淮阴⑥。
一出黄河是清口⑦，桃源⑧才过古城⑨临。
钟吾①直河②连下邳③，新安④防村⑤彭城⑥期。
夹沟⑦泗亭⑧沙河⑨驿，鲁桥⑩城南⑪夫马齐。
长沟⑫四十到开河⑬，安山⑭水驿近章丘⑮。
崇武①北送清阳②去，清源③水顺卫河流。
渡口④相接甲马营⑤，梁家庄⑥住安德⑦行。
良店⑧连窝⑨新桥⑩到，砖河⑪驿过又乾宁⑫。
流河⑬远望奉新⑭步，杨青⑮直沽杨村⑯渡。
河西①和合②归潞河③，只隔京师四十路。
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此外，扬州至杭州间尚有十驿：
京口驿④、云阳驿⑤、毗陵驿⑥、锡山驿⑦、姑苏驿⑧、
松陵驿①、平望驿②、西水驿③、皂林驿④、武林驿⑤。
再除去上述“水驿捷要歌”中，通往南京的三驿（仪真驿、龙潭驿、龙江驿），这样，明代北京至杭州大运河的水驿，总计有五十四处驿站，包括首站皇华驿和终点武林驿。
清代京杭运河驿站与明代大同小异。
现以《清会典事例·卷688》为据，将清代后期南北大运河驿站名称及里程列下：
以上为清代后期南北大运河驿路，共四十七驿，较之明末五十四驿减少了七处驿站。
第五章 对外交流传佳话
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两条通道：一条是西北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过河西走廊，经塔里木河西岸，西抵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另一条为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由沿海港口起，通往东南亚、西亚、日本、东非及南美各国。大运河是把水、陆通道连接起来的金色纽带。通过“金色纽带”及“丝绸之路”，中国的大门向外打开，中国人与世界各地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一段段佳话。
一、马可·波罗在天津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世界著名旅行家，是欧洲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先驱。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来到中国，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他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尊称他“马可·波罗阁下”。他在中国的十七年中，走遍各大商埠、都会。他到苏州，称这个城市像他的家乡威尼斯；到杭州，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马可·波罗曾任扬州东宣抚使，官至副枢密使，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异国。
他曾两次到天津，对天津有深刻的印象。
1282年，马可·波罗第一次到天津，当时天津称“海津镇”，地面盐碱化严重，“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当地百姓煮盐为生。忽必烈派马可·波罗到天津设置盐使司进行管理。马可·波罗先后到天津三岔口、芦台、汉沽、长芦等地了解百姓制盐情况，记录各地制盐方法，进而广泛传播，推动了天津制盐业的迅速发展。三岔口运河两岸，出现了“万户夹灶而居”的制盐红火场面。
1292年，马可·波罗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钦差大臣，率六百余人的护送团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伊朗国王。护送团乘坐十四艘大船，从大都城南张家湾码头出发，经北运河到天津三岔口打尖歇脚。马可·波罗看到运河沿岸盐堆如小山，且洁白晶亮，便登岸询访盐民。盐民讲述了新的制盐方法，马可·波罗记录下来，并给予传播，使天津盐名声大振。这便是马可·波罗第二次到天津。后来他在《游记》中写道：中国制盐技术超越欧洲甚多。
天津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友好使者，在运河（后称海河）岸边开辟了一个广场，取名“马可·波罗广场”，还称广场旁边的马路为“马可·波罗路”。
二、郑和航海下西洋
漕运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全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早在宋徽宗年间，就造出了四十多丈长的大船，称“神舟”，载着两万余石（相当于一千二百多吨）粮米赴高丽国赈济灾民，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到元朝时期，造船业更为发达，航海技术有了更大提高，为明朝郑和航海打下了基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三个月（1403年），即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与各国进行贸易，相互友好往来，达到扬威四海的目的，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在国内臣民的心目中留下英主临朝的印象；另一个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在靖难中逃亡的建文皇帝。
郑和（1371～1435年），原名马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十二岁时被明军掳出云南，后被安置到燕王府中，侍奉燕王。在燕王与其侄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战役中，随燕王“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得到赏识，燕王赐姓“郑”，改名“和”，并提升为太监。郑和笃信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由是称为“三宝（保）太监”。
郑和接受皇命，自1403年始，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航行十万余里。他先后到过东南亚、南亚、中东，最远到达东非的卜喇哇（今索马里）与阿拉伯半岛的天方（今麦加城），共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率领的船队，大船一百艘，小船二百艘。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42米多，阔十八丈合57米多，九桅十二帆，需二三百人驾驶。船队共有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队。航船已使用精密的罗盘，绘制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上指示的道路以文莱为界限，分东洋指针、西洋指针，这就是“东洋”“西洋”的来历。西洋是指今天的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如此规模和航海技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郑和比哥伦布航海早八十九年，比麦哲伦航海早一百七十六年。
郑和所率庞大的船队满载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金银和铜钱，用来换取各地的象牙、香料、药材、染料等特产。因船载宝物，故称宝船。郑和所到之处，均能与人为善，平等交易，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如到占城，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奏着鼓乐出迎，气氛隆重而友好。郑和向各国宣扬大明皇帝的威德，并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表示愿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进行贸易往来。很多国家的国王、酋长派王室成员及使节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
文莱国王亲率王后、弟、妹、子女以及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到明都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款待。后来文莱国王身染重病，希望死后葬于中国，永乐皇帝恩准安葬南京。其墓今日犹存，这是中国与文莱友好历史的见证。仅在永乐二十一年间，即郑和六下西洋后，各国使臣与商旅来到南京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二百人。郑和下西洋，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的随从、助手撰写了多部著述，记载了航海详情，丰富了中国的航海史、地理学，也成了今天研究六百年前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的重要文献。
三、苏禄国东王墓在德州
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三次派遣使团访问菲律宾群岛诸国。1417年，朝廷又派专使访问苏禄国。菲律宾群岛诸国曾先后十六次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明政府和西洋各国的关系十分友好。
明永乐十五年，菲律宾群岛上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陀葛剌麻丁、苏禄峒国女酋长叭都葛巴剌卜等三人各率其眷属、大臣和侍从共三百四十多人访问中国，从福建泉州登岸，经大运河到达北京，会见大明皇帝。明成祖对苏禄国王来访非常重视，降旨沿途地方官员隆重接待，派专使到应天府南京龙江驿站专候，举行盛大宴会为苏禄国王接风。
三位国王到北京后，永乐皇帝在奉天殿举行了隆重的会见仪式。三位国王向永乐皇帝赠送了珍珠、宝石、玳瑁等珍贵礼品，递交金缕表文国书。永乐皇帝按中国传统礼节，赠封巴都葛叭答剌为苏禄国东王，赠封麻哈剌陀葛剌麻丁为苏禄国西王，赠封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并回赠了印诰、袭衣、冠带、仪仗器物等礼品。会见后，永乐皇帝又在谨身殿设国宴招待，皇太子作陪。席间，皇宫乐队伴歌献舞，气氛十分热烈。三王在北京逗留了二十七天。临行前，永乐皇帝“各赠玉带一条，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纹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
苏禄国三王一行于九月初启程回国，乘船沿大运河南下。永乐皇帝特派专使护送。九月十三日，船行至德州安陵附近，苏禄东王不幸病逝。
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甚是悲哀，派礼部郎中陈世启带着祭文赶往德州吊唁，并为苏禄国东王举行隆重葬礼，按中国礼制在德州北部造了陵墓，以垂永久。祭文赞誉东王“聪明豁达，赋性温厚”，肯定了苏禄国东王对两国友好往来做出的杰出贡献，“贤德芳名，昭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虽死犹生”，赐谥号“恭定”。按中国礼节，王妃、王子、随从等十余人守墓三年。东王妃在中国住了六年，曾回国一次，因眷恋中国，于次年带着王子返回中国，长期居住下来。
东王去世第二年（1418年），明廷又在东王墓前修造祠庙，立起高大的苏禄王石碑。永乐皇帝亲自撰写碑文，盛赞苏禄东王的功绩，“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
东王墓建成后，朝廷又赐祭田二百三十八亩，永免地税钱粮。留下守墓的东王子孙，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俸粮一石，另给布花钞贯及生活用品。因其子孙信奉伊斯兰教，又在墓西南侧建造清真寺一座。明末顾炎武的谒墓诗有“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之句，清人程先贞留题“万里游魂至此方，丰碑犹自焕奎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菲律宾友好使者的悼念之情。
清廷亦十分重视东王墓的祭祀和修整，每年春清明、秋中元，由山东巡抚、德州知府亲临祭祀，修葺墓地、神道、庙宇、碑亭、牌坊。对守墓族人中稍通文墨者，予以封官晋爵。王妃、王子及王室侍从数十人，俱享受朝廷俸禄并世代相传。东王子孙至今已繁衍至十九世，共一百二十余户，四百六十多人，所居村落称北营村。
新中国成立后，东王墓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张家湾的琉球国友人墓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日本群岛上的琉球国就与中国有官方往来，民间贸易也很频繁。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琉球国不断派使团来到北京，向大明王朝称臣，求得庇护；选派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文；同时派出船队进行贸易往来。所取进京路线是：在福州登岸，转到杭州乘船经大运河直抵通州张家湾皇家码头，上岸后乘轿或乘车进京。
张家湾当年是一座富庶美丽的文化名城，是温榆河、通惠河、白河等五条河流交汇之处，宜耕宜牧，可渔可狩，是鱼米之乡和游览胜地。
琉球人很喜欢张家湾，觉得运河连着他们家乡。明清的几百年中，琉球的使官和一些留学生在华病逝，要求埋葬在张家湾，得到皇上恩准。按中国礼俗在墓前立碑，此处便成了琉球人的墓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琉球国朝贡副使杨联桂出使中国，当年病逝于京城。康熙皇帝遣史官致祭。一位叫蔡宏训的官派留学生，在北京国子监研习汉学，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病逝，也葬于张家湾。至清朝末叶，这块墓地共葬十二位琉球人，其中官员七人，留学生五人。
为保护这块墓地，清雍正三年，皇上降旨，在墓地旁竖一石碑，训令通州地方官员经常巡查，严禁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家湾人痛恨日本人的侵略罪行，将琉球人的墓碑推倒。
其实，琉球与日本并非同一个国家。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了琉球国，后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1991年，日本冲绳县百人友好参观团来中国，他们沿着祖先的足迹，乘船到福州登岸，步行到杭州，沿大运河水陆兼行北上，到达张家湾，寻找祖先的墓地。他们听取了通州文管所负责人讲述墓地建造和保护的历史，观看了碑文，颇受感动。1992年，冲绳旅游团再次到中国，从杭州骑自行车沿大运河北上张家湾。此次，他们带来很多资料，与当地人畅谈琉球人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友谊。
五、荷使初访中国记（摘录）
约翰·尼霍夫，荷兰人，公元1655年，随荷兰使团来中国。7月19日，自荷兰巴达维亚外港乘船出发，8月18日到达虎门，在广州停留下来。1656年3月17日离开广州，沿水路北上，陆行过大庾岭，进江西，沿赣江北浮，经吴城镇，入鄱阳湖，再入长江，至扬州驶入京杭大运河北上……7月4日到达天津，12日到达通州，在张家湾码头登岸，清政府派官员迎接，由陆路至京。10月2日谒见顺治皇帝。
1657年3月14日使团返回荷兰，访问历时二十个月零十七天。
尼霍夫在进京途中，对沿途城镇的风景、地貌作了细致的观察，对各地河川、城堡、寺庙、宝塔等都有详细记载，并绘制插图一百多幅，形象逼真。当时的很多景物今已不复存在，但在尼霍夫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原貌。
下面是荷兰使团自天津到通州张家湾沿途记录片段：
四月七日，我们在著名的城市天津城前抛次锚泊船，以便在那里过夜，并准备以后的行程。该城距静海县一百二十里，城区呈正方形，比巴达维亚城稍大些，又有一道二十五尺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垛堞，垛堞后的通道宽达八步，但没有炮台。郊区非常大，从城区向八方呈放射形展开，建有漂亮的房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前往高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戎克船和其他大船。这些船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生意兴隆的盛名。城市附近还有空旷的沼泽地。在多雨的夏天，地上大面积积水，有几条河流在此处汇合，形成一个三岔交汇处，城堡就建在这个交汇处……
七月十一日，我们沿北运河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城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西岸。该城方圆步行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西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再次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城非常有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隆重宴请使臣。二位使臣为了在礼节上往来，也回赠他们一份小礼物。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得到几小瓶玫瑰水，使臣阁下也就乐意派人送去玫瑰水。
七月十二日，我们经过漷县，这个小城，距河西务六十里，位于运河西岸。
当天，使臣阁下到达张家湾的皇家专用码头。张家湾离漷县六十里，位于大运河北端，该地人口众多。有一个防御用的坚固城堡，城中央有一座漂亮的牌坊，用石灰色石头建造。城南有一座五拱洞的石桥，桥两旁都建有房屋。该城长二百四十步，所有运往北京的货物都在此地或通州卸下，专用驴子和大车运载，经陆路转运到北京。很多驴子和大车常在此地等待运送货物……
《荷使初访中国记》是约翰·尼霍夫所著。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由荷兰人包乐夫和中国的庄国土合著。书中收录了尼霍夫的原著，并对原著作了详尽的考证和注释。
六、外国商人栖身济宁
山东济宁是大运河“南北要冲”。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不久，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分住在五十多条街巷，以回民居多。他们大多经营皮毛业，行栈多达八九十家，并创出名牌产品——路青猾皮。
1322年，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来中国经商，自广州登陆，经福州到杭州，从杭州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鄂多立克对所经的商贸城镇做过调查，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录了在济宁目睹的情况：
它也许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生产更多的丝，因为那里的丝在最贵时，你仍花不了八银币就能买到四十磅。该地方还有大量各类商货，尚有面食和酒及其他种种好东西。
在运河沿岸活动时间最长的，应数日本勘合贸易使船。他们十一次组成大规模船队来华贸易。这些船队由政府勘合，地方官员接待，往返途中“凡是要地，皆营贸易”。日船先将货物卸在沿河各码头或发往重要城镇，由当地政府派员监督销售。日本商船在返航途中再沿线收取货款，顺便购买当地纺织品和土特产品带回国。除了官方贸易，勘合船所到之处，也同私人进行小额贸易，但须由地方官员监督。
乘坐日本勘合船的，除使节和商人，还有僧侣和文人。他们来中国以游学为目的，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济宁的名胜古迹是他们驻足的地方。担任日本勘合船使节的著名高僧庵桂悟、策彦周良等都曾多次游历济宁寺庙、宫观。日本画圣雪舟扬“漫游齐鲁之间”。这些文化名人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传播了日本文化，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利玛窦进京记
利玛窦（1552～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历游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二十九年（1600年）始定居北京；三十八年（1610年）病故。在华生活二十八年。
利玛窦在华著述甚丰，并遗有《日记》，详记其在中国见闻和生活起居。其中第四卷记载了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首次进京沿途所见，兹节录于此，从中可略见明代京杭运河运营之一斑。
南京至北京的水路，沿途经过江苏、山东、北直隶等许多著名城市。除此之外，运河两岸有许多城镇、乡村和零散的农舍，都是人口居住区。在旅途中，无论船停泊哪里，供应都很充足，诸如米、面、肉、鱼、水果、蔬菜、酒之类的食物，比比皆是，价格也很便宜。通过运河，人们把大量的木料，如大梁、高柱、平板，运到京城。这些木料将用于皇宫的建筑，尤其他们遭到火灾时——据说当时三分之二的皇宫被烧毁。整个旅途中，神父们看到沿岸几千名纤夫步履艰难地拖着长蛇般的木筏，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他们有的一天要行走五六意里（1意里约合5华里）。木料来自中国遥远的四川省，将它们运到京城有的需要两三年时间。木筏中每根大梁要耗金三千之多，有的木筏长达两里。比起石头，中国人更喜欢用砖块，建筑皇宫用的砖块是从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地方驳运而来的。运载这类材料的船只，日夜不停地行驶，人们在这条运河中所见到的如此之多的建筑材料，不但足以盖一座皇宫，而且还可以另盖一座完整的村落。
京畿地方物产贫乏，为满足中国皇帝奢侈的生活，江南各省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他所需要和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水果、鱼、米和做袍子用的丝绸料子等六百件贡品。所有这些都必须限期运到，否则押运的内监官员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运输贡品的船叫“快船”，通常由八艘到十艘组成一支船队，由内监押运。船队行驶得很快。一年之中只有夏季才是漕运的季节，因为这时水位高，大概是河水发源地山上覆雪融化的缘故吧。盛夏季节，进贡的食物未运到京城就要变质，因为他们在路途上要耽搁一两个月，所以贡品必须用冰保藏。然而冰块是要逐渐融化掉的，因此在沿途几个固定的口埠，设有许多冰库。这样，“快船”由于冰块源源不断地补充，贡品运到京城还很新鲜。有的内监为了牟取私利，将船舱空出，租给商人。
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大口埠有：江苏扬州、淮安、山东济宁、临清、天津、北京
在中国人看来，将所有的贡品全部装入一条船，是对皇帝不尊重的表现，必须把它们分开装运，似乎这样才算更尊敬些皇帝本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对此不予过问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绎不绝地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减少京城向外地的必要求援因此有人说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虽然神父们同尚书（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译者注）的随员乘一条船，并且单独住一个船舱，但是由于连续的暑热，旅途中他们一个个相继病倒不过……在到达京城前，他们均已痊愈到了山东省，船进入一条与其说是天然的，不如说更像是人工开凿的河道这条河道即运河，离京城很近，其附近的口埠就是天津。傍依天津又有一条源于北直隶，确切地说是东北的河流通过这两条河汇合后，只需一天时间就可流入渤海湾。这时由于日本已入侵朝鲜，所以皇帝特派钦差总督掌管天津口埠，由他统率这里的大兵船，准备赴朝援助整条河停泊的都是兵船，船上满载兵勇他们乘坐的“快船”毫无阻挡地从它们中间通过
最后，他们不是在码头，而是在离京城尚有一天路程的河岸（通州——译者注）登陆。这里有一条运河（通惠河——译者注）通到城内，但是为防止船只堵塞河面，只允许运输贡品的“快船”来往，其他货物由大车、马驮和人背进城里神父们进城时间非常凑巧，正赶上圣母诞生节的前夕（1598年9月7日——译者注），这真使他们欣喜若狂，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终于飞越四海，传到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她的传播者也来到了帝国的首都。
从澳门到广州需要两天时间，从广州到北京，即我们所经过的全部里程，若按中国里程计算，其全长：广州至南雄1170里，南雄至南昌1120里，南昌至南京1440里，南京至北京3335里，总共7065里，合1413意里。
八、英使觐见乾隆帝
马戛尔尼（1733～1806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首次来华外交使团的全权特使，斯丹东为副使。英国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疯狂向外扩张势力，掠夺财富，开辟殖民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是他们理想的市场。
清政府对于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置定海海关，中英民间贸易始来互市，至雍正三年（1725年），贸易数量已相当可观。英商运来羽纱、哆啰绒、哔叽等毛织品，金属制品和印度出产的棉花；运走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陶瓷、大黄等销往欧洲。至鸦片战争前几年，中国一直保持贸易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这让一心掠夺廉价原料、牟取暴利的殖民者难以忍受。于是，英军入侵东印度，在孟加拉国强迫农民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企图用大量走私鸦片来弥补贸易赤字。英国首先派英印总督通使西藏，以求贸易互市，妄图以此为缺口打开中国大门，而班禅却以奏请皇朝不允为由拒绝。清乾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辉又来到浙江，向巡抚庄有恭要求开放宁波港口，被驱逐出境。洪任辉又窜到天津，向清朝投递文书，再次要求到宁波贸易，乾隆旨派专人向外国人宣布：“中国的东西，你们需要的很多；你们的货物，中国可有可无。宁波不准再去，去必驱逐。”至此，洪任辉秉承英政府意旨，名为通商贸易，试图开辟殖民地的企图又一次宣告失败。
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经长期策划，国王乔治三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派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来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真实意图是要求清朝开埠通商，并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进一步掠夺和侵略做准备。
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员中有军官、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和画家等135人，1792年9月26日分乘“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三艘船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1793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乾隆皇帝闻讯，自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颁诏：“英吉利万里远来，遣使纳贡，甚为恭顺。”便派长芦盐政瑞征以优相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到大沽去迎接。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马戛尔尼从天津登岸经北京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在万树园接见了特使和秘书。马戛尔尼将贡品天文地理仪器、地球日月座钟、天球全图、地球全图、英王室印画图像、金线毯、机器车等十九件套献给乾隆皇帝。乾隆帝大悦，招待更盛。英使每到一处便受到极豪华款待，马戛尔尼惊讶地说：“食物之丰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副使斯丹东连声感叹：“这种慷慨的招待，除了东方之外，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是罕见的。”九月十五日使团应邀参加了乾隆皇帝八十三岁“万岁庆典”。庆典后当马戛尔尼拿出外交照会，郑重提出英商船要在舟山、宁波、天津、广东等地登岸经商；在北京设六行；在舟山划岛供英商居住；在广州划地，任英商自由往来；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英货税收；将中国税则颁发给英商一份这六条要求时，乾隆帝才恍然大悟，愤懑不已，随即逐条批驳，给乔治三世复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舟货物以通有无。”并指出：舟山海岛与广州居住一节，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坚决不允。遂通令沿海各口岸、要塞、督抚加强戒备，严防英人侵占。
