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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工程地质
  开发区原属盐田滩地。地面标高海拔2.2～3.2米。地质构造属黄骅凹陷区，上覆松散土层，厚度千余米，为河流及海相沉积层，近百年内退海之地，成陆较晚，表层沉积土壤为河流淤流滩涂，地基土质松软。
  地基土层按年代及成因分为四层：
  （一）人工填土层
  厚度0.5～1.6米，土质灰褐色，含云母铁质，软弱不均，不宜作为天然地基。
  （二）新近沉积土层
  属近代河流淤积及滩涂淤积物，厚度9.5～17.1米，为粘土、淤泥质粘土，状态呈可塑软塑不一，压缩性高，强度较低。
  （三）海相沉积层
  厚度5～12.9米，土呈灰黑色，含云母、蚌壳有机质，其上部呈软塑状，为淤泥质亚粘土，下部呈可塑状，为亚粘土、转亚粘土。
  （四）陆相沉积层
  厚度2～4米，土质为灰黄色，含云母、铁质，属中等压缩性土层，容许承载力随土层深度而增高。
  区域夏季初见地下水位标高0.82～3米，静止水位标高约3米。场地表水多为海水倒灌，地下水受其影响。
  根据静力触探分析，地基容许承载力（R）：
  在标高－6.92米以上天然土（R）=8吨／平方米
  在－6.92米至－21.22米（R）=9～18吨／平方米
  地形地貌和地基土壤状况与塘沽市区类同。对于轻小型工程可采用浅基础，充分利用表层硬壳作为持力层，应预留沉降量。对高层建筑重型工程则采用桩基为佳，桩基以穿过海相沉积层为宜。
  第二节 大气环境
  区境大气所含氟、溴、氯、硝酸离子对离蚀影响甚小，主要影响源于氯、硝酸根和硫酸根离子，其浓度受风向影响明显。西风时，氯、硝酸根、硫酸根离子浓度低微；东风时，其浓度有所增加。上述阴离子，系伴随海风而至。
  大气中含有上列诸离子，如其浓度过大，会影响电子工业、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在此设厂。根据国家1979年9月30日颁发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区境离子浓度均优于国家标准，不会影响电子工业、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在此设厂。
  第三节 气候
  开发区与塘沽市区毗邻，位于北半球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海洋过渡性气候。其主要特征是：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湿热多雨，秋季温暖适中，冬季寒冷少雪。
  全年日平均气温12℃。1月最冷，日平均气温－3.9℃；7月最热，日平均气温26.2℃；气温年较差30.1℃，各月平均日较差小于10℃。
  四季的划分，平均气温低于10℃为冬季，22℃以上为夏季，10～22℃之间为春季和秋季。冬季156天，春季61天，夏季102天，秋季46天。通常以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
  春季，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温度回升，月平均气温由3月的8.8℃升至4月的17℃，继而又升至5月的23℃。季降水少，大风多，蒸发量大。季降水量平均57.7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9.57％。盛行西南风，平均风速为5.3米／秒，大于其他季节；风速17米／秒的大风日17.7天，占全年的48.9％，是大风最多的季节。季蒸发量622.7毫米，占全年的32.6％。灾害天气有大风、干旱、霜冻，个别年份出现过连阴雨天。1964年4月，连阴雨长达7天，降水量109.2毫米。
  夏季，受太平洋暖湿气团影响和控制，盛行东南风，气温高，降水多。月平均气温在22℃以上，以7月份为最高，26℃左右。极端最高气温多出现在6月。季降水量集中，季降水日数32.3天，降水量平均444.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73.68％；其中7～8月多达378.4毫米，占季降水量的85.2％。季平均风速4.4米／秒，多雷雨大风。季相对湿度较大，6月70％,7月79％,8月77％，均高于其他各月，常出现闷热天气。暴雨、连阴雨、冰雹是夏季主要灾害性天气，个别年份还出现夏旱。
  秋季，蒙古高压加强，副高压南退，气温逐渐下降，降水量显著减少，大气垂直结构稳定。月平均气温9月比8月下降4.5℃，10月、11月持续下降；常年至10月末11月初，日最低气温可降至0℃以下。季降水量平均88.1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14.6％。天气以晴为主，季平均风速4.1米／秒，为全年风速最小的季节。霜冻、冰雹为秋季的灾害性天气。个别年份，季风转换过早或过迟，会引发秋旱和秋季连阴雨。
