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统治中国大陆38年。在这38年间，中国大地上黑暗中透着光明，腥风血雨中飘散着泥土的清香和鲜花的芬芳，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命运的选择和决斗。这一时期，武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村落趋于萧条。但受到京津两大城市现代化工业的影响，经济也出现了短暂繁荣时期，村落在萧条中也出现了新的生机。
  第一节 直奉战争殃及武清
  民国元年（1912）～民国16年（1927）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授权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组织共和临时政府。2月14日，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向参议院辞职。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4月21日，中华民国国务院在北京成立。北京继续作为都城，依然是中国反动势力的统治中心。
  袁世凯并不为篡夺了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满足。为了实现其称帝的美梦，他制定了各种反动法令，严格控制人们的政治言论，剥夺人们的民主权利，还建立了特务机关，以加强血腥的专制统治。
  袁世凯对外出卖主权，不惜签订由日本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1916年3月不得不宣布撤销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忧惧而死。
  1920年后，直、皖、奉三派军阀势力，为争夺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在北京及周围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军阀混战。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1922年（民国11年）夏秋之际，直、奉两军在王庆坨、永清县一带交战，奉军败北。1924年3月，直奉两军再次在王庆坨一带交战，直隶省军败。1925年4月，奉军驻扎王庆坨，国民军冯玉祥部与奉军张作霖部交战，殃及王庆坨村民。9月，奉军炸毁杨村火车站铁路桥梁。国民军突袭杨村火车站成功，接着强渡北运河，将军事指挥部设在下朱庄。同年12月初，国民军张之江部与奉军李景林部，在梅厂、杨村至静海一线对峙。12月底，国民军向奉军发起全线总攻受挫，附近村庄百姓摊钱摊粮、挖战壕、抬担架；田园被毁、房舍被焚，牲畜、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1926年3月19日，奉军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冯玉祥部交战，国民第三军孙岳部败退，暂驻王庆坨。李景林部两万之众围剿王庆坨，大肆烧杀抢掠，王庆坨惨遭祸殃。3月22日，国民军一军将领鹿钟麟、李鸣钟部第十师驻防杨村。4月，直、奉、鲁联军进攻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奉系将领褚玉璞在杨村督战，国民军败退到西北地区，直奉军阀联合夺取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白色恐怖更加严重。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80余人。4月28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余位革命者一起绞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这一时期的武清村落衰败荒凉，两极分化严重，民不聊生。
  第二节 灾害频繁发生 百姓流离失所
  民国18年（1929年）～民国25年（1936年）
  国民党新军阀的角逐及其统治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建立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权，北方仍然是旧军阀的天下。国民党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了同日本支持下的奉系军阀争夺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权，于1928年4月开始“北伐”，5月底直逼京、津。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4日放弃北京，退回关外，在皇姑屯被炸死。6月8日，国民党新军阀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进入北京，6月28日，改北京为北平。至此，北洋军阀覆灭，国民党新军阀占据北京。
  1928年，国都从北京迁到南京，6月，撤销京兆尹公署，武清县隶属河北省。7月，蒋介石令陈调元部在杨村及宝坻县清剿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残军，老百姓再次遭殃。
  在此期间，天灾频生。1922年，永定河决口；1923、1924年水灾；1927年大旱、蝗灾，物价飞涨；1929年北运河决口；1931年涝灾；1933、1934年连续两年山洪暴发，永定河决口，淹没数万亩农田，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逃荒讨饭，背井离乡，村落萧条；1939年永定河在今石各庄附近决口，旧河道无法修复，另辟新道，黄花店、豆张庄一带遂成泛区，北遥堤以北8里宽的地带，任浑水奔流，土地房舍淹没，受灾人口一万有余。
  第三节 土地高度集中 地主庄园出现
  随着明、清两朝土地兼并的巨大惯性，清末民初农村中土地兼并还在加剧。据《北京通史》记载，1933年武清县占地500亩以上的地主237户，其中千亩以上的大地主10余户，万亩以上的大地主至少5户。在战乱纷争的年代，人民的财产及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一些大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建起城堡式的宅院，俗称地主庄园。武清地主庄园达一百多家。
  河西务大龙庄杨家，东马房李家，南蔡村侯家，北蔡村崔家，丁■吴家，崔黄口王家、陈家，王庆坨曹家、张家、丁家，杨村杜家、郝家、崔家，黄花店李家、城关杨家等。其中，蔡村侯家、王庆坨张家挂过千顷牌、双千顷牌。
  1939年全县土地200万亩，4000户地主占地32万亩，23000户富农占地101万亩，4000户佃农仅有土地2万亩。是地主占地的16分之一。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是几十户，上百户，而是整个村，几十个村，上百个村。时称佃户村。
  河西务杨家：杨家远祖是北宋抗辽名将杨业。杨业第十七代孙杨政，元朝末年随朱元璋平定天下，以军功受封汉中百户。杨政之孙杨清，随明成祖朱棣北征，累建军功受封武清卫九千户。杨清遂将家眷落户河西务。河西务号称“瀛西”，即今河西务镇大龙庄村。据《雍阳瀛西杨氏族谱》载：杨家封地的范围是：北至三河县界，南至杨柳青，运河东西两岸各十五里范围之内。清初，旗人圈地，杨家半数人口、半数土地投旗，属汉军正白旗，充豆粮庄头。杨氏一家从此分成满、汉两籍。至民国元年（1912年）杨清十五世孙杨吉昌仍任庄头，履职收租。他家土地有多少亩，族谱上没有详细记载，只知收租的佃户村就有850多个。