乾隆皇帝照常规颁赏给马戛尔尼国书和礼品后，不再理睬，只派大学士和珅、福康安与之周旋。在陪同游览中，马戛尔尼趁机再三提出谈判，机敏的和珅却把时间都安排在游览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等景致上，一会儿游玩绿茸成茵、麂鹿成群的狩猎场；一会儿回转在宏丽的外八庙，不管走到哪里，只谈山水风光，只字不提邦交与国事。马戛尔尼一行在承德行宫游玩了十几天，一无所获。回北京后，马戛尔尼再次急切地向和砷提出两国互派使节事宜，和珅却以“天朝的规矩从不向外国派使臣，外国派来的贡使也不许久住”作为回绝，并重申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国书中末尾的警告：“如果英国商船开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当地官兵就立即驱逐”。
马戛尔尼使华计划件件落空，彻底受挫后，只得由清廷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于9月5日离华回国。但是，他们在中国期间，所到之处，山川河道、港湾岛屿、交通地形、城防堡垒和军队配备无不加以考察、测绘，《临清塔湾景图》就是其中一幅。
《临清塔湾景图》，选取乾隆年间临清土城怀朔门外一角，采用中景透视绘制，其图比例准确、造型逼真，以笔触细腻的西方铜版画手法，自远而近，自小而大，明暗相宜，将舍利塔置于画面中心，塔北有永寿寺，塔南有莲花庵、土城墙、怀朔门，土城内隐约可见净宁寺弥陀寺、清真寺东寺；运河之上绘有北水门、漕运帆船，还有渡船、渔船。人物绘有僧人、道士、香客、舵工、艄公、渔夫及观赏河景、游赏风光的众多人物。整幅画时代感强，贴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真实记录了乾隆年间临清城北一带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景观。
收录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的，除了《临清塔湾景图》外，还有天津、济宁、苏州、广州等景图，及《京津地理图》《京津水系图》《运河漕运船闸图》《清军海防武装守备军人·火炮及军事瞭望塔图》《清朝驿站传递圣旨图》等。涉猎的范围从国民经济、自然资源，到海陆交通、军事国防，无所不及，从中不难看出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显然不单是发展贸易关系，而是负有考察中国国事军情的重要使命，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定侵华的“炮舰政策”提供可资蓝本和必要准备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外交活动。因而，记录此次外交活动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极大重视，仅仅时隔两年，就由英使团副使斯丹东编著付梓，出版后，一直为英廷所秘藏。后来法国传教士千方百计得到此书，法国政府分外珍惜，作为实测图深藏内府，秘而不宣。而中国，直到成书二十一年后的民国六年（1917年）才由刘半农翻译，中华书局出版。
《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的编绘者，在对临清及沿运河“河流系统作了饶有兴趣的研究”的幌子下，究竟干了什么勾当呢？书中引述英王给乾隆帝的信，伪善地说，他们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得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的辞藻终究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在他们写给本国统治者的密折中，毫不讳言地道出端底：“看来有一条河道——不必怀疑——可以进入中国的著名海港天津。从天津到北京……通过此路发动战争……”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果然，此书出笼四十四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又十四年，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了殖民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序幕。
九、淮阴的琉球国郑文英之墓
日本的冲绳县，史称琉球国。古时，琉球国周边有三道深沟，沟中环以流水，沟边设栅栏，环栅栏附近密植带刺植物，视以国界。琉球人以刀、弓箭为兵器，看月亮圆缺计时。
明洪武年间，琉球国与中国保持着从属关系，经常派使者到中国来朝贡，派留学生学汉文，民间贸易往来频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使者郑文英（中国译名）来中国朝贡，经大运河进京，在经过大运河“孔道”淮阴时，不幸因病卒世。淮阴地方官上奏皇上，朝廷下旨，按当地葬俗予以厚葬，使用上等棺椁装殓，墓地立一通石碑。正面碑文铭刻：琉球国朝京都事讳文英郑公之墓。次年增建碑亭一座。
据考，京杭大运河沿岸，有多处琉球国人的陵墓及墓碑。明代吏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在题寄郑文英碑亭的诗中云：
楚地山川南北会，汉槎①风月往来频。
他年石上看名姓，多是东曹奉使臣。
如今，郑文英墓保存在淮阴县图书馆院内。
十、扬州的伊斯兰普哈丁墓园
扬州古运河东岸，有一座普哈丁墓园，俗称回回堂，亦称巴巴窑。始建于南宋，明、清两代多次重修，至今保存完好。
早在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扬州。唐上元元年（760年），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有近千人。
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南宋年间到中国传教，在扬州创建礼拜寺。普哈丁于1275年病逝扬州，安葬在城内运河岸边。当地人很尊敬这位阿拉伯的友好使者，为他建造了阿拉伯风格与汉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墓园。
墓园大门面向古运河，河边筑石堤。门堂三间，进门是石阶甬道，石阶两旁，装有浮雕石栏。甬道直通墓园门厅，门厅上方嵌有“天方矩矱（huò）”四字石额，意为来自天方阿拉伯人的楷模。
厅南是三间坐西朝东的清真寺礼拜殿，殿内设置凹进的窑殿，并绘有拱门图案。这是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殿南有水房，供穆斯林“大净”和“小净”。北侧为墓园，东墙嵌有《先贤历史记略》碑文，记述普哈丁来扬州传教的事迹。
普哈丁墓为砖石结构，平面方形，四角攒尖式筒瓦顶，四面砖墙，每面开一拱门。内上部为圆顶，墓在中央地下。地上有石筑墓顶，长方形叠石，四周刻《可兰经》，间以缠枝花团。外壁上嵌着清雍正年间“西域普哈丁先贤之墓”的石刻。在墓园入口通道内，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立的普哈丁传记石碑。墓园内还有南宋至明代来扬州传教的阿拉伯人墓；1927年，在扬州南门外发掘出的元代阿拉伯人墓碑八块，也移放在此。
新中国成立后，普哈丁墓一直是我国宗教对外开放活动的场所。今天，为扬州市名胜之一。
十一、鉴真法师东渡日本
鉴真，688年生于江阳（今扬州市），俗姓淳于，十四岁随父亲到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十八岁，随道岸“西游二京长安、洛阳，究学三藏”。二十一岁，在长安实际寺随弘景律师登坛受具足戒，更从道岸、弘景、融济、义威、远智、大亮、全修、慧策等高僧，探求佛典、建筑、雕塑、书画、医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并进入皇宫“太医署”学习，著述《佛性论》《顺义说》，抄写佛经一万一千多卷，修靠边寺庙八十余所，塑佛像无数，讲授佛教律宗经典遍及四方，“登坛讲律，穷本探源，宣扬弘法，僧俗愧之不如”。二十七岁，回扬州大明寺；是年夏主持大明寺法会。此后，在扬州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阐律，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为四万余人受戒。四十六岁时，成为道岸、义威之后的一方宗首，江淮僧俗归心，仰为“江淮化主”。
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来大明寺叩求一传戒师“东游兴化”。有僧人认为“沧海茫荡，百无一至”。时已五十五岁的鉴真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遂慨然应允，愿随者多人。唐天宝二年第一次东渡，因僧人如海挟怒诬告，未能成行，所备船只和物资全被官府没收；当年冬又进行第二次东渡，因遇风浪，船毁物沉，被明州宁波官府救至阿育王寺；唐天宝三年秋，谋划从阿育王寺进行第三次东渡，结果海船被风浪送至振州（今广东）崖县南，只得登陆北上。此次东渡，鉴真因患眼疾双目失明；其后，鉴真再次谋划渡海，因扬州僧众请求官府截留鉴真，未能成行；此后，他又率弟子欲取道温州、福建登舟航海，终被官府阻拦，护送回扬州；唐天宝十二年十月，日本遣唐使团回国，特来扬州邀请鉴真东渡，鉴真欣然前往。历时一个多月，抵达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岛）南部鹿儿岛之秋目浦，由延庆师引入太宰府。
次年二月，鉴真一行入京奈良，安置东大寺。日本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大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于奈良卢舍那殿前立戒坛，为圣武天皇、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授菩萨戒，后为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为旧大僧灵福、道缘、忍基等八十余人，舍旧戒后重授具足戒，是为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
唐乾元二年（759年），鉴真率弟子普照、思托等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遂由东大寺移居于此，传布律宗，招提寺遂成日本律宗之祖庭，鉴真亦有扶桑宋太祖之称。除弘扬戒律外，鉴真还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鉴真精“医方明”，济人无数，淳仁天皇曾使其辨药之真伪，他以鼻辨之，一无错失。光明皇太后有疾，鉴真“所讲医药有效”。著有《鉴上人秘方》，但书已散失，尚有少数药方传世。广德元年（763年），弟子忍基等为鉴真模影立像；是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而卒。广德五年，日本国使遣唐，扬州诸寺僧人闻鉴真圆寂，同着丧服，向东举哀三日，并于龙兴寺设大斋会。
十二、寒山寺珍藏日本青铜乳头钟
位于大运河畔的苏州寒山寺，虽属一中型寺院，但因有唐代张继那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而名扬天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山寺，始建于南朝的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在此任住持，故名寒山寺。寺里的钟声每天于子夜万籁俱寂之时敲响，引人遐思。
804年，日本高僧云海法师漂洋过海，来华求法。他读到《枫桥夜泊》那首诗，特意乘船经大运河到苏州，拜谒寒山寺，并与寒山寺的住持法师切磋佛经。每天夜晚他洗耳聆听寺里的钟声，领悟到诗情与禅韵。回国后便宣扬寒山寺的钟声及张继那首《枫桥夜泊》诗。后来日本僧侣来中国求法，无不到寒山寺来拜谒，聆听钟声。
唐朝末年，寒山寺毁于兵火，寺中的大钟也被兵匪盗走。后寒山寺屡修屡毁，悠扬的钟声再也听不到了。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京杭大运河畅通，苏州经济迅速发展，佛教再度兴盛。一些豪商大贾和佛教信徒，自愿捐银，重修寒山寺，同时铸造一座巨钟，夜半钟声再度响起。不久又因海上倭寇猖獗，进入内地骚扰，苏州遭到洗劫，寒山寺再次被毁，巨钟又被倭寇盗走。传闻这口巨钟已流落到日本，又传闻，巨钟被倭寇砸毁，打造了枪炮。
此事引起日本佛教界的重视。日本高僧山田寒山云游四方寻找巨钟，一无所获。于是他倡议日本佛教界人士捐资为中国寒山寺铸造巨钟。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山田寒山挑选一批优秀工匠，依照中国唐代寒山寺巨钟图样，精心铸造一座青铜乳头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寒山寺又一次重建，江苏巡抚督造铁钟一座，悬挂在钟楼内。巨钟有一人多高，外围三人合抱，重两吨，钟声洪亮悠扬，余音袅袅。日本佛教大师山田寒山借此机会，率一批僧侣将新铸的青铜乳头钟送到寒山寺。
这口青铜乳头钟至今珍藏在寒山寺大雄宝殿内。它凝结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十三、径山寺——日本茶道圣地
浙江省余杭县城西北二十五公里，是天目山的东北峰。山上有东、西两条小径，盘曲上达天目山而得名“径山”。径山上建有寺庙，名为径山寺。
日本天平元年（729年），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禅师，在杭州天台山国清寺研习佛经。归国时，从天台山带走了茶籽，试种在日本滋贺县。最澄禅师徒弟空海法师回国时，又将茶籽及制茶工具茶石臼带回日本，从此中国种茶饮茶习俗在日本传播开来。
1168年、1187年，日本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禅师两次来华，在杭州天目山径山寺承习临济禅法，喜饮径山茶，认为饮径山茶可长生不老。他回国时，再次把径山产的茶叶、茶艺、茶具带回日本。晚年著《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强调“茶是养生仙药，有益寿之妙术”。还根据径山寺院的茶道，制定了日本的饮茶礼仪，将中国茶宴演变为日本茶道。后来日本茶道成了世界上最隆重复杂的茶礼。荣西禅师被奉为日本茶祖。中国径山寺被日本人称为茶道圣地。
20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指名要去径山寺茶道圣地，可是径山寺已被毁坏，而且道路不通。但代表团要求到径山寺附近去看看，能见到遗址也好。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按代表团的要求，将汽车开到通往径山寺的公路尽头，指着一个遥远的山头说：“那就是径山寺遗址！”日本代表团成员听后，个个脸上现出庄重的表情，不约而同地朝那山头跪下，向茶道圣地合掌致敬。
第六章 治河名人谱
大运河流淌的两千多年，就是世代炎黄子孙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两千多年。历代治河兵民千千万万，治河名人、能工巧匠层出不穷，他们为大运河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献出了聪明才智，倾注了血汗，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表现出中华民族兴利除害的豪迈气概，朴素的科学态度，高超的技术水平，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巧思绝人的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年），元朝水利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字若思，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幼年失怙，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郭荣是个隐居的学者，通五经，精算术，长于水利工程，与同乡隐居的刘秉忠相好。刘秉忠落发为僧，后经海云和尚引荐，入元朝廷当了宰相。
1249年，刘秉忠回家为父亲守孝。其间，有人邀他去南京紫金山讲学，好友郭荣将少年郭守敬托付与他，带到南京学习。郭守敬聪颖勤奋，学业优异，很受刘秉忠器重。刘秉忠守孝三年回朝前，将郭守敬引荐到邢台府，担任整修河道、兴造水田、建桥梁、通运道等差事。郭守敬不负众望，精巧设计，兴建了多项颇有成效的水利工程。
1262年中统三年，三十一岁的郭守敬由同乡张文谦引荐，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当面陈述水利诸事。元世祖连声称“善”。不久，即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事”，次年加授“副河渠使”，后升任“督水监”。郭守敬先后提出二十多项水利工程建议，治理河渠泊堰百余宗。
新辟大运河中线 元代以前的运河，自徐州起，向西拐了个“＜”形大弯，后因黄河决口，淤塞了河道，无法航行。廷议提出“开汶泗水以达京师”，派郭守敬负责此项工程。郭守敬六次去鲁西进行水文和地形勘测。他翻山越岭，行程数千里，反复勘察，提出取直河道的建议，并绘出图样禀奏皇上。皇上准奏。1283年，按照郭守敬的设计开始施工。新运河沿途多为丘陵地段，地势较高，地形复杂，是大运河最艰巨、最关键的工程。历时一年，开通济宁至安山东平一百五十余里的济州河。时隔六年，又凿通东平至临清的二百五十余里河道，与南运河相通。运河巧借梁山泊、微山湖、汶河、清河之水济运，沿途建闸、堰四十余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保障航运畅通。新运河的开通，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形成。
修建白浮堰、通惠河 南方漕船行至通州，到北京尚有五十余里旱路。金代虽开凿了通州至北京的里运河，但水源不足，又因多年战乱，河道淤塞。为解人、畜陆挽之苦，节省昂贵运资，忽必烈令郭守敬重新规划这段运河。
郭守敬踏遍北京西北的山地，寻找水源，在昌平县境内发现一处水量丰盈的白浮泉，泉水自山之北脚石罅喷薄而出，若有神功。郭守敬先在此修筑白浮堰，将水位蓄高，然后开凿渠道，引水下山。山高虽不过百米，而巨石嶙峋，甚为峻拔，开河工程难度非常之大。
泉水自白浮堰到京城昆明湖途中，横列着温榆河、清河，河岸均有宽广的洼地，郭守敬精心设计，引白浮泉水注入温榆河，迫使河水沿北山之南麓、西山之东麓南转，经玉泉山北麓再往东南，注入“七里泊”昆明湖，形成京城运河的蓄水库。
白浮泉行程呈“C”字形，用这种“倒行逆施”的办法，汇集了溪川附近的湖沼泉源，使一切可资利用的水源集中为一条洪流，使渠道始终保持略高于“七里泊”的水位，流水顺畅。“七里泊”经南长河、高粱河东注“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和什刹海，此处便是京城里运河之首。运河从此处向东南流抵张家湾，与北运河相通。此河为“通惠河”。
引白浮泉之水为运河源头，是惊世创举。在测量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求复杂山麓地形上的等高线，颇难做到。更何况白浮泉海拔六十米，与之相距五十六里的七里泊海拔仅四十八米，平均比降为每里七寸许。郭守敬竟能在这丘壑密布的山麓地带设计和营造此渠，说明测量技术和施工技术已达到相当精密的水平。故世人称他为“巧思绝人”的“神工”。
修复西夏运渠 西夏（今银川）平原，汉、唐屯田时，开渠很多，长达二百里以上的运渠就有十几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来”“汉延”两渠。唐来渠长四百余里，汉延渠长二百五十余里，皆因兵乱废弃淤浅。郭守敬受皇命，于1264年赴西夏，带领当地军民，重新疏浚立闸修堰，复其原貌。还从银川至蒙古东胜开挖运河，引黄河水顺流而下，既可灌溉又可浮航。因成就斐然，升授督水少监，不久又升任督水监。
料事如神 1298年，元成宗铁穆耳欲在上都西北开凿一条新河，通向滦河。此时，郭守敬已六十八岁，早已不任督水监之职。因研究天文历法有建树，被封为太史令。铁穆耳皇帝特请郭守敬到上都商议开河之事。郭守敬不顾年老体弱，实地踏勘了地形山势，估计雨季山洪暴发时的冲击力，提出渠堰宽度须在五十至七十步之间。而主持施工的官员为了节省工费，未按郭守敬的规划施工，擅自将渠宽减少了二十五步。次年，恰逢大雨，山洪暴发，果如郭守敬所料，渠堰被冲垮，连皇帝的行宫也险遭淹没，铁穆耳皇帝只得躲到山上。他十分感慨地对大臣说：“郭太史真是料事如神。”
研究天文历法 元朝统一后，南北方历法不统一，出现“前天中秋节，今日月方明”的怪现象。1270年，忽必烈召见郭守敬，命其制定新历法，为此特建“太史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内）。
郭守敬在院中建“灵台”，即天文观测中心，还在全国设一百二十七个观测点。遂编出《授时历》。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历书（西汉《太初历》、唐代《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之一。现今公历采用的各种数据与《授时历》相同，但比《授时历》晚了三百年。郭守敬还撰写天文专著十四种，一百O五卷，《元史》中有一部分记载。
二、抗洪治湖的苏东坡
苏东坡，名苏轼（1036～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纵横驰骋于文坛，文、诗、词、赋无所不精，传之后世的诗有四千多首，词三百四十余首，其他各类文章号称万篇，共二百四十万字。后世将他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为“唐宋四大家”，亦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但他在官场上的作为却鲜为人知。本文介绍的，是他在做官时抗洪、治湖的突出政绩。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四十二岁的苏轼任徐州太守。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著名作家林语堂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苏东坡真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的，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突然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而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工程、忙于公务活动。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法展示其行政才能。后来他被迫引退，在政治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他是温和诙谐、百姓的父母官兼友人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出的政绩，已经证明了他是个干练之才。
徐州抗洪 苏东坡任徐州太守的当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滔滔洪水灌流东南，泛滥于梁山泊，溢涨于南清河，淹没了四十五个县。“汗漫千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
八月二十日，洪水到徐州城下，因受到南面山岭所阻，遂汇流城根不断高涨。水深已有二丈八尺，城头只露三尺高，洪水随时可灌城郭。城内富民争相出城避水。苏轼劝阻他们：“你们出城避难，百姓会人心动摇，谁与我一起守城呢？有我在，决不让洪水淹城！ ”富民不再出城，人心安定下来。苏东坡接受城内父老的建议，征集五千民工，疏浚下流河口，日夜加固外城，亲自到武卫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府无权调动禁军。苏东坡对禁军将领说：“河将害城，事急矣，禁军应为民尽力尔！”禁军将领感动地说：“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①小人当效命！”禁军官兵全体出动，与老百姓昼夜奋战。苏东坡亲荷畚锸，布衣草履，结庐城上，过家门而不入。万众一心，短时间内筑成长堤，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十市尺）。堤成后，次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苏东坡又下令集中公私船百余只，用缆绳系在水势最猛处，以减杀洪水冲力。苏东坡以身率之，众吏不敢怠慢，各段城墙及险要堤坝，皆有官员负责守御。苏东坡抱定“坐观入市巷闾②井，吏民走尽我王尊”的决心。要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填堤，视死如归。经过数十日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十月初五水势渐退，十三日河归故道。被大水包围了七十余天的徐州城保住了，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
为让百姓重建家园，苏东坡向朝廷申请酌免徐州赋税，并增筑外城，加固内城。次年二月，他用朝廷赏赐他的银两和府内库存共三万贯，粮一千八百石，招募民工七千二百人，以木桩凿于堤岸四处，填平城内十数个大坑。当时东门面临黄河，成为挡水要冲，且又靠近州库，因而又增固加高了东门，夯实坚土，护以砖石。拆除州府内已废弃的霸王厅，在东门城墙上建造了两层的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而在楼外墙上涂黄土，取名“黄楼”，含有“土实胜水”之意。黄楼于1078年二月动工，同年八月十二日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苏东坡邀来三十余位诗文名家，举行隆重典礼，庆祝黄楼落成。苏东坡高兴地写下《九日黄楼作》一首：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①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②。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
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
朝来白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
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
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
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③。
苏东坡劝农耕栽桑林，首次成功地开发徐州煤田，这是在徐州建树的历史功绩。
苏东坡在徐州任太守只一年零十一个月，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百姓得知苏东坡要离开徐州时，自发拥到街头含泪相送，有的攀挽马头，有的割截他的马镫不让他上马，有的献酒献花……苏东坡感动得热泪潸然。他在马上题咏了五首词：
其中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东坡已像鸿雁一样飞到了天尽头，而落在徐州大地上的或者说留在人间的“雪泥鸿爪”都已凝结成为化石，永世长存。
杭州治西湖 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任杭州太守，这一年适逢浙东大旱，灾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赋税，低价出售仓米，设置病坊医治灾民，实施募役救灾之法，得到朝廷恩准。
西湖因久旱，湖水干涸。苏东坡带领百姓数千浚治西湖，深挖湖底，引山泉溪水冲洗泥沙，湖水变清。再将运河水注入湖中，补充水源。建造闸门，调节湖中水位。还将挖出的泥土筑成长堤，堤上建起漂亮的拱桥，湖中植莲藕，堤上种柳栽桃，望之如画。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全长六华里。堤上修筑六座拱桥，杨柳夹堤，桃花错落，带有自身固有的线条美。苏东坡十分喜爱西湖的风光，曾咏唱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后人咏诗赞叹苏堤特有的风光和绮丽的景色：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这些诗句既有对西湖美景的赞颂，也有对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颂扬。
据说，当年杭州百姓感念苏东坡治湖功德，宰杀肥猪，抬着进献到太守府上。苏东坡指导厨师做成红烧肉，让百姓品尝。从此“东坡肉”流传下来。
三、陈瑄开凿清江浦
陈瑄，明朝大臣，字彦纯，安徽合肥人。青少年时期熟读兵法，善骑射。明洪武年间，屡次随官兵征讨西南地区，累功升迁至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建文帝末年（1402年），被任命为总舟师，设防长江南岸，以抵御燕王朱棣兵至。不久，燕王率大军南下，陈瑄见建文帝大势已去，以舟师迎降。朱棣即皇位后，封陈瑄“平江伯”。永乐元年（1403年），陈碹任总兵官，总督海运。他于湖广、江西造平底船三千艘，购买江浙粮米经大运河向北京运送。一次输粟四十九万石，并在天津建“百万仓”储存。明成祖朱棣念其运粮有功，提升其总督漕运。
陈瑄重视开凿疏浚河道。他在运粮途中，目睹了杭州至北京三千五百里河道的状况，看出最难治理的是淮阴一段，这里的淮河南岸是淮南运河邗沟入淮的河口处，只筑两道大坝而无闸，漕船行至坝前，需靠岸卸粮，陆挽过坝，再装船入淮河，后转入运河。此处，黄河已夺淮河河道，纵穿淮河的运河也被黄水所夺。黄、淮、运三河之水混在一起沦入洪泽湖中。洪泽湖水深十至十五尺，浩瀚如海，漕船航行其中极不安全。陈瑄遍访乡贤父老，决定另造新河，皇上恩准。他带领民众数万人，开凿了一条长二十里的新河，称“清江浦”，筑堤十五里，建四座大闸。自此，漕运畅通，免除了船只过坝牵引的繁难，且直达清江，避免了溯淮入黄的波涛之险。此后，陈瑄又主持疏浚了徐州至济宁三百里的河道，修筑沛县昭阳湖、济宁南望湖的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从淮阴至临清千里长的运河上，建闸四十七处，保障了运河水脊航行畅通。
陈瑄治理运河三十年，有很多建树。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病逝在任上，终年六十八岁。
四、治理运河水脊的宋礼
祠堂高峙暮云中，汶水分流转运通。
自是千年留异迹，人间争说宋司空。
这是清初漕运总督董讷拜谒宋公祠时咏的一首诗。
宋礼（1358～1421年），字大本，河南永宁县人，明初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因秉性刚直，曾两次被降职。至永乐七年，成祖皇帝大兴土木，筹建北京皇城，命宋礼赴四川采购木料。此时正值宋礼在家治丧，未满丧期便受命上任，受到皇帝嘉奖。
永乐九年（1412年），成祖皇帝命宋礼疏浚大运河水脊——会通河，济宁至临清，恢复漕运。
