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内容
武清乃秦汉旧邑，古泉州、雍奴故地，濒渤海之大县，唐天宝初改名武清。自辽以降，武清“北拱神京而层峦远障，南窥潭海而万物朝宗”，“当水陆之冲衢，洵畿辅之咽喉”，其地位日重。稽之于史，武清从秦汉始已两千余年；求之考古，则更溯至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时期。悠久的历史文化应该留有众多的文物遗存。但同样因为历史的原因，朝代更迭，兵燹战乱，政治动荡，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所以这个地区保存下来的东西便弥足珍贵。区内已发现文物遗存如遗址、古建、墓地、碑碣等150余处，这些都是祖国与家乡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是研究地方文化历史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更是振奋民族精神，教化民众的宝贵教材。
武清区文化馆馆藏文物现存700余件，历代钱币两万余枚。其来源包括三部分：一为区内挖掘出土物，这是馆藏的主要部分；二为有关单位收缴转来和收购、征集物；三为刘炳森先生捐赠物，后两类所占比例约为全部藏品的五分之一。馆藏文物中的西周立耳蕉叶蚕蝉纹柱足鼎、春秋弦纹素铜镜、战国三蹄附耳三牺铭文盖鼎、东汉鲜于璜碑（拓）、古琴（瓦）式篆铭花石砚、唐双兽耳黑釉瓷瓶、元龙泉窑豆青釉盘、钧窑天青釉盘碗、明玄帝庙护法铜人、慈航寺铜佛、德化窑双兽耳白釉炉、清青花缠枝莲纹将军罐、黑釉摇铃尊、青花涡纹花押盘等，都是堪以傲世的珍品。
一、新石器时期文物及遗存（距今10000至4000年前）
多彩的文物藏品，向我们见证了家乡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有关地质资料表明，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渤海湾西岸曾发生大范围的海浸，而天津市区及沿海平原的成陆年代距今才4000年。但古武清的大部分地区则成陆较早。在今武清区偏东的曹子里地区地表下7.5米处发现有成片树林和山核桃等果实化石，测定距今7260年（±100年）；证实那个时代陆地就已经存在。距今六至七千年前的今区西北部小韩村王地遗址，面积万余平方米，在距今地表2米多处，挖掘到石斧5件，石耜1件，石磨棒3件，石磨盘1件，还有夹砂、夹云母红陶片、动物骨骼等。这就说明当时已经有先民在这里居住生活了；在今区偏西部的北双庙村南地区地表8.1米处也曾出土石耜和附带的地层泥炭，测年距今为6370年（±140年）；在区西北的今里老村的地层测定同样距今达五、六千年之间。在区内杨村地区发现有石夯，在西柳河村发现有石斧、鹿角化石，在杨村南的南北辛庄、聂庄子等地也发现了鹿角化石等。大量资料证明，武清地区有人类活动历史最晚距今在六、七千年前。如果再扩大一些，在后来属于武清辖地的今三河、大厂、香河、宝坻县境等地都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或许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类活动应该还能向前追寻，因为肯定还有很多史前遗存和我们远没有发现的东西至今还深埋于地下。
刘炳森先生捐赠的文物中有一些外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为馆藏文物的新石器时代增添了光彩。选入《图集》的有两件属齐家文化的锥刺纹红陶罐，一为双耳一为单耳。齐家文化早期距今约4000年左右，罐的造型与装饰虽原始却极具特色。另两件一为彩绘蛙纹双耳陶壶，一为彩绘绳纹陶壶，属于公元前3100年至前2700年的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陶器，这些粗旷与细腻相结合的史前艺术品极大地丰富了新石器时代文物的馆藏。
二、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二二一年）
据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武清夏、商时属冀州，周时属幽州，春秋战国时属燕国。作为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区内只在城上村有遗址发现，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点在汉泉州故城之南，采集物有西周鬲残片、绳纹盆残片、纺轮、蚌刀等。选入《图集》的西周之前的五幅：一为刘先生捐赠的夏商早期的彩绘双耳陶壶，此壶应出土于甘肃河湟一带，颈领较高，鼓腹，对称双宽耳，颈腹间绘红色弦纹，肩腹处绘红色羊角形云纹。二同为刘先生捐赠的绳纹灰陶鬲，侈口，短束颈，腹略鼓，深裆，三锥形足，腹足饰绳纹。三是于区内大孟庄出土的直线网格纹灰陶罐，出土资料不清，但颇为可贵。网格纹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所用很多，至商周时除南方印纹硬陶上尚常见，已呈渐趋消失的现象。四是馆藏的应出土于中原一带的西周立耳蕉叶蚕蝉纹柱足铜鼎，从鼎腹下垂的特点判定应为西周初年康、昭时代器物。五是馆藏的西周时期双头蟠螭夔龙纹蒜头铜壶，图案错落变化，异常精美。这些应该都属馆藏之宝了。
春秋与战国时代的文物较难区分。这次整理了区内一些地方出土的罐类文物填补了春秋时代的空白。其中如区内北寺村出土的直领夹砂灰陶罐、直领弦纹灰陶罐、杨村砖瓦厂同时出土的两个绳纹灰陶罐等，或是其肩部由斜直发展成略为圆鼓、或者是陶器表面基本上都呈绳纹，这都是春秋时期罐演变的重要特点，对于了解本地区那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内羊坊村还发现了一面直径22厘米的弦纹素缘铜镜，制作精致，与其它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此类铜镜风格相同。我们能够想像得到，春秋时期的武清已经形成了较具规模的聚落与村庄了。
进入战国时代，武清地区属燕国，且处于邻近燕、赵、齐三国边境接壤的地理位置。为了避免被吞并，各国先后都呈现了一种快速发展的态势。武清地区燕文化特征明显。仅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遗址就有不下十余处：
城上村遗址。发现有战国夹云母红陶釜、灰陶三足器、盆、绳纹罐，特别是其中的双龙纹半瓦当和猛虎纹半瓦当的发现令人惊叹。双龙纹半瓦当当面为两龙相对，身躯盘曲，头上睛、须、角、发俱全，身上花纹清晰可见，两爪相峙，双尾高扬，较之河北燕下都故城出土的同类瓦当画面饱满，更有力度感和艺术感染力。猛虎纹半瓦当中是一只威风矫健的斑斓猛虎，前爪卧地，前身偃伏，后身弓起，虎尾高扬，虎头回望，虎口大张，如闻吼声。两块瓦当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堪称典范。瓦当只是建筑材料，从这制做精美的瓦当上可以想见当时城上村建筑的宏大精美与大型村落的繁华兴盛。城上村东、南方向应是著名的雍奴薮，其水面浩大，所以渔、盐之业逐渐发展。在城上村曾出土一三角陶块，三面有孔相通，研究为渔船锚碇或鱼网坠物。目前发现的在其东北的大宫城、其南的北仓都有大量网坠出土。可见获取渔盐之利已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兰城遗址。与附近郡县发现的同期遗址比较，兰城的出土文物尤其引人瞩目。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2米。发现有战国时期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豆的残片、纺轮、筒瓦、板瓦和种类繁多的饕餮纹、山形纹、双兽纹等半瓦当；发现用磨光黑衣陶制做的精致的尊和盘，盘上刻画、压印有龙纹图案；发现了一些尊和罐上印有“二十五年陶口”、“二十一年将军……行”、“二十七年兴口生仓”等等戳记文字。而专家讲这类陶文过去只在燕下都见到出土，表明了兰城遗址和当时的统治者燕国王权的关系非比寻常。在兰城还发现了平首方足“蔺”布钱，那是属于赵国所铸的钱币，这种钱币在兰城出现，说明当时兰城靠近燕、齐、赵三国的交叉地带较近，或许表明发生的贸易往来等情形。
河北屯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有夹砂灰陶绳纹罐、灰陶盆、豆、夹云母红陶釜陶片等，明刀币近百枚，多座儿童瓮棺葬。有专家以为儿童瓮棺葬只能在山东齐国才有，可燕地同样有，这反映了当时民俗的交汇与相互影响。
后营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发现有陶井圈叠起的圆水井5口。出土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豆等文物。
东张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面散布有大量陶片、绳纹筒瓦、板瓦。战国遗物有夹砂红陶罐、灰陶盆、豆等。
北郑庄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叠压在1米深的沙土下，厚近1米。发现战国遗物有灰陶绳纹罐、豆、陶釜残片。
青坨遗址。清《畿辅通志》载：县西南三十里，（长城）延袤数百里，相传战国时燕所筑。位置在今区内青坨村西南，1930年时尚有遗迹。判为燕国南长城，西南延伸与文安、大城、雄县长城相连。
大宫城遗址。面积约为1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战国遗物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豆、壶、绳纹罐、盆、网坠等残片。证明当时当地除有陆地的生产生活，还有水上渔业捕捞生产。
韩营村遗址。发现批量战国燕早期尖首刀币，陶罐碎片、绳纹砖、红陶片及多处被破坏的墓葬。
另外，象南闫庄遗址出土有战国陶鼎、灰陶双耳罐等。东马房、大张庄、大孟庄、刘庄、田户村、羊坊等地出土有陶鼎、陶壶、陶盆、陶井圈等战国时期遗物。在西梁庄还出土过灰绳纹罐，内藏战国燕刀币10多斤，后在普查时又征集到10数枚。这说明当时武清这片土地上“鸡鸣犬吠之声，有闻而达于四境”，人们的各种生产生活达到了相当规模。
三、秦汉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战国末期，秦开始兼并其它六国。燕于公元前234年把太子丹送到秦做人质，二年后逃回燕。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太子丹为挽救燕国，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举动。始皇震怒，公元前226年出兵伐燕，取都城蓟。《水经·鲍邱水注》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后来考古在宝坻秦城发现一石范，方形，边宽2.2厘米，一面刻有“泉州丞印”。“丞”是战国时秦国首置，这方印范具战国时秦印特征。应该说，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武清的前身泉州，秦时即已设官管理了。史书多载武清秦时属上谷郡，也有专家认为属右北平郡。
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咸阳为中心，“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其中一条驰道由咸阳出发，东经河南，北沿太行山麓，经邯郸、中山至燕，至武清穿境而过。武清草茨、吴堤一带时有堤路两用之道，人称始皇堤，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曾提及。传始皇三十二年第四次东巡，曾于武清今秦营扎营，驻跸于此，后循始皇堤东临碣石。武清境内太子务、青坨一带燕南长城大致就是那时下令拆毁，夷去险阻是防止诸国割据的东山再起。
汉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武清是唐以后的称呼，汉时属幽州渔阳郡，地跨当时的泉州、雍奴二县，而且后来的宝坻、香河、三河、宁河县及天津市、郊部分之地都在二县之内，可见武清当时地域之大。高祖刘邦建汉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经济不断繁荣发展。武清当时濒水临海（水有雍奴薮和众多河网，海有渤海），人民多以渔盐业为生。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泉州设盐官管理盐政。使得战国时已颇为发达的渤海盐业，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统治阶级对渔盐之利的重视，也促进了武清（泉州、雍奴）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促进了村镇建设的发展。
按现在大大缩小了的武清版图，而且是在遗址挖掘较少的情况下，目前发现武清汉代遗址有三、四十处。简列如下：
泉州故城。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按《水经·沽河注》及《武清县志》等记载，判此城应自秦至东汉末为泉州治450年左右。城址在今区内城上村，于战国聚落上修筑。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0米，面积25万平方米。解放后考古发现城墙破坏严重，东北城角被河水冲毁，南城墙和西城墙只存地下夯土部分。北城墙尚存100多米长的残段，高约2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0厘米左右，发现战国陶片。采集到的陶盆残片上有“泉州”戳记字样（城东10公里处双口镇西汉墓地，也曾在陶罐上发现此戳记，表明皆秦汉泉州地）。过来未曾闻有发现秦代遗物，一者秦立朝时间较短，二者战国与秦的文物分野不是很清晰，三者秦远在咸阳，对燕地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在馆藏文物中，我们似能看到秦的印记。现杨村地区与泉州故城不过十数里方圆，当时应属泉州所辖。馆藏文物中有一出自杨村的陶豆，腹壁外部有明显折棱，这是属战国时期偏晚，接近和进入秦代的文物特征。另有一件出土于杨村附近（大南宫）的陶仓，仓顶为圆锥形，肩下有折，仓身略呈筒形，下微内收，平底，折肩处向下开一长方形窗洞，与汉代流行的陶仓有差别，判为秦汉间制品。
兰城遗址。发现汉代水井2口，砖砌，圆形，直径1米有余，深度不明。遗址出土汉遗物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甑、红陶炉、板瓦、筒瓦、羊角云纹瓦当、千秋万岁瓦当和大乐昌富瓦当等。
大宫城城址。亦称大空城。城址平面约略呈长方形，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30万平方米。城垣在战国聚落原址上修筑。考古挖掘时的四面城墙局部保存残段，宽3米，残高1米多，夯筑，夯厚0.08米至0.12米不等，含战国陶片。北墙、东墙中段可见城门豁口。城内采集到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豆、绳纹罐等残片。《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无终县节下记：“浭水西至雍奴入海”。浭水由蓟县境内西南流注入古鲍邱河，再东南流入雍奴薮，乱流而合于巨梁水入海。大宫城北距鲍邱河故道22.5公里，东南距汉代海岸线50公里，西南距泉州故城（城上村）20余公里，与史书记载合，所以有专家认定大宫城在汉代曾为雍奴县治。
田户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发现由内为网格纹烧制、直径0.6米的陶井圈叠置水井一口。地表有大量绳纹砖和陶片，发现有夹云母、泥质红陶釜残片以及灰陶盆、罐残片、汉陶盘、罐等。另有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曾发现数十座砖室墓，多数有两三个墓室，券顶，南北向，发现有灰陶罐、盆、盒、五铢钱等。地面有绳纹砖、陶片等。
木厂小堤子遗址。位于北运河两岸，面积约2400平方米，文化层厚半米至1.1米不等。出土遗物有绳纹砖、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灰陶盆、罐等残片。
水活铺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米至0.9米。出土大量细绳纹砖、筒瓦、板瓦和陶釜、盆、罐残片。
东州遗址。面积约12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出土有夹云母红陶釜、夹砂灰陶瓮、泥质灰陶壶、绳纹板瓦、筒瓦、“千秋万岁”瓦当等残片。发现以夹云母红陶釜对接的儿童瓮棺葬一具。
大张庄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发现陶井圈制水井2口，径1米，饰绳纹，深度不明。地表有大量绳纹板瓦、筒瓦及陶片，器形有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灰陶钵、盆、豆残片及陶纺轮等。
旧县村鹰坟遗址。面积约3.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及陶片，器形有红陶釜、灰陶罐、盆等。
羊坊大岗子遗址。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至0.8米。地表散有绳纹砖、筒瓦、板瓦及陶残片。
