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一、一代名儒——王猩酋
  王猩酋（1876年～1948年）本名文桂，字声秋，中年易字星球，晚年更用猩酋，别号净饭王、石器猿人。11岁入塾，一年读完《四书》，13岁读《尚书》。20岁（1896年）赴天津县参加统考，统考者1500人，星球名列第九。先生从年轻时就热心教育事业，腾出自家房院设私塾，历时40余载。提倡有教无类，重在养德。富家子弟必交重金，贫家孩子减免学费。
  先生文笔洒脱豪放，先声夺人。20年代初期，已蜚声京津文坛。《京津汉文泰晤士报》副刊《快哉亭》刊登他多篇痛击时弊、抨击军阀、很有影响的文章；天津《评报》、《星期报》，几乎每期都刊他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专栏发表的《谐铎》68篇、《随笔》71篇、《文苑》89篇、《小言》112篇、还有几百篇《琐言》。从1926年11月至1931年7月，先生应天津学界名流严范孙、林墨青主办的《存社》之邀，参加征文28次，先生名列榜首的文章15篇，第二名的7篇，被严范孙、林墨青推崇为“百怪之灵，毫端涌现”、“天赋器材，不由人力”、“放笔直干，辟易千人”。
  1937年日本侵华，先生痛心疾首，挥笔作诗痛斥日军暴行。一次，日本人猪子水仙慕名造访，作《樱花诗》以炫耀日本文明。王猩酋便以窗外盛开的玫瑰花吟诗回敬：
  新晴玫瑰吐奇葩，开遍中原千万家；
  借问此中香意味，何如东国紫樱花。
  借此讽喻日本的狼子野心。伪县知事王文琳迁任，地方豪绅吹捧颂扬，有人请王猩酋先生书匾送行，王挥笔题了四个大字“雍奴思寇”，雍奴是武清县的旧称，思寇原意是思念东汉初的武清一位名宦——寇恂。此匾是痛恨贼寇之意，借以讥讽王文琳充当汉奸的丑行。1945年王庆坨第一次解放，王猩酋奋笔疾书《八路军赞歌》；1948年王庆坨二次解放，王猩酋送孙子孙女参军后，鼓励他们渡江南下。
  王猩酋尤喜玩赏雨花石，数十年不懈。藏石五百余枚，撰《雨花石子记》一书，详记每块雨花石，并咏诗赞之，1943年被《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刊登。该书对现代雨花石的收藏、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猩酋与张轮远、许问石三人，被称为“石坛三杰”，誉为中国的“南许、北张、天津王”。其中“天津王”便是王猩酋。“北张”指张轮远，王猩酋的弟子，著有《万石斋石谱》，也是王庆坨人。王猩酋在《玩雨花石》一诗中写道：
  雨花色相耀神州，富贵山林任意求；
  世界正愁人太满，我先钻入石中游。
  猩酋先生倡素食，主薄葬，撰有《薄葬说》，亲手编织准备装殓自己的柳条筐，叮嘱家人，自己死后只穿小褂，放入柳条筐内，四人抬着埋之即可，并附小诗一首：
  吾将后事巧安排，千古独创柳编材；
  自顾自怜边自吊，省得临终盼不来。
  王猩酋工书画，善考据，著有《大禹九鼎所在考》、《化淳帖考证》等。先生逝世后，他的学生从历年发表的诗文中选出诗143首，文160篇，编辑出版《猩酋老人诗文选》和《雨花石子记》两部专著传世。
  二、兴学先贤——陈仙樵
  陈仙樵 杨村人（1876年～1944年）名咏升，字仙樵。早年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回乡后，见到杨村只有几家私塾，决心兴办一所以传授现代文化知识为主的学校。此举获得了本镇进步人士的支持，得到了财势颇大的郝瑞符先生的赞助，在郝氏家塾的旧址建起第一所革新学堂。陈先生自兼教师，以英文、汉文、数学、修身等新文化知识为教材，严格督导学生按时完成学业。后在先生的倡导下，扩充了杨村河东三义庙总校（今杨村四小）；不久，在河西关帝庙建起第一初等小学；河东菩萨庙建起第二初等小学；河西天齐庙建起第三初等小学；1920年前后，在《新天津报》主编刘髯公赞助下，又建起杨村第一所清真小学，随后又办起了第五初等小学。1916年武清县曾在县城举行统考观摩会，杨村各小学十余人赴县城会考，均获优等成绩。县教育科表彰杨村总校为“杨村模范小学校”。
  杨村模范小学培养的学生成才者数不胜数，仅提几个可见一斑：
  沈增笏（hù）留学美国，就读米西干矿冶工程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开滦矿务局总局工程师。
  陈同燮（xiè）、陈同度 兄弟双双留学美国，陈同燮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北师大教授；陈同度于色提米尔大学毕业，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理化系主任，天津医学院化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主任。
