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达图书馆

开展“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活动
  2010年，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管委会按照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部署，制定“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活动方案，抓紧落实，加大服务企业力度，提升区域投资软环境。全年走访企业163家，解决劳动用工、交通运输、市场开拓、通关速度、治安管理、电力和燃气供应、员工住宅等问题72个。管委会通过早餐会、定期拜访、不定期走访、电话问候问询等方式，与企业密切沟通，及时掌握情况，有效解决问题。加强与海关、商检等单位协作，以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和海关诚信企业分类管理为契机，为企业提供便利的通关环境。整合现有银行和金融类企业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运用由担保中心、政府、银行、企业共同参与的融资担保模式，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全年贷款担保额3.5亿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贯彻“一窗接件、双限时、效能登记、帮办领办”工作机制，简化审批程序。设立“24小时开门服务接待处”，随时受理来电来访。推动网上事项办理，政策兑现全部实现在线受理。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体系，做好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培养，建立较为稳定的人力资源“蓄水池”，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提供人力资源保证。拓展渠道，挖掘资源，应对“用工荒”难题，以人力资源保障网上合作平台为载体，累计认定劳务输出基地和学校25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60余份，输送人员1.8万人，保证了富士康等重点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邢其冬）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
  2010年，按照开发区管委会党组和管委会要求，党群工作部组织开展了“作风建设年”活动，旨在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量，健全机关作风建设规章制度，使机关作风面貌有一个明显变化，更深入地开展“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活动，促进开发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作风建设年”活动共分为思想发动、学习提高，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建章立制、落实整改三个阶段。通过动员大会、中期推动会、专题报告会、开设“作风建设年”活动学习专栏、编写简报（26期）等方法，推动活动深入发展。形成专题报告40余篇，查找具体问题70余个。在“作风建设年”活动中，组织开展泰达精神表述语征集活动，共收集100余条泰达精神表述语，最终评选出“开放开拓，唯德唯实，励精励志，弥高弥新”和“开放开拓开先河，励精图大业；求真求实求发展，众志建新城”两条表述语。“作风建设年”活动收到预期之效，机关作风得到好转，受到企业好评。
  （邢其冬）
  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发展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李勇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并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摩托罗拉公司在天津开发区的投资就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摩托罗拉不仅对天津开发区取得全国第一功不可没，而且改变了中国电讯行业的发展轨迹。当前，移动通讯网和互联网迅速融合，移动通信设备产业面临新的机遇，竞争格局剧烈变动。在此背景下，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发展18年，曾经辉煌，但近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很多是共性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以便做好今后的工作。
  一、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摩托罗拉选择天津开发区作为其在中国的主要投资地
  上个世纪后期，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摩托罗拉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者，抓住了巨大商机，在中国天津开发区投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赢利空间。
  1986年秋，时任摩托罗拉公司总裁的罗伯特·高尔文（即老高尔文，高尔文家族第二代）访问中国，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到处都在蓬勃发展，而相比之下，通讯设备却是那样的落后。他相信摩托罗拉在中国施展拳脚的机会来了。转年，摩托罗拉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接下来成立了摩托罗拉中国委员会。摩托罗拉将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定义为：“整体投入，全公司参与；投资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使之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
  正是在这一年，刚刚成立两年半的天津开发区开始了与摩托罗拉的亲密接触。时任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李铁映由于业务关系早就认识叶迪生，于是把摩托罗拉要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的信息，告诉了当时的天津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叶迪生，而当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商注册独资企业。
  摩托罗拉在全中国范围内选点，重点考察了天津和厦门两个城市。论某些条件，天津开发区不如厦门。但天津开发区有自己的优势：
  一是天津直辖市的地位和市领导的支持。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在接见摩托罗拉高管时说：“天津是直辖市，我们会直接找到总理，而厦门是省辖市，要经过层层报批。开发区叶迪生的级别与厦门市市长同级，他会把摩托罗拉作为一号工程来管理”。他同时告诫有关负责人：“摩托罗拉这么好的项目，谁放走的，谁就得摘乌纱帽”。摩托罗拉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了解天津开发区，觉得天津离北京近，有利于投资文件的报批。二是天津开发区领导熟悉摩托罗拉的业务，便于双方沟通。叶迪生本身就是国家级电子专家，对电子信息技术很熟悉。据叶迪生回忆，当时天津开发区按照每平米140元的优惠价格向摩托罗拉出让10万平方米土地，同时又为它预留10万平方米土地，要求摩托罗拉在投产蜂窝电话之后，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投资半导体芯片项目。叶迪生说：“我指示工作人员，给摩托罗拉留的这块地谁都不许抢。定金我可以不要，你这么大公司我信任你，但是我有一条，我要在你土地上插一块牌子，‘摩托罗拉预留用地’，他们答应了。”三是很多领导和专家在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在摩托罗拉注册过程中许多问题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如扩大生产线、外销比例、海关的通关等等。当时天津市张立昌、李盛霖等领导多次带队去国家部委帮助摩托罗拉跑有关批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原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曾培炎、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胡启立，还有原对外经贸部的领导，都给予了积极支持。另外，摩托罗拉高管瑞克·杨茨、赖其森、赖炳荣，原机械电子工业部的吴晓龙司长，原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郑华安等，都在该项目的引进和后期协调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天津和中央的共同努力，对摩托罗拉产生很好的影响。最终经过摩托罗拉公司高层投票表决，决定选址在天津开发区投资设厂。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有关法规滞后，一些部门人们认识水平尚存较大差距，因此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以上三段内容引用了天津市政府对外经济工作顾问、天津滨海新区高级顾问叶迪生的回忆）
  1992年摩托罗拉正式在天津开发区投资1.2亿美元。从此，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开花结果，实践证明中美双方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摩托罗拉历年在天津开发区的投资额变动情况见表1:
