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百户村村名溯源
  当您走到南蔡村镇，询问全镇有多少个村，您会听到有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这些村名，如果主人没有给您解释，您自然会联想到这几个村会较大，少则2000人，多则会达到3000人。其实则不然，除六百户人口达1500多人，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每村人口仅700—800人，如果追根溯源，其村名的形成和立村时历史发展有关，据有关历史资料考证，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为元代立村，据《元史·矢志屯田》载：古代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
  元朝政府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调集大量精锐部队长期驻扎在元大都地区，为解决众多军队吃粮问题，在京郊各县广占田亩，设立军屯，这些军队仍用军队建制，加以编排，每个军卫各设一屯，这些军卫兵卒多是从江南征调来的新附军，他们基本上从事农垦、种植，并下令连同家属可一起迁到京郊定居垦荒，在军地中安家，农垦军卒由各军卫任命千户、百户进行管理。今武清区城关镇曾是元代武清卫率（帅）府镇抚衙所在地，下设千户、百户等官吏数十人，被分配到武清县北部土地肥沃之区，每个百户的头领称百户长，具体负责垦荒屯田工作，从六百户到九百户，其数字是百户长编户驻所的序号，六百户是第六个百户长的屯田驻所，七百户是第七个百户长的屯田驻所，八百户是第八个百户长的屯田驻所，九百户是第九个百户长的屯田驻所，就这样，俗称“领户分封制”，这就是诸多“百户”村名的由来。
  进入明清时期，随着北运河漕运逐渐兴盛起来，又有许多移民迁此定居，村子范围也逐渐扩大，人们在此繁衍着，耕耘着，许多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习俗也在代代传承着，他们崇勤俭，耐劳作，性豪爽，讲义气，重礼仪，讲孝道，明大义，爱家园。据传在清朝初年，北运河经常发大水，造成人们流离失所，粮田被淹，为祈求北运河安澜和人们安康顺意，六百户人投资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娘娘庙，每年4月18日举行庙会，吸引数千人参加，好不热闹，是当时武清县规模宏大的十几个庙会之一。又传，在清康熙年间，九百户村有一关姓举人进士及第，被分配到内务府，由于工作得力，多次受到皇帝赞许，经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到乾隆初年才告老还乡，回村后还组织了一个民间花会，当时乾隆知道此事后还赐以御匾，在出会时，会前用四人高抬，御匾前行，庄重而热烈，取名九百户皇会。并且当时还有规定，只有九百户皇会出演，各村散会才能演出，由此成为当时武清县内的一道名会，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才逐渐停办，至今御匾经多次寻找不知去向，但九百户皇会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北运河沿岸三“官屯”
  从镇政府所在地南蔡村沿京津公路南行，过定福庄，在运河西岸，并排出现三个村落，靠北面的叫聂官屯，中间的是郭官屯，偏南的是卞官屯，相传这几个村子是从元明朝时期因北运河漕运的兴起形成的村落。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中原后，定北京为元大都，并下旨疏通北运河，令水利专家郭守敬在原来古白河的基础上勘查选址，进行规划设计，同时组织数十万民工用古老的原始办法，疏通了河道。当时称潞河或潞水，使运河漕运直通北京，据流传很久的古话“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马头、张家湾”，就是以反映当时北运河流经的走向，并设有驿站。就在此时期，有一聂姓元朝营官，为护卫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并根据元代法令，携带家属在此定居屯田，然而由于元朝政府的残暴统治，引起广大汉民不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后朱元璋战胜了几个劲敌，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并令四子燕王朱棣亲率大军攻占北京，将元朝残余势力赶至大漠以北，后来朱棣又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推翻了自己的侄子朱允炆，自己做了明朝第三位皇帝，史称永乐皇帝，又称明成祖。