  杜建时 留学美国雷文沃兹军事学院攻读炮兵学专业，毕业后又考入加州大学学习国际政治，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协助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武汉、长沙战役，取得了胜利。升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日寇投降后，首任天津特别市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李长哲、杜赓甡（shen） 东渡日本留学，李长哲攻读海关管理学。回国后，任上海海关税务司之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海关总署货物承运处处长。杜赓甡毕业于日本千叶县高等园艺学院。旅居加拿大后，在渥太华一家农场任农艺师。
  杜建初 唐山交通大学毕业，桥梁建筑专家，曾任武汉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
  沈光苾 留学美国金卡尼基大学，攻读钢铁制造专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为新中国钢铁制造专家。
  此外还有邰光谟，北洋大学理工系毕业，电器专家；杜鸿春，北京交通大学毕业，无线电专家；杜庚林，清华大学内燃机系毕业，后任南京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陈乐山、陈宗德，北京大学毕业，陈乐山任首都钢铁厂发电厂工程师；陈宗德任山东某保密厂工程师；杜国忠，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后任山东大学教授。
  三、破产办学的高蓝田
  高蓝田 （1877年～1944年），原名高玉丰，号蓝田。清·光绪31年（1905年）考中武秀才。黄花店镇甄家营村开明士绅。受时代变革的影响，为培养本村子弟，于1912年，卖掉家中40亩良田，创办“甄家营国民初级小学”。在办学最困难时，地卖不出去，两块银元买一石玉米，高玉丰竟借600银元的高利贷坚持给教师发薪水，支付学校一切费用。学生由16名增加到100多名。1917年，该校首届高小毕业生7人考入南开中学；多名学生南开中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考入北京各大学成了国家栋梁之材。仅举高蓝田供养子女读书成才的事例，可见其对社会的贡献。
  长子高尚仁 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毕业后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主任干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青年会组织了“北平抗日伤兵俱乐部”，高尚仁任主任，接待东北伤病的士兵和流亡学生。他常在《北平青年周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精神。1946年公费赴美国留学考察。解放后，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政协北京市委员、全国教会“三自”革新运动委员。1963年担任北京青年会董事长、名誉董事长。1993年逝世，享年94岁。
  次子高尚武 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基督教会办的私立萃文高中，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7年平津沦陷，经北京青年会介绍，到西安英国大使馆当译员。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英商洋碱公司任秘书主任。1955年，英商洋碱公司被人民政府接管，高尚武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政治审查，后被平反，恢复工作。1998年去世，享年96岁。
  三子高尚农 1930年清华大学农校毕业（相当中专），到“华洋义赈总会”工作。1931年调上海华洋义赈会分会，办理长江四省水灾农赈。1934年任华北合作委员会课长。1940年赴成都经营模范牛奶场和中央科学玻璃制造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将两个企业合并，成立精诚公司，任总经理代董事长。解放后，高尚农将公司经营权交给人民政府，自己在四川成都创办第一家“猫狗医院”，后改为“龙江宠物诊所”。1995年捐资一万元，支持七弟高尚先在家乡甄营小学以家父的名义建立“高蓝田奖学金”。2003年去世，享年96岁。
  四子高尚礼 中学毕业后，16岁在火车上当车僮（服务员）；1933年在北京开办“礼记徽章局”，做各式各样的纪念章。1937年抗战爆发，在抗日军人服务部工作；1945年筹建三哥办的精诚公司北平分公司；解放后，任北京力生工厂统计员，直到退休。1996年在北京辞世，享年86岁。
