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内容
生活在大陸上的人們，能夠有機會到塘沽新港來看看，那眞是幸福極了。這裏，和其他海濱一樣，景色美麗，空氣新鮮。站在那座鋼骨水泥製成的碼頭上，遠看，藍澄澄的海水和淡藍色的天空聯結在一起，你分不淸是天連着海，還是海連着天；近看，浪花翻捲着海面，建築港口的人們駕駛着各種各樣的船。他們機智、勇敢，向海洋進行着搏鬥，向淤泥進行着決戰。
一.摸索中前進
我來到一種「吸揚式」的挖泥船上。這種船，頭頂上頂着粗重的「絞刀」，屁股後邊拖着長長的「尾巴」——這是排泥管。排泥管像一條莽壯的長蛇，從海洋彎彎曲曲的伸向陸地。船頭上的絞刀往海底一扎，大量淤泥便神速地噴向陸地。吸揚式挖泥船的效率很高，尤其適用於水淺泥多的港區。在建設塘沽新港過程中，吸揚式挖泥船担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挖泥任務。在船上，「塘沽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同志，給我介紹了挖泥船的變化和進步。張慶元從前是水手，解放後被提拔爲「塘沽四號」挖泥船的船長。最近又提拔成領導八隻大船的挖泥隊隊長。他說各個船上的船長、駕駛，都是建港當中，從工人裏邊培養、提拔起來的。他找來船長穆成義，大車史金貴，以及一些普通船員。大家聽他講起提拔幹部的問題，就都插上嘴來。這個說：「是啊！我們都是在建港中長大的。」那個說：「過去咱這地方沒有這種人才，挖派技術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裏。」第三個說：「那時候，誰敢摸摸人家的機器？除非你不想要腦袋了。」第四個說：「那時候他們糟蹋咱，說中國人開不了機器，現在讓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瞧瞧吧！」……船上的人，說到過去異常憤激，說到現在又是那樣歡喜。這些在陸地上聽過千百次的話語，到了海上却是那麼新鮮。船員們對於一個來自陸地的人，似乎也非先從這裏說起就不足以表達他們的情感。
接着，他們說到開始駕駛船隻的心情，說到蘇聯專家如何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說到他們怎樣由不懂到熟練，以及怎樣突破舊日指標，又創造了挖泥新紀錄。船上的人說話嗓高、聲大，又富有風趣。像是深怕海浪蓋住了他的聲音。這時候，我想起新港工程隊副隊長靳步同志說過的故事。
靳步同志初到塘沽新港的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現在負責整個築港工程隊的黨政工作和艱巨的挖泥任務。他說：「塘沽新港的建設過程，實際上是挖泥過程。能不能戰勝淤泥，是決定塘沽新港能否存在的關鍵。但開始我們沒有經驗，鬧了不少笑話。」在他所說的，許多現在看來是「笑話」的故事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那是剛剛進入建港高潮的時候，蘇聯專家沙士柯夫同志來了。問我們排泥濃度多大？——這一問，工程技術人員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誰也回答不來。老實說，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掌握濃度有什麼用哩！沙士柯夫同志看見我們窘不堪言，就說：『好吧，我們一起去看看好了。』我們跟着專家走，以爲旣然看濃度，那一定要上船喲。可是，專家不往海邊走，却一直沿着排泥管子走去。沙士柯夫同志到了排泥的地方，伸手抓了一把，張手一看，說：『不行呵！濃度不夠。』
「『多少才算夠哩？』我們瞪着眼問。
「『在蘇聯是百分之三十。』專家回答說：『——就是說：從排泥管裏出來的，泥佔百分之三十，水佔百分之七十。』
「沙士柯夫同志看來是個嚴厲的人，大家暗地裏揣猜說：『一定是權威專家。』（以後知道他有許多關於挖泥工程的著作。）可是，沙士柯夫同志對我們是那樣循循善誘，處處表現誨人不倦的精神。他笑着，打着比方：『排泥，和熬粥一樣。稠粥，一撈一把米；稀粥，一撈什麼都沒有——水都從縫裏流跑了。你們現在熬的是稀粥，這就浪費了國家的人力和財力。』