永兴庄包家坟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7米。地表有绳纹砖及陶残片。
永兴庄大寺顶子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地表有绳纹砖、红陶釜、灰陶罐、盆残片。
前侯尚三角地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7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和红陶、灰陶片，器形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等。
小韩村南北窑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至1.5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及陶片，器形有红陶釜、灰陶磨、盆、罐等。
碱厂村北庄户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2至0.8米。发现直径1米多用弧形砖砌圆井一口。地表有绳纹砖，红陶釜、灰陶罐等残片。
中汉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至0.8米，地面散布有绳纹砖和各种陶片，器形有釜、盆、罐等。
屈刘庄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散布大量绳纹砖、瓦和各种陶片，器类有夹云母红陶釜口沿、灰陶盆、敛口罐等。
稍子营南庄户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陶片，采集汉代遗物有红陶釜和罐口沿、陶豆把等。
稍子营寺岗子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陶片等。汉代遗物有釜、罐、盆等残片。
牛镇村东岗子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半米。地表有大量砖、瓦、陶片、汉代遗物有绳纹砖、灰陶盆、罐残片。
后侯尚杨家地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7米。汉遗物有绳纹砖、筒瓦、灰陶罐残片。
邱古庄大台子城址。城址呈正方形，边长约500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夯筑，地面部分夷平，仅呈略高四周的土台。东50米为古河道。地表散布较多陶片、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和汉釜、盆、罐残片，采集到一面东汉四乳四虺铜镜（四虺亦称双钩云纹）。铜镜四乳带圆座，四虺成钩形体，两端同形，躯外侧各有一只冠羽鸟纹，另有卷云伴其侧。与东汉初年墓出土此类铜镜纹饰基本相同。因此有专家认为邱古庄为东汉以后时代的泉州治或北魏时代的雍奴县治都有欠妥之处。此铜镜缘上还刻有不甚清晰的细字铭：“中都耿川院官照”，起码“中都”两字是清晰的，这应是铜镜持有者称自己的籍贯而刻。中都含义有三：一是汉置中都古县在山西榆次，二是唐改平陆后称汶上、汶阳，三是金、元时称北京为中都。铜镜虽是东汉时物，但也许是流传之物，以一铜镜来断城的年代，证据显得单薄。应该说邱古庄作为雍奴县治大抵是在北魏开国前后，接着将渔阳郡治也迁于此地，经历约60年到太平真君七年，又把泉州县治从三角淀迁来这里。由于一时成了“三位一体”，不堪重负，所以将泉州归并后的雍奴县治迁到离此不足五里的旧县，而邱古庄从太平真君七年后只保留了郡治的地位。至北齐废此郡治，邱古庄（原也称邱家庄、邱各庄）完成了前后约170年的使命，只让人望而兴叹称为“古庄”，让位旧县走上前台了。
里罗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砖室墓一座，南北向，长方形单室，长5米，宽3.5米，券顶，出土有泥质灰陶罐、盆等。
三百户东北冢墓。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两座东西排列的封土堆，间距约10米，上世纪五十年代挖渠时遭破坏，为多室墓，有前、中、后三室及侧室，长约30米，宽约20米，绳纹砖砌筑，南北向，出土陶罐、陶井、灶、耳杯、鸡、鸡、猪等陶禽畜俑。
董庄五沙陀墓群。面积2000平方米，地表散布碎绳纹砖。曾发现3座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距地表深2米，作品字形排列，皆为南北向。后面的一座略大，长8米，宽6米多。前面的两侧略小，长5至6米，宽3米多，绳纹砖砌筑。出土物有灰陶罐、五铢钱等。
台头村南上坡墓群。面积约8000平方米，地表散布绳纹砖块、灰陶片等。曾发现4座砖室墓，皆单室，长方形，绳纹砖砌筑，长5至6米，宽3至4米，券顶，东西向排列。出土物有灰陶罐等。
兰城墓群。面积10万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上世纪五十年代平整土地时曾暴露数十座砖室墓，多数有二至三个墓室，有的有侧室，出土物有灰陶壶、罐、灯、仓、楼、盒、耳杯和猪、狗、鸡动物俑，铜镜、铜薰炉、漆盒、漆耳杯、五铢钱等近百件随葬品。墓地内还出土石阙残块两件、石羊一件。
鲜于璜墓。鲜于璜，东汉渔阳郡人，历任郎中，度辽右部司马、安边节使等职，因御乌桓有功，汉永安初年升任雁门太守。死于汉延光四年（125），归葬故里。原有封土已平，为一砖砌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旁有2个侧室，全长14.7米，宽3.6米。墓室近方形，穹窿顶，墓底铺砖三层、四层不等。出土铜、玉、陶、石等各类文物70余件，较重要的有玉彘、铜镜、镂孔薰炉、褐釉瓷罐、陶仓模型、石盒等。墓前出土《汉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一通。圭首，通高2.42米，宽0.82米，碑阳碑阴共镌827字，端庄雄健，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成为名碑。现碑及文物藏于市文物单位。
窑上村撒水沟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有较多绳纹、沟纹砖、夹砂红陶、灰陶残片。清理汉墓室一座，绳纹砖砌，长方形单室，券顶，长3米，宽1.5米，南北向，出土灰陶圆底罐一件。
小韩村马坟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现墓葬多座。其中汉墓为长方形，券顶、砖室，绳纹砖砌，长3至5米，宽1.5米至3米，少数有前后两室，南北向。出土物有灰陶罐、铜镜、五铢钱等。
大周村墓群。面积约5万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曾发现单室砖墓一座，墓室长方形，绳纹砖砌，长8米，宽6米，南北向，墓门上方门楣上刻花卉，早年被盗，残存有灰陶罐等遗物。
大南宫墓群。面积约2000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及灰陶片。曾清理砖室墓一座，绳纹砖砌，长方形，单室，长3.5米，宽2米，券顶，南北向。出土灰陶圜底壶2件，罐1，仓楼2件。
辛庄寺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大量绳纹砖块。曾发现数十座墓葬，绳纹砖砌，单室或多室，券顶，出土有灰陶罐、壶、井、灶、猪圈、灯及鸡、狗、猪禽陶俑50余件。
大桃园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大量绳纹砖及陶片。曾清理砖墓一座，南北向，单室，绳纹砖砌，长方形，长5米，宽3米，券顶。出土灰陶壶2件、罐8件、盆2件及陶俑、陶猪、陶仿轮等30余件。
以上部分引述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部分）》中关于武清汉代的资料，这些也是作为馆藏文物的背景资料予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朝代有更迭，但更主要的是由武清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的演变，武清的社会文化逐渐形成了由幽燕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海文化的交融。比如前文提及的儿童瓮棺葬的风俗，一些专家一直认为这应该只能是齐地出现的风俗，但却在武清这块燕地多处发现。
近年的专家学者提到汉代的海浸，往往认为是相当长的一个现象，提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不见西汉末乃至东汉中晚期遗存。窃以为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时一地的情况往往并不那么绝对。当时武清（泉州、雍奴）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在东汉末期有一次向东南沿海方向的扩张。清乾隆《武清县志》载：“东汉末移泉州县治于三角淀。”专家对此不解，便把三角淀所在地北移说成是城上、邱古庄或旧县。其实，史志记载很明确三角淀在“县南八十里”，应就在今区内王庆坨之东，一名笥沟，一名苇淀，它既是一片水名，也是这片水中壅起高地的名称，就如同雍奴既是水名，也是这片大水中的地名一样。从东汉末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泉州治在三角淀历时约230年。同样的雍奴县治也在那个时代从西北方向东南迁至大宫城，判断这种开拓包含着统治者追逐渔盐之利的进取。那一个时段应该是滨海平原有了发展而且成陆在扩大，包括海浸、大水变成了一种暂时现象，起码在一个时段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和制约，从而使人们能够对新大陆进行了大胆的开发与迁移。
这次馆内文物研究之前由于缺乏资料与研究，馆内有一方石砚前人误认为清代之物。在经过仔细研读砚上的篆书铭文后发现这方石砚竟是东汉桓帝永康元年之物。砚为古琴（瓦）式，石有黑白两色，砚池为葫芦形，两侧砚首均有篆刻，背雕有莲花、篆字，命名“古琴（瓦）式篆铭花石砚”，也算为馆内藏品又添一宝。馆内新发现东汉时期的珍品还有一面与四乳四虺镜媲美的回旋三虎纹铜镜，圆钮座外三虎同向绕钮呈回旋式，做工精美，与山东滕县东汉墓出土铜镜略同，所以断代为东汉时期文物。
四、魏晋隋唐五代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二二〇年至九〇七年）
从东汉进入曹魏时期，武清的前身雍奴、泉州二县建置如故，仍属渔阳郡。入晋后，雍奴、泉州属燕国，此后就陷入了一个纷争不已、干戈不停的“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到了北魏时泉州、雍奴仍属渔阳郡。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把泉州并入雍奴县版图，仍称雍奴，此时县治北迁至邱古庄，同时兼为北魏时渔阳郡郡治，领雍奴、潞、无终、渔阳、无垠、徐无六县。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中记曰：“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沉沦者半。”太平真君七年的这次县治内迁和泉州撤并，以及县治三角淀城池的放弃，这才是难以抗拒的大水的原因。
这一时期目前发现文物不多。馆藏文物中有过去未经鉴定的盘、碗引起了关注。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邱古庄征集到的，一件是内压印纹青釉碟，一件是外以莲瓣形装饰的青釉碗，厚重坚硬，内用双竖线分隔，有莲、灵芝、牡丹之类等6种凸花。在碟内底发现有8个托珠印痕，这是因为晋和南北朝时期碗碟类需要大增，所以装窑时碗碟间用扁圆形泥团间隔以套装增加装烧量的缘故，同时也为了节省原料、时间。这应该是那个时期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进入隋、唐时期，除了北部的蓟县外，整个天津地区的隋唐文物发现较少。隋代武清为涿郡雍奴县，入唐后属幽州大都督府，天宝初改武清后属范阳郡。武德四年（621）三河县从武清分出。武清目前发现的唐遗址分布在今区内泗村〓镇、城关镇等沿桑乾河故道地区。杨村地区也偶有发现。主要遗址一是旧县武清故城。唐天宝元年改全国重复及不稳定县名110处，雍奴属不稳定县名之列，从此更名为武清。我以为其名缘起章武清河，意寓武功廓清。旧县故城址现为一高地，呈长方形，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00多米。城垣破坏严重，考古挖掘时仅存东南角200多米段夯土墙，夯层厚5至11厘米不等，其他地方被河水冲刷殆尽。城址被民房覆盖，地下文化层厚近2米。唐代遗物有青瓷碗、三彩罐残片等。在旧县故城遗址东南尚有寺台子遗址，面积7.5万平方米，为一方形土台，文化层厚1米，发现唐代遗物有灰陶盆、罐口沿、素面筒瓦、莲花纹瓦当和三彩瓷枕残片。旧县遗址西有天齐庙遗址，面积约3600平方米，高出平地2米，地面散布大量唐代青瓷、三彩残片等。二是大桃园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出土唐遗物有素面筒瓦、莲花瓦当等建筑材料和青瓷碗、绿釉小罐、半釉白瓷碗等。
在馆藏文物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现了大桃园出土的唐中宗时期的典型灰陶罐，浑圆饱满，显现了大唐风格。二是在馆藏器物中研究新发现了一件唐中期的双兽耳黑釉瓷瓶，造型流畅，庄重大气，通体黑釉，光可照人。瓶内施白釉，这是中唐烧造此类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在杨村出土的一件青白釉注子，短流，上有曲柄提梁，晶莹润泽。应为唐晚期物。另由刘炳森先生捐赠的文物中有一红陶仕女俑，面庞丰腴，头梳高髻，长裙曳地。整个造型娴静雍容有盛唐气象。此外还有田户出土的罐、杨村砖瓦厂和大桃园出土的碗及瓦当等，均属唐代之物，同样弥足珍贵。
五、宋辽金元时期文物及遗址（公元九六〇年至公元一三六八年）
经过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割据，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北宋。两宋期间，契丹建立的辽和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一直形成一种边患，上演了一段兄弟阋墙而争的时和时战的历史。
武清在后唐时属卢龙节度使；后晋天福初入辽幽都府；辽会同元年（938）分县地于孙村置香河县；辽开泰元年（1012）属南京道析津府。在辽政权衰落后，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了金政权。宋宣和五年（1123）武清归宋燕山路，宣和七年（1125）武清归于金，属燕京析津府；金天会七年（1129）属河北东路、后改大兴府；金大定十二年（1172），武清分新仓镇置宝坻县（含宁河）；公元1233年，北部的蒙古军队兴兵攻陷汴梁，次年金灭。1235年蒙古攻南宋，1271年元朝建立，1279年南宋灭亡。入元后，武清属燕京路大兴府，至元间改燕京为中都路、大都路，武清属漷州。从五代后至元代的四百余年间，武清更多的是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和承受作为与中原政权争战前线的压力。最能表达当时人民心情的是里老（罗）村赵氏夫人墓碑所记述的情况。当时宋辽对峙，南北阻隔，赵氏夫人一家分居宋、辽两地；赵氏家住燕京铜马坊，长子在真定府，次子、两女在均州（今湖北均县），长孙在儒州缙山县（今北京延庆），次孙与赵氏之夫均在定州。夫死难返故园，只能暂葬元氏县。战乱造成的生离死别给武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区内已发现的明显的宋代遗址很少。1976年曾在下伍旗忠义出土一面湖州石平郎盾形铜镜，本次发现属宋代传统石家镜，而这是因为当年有潞河（北运河）故道行经浮鸡泊的缘故，判应与商船有关。再有就是在区内多处发现大量宋钱币，也发现有宋碗等。目前区内发现辽代遗址有近20处。
1）杨村北郑庄遗址，曾发现辽代白瓷碗和三彩釉红陶片。
2）旧县故城发现有辽代的沟纹砖。
3）寺台子遗址发现有沟纹砖，兽面纹瓦和白瓷碗等。
4）青坨城址发现长方形城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后仅存东墙南段300米，厚10米，高1米多，夯筑；城内地面有沟纹砖、白瓷片、灰陶残片等辽代遗物。
5）木厂村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地表散布有白瓷碗、罐残片、陶盆、罐残片及沟纹砖，采集到完好的白瓷碗、白瓷盘各一件。
6）刘庄河嘴遗址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多沟纹砖、素面板瓦、灰陶片和少量瓷片，器形有灰陶瓮、白瓷碗等。物存河北省文物单位。
7）大良塔基遗址系高层窣堵婆式砖塔，基座石砌八角形须弥式，上砌八角形塔身、半圆形覆钵和十三天相轮。1964年倒塌，地宫清理出土铜、瓷器47件，其中有13层密檐小塔、牡丹纹花盘、执壶、碗、碟等一批定窑白瓷。物存河北省文物单位。