朱棣为捍卫北方，于1421年将皇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城，并修建了辉煌壮丽的皇城，同时一方面组织明军将士在京城周围驻军屯田，大力疏导北运河，保证漕运畅通。另一方面，推行移民法令，南蔡村镇的郭官屯就是一郭姓营官因屯田携带家属而在此定居形成的村庄。卞官屯也是因为有一卞姓营官因屯田而携带家属而在此定居，到后来此地靠近运河，土质肥沃，和明朝移民法令，许多山西、山东、河南及江南等地移民到此定居垦荒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村名才以首先到此定居垦荒屯田按姓氏营官定名为聂官屯、郭官屯、卞官屯，并一直沿用至今。据史料查，1693年清朝康熙年间，赐进士出身的浙江海宁才子查慎行在南蔡村一带考查后，写诗道：“土层依沙堡，民屯半属官，树从王浦密，河自蔡村宽。”用以赞美此地的田园风景、居民的身份和肥沃的土质。由此可见，聂官屯、郭官屯、卞官屯村落村名的形成有着浓厚的北运河文化积淀和元明时期屯田垦荒制度的历史遗传。
  勤劳智慧的聂官屯、郭官屯、卞官屯人在1949年解放以后，尤其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敢为人先，坚持种菜致富，科学种田，由于成绩优异，效果明显，在京津之间小有名气。1985年，郭官屯瓜菜技术研究会被国家科协评为全国农村科普先进集体。。90年代中期，郭官屯又搞了200多亩日光温室大棚，提高了蔬菜产业的层次和水平。1995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此视查，使聂、郭、卞三屯菜农倍受鼓舞，种菜热情高涨，同时也为南蔡村镇争了光，为武清增了荣。
  北方早期粮米交易之所
  ——粜粮务
  粜粮务，位于镇政府所在地北6公里，西临北运河，东靠武香路，村北段有廊良公路横穿而过，在村东北有一条河蜿蜒而过，名黄沙河（北运河故道），整个村子都建立在四个大土台子上，均高于地面1.5米，其中村西偏北有一小土台，为集体公用地，据村里老人讲，在民国时期为粜粮务中学所在地。在四个大土台子民居之间，由郁郁葱葱的树木所覆盖，整个村子被掩映在绿色之中，在村中东侧有一南北主街将三处民居连接起来，西侧也有一条蜿蜒土路，和各个东西走向小街相连，人们出入自如，漫步于村间，既看到现代农村的景象，也体察到村庄的古老底蕴，给人以清心，让人以怀古。笔者出于好奇，对粜粮务村落的形成和村名的由来进行了初步的探究。
  史料载，粜粮务辽代成村，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是粮米交易之所，官府并在此设立务关，在此榷税，并收卖粮米，故名粜粮务，此载不虚，第一，远在一千年前的辽代（公元907—1125年）此地属幽州管辖，由于后晋高祖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归辽，甘当儿皇帝，此地便纳入辽朝管理。距此地东3公里的大良镇大良村、距此东南2公里的本镇西小良村，均是在辽军攻下河南省开封（北宋首都），后将开封十余万人口强迫迁移燕京（今北京），一部分人到了大良附近定居下来。为怀念故土，新的村落便称大梁（古时开封称大梁），后演变为大良和小良。同时在辽代实行驻军屯田距此地1公里处便是大良镇管辖的东营、西营、后营三个村，是辽代驻军屯田之所，因此说粜粮务辽代成村已有可能。第二，在元代，元世祖忽必烈疏通京杭大运河漕运，现村北的黄沙河正是元代北运河故道，自然成了水路要冲之地，同时按元代“领户分封制”的制度，设千户、百户长驻军屯田，在粜粮务周围有十几个叫百户的村庄。比如，南蔡村镇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现大良镇南四百户、北四百户、二百户、上九百户、大十百户等，均是辽代各百户长的驻军屯田之所，并且村北是一条古道路，向西直通元代当时管理武清驻军屯田的府衙“武清卫帅府”。还有村东用于把生米炒熟供军队食用的炒米庄；村南还有供军队作战用的养马场，后村名演变为马棚洼。由此不难看出，在辽、金、元时期，从地理形势、驻军屯田上看，粜粮务作为当时粮米交易之所十分可信，同时村西北段的不足5亩的小土台，极有可能是当时官府设务关，在此榷税之所。由此可见，粜粮务村历史悠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着一段做为粮米交易地繁华兴盛的经历，是让人有一种追忆，引以自豪的一块宝地，给后人以振奋，更加满怀豪情去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新的辉煌，新的未来。