  冬季，受西伯利亚气团控制，气候干燥多风，月平均气温在0℃以下；1月最冷，平均气温降至—3.9℃。西北风盛行，平均风速4.3米／秒；17米／秒以上大风达12.2天，仅次于春季。雨雪稀少，季降水量平均12.9毫米，占全年的2.14％。
  第四节 日照
  全年实际日照数为2898.8小时，日照百分率平均65％。一年中以11～12月为最少，均不足200小时。5月为最多，达305.1小时。6月达291.9小时。7～8月，白昼时间渐短，尤其进入雨季，阴雨天增多，日照时数明显减少，7月251.7小时，8月250.5小时。9月日照略有增加，为256.7小时。9月以后又逐月下降。4～10月，日照数1854.9小时。
  第五节 降水
  年降水量平均602.9毫米。据近80年观测记录，多雨年降水量达1083.5毫米（1964年），少雨年仅238.5毫米（1924年）。各季降水分布不均，年降水日数的47％和年降水量的73.68％均集中在夏季，其平均降水总量达444.3毫米。春季占9.57％，秋季占14.61％，冬季占2.14％。四季干湿分明，春旱夏涝。春季降水变率为54％，夏季为35％，秋季为42％，冬季为49％，全年降水变率为31％。
  附：创业回忆录
  艰苦创业铺坦途
  赵树华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开过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之后，沿海城市开发区陆续兴建。天津自然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快进行。我就是那时被抽调来的，可算作天津开发区初创人员之一。
  进一步对外开放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兴办开发区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天津开发区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当时，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大多注重社会环境的配套，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建服务和旅游等项目。天津是否亦步亦趋地这样干呢？这时候，市长李瑞环就开发区的建设如何开局为我们指明方向。他在题为《艰苦奋斗，开拓前进》的讲话中强调：不经磨难不成真佛，现在开发区还是一片“汪洋”，要在短期内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这叫锻炼，也是本事。市里会支持你们，我们对你们是有信心的，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也会随时帮你们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市里只给土地、给政策，不给你们钱！叫你们用贷款开发，这就要你们自己去闯、去碰，去处理各种矛盾、克服各种困难，你们必须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市长李瑞环在时隔不久后的又一次讲话中，用更明确的语言提出：“开发区一定要立志闯出一条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子，就是要凭借这块土地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不要国家拨款，缩短开发过程、尽快形成气候。”
  我一到开发区便安排我担任开发区总公司的襄理。稍后，在总公司之下又成立了实业公司，我又兼任实业公司的经理，全盘负责开发区的后勤工作。那可真叫艰苦创业！当时，人、财、物都缺少，有人把我们戏称“蝌蚪”，意思是，除了拖个名称这条“尾巴”，穷得连个“爪子”都没有。起初我们在市里皇宫饭店租房办公，1986年初才陆续迁到开发区来。这里，除了一片荒凉的盐碱地外，就是不时刮起的咸腥的海风。为了解决办公问题，就在荒滩上盖平房权充办公室，条件非常简陋。中央领导同志就在这间简陋的平房里，一次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有一次，薄一波同志到开发区视察，见此情景，欣然题词：“坚持改革开放，毋忘艰苦奋斗”，给了我们巨大的精神鼓舞。
  但是，以这样的条件接待客人，特别是中央领导，毕竟显得“寒酸”了些。于是，我们就找来几个玻璃瓶，又从别处的花圃里（当时我们自己连花坛、花圃也没有）掐来几枝月季花，用水生在玻璃瓶子里，作为点缀，置放于案头，也使简陋的平房里平添了几分生气。我们还自己动手，把平房墙壁粉刷一新，又把工作用餐的小饭厅改造了一番，使之既能用餐，又可作为开会和娱乐的场所。我记得，中央领导同志李鹏、胡启立、万里都是在这样的平房里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的。
