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清区图书馆

第一节 元朝的建立
  蒙古族原隶属于金，由于金统治者对蒙古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蒙古族爆发了反金战争。首领铁木真统一各部落后，于金泰和六年（1206年）即位皇帝，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六年，蒙古军一部入居庸关，抵金中都。金崇庆二年（1213年）成吉思汗八年，蒙古军大举伐金。金贞祐二年（1214年）迫于蒙古军的强大武力，金宣宗迁都开封。此后，蒙古军南伐西征，马不停蹄。成吉思汗十年（1216年）占领中都城，将中都城改名燕京。从此，蒙古人取代女真人开始了对燕京地区的统治。在蒙古贵族统一中国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包括中都地区在内的黄河以北地区，被蒙古铁骑蹂躏得惨不忍睹。河北军民迁逃河南的人有百万口之多。河南出现一人耕之，百人食之的窘困局面。蒙古军队对中都城，大肆烧杀抢掠。时人有诗云：“他日楚人能一炬，又从焦土说阿房”，“延烧万余家，火烧五日不绝”。这场大火使一座金碧辉煌的中都城变成一片破烂不堪的废墟。蒙古军灭金朝后，中都地区总人口已由161万人减少到不足30万人。中都城呈现“瓦砾填塞、荆棘丛林、太液（池）秋草、满目疮痍的残局”。
  忽必烈为争夺皇位，从伐宋（朝）前线的湖北，急返至蒙古族的首都开平，即帝位。建元中统，定都于燕（中都）。中统五年（1264年），改年号“至元”。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国号的建立，标志元朝已经统一全国。至元九年，正式将中都城更名“大都”。世祖忽必烈“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团结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如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等人。这些人在中原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至元三年（1266年），世祖诏刘秉忠等人议建大都事宜。刘秉忠负责城市的设计、勘测及其规划。
  大都城建设耗时25年之久。新建的大都城周长六十里，开十一门，楼台亭阁式的宫殿建筑和以水为中心的花园式的园林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街道整齐，犹如棋盘。城区内有五十坊。中央统治机构均设在大都，中枢省为最高行政机关，管理全国政事。
  元代在金大兴府所辖地区的基础上，设置大都路，直隶中书省。大都路直辖六县，另辖十州。武清县为漷州所辖，州治所设在河西务。此后百余年间，河西务为京杭大运河的水陆码头，人烟稠密，市井繁华，被誉为京东第一镇。
  第二节 民族融合胜过辽、金
  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地区设十路宣抚司（亦称镇抚司）……征诸路兵三万驻燕京近地。武清县镇抚司衙署（镇抚衙）设在今武清城关。中统二年春，朝廷在杨村设立招募民间工匠的衙署，为兴建大都城招募各类工匠。同年，朝廷选锐卒三千屯住燕京近郊。又命安徽、山东七万官兵进驻燕京。同年十一月，世祖又将各万户汉军及武卫军屯驻燕京近郊。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世祖下令选诸路翼军富强才勇者万人，充侍卫亲军。其中，内选女真军三千，高丽军三千，阿海部三千，益都路一千。据《北京通史》载，元世祖至元元年到至元十八年间，仅迁入大都的各类人口，达16万户，这在北京城市人口迁入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大都内的民族有契丹、女真、渤海，大批的蒙古贵族也来京畿定居，后来色目人又大批涌入，包括康里人、钦察人（吉普赛人）、俄罗斯人、阿速人、土库曼人、伊朗人等，汉人称他们为回回人；另外唐兀人、维吾尔人来大都的也不少，使大都地区人口形成“五方杂处”的局面。各民族和睦相处，进行文化交流，增进友谊。至元中后期的泰定四年（1327年），大都城市与州县户口总计达43.7万余户，208.2万余人，其中大都城市21.2万户，95.2万人。这一时期，大都地区增加了很多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村落。
  武清县增加蒙古民族集中居住的村落有：大良镇的蒙村、蒙辛庄；大孟庄镇的蒙村店居住的都是蒙古人；白古屯乡的骚子营（今稍子营）、骆驼圈；南蔡村镇的达子村（今达村）居住的是鞑靼人。
  第三节 “百户村”、“千户村”的出现