  九百户皇会受皇封
  九百户是南蔡村镇辖区东部边缘的一个村，与武清区大碱厂镇域接壤，全村181户796口人，距南蔡村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人们心地善良，勤劳朴实。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并于圣元开年（1272年）将国都迁至北京（史称元大都），为充实元大都，京城围绕地面，保证军粮供应，推广军队屯田制度，为奖励军功人员，以军功封为百户长、千户长，并可带家属，在武清城关设立卫帅府衙门总管军队屯田事宜。屯田所占之地均为靠近北运河沿岸的肥沃之区，九百户就是以编户驻所的序号第九个百户长的屯田驻所。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移民到此地聚集，逐步形成村落，就叫九百户村，一直沿续至今，并留下一段故事传说。
  且说在清康熙年间，九百户有关姓孩童，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历次乡试会试屡拔头名，在皇帝主考的殿试中，也名列前茅，很受皇帝喜欢，经大臣们保荐，被皇帝指派到内务府，由于他的家乡水草丰美，离京城较近，又盛产牛羊鲜菜，而主管朝廷鲜活食品采购和供应。由于他懂算计，会管理，又潜心研究，提高产品质量和保鲜作法，使朝廷食品供应井然有序，很受皇帝赞许，南蔡村、北蔡村一带很快成为朝廷食品供应之地。然而当时的北运河并非是安顺之河，常常发生河堤决口，淹没两岸大片农田。传说有一年，京津地区下大雨，山洪暴发，北起大王甫，南到杨村的北运河段多处决口，造成武清县100多个村庄被淹。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此时在朝廷为官的关姓内务府佥事，心急如焚，立即会同通州府尹、武清县令联合上书皇帝，开设粥棚，赈济灾民，经皇上批准，就在九百户开设了粥棚，一直开了一个多月，灾情过去后才停止，此举倍受百姓称道。
  然而，时间如流水，40年过去了，这关姓朝廷内务府佥事已进入花甲之年，在清乾隆年间，便向皇帝申请恩准告老还乡，回到故乡九百户村。由于他经多见广，又喜欢文艺，便在村里组织了一道花会，没几年工夫，由于编排新颖，花样出新，便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成为武清县的一道名会，倍受武清县令赏识。有一次乾隆皇帝在视察北运河时，武清县令还禀告了皇帝，乾隆帝得知心中大悦，念其在朝廷做事十分出色，告老还乡后又与民同乐，颂扬太平盛世，御笔亲书赐匾额一块，九百户花会更加名声大振，花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愈来愈高，成为京东地区的一道名会，并更名为九百户皇会，每逢春节和庙会时节，都出来走会。其规模与特点是将民间几种花会统一合演，且编排有序，规模宏大。走在最前面的是由4人抬着皇上所赐之匾，匾上用红绸布装饰，左右有彩旗数面，庄重而热烈，紧跟其后的是两方文狮表演，其狮身用麻布缝制成各种颜色，有两个人藏在其中，在紧锣密鼓中表现温顺的形态，或摇头摆尾，或翘首低头，或蹲卧舔毛，或搔头打滚……动作细腻，妙趣横生。紧跟其后的是飞叉队表演，20多个青少年，在热烈的鼓乐声中表演单练、对练、团体练，动作朴实，招式多变，扣人心弦。在飞叉队的后面是小车会（也叫太平车会），小车用木竹和彩布扎成，以汉朝王昭君出塞为情节背景，有车夫、坐车小姐、先生、丑婆子、傻小子等20多人，通过鼓乐伴奏，进行推车赶路、上山、过桥等动作，有舞、有唱，妙趣横生，引人发笑。最后是高跷队，由8对16人组成，演员们蹬在3尺长的木棍的模板上，两腿绑在其上，进行表演，第一对大头陀（俗称捧和尚）和买豆的组成；第二对由樵夫和老坐子组成；第三对是老渔翁和青竿组成；第四对由公子和白竿组成；第五对由衙役和小寡妇组成；第六对由小炉匠和王大娘组成；第七对由咧子和刘二姐组成；第八对由傻子妈和傻子组成。演员们进行逗对和集体表演，逗乐取笑，并进行爬坡走桥等特技动作，令人拍手叫绝，上述整个表演队伍达一里多长。清末民初之际，随着清朝灭亡，九百户皇会已不存在了，御赐之匾也下落不明，不过，此段经历却给九百户后人带来引以自豪的事情，借以发奋努力，创新图强。
  运河古驿——南蔡村
  画中之乡