  当时，不少同志家住市里，因工作忙，常有下班后赶不上火车回不了家的情况。我们便在办公室里摆上床，权作过夜的地方，可谓一室兼做多用。小饭厅也成娱乐和休息的好去处，成了我们的生活基地。
  小饭厅的伙食搞得也不赖。当时，伙食费个人自负，公家每月只给25元误餐补助。饮食标准虽不高，可我们觉得吃着满香甜。领导来了，外商来了，也多在小饭厅用餐。官兵一致，中外一致。外商见此，很有感慨，常常竖起大拇指说：“同你们打交道，心里感到特别踏实，你们是干事的，没有败家子作风，我们很欣赏！”
  为了节省开支和让就餐者吃得满意，小饭厅还自创一种面条，这种面条筋道耐嚼，味道很好，有特色，是外面所没有的，人们亲切地管它叫“泰达面条”，很受欢迎。以至多年之后，还怀念那时的面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小饭厅实际上就是天津开发区生活区的摇篮！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踢开了天津开发区建设的“前三脚”，使天津开发区走出了自己创业的道路。可以说，艰苦创业为今天的发展铺下了坦途。我作为老泰达人经历了艰苦的初创期，感到很自豪。今天，天津开发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国家级开发区中名列前茅，我除了备感欣慰之外，还深深认识到天津确立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当时天津市领导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理念。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瑞环市长当初的艰苦创业的思路和把这一思路付诸施实，也就没有天津开发区辉煌的今天。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天津开发区，并亲笔题写了“开发区大有希望”七个使人耳目一新的大字，我认为这里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历尽千辛万难的拓荒
  苗沛
  天津开发区于1984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我是在此之前的8月被选调进来负责开发区的基本建设的。当时由王述祖兼任经理，我任副经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在国家批准成立开发区之前，成立建设公司，搞好规划，以便在国务院正式批复后就可以马上开工。先期任务是把3平方公里的区域分为4块，先在0.6平方公里内基本形成对外招商条件。在运作方式上，引进市场机制，跳出老体制、旧圈子。建设公司成立时，财政没拨一分钱，只由管委会担保注册资金6000万元，真可谓两手空空，一文不名。
  领导所以把我从市建工局选调上来，我认为是出于如下考虑：我在土建行业干了20多年，从技术员到工程师，从工长到队长，经过实际摔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敢想敢干，既务实又有超前意识。让我当“拓荒牛”，为开发区的建设拉大套、出大力、爬大坡。
  这是一个经历千辛万苦、承担巨大压力的差事。需要我放弃原来优裕的工作环境，从市里跑到塘沽盐场三分场这块盐滩地来创业。对此，我有过思想斗争，但想到领导这样信任我，特别是想到能为天津的改革开放事业尽此一搏，是一生的荣幸，便欣然来到这片盐碱滩涂。
  移师盐滩打硬仗
  1984年10月，建设公司刚刚成立，指挥部和精干的先头部队便马上从市里移师盐场三分场的盐滩上。当时，这里一片荒凉，没有房屋，没有道路，没有生活设施，甚至连人迹也很少看到。我们便在盐滩搭起了临建棚，聊以避风躲雨。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步行十几公里踏勘，在凛冽的寒风中，走遍三分场的每个角落。晚上到临时租用的中建六局三公司招待所去过夜。这个招待所坐落在塘沽区新港路的老弯道上，距塘沽盐场三分场工地五六公里。当时，连交通车也没有，晨昏往返，只能靠步行。在六局三公司的招待所里，晚上还要查看图纸，总结工作，记录一天的事情，常常工作到深夜。客房空间很小，既当宿舍又作办公室。没有自己的伙房，吃饭就在三公司的职工食堂。晚上回宿舍晚了，食堂已经关门，我们就只好凑合。常常是白天口袋里装着馒头，在工地凑合着吃点民工饭，晚上回宿舍里用暖瓶盛稀饭（以便保温），再买些大饼、面包之类的食品充饥。后来，借来一个煤气灶，才算吃上了热饭菜。当时吃水也相当困难，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地下水，有的同志喝不下或渴不到极限不喝，嘴上生了好多水泡。后经多方联系，才从距6公里之外的市口岸委办公室“化缘”到饮用水。同志们惜水如油，除了喝舍不得移作别用，更谈不上洗澡了。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虽然很艰苦，却没有任何补贴和奖金，因为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开发区还没有效益，没有收入，大家除了每月的工资外，没有一丁点儿其他收入，过得是名副其实的苦日子。记得那年过国庆节，管委会主任张昭若把大家聚了去，布置工作，给大伙鼓劲，当场还给每人发了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区区30元钱，还多是角票儿，可见当时经济的拮据。