  《元史·兵志·屯田》载：“古代寓兵于农，汉、魏而下，始置屯田为守边之计。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
  元政府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长期驻扎在大都地区，为了解决众多军队的吃粮问题，遂在京郊各县广占田亩，设立军屯，抽调驻京各军卫的军卒轮番耕植，以供军粮。这些军屯仍用军队建制，加以编排，每军卫各为一屯。元世祖在大都地区设左卫屯田、右卫屯田、中卫屯田、前卫屯田、后卫屯田、武卫屯田、左翼屯田、右翼屯田、右卫率（帅）府屯田等多处。大都地区军屯总数9983顷，民屯4301顷。
  一、中卫屯田。武清县是元军屯田的重地。（一）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于武清、香河、宝坻县置立中卫屯田，屯军二千人。有耕牛二千头，垦田一千顷。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各屯地界相距百余里，往来耕作不便（之由），迁至河西务、荒庄（今崔黄口镇幌刘庄）、杨家口（今上马台镇杨家河村）、青苔（今豆张庄乡青坨村）等处。当时军人一人称一户（包括家属），称军户。除了河西务早已成为大村落外，幌刘庄、杨家河、青坨，在元代也已形成村落。（二）右翼万户府屯田。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诏发真定（今正定县）军人三百名，于崔黄口增置屯田……分别设置三个千户所，另设置新附军千户所，军户一千五百四十，田六百九十九顷五十亩。（三）左卫率（帅）府屯田。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命大都路漷州武清县置立屯田，设立三翼屯田千户所，有军三千户，田一千五百顷。
  二、大司农所辖屯田二处。（一）营田提举司，设立在武清县，军户二百五十三，民一千二百三十五，屯田三千五百二顷九十三亩。（二）广济署屯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在崔黄口、大空城一带置屯田，当年涝灾严重，没有收成，后迁到青苔（坨）等处。
  这些军卫屯卒，多是从江南征调来的新附军，他们基本上从事农垦种植。为防其南逃，元朝政府遂命其连同家属一起迁到京郊定居。在屯营中安家。专事垦植的军卒和民屯中的农民无大差别。农垦军卒由各军卫任命千户、百户等军官进行管理。各卫屯营，都设在垦田所在的州县之中，今武清城关曾是武清卫率（帅）府镇抚衙的所在地。带领屯田的军官千户、百户都是世袭制。在各屯营设立之初，均由一名副都使专职管理农务，下设千户、百户等官吏数十人，负责具体工作。逐渐形成了称“百户”、“千户”的聚落。武清县北部及香河、蓟县一部分地区处在北运河、蓟运河两岸的土地肥沃之地区，被有权势的万户府阿海所占领，他把屯田军户严密编制，从头百户到十百户为一个正千户；从头百户到九百户为一个副千户，俗称“领户分封制”。至今留下诸多称“百户”、“千户”的村落。
  武清境内今天尚有南蔡村镇的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大良镇的南四百户、二百户、上九百户、大十百户、小十百户；下伍旗镇的三百户、北八百户。四百户前冠以“南”，九百户前冠以“上”，八百户前冠以“北”，是对百户村庄坐落方位的区别，十百户村落因户数、人口不断增加，其中大户家族选择风水好的地方另立村落，村名前冠以“大”，余者冠“小”字。
  称“千户”的村落是千户的头领所在的村落，设有千户所。如大良镇的“李千户庄”，大黄堡乡的“千户庄”。曹子里乡的“汊百户”村的汊，即河、湖、港、汊之意，这个“百户”村是“头百户”，坐落在河汊之间，人们省去了“头”字，直呼“汊百户”。“乂”读“义”（yì），与“一”百户的一谐音，所以直接写成“义”百户。除了武清县，香河县、蓟县都有从“头百户”至“十百户”的村落。
  第四节 “屯”、“营”、“官屯”村落的来历
  元代屯田初期，各屯营中，建有官吏衙署，设训练操场，军卒宿舍，储粮仓库，交易商市，以及负责教育的学校，管理家小的“老营、幼营”等。一个“屯”、“营”就是一个小社会。武清县在元代到底有多少“屯”、“营”无法准确指出，一是年代久远，缺少史料记载；二是明代也进行大规模屯田，有的是新立屯营，有的就在金代屯营的基础上立的屯营，只能依据现在村名及坐落位置和口碑相传进行推断。
  如大良镇的后营、东营、西营、营门赵庄，在汉魏屯田的遗址上，元军又进行屯田，逐渐演变成聚落。崔黄口镇的前营、龚营；大黄堡乡的四马营；河西务镇的秦营；大王古庄镇的大营；南蔡村镇的韩营等，是在汉、唐屯田的遗址上，元军又进行屯田留下的村落。
  城关镇的沙河屯、田古屯、小屯；白古屯乡的白古屯、大碱厂镇的长屯，均是元代屯田形成的村落。河北屯镇的三里屯，河西务镇的北三里屯，黄庄街的南三里屯，皆由元代屯田军分置的三翼屯田军讹传得名。