  东马房李家：祖上随“燕王扫北”来到武清，因军功被封百户长。族人中在清代时为官。据《武清县志》载，康熙皇帝曾驻跸他家。李家有土地4000多亩，土地分布在沙屯、邱古庄、大桃园、牛镇等十几个村。李家房舍是一座城堡式庄园。其建筑呈绅士礼帽形，底部宽100米，高120米；帽顶部分宽50米，高80米。里边有十数套大四合院，共400多间房屋，另有百余间仓房、马厩、车棚、草棚等，另有宽阔的打谷场。整个大院有高墙环绕，开10门，墙顶端筑女儿墙，环女儿墙上建马道、更楼。
  李家买卖的总号称“裕泰泉”，北京、廊坊、通州、香河都有分号，钱庄有十几处之多。武清县城里，李家的店铺占半条街。如东、西当铺，米面铺，杂货铺，绸缎庄，中药堂等数十家。县城附近的大桃园“泉泰涌”烧锅、城关东南街的“泉顺涌”烧锅也是他家经营。家中长工多是山东移民，有百余口。如今东马房村胡、范、赵、邹姓300余人，是山东移民的后裔。李氏家族的后代分散在北京、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地。如今健在的李仰林先生和妻子住在北京。李仰林的父亲曾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其八叔曾在台湾开办一家轮船公司。
  王庆坨的丁家、曹家、张家……
  王庆坨地主庄园众多，最显赫的是丁、曹、张三家。
  丁家 靠读书做官起家。族人中于清代考中了三名举人：丁浚、丁之植、丁元模，两名贡生：丁元拭、丁元桢。在朝廷有做州府御史的高官。土地超百顷，人丁兴旺，骡马成群。建有壮观的庄园、气派的祖坟及祠堂。乡亲们敬而远之，送给个外号“丁不碰”。
  曹家 分南曹、中曹、北曹。中曹是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从江苏宿迁县（项羽故里）曹家集村迁来。现存有完整的族谱、石碑。明末至清代有多人在朝廷为官。曹化淳入明朝皇宫内廷为太监总管，为人正直，崇祯皇帝称赞他“公清直亮”，赐他木琴、字画、金香炉等价值连城的宝物。
  曹化淳胞弟曹化雨，凭武功晋升荣禄大夫。
  曹化雨次子曹文度，清康熙年间，特进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皇帝封赠儒林郎、翰林院检讨加二级。故曹家有“翰林院”的雅号。
  曹文度之子曹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视察永定河水情到王庆坨，宿于曹家，曹传以布衣率全家迎驾。其家土地在四千顷以上，分布在王庆坨、北辰、西青、东马圈、采育（今大兴县）等地，建有庞大的庄园。其家的坟地有多处，每处都有石碑、石兽，植苍松翠柏。由世代看坟的佃户形成了村庄。今王庆坨镇辖的四合庄，就是曹家老坟地四户看坟的佃户繁衍形成，原称“曹老坟”，1984年改今名。村民敬畏他家的权势，送个雅号“曹不惹”。
  张家 其祖先于明永乐年间奉旨北迁，充实畿辅。其家来自淮南，清代成了王庆坨镇的豪门望族。张氏家族中，“存善堂”一支，就有土地五百顷（五万亩），其庄园如城堡一般。距王庆坨百里外都有他家的佃户村。张氏家族建的公所，即是祠堂，管理甚严。每年清明节，族长招集族人祭祖，吃会，续家谱、族谱。公所内设有议事堂、敬祖堂、厨房等。族长是家族中的最高权威。平时调节族人纠纷，教育不肖之徒，都在公所进行。家法甚是厉害。村中百姓送他家个雅号：“张家有事开公所”。
  崔黄口镇陈光远家族 陈光远（1873年～1939年）字秀峰，崔黄口人。曾祖陈峩（é），乾隆年间廪生，做过祁州学官。祖父陈文泰，武庠生。父早年去世，无功名。陈光远幼年在本乡粮店学徒，因与掌柜不睦，从戎参军，此时正值清末荣禄任直隶总督期间。荣禄很赏识他，提为教练。后袁世凯任总督，提升陈光远任统领。以军功累秩晋升总兵，由第四镇协统，旋升统制。
  辛亥革命爆发，率军随冯国璋镇压国民革命军。攻陷汉口、汉阳，进取龟山。捷报传到北京，清廷赏他一品顶戴和黄马褂，赐“壮勇巴图鲁”名号。民国成立，授“勋三位”，任赤峰镇守使，协办热河军务。不久袁世凯成立模范团，调他到北京，组织建军，任代团长，团长由袁世凯自兼。袁死后，模范团改编为陆军第十二师，陈光远任师长。张勋复辟，陈升任讨逆军中路总司令。事平后，晋升为“勋二位”。段祺瑞政府任命陈光远为绥远都统，冯国璋政府改任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徐世昌任总统时，陈光远晋升为“鉴威上将军”，并授予“宝光嘉禾文虎勋章”。
  陈光远由江西来津后，曾在天津、北京、大连购置房产数处，并购有启新、开滦、华新纱厂、中原公司等企业的股票，约计一百万元左右。陈以夫人赵氏、妾韩氏两人名义，在津开设了辑华、德华两个当铺，每处股款约十万元。陈家的财产，陈光远自称不过五六百万元，据其义子张子纯介绍，1939年陈光远在天津病故，子女分现款有700多万元。银行存黄金不详。天津北京房产尚未列入，天津南市“振德里”房舍百余间，北京天桥房产数百间，老家崔黄口还有一座百余间的豪宅大院，土地30余顷，佃户村27个，可称得上千万富翁。
  第四节 日寇制造惨案 罪行罄竹难书
  民国26年（1937年）～民国34年（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武清成了沦陷区。在日伪统治时期，日伪军搞了五次强化治安，即百姓所说的“清乡”，凡遇村上有八路军和村民抵抗，就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致使一些村落凋敝，村民家破人亡。
  崔黄口惨案 1937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正值崔黄口大集。日军驻杨村的堂腰部队和驻汉沟的一个小队60多人，在汉奸庞坏水的侦缉队带领下，窜到崔黄口围剿郭士明领导的武清县抗日保安第六分队。日伪军追到崔黄口，保安队已撤到宝坻县大口屯。这天正下大雾，敌人以为保安队混在赶集的人群中，便疯狂抓捕赶集的民众三百多人，通过盘查，将128名无辜百姓捆绑到城西护城河岸边，集体枪杀。在抓捕中枪杀，刀挑数十名群众，共计150多人惨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鲜血染红了护城河水。唯一的幸存者韩庆余还在世，能讲述死里逃生的经过。
  武清县城六月惨案 193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县城里日本警备卫队三四十人，把在监狱里关押的44名“犯人”驱赶出监狱，每四人用绳子捆绑在一起，排成长长的一串，在日本警备队、伪警察的押解下，朝西门走去。出西门向北转至二道垛对口附近（约200米），那里有事先挖好的大坑，四周已有一百多名伪警察警戒。日军将被押人员推到大坑前，背朝大坑，面向日军，旁边还有十几条伸着长舌气势汹汹的狼狗。提前到现场的日军守备队队长高桥（中尉）、副队长井上（准尉）、警察所特务系长兼翻译官金德相（东北人，绰号金大棒子），及日本警备队新兵（娃娃兵）20多人。这次屠杀囚犯，主要是训练娃娃兵杀中国人的勇气、枪法。高桥挥舞战刀一声令下，惨无人性的日本娃娃兵，端起刺刀向一个个被捆绑的中国人胸前刺去。顿时，日军的嗥叫，狼狗的狂吠，被杀者的哀号、怒骂声混成一片，闻之不寒而栗；鲜血喷涌，尸体滚落坑中，令人惨不忍睹。整个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东沽港惨案 东沽港与王庆坨同属武清县第八区，两村相距10华里。东沽港村是华北人民抗日联军魏大光领导的二十七支队经常出没的地方。二十七支队曾与驻守王庆坨的日本小队长夏本和汉奸曹荫湘较量过三次，沉重打击了日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夏本和曹荫湘为了报复，向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求援。日军司令部对二十七支队也是恨之入骨。