汶水入运河口处的南旺村附近，是运河河床的最高点，黄河泥沙淤积高出两岸平地，在堤外看堤内的船帆，如鸟翼行天，被称为悬河。为解决“水脊”的水源和防止“水脊”泄水过快，运道浅涩，宋礼与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率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府十五六万民工，对全长四百多里的会通河进行大规模的疏浚治理。他大胆采用布衣老人白英的建议，开挖汶河，“截汶济运”，在戴村筑起了五里长的拦河大坝，逼使汶河南流至分水口处入运河。又在运河河底建造巨大石拨，导河水南北分流，即“七分朝天子（北流），三分下江南（南流）”。为控制运河水量，建起节制闸三十多座，建水柜等配套工程，保障航运畅通。
永乐十二年，工程告竣在即。朝廷议定，次年为始，停止海运，河成赏功。
宋礼历时九年疏通运河之脊——会通河，建功卓著，深受后人敬仰。
宋礼去世九十三年后，朝廷追念宋礼治河功德，在南旺运河分水口对岸建宋公祠，供乡人岁时奉祀。又六十一年后，明万历元年，朝廷追封宋礼为“开河之勋太子太保”，赐谥号“康惠公”，恩准宋礼故乡永宁县建乡贤祠，择宋礼后代子孙到京城国子监读书，令南旺地方官府拨出宋公祠附近湖田十顷作为祭田。清朝各代皇帝也屡有封赐。雍正四年，封宋礼为“宁漕公”，光绪五年，赐封宋礼“显应大王”徽号。故宋公祠又称“宋大王庙”。此后，又在宋公祠附近建起龙王庙、戏楼、禹王庙、水明楼、关帝庙等十余座庙宇，成为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明代诗人唐皋在《拜尚书宋公祠》中咏道——
千里漕河蓄水深，两岸官柳绿成阴。
恭襄坐受司空策，建议崇祠始自今。
瞻拜遗容感慨深，疏檐落照转秋阴。
春秋史断琼山笔，留得公评说至今。
五、拄杖点泉的白英
白英（1363～1419年），字节之，山东汶上县白家店人。以种田为业，自小聪颖好学，博古通今，教过蒙学，心性善良，出言不苟，乡人敬仰。人称“隐人君子”。虽身居山野，却有“忧国计，为民生”的抱负。
1412年，永乐皇帝派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宋礼微服拜访治河经验丰富的白英，恳请他担当治河重任。白英当年四十九岁，熟悉家乡的地理水文，深知“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的道理，遂欣然应允。他带领宋礼等人实地勘察，帮助宋礼制定治河方案，提出多项具体办法。
宋礼拜白英为治河总监。白英率丁夫万名，在汶河上修建拦河大坝，新开八十多里汶河，引河水至南旺入运河，南接淮河，北通漳卫河；筑何家大坝以泄伏秋之水，保上源不淹民田，下游能通济漕运；犹恐汶水旱季干涸，他千里跋涉，寻找泉水，策杖点泉，共点出七十二泉，引泉水入汶河，以增加运河水量。在南旺以北建石闸十七座，以南建石闸二十一座，层层节水束水；又在运河两岸湖泊筑堤蓄水，以防河水流失，确保运河常年通航。
白英采用多种方法治河——开河、建坝、点泉、修闸、围湖、引泗水等等，均有独创之处，解决了运河“水脊”通航难题，确保了明、清两朝五百年间京杭运河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其科学性、技术性可与古代灵渠、都江堰相媲美。其建坝设闸原理，与当代著名的巴拿马运河、长江三峡工程有相似之处。功绩卓著，世人赞他“神妙绝技，巧夺天工”。
精通水利的康熙皇帝褒奖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水县分水口，观遏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全之妙。”民国初年，美国水利专家方维赞叹：“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胚胎时期必视为绝大事业。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
白英治河八年，呕心沥血。永乐十七年（1419年）运河工程告竣，白英接到圣谕，随宋礼赴京师庆功并接受皇上赏赐。然白英为治河常年奔波，积劳成疾，不幸呕血病逝在船上。
永乐皇帝颇受感动，敕封白英为“功漕神”，嘱宋礼亲自扶柩到白英家乡，并建祠堂。九十三年后，在南旺分水处，傍宋公祠修建了白公祠。清雍正四年，加封白英为“永济神”。光绪五年，敕封为“白大王”。乾隆皇帝曾题词赞颂：
地脊原来南北分，老人能识果超群。
清代河道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在《题白老人祠》中云：
谁是庐山一老翁，尚书有梦访飞熊。
若愚大智劳心力，胼胝①经营著茂功。
千里迢迢过鲁东，生平仰止慕高风。
迷泉踏破开渠道，一脉两歧上下通。
汶上南旺的百姓，尊称白公祠为“白老人祠”。
六、潘季训新法治河
潘季训（1521～1595年），明朝官员，水利家，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在江西、河南、广东等地做地方官。为官清廉，离任时，百姓遮道挽留。累迁工部尚书、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十九年（1571年），潘季训奉命四次出任总督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前后二十七年，功德卓著。他治河有新法，建堤防溢，筑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主张修防，浚河故道，反对开新河，并主张借黄河通运。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截断大运河，向东冲入朝阳湖。沛县以北的运河均被泥沙淤塞。朝廷任命潘季训为“总督河道”。他奔赴济宁河道总衙，即与工部尚书朱衡等赶到夏镇，巡视河工，察看水情，遍访乡民。拟定“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按此规划，恢复留城以下运河旧道五十里，留城以上运河改道于朝阳湖东。另开南阳到留城新河二百四十里。第二年十一月竣工。
此后，潘季训又三次出任总督河道。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1588～1589年），潘季训在运河水脊上建通济闸、永济闸，筑马场湖堤1620丈，蜀山湖堤3150丈，修复冯家坝滚水石坝，筑南旺湖东西堤7118丈，加固西、南、北三面堤12600丈，修关家大闸一座，济运闸五座，筑马踏湖堤3300丈，安山湖堤4300丈，建八里湾、似蛇沟二闸。在戴村南、北各筑滚水石坝一座，以蓄泄汶水。
潘季训总结多年治河经验，著有《河防一览》《两河管见》《两河经略》等，对后世治理黄河、运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靳辅分治黄、淮、运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连年战乱，运河失修，黄、淮多次泛滥，鲁西南及苏北地区，黄、淮、运三条河道纠结一起，河道淤塞，致使洪水横流肆虐，水患更甚。无数田园、村庄被淹没，饿殍遍野。刚刚定都北京的清王朝，所需大批粮米急需从南方漕运抵京，治理运河成了清廷的当务之急。
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皇帝将渎职的河道总督王光裕撤职查办，提升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祖籍山东济南，官学生出身，顺治年间为内阁中书，康熙初年升任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授任河道总督后，选用治河能人著名水利家陈璜做助手，深入实地勘察，借鉴前朝宋礼、陈瑄、潘季训等人的治河经验，制订工程规划，提出八条治河措施，上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召集朝野治河官员三次商议，御批靳辅治河规划。
连续八年治理，朝廷每年拨出半库银两，使靳辅治理黄、淮、运的方案逐一得以实施。完成大运河蓄清水以刷泥沙工程，顺水之性疏浚黄、淮分道入海工程，漕运大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第一次经大运河南巡，在山东济宁河道总督院召见靳辅，称赞他治河的功劳。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再次奏请朝廷，在江苏宿迁县至连水县一线，开挖中河，河道全长二百七十里，将黄河、运河彻底分开，结束了漕船溯黄河二百里之艰险，是运河治理史上的一大创举。
靳辅任河道总督期间，因运河淮扬河段工程艰险紧要，将河道总督院从济宁迁驻清江浦。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山东、河南、江苏三省黄、淮、运治河工地，带头捐资修筑济宁至南阳的百里长堤。百姓念其功德，称大堤为“靳公堤”。
靳辅任河道总督十年，把全部心血都用在治河工程上，扭转了黄、淮、运交叉地区千疮百孔的局面，为清代前期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建造的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中运河、盐河上段至今航运繁盛。
靳辅有著述《治河方略》传世，后人称之为“千古河防龟鉴”。有论曰，“靳辅其功不在宋礼治理会通河、陈暄开凿清江浦之下。”靳辅去世后，皇上追封谥号“文襄”。济宁百姓捐资建造了“靳文襄公祠”，以表感念之情。
八、林则徐赈灾治河功不朽
林则徐（1785～1850年），字符抚，又字少穆，晚年号埃村老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清嘉庆十八年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起，曾在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他注重实际调查，干练有绩，官职从道台迁升至巡抚、总督。他以严禁鸦片，在虎门口焚毁英商鸦片两万多箱而扬名四海，永垂青史。
林则徐秉性刚直，为官清正，体恤百姓，在赈灾、治河方面也有显赫的功绩。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林则徐奉旨到南京任布政使。此时，他正任河南布政使。按正常上任的行程路线，应取道安徽凤阳、和州、滁州一线。但当时江苏正闹水灾，且以淮阴、扬州运河沿线最为严重。林则徐以勘灾赈恤事宜为重，毅然打破驿程定制，沿黄河水路取道淮阴、扬州，勘察灾区，后再到南京。启程前，到河南商丘县采购小麦三百石，亲自带粮船至淮阴市清江浦，经桃源、泗阳、宝应、高邮、甘泉到扬州，根据灾情轻重，将小麦分拨给受灾州县，分别平粜煮赈，沿途灾民很快安抚就绪。
林则徐自扬州换乘快船沿运河牵挽而上，目睹河中洪水奔腾，急湍汹涌，唯恐附近居民为保自家房屋，趁虚盗挖堤岸，希图泄水。他一面令地方官分粮赈济灾民，一面派兵昼夜防守，发出布告晓喻居民，不必惶恐。
林则徐抵达清江浦，即刻视察洪泽湖决口处，探查泄洪通道，迅办决堤案犯，接连向道光皇帝上三道奏折，请求打开官仓赈济当地灾民一月粮米。道光皇帝不允，且训责他“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违亟，只知博取声誉”。林则徐不顾罢黜之险，再次上疏三千言奏折，婉转详尽陈述灾民之苦。他吁请道光皇帝“多一分追乎，即多培一分元气”。一片赤心终于感动了惜财的道光皇帝，收回成命，特批林则徐减缓钱粮的请求。消息传开，林则徐上奏的稿文在江苏争相传抄。百姓闻之，皆嗟叹哭泣，庆幸再生。
林则徐发动灾民生产自救，提出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给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酿酒）等十二项建议。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林则徐擢升运河总督。他从扬州启程，赴山东济宁上任。时值初冬，运河疏浚开工。林则徐未走官员上任沿途驿站，绕道施工的运河沿岸，冒着凛冽寒风，察看疏浚工程。
林则徐及时向道光皇帝禀报：“自臣接到圣旨，即登程上任。运河汶上、卫北、巨嘉、济宁各汛已次第插锨开工，其余各汛，亦即陆续兴工。”下令凡已“插锨者加夫趱①挑，未插锨者勤催赶办”。并向道光帝表示：臣将遵谕旨，亲到河工工地，检查工程进度、验收工程质量。如有偷工马虎者，一经查出立即处罚，保证按期完工，不误来年春季起坝铺水。
嘉庆十九年定制：济宁附近各湖存水情况，每月开列清单向朝廷汇报一次。林则徐到任三日后，即将清单报上。
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初七，林则徐自济宁出发，亲往运河各工段查验工程，历时半月。南路至滕州汛，北路至汶上汛。
由于去冬连降大雪，河冻坚厚，施工地段需凿开坚厚冰层方能掘到河泥，工程很是艰巨。林则徐严格督管，毫不放松。他发现运到岸上的河泥堆成“泥龙”，要到完工后才起除，不利施工，便下令夫役每挖一段，即把“泥龙”运走，避免雨季再冲入河中。
林则徐严把工程质量关。他细心丈量，一丝不苟，对办理不力的属吏严厉查处。一次，林则徐到巨嘉汛段，发现该汛主簿管理河道的地方官督工不力，河床挖得东偏西斜、深浅不一。林则徐问明情由，即刻将主簿顶戴摘下，责令督工重修。
按大清定制，河道总督对管理运河官员有稽查考提之责。林则徐要求河库钱粮管理官员账簿与银粮相符，列单清楚，不差分毫，每月亲自查兑库册及收支月报库簿，账簿与银米相符后，再上奏朝廷。林则徐的精细管理，使这一年的开支较前三年节省三分之一。
运河起闸放水后，进入漕运繁忙时期。南方各帮船队陆续到来。林则徐经常察看船队所在位置、闸内水势、船行速度，使航行顺畅自如。
河标营按军队编制管理，定期校阅考核。林则徐亲临考核现场，发现官兵所用“弓力软者居多”，遂下令“校准定式，使习硬弓”。将陕甘总督杨遇春所制的阵法绘图后，发放各标营官兵演习操练。此后，各标营分别在四十四个汛地计一百八十多里河段，负起警卫河防及漕运之责，无一点差错。
道光十二年，林则徐奉旨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九年，任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他一边彻底禁烟，一边建设海防，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由于投降派的陷害和清政府的妥协，林则徐被革职充军。赴戍途中，突然接到道光皇帝谕旨，鉴于黄河在开封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五府二十三州县，命他立即折转东河“效力赎罪”。林则徐深知时势与帝心，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役，仅付之“漫笑”，而他真正牵挂的是哀鸿遍野。林则徐抛却个人恩怨，立即赶赴河南进驻治河工地，披星戴月开河筑坝整整半载，至次年二月大坝如期合龙。当地百姓欢天喜地，林则徐则重又踏上赴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的征程。
林则徐治河时间不长，在他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微不足道。
但林则徐忠于职守，笃行不苟，兢兢业业，宵衣旰食①，忍辱负重，心系百姓的精神，堪为后人怀念和敬仰。
——隋炀帝苦役兵民开凿大运河
中国运河，古已有之。公元七世纪，隋炀帝苦役数百万兵民，将前代开凿的地域性运河疏浚、改道，相互沟通，形成一条以洛阳（东都）为中心，北抵涿郡（北京），西至长安（京师），南达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它穿越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京、津、冀、鲁、豫、陕、皖、苏、浙九省市，全长五千四百多华里，开创了世界人工河之最。对隋炀帝诏令开凿疏浚大运河的功过，历史上有诸多评说，褒贬不一，反差很大。如唐代诗人胡曾有诗曰：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然而唐代大文学家皮日休所做的《汴河①怀古》一诗，却给予相反的评价，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觉多。
两者评价，截然不同。前者把隋朝的灭亡，归咎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为了他奢华糜烂的享乐而引起人民的反抗，以致国破身亡；后者则认为，隋炀帝若没有水殿龙舟三下扬州之事，他开凿大运河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客观地讲，从隋炀帝所处的时代看，他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从历代王朝对运河的依赖看也是如此，公元前五世纪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运兵运粮，开凿京杭大运河中最早的一段——邗沟；公元206年曹操为平定北方，征讨乌桓，屯兵幽州（北京），下令开凿黄河以北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与潞河牵手，即今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南、北运河。可见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主要动机有——
一、为巩固统一大业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己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余年的大分裂和频繁征战，中原人口大批拥入江南及岭南地区，一部分向北迁徙到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他们与中原本族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深厚的民族感情，盼望与中原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互通贸易，互相往来。然而在一千多年前，海运艰难，陆运不便，物资和人员流动只能靠河运。当时各天然河道，水患频繁，地域性运河缺少沟通和治理。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趋势，一方面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奖励农桑：一方面诏令各郡县疏浚沟通地域性运河，为了保障京城长安的供给，下令开凿疏浚汉代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
为了征讨江南的陈朝，杨坚下令疏通了北连淮河、南接长江的古邗沟，十余年后天下殷盛。
随父南征北战的杨广，从小机敏聪慧，仪表俊美。性格深沉隐晦，善写诗章。开皇元年（581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出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开皇八年（588年）二十岁杨广升任武卫大将军，受命统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陈，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伐陈成功，为中国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从而也助长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不久他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达九年。
大业元年（601年）杨广登上皇位。他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当时隋王朝疆域广大，东起东海，西至新疆，全长4600公里；南始南海，北到荒漠，相距7400公里。为巩固统一大业，确保朝廷政令畅通，急于修驰道、筑长城、开运河。
从大业元年至大业八年，除修驰道、筑长城、建东都洛阳外，先后征集300多万民夫兵勇，开凿疏浚了四条运河，全长2400多公里：
一、沟通黄河与淮河间的通济渠，亦称汴水；
二、沟通黄河与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
三、再次加宽加深连接淮河与长江间的邗沟；
四、开通长江南岸镇江到余杭（杭州）的江南运河。
大运河开通，隋炀帝把军队运到江南、岭南地区，征讨叛乱的藩邦小国，同时从江淮地区向涿郡运送大批粮米及物资到北方战略要地幽州存储，为征讨抗命不遵的高丽国做准备。
隋炀帝还亲自率兵经永济渠到达长城一线征战突厥、契丹、吐谷（读峪）浑的入侵，他曾写一首《饮马长城窟·示从征群臣》的诗，诗云：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可见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长治久安，亿兆百姓得以安生的强烈愿望，并率领千军万马征战，驻扎长城洞穴的艰苦卓绝的精神。
唐朝魏征主编的《隋书》载：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由此可见，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动机，是巩固统一大业。
二、兴利除害劝课农桑
治国先治水，这是历代有作为君王的共识。隋炀帝继位之初，效仿父皇，重视对运河的修整，到各地观察民风，奖励百姓种田、植桑、养蚕。为修治大运河，他同水利专家宇文恺全面规划运河的走向、线路，驾临施工河段，视察开河、筑堤、垒塘、砌堰等工程。他曾到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巡视，故本段运河又称“御河”。他诏令河岸及堤坡上栽种柳树，经常沿河视察，地方官员积极组织百姓“献柳”活动。对栽柳多的百姓给予奖励，封柳树姓“杨”，故后人有“杨柳”之称。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隋堤柳》一诗中咏道：
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
隋炀帝在诏令开凿大运河的同时，还令地方官员疏浚治理地域性河道，他认为，人工河道是最先进、最便捷、最安全的交通设施。便于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此后全国人口逐年猛增。隋朝末年已达四千多万，比南北朝时的两千万增加了一倍。隋朝灭亡前，国都粮米满仓，布帛山积；洛阳被围困时，人们以布帛作柴，用绢代绳汲水。直到唐王朝建立后，城里所存的粮米、布帛尚足够朝廷支用二十年。
三、为征战运兵运粮
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可以南粮北运，既可供养中枢，又能运兵四方，控制天下，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公元607年，高丽国王抗命不尊，并在辽东挑起事端，串联契丹等几个番国对抗朝廷。隋炀帝削其名号，做东征准备。公元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黄河以北直到涿郡（北京）的大运河，时称永济渠。公元611年正月，大运河刚刚连通，隋炀帝就带着半朝文武官员到达涿郡新建的临朔宫，向全国发出羽檄，征调甲兵来涿郡集结。涿郡辖境相当今北京市以南、保定市以北、太行山以东、白洋淀以西的广大地区。飞檄传出，各郡甲士络绎不绝向涿郡进发，河南、淮北赶造的五万辆兵车辚辚北上，黄河两岸国库的粮米装船北运，粮船头尾相接，帆樯连绵千里。一位心腹大臣进谏隋炀帝：“为讨区区一个小国，而动员全国将士征战，岂不是得不偿失。”隋炀帝答：“昔日黄帝五十二次征战，成汤二十七次讨伐，才使王德施加于诸侯，号令颁行于天下。今我泱泱大国，岂能坐视番邦反叛！”
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身着战袍盔甲，祭礼黄帝，发布进军令。军队分两路进发，日发一军，两军相隔四十里。另编水军一路，战舰千艘，经运河下辽海向高丽国挺进。共计一百一十余万人，号称二百万。出发时间整整用了四十天。全军首尾相继，鼓角喧天，旌旗招展，连绵九百六十里。后面御营六军，又排出八十里。
隋炀帝劳师袭远，高丽国军民以逸待劳拼死抵抗，隋军接连两次大败。隋炀帝不接受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发兵征战高丽，直逼得高丽国王遣使请和，俯首称臣。炀帝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了，乘势收兵。在三次征战中，仅从江南、淮南经运河运到涿郡、松辽平原的粮米就有两千万石之多。
连年劳役和征战，使百姓贫困交加，流离失所，死亡十之四五。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挽舟者歌》：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这首诗集中反映了征战和劳役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很多青壮年男女为逃避服役，忍痛砍下自己的手足，时称“福手”“福足”之人。
四、浮运朝廷所需粮米及百物
隋文帝定都长安。长安是运河的西端，是连接蒙古高原的“参天可汗道”，是通往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是接通青藏高原的“河湟道”，也是通向云、贵、川“栈道”的起点。西去的使臣、商队、僧侣、游人等多从长安出发。外国使臣、商队、僧侣、游人也多来此居住。城内二十多万居民的口粮、几十万屯军的用粮、朝廷百官的俸禄、各大仓库的储备粮等，每年所需至少一百二十万石①。这些粮米都靠大运河浮运。
隋炀帝即位后，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曾是东周的国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军事重地，营建东都，便于控扼全国，更便于控制江南。一是稳定江南的混乱局面；二是发展江南的生产。征召全国数万名工匠，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皇家园林，每月更替民工二百五十万，吃粮主要靠大运河从江淮运来。建造宫殿所需大批木材、砖石等也需河运。洛阳建成后，隋炀帝令全国各地十余万富户迁入洛阳城，以充实京都。雄伟壮丽的宫殿，鳞次栉比的酒肆茶楼，繁华的贸易市场，越商、海客、西域胡人，大贾荟萃。经运河运来的粮米及千般物品、万类商货，确保了京城数十万人之所需。每天都有穿戴各种民族服饰的客商牵着大群骆驼，满载中原的粮米、丝绸、银器及各种特产，从这里起程向西进发。
大运河使洛阳城成了国际贸易大都会。
五、平定与开发江南功不可没
开皇九年（589年），新兴的隋朝灭掉了南方偏安的陈朝，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格局。但是隋文帝杨坚推行的是剿灭镇压的高压政策，结果激起世家大族、地方土豪酋长等各个阶层人士的反抗。年仅21岁的杨广，表现出政治家高超的统治才能，除了公开处决了原陈朝几个有名的酷吏和奸臣外，其他都进行安抚与怀柔。他下令，对陈朝府库中的资财秋毫不取，新的统治机构中广泛吸纳、招揽原有的才俊。尊重南朝人崇佛崇道的习俗。杨广自幼礼佛，深知佛教能够劝善化民，稳定地方秩序，自诩为江南佛教界最大护法者，并与江南佛教界头面人物、天台宗创建人智顗（yǐ）交往甚密。
开皇十一年（591年），杨广为江南1000多名僧尼广设斋席，跪受智〓大师为他做佛戒，接受“总持菩萨”佛号。他还赞助南朝知名大儒编成《江都集礼》二十卷。
杨广即位后特别注重发动民间搜集整理佛教经典和灵像宝藏。据法琳《辩证论》记载：杨广“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两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后来这些经卷运到北方雕版印刷，又经大运河传播，为南北佛道融合贯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此外，杨广即位后，提拔重用一大批江南士人。此前，朝廷选拔人才采“九品中正制”，多由豪门世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隋炀帝极力推行科举制，广开学堂，改革官制：废三师、罢总管，裁撤重叠机构，裁减冗员，确定官员任期，强化监督职能。隋炀帝采取的种种措施，对江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由此逐渐提升，盛唐时期，江南粮米、丝绸、茶糖、竹木经河运、海运，源源不断运往国都卡安及幽州边塞地区。隋炀帝开发江南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六、穷奢极侈的另一解读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不久，就下令开凿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通济渠、汴水、泗水，疏浚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并将洛阳至江都（今扬州）的两千余里河道拓宽四十步（一步五尺），两岸修筑御道，种植柳树，沿途设置行宫四十余座。江都行宫内有五大建筑①，行宫外有十大宫殿，即蜀岗十宫。
隋炀帝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舟、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其中龙舟数层，高四丈五尺，长二十丈，宽五丈。上有重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八月，行幸江都（扬州），挽船者八万余人，随驾的文臣武将、宫娥彩女千余名，船只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两旁御道上护卫骑士二十万，旌旗蔽日，鼓乐喧天，沿途五百里内郡县官员均要进献供品。其后两次游江都，其奢华程度与第一次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代许多史书都把隋炀帝开浚江南运河、巡幸扬州，视为隋朝灭亡的原因。无可讳言，隋炀帝的生活充斥着奢侈糜烂一面，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但也有扬国威、施皇恩的另一面。后世的康熙、乾隆皇帝同样是怀着这样目的六下江南，具有维护皇权大一统的效果，只不过奢华程度小些罢了。
七、为唐、宋及后代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操之过急，在六年中，苦役兵民无度，最终落得国破身亡。不过，正是隋代大运河成就了唐代的辉煌。唐代定都长安，当时关东地区的经济与长江中下游比，已相形见绌。要从江南经大运河漕运粮米供给京都长安。唐代虽然也重视运河的疏浚和治理，还在小范围开凿了运河，但整体上都是对隋代运河的疏浚和补缀。