  称“官屯”的村落也是元代军队屯田形成的村落，如徐官屯街的徐官屯、孔官屯、陈官屯、柴官屯，大良镇的富官屯，大碱厂镇的黄官屯，南蔡村镇的聂官屯、郭官屯、卞官屯等。
  第五节 幼庄、县毫、务（府）村落的出现
  据《元史·志第三十二》载：屯田的各千户所设奥鲁官。奥鲁，蒙古语，管理家小、辎重的官员。各千户、百户的军卒出征后，留在后方的家属，老人、孩子、伤残者，无人照料，奥鲁官就负责把他们集中起来组成老营和幼营。幼营中未成年的孩子要接受骑马、射箭等军事训练。依据史料确认，大孟庄镇的小幼庄是在幼营聚落遗址上演变而来。清末民初，随着幼庄村的发展、扩大，又分出前幼庄、后幼庄。
  元朝在县以下设壕寨官，从九品，掌管村落水利建设，规划指导各村落百姓挖堑（沟）排涝或引水灌田，人们俗称堑壕官。居住过“堑壕官”的村始称堑壕村，后讹传为线毫村或县豪，如崔黄口镇的县豪村。清末民初，随着村落的不断扩大，分出南线毫、北线毫两个村。
  元代百户以下的村落称“务”，元代的“务”不同于宋朝的“务关，务场”，非贸易市场和榷税的场所。元代屯田时期，采取蒙古人领户分封制，除百户、千户外，百户以下屯田的村落，领户的蒙古人为炫耀自己的门庭、权势，把屯田村称“务”，即“府”的意思。蒙古人说话“务”、“府”不分，于是出现了“务”、“府”不分的村落，并在前面加上姓氏。如大良镇的刘家务（府）、安家务（府），崔黄口镇的周家务（府），东马圈镇的田家务（府）等。
  第六节 漕运兴起的村落
  据《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京），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庶，训众）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保障大都每年数百万石粮米及百物的供给，元世祖忽必烈一面诏令军民在大都附近屯田，解决吃粮问题，一面命年轻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全面规划、改造隋唐时期的大运河，采取国家投资、军民服役、分段治理的措施。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划时代地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北起大都（北京）南达杭州，全长3500多华里，把中国南北及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京杭大运河的北段（通州至天津），是今天北运河流经的线路。元代京杭大运河畅通，漕运、商运兴旺，每年经大运河运抵大都200多万石粮米，经海道运抵大都300多万石粮米，再加上军民屯田产的粮米，解决了京城及京郊200万军民的吃粮问题。大运河漕运的兴旺，对两岸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沿河的老米店、杨村、粜（tiào）粮务、蒙村、河西务成了粮食、商品的集散地，村落逐渐扩大。两岸还兴起了庄窠、大沙河、小沙河、木厂、马头、包楼、曹庄、大孟庄、北蔡村、南蔡村等一批村落。
  疏浚凤河，发展漕运。京城百万人口的供给，光靠京杭大运河浮运供不应求，朝廷又大力发展海运。不论河运、海运都到天津三岔口换成小驳船经北运河达通州。北运河接纳超万只漕船，赶上枯水季节不堪重负。于是朝廷又决定重开凤河。凤河，辽金时代称萧太后运粮河，唐代称桑干河故道，上游通过通州南境的飞放泊和潞河相通，下行经武清县侯尚村向东南流，凤河两岸的小韩村（东大口子）、刘坟、大赵庄，泗村店镇的旧县（故城）、窑上、太子务，东马圈镇的小谋古屯，黄庄街的马家口等村相继繁荣起来。窑上、仓上皆是元代屯田军卫的仓廒所在地。
  第七节 劝课农桑促进村落的发展
  元世祖忽必烈致力于推行汉法治国，“欲使斯民生业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即位后，“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实行“崇本抑末”的治国方略。中统元年（1260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任劝农官。第二年立劝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同年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十四年以按察司兼领劝农事，十八年改立农政院，二十年又改立务农司、司农寺，二十三年，复为大司农司，“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劝农、司农机构的变化，反映了元世祖对农桑的重视。