8）羊坊孙家坟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9米，地表较多沟纹砖、白瓷碗碟等残片，出土铜钱数十枚，有“淳化”（北宋太宗年号）“政和”（北宋徽宗年号）年号钱。
9）太子务西仓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大量沟纹砖、素面筒瓦和瓷片等辽代遗物，其西有古河道，人称“肖太后运粮河”。
10）小周村南上岗子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灰陶碗、陶纺轮和北宋徽宗“崇宁通宝”1枚。
11）太子务遗址面积约4.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1.5米，地表有大量砖、瓦、瓷片和动物骨骼，辽遗物有沟纹砖、灰陶盆等。
12）代庄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白瓷碗残片和北宋徽宗“政和通宝”1枚。
13）董标垡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白瓷碗片及一陶瓮，内盛铜钱100多斤，有北宋钱“政和通宝”等。
14）窑上村撒水沟墓群发现辽墓多座，沟纹砖砌、单室、长方形，长3米，宽1米余，南北向，出土白瓷碗、灰陶罐等及“太平通宝”等宋钱10多枚。
15）小韩村马坟墓群出土辽墓一座，圆形砖室，沟纹砖砌，直径约3米，出土白瓷枕、瓶各一，铜钱数枚。
16）木厂村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沟纹砖砌圆形砖室墓，单室，直径3米多，券顶塌，出土白瓷碗1、灰陶罐2及唐玄宗“开元通宝”和“天禧通宝”（北宋真宗年号）各一枚。
17）定福庄辽墓位于2米高岗上，发现圆形墓室一座，沟纹砖砌，出土灰陶罐3个。
18）青坨僧人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砖砌墓塔13座，呈八角或六角形，直径2-3米，采集有三彩瓷枕一件，长方形，长25厘米，宽20厘米，有四腿呈小凳状；鼓形石采集有10余件，直径50厘米，高70厘米。
19）蒙村遗址发现有辽代沟纹砖等。
馆藏文物中辽代的东西不多，有常见的鸡腿瓶、象腿瓶，还有在三百户发现的棕釉三足盂等。辽代宗教盛行，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崇尚佛道，特别给予佛教很高的待遇。前面提到的大良塔、青坨寺塔、瓦屋村隆兴寺（现仅存经幢，汉、梵文对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都是辽代的佛寺建筑。另外区内较明确知道年代的辽代道教建筑是建于今黄花店镇的玉皇阁。阁建于辽太宗会同六年（943），原来其北面建筑是“省抑宫”，建玉皇阁是为了被囚禁的嫔妃忏悔祷告之用，所以时人称其地为皇后店。玉皇阁占地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砖砌，拱券顶无梁架，也称无梁阁。长8.35米，宽6.95米，分福、寿、康、宁四层。高16米，四重出檐，歇山瓦顶，每层正面各开一券门，建筑颇具辽代特色，风吹铜铃，数里相闻。馆藏文物中有阁上脊兽砖，风铃及纪年文字砖等。
区内明确的金代遗址在南掘河，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地表有大量残砖瓦、陶、瓷片等，采集金代遗物有灰陶盆、白瓷碗等，在一件青瓷碗底有“崇庆年制”款识。崇庆是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年号，在位仅一年多，发现难能可贵。另外在肖羊坊曾出土两块金代铜镜，证明肖羊坊也系金代遗址。一块是龟鹤齐寿铜镜，一块是许由巢父故事铜镜，均为金代风格。在东马圈出土有六耳鋬铁釜，大抵类似于今日部队的“行军锅”，邻近地区、县也有同类釜出土（一说为元代），反衬出当时烽火遍地的情景。
金代尊儒崇道，对佛教采限制态度。另与金有关的石经幢有四处，但多只为幢身一节，其它无存。一是有金“熙宗皇统二年”字样的一石幢，四面抹角，高0.6米，大理石质，字残缺不清，仅见“纯质寂淡，其出天然”等字。二是原存于里老小学门前的金正隆三年（1158）所立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曰唐梵本石经幢”，青理石质，八面体，高1.73米，一行梵文一行汉字相对照，中都河南郡官万昌书刊。三是存于董标垡的“敕赐吉祥院”石经幢，理石质，高1.58米，字迹斑驳难辨，经幢应早于金大定三年，内文有“大金国中都大兴府武清县……”字样，当地有寺明代曰广福寺，吉祥院或许就是它的前身。四是存于西柳行村的“普安寺石经幢”，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立，八面体，高0.94米，梵汉两种文字，题为“大金国中都大兴府安次县普安寺监口口口寿口记”，述本邑僧人志宏志乐出家，“功夫既到，心镜自明”，后被举为寺监及后来修建寺院的情景。只不知安次之物如何辗转来到武清西柳行村？但上述几个地方都应该存有寺庙，且建庙时间都应该在金代，这应该是不错的。
经过了宋、金、元战乱之后的武清竟然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遇，这主要是得益于北运河的改造和漕运事业的空前发达。元至元七年（1270）郭守敬提出的“由蒙村、粜粮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𣵦风浪远转之患”的建议实施，“浚武清县御河”；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洄远，改从孙家务”；八月，“穿武清蒙村漕渠”；至元二十六年（1289）“浚河西务至通州漕渠”，最终使全长三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武清的杨村、河西务等地成了当时闻名中外的“漕运终点”和咽喉实赖运河之惠。元代遗址在武清遍布各地，现发现的就有40余处：
杨村遗址。位于运河两岸，《元史》有载。从元代开始杨村就是运河沿线重要聚落。地表散见较多磁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的各种瓷片，象杨村砖瓦厂曾出土的钧窑天青釉瓷盘，现为馆藏三级文物。在杨村运河西岸曾发现沉船，出土有元代白瓷碗、钧窑碗残片和宋钱数十枚。《大元海运记》的记载说：“起运粮储，至杨村码头交卸。讲究水程，自开洋上海等处至杨村码头，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元史》也有类似的记载，给世人的印象就是杨村码头就是漕运终点站。但实际往往“因内河浅涩，就于直沽交卸。”有人以为直沽就是杨村码头，这说明在世人眼中杨村码头成了漕运兴旺繁忙的代名词，直沽的货都是在改为驳船后运到杨村验货。而且，当时的直沽也属武清之地，混淆也不为奇。
河西务十四仓遗址。沿北运河旧道两岸分布，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2米，是潞水漕渠中途最大的一处漕运遗址。遗址东南侧“海子”为泊船处，附近隆起的高地为码头。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此置漕运总司，分司临清。至元二十五年（1288）内外分置二漕司，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运粮”。所以，这里既是漕运高层所在地，又是元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元史》载十四仓名称为永备南、北仓、广盈南、北仓，充溢仓、崇〓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发出有成排的建筑基址和下水道等遗迹。曾于北运河故道西岸距地表2米处发现5米长一方头沉船。木质坚硬，保存完好。历年出土大量文物，有“皇甫”、西京“等铭文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瓷人、铜镜，定、磁、钧、龙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如磁窑春夏秋冬四季瓶、龙凤罐、龙泉窑影青香炉等都属精品，但其中多存市文物单位。
稍子营南庄户遗址和寺岗子遗址中均发现有钧窑碗碟瓷片及磁窑瓷碗、龙泉窑碗、碟残片。其它如牛镇东岗子、董标垡、蒙村、后堠尚杨家地、小韩村南刘坟、旧县故城、旧县代庄，太子务西仓等遣址均发现各窑系瓷片等。小周庄南上岗子遗址还发现龙泉窑青釉瓷罐1件。
后营北岗子遗址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地面有较多砖瓦和陶瓷片，采集有白地彩绘瓷骑马俑1件。
大赵庄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南临古河道，文化层厚1.5米。发现水井一口，砖砌圆形，直径约1米，深度不明。地面散布大量砖瓦陶瓷片。出土束腰银锭2块，正面铸“平阳”二字，背面錾刻重量和司秤人姓名。
太子务遗址传为元明宗和太子设坞造船处故名太子坞，又称太子府、太子务，村西南有凤凰台高数丈，旧有殿阁于其上。发现兽面瓦当、灰陶盆口沿、钧、磁、龙泉窑瓷片，出土高20厘米铜骆驼1件。村西有西疙瘩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表有大量碎瓦和各窑系陶瓷片，西临古运河道称西河沟，传为“肖太后运粮河”。东北有郑坟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有大量砖、素面筒瓦、兽面纹瓦当，磁州窑鱼纹盆及龙泉、钧窑碗、碟等残片。村东有周庙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表有大量砖瓦残块和陶瓷片和成堆的兽骨。采集遗物有影青瓷高足杯、磁窑罐及陶瓷片。
旧县南园子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砖、瓦、瓷片、灰陶片等。
昝南宫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有大量陶瓷片，采集有鸡腿瓶，钧窑碗和景德镇窑青花瓷片等。
拾棉庄曹子里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被近1米黄土覆盖，文化层厚0.4至1米，有红烧土、灰渣。发现磁窑白地黑花瓷碗，定窑白瓷和黑釉碗残片。
小谋古屯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至1.1米，地表多砖瓦和钧、磁、定窑瓷器残片。出土有“南京皇甫”铭文铜权一件。
半城遗址在一高于平地1米多的土岗上，面积3.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面散布有砖瓦、瓷片。
小韩村东大口子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灰陶、红陶、夹砂陶片、瓷片。
河西务公子林遗址位于北运河旧道东岸高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1.5米，地表多见砖瓦、瓷片，发现有磁窑褐釉瓷碗、龙泉窑绿釉瓷壶各1件及龙泉、定窑碗、碟残片。另河西务村小庄遗址东距北运河1公里，面积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散有大量砖瓦瓷片，采集磁窑盆，钧窑碗及白瓷、青花残片。
孝力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采集鸡腿瓶1个和定窑白瓷碗残片、灰陶口沿等。并出土龙泉窑豆青釉瓷盘，为馆藏三级文物。
小河遗址紧邻北运河旧道，面积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多陶、瓷片，采集元遗物有银锭8笏、六耳鋬釜、黑釉瓷罐和鸡腿瓶各一件。银锭作束腰形，长14.2至15.3厘米，宽8.4至8.9厘米，重2008克至1965克，錾刻有行人、秤子姓名和锭的重量、砸印符号。其中一件刻官府税银的“榷场银”三字。
忠义庄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地面有大量砖瓦、陶瓷片，常有大青砖出土。发现元遗物四系鸡腿瓶2个，“潮州”铭文铜镜一面，十二生肖压胜钱一枚，以及磁窑罐、钧窑碗、碟和景德镇窑碗等残片。
秦营遗址为运河沿线泊船码头，位于北运河西岸河滩地，面积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少量磁、定窑白瓷片。在距地表0.5米处出土20余块不规则圆形铜锭，每块重30斤左右。村北运河西岸三角坝发现沉船一艘，出土船板数块及白瓷碗1件，敞口，斜腹，小圈足，近底不挂釉。
三百户小庄头遗址为近方形高出地面4米多的高丘，位于浮鸡泊旁，面积6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面散布有大量砖瓦、陶瓷片和磁、钧、龙泉窑残片。
中迤寺双树遗址位于北运河故道（现名黄沙河）东侧，距地表4米处发现栈桥遗迹，有柏树桩32棵，径0.3米左右，每排4棵，东西向排列，长20多米，宽4.1米。地表有灰陶盆、定窑白瓷碗、龙泉窑青瓷刻花碗等残片和素面青砖等。征集宋白瓷碗1个，唐、宋、元铜钱20余枚。
三百户东北岗子墓群座落于高岗上，面积700平方米，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小型砖室墓一座，圆形，直径2至3米，，青砖砌，南面开门，有墓道。出土黑釉小口罐2件，白瓷碗和玉壶春瓶各1件。
杨驸马沉船遗址发现木船，出土白瓷碗和钧窑瓷碗各1件，铜钱10多斤，多宋钱，最晚为元“至元通宝”。
陈庄沉船位于北运河东岸转弯处，木质，长10米多，出土有铜构件及白瓷碗、碟等物。
双树村沉船位于黄沙河东侧，200米内发现两艘。一艘为对槽船的一半，长10米，内装高梁类谷物。出土白瓷碗1只和铜钱千余枚，多为唐、宋钱，最晚为“至元通宝”。白瓷碗敞口，直径20厘米，近底处露胎。另一艘长5.6米，两头尖，中间宽。
聂官屯沉船遗址位于北运河东，木质，长约8米。出土部分船板、船钉及元代白釉露胎瓷碗残片。
另外，泗村𣵦也曾出土一件铜权，上铸“益都路”和“至治元年”（元英宗年号）文字，证明了元代武清潞河上下舳舻千里、帆樯如林的繁荣景象。
六、明清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九四九年）
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时，府库空虚，难以养兵，便决定在京畿一带大兴屯田，以军屯方式把农田分给拱卫京师的五卫亲军屯种。在武清屯田者有枢密院中卫于河西务一带，真定军人于崔黄口一带和左卫三处屯田，大司农辖营田提举司和广济署在武清崔黄口、空城屯田。这些屯田军队仗势欺凌百姓，强占民田财物。如至元五年（1268）八月来武清北乡等处“于民家安下，每日要取饮食，及递亘敛索马匹草料，至甚骚扰不安。少不应副，恃赖众力，辄发恶言，恐吓侵凌，无所不至。每年直至来春三月方始离去。”为防止人民反抗，元统治者在今城关设置了镇抚司。但最终还是爆发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其北路军统领毛贵曾与元兵大战于武清柳林。后朱元璋趁势起兵，派大将徐达率军北上，大败元军于河西务，占领通州后攻取大都，元惠宗北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元亡。
入明后的武清属顺天府通州。《明史·地理志》载：“武清，（通）州南。元属漷州。洪武十二年来属。有三角淀，在县南，即古之雍奴，周二百余里，诸水所聚。有直沽，在县东南，卫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入海。有巡检司。又：东北有河西务、东南有杨村二巡检司。”明继续实行屯田政策。“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经济逐渐恢复。明永乐十三年（1415）设武清卫，初置于河西务，后移于城关。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北运河钞关由漷县移至河西务，设户部侍郎。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才把钞关从河西务移至天津北门外，钞关在河西务存在了220年左右。
现境内发现的明代遗址主要有：
武清旧县故城遗址曾出土四口明代铁钟。
土城河西务城址于北运河西岸，明隆庆六年（1572）建，方形，边长500米，城墙夯筑，内外甃砖。城内文层厚1米左右，多青花、白瓷片、砖瓦等。明《长安客话》称此为“京东第一镇”。近于河西务大龙庄发现一代名将杨业后人、明代杨景等雍阳瀛西杨氏族谱，明代宗朱祁钰赐杨家下马碑，兵部尚书于谦题字杨景影像、熹宗朱由校驻跸杨家题字“铜帮铁底北运河”等文物，以及杨景、杨相手扎所记有云：城原为东汉泉州豪门杨球（一为阳球）所筑土城旧址。证明土城成村史可上溯至汉代。
蒙村遗址出土有大明城砖，其一有铭：直隶常州府委官知事王忠、无锡县委官县丞宋琏，成化拾捌年（1478）四月日造。左下角尚有“核吏口高口”等字不清。杨村遗址也出土过带“亳州”字的大青砖。明朝有一个大规模的造城造陵运动，全国规模的城池改造和京畿一带的城、陵建造需要大量的城砖。明王朝烧造的建筑用陶的大砖瓦窑场除南京聚宝山窑外，从永乐年间后，临清窑、苏州窑、武清窑、蔡村窑都成了最主要的建筑用陶产地。武清当地“土脉坚胶不异临清”，特别是靠近京城，省工省时，土质又好。史载武清窑在万历二年（1574）“自立窑座，分造城砖，每年三十万个……每个给价银二分二厘”。