若无隋代运河，不管唐朝统治者自愿还是不自愿，他也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挖大运河，否则，国家漕运大计安在？韦坚怎么可能给唐玄宗安排登万寿楼（长安）观看广运潭上陈列的各郡货物的漕船？岸上又怎么会有妇女们大唱：“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唐代长安又凭借什么成为当时亚洲和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又怎么成为中外学者、文化人、留学生济济洋洋的荟萃之地呢？唐代大文学家皮日休（834～883年）在《汴河铭》中写道：“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又说，隋炀帝开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代运河对于唐代的繁荣影响是巨大的。其中的汴河，造就了后来的大宋王朝，促进了大宋京城开封景象繁华，百业兴隆，出现了永留青史的《清明上河图》的壮丽景观。诚然，隋代大运河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炀帝死后，葬在扬州郊外的雷塘，显得很凄凉，与当年的煊赫形成鲜明对比。为此，唐代诗人罗隐发出了“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半亩田”的感叹。
第二章 大运河形成的四个时期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东部，北京与东南各省之间横亘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各水系支流繁多，水量丰富，利于灌溉和通航。但实现中国南北的航运，则需要开凿一条沟通五大水系的人工河，即京杭大运河。它不是一朝一代完成的，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分散的地域性运河时期
公元前22世纪，中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自大禹带领中原地区氏族部落战胜洪水后，先民就在黄河中游的大平原上刀耕火种。他们边耕边弃，逐水而生。协同大禹治水的一个部落酋长叫伯益，发明了“凿井术”以及简单的浇灌和排水方法。
公元前17世纪后，原始社会解体，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时期，生产力有了提高，人们开始懂得炼铜、炼铁技术。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实行“井田法”，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奴隶劳作，把土地划成许多方块，像“井”字形。奴隶主驱赶奴隶在河湖港汊之间开凿沟渠，进行运输或引水灌溉，这便是最初的运河。
公元前770年之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逐步建立，这便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征战也更加频繁，从国家到地方对水运的需求更为迫切。各国都在领地之内开凿、加深、拓宽河道，形成很多分散的地域性运河，即中国运河的滥觞时期。当时主要有四条运河。
陈蔡运河 西周时期，中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淮河北岸的泗洪地区，有一个占据方圆五百里的徐国，国君称徐偃王。他施仁义、爱臣民，在本族和周围三十多个诸侯国中享有很高威望，各诸侯国国王都来朝见他。
当时周穆王秉承祖训，把全国七十一个诸侯国和数十个边远部族分为五类，徐国被列为最后一类“荒服”①。因徐族人崇拜鸟，认为祖先是卵生，周天子对此很是蔑视，用敌对的口气称徐国为“徐戎”“徐夷”。徐偃王及其他诸侯国首领要按期朝见天子，进献贡物，如不遵从，便被杀戮，或掳掠百姓充当奴隶卖掉。那时奴隶主的一匹马和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
公元前985年，周穆王坐着八匹骏马拉着的车舆，带着宫娥彩女及文武百官西游各诸侯国，徐偃王趁机率本族及三十六个小国的数万兵勇征讨周穆王，他们乘船溯淮河而上，进入蔡国的汝水时，需要通过陈国淮阳上航，因水道不通，徐偃王便指挥兵夫开一条汝水至淮阳的运河，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运河，史称“陈蔡运河”。
邗（hán）沟 公元前775～前476年的三百多年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制社会初步建立的历史变革阶段，全国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史称“春秋”时期。
长江下游新崛起的吴国和比邻杭州湾的越国大动干戈。吴国建都吴（今苏州市），越国建都会稽（今绍兴市），双方杀杀打打十二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征服了越王勾践。吴王雄心勃勃，为了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于公元前486年秋，在长江北岸的扬州附近筑城，城下有一条注入长江的小河叫邗沟，故此城得名邗城。吴王把邗城作为吴国的北都，后来扬州才有“江都”之称。城未筑完，就诏令兵夫数万开浚连接长江与淮河之间的运河，全长四百多华里，史称邗沟，亦称淮南运河。后来的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都是以这段运河为基础进行疏浚、修整的。邗沟运河至今已有二千四百九十岁了。（见下页图）
山阴故水道（浙东运河） 2500年前的吴越战争以吴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吴王夫差没有料到，就在他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俯首称臣的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带领臣民凿浚了钱塘江南岸的“山阴故水道”，即后称的浙东运河。这条运河西起钱塘江古渡西兴镇，流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在镇海招山注入东海，全长700余里。成了河运、海运的大通道，为越国休养生息，东山再起起了重要作用。不论吴国开凿的“邗沟”还是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都成了京杭大运河最古老的一段。所以今天言京杭大运河，忽略浙东运河是不完整的。（见上编插页下图）
郑国渠 公元前475～前221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后，出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开渠引水，浮航灌溉方面。
公元前237年，弱小的韩国国王担心被日益强大的秦国吞并，施展“疲秦”战术。派本国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建议秦王开凿一条大渠，以解决关中旱田问题，同时献上一张渠道线路图。大渠全长三百华里，能灌溉四万余顷土地（约合现在二百八十万亩）。秦王重视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当即下令调集五万秦军和三万民众，由郑国指挥施工，预计三年完工。工程完成一半，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欲杀郑国。郑国临危不惧，振振有词：“渠凿成是秦之大利，臣仅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百世之功矣！”秦王默然，令郑国继续指挥凿渠。三年后，大渠凿成通水，为航运带来便利，也为这一干旱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粮食大面积丰收。这一地区年产的粮食，能供秦国六十万军队食用一年，为后来秦国统一中国提供了物质保障。
当地百姓得其利后歌之曰：
举锸①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郑国渠可谓全国灌溉航运之冠。
灵渠 灵渠是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一条人工河，原名澪渠或零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开拓岭南、统一中国，命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岭南的百越人。最初，由于遭遇到百越人的坚决抵抗，兵不能进。大军在翻越五岭时，粮草接济不上。从湖南出发溯湘江而上的运输船队己进入广西兴安山地区，此地山高谷深，河水淙淙，千回百折，粮船无法行驶，军饷转运困难。便命史禄督率士兵开山凿渠。史禄带兵寻觅水道。他们听到民谚：“兴安高万丈，水向两头流”。原来这一带是湘江、漓江的发源地，湘江向北流，漓江向南流，若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粮草船便可从湖南进入广西。
两江之间地势高峻，山峦起伏，危峰壁立，地质复杂，岩石坚硬。史禄反复勘察，精心设计，亲率万人辛勤劳作五年，终于凿成灵渠。大渠全长六十八华里，因凿于秦代，又名“秦凿渠”，后人称“湘桂运河”“兴安运河”。军队在这一带边打仗、边屯田，并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百越人。
湘漓二水沟通，成了北通湖广、南连两粤的交通枢纽，便利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岭南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2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凭一镐一锹，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足见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灵渠应用的“分水”“筑坝”“船闸”等高难技术，为秦以后历代治河工匠所效仿或采用。美国专家修建巴拿马运河，也借鉴了灵渠建梯级船闸的办法。这一高超的设计，成了世界船闸的先导。
二、南北运河初步沟通时期
东汉末年，如火如荼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汉王朝也从此衰败，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曹操在二十余年分裂的形势下，代天子令行天下，即史书所云“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一边统兵南征北战，一边号令各地养兵屯田、养民屯田、开凿运河，保障漕运和灌溉。他在东征袁绍、北伐乌桓的征战中，开凿了数条运河，使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运河，与黄河以南的运河连接起来，初步形成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水系。
遏淇水入白沟 204年春，曹操准备长期在河北驻军屯田，征调数万军民开凿疏浚一条古河道——白沟，因水源不足，遂下令“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将原入黄河的淇水之右股，筑坝拦截，引水入白沟。左股与黄河相通，首次使黄河以北的运河与河南诸运河相通。淇水即今清河，其故道大致是今天的卫河。曹操利用白沟一边从淮北运粮米以备征战，一边鼓励军屯、民屯，积谷存粮，还下令减征河北各州郡赋税，只一年即收谷百万石。两三年间，曹操兵精粮足，遂率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攻下武安、涉县、邯郸、永年等州县，后攻克袁氏父子盘踞多年的冀州州治——邺城，继而赶走青州的袁尚、杀死南皮渤海郡治的袁谭，挫败幽州（北京）的袁熙，降伏并州（太原）的高干，招抚太行山农民义军十余万及汾河流域的匈奴诸王。至此，中原大局稳定，为北征乌桓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开凿平虏渠、泉州渠 曹操攻克邺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逃往塞北，投靠乌桓大单于蹋顿，并联合辽东割据一方的首领公孙康，继续与曹操对抗。蹋顿颇有武略，发兵二十万进犯中原，直抵今北京通州潞河沿岸，攻破幽州城，掠走汉民十万户。
曹操震怒，誓破乌桓，冒着后方被刘表、刘备偷袭的危险，倾注国力北征乌桓。所需粮草需运往幽州，曹操听取谋臣董昭的建议，于公元206年，在白沟与直沽河（今海河）之间开凿平虏渠，以通运道。此渠即今河北省青县至天津独流镇的南运河。
曹操还依董昭之见，开浚了幽州通向天津的运河。此河在泉州县境内与平虏渠相接，史称“泉州渠”①。
至此，北方运河与黄、淮、长江以南的运河相连，中国大运河水系初步形成。
开凿辽西运河，征讨乌桓 黄河以南以北的运河相通后，江淮粮米源源不断地运到幽州，征讨乌桓条件已成熟。但远隔千里，运输粮草极为不便。曹操在开凿泉州渠的同时，又在泉州渠上口向遵化、迁西一线开凿一条新运河，与辽西郡内的滦河接通，史称辽西运河。
207年五月，曹操率大军自幽州经辽西运河向辽西、辽东进发。因久旱无雨，运河水浅，粮船难行，海道又不通畅，曹操亲率数万将士自带粮米，轻装步行，出卢龙塞（今喜峰口）沿山涧河谷日夜兼程，行程五百余里。大将张辽为先锋，首战就将蹋顿斩于马下。曹操收编降卒五万余人，解救被掠汉人十五万，从此平定了北方。当年九月，曹操令手下带降兵及被救汉人沿辽西新河返回幽州，曹操则带领部分将士沿锦州、山海关、北戴河一线返回，行至昌黎城北碣石山，登山观海，抚今追昔，直抒胸臆，即兴吟咏《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①，山岛竦②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③
诗的篇幅不长，但表现了诗人登山临海的激荡心情，及一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气度。
三、隋代开浚沟通中国南北大运河时期
605年，隋炀帝下令调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民工百余万，开浚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凿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其基本部分是曹操开凿的白沟、平虏渠，把黄河与河北诸运河连接起来，直抵涿郡北京，全长两千余里。
610年，隋炀帝下令修整江南运河，北起京口（今镇江），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八百余里。
自此，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达余杭，全长五千四百里的大运河畅通。
隋代大运河经历了六百多年，其格局一直保持到元朝初期，大大加强了中国广大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为其后唐宋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作用。
四、元代开通京杭大运河时期
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全国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朝廷宣政院管辖，云南建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
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保障大都（北京）数百万石粮米及百物供给，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在朝廷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全面规划、统一治理，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京杭大运河时期。
新辟大运河中段 1262年8月，忽必烈进入大都（北京）当月，就召见年仅三十一岁的汉族水利专家郭守敬，听取他对修复大运河的意见，委任其为“提举①诸路河渠事”。不久朝廷设“漕运河渠司”，郭守敬任“督水监”，相当于今天水利部部长。
郭守敬奉命带领水利官员若干人，在南起徐州，西至卫河，北抵临清、德州，东达汶水、泗水上游的广大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前后六次往返于济宁和东平之间，行程数千里，绘图回京复命。
当时，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全线淤塞，恢复通航十分困难。元朝定鼎北京，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北移。郭守敬大胆提出取直运河，甩掉原运河从徐州向开封、洛阳、长安拐的“＜”形大弯，让大运河自徐州往北经济宁至临清，再入永济渠卫河、南运河，航程可缩短七八百里。元世祖称善。
开凿济州河 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任命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开挖从济宁至须城东平的济州河，全长一百五十里，当年二月开工，次年八月竣工。济州河从须城汇入汶河、清河向东北入海，漕粮可经海道抵天津大沽。
继开会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按郭守敬的设计，朝廷任命都漕运使马之贞主持开凿东平至临清的新运河。此段运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工程浩大，役工二百五十万。运河所经地段地势高仰，是大运河之水脊，工程艰巨。为解水源之不足，又在河上建闸坝三四十座，设计绝妙。开闸通航后，舟楫连樯而下，蔚为壮观。
会通河的开通标志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接通了黄淮、江南、河北平原上的运河，并使诸多天然河川与京杭大运河沟通，使运河航运极大地兴旺起来。元世祖赐名此河“会通河”，取“会通天下”之义。
裁直北运河 元朝初年，营建大都，朝廷从全国征召军民百万。所需粮米及大量砖瓦木石均从江南北运，京杭大运河虽全线畅通，仍不能满足大都所需。元世祖忽必烈又下令发展海运。但不论河运海运，只能运到天津（时称海津镇），再经北运河运抵通州。北运河（时称白河、潞河）成了咽喉要地，但河道弯度太大，元世祖采纳郭守敬的建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南军三千，征民工两万，将北运河裁直，航道缩短百余里。明清两代保持了这个格局，直到今天未变。
重开通惠河 通州为北运河之首，距北京不过四五十里，但因不通运河，漕船从南方运来的粮米百物暂储于通州，靠陆挽运进京城。遇到风雨，沿途散落粮米若干，日夜兼运，人畜死伤无数。
元世祖命郭守敬重开通州至京城的运河。郭守敬踏遍北京西山寻找水源，在昌平县东十里的神山（当地称龙王山）下发现了白浮泉，遂引白浮泉及西山各泉之水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再入城内积水潭（北海、中南海、什刹海）。这便是京城里运河之首。此河直达通州南二十里的高丽庄汇入外运河（北运河）。南来的船只可以从通州浮航至大都的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装卸码头。一次元世祖从上都（开平）回大都，见积水潭中舳舻蔽水，桅樯林立，热闹非凡，大悦，赐名“通惠河”。
京杭大运河干道自南向北由下列六段连成：
1．杭州至镇江称江南运河亦称吴越运河。
2．瓜州至淮阴称淮南运河亦称邗沟、扬州运河。
3．淮阴至临清称会通河包括济州河、泗水、汴水。
4．临清至天津称南运河亦称御河、卫河、永济渠。
5．天津至通州称北运河亦称潞河、白河。
6．通州至大都城里的通惠河亦称大通河。
元王朝改造并完成的京杭大运河，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统一大业立了大功。明清两朝虽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治理，但基本保持了元代大运河的格局。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其选线、走向、重点工程方位等基础部分，仍是元代治河专家及劳动人民的大手笔。他们的功绩当受后人追崇和赞扬。
第三章 历代漕运盛况
“漕”字从水从曹，是指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运”创始者秦始皇，为伐匈奴，而“飞刍挽粟”①。之后，朝代几经更替，但历代统治者都把治河通漕当作国命民脉，在保护、改造、利用运河遗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治河、漕运水平，运河航运不断发达，形成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漕运兴盛时期，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一、唐代——创造开元全盛日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成了唐王朝建国后所必需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一巨大的工程基本满足了唐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唐代历经二百八十九年（618～907年），二十位余皇帝都不惜财力，对庞大复杂的大运河水系进行改造，确保漕运畅通。
忆昔开元全盛日 唐朝初期，南方漕船将大批粮米运往京城——长安，漕船要在洛阳以西溯黄而上。为避三门峡“鬼门”之险，朝廷在黄河与洛水两岸修建很多仓储群，储存漕粮，再用骡马驮运至长安。当年著名的仓储群有河阳仓、柏崖仓、集津仓、洛口仓、回洛仓。一般仓群储粮三百万石，较大仓群在千万石以上，依山而筑的洛口仓，储粮一千二百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开凿了三百里长的开元新河，绕过“鬼门”三门峡，漕粮直接运到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每年运抵四百万到七百万石。出现了吴舟楚帆、连云碧水的盛况。长安城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有一百多万。长安城周长三十六点七公里，城内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保存下来的明代西安故城的十倍。城内街道笔直，南北大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均划分为方格形，共一百〇八坊。城内北部居中的地方是宫城，内有太极殿，称“西内”，是皇帝与大臣议事的地方；城外东北部有大明宫，称“东内”，宫内麟德殿是宴请国宾的地方；城内东部有兴庆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住在这里，时称“南内”。这三大内，即三大宫殿群，规模宏伟，同北京的太和殿不相上下。长安城北是广阔的皇家禁苑。
长安城内的商业区分东市和西市，市内有“井”字形街道，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市各有二百二十行。日当午时击鼓三百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来自亚洲各地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市井中，异货山积，百物俱全。待红日西沉，鸣钲三百响，店铺上板，市者疏散，闹井悄然。
从商贾的富有亦能看出盛世景况。长安城里有一富商叫邹凤炽，他曾上疏朝廷，欲购终南山。终南山是秦岭山峰之一，长安城南的屏障，山上林木如海，风景秀丽。邹凤炽愿以树木计价，每棵树付一匹绢。他夸口说，山林有尽，臣绢无竭。普通富商尚且如此，国库的富足可想而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一斑。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①。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②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③出。
齐纨鲁缟①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蓟城的繁荣 蓟城（今北京），战国时期是燕国国都，东汉为幽州治所，隋朝设涿郡治所，唐朝升为大都督府（全国五大都督府之一）。初领辖八州，后增领十六州，还统辖安东大督护府，即管辖东部边镇各邦国部族。总领辖相当于今河北、辽宁两省及山东、河南、吉林、内蒙古的一部分。
蓟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海运、河运都很畅通。舳舻如蚁，漕船一次可运粮百万余石。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后出塞》诗中有所描写：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②，照耀舆台躯③。
大运河发展了官方的运输和商贸，也刺激了民间贸易，不论浮海还是沿河，官民商船及大批漕船自南而北，抵达的主要目的地是蓟城，蓟城成了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江淮以南运来的丝、米、茶、糖、布帛等，从塞北运来的耕牛、战马、毛皮、革角等，以及本地所产的粮、鱼、盐、枣、栗、铁、石等均在此交易或转贩。当时蓟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九里，周长三十二里，开十门，城北设大市场，称幽州北市。市上店肆林立，行当齐全，各行开设若干作坊。前来交易的人填街塞巷，熙熙攘攘。除汉人外，还有奚人、鲜卑人、契丹人、高丽人、突厥人等，一派民族和睦相处的繁荣景象。
扬州的富饶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的北岸，是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始筑“邗城”，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在邗城基础上二次筑城，因四周多丘陵，故又称“广陵”。
扬州繁华起于隋代。隋炀帝杨广曾任扬州总管，统领军政大权。继皇位后，仍怀念富饶美丽的扬州，常常“吾梦扬州好”。他在蜀岗地区建宫殿、园囿，三次乘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游扬州。当时扬州有四十多万人口，是运河、长江的重要码头。
唐代，扬州设大都督府。朝廷在全国设九十九家铸币厂，扬州就有十家，年铸铜钱三千三百万缗①。朝廷还在这里开办十家造船厂，鉴真高僧东渡日本所乘大船就是扬州所造。扬州农桑、鱼、盐产量丰富，手工业发达，主要产品有铜器、木器、丝织品、药材、珠宝首饰等等。铸造的铜器——铜瓶、铜盂、铜盘、铜磬、铜香炉等精美耐用，皇宫、寺庙、王府、富商争相购买：玉人、雕塑、刻镂、刺绣、修文、绘画、镌碑等工艺品产量、销量都居全国之首。当时京师长安就有“潭中②车船闹，扬州铜器多”的赞语。
扬州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地。当年城内有寺庙三十余座，僧侣数千人，鉴真和尚就是当时大明寺的高僧。
扬州依傍大运河，襟江带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溯长江而上，可通达岷江、嘉陵江、沱江、金沙江、汉水等所有长江支流；还可经湘江上游的灵渠连通珠江水系，赴四川、云贵、两湖、两广等地。从扬州顺长江而下可浮海远航沿海诸州府，还可到朝鲜半岛、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非洲等地。当时扬州已成为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港口。扬州城里居住着阿拉伯等国商人达五千多人，来这里取经、学习汉文化的日本僧人和留学生络绎不绝。扬州市井繁华，有数不清的茶馆、酒肆、饭店、戏楼、娼院，可供人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夸张说法。
扬州风景秀丽，与大运河相通的瘦西湖是隋炀帝当年的行宫；大明寺平山堂胜景亦为游人所流连。历代诗人、学者游览扬州美景，触景生情，咏诗抒怀，留下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现仅摘录部分佳句：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杜牧：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
王建：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李绅：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①。
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明月桥上看神仙。
张乔：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杜荀鹤：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②景物胜西川。
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
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
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
二、宋、辽——漕运相通百余年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宋王朝历时三百余年，未能实现大一统。其间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抗衡，虽连年征战，朝廷从未放松对运河的治理，使运河为漕运、灌溉发挥了很大的效益。
宋称运河是“建国之本” 北宋建都靠近运河航道的汴京开封。当时开封有“通漕四渠”，即汴渠、广济渠、金水河、惠民河。其中广济渠、金水河为宋代所开，惠民河是唐代开的蔡河，汴渠是隋唐开的通济渠。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诗句。