  1938年10月10日下午3时，松本率部队150余人，携带迫击炮、轻重机枪开进王庆坨。当日向东沽港发射数十发炮弹，造成民众伤亡，民房起火。11日清晨，松本率部队出王庆坨西门，汉奸曹荫湘派亲信曹尔泰、曹作维、李成文、曹家治、袁永安等率所属小队为先导，向东沽港进发。进至村东，松本一声令下，日伪军枪炮齐发，一时间房倒屋塌，来不及躲避的百姓血肉横飞。紧接着日伪军挨家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挑，共有170多名老弱妇孺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大屠杀后，日伪军又疯狂抢劫，衣服、家具、粮食，猪羊、鸡鸭……车载马驮，向王庆坨搬运。王庆坨镇公所三所大院及药王庙大殿、走廊塞得满满的。日伪军临出村时放火烧村，霎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事后清查，共有2700间民房被烧毁，200多具尸骨无法辨认。这就是震动津沽的东沽港惨案。1947年10月，国民党天津市高等法院特刑庭将曹荫湘缉捕入狱。1949年4月，押回武清县，被人民法院判处极刑。
  第五节 抗日烽火燎原之势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武清县县长周毓华带领部分官员逃跑，全县政务停顿。政府内的文书、档案、财物、家具被窃抢。警察局、保安队解散，枪械散失。武清县一片混乱局面。
  然而，自发的抗日武装烽火却到处点燃。1938年2月，崔黄口镇陈庄的平自贵揭竿而起，组织500人的抗日队伍，自称红军、救国军，投奔宝坻县陈维藩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当年6月30日攻打大口屯镇，攻克伪警察所，俘敌30余人。7月10日，再次攻打大口屯，打死日军3人，活捉一人。很快，七路军发展到两千人。7月14日，七路军攻打宝坻县城，击毙指导新民会的日本顾问河野新、日本翻译官小野及其夫人（其夫人为宝坻简师的教员），捣毁日伪县政府。七路军大获全胜，不久，发展到万人。
  1938年2月，大良镇大十百户村旧军人李天云组织抗日武装500余人，投奔华北人民抗日联军27支队。5月，部队发展到1000人，李天云被委任为团长，他的部队编为第14团（亦称14大队）。7月13日，在武清县城西伏击日军土屋部队军车，击毁汽车2辆，毙伤日军70余人，攻县城未克。
  原县保安队第六分队队长郭士明，自崔黄口惨案发生后，带领第六支队在黄花店一带活动，接受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徐惠东的指导，徐惠东派王新民（日本投降后武清县第一任县长）协助郭士明秘密扩大队伍，办抗日游击战训练班。
  日伪政权也在拼凑力量，妄图扑灭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1938年1月，新成立的伪河北省公署，派王文琳任武清县伪县长，兼县保安团总团长。王文琳将土匪头子柳世平（柳小五）委任为“防共联合自卫团”大队长，团丁千余名。此后，他们配合日本鬼子对各地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围剿平自贵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在武清县与宝坻县之间交战七天七夜，后救国军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自行解散。李天云领导的二十七支队14团，被王文琳、柳小五的自卫团打散，一营营长匡克维（高村人）随李天云的团部在大魏庄、小天村、小韩村、牛镇、高村一带活动；二营、三营转战到通县、香河县一带活动，也遭日伪军围剿，惨败。郭士明领导的游击队，被柳世平缴了械。郭与柳曾拜过把兄弟，故未被杀害。
  与此同时，日伪政府加强乡村保、甲长制度，严密控制人口流动；以县城为中心，强迫老百姓修筑8条土公路，各乡通电话，铁路两边500米内不许种高秆庄稼；较大村庄建炮楼，监视村民活动，防止八路军侵扰。还在县境周边深挖惠民壕，老百姓称毁民壕。全县获得短暂的平静，被日伪津海道命名为“治安模范县”。它像钉子一般钉在以京山铁路为界的冀中和冀东两大抗日军区之间。
  抗日的烽火是扑不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拔掉这颗钉子，将武清县以京山铁路为界，划分为路南片、路北片两大地区。路南片由冀中军区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挺进开辟抗日根据地；路北片由冀东军区派武工队挺进开辟根据地。
  1939年5月，冀中第五专署任命黄柳村为武清县（路南片）县长，秘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1939年9月，冀中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率部炸毁京山铁路第14号铁桥，造成火车停运；1940年8月，冀中八路军27团奔袭落垡（东马圈）火车站，炸毁站东铁路大桥，再次造成火车停运；同年9月，冀中八路军29团在落垡（东马圈）火车站附近炸毁铁路10余华里，炸毁机车一辆，京山铁路停运数日。1941年路南片成立晋察冀十分区第三联合县。
  1942年，中共冀东第五地委派工作团匡达、纪心泉等人到达路北片梅厂一带开展地下抗日活动；1943年2月，冀东地委派葛天民、鲁夫等共产党员潜伏路北片大良镇开设“庆生堂”药店，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活动。同年7月，路北片建立中共“武（清）、宝（坻）、宁（河）工作委员会，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王书文任工委书记，寒松任办事处主任。
  1944年1月，路北片建立中共香（河）、武（清）、宝（坻）工委，李尚武任工委书记。9月，香、武、宝支队攻克河北屯镇杨家场伪军据点。11月，武、宝、宁联合县支队攻克上马台伪军据点。
  1945年1月，中共武、宝、宁联合县成立武清县武工队，宏声任队长。1945年4月，路南片成立武清县委员会、县政府，胡克三任县委书记，王勇任县长。5月，路北武清武工队配合冀热辽军区18军分区部队，攻克河北屯镇桐高村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两个小队共8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70余支。7月，为策应路南片大清河北战役，冀东18军分区主力开进宝坻，武清武工队配合59团2连，化装巧袭崔黄口日伪军。同月，香武宝工委和18军分区一部，在武清县武工队配合下，同驻河西务日伪军展开反抢粮的战斗，将日伪军所抢的数百石粮食全部运抵解放区。8月，八路军冀东第十军分区75、76团攻克杨村、北仓、豆张庄火车站和杨村日军飞机场。香武宝联合县及武清县武工队开辟路北百余个村庄，成立七、八、九三个解放区，每区建立20多人的区小队。9月，武清县县大队配合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24团、38团和第八军分区63团围攻黄花店，经昼夜激战，突破伪军防线，伪保安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刘阔然率500多人投降。当月，日本投降。10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派王新民任国民党武清县县长，武清县的前途命运未卜。
  第六节 国共拉锯时期解放区充满生机
  日本投降以后，武清县仍处于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国民党占领武清县城和铁路以北运河以西的地区，辖130多个村镇；共产党政权还是以京山铁路为界，铁路以北、运河以东地区，辖8个区，364个村，属冀东地委领导，路南片辖10个区、334个村，归冀中地委领导。为此，国、共两个政权以北运河、铁路线为界，展开了两年之久的拉锯战。
  1947年1月，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率部第一次攻克武清县城。5月，路北武清县64个村完成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57989亩，粮食43万斤。7月，路北武清县开展扩军运动，782人参加东北野战军，解放区充满生机。当月，国民党独立大队到运河东蔡各庄抢粮、抓人，被路北县大队击溃。8月底，路北农民2000余人报名参军，经审查，将1570人组成“武清翻身保家团”。当月，路南津武县独立营与冀中军区十分区75团在梁各庄夹击保警队告捷，活捉中队长张联甫。11月，冀东军区15军分区警备一团和二、四团，第二次攻克武清县城。12月，中共路北武清县委在树尔窝（宝坻县）村召开整风运动和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土地法大纲》，派工作团进行土地改革。