距城铺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0.5米，厚0.8米。发现砖墙一段，长200多米。出土有灰陶和碗碟瓷片。
城关武清县故城呈正方形，边长1公里，东、西、南三面开门，城墙黄土夯筑，外甃青砖，东、北、西三面护城河遗迹尚存。文化堆积厚1米余，多砖瓦、瓷片。据乾隆《武清县志》载，明洪武初因大水，原旧县治圯后迁此址，正德六年（1511）筑土垣，隆庆三年（1569）甃砖被称为诸县城“独壮”的“铁城”。
杨村玄帝庙遗址位于北运河西岸，2002年5月末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时出土《重修玄帝庙记》石碑一通，碑高1.6米，宽0.66米，青石。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四陵人郑振先撰并立石。一起出土有玄帝庙二护法铜人，高1.78米，比例匀称，威武雄壮。碑记叙郑及家人行船被风阻于运河，其妻病危，遇此玄帝庙祷告竟得痊愈，后出资再修玄帝庙事，书法文章皆具文采。
此外象南掘河、蒙村、辛庄等遗址也均发现明代白瓷、青花瓷片等遗物。
另有孝力慈航寺始建也起于明代。因清初时该寺已破败，于清初重修。传顺治帝曾御书“敕赐慈航禅林”并封为北京护国寺分寺。正殿、中殿数十尊佛像为木雕，传其中唯有一尊为“赤金塑像”、一尊为“风磨铜塑像”，而后殿佛像皆为泥塑。解放初，其他佛像被毁，金、铜佛像不知所踪。今馆藏佛像中，其中两尊铜佛像恰从孝力征集。一尊曾贴金，通高39厘米，为阿弥陀佛接引立像。另一尊为释迦牟尼铜坐像，通高20厘米。此两佛像且风格一致，判为慈航寺原说的金、铜佛像。如从北京寺院请来或许年代还要久远些。
区内发现明代碑记，除前所述《重修玄帝庙记》外，还有明碑记10通，前在我主编出版的《武清碑刻集》中详有载，今略述如下：
河西务《重修旧迹关王庙碑记》，明弘治甲子年（1504）立，碑高2.16米。主要记述河西务关帝庙墙倾壁倒，当地居士、皇亲、报恩寺主持和众多武官为出资人重修庙宇金身事。提供了较多当时河西务的历史资料。撰文为赐进士出身、观口部政、蜀郡人陈猷，书篆为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刑部贵州清吏司主事赵廉。
大良《重修大良义济禅林立石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立，碑高1.64米，青石。残损多处，主要述重修寺院“两廊之旧迹”事。大良塔所在寺皆云名永济寺，同在一村，又名此为义济寺，碑文提到明地方官员对此很重视，在永乐年间、嘉靖中期和嘉靖三十五年对其三次重修，且碑并没有提及“永济寺”。撰文者姓名无存，身份为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通政口口口政前兵科左给事中，书者为寺中住持友良大第子思宁。
杨村《移建杨村驿公署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立，碑高1.45米。内容记述修建杨村驿公署官廨经过，其中提到“杨村以驿闻名”的说法。碑为杨村管河通判赵桐、武清知县汪鹤龄同建，撰文许守思，因碑残官职不详，约略是天津霸州兵备的主管之类。
南口哨《古刹观音寺勒石碑记》，立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碑高2.18米，寺于“南大口哨下哨军屯”，创自金皇统四年（1144），寺历458年到明而重修。撰文为文林郎、知醴泉县事芮宝田，题碑为奉直大夫、工部营卫清吏司主事高进口。
王庆坨《玄帝殿碑记》、《创建观音阁碑记》，立于崇祯四年（1631）仲夏，区内王庆坨存。撰书人为明太监曹化淳。前碑述建祠之缘，讲善恶之变，善恶有报；后碑述明天启改元逆贼作乱，计害大司礼，曹氏兄弟被难脱难，许愿“俾得生还、即建是祠”事。
柳林屯《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刘公合葬墓志铭》，立于明正德丙寅年（1506），灰理石质，边长0.63米。述昌黎人刘忠“以兵故”来武清入赘于柳林屯孟家等事，撰文翰林院国史编修，文林郎、郡人孙清，书丹为承德郎，兵部主事句容人曹崐，题篆观工部政潞阳人宁河。当地人曾发现两大一小三具棺木，铜线数枚。
三里屯《明故恩荣官张公墓志铭》，立于明正德庚午年（1510）十月，葬于三里屯村，文多缺损，碑边长0.69米。按三位赐进士出身的人所撰碑文，知墓主张公名璘，字廷珪，世为燕人，乡之君子，国之逸民。
蔡家庄《明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东河赵公墓志铭》，立于明隆庆四年（1570）四月初六。碑边长0.69米，墓主赵绅字子缙，别字东河，世居武清河东蔡家庄，历任太谷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司副使等职，碑文述其从政公正廉明有政声的经历。其家墓地在双树小河村东，面积约1000平方米。后发现砖室墓3座，略呈方形，边长4米左右，拱券顶，铺地砖下有泄水道，随葬有白瓷罐，黑釉四系陶罐、灰陶罐和银簮等。墓碑撰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余姚人邵陛，书者为资德大夫、治政上卿、户部尚书、东安人刘体乾，题篆为中议大夫、赞治尹、巡抚辽东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蓟州人李秋。
另外还有一通尹窑村李延瑞墓碑，今已失。李曾任稷山县尹，封宁国府推官。居官时殚力民事，老年居家悉心教授子弟。墓原有封土，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挖。砖砌方形墓室。墓志方形，边长0.53米，明正德元年（1506）刊。由胜霍撰，林琦书。
馆藏文物中选了明代几件瓷炉与铜镜，其中一件德化窑双兽耳白釉瓷炉、一件青花钵式炉均十分精美，为馆藏三级文物。铜镜选一件“正其衣冠”带柄铜镜和肖羊坊出土的“五子登科”铜镜。还有一件成化早期的缠枝纹青花梅瓶也颇具明代特色。另外，宣德炉也是明代著名工艺品，所以也选取几件欣赏。
公元1644年，明亡，清朝建立。初武清沿明制仍属顺天府通州。后于雍正四年改属天津州，当年八月归顺天府通州。六年（1728）改隶东路厅。八年（1730）从武清县东南划出余庆府、张贵庄、军粮城、杨柳青、青光、南仓、丁字沽等142村置天津县。
清代运河漕运虽较明朝的全盛有所不及，但仍有一个高潮期。武清的杨村、蔡村、河西务等都是大码头。清嘉庆六年（1801）发直隶驳船1500只，有640只集中在杨村。嘉庆十六年（1811）驳船增加到2500只，杨村就留用1000只。清代漕运设总督。沿运河有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设巡漕御史稽察东段漕运，后来在杨村又增设满、汉巡漕御史各一人，管理漕运驳船及北运河疏浚等河务，可见杨村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清举人梅成栋在《夜泊杨村》一诗中描写了当日的繁华：
“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
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
邻舫多欢笑，深更尚管弦………”
与漕运有关联的是治河。清代的多位帝王对治理水患倾注了极大的心力，特别是康熙帝在位61年曾28次巡幸武清。尤其关注水务，亲自勘查，驻跸各地，并留下“导流济运”御碑立于筐儿港。碑通高3.8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立，五十九年（1720）重修碑亭等。乾隆帝在位60年曾8次巡幸武清察看河工，留下四首御诗，一碑立于王庆坨堤南，一碑立于筐儿港。
目前发现的清代文物遗址，除前已述及的杨村、河西务城址、城关武清县故城、北运河、筐儿港坝外，主要还有：
旧县天齐庙遗址，上有清乾隆九年（1740）石碑一通，通高2米，记述天齐庙从唐始建、元至元五年（1268）重修和清乾隆年间再修的经过。
河西务藏经阁遗址，有碑《藏经阁碑记》，残，原存河西务中学，通高1.55米，内容述性善和尚历时五年倡建藏经阁于乾隆元年竣工经过。渤海高銮书，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
南宫玄真观遗址，有碑《玄真观开立常住碑记》，碑高1.44米，丘祖龙门派第十代弟子张清华立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文由“古晋神山南阳子杨机如”撰，经文林郎、知武清县事吴翀检阅，谢之琦书。内容记世居武清柳行村望族张老师弃田产皈玄门、开立玄真观事迹，折射当时杨村地区道教活动的盛况。
杨村天齐庙遗址，有碑《杨村天齐庙碑记》，立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碑通高1.64米。述僧人和村民共举历十四年募化重修天齐庙事。由侯选知县、拔贡王世昌撰，生员贾宗翰书。
汊沽港义学遗址，早年被毁，有《义学碑记》原存汊沽港村，清咸丰八年（1858）立，通高1.78米。述义光绅士办义学经过并县府谕照，反映了“邑近京都，为首善之区”对教育的重视。
杨村药王庙戏楼遗址于杨村河东，仅存戏楼明柱。戏楼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历九十年朽损后于光绪八年（1882）以石柱顶木柱，铭文以记。
杨村河神庙遗址，仅存碑，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立，灰石，高1.25米，由署理碑运河关务同知张恩霨撰书，书法清逸舒展。
瓦屋村关帝庙遗址，建于明，清雍正年间重修，有庙碑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碑首失，碑身高1米。上记村民为修庙设茶棚募化，五易寒暑乃成。候选训导李登瀛撰书。
东仓村《咸丰、光绪谥周济昌谕旨碑》、《皇清诰封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周刚节府君庙碑铭》，先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九年（1903）立，汉白玉质，皆通高2.66米。前碑述周济昌于咸丰五年（1855）在广西富川县任知县时“单骑谕贼”被害殉职经过，经礼部议赠官，建祠。有咸丰帝一次、光绪帝两次谕旨并赐“刚节”。后碑记周家世、生平、殉职及建祠经过，碑文由其子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内务府大臣、承袭云骑卫周庄山撰，中宪大夫，四品衔户部主事商廷修篆额，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商衍鎏书。
定子务龙泉寺遗址已无存，仅存一碑，高1.69米，字缺损严重，内容不甚详。由“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本衙门撰文记名御史加四级潍阳梁口口撰并书”。
标垡村李胤台墓地遗址，原有封土被平，面积4000余平方米。发现墓多为小型砖室，中有黑釉小罐，耳杯、铜钱等物。墓碑记其为文林郎、知临汾县事，“传家以孝，报国唯忠”，“出宰百里，人颂廉平”。撰书者为巡抚湖广等处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前巡抚直隶等处地方、内国史院学士董国兴。
邱古庄李可桢家族墓地，发现夫妻两块墓志铭。李妻曹氏诰封淑人，碑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理石质，边长0.76米。铭文由通议大夫、内阁口口兼礼部侍郎、归安孙在丰撰述曹氏懿行，由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袁景星书，通议大夫、兵部督捕右侍郎、南昌熊一潇篆盖。其夫李可桢字克生，别号坦斋，诰封中大夫、待赠资政大夫，墓志理石质，边长0.76米，立于康熙辛未年（1691）。述其屡试不售后绝意进取，训育幼弟，周济乡里，教育弟子获人敬仰。撰志者为朝廷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前礼工二部尚书等衔桐城人张英，书者为中宪大夫、兵部督捕左总督官等衔石门人劳之辨，篆者为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右通口前顺天府口口提督学政永年人刘超凡。
安家标垡南原曹传家族墓地，面积约600平方米，有封土堆多处。发现曹传墓室方形，边长3米多，砖砌。出土墓志一方，边长0.98米，记述曹传家世及生平。曹传字书言，号近野，敕赠承德郎、翰林院检讨加三级，其祖为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曹化雨，康熙帝围猎曾幸其家，及以后召见诸事，叙述颇具文采。撰文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管礼部尚书事加五级海宁人陈世倌，篆盖者为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太傅、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兼管刑部尚书事新安人汪由敦、书丹者为资政大夫、内廷供奉、乐部大臣、工部左侍郎、总管国子监算学兼钦天监正事析津人何国宗，三位高官为曹传撰铭可见其荣耀。
大宫城王勇著神道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月，通高3.98米，灰石。王勇著，号果亭，官中宪大夫，、工部员外郎、贵州布政司，碑镌有嘉庆帝圣旨，表彰王勇著及侄王世绂，封王勇著妻于氏为恭人事。
王庆坨萃文书院遗址无存。原为二层楼阁式建筑，早年被毁。仅存黑色理石碑一通，于光绪九年（1883）立，通高2.03米，述创建萃文书院经过。
梅厂村河捐晓谕碑，通高1.6米，光绪十二年（1880）立，述武清知县重申按田亩征收河捐的数额，严禁擅增事。
大友垡东大庙遗址，于1960年毁坏，仅存一碑，高2米，述重修东大庙经过。
霍屯侯松林墓，原有封土，砖砌，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毁。仅存一碑，清宣统三年（1911）立，通高1.9米，青理石质。碑为圣旨，诰命，表彰山东莱阳知县侯荫培的祖父母，封其祖父侯松林为资政大夫，封其祖母耿氏为夫人。
杨村救生船遗址，清道光九年（1829）因庙会人多摆渡翻船，溺毙儿童十余名。时杨村驿丞兼巡检柴清元、本邑举人侯选教谕李国垣倡议劝捐，得东钱200余千添置救生大船一艘以为渡人救人之用，其渡口称大摆渡口。有碑记，现掩地下。
孝力慈航紫竹禅林寺，占地340余平方米，座北朝南，现存山门，正殿，皆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七檩，前后廊，硬山人字脊，小式木结构建筑，具清代重修后的特征。
杨村清真寺，建于乾隆年间（1736-1795），多次重修。主要建筑有礼拜殿，面阔三间，由前后3座建筑勾连搭构成，顶上建望月楼，保存完好。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清代晚期，占地2000平方米，由正门、水房、礼拜殿组成。殿面阔三间，由前后三座建筑勾连搭构成。顶正中建亭阁式望月楼。
小韩村天主堂，始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1900年义和团运动烧毁后重建，占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大殿作穿堂式，门厅修攒尖塔楼，门窗皆作尖拱仿哥特式建筑。
崔黄口陈光远故居遗址，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原为三进四合院式建筑，面阔五间，抬梁式，硬山人字脊，占地1000平方米，现仅存遗址。陈光远于1917年任京津警备司令，后任江西督军，1922年去职到天津作寓公。1939年去世。
杨村火车站义和团战斗旧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在杨村火车站铁桥阻击敌人，拆毁铁轨，毙敌6人，伤30余人，铁桥现仍保存。
馆藏清代文物图集中主要选取了一组较为典型的瓷器。柴庄小学门前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将军罐为康熙朝最为流行的僧侣盛敛骨灰的器物，做工精美，保存完整。另如一件青花婴戏纹凤尾尊，构图繁而不乱，十分有特点，是典型的康熙间民窑器。馆藏文物这次发现了一黑釉摇铃尊，器形独特，也为康熙朝流行尊式之一。再像彩绘渔樵耕读冬瓜罐，把山水和渔、樵、耕、读四个行业的四个人物巧妙地融绘在一起，清秀传神，属同治后期器物。另外像咸丰年间的彩绘富贵吉祥帽筒，表现了那个时代为官员放置帽子特制的器物，连纹饰都充满了富贵吉祥。再有像彩绘琴棋书画戟耳瓶、青花洗口铺首瓶、彩绘吉祥铺首撇口瓶、彩绘杂宝纹瓶、彩绘山水人物铺首方口瓶等在器形、纹饰、题材等方面都有变化，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和追求。还有刘炳森先生捐赠的一件康、雍时期青花涡纹花押盘，因为在乾隆朝后即渐绝迹，所以也十分珍贵。
图集中没有怎么展示的是历代钱币。馆内现藏历代钱币约有2万余枚，其中不乏稀有、珍贵之品，只是因为不曾筛选，现有照片有的又把多个朝代放在一起，出书日期紧迫，这一块只能抱憾付之阙如。
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本馆所藏文物缺乏原始资料和登记，包括从上世纪以来，省、市组织的历次挖掘、考古及发现的文物资料。还有一些原在本区发现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文物被上级有关部门借走，本区连照片资料都没有存留，更造成现在断代的失据与遗憾。所以文中只将目前搜集、掌握的，包括上级文物部门公布的资料一并堆砌在这里，希望一是打破今后个人对重要资料的垄断；二是为后来的文物工作者、爱好者提供一个一册在手、能够概览全区文物与遗址全貌的简读本；三是通过对资料有一个初步的梳理，便于今后的拾遗补阙、推敲臧否。