  几百年前，南蔡村是个鱼米之乡，御河的肥水沃土为农家种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三乡五里百姓吃菜，多依赖这个村子供应。当初，南蔡村人既种菜，也打渔，轻舟一架，罾网一张，满舱的鲫鱼活蹦乱跳。杨树柳树果树满村遍野，其中以桃李杏桑枣树为最多，古人有“树从王浦密，河自蔡村宽”的诗句。密到蔡村不透风，宽至三沽无边际。每逢艳阳三春，桃李杏树盛开季节，便引来不少文人骚客到此一游，诗兴大发，因此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诗篇。
  1693年，赐进士出身的浙江海宁才子查慎行迁居天津时，对南蔡村地方的土质、居民身份、树木栽种的范围，当地运河的宽窄，田中农作物、田野风光等等，仅用了一首诗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土层依沙堡，民屯半属官。树从王浦密，河自蔡村宽。
  鸥外新芦壮，犁头旧麦攒。蒲沟行未到，月黑夜漫漫。
  定陵金砖
  当人们参观新中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定陵的时候，所得的第一感觉乃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叹。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就在这部伟大的杰作中，蔡村产的御用金砖，俗称白城砖曾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兴建定陵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而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京畿的蔡村和山东的临清。明万历二年（1574）九月，宛平县民王勇上奏说：“今有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两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有生财之效。”经工部核议，皇上准奏，蔡村始烧白城砖，年额3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蔡村地处运河之畔，回转弯曲较多，运河水夹带泥沙淤积到蔡村一带。已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性。又有驿路通过，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白城砖烧造工艺极其复杂，首先将泥土挖出晾晒，然后经过过滤、浆泡、摔打、制坯等多种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高。为便于检查，每块砖都打有窑户、匠人、年月等标记。检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砖色灰白，质地细腻，砖面光滑，也称白城砖，为世之稀有。
  砖厂村轶事
  砖厂村位于南蔡村镇中部，傍临北运河，全村430户。关于村名之由来，传说在明清时期，此地因烧制和存放白沙砖，靠运河船运到北京用于筑城和建皇陵之用，故得名砖厂。同时，自清朝以来，在砖厂程姓家族还有一段轶事流传至今。
  且说在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有一次正是仲春时分，乾隆皇帝乘龙船沿北运河过三里浅行至此地，但见河水清清，河面宽阔，鸟啼鱼跃，两岸绿柳吐翠，草旺花香，心情格外舒畅。又见龙船前方有一只打鱼小舟，小舟上老翁和孩童正撒网捕鱼，悠然自得，乾隆皇帝倍感欢心，龙船徐徐向前，离小舟仅两丈有余时，小舟避让不及，小童不慎跌倒在小船上，乾隆见此情景，情不自禁说一声“哎呀我的儿呀”！颇使周围的人感到惊讶，打鱼老翁见此，心暗想：“此龙船，船体庞大，旗幡招展，侍卫林立，说不定居中而立的是当今乾隆皇帝”。于是灵机一动，急忙扶起小童，让小童朝乾隆皇帝双膝跪倒，大喊：“孩儿谢主龙恩！”乾隆听罢，命令将老翁与孩童扶上龙船，经询问翁童二人姓程，是父子，在砖厂村居住，靠打鱼为生，又见小童眉目清秀，聪慧过人，谈话间恭敬知礼，乾隆顿生喜爱之意，君无戏言，便传旨收下小童作了乾隆皇帝的义子，并以皇子贝勒名义在砖厂修建豪宅一处，赏良田百顷，世代享受皇恩。
  一直到1910年，此家族仍尊荣犹在。以后，随着清朝灭亡，家宅又着了一把大火，程姓各家才各谋生路去了。