「沙士柯夫同志又問：『每小時挖多少泥？』我們回答說：『三百立方公尺。』——蘇聯專家搖了搖頭，沒有說什麼，其實，是不是三百立方公尺？或者還要多一點？我們全不知道。只是根據過去聽日本人說這種船的效能是這些。
「這時，沙士柯夫同志給我們介紹了蘇聯的挖泥經驗，具體說明如何提高排泥濃度，如何提高機器週轉率。然而這並不是說沒有了問題，如何把專家的指示變成現實？又如何把稀粥熬成稠粥呢？
「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絶大部分是靑年，他們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滿高，但幾乎沒有一個是學港灣建築的。中國的港口，過去都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舊中國沒有給我們留下築港人才，也沒有學習的榜樣。怎麼辦呢？這時候，我們想起黨經常敎導我們的是：依靠工人階級，有事和羣衆商量。
「於是我們和工人一起，尋找挖泥數量的準確數字，尋找排泥濃度不夠的原因。這一找，問題出來啦！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機械運轉效率低，一天二十四小時內，只有十五個小時挖泥。其次，在這十五個小時以內，排出來的是水多泥少，濃度只有百分之十五。同時發現，從機器操作到管理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合理現象。實在說，以前我們就沒有個操作規程哩！
「我們依靠工人找到了問題，又把問題交給工人去解決。由工會領導大家找竅門，提合理化建議。行政上也具體標出『課題懸賞』的題目。這一來，許多先進工作方法出現了，過去認爲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挖泥濃度很快由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挖泥時間由過去的十五小時，逐漸提高到平均二十小時。由於挖泥濃度的提高，機械週轉率提高，就使過去每小時挖泥三百立方公尺的陳舊定額，逐漸上升到每小時七百立方公尺的新紀錄。這就是說：一隻船的工作，差不多相當於過去兩隻半船的成績。同時，我們建立了每五分鐘試驗挖泥濃度一次的『濃度試驗』制度，檢查機器週轉率的『流速檢査』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操作制度。」
靳步同志說的挖泥工作的演變過程，實際上是塘沽新港的建設過程，也是每一個建設塘沽新港的人的進步過程。「塘沽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當他被提拔爲「塘沽四號」挖泥船船長的時候，心情是那樣緊張。他高興，但又着急。他高興自己當了船長，但他着急地自問着：「幹得了嗎？一個賣苦力、當水手的老粗！領導一條船可不那樣簡單！」可是他又想；「咱不幹叫誰幹哩？領導上成天說新中國要依靠我們來建設，我們能怕困難嗎？」張慶元的伙伴們也鼓勵他說：「老張，幹吧！有我們大夥，你作不了難。」張慶元當了船長，正趕上工程局號召提高排泥濃度，提高機器週轉率。張慶元和大家檢查了自己的船，把全部挖泥時間計算了一下，一看，每天只有十五小時的挖泥時間。他大吃一驚！「時間跑到哪裏去了呢？」他計算着。把各種停車時間排列在眼前，除去一切必不可免的時間以外，他發現移錨停車和淸纜停車佔去的時間最多，平常每移動一次要佔去七十分鐘。他從解放前，日本統治時期大夥盼着船壞，反動統治時期工人們盡量把移錨時間拉長的事實，得出結論說：「移錨時間是可以縮短，或者減免的。」他把他的想法交給技術人員硏究，請工人同志們討論，他自己同時做了三番五次的實際試驗。一個「移錨不停車」的方法成立了。但這時候還有四分鐘的「吹水」時間的浪費。張慶元的方法很快傳到了各個船上。「塘沽五號」船本來也在試驗，一聽說張慶元試驗成功了，他們的信心更强了，第二天，他們連四分鐘的「吹水」時間也減去了。「移錨不停車」成了一個完整的方法。人們替他計算了一下，單這七十分鐘的節省，一年就可以多挖十二萬七千立方公尺的泥。