  2010年1月6日，摩托罗拉移动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开发区登记设立。该公司由香港摩托罗拉移动设备中国控股有限公司（Motorola Mo¯bile Devices China Holding Limited）出资设立，总投资额9000万美元，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二）摩托罗拉是外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摩托罗拉曾经是在中国投资最早、投资额最大的跨国公司
  摩托罗拉1992年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摩托罗拉）。此后，摩托罗拉在天津5次增资。截止2009年12月底，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投资总额接近29亿美元，其在整个中国投资总额约为38亿美元。摩托罗拉在中国大陆有1家控股公司、5家独资公司、5家合资企业、23家分公司。摩托罗拉不仅是天津市最大的外资企业，而且在很多年里都是全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据统计，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近29亿美元的投资总额中，除了最初的注册资本，其余绝大部分资金均来源于公司的运营利润，并将其用于在中国的新的投资和增资。
  2．摩托罗拉曾经是中国销售额最多、出口最多、效益最好的外资企业
  2006年，天津摩托罗拉走到历史巅峰，销售额达到100亿美元左右，占天津市工业产品销售额的10％以上；出口额占到天津市18％以上。摩托罗拉是天津市缴税最多的外资企业，也是开发区单位面积产出最多、要素生产率最高、效益最好的企业。
  在摩托罗拉的强力拉动下，天津开发区电子信息行业的利润率曾经高达14.72％，为全国之最（据原国家信息产业部2002年统计资料显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4.52％）。天津开发区由此成为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区域。摩托罗拉的示范效应，使得一大批外资企业来天津开发区投资发展。最近十二年来，天津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一直位居国家级开发区首位，为天津市争得了荣誉。对此，摩托罗拉功不可没。
  3．摩托罗拉为天津及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摩托罗拉极大地提升了天津电子产业的发展水平，使电子产业成为全市最大的产业类别，走在了全国前列。2006年摩托罗拉完成产值占天津市电子工业总产值的45.4％，手机产量占当年天津手机总产量的70％；摩托罗拉、三星、三洋等手机产量合计达到1.05亿部，占到全国手机产量的16.3％，世界的7.6％，使天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之一。
  摩托罗拉通过本地采购，促进了一大批天津企业的发展。摩托罗拉供应链的本地化发挥了产业链的聚集效应，推动了天津手机产业不断向前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税收，就业的全面增长。截至目前在天津的供应商就达到近76家。许多天津和中国本地的企业通过为摩托罗拉公司配套提升了自身的管理、质量、研发水平，通过摩托罗拉这艘“巨船”，自身实力显著提高，从而走向了国际市场。
  4．摩托罗拉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科技研发投资
  截至2009年底，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累计研发投资达15亿美元，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和杭州等6个城市建立了18个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研发人员总数超过3000人。
  飞思卡尔强芯（天津）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成立。这是由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的前身）与天津强芯半导体芯片设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也是天津市首家IC设计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天津IC设计产业，并被国家信息产业部确定为全国首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2007年底，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米的摩托罗拉中国创新园区在北京望京科技园正式启用。2008年10月，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天津分院在天津开发区成立，在原来天津数个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引进和整合研发团队，重点研究下一代制造技术、产品环境设计、可靠性设计和分析、手机关键部位研发转化、新产品引进、3G手机新产品相关的机械设计。摩托罗拉在天津还设有亚洲物理实验中心，主要从事手机材料研究。
  摩托罗拉与政府部门、学院和机构合作，有效地带动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可观的技术外溢效应。摩托罗拉共计与中国的2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开展了30多个合作项目。
  5．摩托罗拉通过资产业务分离和重组在天津开发区形成了一批新的优秀企业
  为了适应市场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摩托罗拉像所有跨国公司一样，不断地进行资产重组和业务剥离，不但更集中于自身的主营业务，还为天津和开发区带来了新的品牌公司，这些业务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以下4家：
  西迪斯（天津）电子有限公司：1999年，摩托罗拉把它以生产陶瓷振荡器为主的通讯零件事业部以2990万美元出售给美国西迪斯公司，并成立了西迪斯（天津）电子有限公司。作为西迪斯在海外投资的最大全资公司，它连续多年位居天津市出口创汇50强企业及开发区百强企业前20名。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2003年，台湾张汝京先生创立的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收购了摩托罗拉半导体天津工厂前道工序部分。2008年，中芯国际天津工厂的芯片月产能逐步接近35000片的满载产能。2007年，天津工厂产值大幅提升，已成为天津最重要的芯片生产企业。目前，全球前五大无生产线芯片厂商都已成为中芯国际的代工客户。
  飞思卡尔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2004年，摩托罗拉将其全球半导体业务剥离后组建飞思卡尔公司，曾经成为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之一，同时在天津成立中国公司。2006年，飞思卡尔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的产量、产值迅猛提高，已成为中国半导体后道封装行业中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厂商。2008年8月，该公司宣布将推出无线手持设备芯片业务，重点拓展汽车电子、微处理器、消费电子等领域的业务。
  大陆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2006年，世界500强德国大陆集团收购摩托罗拉汽车电子业务，在天津开发区成立“大陆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并增资9000万美元，达到1.8亿美元的总投资规模，成为开发区主要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之一。
  6．摩托罗拉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地人才
  摩托罗拉进入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电子通讯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仅在天津，摩托罗拉的员工人数最多时约在1.4万左右，加上剥离出的4家公司人数，摩托罗拉为天津直接或间接提供了约2万个就业岗位。近期，随着企业经营情况的改善，摩托罗拉又启动了1800人的大规模招聘计划。
  摩托罗拉重视员工培训，2009年就有9514人参加培训。目前，摩托罗拉中国的管理人员本地化率是98％。摩托罗拉给与员工的工资待遇曾经在天津外企中是最高的，天津的有关专业人才都争相应聘到摩托罗拉工作，并以此为荣。
  7．摩托罗拉近年来不断把新的非制造业务引入天津开发区，促进了开发区产业升级
  摩托罗拉最早在天津将其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美国知名的ACS公司，将其信息业务外包给美国知名的CSC公司（ComputerSciencesCorpOra¯tiOn）。2007年，摩托罗拉又将其金融业务引入开发区，成立了服务于中国地区各成员单位的财务公司；又成立了面向摩托罗拉全球，为其各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结算与支付服务的会计中心。这些都促进了开发区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行业的发展。
  8．摩托罗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摩托罗拉进入中国以后，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做社会好公民”，以促进社会进步、共赢发展的目标的实现。摩托罗拉从1994年起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于2003年起在中国发起了一个长期的实习生计划——摩托营，为全国大学生提供在摩托罗拉实习的机会。摩托罗拉还在高等教育、抢险救灾、环保事业等公益活动方面多次捐赠了大量资金和实物，受到了中国各界的广泛认可。