  至元七年，朝廷颁布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其中规定：各村凡五十家立一社，选通晓农事者为之长。……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署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按农时指导劝诫。不听劝教者，记其姓名，受上级检查官吏责之。社中因病、丧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凡河渠之利，委任正官一员，按时疏浚。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将材木给之。田无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提水者，命造水车。种植制度是：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栽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成活为数，愿多种者听其便。申报不实者，罚之。还令各社栽种苜蓿，以防饥年。
  武清县在这些政令的推动下，原有桑园、枣林、梨园、桃园、蘑菇屯等村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畿辅通志》载，当年大王古庄、城关镇、东马圈一带曾有刘桑园、李桑园、陈桑园、郭桑园、梨园、枣林庄、大桃园、小桃园、蘑菇屯等村落，在元代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官府奖励近水之家凿池养鱼并鹅鸭，及种植莲藕、鸡头、菱角、菜蔬及各种瓜果等，以增加收入，从而又兴起一些村庄。如：梅厂镇的鸭子徐庄（今鸭徐庄）；下朱庄街的藕店；南（菜）蔡村、北（菜）蔡村、蔡（菜）各庄等，初步形成了供应过往漕船、京城需求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屯镇的九池元、下伍旗镇的莲花池是养鱼植藕扩大的村落。
  因栽植榆树、柳树而形成的村落有：崔黄口镇的榆庄子（今于家庄）；城关镇的柳林屯；豆张庄乡的西柳行、西南行；东蒲洼街的东柳行、东南行；曹子里乡的柳店村等。司农官吏为了传播农桑技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批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书名《农桑辑要》，令各州县官员习之。
  第八节 驿站带动村落的演变
  以大都为中心，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规模庞大。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文夕至，声闻必达。全国驿站的马匹就达20多万。大都城内设东西两处驿站，一曰马站，存马1334匹，驴20头；另一为车站，备车220辆，驴1760头。通县大运河头设水驿站，驿夫35名，船10艘。使臣乘船可以从通州经河西务驿、蔡村驿、杨村驿、（天津）杨青驿……到达扬州及江南。河西务驿是“极冲要”的水陆大驿，设提领二员，司吏二名。除官吏外，各站都有站户，急递铺则有铺卒，以供役使。站户及百者，设百户长一名。驿官、站户家属于驿站所在的地方官安置。站户限地4顷，免税粮，以供铺马饲用。驿站设官（世袭制）、带家属，这便为村落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立通州至杨村水驿五”：张家湾、马头、河西务、南蔡村、杨村；下伍旗的忠义村，辽、金时期就是驿站，后演变成村落。
  第九节 宗教促进村落的发展
  元朝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允许各教同时并存，自由发展。其中喇嘛教居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到传播。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宣政院的统计，全国共有寺院42318区，僧尼213148人。
  元朝各代皇帝都信仰佛教，各自建有规模庞大的寺院，忽必烈建有大圣寿万安寺、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华普庆寺。各州县建的寺庙如雨后春笋。武清元代庙宇数量超过了唐宋和辽金时期。
  据县志载，当年有旧县天齐庙、义济庙，城关镇里仁街三义庙，杨村报成寺、极乐院，黄庄街老米店村的观音堂，大良镇北赵庄的赵庄寺，高村乡牛镇的牛镇寺，河西务镇的宝胜寺、仙庄寺、龙王庙、瀛西园，大沙河村的关王庙，下伍旗的大安寺、崔黄口大宫城的三义庙、白古屯乡韩村寺、东马房的能仁寺、白古屯乡的白家屯寺、（塔）、东蒲洼街的南宫寺、顿邱寺、大良镇的霍寺；梅厂镇的双庙、豆张庄乡茨州村的茨州寺、双庙村的北大寺等，当年庙寺都占有很多土地、财产，需要雇人耕种及管理，久之管理人员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在庙寺前后左右便形成了村落。