汴渠是黄河以南漕船通往汴京的干道，汴京成了黄河南北漕运的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北宋王朝视运河为“建国之本”，规定各州、府、县官员到任半年内，必须将所辖之地“水渠堵塞和开修”情况报告朝廷；任期满后，将所绘兴修水利的图纸上交朝廷，朝廷对成绩卓著者给予奖赏。从1070～1076年的七年间，全国兴建大小水利工程一万零七百九十处之多。由于汴渠受黄河携带泥沙的淤积，宋初规定每年疏浚一次。朝廷不惜工本有计划地放黄河水造数万顷良田，兴修多处船闸、渡漕等高难度水利工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北宋之初六十年的垦殖，使全国耕地扩大了近一倍，达到五亿二千四百多万亩，人均占地二十六亩。随之，手工业亦得到较快发展，铁的年产量，唐代中期最高为一千吨，北宋中期达四千吨。煤炭不仅用于冶炼，京城许多人家也以煤代柴。造船业规模庞大，每年下水船只多达三千艘，海船上已使用指南浮针，即水罗盘。制瓷业十分可观，南北名窑倍增，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各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造纸技术大有改进，不仅大量制造书写、印刷用纸，还制造一种特制纸，用来制作衣服、被子，松软舒适。有诗曰：“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棉”。刻书业空前兴旺，有的印刷丛书一次制版达十万块。活字排版印刷也已开始，纺织技术亦有很大提高。
商业逐渐兴旺，大运河沿岸城市相继兴起。唐朝十万户以上城市约十个，北宋时期增至四十个，都城汴京开封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每年从江、淮、湖、浙运粮米入汴京达六百万石。海盐、布帛、丝绸、百货也源源不断地运进汴京。淮南、江南、岭南、西南地区的粮米、丝绸、茶叶、布匹经汴京北运；北方的梨、枣、药材等土特产品也经汴京运往南方。汴京城内手工业作坊和商铺遍布全城大街小巷，突破了唐代京城中居民区与市场分设的限制及每日统一开市、闭市的规定，出现了晚间经营的夜市。汴京靠大运河的支撑，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大都会。著名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即反映了当年开封的繁盛。
辽代萧太后运粮河在五代十国后期，松辽平原的契丹部落强大起来。后唐藩王石敬瑭为夺取皇位，请求契丹帮助，于936年拱手将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十六州献给了契丹，自称“儿皇帝”。契丹从此如虎添翼，于938年改国号为“辽”。此后称雄北方，与宋王朝对峙。两国的分界线东起天津海河军粮城泥沽寨、西经信安霸州所辖、拒马河、易水河至山西雁门关。永济渠北端留在了辽国境内，淤堵不能通航。纲纪严明、通晓治国之道的辽主萧太后，令军队开挖一条从北京至天津北塘入海的运河，赐名龙弯河，后人称萧太后运粮河。辽军将松辽平原产的粮食，在辽东半岛的旅顺装船，经海道运到天津北塘河口，溯萧太后运粮河抵达北京。
宋辽对峙十几载，难分胜负，于是双方谈判议和，订立“澶渊之盟”，互相称兄道弟。辽称宋兄，宋称辽弟。按盟约规定，每年宋兄需向辽弟奉上十万匹绸缎、十万两白银，否则刀兵相见。但双方民间往来不断，辽国民船满载牛、马、羊、皮毛、筋角、人参药材、瓜子木耳、枣栗木材等运抵界河关口；大宋的丝麻绢布，茶糖藤竹，各种农具及手工艺品运到界河关口与之贸易。
辽国不仅与大宋加强贸易往来，还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中亚、欧洲进行商贸活动。北京不仅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宋、辽和平共处了一百二十年。
三、金、南宋——开河通漕异曲同工
金朝倾国力开浚北方运河 1125年，东北新崛起的金国打败辽国，将北京改为中都，把北宋朝廷赶到临安（杭州），统治了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立。金王朝极力推崇汉化政策，使女真族从原始部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金对运河勤于治理、对漕运严格管理均超过前朝，维持统治达一百二十年之久。
开浚天津河 金初，黄河以北的永济渠北端入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因永定河泛滥，河道时通时塞，金廷另辟河道，疏浚通州潞河至天津三岔口，称天津河。自此，来自冀、鲁、豫平原诸州县的粮食百物，浮航永济渠到天津，经天津河至通州。
开东南河 天津河河床狭窄，水量不大，浮航能力不强，漕运的粮食及木石等建筑材料不能满足中都之所需，金廷重开永济渠北端——自信安始，疏浚拒马河、桑干河（永定河），至中都南苑建春宫，全程一百五十余里。金章宗亲至霸州、信安视察开河工程。
各州县民户输纳的租赋，按指定时间送抵官府，验收后，运到运河码头，交付仓官及漕官，到发运季节装船上道。每三十船编为一队，名曰“一纲”，时称“纲运”。运河所经州县，都设漕务、河务官员管理。朝廷设都水监（相当今天水利部），下设都巡司，有巡河官员负责巡视河道、堤堰，栽种榆柳，保证漕运畅通。
金廷定制，漕船分春秋两季，将漕粮运抵中都。通州是中都的门户，建有大型仓群三座，粮米经陆挽转运至中都。
因漕运而发达起来的中都，留下许多古迹，其中北海、琼花岛、什刹海、中南海、瀛台、玉渊潭、钓鱼台等保留至今。
南宋再开江南运河及浙东运河 南宋定都杭州后，对运河的治理和利用尤为重视，相继开挖疏浚了茅山河、盐桥河、清湖河，均与大运河相连。运河与钱塘江相通，每日潮水一汛一淤，朝廷设“捍江兵”，专事疏淤浚深。
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5年），朝廷诏发兵夫自扬州至淮阴筑堤三百六十里，从高邮经兴化至盐城筑堤二百四十里，堤上建闸九座，以蓄泄运河（邗沟）及淮东各湖的余水，大力发展屯垦，提倡军队百姓垦田种稻。这些水利工程在绍熙年间建造，故称“绍熙堰”。朝廷对漕运、屯田、政务统一筹划部署，开凿新的区域性运河，不间断地修复淮南运河。
修复山阴故水道，打开了海上通道，南宋朝廷征召兵夫数万，在钱塘江南岸，又修整了古代越王凿浚的山阴故水道，称“浙东运河”。它成了江淮运河南端的继续，杭州成了浙东运河与江淮运河的枢纽，更加便利了河运与海运，使杭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及国际化大都会。
四、元代——河运、海运兴大都
元王朝对漕运的依赖超过了隋、唐、宋。隋唐宋三朝分别建都洛阳、长安、开封，处在黄河中下游产粮地区，与富庶的江淮平原接壤，同“湖广熟，天下足”的江南地区毗邻。而元王朝将国都建在北京（时称大都），庞大的政治中心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来支持，百万人口的吃穿用度必须保障。据《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①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靠军队管理漕运，时称运军，全国约有十万余人。仅山东济宁就驻运军一万两千人，既管理漕运，又负责保安。
每年经大运河运往大都的粮米约二百多万石，仅能满足大都常年用粮的一半。元世祖忽必烈即命经营海运，每年又从海上运粮三百多万石，基本保证了大都所需。元世祖奖励民船运粮到大都或沿河贩卖。京津之间的北运河水浅湾多，不宜行大船，南方河运、海运船只到达天津，都需将粮米卸下，改装小驳船达通州。为暂时储存粮米，朝廷在天津及北运河沿岸建造多处粮仓。天津时称“海津镇”，建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等。河西务设十四个大仓群，通州除扩建金朝三个大仓群外，又建十三仓。大都附近建粮仓二十二群，城外四群，城内十八群，称千斯仓、万斯仓等。另有若干贮存布帛、丝棉、银钱、木材、砖石的仓场与库房。
在大规模漕运的支持下，大都城的建设超过长安、洛阳、开封，成了世界最大的国际都市。城内到处可见语言不同、面貌各异的外国人。市场空前繁荣，手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大的商业区有两处：一是漕运的终点——积水潭（今北海）东岸的钟鼓楼一带；一是齐华门（今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四周，在顺承门（今宣武门）北，有个大市场，名羊角市。除粮米行业外，还有牛、马、驴、骡、羊、骆驼、人口（奴婢）等市场，较小的市场几乎遍布全城。城内收税场所达七十余处。
意大利威尼斯城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三次游历中国，见到大都和运河沿岸城市如此富庶、昌明，竟在中国居住十七年之久。马可·波罗返回故乡后，口述著成《东方见闻录》，即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赞中国与东方的富庶文明，轰动了当时的欧洲。游记中描述了大都三层城郭之广大，棋盘似的街道之宽阔和笔直，宫殿的高大和华美，“墙壁涂满金银”，宫顶有红、黄、蓝多种釉色的瓦，“光辉灿烂，犹如水晶”，大都城每天“百物输入之多，犹如川流不息，仅丝绸一项，络绎有千车之多”。“外国巨价奇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都城无与伦比”。
这些内容，当时欧洲人闻所未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故而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可·波罗讲的是真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称“百万马克”，意思是“吹牛大王”。在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一些亲友为了解救他的灵魂，请求他否认自己的游记，或者承认游记中有编造之处。但马可·波罗却打起精神，郑重声明：“我不但没有吹牛和编造，所见到的大都之事，尚未说到一半”。
《游记》成书是依据回忆，难免有疏略或误记之处，可那确实是马可·波罗亲历见闻和感受。无论欧洲人怎么看它，《游记》终于为西方人打开了认识东方世界的大门。航海家哥伦布就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才引起寻找东方的兴趣，携带着西班牙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起航的。他虽未找到东方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至今哥伦布读过的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仍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帝国的图书馆里。
五、明代——运军十二万，市场三千里
明太祖朱元璋靠运河运兵运粮，南征北战，指挥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夺得天下。明成祖朱棣重开京杭大运河，从南方采运大批木、石、砖、瓦，兴建北京城，运来江南大米保障京城供给。明成祖以后的十八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对大运河的修整和疏浚，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明代的治河、航运及对漕运的管理水平都比元代有了较大提高。公元1438年以后，沿海倭寇①猖獗，经常抢劫漕运船只，杀死船工水手及押运官员，朝廷派兵围剿几次，收效甚微，遂决定罢海运、兴河运。此后对大运河漕运的依赖，达到了“依漕为命”的程度。
为加强对漕运的管理，朝廷定出各种规制：全国漕船定数为一万一千七百艘，由朝廷指定造船厂打造，所用木材必须是杉木、松木。漕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十年报废。每年运到京城粮米四百万石，另专供宫廷上等粳米和糯米一百一十七万石。朝廷设立漕运总督，与管理运军的总兵、参将同理漕事。总督之下设十二总，统领十二万运军。下设专管漕运、河道的两套人马若干，有督运官、押解官、参政、监兑、理刑、管洪防洪、管厂、造船厂、管闸、管泉水、监仓等大小官员。运河沿岸的各级地方官员，筹措漕运的粮食，按期送达指定地点，交付漕运官员。督漕官员组织船队，河道官员负责修整河道，管好闸坝，保证漕船通航。
明朝运粮漕船，相当于元朝九百艘的十三倍，连同官府的水师船、驿站船，民间商船及外国商船，不下两万艘，常年在运河上往来于杭州、扬州、济宁、天津、北京之间，鼓棹扬帆，犹如长达三千五百里的流动市场。
明廷规定，从事漕运的官兵可以随船携带免税的土特产品，沿途出售。最初限定每船十石，后增加至六十石。事实上，违限私挟的货物大大超过此数。所有官船回空时，还可采购北方商品南运或沿途贩卖，促进了沿途城镇商贸的繁荣。大运河沿线的通州、张家湾、河西务、杨村、天津、杨柳青、沧州、德州、临清、聊城、东平、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南京、杭州等数十座府州县，发展成大型商埠或商业都会。帝都北京，成了“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的商业大都市。《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有名的大商场即有十处之多，其中的朝前市、灯市、内市、穷汉市、城隍庙市、槐树斜街市、鼓楼市等，是行商坐贾荟萃之地。万历年间，北京的私营工商业多达一百三十二行，从事商业和商品制造业、加工业的人口不可胜计。
运河沿线城镇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丝织中心苏州，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六万。当时有“人市”，无长期雇主的工匠，黎明即立在桥头等待雇主，“织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车工立濂溪坊”。苏州境内兴起众多市镇，以盛泽镇为例，明初还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嘉靖年间，已是拥有五万人口的大镇。
制瓷中心景德镇，以前官窑多于民窑，此时民窑已有二三百座，官窑只有五十余座，每座民窑都比官窑大四五倍。当时景德镇街长十三里，逾十万户，十之七八都是制瓷工匠。
松江是棉纺中心，有多少织布机、多少织工已难考其详。民间有谚语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完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
明王朝改变了历代王朝“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而推行“厚农利商”“厚农资商”的新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六、清代——钦赐粮帮管漕运
清初，漕运管理仿照明朝定制，由军队承运。
清朝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或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保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曰“粮米帮”。最先成立粮米帮的是清江浦十几户农民，很快山东、河南、扬州、镇江等地都成立了粮米帮。朝廷对此未加禁止，于是粮米帮公开或半公开地出现。
面对粮米帮的对立情绪，八旗官兵与地方政府并未收敛贪婪之心，想方设法逼迫农户纳粮，农民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手持棍棒、锄头与官兵抗争。朝廷怕兵民、官民交恶太深，降下一纸空文，令漕运总督妥善处理。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全面整顿吏治，对漕运管理大胆革新，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米帮自己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运费。如何统领诸多粮帮，令漕运总督一筹莫展。雍正皇帝下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不久，三位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揭了皇榜。清门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主张以教治帮。漕运总督立即上奏皇上。雍正皇帝笃信佛教，对僧人怀有几分信任，亲自召见揭榜高僧，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协助高僧管理粮帮。
清朝立国后，汉民普遍怀有对抗情绪，许多地方成立起秘密反清组织，清门教便是其中之一。
揭榜僧人翁、钱、潘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开帮收徒，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此后，三位师祖给漕运事务涂上佛教的神秘色彩，对漕运管理十分严密。粮船共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只。造船所用木料、尺寸、船板计数、船上对联、船上设置都有统一规定。粮帮共计一百二十八帮半。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等八省。
其中江苏省二十一帮，派船1638只；浙江省二十一帮，派船1538只；江广（指江西及两广）十九帮，派船1492只；湖南省十八帮，派船1386只；安徽省十六帮，派船1256只；松江府九帮，派船688只；河南省九帮，派船702只；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半。所谓半帮是包括皇帝御赐帮主之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不纳税。
以上八省调运漕粮数目不等，浙江兑粮601723石；宁台501052石；江苏、安徽1427362石；江西567224石；两湖801765石；湖州御米66600石；河南375824石；东平95824石；山东990824石。共计5438198石。外用脚银：145539两。
清门教在杭州拱宸桥附近建有规模宏大的家庙，意为粮帮子弟之家，后称大王庙。内建三层大殿及客堂、香堂、藏经阁等共九十九间半。“承运漕粮总税务所”“粮帮总公所”附设在庙内。
清门教给帮内子弟定有十大帮规、十禁、十戒、传道十条、家法十条、香堂规范等清门法规。
乾隆皇帝虽然知晓粮帮与反清组织有牵连，但未加深究。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召见翁、钱、潘三位祖师，褒奖其管理有方，封为武官游击职（相当州府官员）。三位祖师相继去世后，乾隆皇帝分别册封为进修禅师、进觉祖师、进涛禅师。粮帮成员受到皇上恩宠，生活得以保障，反清情绪大大减弱。
七、漕运终点——通州坐粮厅与仓场
各省粮帮将兑齐的粮米装上船，按朝廷规定的期限运抵北京：山东、河南三月初一，江北各省四月初一，江苏为五月初一，最远的江西、浙江及湖广等省为六月初一。这样，大约从二月中旬起，头帮船就到达天津海河三岔口驶入北运河，随后各省船队陆续北上，浩浩荡荡，十分壮观。
漕运终点是通州。这里设有检验粮米的庞大机构——坐粮厅和分储粮米的京、通十五仓。
权力最大、事务最繁杂的是坐粮厅，亦称“掣（chè）斛（hú）厅”。其主要职权：
一、检验粮米的数量及成色；
二、指挥船队卸船、回船、纳税等事宜；
三、督促经纪人、车主、船主将粮米运往仓场；
四、管理通络大库每日收支的银两；
五、管理通州运河疏浚、闸坝堤岸的修固。
坐粮厅下辖土坝掣斛厅、石坝掣斛厅、税课征集厅。凡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粗粮（玉米、小米、豆、麦），称改兑米，在土坝上检验后，转储通州二仓：凡江南各省运来的白粮（上等大米），称正兑米，到石坝上检验，运至京城十三仓。
土坝坐落在通州东门外运河岸边，是卸装粮米的大码头，附近有验粮官办公的衙门署，核实粮米数量、征稽课税。
石坝在通州北门外，有官员办公的“大光楼”及一百多间储存粮米的号房。旁边是“掣斛厅”衙门，朝廷派的钦差，在此督察验收、搬运、纳税等事宜。
每到漕船进京季节，被称为“天庾重地”的通州城，一片繁忙景象。坐粮厅的官员均到运河岸边办公。仓场官员到各仓场把关收粮，征税官员到现场稽征课税。仓场总督——钦差，带领下属乘官舫在运河上盘查粮帮船队，官舫周围簇拥着十数条瓜皮小艇，艇上站立高擎令旗的皂隶、手托算盘的验粮官和手持鞭、杖、刀、斧、铁链的捕快，十分威严。
朝廷规定，石坝验粮、转仓，每天以三万石为准，登记注册，报户部审核。每日，这里的大小官员、经纪人、车船户、水脚扛米夫数千人，往来如穿梭，昼夜不停。水脚们扛粮摩肩接踵，登上“大跳”，颤颤巍巍；岸上酒肆饭馆林立，煎炒烹炸，香气四溢。说书唱大鼓的到处可见；河中坝上扛粮、拉纤、起锚、推船、摇橹号子声响此起彼伏；船队风猛逶迤而来，空船悠然栉比而去。运河中除各省粮帮船之外，还有水师船、驿船、官船、商船、民船及秘密押送漕银的船只，呈现万船朝宗的壮景。时人吟唱《竹枝词》——
广拓水驿万艘屯，漫卷舟帆桅樯存。
东装西卸转输紧，南纳北收漕务纷。
终日无休人语喧，彻夜不绝粮帮临。
夕阳小艇能沽酒，三江风景到通门①。
清廷的仓场集中在北京城里和通州两地，北京城里有仓场十三处，共有仓库九百六十二座；通州有仓场两处，共有仓库四百座。
清廷对仓场管理十分重视，仓场总督及下属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亲自选派，每处仓场由两名满、汉五品官员负责，两年即调换。调换时派人清查粮库收支情况，有无霉烂粮米，如有失职者，从重治罪；管仓有功者，晋级擢升。
清廷建造的仓库安全性能良好，通风、防水、防霉、防火，设备设施科学，运作简便。
仓场一般设有书办、撰典、花户、甲斗、铺军、皂隶若干名，分管各项杂差。每仓设有军职官员四至六名，率八旗兵丁数十人，昼夜轮班巡查看守。都统、巡仓吏各一名，专管查修仓库。
为鼓励漕仓官吏管好漕粮，自雍正时起，发给“养廉银”，最高一千八百两，最低三百两，按级别发放。另有“平余银”“饭银”“工食银”等。尽管如此，仓场贪污舞弊仍屡屡发生。漕官、仓官相互勾结，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数额之大，触目惊心，时有“日进斗金”之说。当时官吏中流传“进京入阁拜相，不如通州管漕粮”。
第四章 大运河创世界之最
纵贯中华大地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名列世界运河之冠。大运河开凿之艰巨，设计之精巧，工程之壮美，堪称世界之最。我们的祖先，凭借改造自然的雄心、超人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人间奇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时至今日，淮南运河、江南运河河水充盈，河上船舶往来如织，仍令人引为自豪。
一、流程最长
世界著名的三大运河是：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为国际通航运河、亚非两洲的分界线，位于埃及东北部，连通地中海和红海，全长一百九十五公里，因贯穿苏伊士地峡而得名；巴拿马运河在中美洲巴拿马共和国中部，全长八十一点三公里，是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国际运河：而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一千七百四十七公里，是苏伊士运河的九倍、巴拿马运河的二十二倍。
二、历史最悠久
苏伊士运河开凿于1859年，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距今只有一百三十四年。而中国最早开凿的邗沟（京杭大运河的一段）是在公元前486年，至今已是两千五百多年，先于苏伊士运河两千三百多年。若从公元608年开通的涿郡（今北京）至杭州的隋朝大运河算起，至今也有一千四百零七年。若从公元1289年开通的京杭大运河算起，至今七百二十六年。所以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人工河，当数中国京杭大运河。
三、沟通江河最多
京杭大运河蜿蜒三千四百多华里，以沟通江河获得水源。它自北向南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每个水系又沟通大小数十条江河，汇纳百川，保证了运河的水源。仅黄河以北、天津以南的南运河，就沟通了滹沱河、大清河、子牙河、清凉河、宝惠河、滏阳河、独流河等十几条较大的河流；北运河汇收了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高粱河、萧太后运粮河等诸多河流；山东济宁附近的梁济运河，沟通了大清河、大汶河、小汶河、光河、泗河、白马河、界河、万福河等十几条河流。大运河犹如一条巨龙穿行在庞大的水网之间，避免了“高处水流尽，低处水漫流”，从而保证了运河的水量和水位的平稳。
四、串连洼淀、湖泊最多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沟通五大水系，保证了充足的水源。但它是南北走向，五大水系为东西走向，容易造成诸河暴涨时，运河决口；诸河水减少时，运河断流。祖辈先人利用北方洼淀多、沼泽多，南方湖泊多的特点，把运河与洼淀、湖泊串连起来。当运河水多时，就由洼淀湖泊储存起来：水少时，由洼淀湖泊自然供给，既调节了水量，又能保障运河水清、沙少、水位平稳，便于通航。如北运河流经“海子”，延芳淀，浮鸡淀，雍奴薮、三角淀、牛角洼；南运河通团泊洼、文安洼、贾口洼、白洋淀；山东会通河串连东平湖、梁山泊、南阳湖、南旺湖、微山湖；淮南运河连骆马湖、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江南运河穿太湖、阳澄湖、南湖等。大运河像一条银线穿起一大串水葫芦。
五、河上闸坝最多
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其间有四处制高点。据有关资料记载，以扬州运河河床为海拔零米计算，江南运河河床均在一米左右，而山东境内河床普遍在三十米以上，最高点是南旺水脊，为三十八点五米。天津河床为一米，往北又逐渐升高。通州河床为二十一米，北京河床为二十七米。按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北京、通州存不住水，山东大运河之腰上不去水，江淮地段河水漫溢，运河通航则不能保障。
我们的祖先发挥聪明才智，根据运河沿线地形地貌及水源条件，在河上修闸建坝，控制水位。对地高水少的河段采取分级建闸、节节蓄水的办法；对地势低洼水多或易于决口的河段，筑减水坝，水位增高后经减水坝排出，其功能类似今天的扬水站。京杭大运河沿线建有多少闸、坝尚无确切统计，只举两个特殊地段就可知运河闸、坝之多——
通州至北京的运河通惠河，仅长四五十里，河床比降较大，每隔几里就建一座闸坝，共建二十四座，故称闸河或坝河。今天北京尚存闸河、坝河遗址。
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南旺分水闸为最高点，北高于临清闸九十尺，该段建闸二十一座；南高于徐州闸一百一十六尺，此段建闸二十七座。另建有积水闸、进水闸、泄水闸、平水闸、船闸等六十五座，堰坝二十五座，在六百九十里的航道上，总计建闸坝九十座。会通河也因此称为“闸漕河”。
六、工程最艰巨
运河工程最艰巨之处，当数山东省西部的会通河，被称为运河水脊，大运河之腰。近八百里长的河道，几乎都靠闸坝控制水位。明代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在此连续治理九年，在济宁搞“泗水济运”，在汶上县北的大汶河上修建了一座“五里十三步”的土沙坝——戴村坝，引汶水至南旺入运河，并在运河水底建“石拨”，使运河水南北分流；又疏导山泉，增加济运水量，使漕运大通。
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水源不足。元代郭守敬多方寻找水源，从一百五十里外的西山引白浮泉水到京城。北京与通州地势相差十八米，为防泄水过快，除建闸坝外，又用延长河道的办法，减小比降。其测量和施工都相当艰巨。
黄河与运河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的交界处相纠结，元、明、清各朝都把分离黄、运作为治河工程的集中攻克点。元代“引黄济运”“借黄行运”；明代“避黄保运”“黄运分离”。嘉靖年间，历时三十年，开成夏镇新河。隆庆、万历年间，朝廷连命五位“总河”，历时三十五年开凿一条长二百六十里的泇河。其间，总河李化龙因劳累过度，殉职于任上。淮阴地区黄、淮、运、湖四水搅在一起，明永乐皇帝派总督平江伯陈瑄另开清江浦，全长二十里。清代治河目标更加明确，提出“治黄保运”，由河道总督靳辅主持开凿二百里长的中运河，将黄、淮、运彻底分开。
河湖分开工程，不是一代所为。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在高邮湖北岸与运河之间修筑大堤二百里。为防洪水冲刷，堤坡均砌巨石。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又增修石堤一百六十里，大堤延长到三百六十里，世人称“绍熙堰”。明洪武九年（1376年），为保证漕运，在绍熙堰的险要地段用砖砌护坡，又增筑堤坝六十里。明万历四年（1576年），再用大石加筑绍熙堰十三里，加筑的大堤共计十层巨石。万历十年（1582年），高邮湖水位上涨，堤坝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皇帝再次下令将石坝延长二十里。
高宝湖阔如大海，风急浪高，曾有一次将数十艘漕船吞没，溺水者百人，损失漕粮七八千石。皇帝下令，增筑石堤二十余里，在石堤上加筑子堤三十六里。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又增筑石堤六十七丈。乾隆十一年（1746年），再次将石堤展筑三十二丈。这道四百八十里长的大堤，前后共修筑了七百余年，历经四个朝代。可见工程之艰巨。
大堤至今仍有遗迹可寻。1982年11月，江苏省修整运河工程队在宝应县境内发现大堤遗迹。据考，此堤结构宏壮、坚固，外皮由200×40×40厘米的大条石包砌，条石之内又衬以城砖。砖柜和石护坡的基础是密集的大木桩。堤顶之上有子埝。石坡和砖柜各高约四米，全堤采用连拱坝形式，防浪消能性能较高。
七、河上桥梁最多最美
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河上桥梁不计其数，每座桥梁设计都独具匠心，建筑风格各异，外观造型精美，令世人瞩目。运河岸边的苏州古城河道纵横，水多桥多，唐代白居易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浙江乌镇有“水多桥多美女多”之誉，一个小镇竟有一百多座桥。本章仅举几座著名的桥供读者欣赏。
卢沟桥 卢沟桥在北京西南约十五公里的丰台区永定河上，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永定河旧称卢沟河，桥也以卢沟命名。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全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下分十一个涵孔。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一百四十根，柱头上均雕有卧伏的大小石狮共五百零一只。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这些狮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到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按在爪下……桥东的碑亭内立有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桥东为宛平县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发动侵略战争。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史称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不仅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物，也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
