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达图书馆

在天津皇宫饭店
  天津开发区初建时期，管委会、总公司是合署办公的。几个主要办公部门设在皇宫饭店的二楼上。位于天津市解放北路221号的天津皇宫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饭店。因为它紧靠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几个主要办公地点，在70年代后期，常常作为天津市政府的一些临时机构的办公地点。当时，天津开发区总公司只有总经理室一个部门，设在其二楼的一套标准客房里，外间是管委会负责谈项目的新技术开发部和办理工商企业登记注册管理的企业室；里间是管委会劳动人事室和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室；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套间里外还各放了一张单人床，供家在市区外的人员晚上休息之用。房间内几乎都是桌子，对外发放邀请函电的老式传真机也放在里间里。发邀请函先要打孔制带，然后才能发出。好在外出办事的人多，留下的人员才能在桌子上找个地方写东西。随着人员不断调入，开发区又在市人大常务委员会老楼借地方办公。这样，我们才算人人享有一张办公桌。总公司张炜总经理的办公室又是会客室兼宿舍，是个小单间。张炜工作很忙，会议安排也很多，常常在晚上会见重要客人，或去参加市领导召开的会议。一次，他回来晚了，饭店院子的大门已上锁。他怕麻烦饭店看夜老大爷，就跳跃栅栏而入。没想到老大爷警惕得很，以为有贼，把他抓住了。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管委会办公室、工业投资公司、研究室等部门的人员都在二楼另一个大房间内办公。研究室后来又迁到了附近的科学礼堂二楼休息厅与规划室人员一起办公。我到研究室后，又搬到泰安道15号内新借的一间房里办公。由此可见当时办公环境的窘迫情况。
  在这段日子里，最让人难忘的是睡觉问题。因为不能“居者有其铺”，家在郊区的人员每天得自己找铺位，连沙发和椅子都被占用了。
  同劳动人事室的同志们在一起办公时，几乎每天都见到一些登门自荐来开发区创业的人士。开发区也“牛”得很，申请者必须先填个表，立个字据，保证两个条件：一是将来要到塘沽地区工作；二是5年内不能要求开发区解决住房问题。而事实是，来开发区工作的那些“老开发”，一直到1996年才基本解决住房问题。
  既然住在饭店，也只能自己掏腰包在饭店吃饭，这使工资少、负担重的人为了难。家在天津又拉家带口的几乎都自带午饭。其时一份低档的工作饭只收5角钱。后来经领导协调，大家到市委机关对过的经委食堂就餐，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后来听说经委食堂的人也有意见，应交纳的食堂管理费总是不到位。他哪里知道，那时开发区穷啊！
  市里同志上班，大部分人都骑自行车。开发区的领导也一样，骑自行车的多。家住郊区的人员，则乘公共汽车或火车，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往返市内、塘沽的火车“塘沽短”，最早一列从塘沽到达市内时，市里的人员已上班1个小时了。有的家住市郊的人员在星期日提前返津，有的则早早起床，步行到塘沽火车站去乘坐从东北开来的一趟早快车。可是这趟快车有时满员不卖票，他们便争取坐第一班151路公共汽车到市内。151路车驶到市内需2个小时，在塘沽住的同志得在凌晨四五点起床“赶点儿”。
  指挥机关进驻现场
  1985年8月，办公机关从市内搬到开发区工地现场的西南角。这是一个单层临时建筑。进去一看，走廊通道是用人行道的水泥砖铺的。接待外商的房间地面后来抹了层水泥，又特意铺上化纤地毯，已经算做“豪华”级了。后来机关人多了，在单层临时建筑上又加盖了一层。上面施工，咚咚响，泥水下渗，我们用塑料布盖在文件柜上，照常办公。
  机关搬到这里，对外联系就须有个通讯地址。这里原来是荒地，没有地名，怎么办？为了方便来客寻找，因办公地点是在通往新港四号路上新建的新港桥东面，便将“塘沽四号路新港桥东”印在开发区管委会的信封上。
  我领了第一笔涉外工作服款
  那时，机关没有涉外工作服款之说，尽管工作异常紧张，但工资待遇从未“额外”。几位领导的涉外服，是他们出国招商时按国家规定用出国服装费做的。在当时，市内的涉外人员，按国家规定已多年享受这种待遇了。同外商谈判，穿着应好一些。我是从塘沽的一家涉外部门调来的，原来的单位也给做了涉外工作服，但是面料档次太低，是化纤的，样式又是中山装的变异——军便服。调到开发区后，因给领导做翻译，穿着应讲究一些。丹华企业有限公司奠基时，我翻箱倒柜，把20年前，即“文化大革命”前出国留学的西服找出来穿上。人胖了，衣服很不合体，想换件新的，无奈当时工资不高，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总公司经理张炜见此，特别吩咐管委会办公室解决此事。于是发了开发区机关的第一笔涉外工作服款（150元）。我在新港友谊商店的裁缝部花148元做了一套毛料西服。我让裁缝师傅把衣服做肥点，这样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穿。在此后的数年中，我身着这套西服参加了开发区许多重大招商项目的谈判。这笔款，在当时不好下帐。一年后，管委会发文派我去叙利亚洽谈融资项目，从我的出国服装费中，扣除了这150元。
  管委会、总公司创业时期的干部大部分是调转来的。他们许多人原来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这里要好得多。开发区的领导也没有向大家许什么升官发财之愿。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原来的优裕条件甘受其苦呢？他们亲身经历了十年动乱，看到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深圳人民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引下改天换地，创造辉煌。开发区人决心以特区人民为榜样，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让天津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是一群以苦为荣的人，懂得“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的道理。他们希望通过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使天津迅速腾飞，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