  “元朝回回遍天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沿运河经商，选择集镇定居。武清杨村、蔡村、河西务是回民集中居住的村镇。
  第十节 马房、马圈、羊坊、牛镇、猪庄的形成
  蒙古人善骑射，以弓马之利取得天下。皇帝非常重视养马。世祖中统四年，朝廷设群牧所，后升太仆院（寺）负责全国各省养马事宜。马成群，或千百，或数十。在马的左股上烙以官印，俗称大印子马。牧马人称哈赤、哈剌赤。他们有的被封为千户，有的被封为百户，世袭传承。故村庄得名有千户者、百户者。元朝牧马的千户、百户前面都冠以姓，如张千户、李百户。据本县县志记载：“河西务一带，设养马场多处。”从今天村名中可以寻觅到的是马头村，附近有牧场，马头即是养马的头领居住之地，后来漕运兴起，马头村变成了船舶码头。今天的木厂村曾是牧马场，漕运兴起后变成了存放木材的场地，木厂代替了牧马场。今天的曹庄，元代称草庄，即集存放草料的处所。白古屯乡的东马房、泗村店镇的南马坊、东马圈镇的西马坊，以及东马圈、西马圈（在安次县）、豆张庄乡的眷兹村（圈子），早在辽金时代已出现牧马的聚落，元代已形成了集中养马的大村落。此外还有称马庄、马神庙、神机马房、白马驹场（今大、小白厂）等村，也都是因养马发展起来的村落。
  在辽金时期已出现的“羊坊”、“牛镇”等聚落，在元代农牧政策的鼓励下，也发展成大的村落。如南蔡村镇韩羊坊、苏羊坊、张羊坊、刘羊坊、高村乡的牛镇、河西务镇的羊坊等。
  元朝官府奖励养猪，武清县出现了多个猪庄。后因明朝皇帝姓朱，犯忌，改称朱庄。如南蔡村镇的朱庄、下伍旗镇的北朱庄、杨村附近的上朱庄、下朱庄。
  元代经元世祖35年的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获得显著发展，为蒙古贵族继续对一统中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后，成宗“垂拱而治”，“善于守成”；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至元、大德之政“稍有变更”；仁宗“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元顺帝便趋衰败。元朝有国计98年，世祖、成宗、武宗、仁宗之世，是其进取守成、国运兴隆的时期。这一时期，武清村落发展呈鼎盛之势。
  第十一节 辽、金、元时期村落发展的特点
  辽、金、元三代的四百余年间，总括起来看，武清村落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辽、金、元各朝代之初，随着契丹、女真、蒙古三个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兴起，凭着他们能骑善射的民族优长和穷兵黩武的民族性格，受中原地区丰厚的物质利益所诱惑，其首领频频率兵入塞，攻城掠地，烧杀抢劫，掳掠人口，破坏生产。每当这一过程发生时，武清地区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城池被破坏，村庄化废墟，生灵遭涂炭。在战祸反复多次摧残下，武清村落陷入衰败悲惨的境地，处于发展中的低谷。
  二、辽、金、元三代，原幽州城经历了由地方行政中心向陪都（辽）、中都（金）、大都（元）演变的历史过程。随着城市性质的改变和历史地位的提高，城市规模逐步扩大，武清县村落的发展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契丹、女真、蒙古帝王先后入治燕地，深知要巩固政权，必须用汉人之法治理汉地，在被重用的汉族官僚影响下，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屯田，实行轻徭薄赋、生息养民的治国之道，其中辽圣宗、金世宗、元世祖和元成宗较为突出。他们在位期间，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人丁迅速孳生，村落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四、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建都燕地，先后有大批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从北方乃至西域迁入武清，在武清安家落户者尤多。由此出现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村落及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