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沦陷，7月30日天津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刚进天津，便对各种报刊严加控制。一方面威逼利诱少数没有骨气的报刊决策人，按照日本人的指令从舆论上美化入侵者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对众多抗拒与日本人合作的爱国报人疯狂迫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制造了多起令人发指的血腥事件，《新天津报》的社长刘髯公，就是因为敢于利用报纸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愤怒痛斥汉奸卖国，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典型人物之一。
  刘髯公其人
  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回族，武清杨村人，生于1893年。他青年时代曾在北洋新军的王金标部下服过役，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干过差事，还曾担任过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的侦探长。1924年9月，他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合伙，创办了四开报纸《新天津报》，他任社长兼经理，段任副经理，薛任协理兼报纸主笔。刘髯公虽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创办、报纸，既没有实力强大的政治后台，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却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间，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社会影响相当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注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报纸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群众。这份报纸面世后，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他还派人到书场里，记录诸如蒋轸庭等著名评书艺人所说《雍正剑侠图》等长篇评书，经过编辑加工后，在《新天津报》上连载。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甚众的老百姓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刊》等附属报刊，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余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一时间，《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20世纪30年代，每到黄昏的时候，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卖报人那“看报看报，新天津晚报“的叫卖声，它几乎成为当时天津街景闹市的一种特色。在扩充报社的同时，还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等，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报业集团”。
  刘髯公为人豪爽仗义，性格倔强直率。还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侦探长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在外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他一心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会上独立创业。他创办了《新天津报》后，自身的机警干练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对报馆内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尽所能、尽职尽责地为报纸效力。他主持报馆工作，既严肃又轻松，他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在刘髯公领导下的《新天津报》同仁们，上下齐心协力配合，把报纸办得生机勃勃。刘髯公对外交际方面颇具人情味，善于结交不同阶层的人物。诸如@、严范孙、华世奎、赵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刘镇华、陈光远等在天津作寓公的失意军阀、政客；高兴桥、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界巨擘；金少山、李少春、马连良、程砚秋、杨小楼、孟小冬、小达子、刘叔度、近云馆主等戏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无不与刘髯公有密切往来。这些人物对于《新天津报》，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过支持。
  刘髯公经常同一些京剧爱好者同出同进天津各戏园，看戏、吃喝等所有花销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乡、同学、亲戚、属下凡来求他帮助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他关心家乡教育、在老家杨村七街自家宅院办起了第一所回民小学。还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奖励优秀学生。家乡的清真寺被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带头修缮。一年家乡发大水，他捐资6万大洋帮助乡民建一座排水涵洞。一天他听家人说，天仙戏院（今民主剧场）门前有一、两千难民正在雨中淋着，无处避雨。刘髯公立即给天仙剧院产权人打电话，提出让难民暂住进戏院，他付房租。1933年秋，他请来同益呢绒店的裁缝师傅，为报馆的编辑们每人订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乡工人要结婚，去找刘社长借支工资，刘髯公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40元钱送给他作礼金。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的事例，经报馆同仁们众口相传，刘髯公在天津社会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骂权贵享名于津
  自《新天津报》创刊时起，刘髯公经常不断地以髯公作笔名，亲撰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党棍。他所写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痛快淋漓地说真话，而且文通理顺，浅显直白，很容易引起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感情共鸣。刘髯公因此成为当时天津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有他，《新天津报》也备受读者青睐。当然，刘髯公因为常在报纸上痛骂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也给自己招来了不少的麻烦。诸如直隶省长李景林、天津督办褚玉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盗窃东陵宝物的军阀孙殿英等人，因为挨过刘髯公的骂，而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战时，《新天津报》明确表示拥护直系反对奉系的缘故，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铭1931年出任天津市长时，有人煽动他勒令《新天津报》停刊。所幸恰于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到处游说，才避免了《新天津报》被封的厄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具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正义感的刘髯公，在《新天津报》上著文，谴责东北军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更加深恶痛绝。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他领导的《新天津报》上加以引用。他在报上著文，大加褒扬马占山、冯占海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声援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淞沪前线19路军和宋哲元指挥的29军大刀队。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刘髯公表现出与入侵敌寇拼争到底的决心。