  1948年1月，路北武清县召开土改工作团干部会议，贯彻土地法大纲，在1、2、7区开展土改运动。月底，路北县委抽调40多名干部，到杨村以北沿凤河一带村庄号召地主开仓济贫。
  2月，国民党暂三军汽车团对北运河以东解放区连续扫荡。驻杨村还乡团乘机袭扰解放区，县妇联主任陈明等30多名干部牺牲。2月20日，国民党大乡长宋克生带领还乡团在杌子甸村（今大黄堡乡务滋甸）抓捕村长李庆福、民兵队长郑秀才、农会主任王香、区小队队员宋克敏，将他们押到杨村杀害。2月，冀东军区第15军分区4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围攻杨村告捷，击毙守军150人，俘获300余人。50余名被捕的区、村干部和民兵获救。当年6月，国民党175师471团到津武县2区董庄子一带村庄抢收小麦，被区小队击溃。6月28日，国民党新二军扫荡路北武清县解放区，被县大队击溃；当月，路北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倾向，使逃往国统区的1万多名群众重返家园。7月，华北野战军2兵团1、4、7、11旅等，攻占豆张庄、落垡火车站，第三次攻克武清县城，全歼守敌300余名。11月，中共路北武清县委、县政府组织1500人的随军远征担架团，在团长王树谦、副政委张剑秋率领下，开赴蓟县。当月，解放军围攻王庆坨获胜。中共津武县委迁回王庆坨。12月14日，东北野战军10纵队第四次攻克武清城，19日，东北野战军45军133师66团攻克杨村，全歼国民党守军两个团，自此，武清县全境解放。
  1949年10月1日前，全县辖783个村庄，人口480311人，武清县隶属河北省天津地区专员公署。
  第七节 解放前夕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
  清王朝寿终正寝后，农村土地出现了多种占有形式，大多数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土地通过买卖、典当、租赁、抵押等方式变成民田。显赫一时的皇庄、旗庄、王庄已彻底瓦解。由于近邻天津工业的崛起，产业人口大量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农副产品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涌进城里，他们当工人，干搬运，搞运输、做买卖。农村剩余劳力开发荒滩、洼淀、坟岗，扩大耕地种植面积。全县1936年耕地128.8万亩；1939年增加到200万亩。
  国民政府初期重视水利建设，1926年在武清县与香河县交界处的土门楼村青龙湾减水坝上建40孔分洪闸一座；1935年在筐儿港减水坝南段建钢筋混凝土8孔分洪闸一座；同年在黄庄街老米店村北龙凤河口、北运河右岸建双向八孔节制龙凤闸一座，基本控制了北运河的水患，全县的农业增产增收有了保障。对永定河也加强了治理，筑护路堤，下口清淤深挖河槽25里。
  生产管理方式发生了变革。清代以前农事均由县令（知县）通令督办。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设农商部，各省、县分别设立相应机构。农作物种植，已经脱离了传统种植方式，开始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在品种改良、耕种方法、施肥方法等方面均比过去有所改进。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1933年10月，国民政府设立棉花统制委员会，管理棉花推广工作。
  北京成立全国第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农事实验场。在棉作、麦作、农业综合调查、兽药、微生物学、水稻、果树、蔬菜、病虫害、农业经济、土壤学、肥料学等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武清县1929年在县城内东北隅建立12亩苗圃；1930年成立治蝗会；1931年成立农会；1932年创建占地20亩的农事实验场，负责选育小麦、玉米、高粱、棉花、豆类等优良籽种，苗圃培育树苗，良种和树苗分发到各乡镇村街试种，其产量明显增加。从日本引进的洋白薯，从美国引进的长绒棉，全县广泛种植。1936年全县种棉花21.1万亩，产皮棉53177市担；1939年棉花播种14万亩，总产350万市斤。粮食、棉花、花生等农副产品，农民推车挑担运到附近集市去卖，再由豪商巨贾收购卖到京津两地。城关、杨村、河西务、黄花店、崔黄口等大集镇，每个集日成交小麦、玉米、谷子、大豆在千石以上，梅厂、大良、下伍旗、南蔡村等小集镇百石以上。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工商同业法后，各县相继建立商会。一般由同业公会会员或商号会员组成。县城建商总会，杨村、崔黄口建分会。商会为大资本家及地方绅士操纵，其宗旨是维护各商号的利益。在政局动荡时期，设有武装组织——商团，每个集镇商团约二、三十人。起到了保护和促进集镇商业发展的作用。
  手工业出现了繁荣景象。农村中就地取材，编织草帽、苇席、柳筐、制作木器盛行；武清县特产苎（zhu）麻、猪鬃、猪羊肠衣、风筝、绒花直接或间接出口；崔黄口镇大空城侯氏家族首办地毯铺，1920年后发展到八里庄、狼尔窝、刘庄、康庄及城关一带，均系粗毛粗线，男工地毯，无平洗作业。
  合资企业应运而生。杨村、城关一带盛产棉花、花生、蓖麻等油料作物，1938年由王德全等3人合资，就地取材，在杨村火车站附近创建“永和油厂”，购置榨油机、柴油机、轧坯机、四滚轴、锅炉等，雇用三五十人，每天榨食用油3000多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大部分销往天津。黄花店是全县主要的产麦区之一，侯姓一家创办米面铺，独资购买锅驼机一台，带动三盘石磨，日产面粉四、五百斤；是年，同村李国民见侯家面铺前景好，他与亲友合资购买一台蒸汽机，马力大大超过了锅驼机，日产面粉两万斤，成为津郊有名的面粉厂。
  同一时期，全县低洼易涝的地区，盛产高粱，酿酒业随之兴旺，十几个大集镇都有烧锅（酿酒厂），杨村、崔黄口都在两家以上。较大的是杨村庆和涌、庆丰涌；城关的泉顺涌；崔黄口的德盛涌、庆丰泉；南蔡村、河北屯、黄花店、河西务的烧锅也有一定规模。据统计，全县烧锅从业400多人，日投料6万斤，酿酒近万斤，年酿酒300多万斤，畅销京津地区，武清有“东路烧酒”之誉。
  全县各集镇的风味小吃比较普遍，尤以杨村糕干、城关豆腐丝、河西务金家果子名气较大；香油作坊全县30余家。杨村“周记”香油、“慎兴号”香油日产百余斤，誉满京津。
  民间金融机构遍布全县各大集镇及大村落。第一家典当铺是清光绪13年在王庆坨开办的。当铺，亦称典当，以收取衣物、首饰等动产作质押，向抵押者放款的机构。规模较小的称小押典，简称“小押当”。民国时期，王庆坨除一家大当铺外，还有3家小押当。城关、杨村各有东当铺、西当铺，崔黄口、黄花店、南蔡村、河西务、梅厂等为中等规模的当铺，资本在2000元以上。全县当铺共15家，从业60多人。经营方式分独资、合资两种。受押物品成交后，当铺付给收据，称“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抵押价款，交押款人收执。质押期限6个月至18个月不等，过期不赎，当铺即没收其质押品。质押放款额（当价）一般在抵押品价值的五成以下。
  银楼，亦称首饰楼，一般附设作坊，兼营金银兑换，开设在较繁华的集市上，也是民间金融流通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的反映。清光绪16年至民国时期，全县在石各庄、黄花店、南蔡村、王庆坨、梅厂、崔黄口、大良、河西务、杨村等地出现了规模不等的21家银楼，从业74人。其中杨村有6家；崔黄口、梅厂、河西务、王庆坨各有两家；黄花店、南蔡村、城关、石各庄、大良等各1家，每家银楼营业人员一般3～5人，经营资本从几百元到数千元，或超万元。典当铺、银楼的涌现，促进了民间金融的流通。