  但据砖厂程姓后人讲，并非像前面说的那样，而是远在清顺治初年，程姓先人在关外满清八旗为官，因作战英勇，在清王室睿亲王多尔衮帐下听令。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因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霸占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爱妾，并杀死其父吴襄，造成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程姓先人才随多尔衮高举“消灭闯贼，为崇祯帝发丧”的旗帜入山海关。经过几年征战荡平了李自成的武装，并通过安抚办法平定了中原。
  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为犒赏有功人员，开发京城周围地面，允许清王公贵族和功臣开展“圈地活动”。程姓先人平定中原有功，也看中了砖厂这方土地，于是圈地近百顷，并花重金仿北京亲王府的样式修建了一所豪宅，从此在砖厂村世代定居下来。
  砖厂程姓先人谦和仁厚，以仁德立身处世，多行善举，和同村百姓和睦相处，留下很好口碑。到中华民国初年，因家宅失火，程姓人家才分家另过，各谋生计，各奔前程。时至今日，程姓人家豪宅已荡然无存，在老地方建起村委会办公室，靠东侧建成漂亮的成排民房，但此轶事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达村古今
  达村位于南蔡村镇西部，傍临凤河。
  早在宋元时期，此村已有一家居住，据传其村名是因为元朝曾在此驻军而得名，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平定南方后，定都城为北京，称大都，国号为元。为维护地方统治，在达村建立军营一处，以确保京都平安。2005年京津高速路前期考古勘查时，在达村北发现三座元代古墓。据考古专家论证其葬制为古鞑靼人葬宿，现遗址已埋在高速路路基下方。
  然而，由于汉人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不满意蒙古人的统治，再加上元朝初年，统治者实行严酷的统治政策，经常出现汉人暴动。有传说当时此地有几位反抗元朝统治的志士，利用百姓过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时，家家户户互送月饼之机，在月饼里装上纸条，上写“八月十五日，定时举事，一起杀鞑子”的字样，（古时称蒙古人为北国鞑子），号召汉人起来反对元朝统治。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足已证明当时汉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到明朝初年，已在南京做皇帝的朱元璋，封四子朱棣为燕王，并令其扫北，在军师刘伯温的帮助下，各地汉民积极响应，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将其赶至漠北。
  后来有人为纪念这段历史，将元军曾驻扎过的村落定名为鞑子村，其村名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后改为达村。
  1949年解放以后，勤劳俭朴的达村人在党的领导下，紧跟时代步伐，创造出许多可歌可颂的事迹。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达村曾建立农民评剧团，请来老师精研细排，并到各村街巡演，小有名气，给本地百姓带来不少欢乐。
  从1984年开始，达村人首先带头种菜致富，从400亩发展到1000多亩，以春架豆、秋黄瓜而享誉京津、著名三北，在蔬菜上市季节吸引东北、京津等地菜商到此采购，在老碱东路可谓是车水马龙，交易红火，每年给本村百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同时也辐射和带动周边村街种菜致富，功不可没。
  南蔡村镇“兴善寺”和“文庙”
  南蔡村位于武清区中部，东邻北运河右堤，西有京津公路（103国道），是南蔡村镇政府所在地，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武清城区仅10公里，农居大多沿北运河堤而建，南北狭长，村中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街，与横贯东西的老碱东路交叉而形成十字大街。街两侧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进入70年代以来，随着京津公路不断拓宽，沿路两侧逐渐开发建起现代化高楼，商家遍街，包括武清区南蔡村镇高级中学、国地税务所、工商所、农行、信用社等单位。