  五子高尚信 高中毕业于北京私立育英中学，七七事变后，考入成都黄埔军校十五期培训班，毕业后转入成都华西大学西语系学习。日本投降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专员、兼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交际股股长。解放前夕到香港，后转到美国，入美国籍后，改名高凌白。任美国加州大学一级教授。1979年偕夫人周敏生回国探亲。支持七弟高尚先在家乡甄营小学建立“高蓝田先生奖学金”。1999年逝世，享年83岁
  七子高尚先 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4岁考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三基中学读书；1946年考入辅仁大学社会系。1948年任甄营村小学校长。1952年调杨村中学任教；1964年受到政治迫害，达十年之久。1975年平反，1978年退休。1984年当选武清县政协委员。1985年创办“武清县三胞亲属联合养蜂学校”；同年创办“武清县养蜂协会”，当选理事长；1989年筹办“天津市养蜂协会联合会”，当选会长；2001年，当选天津市侨联、侨眷代表；2001年获天津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先进个人奖；2002年获武清区政协“十佳委员”称号。2006年，获武清区“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天津市“文明市民”称号。
  四、建校兴学的李子嘉
  李子嘉 大孟庄镇亭上村人（1885年～1969年），原名李芳华，号子嘉，开明地主。热心办学，惠泽乡里。20世纪30年代，在自家办专馆，变卖田产鼓励子女上学，让两个儿媳也入学读书，在当地传为佳话。他常说：“给孩子留下千间房、万顷地，不如让他们多念书，长能耐。”七七事变前，李子嘉当选村长，主张扒本村大庙盖学堂，号召村里孩子读书。七七事变后，当选伪大乡长仍热心办教育，在大押虎寨村扒庙捐款建中心小学。1940年担任河西务二区区长，千方百计筹资捐款，为河西务完全小学扩建4栋教室（即今河西务高中前身）。不久天津津海道（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专署）批准在武清县建初等师范学校（今天天津师范大学杨村分校前身），日伪县长柳世平提举李子嘉任工程处处长，主持建校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生活补贴。李子嘉坚守在建校工地上。建房资金缺口较大，李子嘉四处奔波，到各乡请求支援，一年后，杨村师范学校竣工。日本投降后，年已花甲的李子嘉卖掉自家的田地，为不足百户的本村建一所拥有四个教室、两间办公室的小学校。本村小学培养出多名成才学生，仅举其亲属中的几例：
  李彬 李子嘉长子，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受业于司徒雷登先生。毕业后被选送南京陆军大学，专修兵工专业。抗战爆发，赴重庆、西安，任炮弹厂厂长，成为国内知名的炸药专家，有专著出版。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时期，调到沈阳兵工厂，任总工程师，主持赶制地雷、手榴弹、炸药包，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朝鲜停战后，创办全国第一所兵工学校——五机部第一机器制造学校，首任校长，行政9级，执教终身。
  李朴 李子嘉三子，建国前武清师范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坦克一师任体育指导员，转业后在廊坊师范任教。退休后常住北京。
  李璞 李子嘉四子，1928年生，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医学遗传学研究，涉及肺癌、胃癌、食道癌、乳腺癌、阴茎癌、结肠癌等人类多发恶性肿瘤，为我国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编的《医学遗传学》成为全国医学遗传学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教材。在研究理论的同时，注重培养人才，到2005年他指导培养23位医学博士生、63位医学硕士生。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常委；2001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同水稻专家袁隆平等同志，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和奖励。2006年，78岁的李璞先生荣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陈兰生 李子嘉四儿媳，清华大学毕业，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麻醉专家。