  争分夺秒排卤水
  1984年10月15日晚上，管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把我们叫了去。一听，方知11月15日国务委员谷牧将率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和有关部委领导莅临塘沽盐场三分场视察天津开发区的选址现场。实际上，这是对选址工作的最后敲定，成与否，决定着天津开发区的命运。
  时间紧迫，距中央来人视察只有30天了。当时的情况是，在塘沽盐场三分场还有4.2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被卤水覆盖着。管委会决定，要在谷牧一行到达之前，把全部卤水排掉，露出区址的土形地貌，给视察者一个直观的印象。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4.2平方公里的海水排掉谈何容易！为了尽快拿出一个科学的排水方案，转过天来我们立即投入工作。在瑟瑟秋风中，我们趟着没膝深的海水，用5天的时间对整个盐场进行了一遍梳理，脚扎破了，海水浸泡双腿，每走一步都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晚上，还要走访老盐工，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我家访找到塘盐三分场乔场长的时候，乔场长不知我是干什么的，对我说：“要排卤，你得拿红头文件来，没有文件就放卤水，明年晒不出盐谁负责？”我详细地讲解了改革开放建立开发区的意义，讲解了中央和天津市委的决策，同时给他以“损失由我负责”的承诺。经我这么一说，他终于被感动了，同意立即放水，并给我出了一些放水方面的好主意，还下令盐工开泵，昼夜24小时排水。这一来，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夜间我去查岗，盐场的泵和我们的泵都在隆隆运转，水下得很快。我们凭着“下面两条腿，上面一张嘴，中间一股不服输的气儿”，仅用20天的时间，竟把4.2平方公里盐滩上的卤水排放干净。
  11月15日，当国务委员谷牧率队驱车抵达塘沽盐场三分场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坦荡的一马平川。沐浴着初冬阳光的这块处女地，面临着时代的抉择。果然，当年的12月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正式批准天津开发区在此建立。
  铺就荒滩第一路
  按照管委会的思路，为带动开发区总体规划的推进，须以基建为龙头，把基建搞上去。而当务之急必须建成一条进区的路，以便运进砂石、建筑器材等，否则将直接影响开发区的起步速度。
  刚刚排完海水的盐滩是一片泥淖软滩，按常规需沉积一年才可施工。如果坐等，宝贵的时间就会擦肩而过，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找专家论证，提出了3个办法：真空液压法；清淤法；钢砖填充法。但这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1984年冬季耽误过去，就会贻误翌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为这事儿，我们一连3个晚上研究解决的良策。最后，决定用片石挤压堆垫来开路。这样，一来可以马上动工，二来可为后面的工作提供论证依据。
  开工了。公司选定一支近200人的敢打硬仗的队伍——天津市政总公司。这工程需要大量的石头，当时预算还没下来，工程款不到位，我们就在塘沽区和东丽区到处“化缘”，又在附近一处铁路工地央求人家给以支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家看到我们对改革开放如此不惜一切的精神，破格在计划外每天增运一车皮的砂石供我们使用。这样，终于使施工进度有了充分的保障。
  川流不息的运石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开来。我们抽调人员穿上皮裤衩，手拿竹竿在泥潭里探深浅，施工队伍和压路机沿其后一字排开，铺一层石料，用压路机压一遍，上面再覆一层砂。这样，一层石一层砂的铺上几层，一条坚如磐石的进场路终于诞生了，并且使施工队伍和施工机械有了用武之地。我们在荒凉的盐滩上搭个工棚，“歇人不歇马”，昼夜不停地轮流鏖战，公司领导和专家们全都停了公休。
  这项按照常规需要3个多月才能完成的工程，我们仅用了20多天便竣工了。专家们把我们这次铺路的创举誉之为“轧石挤压法”。天交严冬，一条宽12米、长3.5公里的进场路通车了！