  9．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众多荣誉
  根据商务部“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统计，按照销售额排名，2000—2002年天津摩托罗拉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到2008年仍位居前十。获得了“2008跨国公司中国贡献榜榜首”、“2008中电绿环奖——最佳节能企业”、“2007最佳企业研究院”、“2006CCTV年度雇主”。2010年1月15日，在由中国企业报社和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主办的“与中国共成长第二届跨国公司高层论坛”上，摩托罗拉位列“2009跨国公司中国贡献榜”第九位。
  摩托罗拉连续多年荣获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天津市优秀外商投资企业”等荣誉称号，已经成为天津的标志性企业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摩托罗拉投资的过程中，高尔文家族与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为摩托罗拉自身的全球经营取得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为中美贸易纠纷疏通关系。在众多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协调作用，摩托罗拉以公正的态度游说美国国会，为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和和平发展事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天津为摩托罗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成立天津市—摩托罗拉合作委员会，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机制
  天津市政府为了支持摩托罗拉的发展，从1998年起成立了天津市—摩托罗拉合作委员会，至今已经是第十三届。多年来开发区管委会、市有关部门及驻津单位与摩托罗拉建立起了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和协商沟通机制，对摩托罗拉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进行联合协调解决，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天津市—摩托罗拉合作委员会是天津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出的政企合作新模式，通过加强政府企业间的沟通，强化政府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
  2．支持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持续发展
  为了支持摩托罗拉持续发展，天津开发区曾经对其半导体芯片等业务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近年来开发区出台了关于支持摩托罗拉持续发展的奖励办法，对摩托罗拉在开发区增资、增产、财政贡献、引进配套商、新增业务、员工培训、设立研发中心和国际采购中心等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和奖励。
  天津开发区认真执行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有关政策，支持摩托罗拉的发展，使其享受国家出口退税补贴、优惠退税等优惠待遇。
  3．支持摩托罗拉拓展政府采购市场
  为支持企业发展，开发区在政府采购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包括摩托罗拉在内的区内企业产品。如在泰达公共应急系统、泰达有线电视台网改设备和HFC光传输设备都采购了摩托罗拉产品；摩托罗拉的代理公司——中电新视界也取得了泰达有线电视台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数字电视升级VOD设备定单。
  （四）结论
  天津开发区与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创造了双赢的效果。一方面摩托罗拉从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效益，在鼎盛时期的2006年，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对其总部的贡献，销售额、员工人数、手机产量分别占到23.5％、20.9％和34％，可以说有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有了天津开发区，才有摩托罗拉的大发展。另一方面，早期摩托罗拉的产值和出口在天津开发区占有很大比重，在1996—2002年期间，摩托罗拉的销售额占开发区的比重在41％以上。经过25年的发展，今天天津开发区逐步形成了更为均衡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建立起电讯、汽车、制药、食品、装备制造、化工等先进的主导产业集群。2009年摩托罗拉在开发区的比重下降到6％，但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和质量提高了，天津开发区继续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发展水平。无论如何是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与良好业绩帮助天津开发区成为全国第一，在纪念天津开发区建区25周年的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二、摩托罗拉曾经的辉煌和当前问题的分析
  （一）摩托罗拉是美国最优秀的创新型企业之一，是多个技术领域和产业的拓荒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摩托罗拉公司创立于1928年，在81年漫长的岁月里，这家公司经历过大萧条、二战、经济衰退等很多大风大浪，但都坚持了下来，其生存和发展的秘诀在于创新。摩托罗拉每年用于实验室的研发开支高达4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超过两万项技术专利，而其历史上最优秀的50位发明家，每个人拥有的专利都超过25项。这家公司以拥有大量极为出色但却走不出实验室的技术而闻名。摩托罗拉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每隔十年就会从装满各色家什的大口袋里抛出一两件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神奇之物，从地底下呼唤起沉睡已久的需求，凭空创造出一个市场，一种产业。
  1930年，摩托罗拉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汽车收音机；1940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手持双向对讲机并风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1955年，推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商用的半导体产品；1963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长方形的彩电显像管；1967年，生产出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彩色电视机；1979年，推出世界上第一个十六位微处理器－MC 68000;1983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DynaTAC蜂窝无线电话系统（即手机）。［以上内容引自摩托罗拉公司主页（www.motorola.com）。］
  2005年11月15日，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合众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摩托罗拉公司获得了2004年美国国家科技奖章（2004 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评奖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给出的授奖原因如下：“在过去的75年里，摩托罗拉在研发创新性电子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技术成就。这些电子解决方案已经使手持和移动通信成为全社会的标准”。与摩托罗拉同时获此殊荣的另一家公司是IBM。
  （二）技术创新和成功商业化是摩托罗拉的命脉所系
  1921年，也就是摩托罗拉创立之前七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出版了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书中阐述了他最有名的观点——“创造性破坏”。
  回眸摩托罗拉历史上的大起大落，可以发现这家公司的发展史正是验证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精彩案例。摩托罗拉历史上的兴盛大多与来自新技术、新产品甚至新产业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有关。摩托罗拉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能力，在于引领甚至创造市场需求的能力，而非迎合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的能力；在于“人无我有”的产品奇异，而非“精益生产”导致的成本领先。摩托罗拉历史上衰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竞争者进入、市场趋向成熟、超额利润消失；二是技术路线判断失误，领先技术的商业化失败。