  全县交通运输、通讯、电信得到较快发展。光绪22年（1896年）京津铁路通车，境内杨村、豆张庄、落垡（东马圈）设三站；方便了人们进京下卫，以及各类物资的运输。1921年京塘公路通车，经县内47公里，县内出现了胶轮大车队搞专业运输；私人购买汽车屡见不鲜。城关人许鸿臣等四人合资买一部丰田客车往返城关落垡（火车站）之间。同年河西务人毕继善在天津开办“西通利”汽车行，于天津至宝坻之间搞客运，经县内的杨村、大良、崔黄口。
  1911年，县城、杨村、王庆坨设三等邮局。下设落垡（东马圈）、梅厂、崔黄口、大良、河西务、蔡村、黄花店、豆张庄八个邮政代办所。1920年、1945年天津电信局先后在落垡、杨村两处设电信营业处。1920年县城始架电话线路，县城内各机关，县内各区（乡）及相邻各县，设话机29处。
  第八节 文化教育有新的发展
  1933年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武清县首先在杨村建立“河北省乡村试验民众教育馆”，加强对成年人进行文化教育。设公共图书馆，游艺室；开办识字班、农业科技推广站。日伪统治时期，城关、王庆坨分别建立“民众教育馆”，传播文化知识，组织文化活动。1931年国民党区党部主办《雍光》旬报；1940年由新民会武清县总会主办《新武周刊》；1947年中共津武县委主办《号角报》。为改变人们千年不变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各大乡镇开设民众学校25处，学员1260人。日伪统治时期，新民会指导举办青年文化训练所，妇女识字班。说唱艺术、吹鼓手、庙堂音乐在民间活跃起来，花会、杂耍、武术、戏班、绘画、剪纸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了百姓思想活跃，各有不同的追求和爱好。
  教育的发展突破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束缚。光绪31年（1905年），武清县成立劝学所，县城里始建县立小学校。1906年王庆坨筹建公立小学校，翌年4月开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乡村学堂相继兴办，民间流传“中华民国大改良，扒了大庙盖学堂”的谚语。县教育科举办“教育讲习所”，短期培训教师。1930年在县城开办师范培训班，首招学生40人；1934年，改建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41年杨村创建河北省简易师范学校，首招学生144人，1947年始招中师学生。
  1935年，县内建小学445所，学生20359人，其中高级小学25所，学生3287人；初小345所，学生13682人；短期小学50所，学生2130人；民众小学25所，学生1260人。
  1940年以后，全县小学减至269所，学生11083人，教职员640人，其中私立小学6所，学生347人，教职员22人。学校提出“培养新国民，教导新青年……地灵人杰，辈出英贤”的口号。
  在兴教办学的同时，民间的卫生医疗工作也出现新的气象。各乡镇出现了坐堂医生和中药店。县城里有“德久”、“久和”、“同济”3家私人医院，一处县立卫生院。据统计，1940年全县中医67人，西医8人，平均万人中有医生1.5人；城内有“仁寿域”、“乐善堂”、“济生堂”、“回春堂”等15家药店，1947年全县在册医生345人。
  第九节 民国时期武清村落发展的特点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经过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拉锯时期，百姓饱尝战争之苦，城乡遭到严重破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一时期，封建专制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冲突和较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抵触与联合，为民众的开化、村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其村落发展呈现三大特点：
  一、地主庄园出现。由于明清500多年土地兼并的强大惯性，辛亥革命以后土地分配制度未变；皇庄、王庄、官庄、旗庄已不复存在，农村85％以上的土地仍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各大村镇都有几户或十几户大地主，他们建有城堡式的庄园、恢宏的庙宇、宽敞的学校……有的村落还建起了哥特式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村落面貌有所改观。那些少地无地的农民，仍然居住低矮简陋的土坯房，与高门大院的“城堡”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农村经济在萧条中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对农业、林业、畜牧业都有较小规模科技投入，各县建苗圃、农业科学试验场，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农产品商品化的比例。这一时期，农村中的手工业、商业、金融、保险、运输、电信等都在兴起，很多行业实行了独资、合股、中外合资等多种经营方式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农村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三、农民的生活习俗明显改善。妇女缠足、男人留辫子的旧习俗彻底改变，女人放足，上学、参加社会活动，解放区的妇女还参加了革命斗争。男人时兴留分头，穿西装；出门不坐轿，不坐轿车，而坐汽车；农村中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增多。物质生活习俗的变化，反映了古老的武清县，开始向现代化迈出了步伐。虽然这一进程极为艰难坎坷，但是，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正是振兴古老民族的希望所在。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武清县村落几乎没有突破清末的数字。人口略有少量的增加，一些较大的村落又在附近分立小村，冠之大、小、上、下、前、后、东、西、南、北。
  如大孟庄、小孟庄；大顿邱、小顿邱；大张庄、小张庄；大沙河、小沙河；大王古庄、小王古庄；大王村、小旺村；大赵庄、小赵庄；大魏庄、小魏庄；大押虎寨、小押虎寨；大十百户、小十百户；上九百户、下九百户；上丰庄、下丰庄；前河淤、后河淤；前台、后台；前苏庄、后苏庄；东陈庄、西陈庄；东吕村、西吕村；东汪庄、西汪庄；东萧庄、西萧庄；东蒲洼、西蒲洼；东洲、西洲；东小良、西小良；东掘河、西掘河；南掘河、北掘河；南县豪、北县豪；南四百户、北四百户；南商村、北商村等。
  此时，武清村落布局基本固定。各乡镇村落之间，兴起新村落的空间已经很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村落布局，奠定了基础。
  第十节 乡贤采撷
  一、一代名儒——王猩酋
  王猩酋（1876年～1948年）本名文桂，字声秋，中年易字星球，晚年更用猩酋，别号净饭王、石器猿人。11岁入塾，一年读完《四书》，13岁读《尚书》。20岁（1896年）赴天津县参加统考，统考者1500人，星球名列第九。先生从年轻时就热心教育事业，腾出自家房院设私塾，历时40余载。提倡有教无类，重在养德。富家子弟必交重金，贫家孩子减免学费。