巨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這些同志的逐步摸索建成的，就是依靠這些同志的點點滴滴的心血凝成的。
二。戰鬥裏成長
懂得水路運輸和陸地運輸差價的人們都知道；海港一般建築在離內地越近、特別是離大城市越近就越好。塘沽新港在渤海灣突入內地最近的一段海岸上，距離華北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只有四十五公里，離我們的首都北京也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它的左邊是山東半島，右邊是遼東半島，兩個半島構成了兩座天然的圍屛，護衛着渤海灣的安全；同時，烟台和大連兩個軍用海港，又恰像一對門衛，警惕着任何可能到來的强敵。不論從軍事意義上來看，還是從經濟價値上來說，塘沽新港的位置的選定是十分適當的。
然而，塘沽新港也還有它的缺點和困難。因爲渤海灣過於突入內地，岸邊水淺，泥多，增加了建港工程的困難。加以這裏鄰近海河，面對大沽沙壩，海底下泛起來的淤泥，跟海河上沖刷下來的泥沙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淤泥過多的嚴重局面。因此，能不能戰勝淤泥，就成爲塘沽新港能否建成、或者建成之後能否存在的決定條件。
戰勝淤泥——這是塘沽新港各項工程進行之前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在一般海港上，防波堤本來是用做防止波浪襲擊，保持港區水面平穩的。可是在這裏，防波堤的首要任務却是阻擋淤泥；海河入口處的那座近代化船閘，一般說，是爲了便利三千噸級以下的輪船通過港區入海河，轉駛天津內港的。但在這裏，它就不得不担負起防止海河泥沙沖擊的重担……。在所有這些「防」和「擋」的同時，更積極的辦法當然是挖泥。
爲了挖除淤泥，塘沽新港集中了許多挖泥船。這些船，各有各的優點，又各有各的光榮。在建港當中，它們戰勝了淤泥，又在跟淤泥搏鬥中得到了鍛鍊。「塘沽一號」挖泥船上的故事，就正好說明這樣一個過程。
「塘沽一號」船的現任船長叫魯文興。
魯文興——到過塘沽新港的人，誰都知道他是「塘沽五號」船的船長。那隻船，是新港的模範船之一。魯文興怎麼來到一號船上了呢？——我思索了片刻，就悄悄地問他：「是不是『塘沽五號』船上的那個魯文興？」
「是的，」他點點頭，小聲地回答着。看來，是個不大喜歡顯露頭脚的人。
魯文興敍述他到一號船的經過，也談起他在五號船的往事。他對他現在駕駛的船隻有着濃厚的興趣，對於已經離開的船却有着更爲深刻的情感。他說早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時期，他就在「塘沽五號」船上做工了。他親眼看見日本人把那隻船砸破，使好好的挖泥船，光剩下了一個空売売。解放以後，他和他的伙伴們親手把那隻船修好，參加了塘沽新港的建設工程。他在五號船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他了解船上的每一個機件，像了解他自己的十指一樣。
「在建港當中，」魯文興低沉地回憶着說：「我們的船，開頭每小時只能挖三百立方公尺淤泥。以後經過蘇聯專家的啓發、指導，我們改進了操作方法，提高了挖泥技術，每小時的挖泥效率上升到七百立方公尺。在蘇聯專家指導下，我們還推行了節省『循環油』的工作法，使以前只用三百小時的循環油，提高到能用一千五百小時，達到了蘇聯的先進標準。給國家節省了大量財富……」
魯文興敍述着五號船上的每一個成就。這些成就，他都付出過心血。他的每一滴心血也都得到了應有的報酬。在建港當中，他和他的伙伴們一共得到了十二面紅旗的獎勵。五號船又被全港職工們公認爲模範船之一。言談之間，魯文興對五號船表示十分留戀。可是他爲什麼又離開了呢？
「因爲工作需要。」——魯文興的回答，就像一般船員們的生活習慣和工作作風一樣：總是那麼乾淨利落，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然而我並不滿足這個回答，我想知道他所說的「工作需要」的具體內容。