“方史寻绎细钩沉”。这是仓促成书之后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因此权且把它当作题目，寄托一点心中的感慨，也为大家、为自己留下一个今后还要细细推敲研究的课题。
2008年1月18日夜于暖玉阁
武清区文化馆馆藏文物现存700余件，历代钱币两万余枚。其来源包括三部分：一为区内挖掘出土物，这是馆藏的主要部分；二为有关单位收缴转来和收购、征集物；三为刘炳森先生捐赠物，后两类所占比例约为全部藏品的五分之一。馆藏文物中的西周立耳蕉叶蚕蝉纹柱足鼎、春秋弦纹素铜镜、战国三蹄附耳三牺铭文盖鼎、东汉鲜于璜碑（拓）、古琴（瓦）式篆铭花石砚、唐双兽耳黑釉瓷瓶、元龙泉窑豆青釉盘、钧窑天青釉盘碗、明玄帝庙护法铜人、慈航寺铜佛、德化窑双兽耳白釉炉、清青花缠枝莲纹将军罐、黑釉摇铃尊、青花涡纹花押盘等，都是堪以傲世的珍品。
一、新石器时期文物及遗存（距今10000至4000年前）
多彩的文物藏品，向我们见证了家乡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有关地质资料表明，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渤海湾西岸曾发生大范围的海浸，而天津市区及沿海平原的成陆年代距今才4000年。但古武清的大部分地区则成陆较早。在今武清区偏东的曹子里地区地表下7.5米处发现有成片树林和山核桃等果实化石，测定距今7260年（±100年）；证实那个时代陆地就已经存在。距今六至七千年前的今区西北部小韩村王地遗址，面积万余平方米，在距今地表2米多处，挖掘到石斧5件，石耜1件，石磨棒3件，石磨盘1件，还有夹砂、夹云母红陶片、动物骨骼等。这就说明当时已经有先民在这里居住生活了；在今区偏西部的北双庙村南地区地表8.1米处也曾出土石耜和附带的地层泥炭，测年距今为6370年（±140年）；在区西北的今里老村的地层测定同样距今达五、六千年之间。在区内杨村地区发现有石夯，在西柳河村发现有石斧、鹿角化石，在杨村南的南北辛庄、聂庄子等地也发现了鹿角化石等。大量资料证明，武清地区有人类活动历史最晚距今在六、七千年前。如果再扩大一些，在后来属于武清辖地的今三河、大厂、香河、宝坻县境等地都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或许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类活动应该还能向前追寻，因为肯定还有很多史前遗存和我们远没有发现的东西至今还深埋于地下。
刘炳森先生捐赠的文物中有一些外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这为馆藏文物的新石器时代增添了光彩。选入《图集》的有两件属齐家文化的锥刺纹红陶罐，一为双耳一为单耳。齐家文化早期距今约4000年左右，罐的造型与装饰虽原始却极具特色。另两件一为彩绘蛙纹双耳陶壶，一为彩绘绳纹陶壶，属于公元前3100年至前2700年的马家窑类型马厂类型陶器，这些粗旷与细腻相结合的史前艺术品极大地丰富了新石器时代文物的馆藏。
二、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二二一年）
据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武清夏、商时属冀州，周时属幽州，春秋战国时属燕国。作为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区内只在城上村有遗址发现，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点在汉泉州故城之南，采集物有西周鬲残片、绳纹盆残片、纺轮、蚌刀等。选入《图集》的西周之前的五幅：一为刘先生捐赠的夏商早期的彩绘双耳陶壶，此壶应出土于甘肃河湟一带，颈领较高，鼓腹，对称双宽耳，颈腹间绘红色弦纹，肩腹处绘红色羊角形云纹。二同为刘先生捐赠的绳纹灰陶鬲，侈口，短束颈，腹略鼓，深裆，三锥形足，腹足饰绳纹。三是于区内大孟庄出土的直线网格纹灰陶罐，出土资料不清，但颇为可贵。网格纹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所用很多，至商周时除南方印纹硬陶上尚常见，已呈渐趋消失的现象。四是馆藏的应出土于中原一带的西周立耳蕉叶蚕蝉纹柱足铜鼎，从鼎腹下垂的特点判定应为西周初年康、昭时代器物。五是馆藏的西周时期双头蟠螭夔龙纹蒜头铜壶，图案错落变化，异常精美。这些应该都属馆藏之宝了。
春秋与战国时代的文物较难区分。这次整理了区内一些地方出土的罐类文物填补了春秋时代的空白。其中如区内北寺村出土的直领夹砂灰陶罐、直领弦纹灰陶罐、杨村砖瓦厂同时出土的两个绳纹灰陶罐等，或是其肩部由斜直发展成略为圆鼓、或者是陶器表面基本上都呈绳纹，这都是春秋时期罐演变的重要特点，对于了解本地区那个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内羊坊村还发现了一面直径22厘米的弦纹素缘铜镜，制作精致，与其它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此类铜镜风格相同。我们能够想像得到，春秋时期的武清已经形成了较具规模的聚落与村庄了。
进入战国时代，武清地区属燕国，且处于邻近燕、赵、齐三国边境接壤的地理位置。为了避免被吞并，各国先后都呈现了一种快速发展的态势。武清地区燕文化特征明显。仅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遗址就有不下十余处：
城上村遗址。发现有战国夹云母红陶釜、灰陶三足器、盆、绳纹罐，特别是其中的双龙纹半瓦当和猛虎纹半瓦当的发现令人惊叹。双龙纹半瓦当当面为两龙相对，身躯盘曲，头上睛、须、角、发俱全，身上花纹清晰可见，两爪相峙，双尾高扬，较之河北燕下都故城出土的同类瓦当画面饱满，更有力度感和艺术感染力。猛虎纹半瓦当中是一只威风矫健的斑斓猛虎，前爪卧地，前身偃伏，后身弓起，虎尾高扬，虎头回望，虎口大张，如闻吼声。两块瓦当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堪称典范。瓦当只是建筑材料，从这制做精美的瓦当上可以想见当时城上村建筑的宏大精美与大型村落的繁华兴盛。城上村东、南方向应是著名的雍奴薮，其水面浩大，所以渔、盐之业逐渐发展。在城上村曾出土一三角陶块，三面有孔相通，研究为渔船锚碇或鱼网坠物。目前发现的在其东北的大宫城、其南的北仓都有大量网坠出土。可见获取渔盐之利已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兰城遗址。与附近郡县发现的同期遗址比较，兰城的出土文物尤其引人瞩目。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2米。发现有战国时期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豆的残片、纺轮、筒瓦、板瓦和种类繁多的饕餮纹、山形纹、双兽纹等半瓦当；发现用磨光黑衣陶制做的精致的尊和盘，盘上刻画、压印有龙纹图案；发现了一些尊和罐上印有“二十五年陶口”、“二十一年将军……行”、“二十七年兴口生仓”等等戳记文字。而专家讲这类陶文过去只在燕下都见到出土，表明了兰城遗址和当时的统治者燕国王权的关系非比寻常。在兰城还发现了平首方足“蔺”布钱，那是属于赵国所铸的钱币，这种钱币在兰城出现，说明当时兰城靠近燕、齐、赵三国的交叉地带较近，或许表明发生的贸易往来等情形。
河北屯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有夹砂灰陶绳纹罐、灰陶盆、豆、夹云母红陶釜陶片等，明刀币近百枚，多座儿童瓮棺葬。有专家以为儿童瓮棺葬只能在山东齐国才有，可燕地同样有，这反映了当时民俗的交汇与相互影响。
后营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发现有陶井圈叠起的圆水井5口。出土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豆等文物。
东张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面散布有大量陶片、绳纹筒瓦、板瓦。战国遗物有夹砂红陶罐、灰陶盆、豆等。
北郑庄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叠压在1米深的沙土下，厚近1米。发现战国遗物有灰陶绳纹罐、豆、陶釜残片。
青坨遗址。清《畿辅通志》载：县西南三十里，（长城）延袤数百里，相传战国时燕所筑。位置在今区内青坨村西南，1930年时尚有遗迹。判为燕国南长城，西南延伸与文安、大城、雄县长城相连。
大宫城遗址。面积约为1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战国遗物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豆、壶、绳纹罐、盆、网坠等残片。证明当时当地除有陆地的生产生活，还有水上渔业捕捞生产。
韩营村遗址。发现批量战国燕早期尖首刀币，陶罐碎片、绳纹砖、红陶片及多处被破坏的墓葬。
另外，象南闫庄遗址出土有战国陶鼎、灰陶双耳罐等。东马房、大张庄、大孟庄、刘庄、田户村、羊坊等地出土有陶鼎、陶壶、陶盆、陶井圈等战国时期遗物。在西梁庄还出土过灰绳纹罐，内藏战国燕刀币10多斤，后在普查时又征集到10数枚。这说明当时武清这片土地上“鸡鸣犬吠之声，有闻而达于四境”，人们的各种生产生活达到了相当规模。
三、秦汉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战国末期，秦开始兼并其它六国。燕于公元前234年把太子丹送到秦做人质，二年后逃回燕。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太子丹为挽救燕国，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举动。始皇震怒，公元前226年出兵伐燕，取都城蓟。《水经·鲍邱水注》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后来考古在宝坻秦城发现一石范，方形，边宽2.2厘米，一面刻有“泉州丞印”。“丞”是战国时秦国首置，这方印范具战国时秦印特征。应该说，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武清的前身泉州，秦时即已设官管理了。史书多载武清秦时属上谷郡，也有专家认为属右北平郡。
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咸阳为中心，“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其中一条驰道由咸阳出发，东经河南，北沿太行山麓，经邯郸、中山至燕，至武清穿境而过。武清草茨、吴堤一带时有堤路两用之道，人称始皇堤，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曾提及。传始皇三十二年第四次东巡，曾于武清今秦营扎营，驻跸于此，后循始皇堤东临碣石。武清境内太子务、青坨一带燕南长城大致就是那时下令拆毁，夷去险阻是防止诸国割据的东山再起。
汉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武清是唐以后的称呼，汉时属幽州渔阳郡，地跨当时的泉州、雍奴二县，而且后来的宝坻、香河、三河、宁河县及天津市、郊部分之地都在二县之内，可见武清当时地域之大。高祖刘邦建汉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经济不断繁荣发展。武清当时濒水临海（水有雍奴薮和众多河网，海有渤海），人民多以渔盐业为生。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泉州设盐官管理盐政。使得战国时已颇为发达的渤海盐业，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统治阶级对渔盐之利的重视，也促进了武清（泉州、雍奴）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促进了村镇建设的发展。
按现在大大缩小了的武清版图，而且是在遗址挖掘较少的情况下，目前发现武清汉代遗址有三、四十处。简列如下：
泉州故城。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按《水经·沽河注》及《武清县志》等记载，判此城应自秦至东汉末为泉州治450年左右。城址在今区内城上村，于战国聚落上修筑。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0米，面积25万平方米。解放后考古发现城墙破坏严重，东北城角被河水冲毁，南城墙和西城墙只存地下夯土部分。北城墙尚存100多米长的残段，高约2米。城墙夯筑，夯层厚10厘米左右，发现战国陶片。采集到的陶盆残片上有“泉州”戳记字样（城东10公里处双口镇西汉墓地，也曾在陶罐上发现此戳记，表明皆秦汉泉州地）。过来未曾闻有发现秦代遗物，一者秦立朝时间较短，二者战国与秦的文物分野不是很清晰，三者秦远在咸阳，对燕地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在馆藏文物中，我们似能看到秦的印记。现杨村地区与泉州故城不过十数里方圆，当时应属泉州所辖。馆藏文物中有一出自杨村的陶豆，腹壁外部有明显折棱，这是属战国时期偏晚，接近和进入秦代的文物特征。另有一件出土于杨村附近（大南宫）的陶仓，仓顶为圆锥形，肩下有折，仓身略呈筒形，下微内收，平底，折肩处向下开一长方形窗洞，与汉代流行的陶仓有差别，判为秦汉间制品。
兰城遗址。发现汉代水井2口，砖砌，圆形，直径1米有余，深度不明。遗址出土汉遗物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甑、红陶炉、板瓦、筒瓦、羊角云纹瓦当、千秋万岁瓦当和大乐昌富瓦当等。
大宫城城址。亦称大空城。城址平面约略呈长方形，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30万平方米。城垣在战国聚落原址上修筑。考古挖掘时的四面城墙局部保存残段，宽3米，残高1米多，夯筑，夯厚0.08米至0.12米不等，含战国陶片。北墙、东墙中段可见城门豁口。城内采集到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豆、绳纹罐等残片。《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无终县节下记：“浭水西至雍奴入海”。浭水由蓟县境内西南流注入古鲍邱河，再东南流入雍奴薮，乱流而合于巨梁水入海。大宫城北距鲍邱河故道22.5公里，东南距汉代海岸线50公里，西南距泉州故城（城上村）20余公里，与史书记载合，所以有专家认定大宫城在汉代曾为雍奴县治。
田户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发现由内为网格纹烧制、直径0.6米的陶井圈叠置水井一口。地表有大量绳纹砖和陶片，发现有夹云母、泥质红陶釜残片以及灰陶盆、罐残片、汉陶盘、罐等。另有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曾发现数十座砖室墓，多数有两三个墓室，券顶，南北向，发现有灰陶罐、盆、盒、五铢钱等。地面有绳纹砖、陶片等。
木厂小堤子遗址。位于北运河两岸，面积约2400平方米，文化层厚半米至1.1米不等。出土遗物有绳纹砖、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灰陶盆、罐等残片。
水活铺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米至0.9米。出土大量细绳纹砖、筒瓦、板瓦和陶釜、盆、罐残片。
东州遗址。面积约1200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出土有夹云母红陶釜、夹砂灰陶瓮、泥质灰陶壶、绳纹板瓦、筒瓦、“千秋万岁”瓦当等残片。发现以夹云母红陶釜对接的儿童瓮棺葬一具。
大张庄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发现陶井圈制水井2口，径1米，饰绳纹，深度不明。地表有大量绳纹板瓦、筒瓦及陶片，器形有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灰陶钵、盆、豆残片及陶纺轮等。
旧县村鹰坟遗址。面积约3.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2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及陶片，器形有红陶釜、灰陶罐、盆等。
羊坊大岗子遗址。面积约为2.7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至0.8米。地表散有绳纹砖、筒瓦、板瓦及陶残片。
永兴庄包家坟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0.7米。地表有绳纹砖及陶残片。
永兴庄大寺顶子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地表有绳纹砖、红陶釜、灰陶罐、盆残片。