吴门桥 吴门桥位于古城苏州西南，古运河与大龙江的交汇处，水流湍急且舟楫相连。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一石姓富户出资始建。到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年），苏州地方拆除旧桥，重新建起了气势雄伟的三孔石阶拱桥。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吴门桥又重新改建。
现存的吴门桥为单孔拱桥，用金山花岗石和少量武康石建成。桥身全长六十六点三米，桥面中部宽四点八米，拱券跨长十六米，拱高九点八五米，大于半径。桥上两坡各铺设条石五十级，石阶俱是整块石板，平整宽阔。石桥栏浑厚高低适度，可供人倚靠小憩或凭眺。桥北端金刚墙两翼，砌有0.6米的纤道，为纤夫拉船穿越桥洞的通道。整座桥梁结构合理，造型轻盈优美，表现了江南水乡古桥的风貌，是目前苏州现存最高的高拱驼桥。
在近代历史上，吴门桥上还演绎了一段民族悲剧。民国十四年（1925年），曾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女士，为避女帅大学潮而离京来到苏州，住在盘门城边。她曾留学日本，能讲流利的日语。抗日战争时期，苏州沦陷，她经常为日军抢掠百姓财物之事找日军将领交涉，致招肇事日兵的忌恨。据杨荫榆侄女、我国著名文学家杨绛回忆：“1938年1月1日，有两名日军诱她（杨荫瑜）出门，走到吴门桥上，对她开了一枪，遂落河中，待她下沉，才扬长而去。”古老的吴门桥，虽不能诉说，却是这段血腥史实的见证。
宝带桥 宝带桥又名长桥，在苏州市葑门外三公里，跨运河和澹台湖口。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816年），相传为刺史王仲舒捐宝带助资建桥，桥形长若玉带，故称此名。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两次重建，现存建筑大部分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的遗物，全部石建。桥下由五十三个桥孔连缀而成，均为半圆形的券式拱。桥孔跨径一般都在3.9米左右，唯中部有三孔跨径大至6.95米和6米，桥两端拱脚之间相距约249.8米，总长约317米。桥宽4.1米，桥堍呈喇叭形，桥端宽6.1米。桥堍两端原各有石狮一对，现仅北端存一只。北端有石塔和碑亭各一座，塔高约4.5米，在二十七与二十八孔间的桥墩上亦有一座相同的石塔。桥下为木桩，桩顶置基础石，之上安放桥身，拱券的下端嵌在墩上预留的沟槽里。这种桥墩属于柔性墩，一孔受力波及全桥，故有联拱桥之称。工匠为防止一孔坍毁影响整个桥孔安全，采用“单向推力墩”，将桥北端起的第二十七号桥墩，改成由两个并立的桥墩，叫刚性墩。据传戈登率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时，曾拆掉此桥的最大一孔，使北部二十六孔全部坍倒，但刚性墩以南的二十六孔未遭破坏。它不仅是江苏保存最长而又完好的一座石拱桥，也是国内有名的长桥。
八、沿河驿站最多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歇宿换马的场所。“春秋”时已有邮驿。到元代，驿站组织规模极大，在全国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驿站网，即在各条驿道上，每隔二十五里，设一个驿站，备有马匹、船、轿、水夫、轿夫等。全国驿站共一万多处，驿马二十多万匹。运河两岸的驿站水陆并用。大运河成了通信联络的“中枢神经”。
到明代各地都设驿站，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传送公文。从应天府（今南京市）至顺天府（今北京市），沿途水驿四十六处。时人以歌谣形式，生动记之：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
皇华①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
从此龙江②大江下，龙潭③送过仪真④坝。
广陵①邵伯②达盂城③，界首④安平⑤至淮阴⑥。
一出黄河是清口⑦，桃源⑧才过古城⑨临。
钟吾①直河②连下邳③，新安④防村⑤彭城⑥期。
夹沟⑦泗亭⑧沙河⑨驿，鲁桥⑩城南⑪夫马齐。
长沟⑫四十到开河⑬，安山⑭水驿近章丘⑮。
崇武①北送清阳②去，清源③水顺卫河流。
渡口④相接甲马营⑤，梁家庄⑥住安德⑦行。
良店⑧连窝⑨新桥⑩到，砖河⑪驿过又乾宁⑫。
流河⑬远望奉新⑭步，杨青⑮直沽杨村⑯渡。
河西①和合②归潞河③，只隔京师四十路。
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此外，扬州至杭州间尚有十驿：
京口驿④、云阳驿⑤、毗陵驿⑥、锡山驿⑦、姑苏驿⑧、
松陵驿①、平望驿②、西水驿③、皂林驿④、武林驿⑤。
再除去上述“水驿捷要歌”中，通往南京的三驿（仪真驿、龙潭驿、龙江驿），这样，明代北京至杭州大运河的水驿，总计有五十四处驿站，包括首站皇华驿和终点武林驿。
清代京杭运河驿站与明代大同小异。
现以《清会典事例·卷688》为据，将清代后期南北大运河驿站名称及里程列下：
以上为清代后期南北大运河驿路，共四十七驿，较之明末五十四驿减少了七处驿站。
第五章 对外交流传佳话
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两条通道：一条是西北大陆上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过河西走廊，经塔里木河西岸，西抵地中海东岸，转至罗马各地；另一条为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由沿海港口起，通往东南亚、西亚、日本、东非及南美各国。大运河是把水、陆通道连接起来的金色纽带。通过“金色纽带”及“丝绸之路”，中国的大门向外打开，中国人与世界各地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一段段佳话。
一、马可·波罗在天津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世界著名旅行家，是欧洲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先驱。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275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叔叔来到中国，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他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尊称他“马可·波罗阁下”。他在中国的十七年中，走遍各大商埠、都会。他到苏州，称这个城市像他的家乡威尼斯；到杭州，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马可·波罗曾任扬州东宣抚使，官至副枢密使，多次代表朝廷出使异国。
他曾两次到天津，对天津有深刻的印象。
1282年，马可·波罗第一次到天津，当时天津称“海津镇”，地面盐碱化严重，“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当地百姓煮盐为生。忽必烈派马可·波罗到天津设置盐使司进行管理。马可·波罗先后到天津三岔口、芦台、汉沽、长芦等地了解百姓制盐情况，记录各地制盐方法，进而广泛传播，推动了天津制盐业的迅速发展。三岔口运河两岸，出现了“万户夹灶而居”的制盐红火场面。
1292年，马可·波罗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钦差大臣，率六百余人的护送团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伊朗国王。护送团乘坐十四艘大船，从大都城南张家湾码头出发，经北运河到天津三岔口打尖歇脚。马可·波罗看到运河沿岸盐堆如小山，且洁白晶亮，便登岸询访盐民。盐民讲述了新的制盐方法，马可·波罗记录下来，并给予传播，使天津盐名声大振。这便是马可·波罗第二次到天津。后来他在《游记》中写道：中国制盐技术超越欧洲甚多。
天津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友好使者，在运河（后称海河）岸边开辟了一个广场，取名“马可·波罗广场”，还称广场旁边的马路为“马可·波罗路”。
二、郑和航海下西洋
漕运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全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早在宋徽宗年间，就造出了四十多丈长的大船，称“神舟”，载着两万余石（相当于一千二百多吨）粮米赴高丽国赈济灾民，高丽人“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到元朝时期，造船业更为发达，航海技术有了更大提高，为明朝郑和航海打下了基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三个月（1403年），即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与各国进行贸易，相互友好往来，达到扬威四海的目的，形成万国来朝的盛况，在国内臣民的心目中留下英主临朝的印象；另一个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在靖难中逃亡的建文皇帝。
郑和（1371～1435年），原名马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十二岁时被明军掳出云南，后被安置到燕王府中，侍奉燕王。在燕王与其侄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战役中，随燕王“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得到赏识，燕王赐姓“郑”，改名“和”，并提升为太监。郑和笃信佛教，受菩萨戒，法名“福善”。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由是称为“三宝（保）太监”。
郑和接受皇命，自1403年始，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航行十万余里。他先后到过东南亚、南亚、中东，最远到达东非的卜喇哇（今索马里）与阿拉伯半岛的天方（今麦加城），共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率领的船队，大船一百艘，小船二百艘。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42米多，阔十八丈合57米多，九桅十二帆，需二三百人驾驶。船队共有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队。航船已使用精密的罗盘，绘制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上指示的道路以文莱为界限，分东洋指针、西洋指针，这就是“东洋”“西洋”的来历。西洋是指今天的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如此规模和航海技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郑和比哥伦布航海早八十九年，比麦哲伦航海早一百七十六年。
郑和所率庞大的船队满载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金银和铜钱，用来换取各地的象牙、香料、药材、染料等特产。因船载宝物，故称宝船。郑和所到之处，均能与人为善，平等交易，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如到占城，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奏着鼓乐出迎，气氛隆重而友好。郑和向各国宣扬大明皇帝的威德，并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表示愿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进行贸易往来。很多国家的国王、酋长派王室成员及使节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
文莱国王亲率王后、弟、妹、子女以及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到明都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盛情款待。后来文莱国王身染重病，希望死后葬于中国，永乐皇帝恩准安葬南京。其墓今日犹存，这是中国与文莱友好历史的见证。仅在永乐二十一年间，即郑和六下西洋后，各国使臣与商旅来到南京人数最多的一次达一千二百人。郑和下西洋，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郑和的随从、助手撰写了多部著述，记载了航海详情，丰富了中国的航海史、地理学，也成了今天研究六百年前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的重要文献。
三、苏禄国东王墓在德州
明朝永乐年间，朝廷三次派遣使团访问菲律宾群岛诸国。1417年，朝廷又派专使访问苏禄国。菲律宾群岛诸国曾先后十六次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明政府和西洋各国的关系十分友好。
明永乐十五年，菲律宾群岛上苏禄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陀葛剌麻丁、苏禄峒国女酋长叭都葛巴剌卜等三人各率其眷属、大臣和侍从共三百四十多人访问中国，从福建泉州登岸，经大运河到达北京，会见大明皇帝。明成祖对苏禄国王来访非常重视，降旨沿途地方官员隆重接待，派专使到应天府南京龙江驿站专候，举行盛大宴会为苏禄国王接风。
三位国王到北京后，永乐皇帝在奉天殿举行了隆重的会见仪式。三位国王向永乐皇帝赠送了珍珠、宝石、玳瑁等珍贵礼品，递交金缕表文国书。永乐皇帝按中国传统礼节，赠封巴都葛叭答剌为苏禄国东王，赠封麻哈剌陀葛剌麻丁为苏禄国西王，赠封叭都葛巴剌卜为苏禄国峒王，并回赠了印诰、袭衣、冠带、仪仗器物等礼品。会见后，永乐皇帝又在谨身殿设国宴招待，皇太子作陪。席间，皇宫乐队伴歌献舞，气氛十分热烈。三王在北京逗留了二十七天。临行前，永乐皇帝“各赠玉带一条，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纹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
苏禄国三王一行于九月初启程回国，乘船沿大运河南下。永乐皇帝特派专使护送。九月十三日，船行至德州安陵附近，苏禄东王不幸病逝。
消息传到北京，永乐皇帝甚是悲哀，派礼部郎中陈世启带着祭文赶往德州吊唁，并为苏禄国东王举行隆重葬礼，按中国礼制在德州北部造了陵墓，以垂永久。祭文赞誉东王“聪明豁达，赋性温厚”，肯定了苏禄国东王对两国友好往来做出的杰出贡献，“贤德芳名，昭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虽死犹生”，赐谥号“恭定”。按中国礼节，王妃、王子、随从等十余人守墓三年。东王妃在中国住了六年，曾回国一次，因眷恋中国，于次年带着王子返回中国，长期居住下来。
东王去世第二年（1418年），明廷又在东王墓前修造祠庙，立起高大的苏禄王石碑。永乐皇帝亲自撰写碑文，盛赞苏禄东王的功绩，“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
东王墓建成后，朝廷又赐祭田二百三十八亩，永免地税钱粮。留下守墓的东王子孙，每人每月由国家发给俸粮一石，另给布花钞贯及生活用品。因其子孙信奉伊斯兰教，又在墓西南侧建造清真寺一座。明末顾炎武的谒墓诗有“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之句，清人程先贞留题“万里游魂至此方，丰碑犹自焕奎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菲律宾友好使者的悼念之情。
清廷亦十分重视东王墓的祭祀和修整，每年春清明、秋中元，由山东巡抚、德州知府亲临祭祀，修葺墓地、神道、庙宇、碑亭、牌坊。对守墓族人中稍通文墨者，予以封官晋爵。王妃、王子及王室侍从数十人，俱享受朝廷俸禄并世代相传。东王子孙至今已繁衍至十九世，共一百二十余户，四百六十多人，所居村落称北营村。
新中国成立后，东王墓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张家湾的琉球国友人墓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日本群岛上的琉球国就与中国有官方往来，民间贸易也很频繁。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琉球国不断派使团来到北京，向大明王朝称臣，求得庇护；选派留学生来华学习汉文；同时派出船队进行贸易往来。所取进京路线是：在福州登岸，转到杭州乘船经大运河直抵通州张家湾皇家码头，上岸后乘轿或乘车进京。
张家湾当年是一座富庶美丽的文化名城，是温榆河、通惠河、白河等五条河流交汇之处，宜耕宜牧，可渔可狩，是鱼米之乡和游览胜地。
琉球人很喜欢张家湾，觉得运河连着他们家乡。明清的几百年中，琉球的使官和一些留学生在华病逝，要求埋葬在张家湾，得到皇上恩准。按中国礼俗在墓前立碑，此处便成了琉球人的墓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琉球国朝贡副使杨联桂出使中国，当年病逝于京城。康熙皇帝遣史官致祭。一位叫蔡宏训的官派留学生，在北京国子监研习汉学，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病逝，也葬于张家湾。至清朝末叶，这块墓地共葬十二位琉球人，其中官员七人，留学生五人。
为保护这块墓地，清雍正三年，皇上降旨，在墓地旁竖一石碑，训令通州地方官员经常巡查，严禁破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家湾人痛恨日本人的侵略罪行，将琉球人的墓碑推倒。
其实，琉球与日本并非同一个国家。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了琉球国，后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1991年，日本冲绳县百人友好参观团来中国，他们沿着祖先的足迹，乘船到福州登岸，步行到杭州，沿大运河水陆兼行北上，到达张家湾，寻找祖先的墓地。他们听取了通州文管所负责人讲述墓地建造和保护的历史，观看了碑文，颇受感动。1992年，冲绳旅游团再次到中国，从杭州骑自行车沿大运河北上张家湾。此次，他们带来很多资料，与当地人畅谈琉球人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友谊。
五、荷使初访中国记（摘录）
约翰·尼霍夫，荷兰人，公元1655年，随荷兰使团来中国。7月19日，自荷兰巴达维亚外港乘船出发，8月18日到达虎门，在广州停留下来。1656年3月17日离开广州，沿水路北上，陆行过大庾岭，进江西，沿赣江北浮，经吴城镇，入鄱阳湖，再入长江，至扬州驶入京杭大运河北上……7月4日到达天津，12日到达通州，在张家湾码头登岸，清政府派官员迎接，由陆路至京。10月2日谒见顺治皇帝。
1657年3月14日使团返回荷兰，访问历时二十个月零十七天。
尼霍夫在进京途中，对沿途城镇的风景、地貌作了细致的观察，对各地河川、城堡、寺庙、宝塔等都有详细记载，并绘制插图一百多幅，形象逼真。当时的很多景物今已不复存在，但在尼霍夫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原貌。
下面是荷兰使团自天津到通州张家湾沿途记录片段：
四月七日，我们在著名的城市天津城前抛次锚泊船，以便在那里过夜，并准备以后的行程。该城距静海县一百二十里，城区呈正方形，比巴达维亚城稍大些，又有一道二十五尺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垛堞，垛堞后的通道宽达八步，但没有炮台。郊区非常大，从城区向八方呈放射形展开，建有漂亮的房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前往高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戎克船和其他大船。这些船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生意兴隆的盛名。城市附近还有空旷的沼泽地。在多雨的夏天，地上大面积积水，有几条河流在此处汇合，形成一个三岔交汇处，城堡就建在这个交汇处……
七月十一日，我们沿北运河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城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西岸。该城方圆步行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西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再次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城非常有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隆重宴请使臣。二位使臣为了在礼节上往来，也回赠他们一份小礼物。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得到几小瓶玫瑰水，使臣阁下也就乐意派人送去玫瑰水。
七月十二日，我们经过漷县，这个小城，距河西务六十里，位于运河西岸。
当天，使臣阁下到达张家湾的皇家专用码头。张家湾离漷县六十里，位于大运河北端，该地人口众多。有一个防御用的坚固城堡，城中央有一座漂亮的牌坊，用石灰色石头建造。城南有一座五拱洞的石桥，桥两旁都建有房屋。该城长二百四十步，所有运往北京的货物都在此地或通州卸下，专用驴子和大车运载，经陆路转运到北京。很多驴子和大车常在此地等待运送货物……
《荷使初访中国记》是约翰·尼霍夫所著。198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由荷兰人包乐夫和中国的庄国土合著。书中收录了尼霍夫的原著，并对原著作了详尽的考证和注释。
六、外国商人栖身济宁
山东济宁是大运河“南北要冲”。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不久，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分住在五十多条街巷，以回民居多。他们大多经营皮毛业，行栈多达八九十家，并创出名牌产品——路青猾皮。
1322年，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来中国经商，自广州登陆，经福州到杭州，从杭州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鄂多立克对所经的商贸城镇做过调查，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记录了在济宁目睹的情况：
它也许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生产更多的丝，因为那里的丝在最贵时，你仍花不了八银币就能买到四十磅。该地方还有大量各类商货，尚有面食和酒及其他种种好东西。
在运河沿岸活动时间最长的，应数日本勘合贸易使船。他们十一次组成大规模船队来华贸易。这些船队由政府勘合，地方官员接待，往返途中“凡是要地，皆营贸易”。日船先将货物卸在沿河各码头或发往重要城镇，由当地政府派员监督销售。日本商船在返航途中再沿线收取货款，顺便购买当地纺织品和土特产品带回国。除了官方贸易，勘合船所到之处，也同私人进行小额贸易，但须由地方官员监督。
乘坐日本勘合船的，除使节和商人，还有僧侣和文人。他们来中国以游学为目的，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济宁的名胜古迹是他们驻足的地方。担任日本勘合船使节的著名高僧庵桂悟、策彦周良等都曾多次游历济宁寺庙、宫观。日本画圣雪舟扬“漫游齐鲁之间”。这些文化名人受到齐鲁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传播了日本文化，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利玛窦进京记
利玛窦（1552～1610年），字西泰，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历游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二十九年（1600年）始定居北京；三十八年（1610年）病故。在华生活二十八年。
利玛窦在华著述甚丰，并遗有《日记》，详记其在中国见闻和生活起居。其中第四卷记载了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首次进京沿途所见，兹节录于此，从中可略见明代京杭运河运营之一斑。
南京至北京的水路，沿途经过江苏、山东、北直隶等许多著名城市。除此之外，运河两岸有许多城镇、乡村和零散的农舍，都是人口居住区。在旅途中，无论船停泊哪里，供应都很充足，诸如米、面、肉、鱼、水果、蔬菜、酒之类的食物，比比皆是，价格也很便宜。通过运河，人们把大量的木料，如大梁、高柱、平板，运到京城。这些木料将用于皇宫的建筑，尤其他们遭到火灾时——据说当时三分之二的皇宫被烧毁。整个旅途中，神父们看到沿岸几千名纤夫步履艰难地拖着长蛇般的木筏，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他们有的一天要行走五六意里（1意里约合5华里）。木料来自中国遥远的四川省，将它们运到京城有的需要两三年时间。木筏中每根大梁要耗金三千之多，有的木筏长达两里。比起石头，中国人更喜欢用砖块，建筑皇宫用的砖块是从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地方驳运而来的。运载这类材料的船只，日夜不停地行驶，人们在这条运河中所见到的如此之多的建筑材料，不但足以盖一座皇宫，而且还可以另盖一座完整的村落。
京畿地方物产贫乏，为满足中国皇帝奢侈的生活，江南各省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他所需要和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水果、鱼、米和做袍子用的丝绸料子等六百件贡品。所有这些都必须限期运到，否则押运的内监官员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运输贡品的船叫“快船”，通常由八艘到十艘组成一支船队，由内监押运。船队行驶得很快。一年之中只有夏季才是漕运的季节，因为这时水位高，大概是河水发源地山上覆雪融化的缘故吧。盛夏季节，进贡的食物未运到京城就要变质，因为他们在路途上要耽搁一两个月，所以贡品必须用冰保藏。然而冰块是要逐渐融化掉的，因此在沿途几个固定的口埠，设有许多冰库。这样，“快船”由于冰块源源不断地补充，贡品运到京城还很新鲜。有的内监为了牟取私利，将船舱空出，租给商人。
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大口埠有：江苏扬州、淮安、山东济宁、临清、天津、北京
在中国人看来，将所有的贡品全部装入一条船，是对皇帝不尊重的表现，必须把它们分开装运，似乎这样才算更尊敬些皇帝本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对此不予过问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绎不绝地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减少京城向外地的必要求援因此有人说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虽然神父们同尚书（南京礼部尚书王弘海——译者注）的随员乘一条船，并且单独住一个船舱，但是由于连续的暑热，旅途中他们一个个相继病倒不过……在到达京城前，他们均已痊愈到了山东省，船进入一条与其说是天然的，不如说更像是人工开凿的河道这条河道即运河，离京城很近，其附近的口埠就是天津。傍依天津又有一条源于北直隶，确切地说是东北的河流通过这两条河汇合后，只需一天时间就可流入渤海湾。这时由于日本已入侵朝鲜，所以皇帝特派钦差总督掌管天津口埠，由他统率这里的大兵船，准备赴朝援助整条河停泊的都是兵船，船上满载兵勇他们乘坐的“快船”毫无阻挡地从它们中间通过
最后，他们不是在码头，而是在离京城尚有一天路程的河岸（通州——译者注）登陆。这里有一条运河（通惠河——译者注）通到城内，但是为防止船只堵塞河面，只允许运输贡品的“快船”来往，其他货物由大车、马驮和人背进城里神父们进城时间非常凑巧，正赶上圣母诞生节的前夕（1598年9月7日——译者注），这真使他们欣喜若狂，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终于飞越四海，传到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她的传播者也来到了帝国的首都。
从澳门到广州需要两天时间，从广州到北京，即我们所经过的全部里程，若按中国里程计算，其全长：广州至南雄1170里，南雄至南昌1120里，南昌至南京1440里，南京至北京3335里，总共7065里，合1413意里。
八、英使觐见乾隆帝
马戛尔尼（1733～1806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首次来华外交使团的全权特使，斯丹东为副使。英国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疯狂向外扩张势力，掠夺财富，开辟殖民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是他们理想的市场。
清政府对于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才置定海海关，中英民间贸易始来互市，至雍正三年（1725年），贸易数量已相当可观。英商运来羽纱、哆啰绒、哔叽等毛织品，金属制品和印度出产的棉花；运走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陶瓷、大黄等销往欧洲。至鸦片战争前几年，中国一直保持贸易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这让一心掠夺廉价原料、牟取暴利的殖民者难以忍受。于是，英军入侵东印度，在孟加拉国强迫农民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企图用大量走私鸦片来弥补贸易赤字。英国首先派英印总督通使西藏，以求贸易互市，妄图以此为缺口打开中国大门，而班禅却以奏请皇朝不允为由拒绝。清乾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辉又来到浙江，向巡抚庄有恭要求开放宁波港口，被驱逐出境。洪任辉又窜到天津，向清朝投递文书，再次要求到宁波贸易，乾隆旨派专人向外国人宣布：“中国的东西，你们需要的很多；你们的货物，中国可有可无。宁波不准再去，去必驱逐。”至此，洪任辉秉承英政府意旨，名为通商贸易，试图开辟殖民地的企图又一次宣告失败。