  先生文笔洒脱豪放，先声夺人。20年代初期，已蜚声京津文坛。《京津汉文泰晤士报》副刊《快哉亭》刊登他多篇痛击时弊、抨击军阀、很有影响的文章；天津《评报》、《星期报》，几乎每期都刊他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在专栏发表的《谐铎》68篇、《随笔》71篇、《文苑》89篇、《小言》112篇、还有几百篇《琐言》。从1926年11月至1931年7月，先生应天津学界名流严范孙、林墨青主办的《存社》之邀，参加征文28次，先生名列榜首的文章15篇，第二名的7篇，被严范孙、林墨青推崇为“百怪之灵，毫端涌现”、“天赋器材，不由人力”、“放笔直干，辟易千人”。
  1937年日本侵华，先生痛心疾首，挥笔作诗痛斥日军暴行。一次，日本人猪子水仙慕名造访，作《樱花诗》以炫耀日本文明。王猩酋便以窗外盛开的玫瑰花吟诗回敬：
  新晴玫瑰吐奇葩，开遍中原千万家；
  借问此中香意味，何如东国紫樱花。
  借此讽喻日本的狼子野心。伪县知事王文琳迁任，地方豪绅吹捧颂扬，有人请王猩酋先生书匾送行，王挥笔题了四个大字“雍奴思寇”，雍奴是武清县的旧称，思寇原意是思念东汉初的武清一位名宦——寇恂。此匾是痛恨贼寇之意，借以讥讽王文琳充当汉奸的丑行。1945年王庆坨第一次解放，王猩酋奋笔疾书《八路军赞歌》；1948年王庆坨二次解放，王猩酋送孙子孙女参军后，鼓励他们渡江南下。
  王猩酋尤喜玩赏雨花石，数十年不懈。藏石五百余枚，撰《雨花石子记》一书，详记每块雨花石，并咏诗赞之，1943年被《中国史迹风土丛书》刊登。该书对现代雨花石的收藏、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猩酋与张轮远、许问石三人，被称为“石坛三杰”，誉为中国的“南许、北张、天津王”。其中“天津王”便是王猩酋。“北张”指张轮远，王猩酋的弟子，著有《万石斋石谱》，也是王庆坨人。王猩酋在《玩雨花石》一诗中写道：
  雨花色相耀神州，富贵山林任意求；
  世界正愁人太满，我先钻入石中游。
  猩酋先生倡素食，主薄葬，撰有《薄葬说》，亲手编织准备装殓自己的柳条筐，叮嘱家人，自己死后只穿小褂，放入柳条筐内，四人抬着埋之即可，并附小诗一首：
  吾将后事巧安排，千古独创柳编材；
  自顾自怜边自吊，省得临终盼不来。
  王猩酋工书画，善考据，著有《大禹九鼎所在考》、《化淳帖考证》等。先生逝世后，他的学生从历年发表的诗文中选出诗143首，文160篇，编辑出版《猩酋老人诗文选》和《雨花石子记》两部专著传世。
  二、兴学先贤——陈仙樵
  陈仙樵 杨村人（1876年～1944年）名咏升，字仙樵。早年毕业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回乡后，见到杨村只有几家私塾，决心兴办一所以传授现代文化知识为主的学校。此举获得了本镇进步人士的支持，得到了财势颇大的郝瑞符先生的赞助，在郝氏家塾的旧址建起第一所革新学堂。陈先生自兼教师，以英文、汉文、数学、修身等新文化知识为教材，严格督导学生按时完成学业。后在先生的倡导下，扩充了杨村河东三义庙总校（今杨村四小）；不久，在河西关帝庙建起第一初等小学；河东菩萨庙建起第二初等小学；河西天齐庙建起第三初等小学；1920年前后，在《新天津报》主编刘髯公赞助下，又建起杨村第一所清真小学，随后又办起了第五初等小学。1916年武清县曾在县城举行统考观摩会，杨村各小学十余人赴县城会考，均获优等成绩。县教育科表彰杨村总校为“杨村模范小学校”。
  杨村模范小学培养的学生成才者数不胜数，仅提几个可见一斑：
  沈增笏（hù）留学美国，就读米西干矿冶工程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开滦矿务局总局工程师。
  陈同燮（xiè）、陈同度 兄弟双双留学美国，陈同燮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北师大教授；陈同度于色提米尔大学毕业，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理化系主任，天津医学院化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主任。
  杜建时 留学美国雷文沃兹军事学院攻读炮兵学专业，毕业后又考入加州大学学习国际政治，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抗日战争，协助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武汉、长沙战役，取得了胜利。升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日寇投降后，首任天津特别市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李长哲、杜赓甡（shen） 东渡日本留学，李长哲攻读海关管理学。回国后，任上海海关税务司之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海关总署货物承运处处长。杜赓甡毕业于日本千叶县高等园艺学院。旅居加拿大后，在渥太华一家农场任农艺师。
  杜建初 唐山交通大学毕业，桥梁建筑专家，曾任武汉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
  沈光苾 留学美国金卡尼基大学，攻读钢铁制造专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为新中国钢铁制造专家。
  此外还有邰光谟，北洋大学理工系毕业，电器专家；杜鸿春，北京交通大学毕业，无线电专家；杜庚林，清华大学内燃机系毕业，后任南京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陈乐山、陈宗德，北京大学毕业，陈乐山任首都钢铁厂发电厂工程师；陈宗德任山东某保密厂工程师；杜国忠，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后任山东大学教授。
  三、破产办学的高蓝田
  高蓝田 （1877年～1944年），原名高玉丰，号蓝田。清·光绪31年（1905年）考中武秀才。黄花店镇甄家营村开明士绅。受时代变革的影响，为培养本村子弟，于1912年，卖掉家中40亩良田，创办“甄家营国民初级小学”。在办学最困难时，地卖不出去，两块银元买一石玉米，高玉丰竟借600银元的高利贷坚持给教师发薪水，支付学校一切费用。学生由16名增加到100多名。1917年，该校首届高小毕业生7人考入南开中学；多名学生南开中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考入北京各大学成了国家栋梁之材。仅举高蓝田供养子女读书成才的事例，可见其对社会的贡献。
  长子高尚仁 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教育学专业。毕业后任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主任干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青年会组织了“北平抗日伤兵俱乐部”，高尚仁任主任，接待东北伤病的士兵和流亡学生。他常在《北平青年周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精神。1946年公费赴美国留学考察。解放后，任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政协北京市委员、全国教会“三自”革新运动委员。1963年担任北京青年会董事长、名誉董事长。1993年逝世，享年94岁。
  次子高尚武 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基督教会办的私立萃文高中，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37年平津沦陷，经北京青年会介绍，到西安英国大使馆当译员。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英商洋碱公司任秘书主任。1955年，英商洋碱公司被人民政府接管，高尚武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政治审查，后被平反，恢复工作。1998年去世，享年96岁。