前侯尚三角地遗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7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和红陶、灰陶片，器形有夹云母红陶釜、灰陶盆、罐等。
小韩村南北窑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至1.5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及陶片，器形有红陶釜、灰陶磨、盆、罐等。
碱厂村北庄户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2至0.8米。发现直径1米多用弧形砖砌圆井一口。地表有绳纹砖，红陶釜、灰陶罐等残片。
中汉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4至0.8米，地面散布有绳纹砖和各种陶片，器形有釜、盆、罐等。
屈刘庄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散布大量绳纹砖、瓦和各种陶片，器类有夹云母红陶釜口沿、灰陶盆、敛口罐等。
稍子营南庄户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瓦、陶片，采集汉代遗物有红陶釜和罐口沿、陶豆把等。
稍子营寺岗子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有大量绳纹砖、陶片等。汉代遗物有釜、罐、盆等残片。
牛镇村东岗子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半米。地表有大量砖、瓦、陶片、汉代遗物有绳纹砖、灰陶盆、罐残片。
后侯尚杨家地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7米。汉遗物有绳纹砖、筒瓦、灰陶罐残片。
邱古庄大台子城址。城址呈正方形，边长约500米，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墙夯筑，地面部分夷平，仅呈略高四周的土台。东50米为古河道。地表散布较多陶片、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和汉釜、盆、罐残片，采集到一面东汉四乳四虺铜镜（四虺亦称双钩云纹）。铜镜四乳带圆座，四虺成钩形体，两端同形，躯外侧各有一只冠羽鸟纹，另有卷云伴其侧。与东汉初年墓出土此类铜镜纹饰基本相同。因此有专家认为邱古庄为东汉以后时代的泉州治或北魏时代的雍奴县治都有欠妥之处。此铜镜缘上还刻有不甚清晰的细字铭：“中都耿川院官照”，起码“中都”两字是清晰的，这应是铜镜持有者称自己的籍贯而刻。中都含义有三：一是汉置中都古县在山西榆次，二是唐改平陆后称汶上、汶阳，三是金、元时称北京为中都。铜镜虽是东汉时物，但也许是流传之物，以一铜镜来断城的年代，证据显得单薄。应该说邱古庄作为雍奴县治大抵是在北魏开国前后，接着将渔阳郡治也迁于此地，经历约60年到太平真君七年，又把泉州县治从三角淀迁来这里。由于一时成了“三位一体”，不堪重负，所以将泉州归并后的雍奴县治迁到离此不足五里的旧县，而邱古庄从太平真君七年后只保留了郡治的地位。至北齐废此郡治，邱古庄（原也称邱家庄、邱各庄）完成了前后约170年的使命，只让人望而兴叹称为“古庄”，让位旧县走上前台了。
里罗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砖室墓一座，南北向，长方形单室，长5米，宽3.5米，券顶，出土有泥质灰陶罐、盆等。
三百户东北冢墓。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两座东西排列的封土堆，间距约10米，上世纪五十年代挖渠时遭破坏，为多室墓，有前、中、后三室及侧室，长约30米，宽约20米，绳纹砖砌筑，南北向，出土陶罐、陶井、灶、耳杯、鸡、鸡、猪等陶禽畜俑。
董庄五沙陀墓群。面积2000平方米，地表散布碎绳纹砖。曾发现3座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距地表深2米，作品字形排列，皆为南北向。后面的一座略大，长8米，宽6米多。前面的两侧略小，长5至6米，宽3米多，绳纹砖砌筑。出土物有灰陶罐、五铢钱等。
台头村南上坡墓群。面积约8000平方米，地表散布绳纹砖块、灰陶片等。曾发现4座砖室墓，皆单室，长方形，绳纹砖砌筑，长5至6米，宽3至4米，券顶，东西向排列。出土物有灰陶罐等。
兰城墓群。面积10万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上世纪五十年代平整土地时曾暴露数十座砖室墓，多数有二至三个墓室，有的有侧室，出土物有灰陶壶、罐、灯、仓、楼、盒、耳杯和猪、狗、鸡动物俑，铜镜、铜薰炉、漆盒、漆耳杯、五铢钱等近百件随葬品。墓地内还出土石阙残块两件、石羊一件。
鲜于璜墓。鲜于璜，东汉渔阳郡人，历任郎中，度辽右部司马、安边节使等职，因御乌桓有功，汉永安初年升任雁门太守。死于汉延光四年（125），归葬故里。原有封土已平，为一砖砌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旁有2个侧室，全长14.7米，宽3.6米。墓室近方形，穹窿顶，墓底铺砖三层、四层不等。出土铜、玉、陶、石等各类文物70余件，较重要的有玉彘、铜镜、镂孔薰炉、褐釉瓷罐、陶仓模型、石盒等。墓前出土《汉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一通。圭首，通高2.42米，宽0.82米，碑阳碑阴共镌827字，端庄雄健，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成为名碑。现碑及文物藏于市文物单位。
窑上村撒水沟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有较多绳纹、沟纹砖、夹砂红陶、灰陶残片。清理汉墓室一座，绳纹砖砌，长方形单室，券顶，长3米，宽1.5米，南北向，出土灰陶圆底罐一件。
小韩村马坟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现墓葬多座。其中汉墓为长方形，券顶、砖室，绳纹砖砌，长3至5米，宽1.5米至3米，少数有前后两室，南北向。出土物有灰陶罐、铜镜、五铢钱等。
大周村墓群。面积约5万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曾发现单室砖墓一座，墓室长方形，绳纹砖砌，长8米，宽6米，南北向，墓门上方门楣上刻花卉，早年被盗，残存有灰陶罐等遗物。
大南宫墓群。面积约2000平方米，地表多绳纹砖块及灰陶片。曾清理砖室墓一座，绳纹砖砌，长方形，单室，长3.5米，宽2米，券顶，南北向。出土灰陶圜底壶2件，罐1，仓楼2件。
辛庄寺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大量绳纹砖块。曾发现数十座墓葬，绳纹砖砌，单室或多室，券顶，出土有灰陶罐、壶、井、灶、猪圈、灯及鸡、狗、猪禽陶俑50余件。
大桃园墓群。面积约2万平方米，地表大量绳纹砖及陶片。曾清理砖墓一座，南北向，单室，绳纹砖砌，长方形，长5米，宽3米，券顶。出土灰陶壶2件、罐8件、盆2件及陶俑、陶猪、陶仿轮等30余件。
以上部分引述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部分）》中关于武清汉代的资料，这些也是作为馆藏文物的背景资料予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朝代有更迭，但更主要的是由武清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的演变，武清的社会文化逐渐形成了由幽燕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海文化的交融。比如前文提及的儿童瓮棺葬的风俗，一些专家一直认为这应该只能是齐地出现的风俗，但却在武清这块燕地多处发现。
近年的专家学者提到汉代的海浸，往往认为是相当长的一个现象，提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不见西汉末乃至东汉中晚期遗存。窃以为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时一地的情况往往并不那么绝对。当时武清（泉州、雍奴）给人的感觉倒像是在东汉末期有一次向东南沿海方向的扩张。清乾隆《武清县志》载：“东汉末移泉州县治于三角淀。”专家对此不解，便把三角淀所在地北移说成是城上、邱古庄或旧县。其实，史志记载很明确三角淀在“县南八十里”，应就在今区内王庆坨之东，一名笥沟，一名苇淀，它既是一片水名，也是这片水中壅起高地的名称，就如同雍奴既是水名，也是这片大水中的地名一样。从东汉末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泉州治在三角淀历时约230年。同样的雍奴县治也在那个时代从西北方向东南迁至大宫城，判断这种开拓包含着统治者追逐渔盐之利的进取。那一个时段应该是滨海平原有了发展而且成陆在扩大，包括海浸、大水变成了一种暂时现象，起码在一个时段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和制约，从而使人们能够对新大陆进行了大胆的开发与迁移。
这次馆内文物研究之前由于缺乏资料与研究，馆内有一方石砚前人误认为清代之物。在经过仔细研读砚上的篆书铭文后发现这方石砚竟是东汉桓帝永康元年之物。砚为古琴（瓦）式，石有黑白两色，砚池为葫芦形，两侧砚首均有篆刻，背雕有莲花、篆字，命名“古琴（瓦）式篆铭花石砚”，也算为馆内藏品又添一宝。馆内新发现东汉时期的珍品还有一面与四乳四虺镜媲美的回旋三虎纹铜镜，圆钮座外三虎同向绕钮呈回旋式，做工精美，与山东滕县东汉墓出土铜镜略同，所以断代为东汉时期文物。
四、魏晋隋唐五代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二二〇年至九〇七年）
从东汉进入曹魏时期，武清的前身雍奴、泉州二县建置如故，仍属渔阳郡。入晋后，雍奴、泉州属燕国，此后就陷入了一个纷争不已、干戈不停的“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到了北魏时泉州、雍奴仍属渔阳郡。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把泉州并入雍奴县版图，仍称雍奴，此时县治北迁至邱古庄，同时兼为北魏时渔阳郡郡治，领雍奴、潞、无终、渔阳、无垠、徐无六县。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中记曰：“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沉沦者半。”太平真君七年的这次县治内迁和泉州撤并，以及县治三角淀城池的放弃，这才是难以抗拒的大水的原因。
这一时期目前发现文物不多。馆藏文物中有过去未经鉴定的盘、碗引起了关注。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邱古庄征集到的，一件是内压印纹青釉碟，一件是外以莲瓣形装饰的青釉碗，厚重坚硬，内用双竖线分隔，有莲、灵芝、牡丹之类等6种凸花。在碟内底发现有8个托珠印痕，这是因为晋和南北朝时期碗碟类需要大增，所以装窑时碗碟间用扁圆形泥团间隔以套装增加装烧量的缘故，同时也为了节省原料、时间。这应该是那个时期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进入隋、唐时期，除了北部的蓟县外，整个天津地区的隋唐文物发现较少。隋代武清为涿郡雍奴县，入唐后属幽州大都督府，天宝初改武清后属范阳郡。武德四年（621）三河县从武清分出。武清目前发现的唐遗址分布在今区内泗村〓镇、城关镇等沿桑乾河故道地区。杨村地区也偶有发现。主要遗址一是旧县武清故城。唐天宝元年改全国重复及不稳定县名110处，雍奴属不稳定县名之列，从此更名为武清。我以为其名缘起章武清河，意寓武功廓清。旧县故城址现为一高地，呈长方形，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00多米。城垣破坏严重，考古挖掘时仅存东南角200多米段夯土墙，夯层厚5至11厘米不等，其他地方被河水冲刷殆尽。城址被民房覆盖，地下文化层厚近2米。唐代遗物有青瓷碗、三彩罐残片等。在旧县故城遗址东南尚有寺台子遗址，面积7.5万平方米，为一方形土台，文化层厚1米，发现唐代遗物有灰陶盆、罐口沿、素面筒瓦、莲花纹瓦当和三彩瓷枕残片。旧县遗址西有天齐庙遗址，面积约3600平方米，高出平地2米，地面散布大量唐代青瓷、三彩残片等。二是大桃园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出土唐遗物有素面筒瓦、莲花瓦当等建筑材料和青瓷碗、绿釉小罐、半釉白瓷碗等。
在馆藏文物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现了大桃园出土的唐中宗时期的典型灰陶罐，浑圆饱满，显现了大唐风格。二是在馆藏器物中研究新发现了一件唐中期的双兽耳黑釉瓷瓶，造型流畅，庄重大气，通体黑釉，光可照人。瓶内施白釉，这是中唐烧造此类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三是在杨村出土的一件青白釉注子，短流，上有曲柄提梁，晶莹润泽。应为唐晚期物。另由刘炳森先生捐赠的文物中有一红陶仕女俑，面庞丰腴，头梳高髻，长裙曳地。整个造型娴静雍容有盛唐气象。此外还有田户出土的罐、杨村砖瓦厂和大桃园出土的碗及瓦当等，均属唐代之物，同样弥足珍贵。
五、宋辽金元时期文物及遗址（公元九六〇年至公元一三六八年）
经过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割据，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北宋。两宋期间，契丹建立的辽和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一直形成一种边患，上演了一段兄弟阋墙而争的时和时战的历史。
武清在后唐时属卢龙节度使；后晋天福初入辽幽都府；辽会同元年（938）分县地于孙村置香河县；辽开泰元年（1012）属南京道析津府。在辽政权衰落后，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了金政权。宋宣和五年（1123）武清归宋燕山路，宣和七年（1125）武清归于金，属燕京析津府；金天会七年（1129）属河北东路、后改大兴府；金大定十二年（1172），武清分新仓镇置宝坻县（含宁河）；公元1233年，北部的蒙古军队兴兵攻陷汴梁，次年金灭。1235年蒙古攻南宋，1271年元朝建立，1279年南宋灭亡。入元后，武清属燕京路大兴府，至元间改燕京为中都路、大都路，武清属漷州。从五代后至元代的四百余年间，武清更多的是面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和承受作为与中原政权争战前线的压力。最能表达当时人民心情的是里老（罗）村赵氏夫人墓碑所记述的情况。当时宋辽对峙，南北阻隔，赵氏夫人一家分居宋、辽两地；赵氏家住燕京铜马坊，长子在真定府，次子、两女在均州（今湖北均县），长孙在儒州缙山县（今北京延庆），次孙与赵氏之夫均在定州。夫死难返故园，只能暂葬元氏县。战乱造成的生离死别给武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区内已发现的明显的宋代遗址很少。1976年曾在下伍旗忠义出土一面湖州石平郎盾形铜镜，本次发现属宋代传统石家镜，而这是因为当年有潞河（北运河）故道行经浮鸡泊的缘故，判应与商船有关。再有就是在区内多处发现大量宋钱币，也发现有宋碗等。目前区内发现辽代遗址有近20处。
1）杨村北郑庄遗址，曾发现辽代白瓷碗和三彩釉红陶片。
2）旧县故城发现有辽代的沟纹砖。
3）寺台子遗址发现有沟纹砖，兽面纹瓦和白瓷碗等。
4）青坨城址发现长方形城址，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后仅存东墙南段300米，厚10米，高1米多，夯筑；城内地面有沟纹砖、白瓷片、灰陶残片等辽代遗物。
5）木厂村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地表散布有白瓷碗、罐残片、陶盆、罐残片及沟纹砖，采集到完好的白瓷碗、白瓷盘各一件。
6）刘庄河嘴遗址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多沟纹砖、素面板瓦、灰陶片和少量瓷片，器形有灰陶瓮、白瓷碗等。物存河北省文物单位。
7）大良塔基遗址系高层窣堵婆式砖塔，基座石砌八角形须弥式，上砌八角形塔身、半圆形覆钵和十三天相轮。1964年倒塌，地宫清理出土铜、瓷器47件，其中有13层密檐小塔、牡丹纹花盘、执壶、碗、碟等一批定窑白瓷。物存河北省文物单位。
8）羊坊孙家坟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3至0.9米，地表较多沟纹砖、白瓷碗碟等残片，出土铜钱数十枚，有“淳化”（北宋太宗年号）“政和”（北宋徽宗年号）年号钱。
9）太子务西仓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大量沟纹砖、素面筒瓦和瓷片等辽代遗物，其西有古河道，人称“肖太后运粮河”。
10）小周村南上岗子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灰陶碗、陶纺轮和北宋徽宗“崇宁通宝”1枚。
11）太子务遗址面积约4.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1.5米，地表有大量砖、瓦、瓷片和动物骨骼，辽遗物有沟纹砖、灰陶盆等。