  李淑芬 李子嘉女儿。大连医学院毕业，现为唐山煤矿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知名解剖专家。
  罗炳令 李子嘉外甥，1924年生，1947年武清师范毕业。同年考入华北大学，毕业后，随刘邓大军南下，为接收地方政权的先遣干部，1950年到西康，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后任《成都日报》编辑、记者，党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冶金局专职纪检书记。1986年离休，副地厅级待遇。
  五、富有民族气节的刘髯公
  刘髯公（1893年～1938年）字仲儒，号髯公。杨村七街人，回族。少年家贫，青年时为清末新军士兵。一天在车站偶然拾到一个公文包，他四处寻找失主，是法国使馆一位武官不慎遗失的。物归原主，武官很感激，问起他的身世，得知他通晓文墨，便留他在使馆当一名文书，后调他到天津法租界办事处任侦探长。1923年离开办事处，与段桐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所办报纸以“平民化”、敢说话为准则。为了适合平民读者的口味，试行“评书上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三侠剑》等长篇评书，销路逐渐扩大，每期发行5万份，除本市外，远销东北、西北各地。后陆续增添了《新天津晚报》、《文艺报》（三日刊）、《新天津画报》（周刊）、《新人月刊》等共六种报刊，增加报社人员，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
  刘髯公，性豪爽，乐善好施。尤喜爱京剧，攻老生唱腔，曾多次与京剧名角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戏院”（今工人剧场）同台演出，被誉为津门名票。他关心家乡教育，在老家杨村七街自家宅院办起第一所清真小学。还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捐款奖励优秀学生。家乡清真寺被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带头捐资修缮。家乡发大水，他捐资6万大洋帮助乡民修建排水涵洞。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刘髯公义愤填膺，通过《新天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抢先报道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冯占海及上海陆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抗日事迹，痛斥不抵抗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很快沦陷，刘髯公主办的《新天津报》发号外，向读者告别：“本报决不为日本人所利用。”日本特务大为恼火，对刘髯公采取各种威胁利诱手段，逼他让《新天津报》复刊，他严词拒绝。日伪政府官员请他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他拒不赴会，把送通知的人痛骂一顿。
  一天，他听家人说，东天仙戏院（今民主剧场）门前有一两千难民正在雨中淋着，无处躲避。刘髯公立即给东天仙戏院产权人打电话，提出让难民暂住进戏院，由自己支付房租。
  刘髯公拒不恢复《新天津报》，日本人对他下了毒手，派特务跟踪。一天，他乘车行至万国桥（今解放桥）时，一群特务拦住汽车，将他逮捕。在刑讯室刘髯公用咒骂回答鬼子的审问。还唱出高亢悲壮的京戏倾诉满腔怒火。鬼子打他、摔他，他仍不停地骂、唱，“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原报馆一名记者化装成刘髯公的家人去监狱探望他，有这样的记载：“黑屋子有五六平米，有二个榻榻米（草垫子），一只尿桶。刘髯公蜷曲身子侧卧在榻榻米上，衣服褴褛，乱发长须，如南市乞丐。细看时，裤腿有血污，并粘附在伤口上，稍动就牵动皮肉，看样子极为疼痛，不觉为之毛骨悚然。但看他的眼睛，仍充满仇恨和坚定的目光。他对记者说：“我深受这般磨难，你须把国家的屈辱、百姓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
  三个月后，日本特务派汉奸到刘髯公家，声称只要劝刘髯公答应恢复《新天津报》，立即放他回家。其弟去监狱见哥哥，听哥哥骂不绝口，未敢劝说。后刘髯公病情加重，家人及亲友四处取保，终以保外就医为名，把刘髯公接回家。刘髯公躺在炕上，对前来看他的报馆同仁说：“《新天津报》决不能再出版了，大家另觅出路吧！千万别忘咱们是中国人。”说着又哼唱那句唱词：“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家人拦他也拦不住。刘髯公在病榻上煎熬了五个月，临终前还在叮嘱家人：“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说完，又用微弱的声音唱：“我……为国家……尽忠……最后几个字没吐出来就闭上了眼睛，年仅45岁，葬于杨村回民墓地。