英国殖民主义者并不甘心失败，经长期策划，国王乔治三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派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来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祝寿，真实意图是要求清朝开埠通商，并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进一步掠夺和侵略做准备。
马戛尔尼使团的随员中有军官、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和画家等135人，1792年9月26日分乘“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三艘船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1793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乾隆皇帝闻讯，自以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颁诏：“英吉利万里远来，遣使纳贡，甚为恭顺。”便派长芦盐政瑞征以优相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到大沽去迎接。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马戛尔尼从天津登岸经北京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在万树园接见了特使和秘书。马戛尔尼将贡品天文地理仪器、地球日月座钟、天球全图、地球全图、英王室印画图像、金线毯、机器车等十九件套献给乾隆皇帝。乾隆帝大悦，招待更盛。英使每到一处便受到极豪华款待，马戛尔尼惊讶地说：“食物之丰盛，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副使斯丹东连声感叹：“这种慷慨的招待，除了东方之外，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是罕见的。”九月十五日使团应邀参加了乾隆皇帝八十三岁“万岁庆典”。庆典后当马戛尔尼拿出外交照会，郑重提出英商船要在舟山、宁波、天津、广东等地登岸经商；在北京设六行；在舟山划岛供英商居住；在广州划地，任英商自由往来；减免从澳门运往广州英货税收；将中国税则颁发给英商一份这六条要求时，乾隆帝才恍然大悟，愤懑不已，随即逐条批驳，给乔治三世复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舟货物以通有无。”并指出：舟山海岛与广州居住一节，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坚决不允。遂通令沿海各口岸、要塞、督抚加强戒备，严防英人侵占。
乾隆皇帝照常规颁赏给马戛尔尼国书和礼品后，不再理睬，只派大学士和珅、福康安与之周旋。在陪同游览中，马戛尔尼趁机再三提出谈判，机敏的和珅却把时间都安排在游览松鹤斋、东宫、万壑松风等景致上，一会儿游玩绿茸成茵、麂鹿成群的狩猎场；一会儿回转在宏丽的外八庙，不管走到哪里，只谈山水风光，只字不提邦交与国事。马戛尔尼一行在承德行宫游玩了十几天，一无所获。回北京后，马戛尔尼再次急切地向和砷提出两国互派使节事宜，和珅却以“天朝的规矩从不向外国派使臣，外国派来的贡使也不许久住”作为回绝，并重申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三世国书中末尾的警告：“如果英国商船开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当地官兵就立即驱逐”。
马戛尔尼使华计划件件落空，彻底受挫后，只得由清廷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于9月5日离华回国。但是，他们在中国期间，所到之处，山川河道、港湾岛屿、交通地形、城防堡垒和军队配备无不加以考察、测绘，《临清塔湾景图》就是其中一幅。
《临清塔湾景图》，选取乾隆年间临清土城怀朔门外一角，采用中景透视绘制，其图比例准确、造型逼真，以笔触细腻的西方铜版画手法，自远而近，自小而大，明暗相宜，将舍利塔置于画面中心，塔北有永寿寺，塔南有莲花庵、土城墙、怀朔门，土城内隐约可见净宁寺弥陀寺、清真寺东寺；运河之上绘有北水门、漕运帆船，还有渡船、渔船。人物绘有僧人、道士、香客、舵工、艄公、渔夫及观赏河景、游赏风光的众多人物。整幅画时代感强，贴切自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真实记录了乾隆年间临清城北一带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景观。
收录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中的，除了《临清塔湾景图》外，还有天津、济宁、苏州、广州等景图，及《京津地理图》《京津水系图》《运河漕运船闸图》《清军海防武装守备军人·火炮及军事瞭望塔图》《清朝驿站传递圣旨图》等。涉猎的范围从国民经济、自然资源，到海陆交通、军事国防，无所不及，从中不难看出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显然不单是发展贸易关系，而是负有考察中国国事军情的重要使命，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定侵华的“炮舰政策”提供可资蓝本和必要准备的一次蓄谋已久的外交活动。因而，记录此次外交活动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极大重视，仅仅时隔两年，就由英使团副使斯丹东编著付梓，出版后，一直为英廷所秘藏。后来法国传教士千方百计得到此书，法国政府分外珍惜，作为实测图深藏内府，秘而不宣。而中国，直到成书二十一年后的民国六年（1917年）才由刘半农翻译，中华书局出版。
《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的编绘者，在对临清及沿运河“河流系统作了饶有兴趣的研究”的幌子下，究竟干了什么勾当呢？书中引述英王给乾隆帝的信，伪善地说，他们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得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平”的辞藻终究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在他们写给本国统治者的密折中，毫不讳言地道出端底：“看来有一条河道——不必怀疑——可以进入中国的著名海港天津。从天津到北京……通过此路发动战争……”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果然，此书出笼四十四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又十四年，英军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拉开了殖民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序幕。
九、淮阴的琉球国郑文英之墓
日本的冲绳县，史称琉球国。古时，琉球国周边有三道深沟，沟中环以流水，沟边设栅栏，环栅栏附近密植带刺植物，视以国界。琉球人以刀、弓箭为兵器，看月亮圆缺计时。
明洪武年间，琉球国与中国保持着从属关系，经常派使者到中国来朝贡，派留学生学汉文，民间贸易往来频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琉球国使者郑文英（中国译名）来中国朝贡，经大运河进京，在经过大运河“孔道”淮阴时，不幸因病卒世。淮阴地方官上奏皇上，朝廷下旨，按当地葬俗予以厚葬，使用上等棺椁装殓，墓地立一通石碑。正面碑文铭刻：琉球国朝京都事讳文英郑公之墓。次年增建碑亭一座。
据考，京杭大运河沿岸，有多处琉球国人的陵墓及墓碑。明代吏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在题寄郑文英碑亭的诗中云：
楚地山川南北会，汉槎①风月往来频。
他年石上看名姓，多是东曹奉使臣。
如今，郑文英墓保存在淮阴县图书馆院内。
十、扬州的伊斯兰普哈丁墓园
扬州古运河东岸，有一座普哈丁墓园，俗称回回堂，亦称巴巴窑。始建于南宋，明、清两代多次重修，至今保存完好。
早在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扬州。唐上元元年（760年），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有近千人。
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南宋年间到中国传教，在扬州创建礼拜寺。普哈丁于1275年病逝扬州，安葬在城内运河岸边。当地人很尊敬这位阿拉伯的友好使者，为他建造了阿拉伯风格与汉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墓园。
墓园大门面向古运河，河边筑石堤。门堂三间，进门是石阶甬道，石阶两旁，装有浮雕石栏。甬道直通墓园门厅，门厅上方嵌有“天方矩矱（huò）”四字石额，意为来自天方阿拉伯人的楷模。
厅南是三间坐西朝东的清真寺礼拜殿，殿内设置凹进的窑殿，并绘有拱门图案。这是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殿南有水房，供穆斯林“大净”和“小净”。北侧为墓园，东墙嵌有《先贤历史记略》碑文，记述普哈丁来扬州传教的事迹。
普哈丁墓为砖石结构，平面方形，四角攒尖式筒瓦顶，四面砖墙，每面开一拱门。内上部为圆顶，墓在中央地下。地上有石筑墓顶，长方形叠石，四周刻《可兰经》，间以缠枝花团。外壁上嵌着清雍正年间“西域普哈丁先贤之墓”的石刻。在墓园入口通道内，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立的普哈丁传记石碑。墓园内还有南宋至明代来扬州传教的阿拉伯人墓；1927年，在扬州南门外发掘出的元代阿拉伯人墓碑八块，也移放在此。
新中国成立后，普哈丁墓一直是我国宗教对外开放活动的场所。今天，为扬州市名胜之一。
十一、鉴真法师东渡日本
鉴真，688年生于江阳（今扬州市），俗姓淳于，十四岁随父亲到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十八岁，随道岸“西游二京长安、洛阳，究学三藏”。二十一岁，在长安实际寺随弘景律师登坛受具足戒，更从道岸、弘景、融济、义威、远智、大亮、全修、慧策等高僧，探求佛典、建筑、雕塑、书画、医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并进入皇宫“太医署”学习，著述《佛性论》《顺义说》，抄写佛经一万一千多卷，修靠边寺庙八十余所，塑佛像无数，讲授佛教律宗经典遍及四方，“登坛讲律，穷本探源，宣扬弘法，僧俗愧之不如”。二十七岁，回扬州大明寺；是年夏主持大明寺法会。此后，在扬州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阐律，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为四万余人受戒。四十六岁时，成为道岸、义威之后的一方宗首，江淮僧俗归心，仰为“江淮化主”。
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来大明寺叩求一传戒师“东游兴化”。有僧人认为“沧海茫荡，百无一至”。时已五十五岁的鉴真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遂慨然应允，愿随者多人。唐天宝二年第一次东渡，因僧人如海挟怒诬告，未能成行，所备船只和物资全被官府没收；当年冬又进行第二次东渡，因遇风浪，船毁物沉，被明州宁波官府救至阿育王寺；唐天宝三年秋，谋划从阿育王寺进行第三次东渡，结果海船被风浪送至振州（今广东）崖县南，只得登陆北上。此次东渡，鉴真因患眼疾双目失明；其后，鉴真再次谋划渡海，因扬州僧众请求官府截留鉴真，未能成行；此后，他又率弟子欲取道温州、福建登舟航海，终被官府阻拦，护送回扬州；唐天宝十二年十月，日本遣唐使团回国，特来扬州邀请鉴真东渡，鉴真欣然前往。历时一个多月，抵达日本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岛）南部鹿儿岛之秋目浦，由延庆师引入太宰府。
次年二月，鉴真一行入京奈良，安置东大寺。日本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大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于奈良卢舍那殿前立戒坛，为圣武天皇、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等授菩萨戒，后为沙弥澄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为旧大僧灵福、道缘、忍基等八十余人，舍旧戒后重授具足戒，是为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
唐乾元二年（759年），鉴真率弟子普照、思托等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遂由东大寺移居于此，传布律宗，招提寺遂成日本律宗之祖庭，鉴真亦有扶桑宋太祖之称。除弘扬戒律外，鉴真还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鉴真精“医方明”，济人无数，淳仁天皇曾使其辨药之真伪，他以鼻辨之，一无错失。光明皇太后有疾，鉴真“所讲医药有效”。著有《鉴上人秘方》，但书已散失，尚有少数药方传世。广德元年（763年），弟子忍基等为鉴真模影立像；是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西而卒。广德五年，日本国使遣唐，扬州诸寺僧人闻鉴真圆寂，同着丧服，向东举哀三日，并于龙兴寺设大斋会。
十二、寒山寺珍藏日本青铜乳头钟
位于大运河畔的苏州寒山寺，虽属一中型寺院，但因有唐代张继那首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而名扬天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山寺，始建于南朝的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在此任住持，故名寒山寺。寺里的钟声每天于子夜万籁俱寂之时敲响，引人遐思。
804年，日本高僧云海法师漂洋过海，来华求法。他读到《枫桥夜泊》那首诗，特意乘船经大运河到苏州，拜谒寒山寺，并与寒山寺的住持法师切磋佛经。每天夜晚他洗耳聆听寺里的钟声，领悟到诗情与禅韵。回国后便宣扬寒山寺的钟声及张继那首《枫桥夜泊》诗。后来日本僧侣来中国求法，无不到寒山寺来拜谒，聆听钟声。
唐朝末年，寒山寺毁于兵火，寺中的大钟也被兵匪盗走。后寒山寺屡修屡毁，悠扬的钟声再也听不到了。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京杭大运河畅通，苏州经济迅速发展，佛教再度兴盛。一些豪商大贾和佛教信徒，自愿捐银，重修寒山寺，同时铸造一座巨钟，夜半钟声再度响起。不久又因海上倭寇猖獗，进入内地骚扰，苏州遭到洗劫，寒山寺再次被毁，巨钟又被倭寇盗走。传闻这口巨钟已流落到日本，又传闻，巨钟被倭寇砸毁，打造了枪炮。
此事引起日本佛教界的重视。日本高僧山田寒山云游四方寻找巨钟，一无所获。于是他倡议日本佛教界人士捐资为中国寒山寺铸造巨钟。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山田寒山挑选一批优秀工匠，依照中国唐代寒山寺巨钟图样，精心铸造一座青铜乳头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寒山寺又一次重建，江苏巡抚督造铁钟一座，悬挂在钟楼内。巨钟有一人多高，外围三人合抱，重两吨，钟声洪亮悠扬，余音袅袅。日本佛教大师山田寒山借此机会，率一批僧侣将新铸的青铜乳头钟送到寒山寺。
这口青铜乳头钟至今珍藏在寒山寺大雄宝殿内。它凝结着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
十三、径山寺——日本茶道圣地
浙江省余杭县城西北二十五公里，是天目山的东北峰。山上有东、西两条小径，盘曲上达天目山而得名“径山”。径山上建有寺庙，名为径山寺。
日本天平元年（729年），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禅师，在杭州天台山国清寺研习佛经。归国时，从天台山带走了茶籽，试种在日本滋贺县。最澄禅师徒弟空海法师回国时，又将茶籽及制茶工具茶石臼带回日本，从此中国种茶饮茶习俗在日本传播开来。
1168年、1187年，日本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荣西禅师两次来华，在杭州天目山径山寺承习临济禅法，喜饮径山茶，认为饮径山茶可长生不老。他回国时，再次把径山产的茶叶、茶艺、茶具带回日本。晚年著《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强调“茶是养生仙药，有益寿之妙术”。还根据径山寺院的茶道，制定了日本的饮茶礼仪，将中国茶宴演变为日本茶道。后来日本茶道成了世界上最隆重复杂的茶礼。荣西禅师被奉为日本茶祖。中国径山寺被日本人称为茶道圣地。
20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指名要去径山寺茶道圣地，可是径山寺已被毁坏，而且道路不通。但代表团要求到径山寺附近去看看，能见到遗址也好。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按代表团的要求，将汽车开到通往径山寺的公路尽头，指着一个遥远的山头说：“那就是径山寺遗址！”日本代表团成员听后，个个脸上现出庄重的表情，不约而同地朝那山头跪下，向茶道圣地合掌致敬。
第六章 治河名人谱
大运河流淌的两千多年，就是世代炎黄子孙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两千多年。历代治河兵民千千万万，治河名人、能工巧匠层出不穷，他们为大运河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献出了聪明才智，倾注了血汗，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表现出中华民族兴利除害的豪迈气概，朴素的科学态度，高超的技术水平，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巧思绝人的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年），元朝水利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字若思，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幼年失怙，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郭荣是个隐居的学者，通五经，精算术，长于水利工程，与同乡隐居的刘秉忠相好。刘秉忠落发为僧，后经海云和尚引荐，入元朝廷当了宰相。
1249年，刘秉忠回家为父亲守孝。其间，有人邀他去南京紫金山讲学，好友郭荣将少年郭守敬托付与他，带到南京学习。郭守敬聪颖勤奋，学业优异，很受刘秉忠器重。刘秉忠守孝三年回朝前，将郭守敬引荐到邢台府，担任整修河道、兴造水田、建桥梁、通运道等差事。郭守敬不负众望，精巧设计，兴建了多项颇有成效的水利工程。
1262年中统三年，三十一岁的郭守敬由同乡张文谦引荐，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当面陈述水利诸事。元世祖连声称“善”。不久，即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事”，次年加授“副河渠使”，后升任“督水监”。郭守敬先后提出二十多项水利工程建议，治理河渠泊堰百余宗。
新辟大运河中线 元代以前的运河，自徐州起，向西拐了个“＜”形大弯，后因黄河决口，淤塞了河道，无法航行。廷议提出“开汶泗水以达京师”，派郭守敬负责此项工程。郭守敬六次去鲁西进行水文和地形勘测。他翻山越岭，行程数千里，反复勘察，提出取直河道的建议，并绘出图样禀奏皇上。皇上准奏。1283年，按照郭守敬的设计开始施工。新运河沿途多为丘陵地段，地势较高，地形复杂，是大运河最艰巨、最关键的工程。历时一年，开通济宁至安山东平一百五十余里的济州河。时隔六年，又凿通东平至临清的二百五十余里河道，与南运河相通。运河巧借梁山泊、微山湖、汶河、清河之水济运，沿途建闸、堰四十余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保障航运畅通。新运河的开通，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形成。
修建白浮堰、通惠河 南方漕船行至通州，到北京尚有五十余里旱路。金代虽开凿了通州至北京的里运河，但水源不足，又因多年战乱，河道淤塞。为解人、畜陆挽之苦，节省昂贵运资，忽必烈令郭守敬重新规划这段运河。
郭守敬踏遍北京西北的山地，寻找水源，在昌平县境内发现一处水量丰盈的白浮泉，泉水自山之北脚石罅喷薄而出，若有神功。郭守敬先在此修筑白浮堰，将水位蓄高，然后开凿渠道，引水下山。山高虽不过百米，而巨石嶙峋，甚为峻拔，开河工程难度非常之大。
泉水自白浮堰到京城昆明湖途中，横列着温榆河、清河，河岸均有宽广的洼地，郭守敬精心设计，引白浮泉水注入温榆河，迫使河水沿北山之南麓、西山之东麓南转，经玉泉山北麓再往东南，注入“七里泊”昆明湖，形成京城运河的蓄水库。
白浮泉行程呈“C”字形，用这种“倒行逆施”的办法，汇集了溪川附近的湖沼泉源，使一切可资利用的水源集中为一条洪流，使渠道始终保持略高于“七里泊”的水位，流水顺畅。“七里泊”经南长河、高粱河东注“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和什刹海，此处便是京城里运河之首。运河从此处向东南流抵张家湾，与北运河相通。此河为“通惠河”。
引白浮泉之水为运河源头，是惊世创举。在测量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求复杂山麓地形上的等高线，颇难做到。更何况白浮泉海拔六十米，与之相距五十六里的七里泊海拔仅四十八米，平均比降为每里七寸许。郭守敬竟能在这丘壑密布的山麓地带设计和营造此渠，说明测量技术和施工技术已达到相当精密的水平。故世人称他为“巧思绝人”的“神工”。
修复西夏运渠 西夏（今银川）平原，汉、唐屯田时，开渠很多，长达二百里以上的运渠就有十几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来”“汉延”两渠。唐来渠长四百余里，汉延渠长二百五十余里，皆因兵乱废弃淤浅。郭守敬受皇命，于1264年赴西夏，带领当地军民，重新疏浚立闸修堰，复其原貌。还从银川至蒙古东胜开挖运河，引黄河水顺流而下，既可灌溉又可浮航。因成就斐然，升授督水少监，不久又升任督水监。
料事如神 1298年，元成宗铁穆耳欲在上都西北开凿一条新河，通向滦河。此时，郭守敬已六十八岁，早已不任督水监之职。因研究天文历法有建树，被封为太史令。铁穆耳皇帝特请郭守敬到上都商议开河之事。郭守敬不顾年老体弱，实地踏勘了地形山势，估计雨季山洪暴发时的冲击力，提出渠堰宽度须在五十至七十步之间。而主持施工的官员为了节省工费，未按郭守敬的规划施工，擅自将渠宽减少了二十五步。次年，恰逢大雨，山洪暴发，果如郭守敬所料，渠堰被冲垮，连皇帝的行宫也险遭淹没，铁穆耳皇帝只得躲到山上。他十分感慨地对大臣说：“郭太史真是料事如神。”
研究天文历法 元朝统一后，南北方历法不统一，出现“前天中秋节，今日月方明”的怪现象。1270年，忽必烈召见郭守敬，命其制定新历法，为此特建“太史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内）。
郭守敬在院中建“灵台”，即天文观测中心，还在全国设一百二十七个观测点。遂编出《授时历》。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历书（西汉《太初历》、唐代《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之一。现今公历采用的各种数据与《授时历》相同，但比《授时历》晚了三百年。郭守敬还撰写天文专著十四种，一百O五卷，《元史》中有一部分记载。
二、抗洪治湖的苏东坡
苏东坡，名苏轼（1036～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纵横驰骋于文坛，文、诗、词、赋无所不精，传之后世的诗有四千多首，词三百四十余首，其他各类文章号称万篇，共二百四十万字。后世将他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为“唐宋四大家”，亦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但他在官场上的作为却鲜为人知。本文介绍的，是他在做官时抗洪、治湖的突出政绩。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四十二岁的苏轼任徐州太守。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著名作家林语堂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苏东坡真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的，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突然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而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工程、忙于公务活动。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法展示其行政才能。后来他被迫引退，在政治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他是温和诙谐、百姓的父母官兼友人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出的政绩，已经证明了他是个干练之才。
徐州抗洪 苏东坡任徐州太守的当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滔滔洪水灌流东南，泛滥于梁山泊，溢涨于南清河，淹没了四十五个县。“汗漫千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
八月二十日，洪水到徐州城下，因受到南面山岭所阻，遂汇流城根不断高涨。水深已有二丈八尺，城头只露三尺高，洪水随时可灌城郭。城内富民争相出城避水。苏轼劝阻他们：“你们出城避难，百姓会人心动摇，谁与我一起守城呢？有我在，决不让洪水淹城！ ”富民不再出城，人心安定下来。苏东坡接受城内父老的建议，征集五千民工，疏浚下流河口，日夜加固外城，亲自到武卫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府无权调动禁军。苏东坡对禁军将领说：“河将害城，事急矣，禁军应为民尽力尔！”禁军将领感动地说：“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①小人当效命！”禁军官兵全体出动，与老百姓昼夜奋战。苏东坡亲荷畚锸，布衣草履，结庐城上，过家门而不入。万众一心，短时间内筑成长堤，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十市尺）。堤成后，次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苏东坡又下令集中公私船百余只，用缆绳系在水势最猛处，以减杀洪水冲力。苏东坡以身率之，众吏不敢怠慢，各段城墙及险要堤坝，皆有官员负责守御。苏东坡抱定“坐观入市巷闾②井，吏民走尽我王尊”的决心。要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填堤，视死如归。经过数十日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十月初五水势渐退，十三日河归故道。被大水包围了七十余天的徐州城保住了，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
为让百姓重建家园，苏东坡向朝廷申请酌免徐州赋税，并增筑外城，加固内城。次年二月，他用朝廷赏赐他的银两和府内库存共三万贯，粮一千八百石，招募民工七千二百人，以木桩凿于堤岸四处，填平城内十数个大坑。当时东门面临黄河，成为挡水要冲，且又靠近州库，因而又增固加高了东门，夯实坚土，护以砖石。拆除州府内已废弃的霸王厅，在东门城墙上建造了两层的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而在楼外墙上涂黄土，取名“黄楼”，含有“土实胜水”之意。黄楼于1078年二月动工，同年八月十二日竣工。九月九日重阳节，苏东坡邀来三十余位诗文名家，举行隆重典礼，庆祝黄楼落成。苏东坡高兴地写下《九日黄楼作》一首：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①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②。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
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
朝来白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
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
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
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③。
苏东坡劝农耕栽桑林，首次成功地开发徐州煤田，这是在徐州建树的历史功绩。
苏东坡在徐州任太守只一年零十一个月，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当百姓得知苏东坡要离开徐州时，自发拥到街头含泪相送，有的攀挽马头，有的割截他的马镫不让他上马，有的献酒献花……苏东坡感动得热泪潸然。他在马上题咏了五首词：
其中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东坡已像鸿雁一样飞到了天尽头，而落在徐州大地上的或者说留在人间的“雪泥鸿爪”都已凝结成为化石，永世长存。