  回顾摩托罗拉曾经的辉煌，领先技术的成功商业化是其命脉所系。给定企业的资源约束，对摩托罗拉来说，对技术商业前景的判断正确是其成功的基本因素。摩托罗拉始终在上演着“大赌定乾坤”的好戏，但是这场好戏还能再演下去吗？
  （三）摩托罗拉当前面临的问题
  2001年11月，在中国加入WTO前夕，摩托罗拉推出了继续在华长期发展的“2+3+3”战略：“2”是指把中国建设成世界级生产基地和世界级研发基地；第一个“3”是指3个新的业务增长点，除大力发展无线通信之外，摩托罗拉还将积极发展数字集群通信系统、半导体和宽带业务；第二个“3”是指3个100亿美元目标，即到2006年，摩托罗拉在华年产值达到100亿美元，到2006年在华累计投入总额达到100亿美元，未来5年内累计从中国采购100亿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务。但是至今，这个战略除了100亿美元产值在2006年冲刺实现了以外，其他两个100亿美元都未实现。从2007年开始，2008、2009年连续三年摩托罗拉在华的手机产量和总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
  从2003年开始，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就在持续走下坡路，市场份额不断被对手超越。2004年诺基亚历史性地超越了摩托罗拉。虽然这一年摩托罗拉的手机产量有所回升，但是诺基亚大力调整渠道、产品和价格策略，在中国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6.13％，超过摩托罗拉13.52％的市场份额，实现市场第一，此后诺基亚与摩托罗拉的距离越拉越远。2007年，三星推出了54款机型，诺基亚37款，而摩托罗拉仅有区区13款新机型面世，结果，诺基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从上年的32.99％提升至37.41％，三星由8.23％上升到12.4％，摩托罗拉则迅速地从上年的22.2％下降到12.2％，下滑幅度达10个百分点。
  到2009年第三季度，摩托罗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降到4.7％。同期，诺基亚占据了38％的市场份额、三星占20.8％、LG占11.2％，三者相加达到70％。至此，第一集团的手机企业与其他市场参与者拉开了距离，手机制造业呈现出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韩国厂商具备了和诺基亚分庭抗礼的市场实力。与摩托罗拉同处第二集团的索爱占5％、苹果占2.1％。
  2009年第四季度，依靠新款Android智能手机的频密上市，摩托罗拉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恢复到4.6％，再次超越了台湾宏达电，以250万部的销量位列全球第四。但这个市场份额较之诺基亚的38.9％、RIM黑莓的19.8％和苹果iphone的14.4％尚有较大差距。
  在全球范围内，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整个摩托罗拉公司陷入了“主流业务不盈利，盈利业务非主流”的尴尬状态。公司股票价格在1994年曾经达到了将近110美元的峰值，但在2008年底则跌到了谷底，最低时股价还不到3美元。所幸的是，摩托罗拉手机部门的亏损出现不断缩窄态势，2009年第四季度，摩托罗拉完成销售收入57亿美元，实现了0.06美元的每股收益，并拥有比较充裕的现金，其股价也回升到7美元以上，呈现触底回升的局面。
  在天津开发区，从2006年以后，摩托罗拉的手机产量和销售收入不断缩水，天津摩托罗拉历年的手机产量和销售收入见图1、图2（略）。
  与摩托罗拉全球运营数据趋势一致，2009年天津手机工厂的产值和出口数据显示出逐步改善的趋势，并在第四季度出现的强劲的同比正增长，2009年天津摩托罗拉的月度产值、出口及其同比增长率见图3、图4（略）。
  （四）我们对摩托罗拉当前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
  《左传》讲“君以此始，亦必以终”。摩托罗拉当前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根源于其自身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战略选择。时移世易，随着手机行业技术门槛降低、超额利润不断缩水，许多原先支撑摩托罗拉高速发展的战略要素现在成了需要跨越的绊脚石。我们认为，摩托罗拉当前的遇到问题可以归结为下述五个原因：
  1．新产品研发跟不上市场需求
  随着手机进入普及阶段，及时应对消费者需求变动，快速推出新产品的能力至关重要，企业的市场份额与新产品推出的数量和速度的关系很大。2003年摩托罗拉手机产量下降就是因新产品投放少；而2004年一下推出了40余款新产品（是历年最多的一次），其手机产量马上增长了33％；2007年新产品只推出13款，因此产量马上又下降40％。近两年其手机新品都只有十几款，所以产量连年下降。而且手机市场开始瞄准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进行极度细分，智能手机、音乐手机、专业拍照手机、炒股手机、超长待机手机、女性手机和智能手机等细分领域都出现了优势品牌和优势企业，靠一款明星机型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诺基亚、三星等厂商依靠产品线的“全覆盖”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但摩托罗拉产品线短、产品单一、新品推出不力的局面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扭转。当以V3为代表的RAZR手机给摩托罗拉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时，摩托罗拉陶醉了！但摩托罗拉没有乘胜追击，将这些利润投入新产品研发，而是用于公司收购和股票回购。挪用研发资金的直接后果就是延缓了新产品的推出数量和速度。公司新领导人上任后，取消了所有手机产品的研发，大幅裁员，当时仅摩托罗拉中国研发团队裁员幅度就高达40％。由于调整产品平台和研发流程，摩托罗拉在2008年内都没有新产品上市。所以，摩托罗拉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又被LG超越。新品推出速度差异的背后是供应链竞争力的差异。诺基亚在北京开发区建立了“星网工业园”，与供应商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三星自己生产手机关键部件，因此供应链也很少出问题。而摩托罗拉的供应链就远没有如此大的弹性。供应链方面的劣势使摩托罗拉新品推出的速度也落后于竞争对手。
  2．技术导向的企业文化不适应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格局
  2009年5月，摩托罗拉联席CEO格雷格·布朗（GregBrow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摩托罗拉以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自内向外’，而非‘从外向内’。在摩托罗拉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期，我们滋生了一些不健康的过度自信情绪，这使我们盲目的认为自己了解客户的需求，也由此我们不能以开放的心态聆听客户的反馈。在手机方面尤其如此。我们本应当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用户体验上，而不是手机外形上。我们没有适应手机的发展速度和用户的需求，因此市场份额被蚕食。”（2009年5月，GregBrown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讲了上面一段话，转引自赛迪网）
  早期的摩托罗拉作为半导体、移动通信、集群通信、汽车电子工业的开创者，在这些当时最前沿的高科技领域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几十年的霸主地位使摩托罗拉形成一种“创新产品、诱导消费”的自负幻觉：一旦我用尖端技术引领或开创一个新工业，市场自然就会跟我走。虽然摩托罗拉很重视产品规划，有市场部门专门负责收集消费者需求的信息，但在技术导向的企业文化氛围里，消费者需求很难被研发部门真正倾听，研发部门更愿意花费大量精力在那些复杂系统的开发上，从而导致研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
  “铱星”是摩托罗拉“自内向外”思维模式导致失败一个典型案例。1990年－2001年，“铱星”项目消耗了摩托罗拉几乎全部技术精英十年的精力，耗资数百亿美元。这是一套基于卫星通信将替代地面移动通信的技术判断而研发的技术精品。然而，摩托罗拉低估了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的潜力，高估了自己实现构想的工作效率，也没有真正关注用户的使用需求，在错误时间向错误的市场投入了错误的产品。2008年8月，铱星公司申请破产，摩托罗拉损失了50亿美元。
  2005-2008年之间，手机行业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在这四年中，苹果推出了iphone、Google发布了Android开源移动操作系统、微软在精心筹划它的WindowsPhone，配备了足够的屏幕尺寸和带宽，融合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msumer）功能的智能手机兴起，并逐步成为手机行业发展的主流。行业格局的巨变表明在手机作为通讯终端得到普及之后，其作为移动互联网终端依旧方兴未艾，无线通讯产业仍有无限的前景和良好的预期。
  在行业大变革时期，“自内向外”的思考模式却使得蜂窝电话的发明者摩托罗拉一叶障目，并没有在新的市场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新竞争对手大举入侵手机领域时，曾经的行业领导者摩托罗拉在干什么？他的声音怎么显得如此软弱无力？！