12）代庄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白瓷碗残片和北宋徽宗“政和通宝”1枚。
13）董标垡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采集辽代遗物有沟纹砖、白瓷碗片及一陶瓮，内盛铜钱100多斤，有北宋钱“政和通宝”等。
14）窑上村撒水沟墓群发现辽墓多座，沟纹砖砌、单室、长方形，长3米，宽1米余，南北向，出土白瓷碗、灰陶罐等及“太平通宝”等宋钱10多枚。
15）小韩村马坟墓群出土辽墓一座，圆形砖室，沟纹砖砌，直径约3米，出土白瓷枕、瓶各一，铜钱数枚。
16）木厂村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沟纹砖砌圆形砖室墓，单室，直径3米多，券顶塌，出土白瓷碗1、灰陶罐2及唐玄宗“开元通宝”和“天禧通宝”（北宋真宗年号）各一枚。
17）定福庄辽墓位于2米高岗上，发现圆形墓室一座，沟纹砖砌，出土灰陶罐3个。
18）青坨僧人墓群面积约1万平方米，原有砖砌墓塔13座，呈八角或六角形，直径2-3米，采集有三彩瓷枕一件，长方形，长25厘米，宽20厘米，有四腿呈小凳状；鼓形石采集有10余件，直径50厘米，高70厘米。
19）蒙村遗址发现有辽代沟纹砖等。
馆藏文物中辽代的东西不多，有常见的鸡腿瓶、象腿瓶，还有在三百户发现的棕釉三足盂等。辽代宗教盛行，统治阶级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崇尚佛道，特别给予佛教很高的待遇。前面提到的大良塔、青坨寺塔、瓦屋村隆兴寺（现仅存经幢，汉、梵文对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都是辽代的佛寺建筑。另外区内较明确知道年代的辽代道教建筑是建于今黄花店镇的玉皇阁。阁建于辽太宗会同六年（943），原来其北面建筑是“省抑宫”，建玉皇阁是为了被囚禁的嫔妃忏悔祷告之用，所以时人称其地为皇后店。玉皇阁占地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砖砌，拱券顶无梁架，也称无梁阁。长8.35米，宽6.95米，分福、寿、康、宁四层。高16米，四重出檐，歇山瓦顶，每层正面各开一券门，建筑颇具辽代特色，风吹铜铃，数里相闻。馆藏文物中有阁上脊兽砖，风铃及纪年文字砖等。
区内明确的金代遗址在南掘河，面积约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地表有大量残砖瓦、陶、瓷片等，采集金代遗物有灰陶盆、白瓷碗等，在一件青瓷碗底有“崇庆年制”款识。崇庆是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年号，在位仅一年多，发现难能可贵。另外在肖羊坊曾出土两块金代铜镜，证明肖羊坊也系金代遗址。一块是龟鹤齐寿铜镜，一块是许由巢父故事铜镜，均为金代风格。在东马圈出土有六耳鋬铁釜，大抵类似于今日部队的“行军锅”，邻近地区、县也有同类釜出土（一说为元代），反衬出当时烽火遍地的情景。
金代尊儒崇道，对佛教采限制态度。另与金有关的石经幢有四处，但多只为幢身一节，其它无存。一是有金“熙宗皇统二年”字样的一石幢，四面抹角，高0.6米，大理石质，字残缺不清，仅见“纯质寂淡，其出天然”等字。二是原存于里老小学门前的金正隆三年（1158）所立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曰唐梵本石经幢”，青理石质，八面体，高1.73米，一行梵文一行汉字相对照，中都河南郡官万昌书刊。三是存于董标垡的“敕赐吉祥院”石经幢，理石质，高1.58米，字迹斑驳难辨，经幢应早于金大定三年，内文有“大金国中都大兴府武清县……”字样，当地有寺明代曰广福寺，吉祥院或许就是它的前身。四是存于西柳行村的“普安寺石经幢”，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立，八面体，高0.94米，梵汉两种文字，题为“大金国中都大兴府安次县普安寺监口口口寿口记”，述本邑僧人志宏志乐出家，“功夫既到，心镜自明”，后被举为寺监及后来修建寺院的情景。只不知安次之物如何辗转来到武清西柳行村？但上述几个地方都应该存有寺庙，且建庙时间都应该在金代，这应该是不错的。
经过了宋、金、元战乱之后的武清竟然得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机遇，这主要是得益于北运河的改造和漕运事业的空前发达。元至元七年（1270）郭守敬提出的“由蒙村、粜粮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𣵦风浪远转之患”的建议实施，“浚武清县御河”；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洄远，改从孙家务”；八月，“穿武清蒙村漕渠”；至元二十六年（1289）“浚河西务至通州漕渠”，最终使全长三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武清的杨村、河西务等地成了当时闻名中外的“漕运终点”和咽喉实赖运河之惠。元代遗址在武清遍布各地，现发现的就有40余处：
杨村遗址。位于运河两岸，《元史》有载。从元代开始杨村就是运河沿线重要聚落。地表散见较多磁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的各种瓷片，象杨村砖瓦厂曾出土的钧窑天青釉瓷盘，现为馆藏三级文物。在杨村运河西岸曾发现沉船，出土有元代白瓷碗、钧窑碗残片和宋钱数十枚。《大元海运记》的记载说：“起运粮储，至杨村码头交卸。讲究水程，自开洋上海等处至杨村码头，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元史》也有类似的记载，给世人的印象就是杨村码头就是漕运终点站。但实际往往“因内河浅涩，就于直沽交卸。”有人以为直沽就是杨村码头，这说明在世人眼中杨村码头成了漕运兴旺繁忙的代名词，直沽的货都是在改为驳船后运到杨村验货。而且，当时的直沽也属武清之地，混淆也不为奇。
河西务十四仓遗址。沿北运河旧道两岸分布，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0.5公里，面积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2米，是潞水漕渠中途最大的一处漕运遗址。遗址东南侧“海子”为泊船处，附近隆起的高地为码头。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此置漕运总司，分司临清。至元二十五年（1288）内外分置二漕司，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运粮”。所以，这里既是漕运高层所在地，又是元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元史》载十四仓名称为永备南、北仓、广盈南、北仓，充溢仓、崇〓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主要由3个岗子构成，发出有成排的建筑基址和下水道等遗迹。曾于北运河故道西岸距地表2米处发现5米长一方头沉船。木质坚硬，保存完好。历年出土大量文物，有“皇甫”、西京“等铭文的铜权、铁权、石砚、龙泉窑影青小狮、定窑瓷人、铜镜，定、磁、钧、龙泉各窑系的碗、碟、盆、罐、炉、盏等各种瓷器。其中如磁窑春夏秋冬四季瓶、龙凤罐、龙泉窑影青香炉等都属精品，但其中多存市文物单位。
稍子营南庄户遗址和寺岗子遗址中均发现有钧窑碗碟瓷片及磁窑瓷碗、龙泉窑碗、碟残片。其它如牛镇东岗子、董标垡、蒙村、后堠尚杨家地、小韩村南刘坟、旧县故城、旧县代庄，太子务西仓等遣址均发现各窑系瓷片等。小周庄南上岗子遗址还发现龙泉窑青釉瓷罐1件。
后营北岗子遗址面积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米。地面有较多砖瓦和陶瓷片，采集有白地彩绘瓷骑马俑1件。
大赵庄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南临古河道，文化层厚1.5米。发现水井一口，砖砌圆形，直径约1米，深度不明。地面散布大量砖瓦陶瓷片。出土束腰银锭2块，正面铸“平阳”二字，背面錾刻重量和司秤人姓名。
太子务遗址传为元明宗和太子设坞造船处故名太子坞，又称太子府、太子务，村西南有凤凰台高数丈，旧有殿阁于其上。发现兽面瓦当、灰陶盆口沿、钧、磁、龙泉窑瓷片，出土高20厘米铜骆驼1件。村西有西疙瘩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表有大量碎瓦和各窑系陶瓷片，西临古运河道称西河沟，传为“肖太后运粮河”。东北有郑坟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有大量砖、素面筒瓦、兽面纹瓦当，磁州窑鱼纹盆及龙泉、钧窑碗、碟等残片。村东有周庙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表有大量砖瓦残块和陶瓷片和成堆的兽骨。采集遗物有影青瓷高足杯、磁窑罐及陶瓷片。
旧县南园子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砖、瓦、瓷片、灰陶片等。
昝南宫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有大量陶瓷片，采集有鸡腿瓶，钧窑碗和景德镇窑青花瓷片等。
拾棉庄曹子里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被近1米黄土覆盖，文化层厚0.4至1米，有红烧土、灰渣。发现磁窑白地黑花瓷碗，定窑白瓷和黑釉碗残片。
小谋古屯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至1.1米，地表多砖瓦和钧、磁、定窑瓷器残片。出土有“南京皇甫”铭文铜权一件。
半城遗址在一高于平地1米多的土岗上，面积3.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面散布有砖瓦、瓷片。
小韩村东大口子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发现灰陶、红陶、夹砂陶片、瓷片。
河西务公子林遗址位于北运河旧道东岸高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1.5米，地表多见砖瓦、瓷片，发现有磁窑褐釉瓷碗、龙泉窑绿釉瓷壶各1件及龙泉、定窑碗、碟残片。另河西务村小庄遗址东距北运河1公里，面积8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地面散有大量砖瓦瓷片，采集磁窑盆，钧窑碗及白瓷、青花残片。
孝力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采集鸡腿瓶1个和定窑白瓷碗残片、灰陶口沿等。并出土龙泉窑豆青釉瓷盘，为馆藏三级文物。
小河遗址紧邻北运河旧道，面积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表多陶、瓷片，采集元遗物有银锭8笏、六耳鋬釜、黑釉瓷罐和鸡腿瓶各一件。银锭作束腰形，长14.2至15.3厘米，宽8.4至8.9厘米，重2008克至1965克，錾刻有行人、秤子姓名和锭的重量、砸印符号。其中一件刻官府税银的“榷场银”三字。
忠义庄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地面有大量砖瓦、陶瓷片，常有大青砖出土。发现元遗物四系鸡腿瓶2个，“潮州”铭文铜镜一面，十二生肖压胜钱一枚，以及磁窑罐、钧窑碗、碟和景德镇窑碗等残片。
秦营遗址为运河沿线泊船码头，位于北运河西岸河滩地，面积2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8米，地表有少量磁、定窑白瓷片。在距地表0.5米处出土20余块不规则圆形铜锭，每块重30斤左右。村北运河西岸三角坝发现沉船一艘，出土船板数块及白瓷碗1件，敞口，斜腹，小圈足，近底不挂釉。
三百户小庄头遗址为近方形高出地面4米多的高丘，位于浮鸡泊旁，面积6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地面散布有大量砖瓦、陶瓷片和磁、钧、龙泉窑残片。
中迤寺双树遗址位于北运河故道（现名黄沙河）东侧，距地表4米处发现栈桥遗迹，有柏树桩32棵，径0.3米左右，每排4棵，东西向排列，长20多米，宽4.1米。地表有灰陶盆、定窑白瓷碗、龙泉窑青瓷刻花碗等残片和素面青砖等。征集宋白瓷碗1个，唐、宋、元铜钱20余枚。
三百户东北岗子墓群座落于高岗上，面积700平方米，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小型砖室墓一座，圆形，直径2至3米，，青砖砌，南面开门，有墓道。出土黑釉小口罐2件，白瓷碗和玉壶春瓶各1件。
杨驸马沉船遗址发现木船，出土白瓷碗和钧窑瓷碗各1件，铜钱10多斤，多宋钱，最晚为元“至元通宝”。
陈庄沉船位于北运河东岸转弯处，木质，长10米多，出土有铜构件及白瓷碗、碟等物。
双树村沉船位于黄沙河东侧，200米内发现两艘。一艘为对槽船的一半，长10米，内装高梁类谷物。出土白瓷碗1只和铜钱千余枚，多为唐、宋钱，最晚为“至元通宝”。白瓷碗敞口，直径20厘米，近底处露胎。另一艘长5.6米，两头尖，中间宽。
聂官屯沉船遗址位于北运河东，木质，长约8米。出土部分船板、船钉及元代白釉露胎瓷碗残片。
另外，泗村𣵦也曾出土一件铜权，上铸“益都路”和“至治元年”（元英宗年号）文字，证明了元代武清潞河上下舳舻千里、帆樯如林的繁荣景象。
六、明清时期文物及遗存（公元一三六八年至一九四九年）
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时，府库空虚，难以养兵，便决定在京畿一带大兴屯田，以军屯方式把农田分给拱卫京师的五卫亲军屯种。在武清屯田者有枢密院中卫于河西务一带，真定军人于崔黄口一带和左卫三处屯田，大司农辖营田提举司和广济署在武清崔黄口、空城屯田。这些屯田军队仗势欺凌百姓，强占民田财物。如至元五年（1268）八月来武清北乡等处“于民家安下，每日要取饮食，及递亘敛索马匹草料，至甚骚扰不安。少不应副，恃赖众力，辄发恶言，恐吓侵凌，无所不至。每年直至来春三月方始离去。”为防止人民反抗，元统治者在今城关设置了镇抚司。但最终还是爆发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其北路军统领毛贵曾与元兵大战于武清柳林。后朱元璋趁势起兵，派大将徐达率军北上，大败元军于河西务，占领通州后攻取大都，元惠宗北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元亡。
入明后的武清属顺天府通州。《明史·地理志》载：“武清，（通）州南。元属漷州。洪武十二年来属。有三角淀，在县南，即古之雍奴，周二百余里，诸水所聚。有直沽，在县东南，卫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入海。有巡检司。又：东北有河西务、东南有杨村二巡检司。”明继续实行屯田政策。“籍为军者给以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经济逐渐恢复。明永乐十三年（1415）设武清卫，初置于河西务，后移于城关。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北运河钞关由漷县移至河西务，设户部侍郎。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才把钞关从河西务移至天津北门外，钞关在河西务存在了220年左右。
现境内发现的明代遗址主要有：
武清旧县故城遗址曾出土四口明代铁钟。
土城河西务城址于北运河西岸，明隆庆六年（1572）建，方形，边长500米，城墙夯筑，内外甃砖。城内文层厚1米左右，多青花、白瓷片、砖瓦等。明《长安客话》称此为“京东第一镇”。近于河西务大龙庄发现一代名将杨业后人、明代杨景等雍阳瀛西杨氏族谱，明代宗朱祁钰赐杨家下马碑，兵部尚书于谦题字杨景影像、熹宗朱由校驻跸杨家题字“铜帮铁底北运河”等文物，以及杨景、杨相手扎所记有云：城原为东汉泉州豪门杨球（一为阳球）所筑土城旧址。证明土城成村史可上溯至汉代。
蒙村遗址出土有大明城砖，其一有铭：直隶常州府委官知事王忠、无锡县委官县丞宋琏，成化拾捌年（1478）四月日造。左下角尚有“核吏口高口”等字不清。杨村遗址也出土过带“亳州”字的大青砖。明朝有一个大规模的造城造陵运动，全国规模的城池改造和京畿一带的城、陵建造需要大量的城砖。明王朝烧造的建筑用陶的大砖瓦窑场除南京聚宝山窑外，从永乐年间后，临清窑、苏州窑、武清窑、蔡村窑都成了最主要的建筑用陶产地。武清当地“土脉坚胶不异临清”，特别是靠近京城，省工省时，土质又好。史载武清窑在万历二年（1574）“自立窑座，分造城砖，每年三十万个……每个给价银二分二厘”。
距城铺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0.5米，厚0.8米。发现砖墙一段，长200多米。出土有灰陶和碗碟瓷片。
城关武清县故城呈正方形，边长1公里，东、西、南三面开门，城墙黄土夯筑，外甃青砖，东、北、西三面护城河遗迹尚存。文化堆积厚1米余，多砖瓦、瓷片。据乾隆《武清县志》载，明洪武初因大水，原旧县治圯后迁此址，正德六年（1511）筑土垣，隆庆三年（1569）甃砖被称为诸县城“独壮”的“铁城”。
杨村玄帝庙遗址位于北运河西岸，2002年5月末杨村北运河光明桥施工时出土《重修玄帝庙记》石碑一通，碑高1.6米，宽0.66米，青石。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四陵人郑振先撰并立石。一起出土有玄帝庙二护法铜人，高1.78米，比例匀称，威武雄壮。碑记叙郑及家人行船被风阻于运河，其妻病危，遇此玄帝庙祷告竟得痊愈，后出资再修玄帝庙事，书法文章皆具文采。