  （杜宝江、杜继芳供稿）
  六、抗日英雄韩斌奎
  韩斌奎 （1922年～1945年）河西务上刘庄人，从小家境贫困，12岁当药店小伙计，15岁在国民党29军38师独立旅当上一名电话兵。1937年抗战爆发，独立旅奉命留北平（北京）维持秩序，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独立旅被迫缴械。韩斌奎非常气愤，和连长趁道路还没有完全被封锁之机，逃出北平，到天津北郊找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编入29军张自忠军长部下的38师，后随部队参加了蚌埠、临沂战役。1941年韩斌奎被部队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受训，194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33集团军第59军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后调到暂编第53师2团7连任连长。
  不久，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韩斌奎所在的53师新兵多，装备差，是全军战斗力较弱的一个师，而敌人的攻击重点就选择在这个薄弱的环节上。韩斌奎接到作战命令之后，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全连官兵都给家中写了遗书。1945年1月，著名的南漳战役打响，韩斌奎率七连据守在交通要道李家盘当附近。战斗一开始，日军用炮火猛轰七连阵地，韩斌奎只留监视哨监视日军行动，战斗员都在工事内隐蔽。待敌步兵逼近距阵地前沿50米左右时，韩斌奎命令全线还击，连续击退日军三次冲锋。敌人转而向该连左翼8连阵地冲锋，韩斌奎抽调部分火力支援8连，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再次组织冲锋，8连阵地终被突破。7连岌岌可危。正当韩斌奎再次组织全线反击时，狡猾的敌军已迂回到7连的背后，7连背腹受敌，情况十分危急。韩斌奎对官兵喊：“人在阵地在，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投光了，韩斌奎命令全连战士上刺刀，他大吼一声跳出战壕，率全连官兵与鬼子展开了白刃战。终因敌众我寡，韩斌奎和全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由于7连顽强阻击，为该师重新部署兵力赢得了时间，师部及直属部队得以安全转移。为下一个战役争取了主动。
  在这次阻击战中，韩斌奎派通讯员张振兴去后方送遗书，成了全连唯一的幸存者。韩斌奎在写给妻子李璞贞的遗书中说：“保国为民是军人的天职，现在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为国献身是我从军以来就下了决心的。这一次作战可能如愿以偿，今派张振兴送去最后一次生活费30元，希望见信后不要过于悲伤。我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请求你代我好好侍候年迈的父母，把儿子（3岁）韩义华拉扯成人。”妻子看后痛不欲生，很快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无比仇恨，悬梁自尽。1945年7月，国民党29军在南漳县城为韩斌奎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选自《河西务镇志》蓝本。（原载天津图书馆《抗战纪事·人物》）
  小知识 农村院落规制法的由来
  人类的祖先，最早在天然洞穴栖身。《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事，人少而禽兽多，人不能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做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后来，先人学会制作工具，建造遮风避雨的棚舍，四面有半地下墙壁，上有茅草屋顶。后来人们掌握了制陶技术，出现了瓦当，用于宫殿建造。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烧制瓦当工艺。秦汉时期民间烧制砖瓦比较普遍，故有“秦砖汉瓦”之说。考古发现，高村乡兰城村就曾出土战国及汉代瓦窑遗址多处。
  房屋的构造及院落布局没有一定的规制。宋代，朝廷在《营造法式》中，详细记载了殿阁、堂屋、厅屋、门楼、散屋、亭榭、廊屋、营房等各种等级、类别建筑物的营造法式，讲究建造“门礅鼓”、“八字墙”、“飞檐翘角”、“五脊六兽”等砖瓦房，城堡式的深宅大院，平民百姓的平房。院落规制为四合院、三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