  3．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虚拟资本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其市场价格往往与其真实价值相背离，必然成为投机的对象。“虚拟资本的出现使信用获得巨大发展，使金融运动极度偏离了实际生产运动，使信用货币极大地背离了黄金货币”。当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里面掏空资金，反而成为伤害实体经济的元凶。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的集中反映。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微观细胞，摩托罗拉当前遇到的问题里同样折射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2003年9月20日，摩托罗拉董事长兼CEO小高尔文（ChristopherJ.Galvin高尔文家族第三代）宣布辞职，高尔文家族对摩托75年的统治终结，此时高尔文家族占摩托罗拉的股份只有2.5％，摩托罗拉早已是一家股权高度分散化的公众公司。小高尔文辞职事件背后是家族治理企业的长期战略思维与华尔街以股价为指挥棒的短期经营理念之间的冲突。出于捍卫其家族事业声誉的考虑和其坚守的骑士精神，小高尔文拒绝分拆芯片业务，迟迟不肯放弃铱星项目。但投资者要求尽快砍掉不挣钱的业务并实现赢利。当贵族精神让位于短期利益，当虚拟经济统治了实体经济，当“顾客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企业基本原则让位于“股东第一”——股票价格的指挥棒，摩托罗拉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摩托罗拉了！
  具有金融背景的资本家更具有贪婪性。美国亿万富翁卡尔·伊坎控制的对冲基金Icahn Part-ners管理着大约70亿美元的资产。2006年1月，伊坎收购了摩托罗拉1.4％的股份，后来逐步增持成为摩托罗拉第二大股东。他要求摩托罗拉分拆为多家独立的公司，并向法院起诉摩托罗拉，要求提交与手机业务相关的文件，以判定其董事会是否渎职。最终，摩托罗拉做出了让步，确定将在2011年分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允许其介入同分拆移动设备部门相关的重大事务，包括为移动设备部门（手机业务）寻找一位新CEO。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看，分拆和出售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估值。但协同效应的消失会将企业暴露在更大的市场波动风险之中。令我们担心和忧虑的是，业务领域的逐步缩水已经侵蚀到摩托罗拉的核心竞争力——人才和技术储备。离开了手机业务的摩托罗拉还是摩托罗拉吗？！
  4．宽松的福利政策使成本居高不下
  我曾经与小高尔文开玩笑说，摩托罗拉是一家“社会主义公司”，员工吃的是“资本主义大锅饭”。摩托罗拉很早便提出“Individual,Dignity and Enti-tlement”（个人、尊严和权利），“尊重个人尊严”口号一开始就醒目的挂在摩托罗拉天津开发区工厂的企业文化廊上。
  在摩托罗拉历史上的高速发展期，尊重个人、奉行宽松的福利政策为摩托罗拉聚集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但是当摩托罗拉所处的行业门槛逐步降低，竞争日益加剧，利润空间不断缩窄的时候，原有的福利政策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当福利政策宽松过度，达到被滥用程度的时候。过去摩托罗拉管理层庞大的差旅费开支，就是滥用福利的典型症状。摩托罗拉管理层出差坐的是公务飞机，住的是高档酒店，的确很有尊严，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控制和竞争力。
  进入中国之初，摩托罗拉移植了其在美国的福利政策，为员工提供免费午餐、班车、带薪休假，并向员工支付丰厚的住房基金。但后来发现，高工资、高福利适应美国国情，却不适合中国国情。2002年之后，随着中国手机行业竞争的加剧，利润率开始下降，居高不下的人力成本变成了摩托罗拉“不能承受之重”，公司开始采用劳务派遣等方式控制成本。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这样，它的成本仍然要高于许多后来的竞争者。
  摩托罗拉提倡人人有权参与，倡导企业民主管理，而民主决策同样可能为成本控制造成困难。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摩托罗拉原计划在天津开发区建立生活区，采取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的方式改善员工的居住条件，天津开发区也在核心位置为其预留了十万平米的土地。在摩托罗拉，凡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都需要经过员工投票表决。后来，天津摩托罗拉为是在市里还是在开发区建设生活区的问题搞了员工投票。因为当时大多数员工是天津市人，最后决定在市里购建公寓。但这样一来，天津工厂每年要多支出几千万元的通勤成本，后来这批员工大部分也离开了摩托罗拉。
  今天，进入战略收缩期的摩托罗拉必须在控制成本和留住人才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统筹考虑求生存的短期要求和求发展的长期战略，在保持优秀企业文化基因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调整福利政策。
  5．企业发展战略没有适应中国手机产业和市场的发展进程
  虽然摩托罗拉堪称外企在华成功本土化的典型案例，但是从2007年开始，“摩托罗拉中国的国际化”成为摩托罗拉在华发展的新指针，其侧重点在于利用摩托罗拉中国的能力服务于全球市场，而不是调动全球资源服务于中国市场。其产品研发重心仍然在美国，特别是新手机研发都在美国总部，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的新手机开发就做的很少，只有“明”等少数手机是在国内开发的，新产品开发落后于中国手机市场的发展进程。摩托罗拉深耕中国市场的“2+3＋3”战略没有得到延续。在摩托罗拉的全球视野下，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被凸显出来，而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特征被相对弱化，战略侧重点的变化导致摩托罗拉在新品研发方面减少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
  2009年，中国生产的手机占到世界的49.9％，中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6％，移动网民突破2亿户。在金融危机中，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内外销比例从上年的1∶1.71变为1∶1.36，出口依存度（57.6％）相比上年下降4.9个百分点。2010年是3G全面商用的一年，各大运营商均投入资金用于营销和终端补贴，预计全年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亿户，加上用户更新手机，预计全年国内市场需求超过2.5亿部。［以上数据引用自《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公报》和《2009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手机厂商群雄逐鹿的关键战场。鉴于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导致中国市场存在断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追踪各个细分市场的偏好变动需要异常强大的研发力量。此时此刻，能否适当转移研发重心，快速建立根植于中国大陆的研发力量，以厚实的产品线覆盖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不同人群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成为决定摩托罗拉在华发展前途的关键考题。
  但是，摩托罗拉当前的数据还没有显示出中国市场重要性的相对提升。2009年天津摩托罗拉的内外销比例是1∶1.57，相比2008年外销的比例1∶1.22反而有所上升。说明其在中国市场的拓展方面存在很大不足。
  摩托罗拉在中国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是没有适应手机行业技术门槛迅速降低，本土草根制造力量崛起的现实。1995年蔡明介领导台湾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集成电路设计部门独立创业，成立了“联发科”（MediaTek，MTK）的前身多媒体小组。2001年，MTK开始在手机行业逐渐渗透一站式方案模式（Turnkeysolution）。这种模式将手机芯片和手机软件平台预先整合到一起，打破了欧美厂商的技术垄断，并且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可以节约终端厂商成本，加速产品上市周期。2005年前后，MTK全面解决方案进入中国市场，手机生产者可以获得包括芯片、操作软件，甚至液晶显示屏、摄像头等部件的全套解决方案。手机研发周期从原来的6—9个月甚至一年迅速缩短到3个月以内，此后中国山寨手机一发不可收。
  山寨手机在中国的崛起具有必然性。一是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庞大的低收入人群隐藏着巨大的对廉价手机的市场需求。二是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民间资本、加工制造能力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基础条件。三是大中华经济圈梯次承接美国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转移（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在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下，中国的一些企业逐渐掌握了手机核心制造环节和核心生产技术，从而为山寨手机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四是中国手机生产核准制度的转变。若干年来，我痛感手机等产品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手续复杂、效率低下、时间长、费用高，虽然对外资的管理有一定道理，但也影响并限制国产品牌手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和行业发展。2007年，国务院正式取消了“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项目，手机生产核准制被取消，入网检测成为唯一的准入门槛。大量的山寨手机通过共用或擅自编写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获得了“入网许可”。目前，这种山寨现象已经由手机扩展到大量其它电子产品，进而对其他一些经济现象产生重大的影响，“山寨”现象是对现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一种反叛，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必然要冲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束缚。