  相传南蔡村初建村落是在辽代，以蔡姓先民首先到此定居而得名，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传说，这里在宋朝和辽国对峙时期，多数时间属辽国管辖，有一蔡姓先民见此地水草丰盛，土地肥沃，西望凤河，东近白河（北运河前身），离古县城（今旧县）仅10多里地，离繁华之地太子务也不足20里，于是在此建房定居下来，以渔猎为主，并选好地块种植粮食，在闲暇之余，去县城和太子务兑换油盐衣布，生活自足，好不自在逍遥。
  由于人类有聚集生活的习惯，后来，又有先民到此定居，并形成了小村落。现镇医院西，在70年代开挖二支渠时发现此遗址。到元朝时期，随着古运河逐步改造，形成了潞河（北运河），此地也逐渐繁华起来。可是明清时期发生数十次大洪水，北运河决口，田间积水深达丈余，为躲过水患，先民们将房屋迁至北运河堤边，筑土建起高宅。同时，明朝推行移民政策，多数中原和江南移民到此定居，便在此地形成较大村落。后来有人为区别于北蔡村，采取和北蔡村对称的叫法，定村名为南蔡村。
  南蔡村先民来自五湖四海，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居民大都具有勤劳创业，眼光开放，为人和善，理解包容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民族精神，追求正义的良好传统。
  据说，在清朝初年，皇城由沈阳迁至北京，朝廷大力推行“圈地运动”来奖赏有功将士，北京周围大部分土地被清朝将士圈占，使此地汉民十分不满，加之受传统民族主义影响，南蔡村一带先民举起刀枪奋起反抗，使得清朝总兵府从通州迁至河西务，预防汉民造反，保证地面安宁。后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听了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建议，很快废除“圈地运动”，并力尊汉唐传统文化，以征得汉民之心为上策，推崇佛教、道教、儒教，教化人民从善积德，崇文尊孔，并采取朝廷拨重金和号召当地绅士捐银的方式，大力兴建寺庙。
  于是在清朝康熙初年，在南蔡村北建起了兴善寺一座，俗称北大寺。供奉释加牟尼和菩萨神像，并在村东建文庙一座，供奉孔夫子神像。从康熙初年至民国时期近300年里，两个寺庙香火旺盛，十里八村的善男信女都到庙里烧香拜佛。每年阴历二月十五的庙会非常热闹，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型寺院。同时建筑在村东的文庙也给南蔡村一带人民重教兴学带来先机，教育子女苦读诗书上学求仕，公元1869年本地有名士绅捐资在文庙周围兴建学校，吸收本地学生学习文化，是武清境内建校办教育最早的村之一。
  在上世纪80年代，南蔡村小学翻修校舍时，在墙基中挖出石碑一块，碑文记载着当时办学的过程，同时小学院内还有着300年历史的古龙爪槐，也证明了南蔡村人开办教育的悠久历史。
  十三陵地下玄宫中的武清白城砖
  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南麓的明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明十三陵中，从永乐七年（1409年）营造的长陵到清顺治初年的思陵，时间跨度长达200余年。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长陵和定陵。
  400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慨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而武清的白城砖在这座瑰丽的古墓葬群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大兴土木，兴建工程浩大的陵墓，十三陵即为代表之作。明朝迁都北京后，有十三位皇帝埋葬在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每一座陵墓的修建都要花费十多年时间，役使几十万军士和民工，耗银千万两。兴建这些陵墓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材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而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明万历年间，有人上奏说：“今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二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有生财之效。”经工部核议，皇帝准奏，武清蔡村始烧制城砖，每年30万块。