  1985年1月5日，天气干冷干冷的，然而锣鼓却敲得火热，管委会主任张昭若来到工地，把写着“开路先锋”四个大字的锦旗——也是天津开发区奖发的第一面锦旗授予了我们建设公司。
  打响基建第一炮
  进入1985年后，浩大的基建工程开始了。平整土地，供水供电，盖办公用房，等等，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承接首家外资企业丹华企业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
  该公司是开发区接待的首批外资企业之一，由丹麦人投资，以生产普佳骑自行车为主要产品。它需要建一座近1万平方米的厂房，也是我们建设公司承建的第一个总包项目。外商要求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工程期限短，质量要求又很高，当年3月份开工，11月份就得达到进设备的条件，困难相当大。特别是现场施工条件差，没有水、没有电，一切都需我们自己想办法。由于是开发区的第一家外商项目，意义重大，我们毅然决然把它包了下来。奠基时，市长李瑞环亲临现场。我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终于使整个厂房如期完成。
  然而，事情却出在验收上。外商提出车间水泥地面平整度不够。其实偌大厂房地面仅有3毫米的误差。我们指出，这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了。但他就是不同意验收。而此时设备已经运来，堆放在厂房外等待安装。时间紧迫，情况令人火冒三丈。怎么办？我们压下火气，忍受损失，本着“投资者是帝王”的宗旨，决心返工重来。
  返工重来，须把抹得平平整整的1万平方米水泥地面全部一锤一锤地砸掉。时值深冬，又逢春节放假，我们只得动员200余名要回家过年的民工，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全体领导也吃睡在灰尘飞扬又寒风嗖嗖的厂房里。春节假期过后，一个平洁如镜的1万平方米水泥地面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当那位外商再次前来验收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竖起大拇指，高喊“OK”！陪同前来验收的外商夫人（名摩登），见此情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拼命拿下大工程
  1985年，建设公司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困难，以每平方米300元的低价与嘉泰陶瓷工业有限公司签下了厂房建筑和设备安装合同。该公司是天津开发区创建初期引进投资最多、厂房最大的合资企业，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厂房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在立体交叉作业中，同时有6个施工单位穿插交错作业，如果有一个施工单位跟不上节奏，就会打乱整个施工计划的实施，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吸引这笔1000多万美元的投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建设公司经理王述祖亲临工地指挥，主要技术骨干全在现场，大家吃住在工地，昼夜奋战。6个施工单位紧密合作，互相穿插，有机协调，快速有序，从而保证全方位地发挥出最佳效率。不到9个月，一座高20米、跨度48米的人字型框架厂房和6条巨龙般的生产线突兀地屹立在天津开发区荒芜的土地上，800台套设备的安装任务也同时完成。
  试车那天，外商代表和建设者们齐集现场。当时，烧陶用的天然气管道还未接通，为解决试车所用天然气，我们从塘沽煤气公司临时拉来一大罐天然气。试车时，时值冬天，为保证天然气管道的温度，人们用手把保温材料敷在天然气管道上。这很危险，如遇明火爆炸，后果不勘设想，但为保证提前试车别无选择。王述祖也在现场，人们劝他离开，王述祖说：“不，危险咱们共担，若死，咱们一块死。”人们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工作更加认真、到位。终于一次试车成功，烧出了第一炉磁砖。外方总经理若林允动情地说：“你们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为了这样一个项目，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
  类似上面艰苦奋斗的事迹多多，不一而足。拓荒者们，励精图大业，众志筑新城。在天津开发区初创的短短几年内，创造了一连串耀眼的成绩，书写了众多的第一：