  三子高尚农 1930年清华大学农校毕业（相当中专），到“华洋义赈总会”工作。1931年调上海华洋义赈会分会，办理长江四省水灾农赈。1934年任华北合作委员会课长。1940年赴成都经营模范牛奶场和中央科学玻璃制造厂。1945年日本投降后，将两个企业合并，成立精诚公司，任总经理代董事长。解放后，高尚农将公司经营权交给人民政府，自己在四川成都创办第一家“猫狗医院”，后改为“龙江宠物诊所”。1995年捐资一万元，支持七弟高尚先在家乡甄营小学以家父的名义建立“高蓝田奖学金”。2003年去世，享年96岁。
  四子高尚礼 中学毕业后，16岁在火车上当车僮（服务员）；1933年在北京开办“礼记徽章局”，做各式各样的纪念章。1937年抗战爆发，在抗日军人服务部工作；1945年筹建三哥办的精诚公司北平分公司；解放后，任北京力生工厂统计员，直到退休。1996年在北京辞世，享年86岁。
  五子高尚信 高中毕业于北京私立育英中学，七七事变后，考入成都黄埔军校十五期培训班，毕业后转入成都华西大学西语系学习。日本投降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专员、兼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交际股股长。解放前夕到香港，后转到美国，入美国籍后，改名高凌白。任美国加州大学一级教授。1979年偕夫人周敏生回国探亲。支持七弟高尚先在家乡甄营小学建立“高蓝田先生奖学金”。1999年逝世，享年83岁
  七子高尚先 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4岁考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三基中学读书；1946年考入辅仁大学社会系。1948年任甄营村小学校长。1952年调杨村中学任教；1964年受到政治迫害，达十年之久。1975年平反，1978年退休。1984年当选武清县政协委员。1985年创办“武清县三胞亲属联合养蜂学校”；同年创办“武清县养蜂协会”，当选理事长；1989年筹办“天津市养蜂协会联合会”，当选会长；2001年，当选天津市侨联、侨眷代表；2001年获天津市政协港、澳、台、侨工作先进个人奖；2002年获武清区政协“十佳委员”称号。2006年，获武清区“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天津市“文明市民”称号。
  四、建校兴学的李子嘉
  李子嘉 大孟庄镇亭上村人（1885年～1969年），原名李芳华，号子嘉，开明地主。热心办学，惠泽乡里。20世纪30年代，在自家办专馆，变卖田产鼓励子女上学，让两个儿媳也入学读书，在当地传为佳话。他常说：“给孩子留下千间房、万顷地，不如让他们多念书，长能耐。”七七事变前，李子嘉当选村长，主张扒本村大庙盖学堂，号召村里孩子读书。七七事变后，当选伪大乡长仍热心办教育，在大押虎寨村扒庙捐款建中心小学。1940年担任河西务二区区长，千方百计筹资捐款，为河西务完全小学扩建4栋教室（即今河西务高中前身）。不久天津津海道（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专署）批准在武清县建初等师范学校（今天天津师范大学杨村分校前身），日伪县长柳世平提举李子嘉任工程处处长，主持建校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生活补贴。李子嘉坚守在建校工地上。建房资金缺口较大，李子嘉四处奔波，到各乡请求支援，一年后，杨村师范学校竣工。日本投降后，年已花甲的李子嘉卖掉自家的田地，为不足百户的本村建一所拥有四个教室、两间办公室的小学校。本村小学培养出多名成才学生，仅举其亲属中的几例：
  李彬 李子嘉长子，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受业于司徒雷登先生。毕业后被选送南京陆军大学，专修兵工专业。抗战爆发，赴重庆、西安，任炮弹厂厂长，成为国内知名的炸药专家，有专著出版。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时期，调到沈阳兵工厂，任总工程师，主持赶制地雷、手榴弹、炸药包，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朝鲜停战后，创办全国第一所兵工学校——五机部第一机器制造学校，首任校长，行政9级，执教终身。
  李朴 李子嘉三子，建国前武清师范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坦克一师任体育指导员，转业后在廊坊师范任教。退休后常住北京。
  李璞 李子嘉四子，1928年生，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医学遗传学研究，涉及肺癌、胃癌、食道癌、乳腺癌、阴茎癌、结肠癌等人类多发恶性肿瘤，为我国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主编的《医学遗传学》成为全国医学遗传学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教材。在研究理论的同时，注重培养人才，到2005年他指导培养23位医学博士生、63位医学硕士生。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常委；2001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同水稻专家袁隆平等同志，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和奖励。2006年，78岁的李璞先生荣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陈兰生 李子嘉四儿媳，清华大学毕业，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麻醉专家。
  李淑芬 李子嘉女儿。大连医学院毕业，现为唐山煤矿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知名解剖专家。
  罗炳令 李子嘉外甥，1924年生，1947年武清师范毕业。同年考入华北大学，毕业后，随刘邓大军南下，为接收地方政权的先遣干部，1950年到西康，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后任《成都日报》编辑、记者，党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冶金局专职纪检书记。1986年离休，副地厅级待遇。
  五、富有民族气节的刘髯公
  刘髯公（1893年～1938年）字仲儒，号髯公。杨村七街人，回族。少年家贫，青年时为清末新军士兵。一天在车站偶然拾到一个公文包，他四处寻找失主，是法国使馆一位武官不慎遗失的。物归原主，武官很感激，问起他的身世，得知他通晓文墨，便留他在使馆当一名文书，后调他到天津法租界办事处任侦探长。1923年离开办事处，与段桐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所办报纸以“平民化”、敢说话为准则。为了适合平民读者的口味，试行“评书上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三侠剑》等长篇评书，销路逐渐扩大，每期发行5万份，除本市外，远销东北、西北各地。后陆续增添了《新天津晚报》、《文艺报》（三日刊）、《新天津画报》（周刊）、《新人月刊》等共六种报刊，增加报社人员，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