  北运河处在燕山山前平原，地势北高南低，落差大，水流湍急。为了便于航行，人们想出了使河道弯曲的办法，加长河道，缩小坡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弯抵一闸”，从中闪耀着我国古代先民智慧和创造精神。蔡村地处运河畔回转弯曲的地方，运河水夹带的泥沙，厚厚地淤积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河道中，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性，是烧砖的理想材料。烧制城砖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将泥土挖出晾晒，然后经过浆泡、过滤、摔打、制坯等各种工序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高。为了便于检查，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砖色灰白，故称白城砖。
  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武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制白城砖12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有大幅度增加。
  北蔡村的古运河码头
  北蔡村位于北运河东岸，民居沿堤而建，南北狭长。西与砖厂村、南蔡村隔河相望，村中偏北段有一十字大街，南连碱东路，北接三里浅，东通蔡九路，交通十分便利，在柏油街面南侧，店铺林立，买卖兴隆，非常热闹，还建有乡医院一所，畜牧兽医站一处，给十里八村百姓就医和牲畜病情防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它也是人流、物流集聚地之一，居住在此，好不自在。
  相传元明时期立村，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勤劳善良、民风淳朴、聪明智慧的北蔡村人居住在田园秀丽、地理位置优越的古运河码头。这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当时北运河漕运十分兴盛，每天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百十条，物通水畅，百姓安居乐业。
  且说，有一年初夏，乾隆皇帝乘龙船下江南，回来路过此地，见河水清沏见底，碧波荡漾，两岸大堤坚固，绿柳成行，青莹吐翠，又见河面渔船游荡，渔翁撒网，鲜鱼满舱，乾隆顿生快意，下旨登岸一访。
  随后龙船靠近东岸，乾隆和陪同前来的大臣刘墉及侍从弃船登岸，沿田间小路东行。但见两侧沃土遍野，细细的表层黄沙土，长着葱绿的庄稼，潺潺细水，滋润着万顷禾田。走近看，架上黄瓜顶花带刺。马铃薯开着白花。麦苗随风逐浪，高粱、粟谷绿油油一片，生长茁壮。向北望去，远处杨柳榆槐翠绿成片，空气清新。又见民宅旁，桃李杏枣，幼果累累，生长茁壮。
  乾隆边走边看，心中更是愉快，便问刘墉道：“北面一片沃土良田，丰收在望，为何东边村庄相连，遍野牛羊？”刘墉答道，北蔡村村东为一溜“羊坊”（苏羊坊村、刘羊坊村、韩羊坊村、张羊坊村、翁羊坊村），此地人从元、明两朝就学会牧养牛羊，此地水草丰盛，喂养的牛羊，膘肥体壮。乾隆听后十分高兴，对两侧的田园、美景看也看不够，很快两个时辰过去了，乾隆有些累乏，便弃岸登船。
  在船上，乾隆问刘墉：此地水清田秀，民风淳朴，勤劳能干，又会种菜，又会种粮，牛羊育养，更是内行，何不兴码头，靠运河送往皇城，朕也尝尝。刘墉道：皇上圣明。随后皇上下旨，在北蔡村建运河码头一座，码头宽达数丈，直入河心，行船装卸十分方便，使北蔡村一带生产的果菜和牛羊鲜品靠运河漕运至北京，使北蔡村在以后的100多年里逐步繁荣起来，成为北运河畔一处繁华之地。
  至清朝末年，随着运河漕运衰落，此码头才逐渐演变成沟通运河东西的摆渡口，现遗址已荡然无存，然而，古码头也确实使北蔡村成为一方重地。