杭州治西湖 宋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任杭州太守，这一年适逢浙东大旱，灾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赋税，低价出售仓米，设置病坊医治灾民，实施募役救灾之法，得到朝廷恩准。
西湖因久旱，湖水干涸。苏东坡带领百姓数千浚治西湖，深挖湖底，引山泉溪水冲洗泥沙，湖水变清。再将运河水注入湖中，补充水源。建造闸门，调节湖中水位。还将挖出的泥土筑成长堤，堤上建起漂亮的拱桥，湖中植莲藕，堤上种柳栽桃，望之如画。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全长六华里。堤上修筑六座拱桥，杨柳夹堤，桃花错落，带有自身固有的线条美。苏东坡十分喜爱西湖的风光，曾咏唱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后人咏诗赞叹苏堤特有的风光和绮丽的景色：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这些诗句既有对西湖美景的赞颂，也有对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颂扬。
据说，当年杭州百姓感念苏东坡治湖功德，宰杀肥猪，抬着进献到太守府上。苏东坡指导厨师做成红烧肉，让百姓品尝。从此“东坡肉”流传下来。
三、陈瑄开凿清江浦
陈瑄，明朝大臣，字彦纯，安徽合肥人。青少年时期熟读兵法，善骑射。明洪武年间，屡次随官兵征讨西南地区，累功升迁至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建文帝末年（1402年），被任命为总舟师，设防长江南岸，以抵御燕王朱棣兵至。不久，燕王率大军南下，陈瑄见建文帝大势已去，以舟师迎降。朱棣即皇位后，封陈瑄“平江伯”。永乐元年（1403年），陈碹任总兵官，总督海运。他于湖广、江西造平底船三千艘，购买江浙粮米经大运河向北京运送。一次输粟四十九万石，并在天津建“百万仓”储存。明成祖朱棣念其运粮有功，提升其总督漕运。
陈瑄重视开凿疏浚河道。他在运粮途中，目睹了杭州至北京三千五百里河道的状况，看出最难治理的是淮阴一段，这里的淮河南岸是淮南运河邗沟入淮的河口处，只筑两道大坝而无闸，漕船行至坝前，需靠岸卸粮，陆挽过坝，再装船入淮河，后转入运河。此处，黄河已夺淮河河道，纵穿淮河的运河也被黄水所夺。黄、淮、运三河之水混在一起沦入洪泽湖中。洪泽湖水深十至十五尺，浩瀚如海，漕船航行其中极不安全。陈瑄遍访乡贤父老，决定另造新河，皇上恩准。他带领民众数万人，开凿了一条长二十里的新河，称“清江浦”，筑堤十五里，建四座大闸。自此，漕运畅通，免除了船只过坝牵引的繁难，且直达清江，避免了溯淮入黄的波涛之险。此后，陈瑄又主持疏浚了徐州至济宁三百里的河道，修筑沛县昭阳湖、济宁南望湖的长堤，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从淮阴至临清千里长的运河上，建闸四十七处，保障了运河水脊航行畅通。
陈瑄治理运河三十年，有很多建树。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病逝在任上，终年六十八岁。
四、治理运河水脊的宋礼
祠堂高峙暮云中，汶水分流转运通。
自是千年留异迹，人间争说宋司空。
这是清初漕运总督董讷拜谒宋公祠时咏的一首诗。
宋礼（1358～1421年），字大本，河南永宁县人，明初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因秉性刚直，曾两次被降职。至永乐七年，成祖皇帝大兴土木，筹建北京皇城，命宋礼赴四川采购木料。此时正值宋礼在家治丧，未满丧期便受命上任，受到皇帝嘉奖。
永乐九年（1412年），成祖皇帝命宋礼疏浚大运河水脊——会通河，济宁至临清，恢复漕运。
汶水入运河口处的南旺村附近，是运河河床的最高点，黄河泥沙淤积高出两岸平地，在堤外看堤内的船帆，如鸟翼行天，被称为悬河。为解决“水脊”的水源和防止“水脊”泄水过快，运道浅涩，宋礼与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率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四府十五六万民工，对全长四百多里的会通河进行大规模的疏浚治理。他大胆采用布衣老人白英的建议，开挖汶河，“截汶济运”，在戴村筑起了五里长的拦河大坝，逼使汶河南流至分水口处入运河。又在运河河底建造巨大石拨，导河水南北分流，即“七分朝天子（北流），三分下江南（南流）”。为控制运河水量，建起节制闸三十多座，建水柜等配套工程，保障航运畅通。
永乐十二年，工程告竣在即。朝廷议定，次年为始，停止海运，河成赏功。
宋礼历时九年疏通运河之脊——会通河，建功卓著，深受后人敬仰。
宋礼去世九十三年后，朝廷追念宋礼治河功德，在南旺运河分水口对岸建宋公祠，供乡人岁时奉祀。又六十一年后，明万历元年，朝廷追封宋礼为“开河之勋太子太保”，赐谥号“康惠公”，恩准宋礼故乡永宁县建乡贤祠，择宋礼后代子孙到京城国子监读书，令南旺地方官府拨出宋公祠附近湖田十顷作为祭田。清朝各代皇帝也屡有封赐。雍正四年，封宋礼为“宁漕公”，光绪五年，赐封宋礼“显应大王”徽号。故宋公祠又称“宋大王庙”。此后，又在宋公祠附近建起龙王庙、戏楼、禹王庙、水明楼、关帝庙等十余座庙宇，成为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明代诗人唐皋在《拜尚书宋公祠》中咏道——
千里漕河蓄水深，两岸官柳绿成阴。
恭襄坐受司空策，建议崇祠始自今。
瞻拜遗容感慨深，疏檐落照转秋阴。
春秋史断琼山笔，留得公评说至今。
五、拄杖点泉的白英
白英（1363～1419年），字节之，山东汶上县白家店人。以种田为业，自小聪颖好学，博古通今，教过蒙学，心性善良，出言不苟，乡人敬仰。人称“隐人君子”。虽身居山野，却有“忧国计，为民生”的抱负。
1412年，永乐皇帝派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宋礼微服拜访治河经验丰富的白英，恳请他担当治河重任。白英当年四十九岁，熟悉家乡的地理水文，深知“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的道理，遂欣然应允。他带领宋礼等人实地勘察，帮助宋礼制定治河方案，提出多项具体办法。
宋礼拜白英为治河总监。白英率丁夫万名，在汶河上修建拦河大坝，新开八十多里汶河，引河水至南旺入运河，南接淮河，北通漳卫河；筑何家大坝以泄伏秋之水，保上源不淹民田，下游能通济漕运；犹恐汶水旱季干涸，他千里跋涉，寻找泉水，策杖点泉，共点出七十二泉，引泉水入汶河，以增加运河水量。在南旺以北建石闸十七座，以南建石闸二十一座，层层节水束水；又在运河两岸湖泊筑堤蓄水，以防河水流失，确保运河常年通航。
白英采用多种方法治河——开河、建坝、点泉、修闸、围湖、引泗水等等，均有独创之处，解决了运河“水脊”通航难题，确保了明、清两朝五百年间京杭运河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其科学性、技术性可与古代灵渠、都江堰相媲美。其建坝设闸原理，与当代著名的巴拿马运河、长江三峡工程有相似之处。功绩卓著，世人赞他“神妙绝技，巧夺天工”。
精通水利的康熙皇帝褒奖说：“朕屡次南巡经过汶水县分水口，观遏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全之妙。”民国初年，美国水利专家方维赞叹：“此种工作，当十四五世纪工程学胚胎时期必视为绝大事业。今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也。”
白英治河八年，呕心沥血。永乐十七年（1419年）运河工程告竣，白英接到圣谕，随宋礼赴京师庆功并接受皇上赏赐。然白英为治河常年奔波，积劳成疾，不幸呕血病逝在船上。
永乐皇帝颇受感动，敕封白英为“功漕神”，嘱宋礼亲自扶柩到白英家乡，并建祠堂。九十三年后，在南旺分水处，傍宋公祠修建了白公祠。清雍正四年，加封白英为“永济神”。光绪五年，敕封为“白大王”。乾隆皇帝曾题词赞颂：
地脊原来南北分，老人能识果超群。
清代河道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在《题白老人祠》中云：
谁是庐山一老翁，尚书有梦访飞熊。
若愚大智劳心力，胼胝①经营著茂功。
千里迢迢过鲁东，生平仰止慕高风。
迷泉踏破开渠道，一脉两歧上下通。
汶上南旺的百姓，尊称白公祠为“白老人祠”。
六、潘季训新法治河
潘季训（1521～1595年），明朝官员，水利家，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嘉靖二十九年中进士，先后在江西、河南、广东等地做地方官。为官清廉，离任时，百姓遮道挽留。累迁工部尚书、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十九年（1571年），潘季训奉命四次出任总督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前后二十七年，功德卓著。他治河有新法，建堤防溢，筑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主张修防，浚河故道，反对开新河，并主张借黄河通运。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截断大运河，向东冲入朝阳湖。沛县以北的运河均被泥沙淤塞。朝廷任命潘季训为“总督河道”。他奔赴济宁河道总衙，即与工部尚书朱衡等赶到夏镇，巡视河工，察看水情，遍访乡民。拟定“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按此规划，恢复留城以下运河旧道五十里，留城以上运河改道于朝阳湖东。另开南阳到留城新河二百四十里。第二年十一月竣工。
此后，潘季训又三次出任总督河道。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1588～1589年），潘季训在运河水脊上建通济闸、永济闸，筑马场湖堤1620丈，蜀山湖堤3150丈，修复冯家坝滚水石坝，筑南旺湖东西堤7118丈，加固西、南、北三面堤12600丈，修关家大闸一座，济运闸五座，筑马踏湖堤3300丈，安山湖堤4300丈，建八里湾、似蛇沟二闸。在戴村南、北各筑滚水石坝一座，以蓄泄汶水。
潘季训总结多年治河经验，著有《河防一览》《两河管见》《两河经略》等，对后世治理黄河、运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靳辅分治黄、淮、运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连年战乱，运河失修，黄、淮多次泛滥，鲁西南及苏北地区，黄、淮、运三条河道纠结一起，河道淤塞，致使洪水横流肆虐，水患更甚。无数田园、村庄被淹没，饿殍遍野。刚刚定都北京的清王朝，所需大批粮米急需从南方漕运抵京，治理运河成了清廷的当务之急。
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皇帝将渎职的河道总督王光裕撤职查办，提升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祖籍山东济南，官学生出身，顺治年间为内阁中书，康熙初年升任内阁学士。康熙十年（1671年）任安徽巡抚。授任河道总督后，选用治河能人著名水利家陈璜做助手，深入实地勘察，借鉴前朝宋礼、陈瑄、潘季训等人的治河经验，制订工程规划，提出八条治河措施，上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召集朝野治河官员三次商议，御批靳辅治河规划。
连续八年治理，朝廷每年拨出半库银两，使靳辅治理黄、淮、运的方案逐一得以实施。完成大运河蓄清水以刷泥沙工程，顺水之性疏浚黄、淮分道入海工程，漕运大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第一次经大运河南巡，在山东济宁河道总督院召见靳辅，称赞他治河的功劳。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再次奏请朝廷，在江苏宿迁县至连水县一线，开挖中河，河道全长二百七十里，将黄河、运河彻底分开，结束了漕船溯黄河二百里之艰险，是运河治理史上的一大创举。
靳辅任河道总督期间，因运河淮扬河段工程艰险紧要，将河道总督院从济宁迁驻清江浦。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山东、河南、江苏三省黄、淮、运治河工地，带头捐资修筑济宁至南阳的百里长堤。百姓念其功德，称大堤为“靳公堤”。
靳辅任河道总督十年，把全部心血都用在治河工程上，扭转了黄、淮、运交叉地区千疮百孔的局面，为清代前期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建造的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中运河、盐河上段至今航运繁盛。
靳辅有著述《治河方略》传世，后人称之为“千古河防龟鉴”。有论曰，“靳辅其功不在宋礼治理会通河、陈暄开凿清江浦之下。”靳辅去世后，皇上追封谥号“文襄”。济宁百姓捐资建造了“靳文襄公祠”，以表感念之情。
八、林则徐赈灾治河功不朽
林则徐（1785～1850年），字符抚，又字少穆，晚年号埃村老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清嘉庆十八年进士，时年二十七岁。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起，曾在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他注重实际调查，干练有绩，官职从道台迁升至巡抚、总督。他以严禁鸦片，在虎门口焚毁英商鸦片两万多箱而扬名四海，永垂青史。
林则徐秉性刚直，为官清正，体恤百姓，在赈灾、治河方面也有显赫的功绩。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林则徐奉旨到南京任布政使。此时，他正任河南布政使。按正常上任的行程路线，应取道安徽凤阳、和州、滁州一线。但当时江苏正闹水灾，且以淮阴、扬州运河沿线最为严重。林则徐以勘灾赈恤事宜为重，毅然打破驿程定制，沿黄河水路取道淮阴、扬州，勘察灾区，后再到南京。启程前，到河南商丘县采购小麦三百石，亲自带粮船至淮阴市清江浦，经桃源、泗阳、宝应、高邮、甘泉到扬州，根据灾情轻重，将小麦分拨给受灾州县，分别平粜煮赈，沿途灾民很快安抚就绪。
林则徐自扬州换乘快船沿运河牵挽而上，目睹河中洪水奔腾，急湍汹涌，唯恐附近居民为保自家房屋，趁虚盗挖堤岸，希图泄水。他一面令地方官分粮赈济灾民，一面派兵昼夜防守，发出布告晓喻居民，不必惶恐。
林则徐抵达清江浦，即刻视察洪泽湖决口处，探查泄洪通道，迅办决堤案犯，接连向道光皇帝上三道奏折，请求打开官仓赈济当地灾民一月粮米。道光皇帝不允，且训责他“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违亟，只知博取声誉”。林则徐不顾罢黜之险，再次上疏三千言奏折，婉转详尽陈述灾民之苦。他吁请道光皇帝“多一分追乎，即多培一分元气”。一片赤心终于感动了惜财的道光皇帝，收回成命，特批林则徐减缓钱粮的请求。消息传开，林则徐上奏的稿文在江苏争相传抄。百姓闻之，皆嗟叹哭泣，庆幸再生。
林则徐发动灾民生产自救，提出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给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酿酒）等十二项建议。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林则徐擢升运河总督。他从扬州启程，赴山东济宁上任。时值初冬，运河疏浚开工。林则徐未走官员上任沿途驿站，绕道施工的运河沿岸，冒着凛冽寒风，察看疏浚工程。
林则徐及时向道光皇帝禀报：“自臣接到圣旨，即登程上任。运河汶上、卫北、巨嘉、济宁各汛已次第插锨开工，其余各汛，亦即陆续兴工。”下令凡已“插锨者加夫趱①挑，未插锨者勤催赶办”。并向道光帝表示：臣将遵谕旨，亲到河工工地，检查工程进度、验收工程质量。如有偷工马虎者，一经查出立即处罚，保证按期完工，不误来年春季起坝铺水。
嘉庆十九年定制：济宁附近各湖存水情况，每月开列清单向朝廷汇报一次。林则徐到任三日后，即将清单报上。
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初七，林则徐自济宁出发，亲往运河各工段查验工程，历时半月。南路至滕州汛，北路至汶上汛。
由于去冬连降大雪，河冻坚厚，施工地段需凿开坚厚冰层方能掘到河泥，工程很是艰巨。林则徐严格督管，毫不放松。他发现运到岸上的河泥堆成“泥龙”，要到完工后才起除，不利施工，便下令夫役每挖一段，即把“泥龙”运走，避免雨季再冲入河中。
林则徐严把工程质量关。他细心丈量，一丝不苟，对办理不力的属吏严厉查处。一次，林则徐到巨嘉汛段，发现该汛主簿管理河道的地方官督工不力，河床挖得东偏西斜、深浅不一。林则徐问明情由，即刻将主簿顶戴摘下，责令督工重修。
按大清定制，河道总督对管理运河官员有稽查考提之责。林则徐要求河库钱粮管理官员账簿与银粮相符，列单清楚，不差分毫，每月亲自查兑库册及收支月报库簿，账簿与银米相符后，再上奏朝廷。林则徐的精细管理，使这一年的开支较前三年节省三分之一。
运河起闸放水后，进入漕运繁忙时期。南方各帮船队陆续到来。林则徐经常察看船队所在位置、闸内水势、船行速度，使航行顺畅自如。
河标营按军队编制管理，定期校阅考核。林则徐亲临考核现场，发现官兵所用“弓力软者居多”，遂下令“校准定式，使习硬弓”。将陕甘总督杨遇春所制的阵法绘图后，发放各标营官兵演习操练。此后，各标营分别在四十四个汛地计一百八十多里河段，负起警卫河防及漕运之责，无一点差错。
道光十二年，林则徐奉旨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九年，任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他一边彻底禁烟，一边建设海防，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由于投降派的陷害和清政府的妥协，林则徐被革职充军。赴戍途中，突然接到道光皇帝谕旨，鉴于黄河在开封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五府二十三州县，命他立即折转东河“效力赎罪”。林则徐深知时势与帝心，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役，仅付之“漫笑”，而他真正牵挂的是哀鸿遍野。林则徐抛却个人恩怨，立即赶赴河南进驻治河工地，披星戴月开河筑坝整整半载，至次年二月大坝如期合龙。当地百姓欢天喜地，林则徐则重又踏上赴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的征程。
林则徐治河时间不长，在他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微不足道。
但林则徐忠于职守，笃行不苟，兢兢业业，宵衣旰食①，忍辱负重，心系百姓的精神，堪为后人怀念和敬仰。
附注
①汴河：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因自汴京（开封）始，故名。
①石（dan），市制中的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一石约120市斤。《汉书·律历志（上）》：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①五大建筑：即朝堂、寝殿、成像殿、水晶店和流珠堂。
①旰（gàn），晚上。宵衣旰食，天不亮就穿衣起床，天黑了才吃饭，形容勤于政务。
①趱（zǎn），赶，加快。
①胼胝，俗称老茧。诗中指十分辛苦。
①槎（chá），木筏。
①荒服：周朝制度规定，天子领地以内为甸服，领地以外分别为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服，即从事服役。
①锸（chō）：挖土的工具，铁锹之类。
①泉州渠：在今天津武清区境内，泉州故城遗址尚存。
①澹澹（dàn），波浪起伏或流水迂回貌。
②竦（sǒng），通耸，高高地直立。
③末尾二句是和乐时所加，不关正文。
①提举：官名，原为管理的意思，宋元时设主管专门事务的职官，即以提举命名。
①飞刍挽粟：飞，形容极快；刍（chú），饲草；挽，拉车或撑船；粟，粮米。飞刍挽粟，快速运送军用粮草。
①小邑，小城；万家室，万户人家。意为普通小城都住有万户人家。
②九州，泛指全国各地；无豺虎，意为没有强盗。时称远行千里不带寸兵。
③不劳吉日，不必选择黄道吉日。
①齐纨鲁缟：纨，细绢；缟，白绢；齐鲁，指山东。大意是山东往长安送丝绢的车辆接连不断。班班，形容很多。据《唐书》记载，朝廷储粮多达一万万石，一年所征收的绢布一亿一千万丈。
②越地、楚地产的纺织品。
③舆（yú）台，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泛指地位低贱的人：照耀舆台躯，是指朝廷用纺织品犒赏立军功的下级官兵。
①缗（mín），成串的铜钱，一千枚称一缗。
②潭，指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是进京漕船装卸货的大码头。
①斗（dǒu）牛，二十八星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②维扬，扬州的别称。
①庶：训众。
①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船民的日本海盗。
①通门：通州。
①皇华驿：明清时期设于京师的驿站，也是全国驿传的总枢纽。清制设驿马500匹，马夫250名，车150辆，车马150匹，车夫150名。每年的经费由兵部核准，移咨户部给领。
②龙江驿：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下关附近。清吴鸿璧《龙江驿》：“龙江关外接平桥，驿路秋山入望遥。疲马不愁归路远，白杨红柏晚萧萧。”
③龙潭驿：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东北龙潭镇，逼临大江，明置巡司，为滨江要地。明汤显祖《再觐回宿龙潭驿》：“谁向归舟唱一声，玉兰花尽牡丹荣。似怜游子春三月，才换江南第一程。”
④仅真驿：在今江苏仪征县城东南运河上。
①广陵驿：旧在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南门外，运河西岸。元萨都剌《过广陵驿》：“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霜满天。”
②邵伯驿：在今江苏省江都县西北邵伯镇。明徐元献《发邵伯驿》：“三千里外赴神京，今日初登第一程。湖水冰坚凝万艇，马头日落向孤城。客囊无物唯书剑，驿路相亲只弟兄。奔走风尘殊未已，不胜辛苦厌浮名。”
③盂城驿：在今江苏省高邮市南门外馆驿巷。明洪武八年（1375年），知县黄克明建。驿址规模宏大，西临大运河，堤上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东有秦邮公馆。旧日有驿马130匹，红船18只，水旱驿夫200人，房屋百余间，占地十余亩。1995年8月，盂城驿一期修缮工程竣工。基本上保持了驿站的原有风貌，其第一进是“门厅”，第二进是“客厅”，第三进是“厂厅”。厅内檩、柱、柁梁上的浮雕完好，工艺精湛。
④界首驿：在今江苏省高邮市北界首。清戴瀚《舟次界首驿》：“秦邮北境湿青冥，晚系兰舟就驿亭。树顶帆樯来似马，沙头灯火聚如莹。地居最下烟多湿，天欲长晴水不腥。独爱溪云无限乐，鱼鸭收尽卧寒汀。”
⑤安平驿：江苏省宝应县城北。清宝鋆《夜赴宝应安平驿》：“清风一塌响船橹，残月四更闻棹歌。”
⑥淮阴驿：旧在江苏淮安府（今淮安市）望云门外运河西岸。明陈涟有诗云：“晚泊淮阴驿，灢灢白露零。连城闻夜柝，隔岸见秋星。月落林光黑，风来水气腥。追思旧游地，当日有三亭。”
⑦清口驿：旧在淮安清河县（今江苏省淮阴市）东五里，明洪武四年建。弘治年间，迁于县西二里，嘉靖初复移于此。明李东阳《过黄河清口驿》：“清口驿前初放船，长淮东下水如弦。劲催双橹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
⑧桃源驿：在今江苏泗阳县南城厢。明朱善《甲戌过桃源驿》：“迥与武陵驿，偶然名字同。只知迎驿使，岂识问渔翁。脆质惭蒲柳，浮生愧更蓬。何由访仙境，不与世人通。”
⑨古城驿：在今江苏泗阳县西北洋河镇。明储巏《古城驿》：“野水微茫断岸平，几家相对掩柴荆。不须侯吏沙头报，驿站悬知是古城。”
①钟吾驿：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明洪武中置，旧在西南，万历四年改建于
新城南水次仓西。明皇甫涍《钟吾驿晚思》：“遥山白云外，古驿青林端。
惆怅川鸟尽，苍然多暮寒。”
②直河驿：在今江苏省宿迁县宿城镇。明李东阳《过直河驿待明仲舟不至》：
“直河西下直如弦，水浅沙深不受船。不见孤帆见双鸟，背人飞堕夕阳间。”
③下邳驿：在今江苏省邳县运河镇。洪武三年（1370年）建。明李默《秋夜泊下邳驿值雨》：“浊河元楚害，古驿自秦城。旅泊河山异，飘零风雨生。波涛喧独枕，钟鼓暗深更。秋事方萧索，应知岁宴情。”
④新安驿：又名辛安驿，在今江苏邳县西北泇河。
⑤防村驿：即房村驿，在今江苏省铜山县东南房村。
⑥彭城驿：旧在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东黄河西岸。原在城南二里许，明正德圮于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徙于新址。明廖梯《彭城驿》：“满天风雨暗彭城，此地英雄几战争。戏马台荒空有迹，拔山人去竟留名。鹿归赤帝夸先得，骓向乌江渡不成。千古兴亡都梦幻，江山依旧独峥嵘。”
⑦夹沟驿：在今山东微山县东南韩庄。
⑧泗亭驿：在今江苏省沛县城区南隅。明王与《宿沛县泗亭驿》：“维舟当泗水，凉雨洗炎蒸。砧仵孤城月，渔舟别蒲灯。客愁秋更甚，乡梦远难凭。千古龙飞地，令人感废兴。”
⑨沙河驿：在今江苏沛县北前沙河。
⑩鲁桥驿：在今山东微山县西北鲁桥镇。明李东阳《鲁桥驿送明仲之曲阜》中，有“异乡翻送别，归路复兼程。莫恋江山好，真愁岁月并”句。
⑪城南驿：应为南城驿，在今山东济宁市南。
⑫长沟驿：在今山东济宁市。
⑬开河驿：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南开河镇。明戴大宾《开河驿》：“三月开河驿，垂阳绿覆堤。征人叹萧索，未有一莺啼。”
⑭安山驿：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北安山镇。明李东阳《安山驿待明仲不至留壁上》：“黄叶溪头落，秋风古驿亭。侯门无小吏，留客但虚厅。短日催行李，遥天隔使星。前呵夜恐到，卧旁枕边厅。”
⑮章丘驿：应为荆门驿。在今山东寿张县东北荆门闸。
①崇武驿：旧在山东聊城县东门外，运河西岸。明周伦《崇武驿候水》：“崇武堤边柳，维舟候驿亭。月高沙浪白，溜减石痕青。独夜风前漏，行踪水上萍。满溪春涨发，蓬底雨溟溟。”
②清阳驿：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南张官营附近。
③清源驿：在今山东临清市中洲。
④渡口驿：在今山东夏津县西北渡口。明吴宽《渡口驿遇风》：“黄沙障天天半昏，炮头风急万马奔。何人去塞土囊口，天与河流一色浑。旷野麦苗才尺许，只见风来不见雨。雨师风伯不相能，彼苍高高奈何汝。”
⑤甲马营驿：在今山东武城县甲马营。
⑥梁庄驿：在今山东武城县北四女寺西。明陈耘《晓次梁庄驿寄杜给事》：“暮发广川城，晓次梁庄驿。扬舲溯上流，怀贤坐通夕。人生等飘尘，聚散杳无际。昨暮灯前欢，今宵道中忆。苟不尽生平，相思复何益。欹枕独长吟，鸡唱东方白。”
⑦安德驿：在今山东德州市西。
⑧良店驿：在今河北吴桥县桑园镇。
⑨连窝驿：在今河北东光县南连镇。明李东阳《连窝驿忆亡弟东川》有“夜雨堂西暗，孤云舍北飞”句。
⑩新桥驿：在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泊镇。
⑪砖河驿：在今河北沧县西南砖河。明徐师曾《宿砖河驿》：“渡头风色晴，渔火隔沙明。帆逐暮云落，潮随春水平。长芦昨夜月，甲马旧时营。关隘今无事，稀闻击柝声。”
⑫乾宁驿：在今河北沧县北兴济镇。明周伦《乾宁驿》：“驿楼风劲卷尘沙，天上楼船向海涯。北望官河潮正涨，片帆拖影夕阳斜。”
⑩流河驿：在今河北省青县东北卫河西岸流河镇，明永乐二年（1404年）置。明翟佑《流河驿》：“河水滔滔不尽流，今来古往几春秋。波涛不覆渔翁艇，馆舍长迎使客舟。青眼有睛惟岸柳，白头无闷是沙鸥。从今卸却尘缨去，一任沧波孺子讴。”
⑭奉新驿：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城内，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明李东阳《舟次奉新驿，得戴侍御同年书，知于前驿相待，慢得二绝》：“一棹江南本归期，宦连多事独栖迟。东风几度停舟意，惟有春朝日夜知。”
⑮杨青驿：原在天津市西杨柳青镇。嘉靖十九年（1540年）移今天津市。
⑯杨村驿：在今天津市武清区杨村。
①河西驿：在今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
②和合驿：在今北京市通县东南三十五里，旧名合河驿，因白、榆、浑三河合流得名，明永乐中置。万历间移至张家湾，改名和合驿。明张琦《和合驿南望弥茫皆白土》：“当年战血有余腥，白土经年草不青。留得遗民几家在，夕阳村里掘芜菁。”
③潞河驿：在北京市通州旧城东关外潞河西岸，明永乐中置。隆庆年间被焚。万历五年（1577年）秋重修。明林章《潞河驿》：“冷风残雪潞河湾，十载家乡一日还。不作杨雄投汉阁，宁为乐毅出燕关。漠连庐帐连三辅，海上楼船动百蛮。无路报恩空有剑，春明回首泪潺湲。”
④京口驿：旧在丹徒县城西临河（今江苏省镇江市西）。明陈良谋《宿京口驿》：“风帆如马过淮阳，满目烟花路渺茫。江上潮痕收暮雨，渡头人影立斜阳。十年季子裘应敝，三月王孙草正芳。今夜月明京口驿，计程应喜近家乡。”
⑤云阳驿：今江苏省丹阳县城东南。清王梦庚《丹阳云阳驿》：“扑地扬花历乱飞，津亭暮色认熹微。天涯作客行将老，江上寻春半欲归。隔岸钟声穿古树，长堤灯影点柴扉。崇邱待访孙郎碣，听断啼鸟送客归。”
⑥毗陵驿：旧在武进县天禧桥东（今江苏省常州市西）。清金学莲有诗云：
“客子眠迟夜寂寥，短长亭畔短长桥。行程数到毗陵驿，归梦无多第二
宵。”
⑦锡山驿：旧在无锡县（今江苏无锡市）南门外，宋以来有太平、南门、北门三驿。元置洛社、新安水马站各一所。明初废站，置锡山驿。明陈士楚《书锡山驿》：“鸣鸣画角冷涵秋，一曲梅花动暮愁。不管江南断肠客，夜深吹上月明楼。”
⑧姑苏驿：今江苏省苏州市西。旧名姑苏馆，在苏州胥门里河西城下，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郡守建。明洪武元年（1368年）移置于盘门外，成化九年（1473年）改建于胥门外。明林景清《归舟渡姑苏驿》：“姑苏南去望松陵，才过长亭又短亭。客舫笙歌闻断岸，渔村灯火起寒汀。归心逐逐云边鸟，行迹飘飘水上萍。闽路三千何日到，推蓬吟对晚山青。”
①松陵驿：在今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东。明高启有诗云，“日落震泽浦，潮来松陵驿。”
②平望驿：在今江苏省吴江县南平望镇。唐张祜《题平望驿》：“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路遥经几日，身去是孤云。雨去朝来蚁，雷声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处重离群。”
③西水驿：在今浙江省嘉兴市。清万化成《西水驿》：“西水驿前鸟乱飞，落帆停畔月光微。停舟一问裴休宅，华表千年鹤未归。”
④皂林驿：在今浙江桐乡县西南崇福镇。嘉靖中，移至桐乡县西石门镇。清张谦《西水驿》：“停桡西水驿，寄柝已三更。野阔诗怀壮，天寒酒力轻。雁声惊别梦，月色鉴离情。江上多渔唱，征人睡未成。”
⑤武林驿：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明洪武七年（1374年）置。
①侪（chái）,辈。
②闾（lǘ），里卷。
①沤（ōu），水泡。
②呷（xiā），喝。
③霅（xiá），众言声。此处指欢乐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