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齐协民，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前清的官僚，他父亲又是多年的浙江省余杭、归仁和钱塘等县县官，清末还当过宁波府的知府。他父卸任后，家道逐渐中落。他从杭州鹾务小学毕业后，得他舅父康绳武及其同僚刘某的资助，进入上海尚贤学堂读书。一九一一年他就去北京求我姑母（逊清帝师李鸿藻之长媳），托其夫弟李石曾代谋工作，以期跻身革命队伍中。不久，李石曾先生就介绍他为天津《民意报》的驻京记者。杨杏佛与他同住在永光寺中街的京社里，后又经杨杏佛介绍，他担任北京《民命报》的主编，同时杨杏佛还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正在他分批暗送议员南下之际，事被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侦知，下令通缉，幸赖表兄康士铎得信较早，暗示他急速逃亡，他迅即跑到天津，旋又买舟去大连。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他重入都门，由前法制局参事姜澧兰邀充《民生报》总编辑，接受黎元洪津贴，替黎作宣传。此后不久，他又办了《太阳周刊》，接受冯国璋津贴，也替冯作宣传。一九一七年他当选为顺直省议员。由杨庆鋆介绍认识了陈光远，被陈光远委任为江西督军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后又兼任江西涂家埠统税局局长。一九二〇年七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段祺瑞下台，安福祸首被通缉，他这个议员也随之去职。一九二二年，陈光远因遭曹（锟）吴（佩孚）之排斥，江西督军垮台，他驻京办事处的牌匾自然也摘掉了，江西涂家埠统税局局长职，他也只得让位。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他重入都门。后来旧国会得到恢复，旧国会议员与他相识的不在少数，其中有郭人漳（字葆生，湖南人）者，手里很有钱，他俩天天在一起鬼混。当时清室遗老、显贵已走向下坡路，多是靠着卖东西维持生活，但他们自己不懂行，又都顾全脸面，故此常把一些东西半舍半卖地偷偷摸摸地送给别人。他们看透了这一点，就盘算着在这里面找便宜。一天郭人漳跟他说：“咱们买他们别的东西不在行，又不见得有销路，只有买他们的古玩字画还能有办法赚点钱。”郭人漳又接着说：“我有好友齐璜（字白石），很有鉴定能力，可替咱掌眼，你如同意，我写信去长沙，约他来京！”他表示欢迎，并在广惠寺赁一间房子，准备作为齐璜下榻之处，他与郭人漳各出资五十元作为齐白石北来的路费。正好这时住在方砖厂的一位公子哥儿（姓李）与他都是戏迷，常在戏馆里碰面，彼此早就相识了。一次在听戏时他对李某说：“我有位好朋友，最爱好字画，你家可有字画，让他赏识赏识吗？”李某立即回答说：“我家楼上存有好多哩！也不知是好是坏，正想卖给打鼓儿（旧时北京串街走巷收破烂儿的）的呢！就请你的朋友给看看吧。”他说：“那好，等哪天我约他去看看。”第二天郭人漳和他约着齐白石一同到李某家，果见楼上堆放着四、五个大箱子，满装着字画，看不胜看。齐白石略看一眼就点点头，表示都还不错。随后他们退下楼来，，郭人漳对李某说：“李公子既然有意割爱，请你让给我吧，一切同我这位朋友（指齐协民）商量好了。”说完郭人漳就和齐白石先走了。李公子问他：“他能出多少钱？”他回答说：“他没讲。不过，要是二百元的话，我还可以替他做主。”里面听了他这二百元的口气，竟满心情愿地答应了。后来他又请了一顿便饭，李某更是高兴，这笔交易就这样商量妥了，他将这几个大箱子，拉到广惠寺。经过齐白石仔细一过目，仅其中一件是明朝徐渭的手卷，就价值四、五千元。郭人漳把这个手卷卖给了张弧（当时的财政总长），收到三千二百元的价款，除去他们垫付的原价二百元之外，他、郭人漳和齐白石各分得一千元。之后，他又分得不少的字画，陆续卖出，也得了不少钱，还送给朋友好几件。他在投机买卖“中交票”之后，又来了这笔横财，觉得发财并非难事，比作官作事靠拿薪水过活强得多了。他有了交际的本钱，便天天和国会八百罗汉（国会议员约八百之数），如翟文选、莫德惠、刘哲等人，杯酒言欢，还将齐白石所画的画，介绍或卖给“罗汉”们。他当时住在校场三条，家中常有客人来往，郭人漳住炭场胡同，他们两人便轮流请客，结交各方人士，认识的军、政、财界权要人物越来越多。后来他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九三一年他在天津和上海成立信和银公司，自任总经理，丁雨生为上海经理，他的后台老板就是盐业银行经理朱虞生。他们专做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和上海标金。做公债的办法，是以当时军阀混战或议和的消息为标准，不管哪一方将要发动内战或议和，势必影响到市面波动，他得到消息就立即下手或买或卖，管保十拿九稳地捞一把。搞上海标金则以路透社消息为依据，以在标金市场“抢帽子”为主。他因为资金有后台，消息又灵通，赚钱机会是比较多的。信和银公司，除了自己搞投机之外，还暗地里代龚心湛、王树翰和潘复等人做，他们都是近水楼台人物，凡是时局动荡波及市面的情况，他们都会尽先把消息通知我。当然他们不是作我的义务情报员，主要他们是想乘机捞一把。如一九三〇年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率东北军进关，他们估计汪精卫、阎锡山就要垮台，南京的裁兵公债必会大涨，仅仅这一票，我、龚心湛、王树翰和潘复等就赚了大钱，每人都捞到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