  据查，在中华民国时期的1940年，成立伪武清县第三区，北蔡村乡治所下辖13个村。到1949年又划归武清县第二区，北蔡村乡驻地。1957年，撤区并乡，改为北蔡村乡政府所在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划归筐儿港公社管辖。1961年筐儿港公社撤消，又成为北蔡村公社社址。到1983年，改公社为乡镇建制，后为北蔡村乡政府所在地，下辖23个村。2001年撤乡并镇，北蔡村乡划归南蔡村镇管辖。
  从此，北蔡村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定福庄村变迁
  定福庄村和南蔡村镇区相连，全村现有近300户1000多口人。当您走进定福庄村时，会感到民风淳朴、景致宜人。村东是古老的北运河，村东北侧被2005年新拓宽的京津公路环绕，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村南是2008年新建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两侧各有50米宽的绿色长廊，长廊中杨柳吐翠，靠近路边各有5米宽的绿化带，十几种各色花卉栽种其间，景色宜人，生机盎然。村中有2007年修的定韩路和2001年修的村西小公路，两侧也是绿树成行，别致有序。
  村中四条主干街道全部是柏油路面，平坦笔直，街道两侧和胡同里巷红砖铺地，清净整洁。同时，街道两侧还栽种了龙爪槐等各种奇特花木，更彰显此村古朴而斯文、进步而现代。村中民宅全都是砖瓦结构，有的宽大而显阔气，有的虽小也显的别致温馨。
  村西是南蔡村镇第一初级中学教学楼，可以不时地看到在校就读的中学生在操场体育锻炼的身影，还可以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学生们努力实现着他们的梦想。和村西北相连的是南蔡村镇集贸市场，市场四周建有整齐、漂亮、现代的二层商用楼，100多家商户入驻经营。集贸市场地面均为水泥砖铺设，并有近2000平米防雨、防晒的货架棚亭，每逢农历日尾数二、四、七、九日为集日，吸引十里八乡的村民来此赶集，购销两旺、热闹非凡、人气旺盛。
  当笔者问村民为什么定福庄近几年变化这么大？村民们自豪地说：“我们村天时、地利、人和”都赶上了，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生态村以来，我们村才有这样景象，而且在今后1—2年内还要建设秸秆气化站和改造更新自来水网，实现秸秆制气入户和24小时供水。听到村民这番话语，看到定福庄这般变化，经查阅定福庄发展史，笔者心悦诚服。
  定福庄，明初立村，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立村之初，占有天时地利之便，首先明朝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此地正是京城周围天子脚下，人流汇集给此地发展带来先机。同时，自元代开始，经明清两代多次疏浚运河，漕运成为京都到江南的南北大通道，半个天下财富靠北运河运往京师。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大量移民汇集于此定居，给定福庄发展带来生机，也造就了人们富于奋斗的品格。
  有史料记载，自20世纪初，定福庄出现很多能人志士。如赵旗，1912年生，曾任兰州铁道学院基础部教授；赵秉刚，1925年生，曾任开滦矿物局教育培训中心高级工程师；赵秉彦，1932年生，曾任山西省电力局高级工程师。特别要提到的是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袁桐利，其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定福庄度过的，可见定福庄人杰地灵。
  关于村名来历，据查明朝初期为丁甫庄，清朝为定府庄，中华民国以后至今为定福庄。传说在宋辽对峙时期，边关元帅杨延昭手下有一大将叫丁甫，此人身体高大、仪表堂堂，武艺超群、善于骑射，同时作战勇敢，善待士兵，打过多次胜仗，很受朝廷赏识，不料在一次征战中，受暗箭而亡。朝廷将之厚葬于定福庄处，并设立护墓人（现此处为武清区文物保护单位）。到了明代，先民汇集立村，取名丁甫庄；到了清朝时期，随着先民增多，改用谐音定府庄。到了中华民国时期，有一陈姓大地主，兼并土地达万亩，由于捐款给袁世凯小站练兵，深得袁世凯赞赏，曾赠匾额悬挂于陈姓家庙门楣，使定府庄名声大振。由于“福”字在民间具有吉祥富足之意，所以有人提出将“府”字改为“福”字，就叫定福庄了，其村名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