  刘髯公，性豪爽，乐善好施。尤喜爱京剧，攻老生唱腔，曾多次与京剧名角张遏云等在法租界的“春和大戏院”（今工人剧场）同台演出，被誉为津门名票。他关心家乡教育，在老家杨村七街自家宅院办起第一所清真小学。还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捐款奖励优秀学生。家乡清真寺被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带头捐资修缮。家乡发大水，他捐资6万大洋帮助乡民修建排水涵洞。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刘髯公义愤填膺，通过《新天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抢先报道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冯占海及上海陆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抗日事迹，痛斥不抵抗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很快沦陷，刘髯公主办的《新天津报》发号外，向读者告别：“本报决不为日本人所利用。”日本特务大为恼火，对刘髯公采取各种威胁利诱手段，逼他让《新天津报》复刊，他严词拒绝。日伪政府官员请他参加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他拒不赴会，把送通知的人痛骂一顿。
  一天，他听家人说，东天仙戏院（今民主剧场）门前有一两千难民正在雨中淋着，无处躲避。刘髯公立即给东天仙戏院产权人打电话，提出让难民暂住进戏院，由自己支付房租。
  刘髯公拒不恢复《新天津报》，日本人对他下了毒手，派特务跟踪。一天，他乘车行至万国桥（今解放桥）时，一群特务拦住汽车，将他逮捕。在刑讯室刘髯公用咒骂回答鬼子的审问。还唱出高亢悲壮的京戏倾诉满腔怒火。鬼子打他、摔他，他仍不停地骂、唱，“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也落个青史名标万古美名传。”
  原报馆一名记者化装成刘髯公的家人去监狱探望他，有这样的记载：“黑屋子有五六平米，有二个榻榻米（草垫子），一只尿桶。刘髯公蜷曲身子侧卧在榻榻米上，衣服褴褛，乱发长须，如南市乞丐。细看时，裤腿有血污，并粘附在伤口上，稍动就牵动皮肉，看样子极为疼痛，不觉为之毛骨悚然。但看他的眼睛，仍充满仇恨和坚定的目光。他对记者说：“我深受这般磨难，你须把国家的屈辱、百姓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
  三个月后，日本特务派汉奸到刘髯公家，声称只要劝刘髯公答应恢复《新天津报》，立即放他回家。其弟去监狱见哥哥，听哥哥骂不绝口，未敢劝说。后刘髯公病情加重，家人及亲友四处取保，终以保外就医为名，把刘髯公接回家。刘髯公躺在炕上，对前来看他的报馆同仁说：“《新天津报》决不能再出版了，大家另觅出路吧！千万别忘咱们是中国人。”说着又哼唱那句唱词：“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家人拦他也拦不住。刘髯公在病榻上煎熬了五个月，临终前还在叮嘱家人：“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说完，又用微弱的声音唱：“我……为国家……尽忠……最后几个字没吐出来就闭上了眼睛，年仅45岁，葬于杨村回民墓地。
  （杜宝江、杜继芳供稿）
  六、抗日英雄韩斌奎
  韩斌奎 （1922年～1945年）河西务上刘庄人，从小家境贫困，12岁当药店小伙计，15岁在国民党29军38师独立旅当上一名电话兵。1937年抗战爆发，独立旅奉命留北平（北京）维持秩序，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独立旅被迫缴械。韩斌奎非常气愤，和连长趁道路还没有完全被封锁之机，逃出北平，到天津北郊找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编入29军张自忠军长部下的38师，后随部队参加了蚌埠、临沂战役。1941年韩斌奎被部队保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受训，194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33集团军第59军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后调到暂编第53师2团7连任连长。
  不久，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韩斌奎所在的53师新兵多，装备差，是全军战斗力较弱的一个师，而敌人的攻击重点就选择在这个薄弱的环节上。韩斌奎接到作战命令之后，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全连官兵都给家中写了遗书。1945年1月，著名的南漳战役打响，韩斌奎率七连据守在交通要道李家盘当附近。战斗一开始，日军用炮火猛轰七连阵地，韩斌奎只留监视哨监视日军行动，战斗员都在工事内隐蔽。待敌步兵逼近距阵地前沿50米左右时，韩斌奎命令全线还击，连续击退日军三次冲锋。敌人转而向该连左翼8连阵地冲锋，韩斌奎抽调部分火力支援8连，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再次组织冲锋，8连阵地终被突破。7连岌岌可危。正当韩斌奎再次组织全线反击时，狡猾的敌军已迂回到7连的背后，7连背腹受敌，情况十分危急。韩斌奎对官兵喊：“人在阵地在，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投光了，韩斌奎命令全连战士上刺刀，他大吼一声跳出战壕，率全连官兵与鬼子展开了白刃战。终因敌众我寡，韩斌奎和全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由于7连顽强阻击，为该师重新部署兵力赢得了时间，师部及直属部队得以安全转移。为下一个战役争取了主动。
  在这次阻击战中，韩斌奎派通讯员张振兴去后方送遗书，成了全连唯一的幸存者。韩斌奎在写给妻子李璞贞的遗书中说：“保国为民是军人的天职，现在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为国献身是我从军以来就下了决心的。这一次作战可能如愿以偿，今派张振兴送去最后一次生活费30元，希望见信后不要过于悲伤。我一旦在战场上牺牲了，请求你代我好好侍候年迈的父母，把儿子（3岁）韩义华拉扯成人。”妻子看后痛不欲生，很快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无比仇恨，悬梁自尽。1945年7月，国民党29军在南漳县城为韩斌奎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选自《河西务镇志》蓝本。（原载天津图书馆《抗战纪事·人物》）
  小知识 农村院落规制法的由来
  人类的祖先，最早在天然洞穴栖身。《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事，人少而禽兽多，人不能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做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后来，先人学会制作工具，建造遮风避雨的棚舍，四面有半地下墙壁，上有茅草屋顶。后来人们掌握了制陶技术，出现了瓦当，用于宫殿建造。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烧制瓦当工艺。秦汉时期民间烧制砖瓦比较普遍，故有“秦砖汉瓦”之说。考古发现，高村乡兰城村就曾出土战国及汉代瓦窑遗址多处。
  房屋的构造及院落布局没有一定的规制。宋代，朝廷在《营造法式》中，详细记载了殿阁、堂屋、厅屋、门楼、散屋、亭榭、廊屋、营房等各种等级、类别建筑物的营造法式，讲究建造“门礅鼓”、“八字墙”、“飞檐翘角”、“五脊六兽”等砖瓦房，城堡式的深宅大院，平民百姓的平房。院落规制为四合院、三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