  刘髯公旗帜鲜明的抗日宣传，赢得了爱国人士的敬重与信任，却惹恼了日本特别机关和汉奸卖国贼们。应刘髯公聘请担任《新天津报》编辑部主任的报界精英朱晓芙，与刘髯公的抗日思想步调一致，积极在报上编发抗日新闻。1936年秋，朱晓芙被日本特务暗杀在寓所里。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暗算，刘髯公毫不动摇，毫不退缩，而且更勇敢地向日本侵略者、向凶狠的邪恶势力出击，他要为捍卫真理和正义战斗到底。
  决心抗战 痛斥日寇阴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冀东成立了伪政府，通州保安队起义，奋勇杀敌。刘髯公为了宣传抗日以鼓舞沦陷区人民群众，及时刊印了《新天津报》号外，向市民大量散发。随后几天，华北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刘髯公为避免日寇的迫害，决定《新天津报》暂时停刊。他在天津沦陷的前夕，在报纸上刊出文词悲壮慷慨的社论，向广大的读者暂时告别。
  日寇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立即命令所有报刊和通讯社重新登记，派日本特务竹内以顾问的名义，督促伪市公署新闻管理所对各报进行审查，逼迫各报馆采用日本同盟社的电稿，不准刊登有关中国人民抗战的消息和言论。凡不服从日寇命令的报人，轻者查封报馆，重者进行人身迫害。
  天津《益世报》的经理朱宝常，就是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采用同盟社的电稿，而与秘书师潜叔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后被枪杀。
  在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高压下，除几家少数报纸附逆日寇获准出版外，其余大小报馆纷纷停刊，大批的报人或流亡后方或改作他业，天津的报业遭受了空前的沉重打击。
  因为刘髯公在天津报界享有一定的威望，他还兼任天津回民领袖，日本特务机关便在他身上打起了如意算盘。他们派出了汉奸王小言到刘髯公跟前说项。这个王小言，原是天津东亚医院的日文翻译，曾经是刘髯公的朋友。天津沦陷后，他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作了汉奸。1937年7月29日，他当面向刘髯公转达了日本当局安排刘出任社会局局长的决定，还通知他出席汉奸组织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议。刘髯公听说日本人让他当汉奸，雷霆大发，没容王小言把话说完，就将他骂了出去。不想第二天、第三天，王小言又连续两次开着车接刘髯公去出席维持会的筹备会。刘髯公将王小言拒之门外不与他会见，声言不准他再来登门。
  日本特务机关听了王小言的汇报，知道刘髯公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绞尽脑汁要把他制服。
  日本特务收买报业中的民族败类，为刘髯公罗织了三条罪状。
  其一，他多年来一贯宣传抗日，不与日本友好。其二、他拒绝出任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伪职，不与日本人合作。其三、无中生有地往他头上扣了一顶“国民党地下抗日宣传组长”的帽子。日本特务机关据此指使宪兵队对刘髯公实行抓捕。
  惨死在日寇的酷刑下
  自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刘髯公一直在意租界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道）的住宅兼报馆里深居简出，他并不知道日寇已经做好对他下手的准备。九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因为日军在近郊焚烧抢掠，造成大批农民到市里逃难，约有千余名饥寒交迫的难民露宿在特别二区的东天仙戏院一带（今民主剧场附近）。刘髯公亲自前去查看。时已初秋，他见到妇女儿童啼饥号寒，其情其状惨不忍睹，当即决定用汽车把部分难民安置到报社暂住，以解燃眉之急。但租界地有禁止难民入境规定，未能实现。刘髯公吩咐其子刘承年与报社记者姚一达一起，找天津商会想想办法。当时市面混乱，商会已无人负责。刘髯公再派其子向仪品房产公司求助，请他们拨几间空房给难民中的孤老妇幼们暂住。同时，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大中银行经理常铸久、地方士绅雍剑秋，商讨为难民筹募粮款事宜。他们全都答应全力支援。常铸久约刘髯公到法租界具体面议。刘髯公情急之下一时大意，当他乘坐汽车向法租界进发，途经万国桥（今解放桥）时，被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拦劫，然后把他押送到宪兵队。
  刘髯公一身正气，面对日本宪兵无理刑讯破口大骂。日本宪兵露出狰狞而目，挥舞木棒、皮鞭劈头盖脸地朝刘髯公打去，他的左腿胫骨当即被打断。一连几天，日本宪兵按照事先罗织的罪名，逼迫刘髯公承认。刘髯公据理辩解，日寇不容分说，对他施以皮鞭抽、棍子打、轧杠子、上电刑等种种非刑折磨，甚至把已经断了腿的他投入水牢浸泡。多次堂讯酷刑用尽，也没有审出任何结果。于是，日寇恶魔又变换一副嘴脸，他们假惺惺地劝导刘髯公与日本人亲善，与日本人合作。刘髯公面对日本强盗唱起了京戏，他把《击鼓骂曹》里的唱腔，改成他编的新词，狂歌痛骂。日本宪兵以为他被折磨成了疯癫，遂不再过堂，把他关进临时的牢房里。据当年曾与刘髯公关押在同一囚室的难友卞慧新回忆，那天他在囚室里见到刘髯公时，刘蜷曲着身躯，侧卧于榻榻米上，裤腿上的血污粘附在伤腿上，稍动一下就会牵动皮肉，痛苦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但看他的眼睛闪着充满仇恨和坚定的目光。卞慧新还谈到：“犹记羁中刘君叮嘱要写《华北沦陷之惨痛》，记述日军侵略暴行，以教育后人。”
  刘髯公被日本宪兵队关押的消息传出后，天津各大清真寺的阿訇到宪兵队联名具保，要求放刘回家治疗。日本宪兵队以《新天津报》附逆出版为条件，要挟刘髯公的家属。刘的家属救人心切，只好答应了日寇的无理要求。1937年10月26日，刘髯公被释放出来。
  其实，被酷刑伤及内脏的他，呼吸困难，早已不能进食。被人抬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病榻上，再三叮嘱家人们，决不能屈服日本人，一定不要按照日本人的条件恢复出报。接着又哼唱那句唱词：“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
  刘髯公回家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几个月后便撒手人寰，时年只有45岁。1949年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曾经派人到刘髯公的家里慰问，并将他的夫人李淑贤请到广播电台，向听众讲述日本侵略者残害刘髯公的罪行。如今，人们再次回忆起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志和民族精神的老报人，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尽个人所能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高尚的情操将成为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永远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