  山寨手机的崛起具有积极因素，它打破了现行的行业秩序，迫使正规厂商和带有贵族色彩的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适应一般草根百姓的需求，不断降低成本，促使中国手机市场趋向完全竞争模式，淘汰一大批不适应市场的生产商。当然其消极因素也是明显的，山寨手机不仅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纠纷，更重要的是由于低成本生产，使得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研发，不利于中国电子通讯行业的整体提升和产业升级。
  在这场巨变中，摩托罗拉深受冲击。2008年7月，时任摩托罗拉移动终端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的任伟光对媒体表示：“山寨机超过了中国手机销量的一半，他们没有缴税，没有研发测试，没有入网检测，没有三包服务，创造了不公平竞争。”［上述表示转引自2008年7月10日《东方早报》的报道。］新的游戏规则对摩托罗拉等公司的生产经营提出了挑战。山寨手机最终迫使摩托罗拉的低端手机也走上了代工的道路。2009年11月，摩托罗拉与联发科签署协议，在中低端手机上使用后者的芯片，并交由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代工。这恐怕是摩托罗拉适应中国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无奈和迟到的选择，总的感觉其对中国手机产业和市场变化的反应太被动，效果如何仍有待时间检验。
  （五）对摩托罗拉前景的初步判断
  1．关于公司分拆
  在手机业务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增长后，2007年开始，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遭受重创，手机的销售额和利润大幅缩水。表面上的原因是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实际上是公司内部的深层次的原因。于是公司采取了种种措施：走马换将，部门整合，但是都收效不大。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已经由公司的印钞机变成了亏损的黑洞。股东们强烈要求公司剥离手机业务。有鉴于此，公司的董事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2009年正式提出了剥离手机业务的计划，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施。公司的手机业务和家庭宽带业务将独立组建成一家公司，原公司保留针对企业／政府通讯解决方案和无线网络业务。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手机制造业务也随之转移至新注册的摩托罗拉移动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名下。根据摩托罗拉最新公布的消息，2011年第一季度新公司将正式上市。
  这段时间中，除了公司架构的调整，摩托罗拉在手机业务的提升和改进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这一切都是为新公司明年的上市做铺垫。我们认为，摩托罗拉曾经做过几次颇为成功的业务分拆和重组，此次经过充分的准备和铺垫，分拆之初，公司的经营和业绩应当有比较正面的表现。但是与以往的重组不同，以前都未涉及核心业务。此次分拆不但涉及核心业务，而且将由一个200多亿美元的销售额的公司分解为两个100多亿美元的公司，将会退出世界500强。公司肯定会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因此，这次分拆拖得时间长，其中各种信息都有，使人感到前景始终不够明朗。在美国不乏大公司分拆重组，像艾克卡在克莱斯勒，像IBM、HP都是起死回生的成功案例。我们真诚希望摩托罗拉这次也能革新洗面，在继承公司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明确发展战略，一扫近年的晦气，重塑昔日的辉煌。
  2．关于手机业务
  当前，摩托罗拉把手机业务划分成低端机和高端机两个部分：低端机成本低、利润低，摩托罗拉的主要策略是利用联发科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加快新品推出，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份额。高端机部分，摩托罗拉把宝押在GOOGLE的开放式操作系统——Android上，并于2009年10月底推出了第一款采用Android2.0（即eclair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Droid。结果其销售业绩傲人：美版发行一个月后轻松突破80万部，而年底前也以百万部的销量交上满意答卷，欧洲仅发售一周即宣告售罄，商家不得不紧急调货。2009年第四季度，摩托罗拉手机发货量为1200万台，其中包括200万台智能手机。2010年，摩托罗拉计划在全球发布30款手机，其中至少20款智能手机。我们希望摩托罗拉从此能触底回升。
  但摩托罗拉联席CEO、移动终端部门负责人桑杰·贾（SanjayJha）很清楚“Android只是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采用。Android平台手机本身不能解决摩托罗拉未来的问题，而在Android平台上研发各种独特的、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设计，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才是我们的核心。”［上述言论转引自搜狐IT2009年9月11日对SanjayJha的访谈。］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Android还是新生事物，具有不稳定、不成熟、商业模式不完备的弱点。亦有分析师猜测摩托罗拉近来孤注一掷的重振计划或许只是为了把手机业务卖个好价钱。［吴颖：《摩托罗拉的赌注》，《CEOCIO》，2009.12.20］我们认为，基于Android平台的智能手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业绩，而且采用高低端产品相结合，增加手机品种，延长产品线的作法，符合一般公司发展策略，应当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把宝押在Android一项技术上，是否能让摩托罗拉扭转颓势，重振昔日的雄风，我们仍将拭目以待。毕竟我们希望摩托罗拉的不仅是在前两年低端指标上的恢复性的增长，而是要尽快恢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重整昔日雄风。
  3．关于4G
  LTE(LongTermEvolution）被视作从3G向4G演进的主流技术。摩托罗拉本来就应该在这些重大技术领域上走在最前列，同时已经取得了日本运营商大量的4G订单，这无疑对摩托罗拉是一剂强心针。随着中移动决定加入LTE阵营，摩托罗拉正在加快对TD-LTE的研发，并且已经被中移动选为世博会TD-LTE通信系统仅有的两家供应商之一。目前，天津工厂正在争取LTE投资天津开发区生产基地项目。我们认为，该项目一旦落实将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中国刚刚投入巨资推广3G技术，4G何时才能进入市场，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近期对天津开发区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不会太大。
  从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虽然现在的摩托罗拉高层不像当初高尔文家族那样具有中国情结，鉴于摩托罗拉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天津仍是摩托罗拉未来投资和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实际情况也是近两年摩托罗拉不断将其在各地业务向天津集中。结论是我们双方的承诺都没有变化，在摩托罗拉当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天津开发区处于滨海新区大发展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摩托罗拉在天津发展。
  二是，摩托罗拉重塑辉煌也好，重整雄风也好，还是寄希望其坚持技术创新和领先的能力，还是要像过去一样“每隔十年就会从装满各色家什的大口袋里抛出一两件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神奇之物”，将其成功商业化并“创造出一个市场，一种产业”。但是摩托罗拉的“大口袋”里应该像过去一样充满各色“神奇之物”，更不应该依赖外部的一两项技术，对此摩托罗拉要有大的变革才行。
  三是，从近期看，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改善将取决于下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是更快更多地研发推出新产品，建立具有足够覆盖面的产品线；二是倾听市场需求，找到自己的位置；三是改善公司治理，强化董事会的战略规划职能；四是有效控制成本，例如能否降低在美国的高层管理费用，适当提高中国员工的福利待遇；五是加强对中国市场发展进程的把握。我们认为处理好这些问题，摩托罗拉还是很有希望的。
