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牺牲51年才得到烈士名誉的武清籍文艺战士，他的战友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重庆市话剧团退休干部陶鹏，在自己的茶园里建起了一个烈士纪念室。每天，到这里来喝茶聊天的市民都会在烈士遗像前驻足凭吊，都会饶有兴味地浏览烈士的生平事迹和英雄壮举。
  这是全国第一个私人出资开办的烈士纪念室。陶鹏为此拿出了自己5万元的积蓄。他和这位烈士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私人出资做这件事？
  为不见经传的烈士在自家建纪念室
  2004年10月5日，重庆市话剧团退休干部陶鹏向重庆市文化局递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他申请个人出资，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烈士——吴玉振开办纪念室。
  吴玉振是天津武清人，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音乐科，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1952年，调中央民族歌舞团任长笛演员。1953年11月，吴玉振同志响应国家民委号召，随文工团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当地民主建政，并收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素材。在途经四川省（原为西康省）理塘县时，吴玉振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明知土匪群集，情势万分危险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和另一个解放军战士打前站，深入虎穴，摸清情况，不幸被土匪抓获。土匪对吴玉振进行了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解放军是来破坏民族团结的。吴玉振宁死不屈，严正阐明共产党的立场，奉劝他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最后，吴玉振惨遭剐刑，牺牲时年仅24岁。
  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吴玉振同志牺牲后，案件迟迟没有侦破，跟随吴玉振一起下西康的同志又被打成右派，直到2001年，民政部才追认吴玉振为革命烈士。他的英雄事迹也因此并不为人所知晓，甚至他家乡的人民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位英雄儿子，他唯一的亲人—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后，悲痛得哭瞎了眼睛，不久便离开人世。
  市文化局收到陶鹏申请个人出资办烈士纪念室的报告后颇感意外，凡烈士纪念馆都是由政府出资修建，民间个人出资开办烈士纪念室还闻所未闻！陶鹏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文化局的领导。市文化局副局长厉华同志在他的报告上动情地批示：“陶鹏同志的义举，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动人乐章！同意个人出资金、出场地开办烈士纪念室”。
  陶鹏跟家人商量，决定将自己用作茶园的三间门面房辟为纪念室。请人做好纪念室的名匾后，陶鹏马不停蹄，以76岁高龄上北京、下云南、渡赤水、过巴塘，沿着吴玉振烈士当年的足迹，广泛收集他的生平事迹材料和照片，精心整理、装裱，制作成展出用的各类镜框和塑胶展品。
  2004年11月24日，在吴玉振烈士牺牲51周年的日子里，纪念室正式开门迎展。陶鹏站在门口，亲自向市民宣讲烈士的英雄事迹。
  每天到纪念室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陶鹏自费开办烈士纪念室的义举受到市民们的交口称赞。但很多人仍然疑惑不解：陶鹏为什么要为吴玉振建一个纪念室？他和吴玉振烈士到底是什么关系？
  50年为战友讨一个公平待遇
  在“吴玉振烈士纪念室”第一室墙壁正中，陶鹏用大红字贴了两行醒目的标语：“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这句话对陶鹏而言有着特殊的含义，他毫不避讳地对每一个参观纪念室的人说：“吴玉振是代替我牺牲的，没有吴玉振烈士，就没有我陶鹏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吴玉振烈士的名字。”原来，陶鹏跟吴玉振是战友，当年跟吴玉振一起下西康的正是他。
  1953年9月，陶鹏和吴玉振一起从中央民族歌舞团抽调到西南工作队，负责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协助当地民主建政、收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素材。11月，工作队经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在昆明稍事休息后，上级指示要组建一支西康小分队，深入到西康省（现划归四川省）的巴塘、理塘地区进行宣传。陶鹏任西康队行军组组长、吴玉振任副组长。考虑到巴塘、理塘地区形势复杂，土匪较多，丽江军分区专门派出一个解放军班护送小分队。
  小分队到达巴塘后，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要小分队迅速结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慰问、采风工作，务必于4月15日前赶回北京参加赴朝慰问演出。陶鹏和吴玉振商量：为了节省路途时间，小分队到达理塘后，不再骑笨重的牦牛行军，直接骑马赶到成都，再从成都返回来北京。可是马匹非常稀少，必须先派一个人到理塘县打前站，通知县委准备好马匹，以便小分队赶到后迅速赶往成都。
  稍懂藏语、又是行军组组长的陶鹏，自然是打前站的最佳人选。他决定带一个解放军战士，选两匹快马立即飞驰理塘。