  为开发区打下了第一根桩、铺设了第一条路、建了第一栋厂房、接通了第一根上下水管道、建了第一个变电站、使第一批企业按期投产、使第一批投资者满意……而这一切都体现了这四个字：艰苦创业。
  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开拓最辉煌的事业
  王兰岐
  走进今天的天津开发区，满目绿草茵茵，鲜花簇簇，高楼鳞次栉比，造型新颖别致；道路宽敞整洁，车辆川流不息；环境幽雅清新，到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现代化新城区景象。可是谁能想象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海水茫茫的晒盐池，无草，无树，无路。有生命的东西仅是空中乱飞的黑蚊子，水中浮游的丰年虫（卤虫）。
  今昔对比，感慨万千，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不会也不能忘记过去十几年来艰苦创业的历程，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满怀豪情地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是1984年12月6日调到开发区的，被分配到建设公司。第二天就从皇宫饭店（开发区当时办公所在处）来到开发区工地现场——盐场三分场。面临一片“汪洋”的盐碱荒滩，我们建设公司的老经理苗沛对我们说：“李瑞环市长指示我们就是要在这片盐滩上开发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这就是‘锻炼’，这就叫‘本事’，我们的条件是艰苦的，就得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工作，我们要像老黄牛一样，勤恳耕耘，艰苦奋斗几十年，定要把荒滩变为新城。”困难没有吓倒创业志士，大家不是望洋兴叹，而是知难而进，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当时现场没有房子，公司只能在中建六局三公司招待所租房办公。没有桌子，床板代替；没有椅子，小板凳凑合。吃饭自己动手做，做饭没有炊具，从家拿或找东西代替。大家白天去工地施工，晚上回来，用小板凳围坐在一起，吃着自己做的饭菜，虽然艰苦，却感到浓香扑鼻，津津有味。根据当时的办公环境和生活状况，我们总结有“四难”：
  一、住宿难。没有办公房只好租借，中建六局三公司招待所就是供外地单身职工临时居住的地方。每间房里只有一个课桌，四张床，一个方凳。整个招待所只有一部放在楼道里的公用电话。看图纸，须把铺盖卷起来，在床板上展开，研究、策划。到1985年春天，我们才搬进了自己盖的办公平房，但仍是两三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办公兼住宿。房子是冬季盖的，“三九”隆冬奇冷无比，墙上抹的白灰是冻干的，开春一化，墙上满是水珠，屋内异常潮湿。被褥没有一天是干爽的，赶上晴天我们赶紧拿到外面去晒。市政局的总工王奇同志来开发区办事，当天没能赶回市里，就和我同住一个宿舍。他睡到半夜，觉得被子越来越湿，冻醒了。他不解地问：“你们这被子是不是刚用水洗过的？”他索性起来穿上棉衣，直到快天亮才入睡。
  二、出行难。建设公司和规划室的3名同志在现场合署办公，一共十几个人，大部分家在市内，公司只有一辆大发车，为经理上现场指挥和联系工作时使用，其他同志都是坐火车到塘沽，再步行到工地现场。家住塘沽的同志都是骑自行车上班。好几位年过半百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天天都是从塘沽中建六局三公司招待所或塘沽戏院步行到开发区——因当时没有通开发区的公共汽车。在现场指挥填土、铺路、埋设管道时，每人每天都是一脚水，一腿泥，无处可坐、可休息，一站就是一天。晚上有些同志腰酸腿疼受不了，就相互按摩、捶背。家住市里的同志，一周仅能回市里一天，没有班车，只能坐火车赶“塘沽短”。
  三、吃饭难。我们刚到塘沽，当时粮食和好多副食品全是凭本供应的。粮食还好办，求朋友联系可多买一些米。但副食供应难度较大，则由塘沽的同志托朋友，额外照顾供应一些，买到什么吃什么，还得自己动手做，做不好就凑合着吃。中午，我们在工地上就餐。上千辆翻斗车倒土垫地，整个工地砂尘飞舞，朦胧一片，饭到嘴里牙碜难咽，但无人有怨言。
  四、办事难。当时，兴办开发区是新生事物，不少人还不知道开发区是干什么的。开发区各项资源的配置未列入市计划，而且一诞生就被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一切都得自筹。因此，事事求人，处处靠帮。我们幸亏依托塘沽，才使建设施工中的原材料、生活和办公所需用的用品逐一得到解决。但这要打破人家的计划，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除星期天回家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吃、住、干在开发区，没有加班费，每月只有25元的“开发费”。国家没给开发区拨一分钱，贷款专用于基础建设，借债是要偿还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过着艰难的日子。