  三、摩托罗拉对我们的启示
  从1987年到2010年，天津开发区与摩托罗拉相伴走过了23年时光。在我们的关系中，摩托罗拉扮演了丰富的角色，他是我们的谈判对手、客户和纳税人；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合作的伙伴；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课题，天津开发区率先面对这些课题，并且尝试从改革开放的战略高度去寻求解决之道，这种努力丰富了我们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也使我们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勇立潮头，载入史册。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典案例。从这个案例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下面几点启示：
  （一）要坚持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新浪摩托罗拉博客刊登了一篇名为《天地人和植根中国》的纪念文章，文章把摩托罗拉在中国的成功归纳为三点：与一个伟大的国家结盟；全身心投入到她的伟大变革之中；以自己的爱心去同时分享她的机遇和困难。文章指出：“这一切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因为其肩负了更高的使命——既要把当代世界的潮流带给中国，又要把中国的变革推向世界。”作为摩托罗拉的长期合作伙伴，天津开发区承担的使命则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拥抱世界潮流，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前列，以自身的实践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命上的相对契合，导致了天津市、天津开发区与摩托罗拉之间的良性互动。
  由于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最早、规模最大，很多特殊的问题是摩托罗拉第一个遇到。以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国原有的部分生产关系。中国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过程中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它们直接挑战中国过去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天津市政府和天津开发区希望能借助摩托罗拉找到很多投资企业共性的问题，积极主动应对，改善投资环境共同服务好这些企业，与时俱进，促进经济发展。
  1．摩托罗拉能够到中国设立独资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原本不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从1987年开始，立志拓展中国市场的摩托罗拉经历了5年漫长的等待，最终由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种大形势下，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摩托罗拉的请求，才完成了第一笔投资，从此开启了外商在华设立独资企业的先河。
  2.2000年，摩托罗拉公司宣布增资160亿元（19亿美元）兴建天津半导体集成生产中心和亚洲通信产品生产基地，包括建设8英寸、0.25微米集成电路芯片厂生产线、高密度半导体产品封装／测试厂以及扩大GSM等移动通信产品和基站的生产规模，将当时世界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和通信技术带入中国。这些技术在中国尚无应用先例，因此中国政府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鼓励政策。天津开发区在天津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花费了很多努力和时间才最终促成这个增资项目。并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于2000年6月24日由国务院发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18号文）；2001年9月20日，国务院又以国办函［2001]51号函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作了补充和完善。国务院文件从鼓励产业发展、税收减免、投资优惠、进出口政策、加速设备折旧、支持研究开发、加强人才培养、鼓励设备本地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集成电路实施了实惠政策。摩托罗拉的这个投资项目为以后国内外众多半导体公司的发展开拓了成功的通道。但至今技术发展的很快，而国家迟迟没有出台新的相关政策，对此我们还要继续积极促进。
  3．摩托罗拉报关系统与天津海关报关系统的对接是另一个例子。过去天津海关都是纸质的报关材料，摩托罗拉天津生产基地的进出口量很大，报关速度受影响。经过协调，摩托罗拉的网上报关系统与天津海关实现了对接，这样摩托罗拉的产品在国外就可以进行网上预报关，产品进来之后马上可以放行，节省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天津海关后来把这种做法推而广之，使我们海关自身业务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效率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并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从2003年起，天津海关逐步推广海关—企业—商务部门三方联网审批制度，建立了加工贸易审批电子账册，大大简化了加工贸易核销程序。
  4．按照目前国家相关规定，经常项下的外汇资金可以自由汇出，资本项下的资金尚未开放，只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后才能将减少的注册资本部分汇出。开发区本着最大限度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的精神，积极与国家和天津市有关部门沟通，为摩托罗拉全球的资金调配提供便利。2006年6月，经国家外管局批准，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将大量闲置资金汇入母公司的资金池，委托母公司投资。近来，摩托罗拉因手机业务分拆而出现资金汇出问题。摩托罗拉总部提出，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公司的流动性不佳，在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需要大量现金进行资产买卖和员工安置。因此，希望将其中国公司的部分现金调回总部，以完成重组。在剥离天津公司的手机业务时，总部也会将上亿美元注入新公司作为投资。经过沟通协调，天津市外管局允许其在不减资的情况下将几亿美元的闲置资金汇出境外。摩托罗拉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它的个案具有普遍意义和探索价值，中国早晚要解决资本项下外汇自由流动的问题（前提是人民币汇率要市场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资金的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水平，使我们最终走向世界。只要我们能驾驭有关局面，不但会对世界经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而且最终可以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
  可以说，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中国具体管理制度变革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让我们极大地加强了对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等先进经济体系的认知和把握。由此产生的制度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在“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的逻辑链条中，天津市和开发区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创造性的探索、巨大的勇气、勤奋而耐心的工作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这种探索的步伐还要更加坚定不移。
  （二）要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坚定地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产业
  外国企业来华投资追求的是利润，看中的是中国低廉的要素价格和巨大的市场。但我们更希望引进的是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为此我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但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保持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是跨国公司的本能。摩托罗拉当年坚持要求独资也是出于保护技术秘密的考虑。后来通过实践发现我们从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谓“技术外溢”，是指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主要通过公司外部人才流动的途径，在各经济主体间的传播或扩散。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最终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电讯产业的整体发展。