  正当陶鹏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时，吴玉振同志郑重提出，由他带着解放军战士去打前站，因为陶鹏是行军组组长，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小分队离不开他。吴玉振知道，从巴塘到理塘要经过许多土匪窝点，尤其是毛丫坝地区尚在藏族反动土匪的控制中，此去凶多吉少。经再三争执，从大局考虑，陶鹏同意了吴玉振的意见。临别时，陶鹏握住战友的手，殷殷叮嘱，洒泪而别。
  10天后，陶鹏带着小分队赶到了理塘县委。却没有见到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的身影。理塘县委的李书记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打前站的同志！
  陶鹏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知道吴玉振同志已经凶多吉少了。李书记急忙通知公安局组成侦察组，陶鹏随侦察组一起到沿途仔细搜查。终于在毛丫坝温水塘发现了一堆浸着血渍的沙土和解放军战士的一件雨衣。
  陶鹏放声大哭，他知道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已经遇害了。为了不耽误赴朝演出，陶鹏含泪离开了理塘县，他叮嘱公安局一定要尽快破案。
  可是此案一直没有得到侦破。1957年，陶鹏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下放到重庆劳动。每日每夜，陶鹏都在思念着他的生死战友，都希望得到吴玉振牺牲的确切消息。可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他自身难保，又怎么打听吴玉振的消息呢？
  1979年，陶鹏摘掉右派帽子，获得自由，他立即赴京打听吴玉振的消息，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早换了几茬儿，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吴玉振这个人。再加上共和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事只好搁了下来。
  1997年，陶鹏到北京出差。见到了原西南工作队的老队长杨光同志，问起吴玉振的事，杨光回忆说，这个案子到1958年才得以侦破，据抓获的土匪交代，他们截获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后，把他们吊在土匪头子贡布当珍的地下室里毒打，逼他承认解放军是来破坏民族团结的。吴玉振同志宁死不屈，被土匪一刀刀活活剐死，然后又送到寺庙焚烧，手段极其残忍。
  陶鹏问：“吴玉振为什么没有被评为烈士？”杨光说：“1957年后，跟随吴玉振的同志大多被打成右派，根本没有人出来说话。我现在已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也无能为力了。”
  吴玉振同志牺牲得太惨烈了，却连烈士的称号也没有！陶鹏怎么也无法平静。回到重庆后，他立即整理吴玉振的有关资料，写成了洋洋3000字的报告。之后，他三次上北京，联合当年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费孝通副委员长、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歌唱家胡松华、张苛等20多位老同志，联名上书国家民委和民政部，要求尽快追认吴玉振同志为革命烈士。
  1999年秋，民政部派出工作人员，会同陶鹏和有关人士到四川理塘县调查取证。2000年底，民政部追认吴玉振同志为革命烈士，2001年3月，中央民族歌舞团召开吴玉振烈士追悼大会，号召全院干部职工向吴玉振同志学习。
  一个被湮没了近50年的烈士英魂，又重新走进人们的心里。
  英烈的精神不死
  参加完追悼大会后，陶鹏去了一趟吴玉振的家乡——武清县。令他惊异的是，吴玉振的家里再没了其他亲人，他的老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两年后便去世了。
  陶鹏又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赶到四川省理塘县，在那里隆重举行了吴玉振烈士追悼大会及衣冠安放仪式。仪式后，陶鹏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必须为烈士做点什么。他提出，由他个人出资，在理塘县开办一所吴玉振艺术小学。这一想法立即遭到歌舞团老同志的反对，说理塘海拔3000多米，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根本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更不用说管理一所学校了。
  陶鹏怏怏地回到家里。他捧着费孝通副委员长的题词、天宝副省长的题词和胡松华等歌唱家的题词，内心的情感像潮水般翻滚：“吴玉振如果不代替自己去打前站，那遭受剐刑的将是自己；如果自己牺牲了，又何来今天儿孙满堂的幸福晚年？”
  想到这里，陶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把儿女叫到跟前，郑重提出要在自己家里建一个烈士纪念室，让儿女们像记住自己的亲人一样，永远记住吴玉振叔叔的名字。他当着儿女的面，挥毫写下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十八个大字，用以时时自警。
  儿女们完全同意父亲的做法，二女儿主动将自己位于重庆渝北区龙溪镇的三间门面房拿出来开办纪念室，那里常有老同志喝茶聊天，便于宣传烈士的事迹。
  每到烈士牺牲的这一天，陶鹏都要携全家到纪念室瞻仰、祭拜。
  从2005年1月起，陶鹏主动联系附近的中小学校，不收一分钱，免费让他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亲自讲解。重庆渝北区龙溪镇老年协会决定，每半年定期在这里举行一次讨论会，缅怀为共和国牺牲的革命先烈，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
  目前，不少学校、工厂和企业主动与陶鹏联系，要求把纪念室当作他们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陶鹏同志自费开办烈士纪念室的事件已成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