  为了能迅速进入现场办公，管委会决定在新港四号路新港桥南侧盖一处开发区临时办公住房。1985年1月1日破土动工，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冷风刺骨，滴水成冰。施工队伍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冷”的精神，战风斗寒，加班加点，拼搏一个月，盖起了近2300平方米的开发区第一处办公用房。并达到水通、电通、气通、电话通、院路平，创造了滨海地区在“三九”严冬恶劣气候条件下施工的纪录。这项工程是塘沽五建、河东区房屋修建公司、天津七建水电队联合承担施工的。三个单位抢时间，比干劲，分工协作，互相“补台”。尽管施工条件相当恶劣，硬是苦战30天完成了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月31日，我代表公司亲自将钥匙交给实业公司，由实业公司经营管理。
  开发区领导的思路是“先生产后生活”，把资金用到基础建设上。工委、管委会、总公司机关及部分公司都挤在这个平房小院内办公。房屋是“多功能”的，办公室兼宿舍，食堂、餐厅兼会议厅及娱乐场所，小会议室兼接待室。就在这简易的平房里制定了许多有关开发区发展的重大决策，推动着开发区总体规划进程。在这里，也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及兄弟省市的领导，还多次接待过外宾，赢得了投资者的一致好评，称赞开发区的人是真正干事业的人。中央领导对简单朴素、粗食淡饭的接待很满意；原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视察开发区时讲：“你们这里没有金碧辉煌，有的是艰苦创业的热情，所以你们天津开发区起步晚，跑得快。希望你们：一要坚持‘三为主’的方针；二要吸收其他特区、开发区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着眼于出口创汇；三要有利于促进老企业的改造，不能把自己挂在外国人的裤腰带上。”有不少外商来开发区看到我们这样简陋的办公室和接待场所，又看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都不无感慨地说：“我愿意和艰苦创业的人合作共事！”当时，有些人曾担心外商看到这样落后的条件会嫌弃我们，而事实证明，很多外商就是奔着这群艰苦创业的人、这片被开垦出的热土而来的。
  我们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办事效率却很高，尽量减少环节，实行“一站式”、“一条龙”的服务方式，投资者对此深感满意。在开发区办公小院里，你可以看到工商局、银行、法律顾问处、税务稽征处等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事机构。项目协议书和可行性研究一般在一周到半个月可得到批复，而合同的审批也不出当月。所以，国内外投资者都纷至沓来，投资办厂；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以至后来许多跨国公司（像摩托罗拉公司等）看到先来的企业老板在这里投资，获得了利润，事业得到发展，品牌得到升华，也竞相来天津开发区投资建厂，进而把天津开发区多项经济技术指标推上了全国开发区榜首，成为佼佼者。
  回忆建区初期的日子
  张富生
  在天津皇宫饭店
  天津开发区初建时期，管委会、总公司是合署办公的。几个主要办公部门设在皇宫饭店的二楼上。位于天津市解放北路221号的天津皇宫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饭店。因为它紧靠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几个主要办公地点，在70年代后期，常常作为天津市政府的一些临时机构的办公地点。当时，天津开发区总公司只有总经理室一个部门，设在其二楼的一套标准客房里，外间是管委会负责谈项目的新技术开发部和办理工商企业登记注册管理的企业室；里间是管委会劳动人事室和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室；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套间里外还各放了一张单人床，供家在市区外的人员晚上休息之用。房间内几乎都是桌子，对外发放邀请函电的老式传真机也放在里间里。发邀请函先要打孔制带，然后才能发出。好在外出办事的人多，留下的人员才能在桌子上找个地方写东西。随着人员不断调入，开发区又在市人大常务委员会老楼借地方办公。这样，我们才算人人享有一张办公桌。总公司张炜总经理的办公室又是会客室兼宿舍，是个小单间。张炜工作很忙，会议安排也很多，常常在晚上会见重要客人，或去参加市领导召开的会议。一次，他回来晚了，饭店院子的大门已上锁。他怕麻烦饭店看夜老大爷，就跳跃栅栏而入。没想到老大爷警惕得很，以为有贼，把他抓住了。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管委会办公室、工业投资公司、研究室等部门的人员都在二楼另一个大房间内办公。研究室后来又迁到了附近的科学礼堂二楼休息厅与规划室人员一起办公。我到研究室后，又搬到泰安道15号内新借的一间房里办公。由此可见当时办公环境的窘迫情况。