此外象南掘河、蒙村、辛庄等遗址也均发现明代白瓷、青花瓷片等遗物。
另有孝力慈航寺始建也起于明代。因清初时该寺已破败，于清初重修。传顺治帝曾御书“敕赐慈航禅林”并封为北京护国寺分寺。正殿、中殿数十尊佛像为木雕，传其中唯有一尊为“赤金塑像”、一尊为“风磨铜塑像”，而后殿佛像皆为泥塑。解放初，其他佛像被毁，金、铜佛像不知所踪。今馆藏佛像中，其中两尊铜佛像恰从孝力征集。一尊曾贴金，通高39厘米，为阿弥陀佛接引立像。另一尊为释迦牟尼铜坐像，通高20厘米。此两佛像且风格一致，判为慈航寺原说的金、铜佛像。如从北京寺院请来或许年代还要久远些。
区内发现明代碑记，除前所述《重修玄帝庙记》外，还有明碑记10通，前在我主编出版的《武清碑刻集》中详有载，今略述如下：
河西务《重修旧迹关王庙碑记》，明弘治甲子年（1504）立，碑高2.16米。主要记述河西务关帝庙墙倾壁倒，当地居士、皇亲、报恩寺主持和众多武官为出资人重修庙宇金身事。提供了较多当时河西务的历史资料。撰文为赐进士出身、观口部政、蜀郡人陈猷，书篆为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刑部贵州清吏司主事赵廉。
大良《重修大良义济禅林立石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立，碑高1.64米，青石。残损多处，主要述重修寺院“两廊之旧迹”事。大良塔所在寺皆云名永济寺，同在一村，又名此为义济寺，碑文提到明地方官员对此很重视，在永乐年间、嘉靖中期和嘉靖三十五年对其三次重修，且碑并没有提及“永济寺”。撰文者姓名无存，身份为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通政口口口政前兵科左给事中，书者为寺中住持友良大第子思宁。
杨村《移建杨村驿公署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立，碑高1.45米。内容记述修建杨村驿公署官廨经过，其中提到“杨村以驿闻名”的说法。碑为杨村管河通判赵桐、武清知县汪鹤龄同建，撰文许守思，因碑残官职不详，约略是天津霸州兵备的主管之类。
南口哨《古刹观音寺勒石碑记》，立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碑高2.18米，寺于“南大口哨下哨军屯”，创自金皇统四年（1144），寺历458年到明而重修。撰文为文林郎、知醴泉县事芮宝田，题碑为奉直大夫、工部营卫清吏司主事高进口。
王庆坨《玄帝殿碑记》、《创建观音阁碑记》，立于崇祯四年（1631）仲夏，区内王庆坨存。撰书人为明太监曹化淳。前碑述建祠之缘，讲善恶之变，善恶有报；后碑述明天启改元逆贼作乱，计害大司礼，曹氏兄弟被难脱难，许愿“俾得生还、即建是祠”事。
柳林屯《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刘公合葬墓志铭》，立于明正德丙寅年（1506），灰理石质，边长0.63米。述昌黎人刘忠“以兵故”来武清入赘于柳林屯孟家等事，撰文翰林院国史编修，文林郎、郡人孙清，书丹为承德郎，兵部主事句容人曹崐，题篆观工部政潞阳人宁河。当地人曾发现两大一小三具棺木，铜线数枚。
三里屯《明故恩荣官张公墓志铭》，立于明正德庚午年（1510）十月，葬于三里屯村，文多缺损，碑边长0.69米。按三位赐进士出身的人所撰碑文，知墓主张公名璘，字廷珪，世为燕人，乡之君子，国之逸民。
蔡家庄《明中宪大夫、山东按察司副使东河赵公墓志铭》，立于明隆庆四年（1570）四月初六。碑边长0.69米，墓主赵绅字子缙，别字东河，世居武清河东蔡家庄，历任太谷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按察司副使等职，碑文述其从政公正廉明有政声的经历。其家墓地在双树小河村东，面积约1000平方米。后发现砖室墓3座，略呈方形，边长4米左右，拱券顶，铺地砖下有泄水道，随葬有白瓷罐，黑釉四系陶罐、灰陶罐和银簮等。墓碑撰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余姚人邵陛，书者为资德大夫、治政上卿、户部尚书、东安人刘体乾，题篆为中议大夫、赞治尹、巡抚辽东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蓟州人李秋。
另外还有一通尹窑村李延瑞墓碑，今已失。李曾任稷山县尹，封宁国府推官。居官时殚力民事，老年居家悉心教授子弟。墓原有封土，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挖。砖砌方形墓室。墓志方形，边长0.53米，明正德元年（1506）刊。由胜霍撰，林琦书。
馆藏文物中选了明代几件瓷炉与铜镜，其中一件德化窑双兽耳白釉瓷炉、一件青花钵式炉均十分精美，为馆藏三级文物。铜镜选一件“正其衣冠”带柄铜镜和肖羊坊出土的“五子登科”铜镜。还有一件成化早期的缠枝纹青花梅瓶也颇具明代特色。另外，宣德炉也是明代著名工艺品，所以也选取几件欣赏。
公元1644年，明亡，清朝建立。初武清沿明制仍属顺天府通州。后于雍正四年改属天津州，当年八月归顺天府通州。六年（1728）改隶东路厅。八年（1730）从武清县东南划出余庆府、张贵庄、军粮城、杨柳青、青光、南仓、丁字沽等142村置天津县。
清代运河漕运虽较明朝的全盛有所不及，但仍有一个高潮期。武清的杨村、蔡村、河西务等都是大码头。清嘉庆六年（1801）发直隶驳船1500只，有640只集中在杨村。嘉庆十六年（1811）驳船增加到2500只，杨村就留用1000只。清代漕运设总督。沿运河有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设巡漕御史稽察东段漕运，后来在杨村又增设满、汉巡漕御史各一人，管理漕运驳船及北运河疏浚等河务，可见杨村地位不断提升的进程。清举人梅成栋在《夜泊杨村》一诗中描写了当日的繁华：
“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
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
邻舫多欢笑，深更尚管弦………”
与漕运有关联的是治河。清代的多位帝王对治理水患倾注了极大的心力，特别是康熙帝在位61年曾28次巡幸武清。尤其关注水务，亲自勘查，驻跸各地，并留下“导流济运”御碑立于筐儿港。碑通高3.8米，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立，五十九年（1720）重修碑亭等。乾隆帝在位60年曾8次巡幸武清察看河工，留下四首御诗，一碑立于王庆坨堤南，一碑立于筐儿港。
目前发现的清代文物遗址，除前已述及的杨村、河西务城址、城关武清县故城、北运河、筐儿港坝外，主要还有：
旧县天齐庙遗址，上有清乾隆九年（1740）石碑一通，通高2米，记述天齐庙从唐始建、元至元五年（1268）重修和清乾隆年间再修的经过。
河西务藏经阁遗址，有碑《藏经阁碑记》，残，原存河西务中学，通高1.55米，内容述性善和尚历时五年倡建藏经阁于乾隆元年竣工经过。渤海高銮书，立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
南宫玄真观遗址，有碑《玄真观开立常住碑记》，碑高1.44米，丘祖龙门派第十代弟子张清华立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文由“古晋神山南阳子杨机如”撰，经文林郎、知武清县事吴翀检阅，谢之琦书。内容记世居武清柳行村望族张老师弃田产皈玄门、开立玄真观事迹，折射当时杨村地区道教活动的盛况。
杨村天齐庙遗址，有碑《杨村天齐庙碑记》，立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碑通高1.64米。述僧人和村民共举历十四年募化重修天齐庙事。由侯选知县、拔贡王世昌撰，生员贾宗翰书。
汊沽港义学遗址，早年被毁，有《义学碑记》原存汊沽港村，清咸丰八年（1858）立，通高1.78米。述义光绅士办义学经过并县府谕照，反映了“邑近京都，为首善之区”对教育的重视。
杨村药王庙戏楼遗址于杨村河东，仅存戏楼明柱。戏楼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历九十年朽损后于光绪八年（1882）以石柱顶木柱，铭文以记。
杨村河神庙遗址，仅存碑，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立，灰石，高1.25米，由署理碑运河关务同知张恩霨撰书，书法清逸舒展。
瓦屋村关帝庙遗址，建于明，清雍正年间重修，有庙碑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碑首失，碑身高1米。上记村民为修庙设茶棚募化，五易寒暑乃成。候选训导李登瀛撰书。
东仓村《咸丰、光绪谥周济昌谕旨碑》、《皇清诰封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周刚节府君庙碑铭》，先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九年（1903）立，汉白玉质，皆通高2.66米。前碑述周济昌于咸丰五年（1855）在广西富川县任知县时“单骑谕贼”被害殉职经过，经礼部议赠官，建祠。有咸丰帝一次、光绪帝两次谕旨并赐“刚节”。后碑记周家世、生平、殉职及建祠经过，碑文由其子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内务府大臣、承袭云骑卫周庄山撰，中宪大夫，四品衔户部主事商廷修篆额，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商衍鎏书。
定子务龙泉寺遗址已无存，仅存一碑，高1.69米，字缺损严重，内容不甚详。由“奉政大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本衙门撰文记名御史加四级潍阳梁口口撰并书”。
标垡村李胤台墓地遗址，原有封土被平，面积4000余平方米。发现墓多为小型砖室，中有黑釉小罐，耳杯、铜钱等物。墓碑记其为文林郎、知临汾县事，“传家以孝，报国唯忠”，“出宰百里，人颂廉平”。撰书者为巡抚湖广等处兼理粮饷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级、前巡抚直隶等处地方、内国史院学士董国兴。
邱古庄李可桢家族墓地，发现夫妻两块墓志铭。李妻曹氏诰封淑人，碑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理石质，边长0.76米。铭文由通议大夫、内阁口口兼礼部侍郎、归安孙在丰撰述曹氏懿行，由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袁景星书，通议大夫、兵部督捕右侍郎、南昌熊一潇篆盖。其夫李可桢字克生，别号坦斋，诰封中大夫、待赠资政大夫，墓志理石质，边长0.76米，立于康熙辛未年（1691）。述其屡试不售后绝意进取，训育幼弟，周济乡里，教育弟子获人敬仰。撰志者为朝廷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前礼工二部尚书等衔桐城人张英，书者为中宪大夫、兵部督捕左总督官等衔石门人劳之辨，篆者为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右通口前顺天府口口提督学政永年人刘超凡。
安家标垡南原曹传家族墓地，面积约600平方米，有封土堆多处。发现曹传墓室方形，边长3米多，砖砌。出土墓志一方，边长0.98米，记述曹传家世及生平。曹传字书言，号近野，敕赠承德郎、翰林院检讨加三级，其祖为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曹化雨，康熙帝围猎曾幸其家，及以后召见诸事，叙述颇具文采。撰文为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管礼部尚书事加五级海宁人陈世倌，篆盖者为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太傅、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兼管刑部尚书事新安人汪由敦、书丹者为资政大夫、内廷供奉、乐部大臣、工部左侍郎、总管国子监算学兼钦天监正事析津人何国宗，三位高官为曹传撰铭可见其荣耀。
大宫城王勇著神道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月，通高3.98米，灰石。王勇著，号果亭，官中宪大夫，、工部员外郎、贵州布政司，碑镌有嘉庆帝圣旨，表彰王勇著及侄王世绂，封王勇著妻于氏为恭人事。
王庆坨萃文书院遗址无存。原为二层楼阁式建筑，早年被毁。仅存黑色理石碑一通，于光绪九年（1883）立，通高2.03米，述创建萃文书院经过。
梅厂村河捐晓谕碑，通高1.6米，光绪十二年（1880）立，述武清知县重申按田亩征收河捐的数额，严禁擅增事。
大友垡东大庙遗址，于1960年毁坏，仅存一碑，高2米，述重修东大庙经过。
霍屯侯松林墓，原有封土，砖砌，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毁。仅存一碑，清宣统三年（1911）立，通高1.9米，青理石质。碑为圣旨，诰命，表彰山东莱阳知县侯荫培的祖父母，封其祖父侯松林为资政大夫，封其祖母耿氏为夫人。
杨村救生船遗址，清道光九年（1829）因庙会人多摆渡翻船，溺毙儿童十余名。时杨村驿丞兼巡检柴清元、本邑举人侯选教谕李国垣倡议劝捐，得东钱200余千添置救生大船一艘以为渡人救人之用，其渡口称大摆渡口。有碑记，现掩地下。
孝力慈航紫竹禅林寺，占地340余平方米，座北朝南，现存山门，正殿，皆为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七檩，前后廊，硬山人字脊，小式木结构建筑，具清代重修后的特征。
杨村清真寺，建于乾隆年间（1736-1795），多次重修。主要建筑有礼拜殿，面阔三间，由前后3座建筑勾连搭构成，顶上建望月楼，保存完好。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清代晚期，占地2000平方米，由正门、水房、礼拜殿组成。殿面阔三间，由前后三座建筑勾连搭构成。顶正中建亭阁式望月楼。
小韩村天主堂，始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1900年义和团运动烧毁后重建，占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大殿作穿堂式，门厅修攒尖塔楼，门窗皆作尖拱仿哥特式建筑。
崔黄口陈光远故居遗址，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原为三进四合院式建筑，面阔五间，抬梁式，硬山人字脊，占地1000平方米，现仅存遗址。陈光远于1917年任京津警备司令，后任江西督军，1922年去职到天津作寓公。1939年去世。
杨村火车站义和团战斗旧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义和团在杨村火车站铁桥阻击敌人，拆毁铁轨，毙敌6人，伤30余人，铁桥现仍保存。
馆藏清代文物图集中主要选取了一组较为典型的瓷器。柴庄小学门前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将军罐为康熙朝最为流行的僧侣盛敛骨灰的器物，做工精美，保存完整。另如一件青花婴戏纹凤尾尊，构图繁而不乱，十分有特点，是典型的康熙间民窑器。馆藏文物这次发现了一黑釉摇铃尊，器形独特，也为康熙朝流行尊式之一。再像彩绘渔樵耕读冬瓜罐，把山水和渔、樵、耕、读四个行业的四个人物巧妙地融绘在一起，清秀传神，属同治后期器物。另外像咸丰年间的彩绘富贵吉祥帽筒，表现了那个时代为官员放置帽子特制的器物，连纹饰都充满了富贵吉祥。再有像彩绘琴棋书画戟耳瓶、青花洗口铺首瓶、彩绘吉祥铺首撇口瓶、彩绘杂宝纹瓶、彩绘山水人物铺首方口瓶等在器形、纹饰、题材等方面都有变化，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和追求。还有刘炳森先生捐赠的一件康、雍时期青花涡纹花押盘，因为在乾隆朝后即渐绝迹，所以也十分珍贵。
图集中没有怎么展示的是历代钱币。馆内现藏历代钱币约有2万余枚，其中不乏稀有、珍贵之品，只是因为不曾筛选，现有照片有的又把多个朝代放在一起，出书日期紧迫，这一块只能抱憾付之阙如。
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本馆所藏文物缺乏原始资料和登记，包括从上世纪以来，省、市组织的历次挖掘、考古及发现的文物资料。还有一些原在本区发现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文物被上级有关部门借走，本区连照片资料都没有存留，更造成现在断代的失据与遗憾。所以文中只将目前搜集、掌握的，包括上级文物部门公布的资料一并堆砌在这里，希望一是打破今后个人对重要资料的垄断；二是为后来的文物工作者、爱好者提供一个一册在手、能够概览全区文物与遗址全貌的简读本；三是通过对资料有一个初步的梳理，便于今后的拾遗补阙、推敲臧否。
“方史寻绎细钩沉”。这是仓促成书之后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因此权且把它当作题目，寄托一点心中的感慨，也为大家、为自己留下一个今后还要细细推敲研究的课题。
2008年1月18日夜于暖玉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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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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