  23年来，从摩托罗拉走出了梁念坚、何庆源、陈永正、郭可尊、鲁敢、孔祥辉、时大鲲等一大批职业经理人，他们今天仍然活跃在中国外资经济的最前沿。除了企业高管，中层技术人员的流动带来了更大技术溢出效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摩托罗拉手机部门资深员工董德福和他的一批同事自己创立了德信无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开启了中国手机研发的新阶段，德信无线在NASDAQ的上市将中国手机设计水平推向了顶峰。摩托罗拉原亚洲区设计总监邱丰顺离职后成功创立了知名的设计公司——艺有道。在中国摩托罗拉是最早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加工的企业之一。原中国集成电路测试领域的主要企业，威宇科技（GAPT）的骨干员工大多出自天津摩托罗拉封测厂。（2006年底，GAPT被全球最大的封装测试厂日月光收购。）等等案例，不胜枚举。
  可以说，摩托罗拉已成为中国电子通讯、集成电路产业的一座“黄埔军校”，摩托罗拉已经说不清各级业务骨干换了多少茬，他们已经分布在全中国的相关企业里。其中不乏优秀人才纷纷学习掌握了这些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及KnowHow，又走上了自己创新创业的道路。由此中国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路径已被改写，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要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必须改变“市场换技术”的狭隘评价标准，努力通过双赢、多赢、共赢的发展道路，最终学会站在巨人的肩上实现自己的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外溢”等路径在学习和赶超世界先进科技中的巨大作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聪明才智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扬光大。
  （三）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等实体经济
  摩托罗拉的案例提示我们，当企业股权高度分散化，股东丧失对企业发展前途的决定权和对生产经营的监控权，变为被动投资者，当公司在二级市场本身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他们就不会再去关心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逐渐弱化，金融优化企业资源配置的作用就会被异化，经济就会滋生泡沫，并最终导致危机。因此，实体经济是本，虚拟经济是末，实体经济是皮，虚拟经济是毛。在我们推动经济转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壮大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层次水平和企业经营效益，形成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支撑虚拟经济的良性循环，警惕产业空心化和泡沫化。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决定国民经济装备水平和生产效率，在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务院提出了振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必须强化自主创新，完善产业发展环境，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着力以重大工程带动技术突破，以新的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引自《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天津开发区作为滨海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为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和天津市的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天津开发区提出了“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和“二二二三四”的发展战略。构建新经济平台，就是要外聚资源、内生动力，使新经济要素更好地集成、耦合和增值，使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更好地集聚、发展，提高企业的能级和活力，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二二三四”发展思路是指要做好存量和增量（新投资）“两篇文章”，发展先进制造业（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形成投资和科技“两个驱动”，实现外资、国资、民资“三资并重”，推进开发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科学规划和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是开发区最重要的产业集群之一，集聚了大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和具有集约、节约、创新、知识密集特点的新经济要素，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实体经济和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着力点。我们制订了《天津开发区电子产业规划》及配套产业政策，并不断加以完善。
  为了落实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我们首先要把握全球通信发展大趋势、产业重组／整合态势，依托中国大市场，充分统筹考虑地区利益并推动相关方的合作。其次要继续优化符合专业化特点的投资环境，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优惠的税收（包括个税）、优良的政府服务，建立清晰的管制和财政政策、低消费税、健康有序的竞争。第三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如何帮助减少碳排放，包括推广虚拟会议、虚拟现实、移动／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医疗、移动／电子政府、移动／电子教学、非物质化、智能制造和智能交通系统、智能楼宇、智能电网等。第四要推动不同地区多样化，追求对新技术、新应用有热情的市场。第五要推动区域合作，根据摩托罗拉、三星等在天津，诺基亚等在北京，京津地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讯产业基地，为此应建立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形成便捷通畅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形成若干高度分工、紧密合作协同的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带，促使产业要素能够快速集中和自由流动，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三地产业整体竞争力，谋求更大发展。
  无论如何，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的发展壮大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成功案例。这个案例证明了中国通过吸引外来资本，不仅解决了早期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示范效应，从而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继续扩大开放，不断提升对外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必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1】波特（Michael EPorter），《国家竞争优势》
  【2】《摩托罗拉兴衰史》，《商业周刊》，2008.5
  【3】《广东电子行业年鉴（2002年）》
  【4】《第六届京津塘科技新干线论坛“强化区域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会刊》
  【5】《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6】《天津开发区电子产业十一五规划》
  【7】摩托罗拉主页（www.motorola.com）
  【8】《专访摩托罗拉CEO:Android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搜狐IT,2009.9
  【9】《摩托罗拉能找到方向吗》，《财富》中文网，2004.5
  【1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1】《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公报》
  【12】《2009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
  【13】《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天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而奋斗》——张高丽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