  在这段日子里，最让人难忘的是睡觉问题。因为不能“居者有其铺”，家在郊区的人员每天得自己找铺位，连沙发和椅子都被占用了。
  同劳动人事室的同志们在一起办公时，几乎每天都见到一些登门自荐来开发区创业的人士。开发区也“牛”得很，申请者必须先填个表，立个字据，保证两个条件：一是将来要到塘沽地区工作；二是5年内不能要求开发区解决住房问题。而事实是，来开发区工作的那些“老开发”，一直到1996年才基本解决住房问题。
  既然住在饭店，也只能自己掏腰包在饭店吃饭，这使工资少、负担重的人为了难。家在天津又拉家带口的几乎都自带午饭。其时一份低档的工作饭只收5角钱。后来经领导协调，大家到市委机关对过的经委食堂就餐，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后来听说经委食堂的人也有意见，应交纳的食堂管理费总是不到位。他哪里知道，那时开发区穷啊！
  市里同志上班，大部分人都骑自行车。开发区的领导也一样，骑自行车的多。家住郊区的人员，则乘公共汽车或火车，一般每周回家一次。往返市内、塘沽的火车“塘沽短”，最早一列从塘沽到达市内时，市里的人员已上班1个小时了。有的家住市郊的人员在星期日提前返津，有的则早早起床，步行到塘沽火车站去乘坐从东北开来的一趟早快车。可是这趟快车有时满员不卖票，他们便争取坐第一班151路公共汽车到市内。151路车驶到市内需2个小时，在塘沽住的同志得在凌晨四五点起床“赶点儿”。
  指挥机关进驻现场
  1985年8月，办公机关从市内搬到开发区工地现场的西南角。这是一个单层临时建筑。进去一看，走廊通道是用人行道的水泥砖铺的。接待外商的房间地面后来抹了层水泥，又特意铺上化纤地毯，已经算做“豪华”级了。后来机关人多了，在单层临时建筑上又加盖了一层。上面施工，咚咚响，泥水下渗，我们用塑料布盖在文件柜上，照常办公。
  机关搬到这里，对外联系就须有个通讯地址。这里原来是荒地，没有地名，怎么办？为了方便来客寻找，因办公地点是在通往新港四号路上新建的新港桥东面，便将“塘沽四号路新港桥东”印在开发区管委会的信封上。
  我领了第一笔涉外工作服款
  那时，机关没有涉外工作服款之说，尽管工作异常紧张，但工资待遇从未“额外”。几位领导的涉外服，是他们出国招商时按国家规定用出国服装费做的。在当时，市内的涉外人员，按国家规定已多年享受这种待遇了。同外商谈判，穿着应好一些。我是从塘沽的一家涉外部门调来的，原来的单位也给做了涉外工作服，但是面料档次太低，是化纤的，样式又是中山装的变异——军便服。调到开发区后，因给领导做翻译，穿着应讲究一些。丹华企业有限公司奠基时，我翻箱倒柜，把20年前，即“文化大革命”前出国留学的西服找出来穿上。人胖了，衣服很不合体，想换件新的，无奈当时工资不高，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总公司经理张炜见此，特别吩咐管委会办公室解决此事。于是发了开发区机关的第一笔涉外工作服款（150元）。我在新港友谊商店的裁缝部花148元做了一套毛料西服。我让裁缝师傅把衣服做肥点，这样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穿。在此后的数年中，我身着这套西服参加了开发区许多重大招商项目的谈判。这笔款，在当时不好下帐。一年后，管委会发文派我去叙利亚洽谈融资项目，从我的出国服装费中，扣除了这150元。
  管委会、总公司创业时期的干部大部分是调转来的。他们许多人原来的工作、生活条件比这里要好得多。开发区的领导也没有向大家许什么升官发财之愿。他们为什么放弃了原来的优裕条件甘受其苦呢？他们亲身经历了十年动乱，看到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深圳人民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引下改天换地，创造辉煌。开发区人决心以特区人民为榜样，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让天津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是一群以苦为荣的人，懂得“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的道理。他们希望通过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使天津迅速腾飞，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美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