原來，一號船上也有一班整齊的人馬，但因爲今年全國各個港口建設工程的需要，原在船上的人，有的去了靑島，有的調到了大連，有的還去了廣州、海南島，一號船上的人手不夠，就臨時拼湊了些人。因爲這些人互相了解不深，一時沒有了領導核心，於是就鬧起不團結來：有的要求到別的船上去，有的要求到陸地上去，還有的抱怨領遵爲什麼不叫他到別的港口上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小時的挖泥效率降到二百立方公尺。挖泥隊的領導同志爲這種情況担憂。在一次隊務會議的休息時間，隊長張慶元把魯文興叫到一邊：「老魯！」張慶元用他十分焦躁的語氣說。「你說一號船上該怎麼辦哩！」
「怎麼辦！」老魯尋思了半天，就痛快地說道：「我去唄！」
就這樣，魯文興離開了他那光榮的五號船，到一號船當船長來了。事情說也奇怪，老魯一到一號船，船上的一切立刻變了樣。老魯跟那些不安心工作的人個別談話，說服並批評那些想離開海洋，回到陸地上去的思想和行爲，同時對那些確乎因爲工作分配不當的人做了調整……這一來，人們的勁頭大了，挖泥效率立時提高到每小時五百二十立方公尺。工程隊的領導同志說：老魯在五號船上，是用提高技術、鑽硏技術的辦法，爭取到了模範船的榮譽。這在工作開始時是必要的。現在，他在一號船，是用黨的政治工作的經驗，團結了全船人員，達到了提高生產的目的。——建設塘沽新港的人們，他們在建港中學會了技術，也學會了政治工作的本領。
「不過，」魯文興敍述完了他來一號船的經過，懇切而又莊嚴地提醒我說：「你可不要以爲一號船什麼都不好，一號船有它自己的光榮，在建港當中有着不平常的貢獻。一因爲一號船經過狂風巨浪的危險，船員們表現了超人的堅强和勇敢。他說：「這些事情，我知道的並不具體。我給你找幾個親身經歷過的人談談吧！」
老魯找來哈鳳鳴和李佩琳。他兩人都是黑黝黝、油光光，一看就知道是長期生活在海上的人。李佩琳早先在開灤煤礦，被礦警打瞎了一隻眼睛：哈鳳鳴是回族，自小就在渤海灣打漁。他原有兩個哥哥，大哥在打漁中，跟船一起翻到了海底；二哥又是船和人都沒有回來。他自己也經過無數次的狂風巨浪，直到解放後才參加了的建設工程。哈鳳鳴就是同一號船一起遇險的。
那是去年十二月中旬，挖泥船到了入塢冬修的季節了。渤海灣的水面已經結上了一層薄冰。海上測量人員忽然發現：主航道有一段深度不夠。——說是在十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有大約二百公尺的一段，高出航道二公寸。
富有海上生活經驗的人們都知道：這高出來的二公寸淤泥，有把輪船擋在港外的可能，也有使萬噸輪船擱淺的危險。
「一聽這話，」哈鳳鳴說起來顯得分外緊張，「挖泥船上的人都急了。怎麼辦呢？天，已經冷得凍上了冰，船，進塢的進塢，冬修的冬修。再說，那十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一般只有『自航式』、或『鏈斗式』的挖泥船才能出去，但這種船都進塢冬修去了。這樣，任務就落到『吸揚式』挖泥船的頭上。人們計算着各個『吸揚式』挖泥船。說是其他船都得靠陸上送電，又需要很長的排泥管綫，冬天行動又不方便。結果人們選定了『塘沽一號』，因爲它自己能發電……。
「塘沽一號」在這不平常的日子出海了。海上的人，誰都知道狂風的厲害，誰都知道海浪的威力——兩三丈高的浪頭可以把船打翻；冬天的冰凌可以把大船劈爲兩半，也可以把小船駕到天涯和彼岸。人們估計到了這些情況，因此在人員配備上，就挑選了最好的駕駛，最有經驗的司機，又把各個船上的水手長調來充當水手。當人員配備齊全以後，便由「塘活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親自率領，浩浩蕩蕩出海了。
出海的頭兩天是風平浪靜，大家都以百倍奮發的精神，完成了以往所沒有完成過的任務。而且他們還像平常一樣，挖除了淤泥，要再淸一淸底。人們興高彩烈地說：「加勁吧！再淸一淸底就可以勝利回去了。」可就在這天傍晚，拖帶「塘沽一號」船的小火輪上的老船長說話了：
「一號船上的同志們，趕快收拾收拾進港吧！眼看就要刮風了——」誰都知道，這位老船長對於氣候演變的估計，從來就跟氣象台的報吿一樣準確。然而這次人們不願走開，他們要完成淸底任務，他們要聽一聽氣象台的確實報吿。他們扭開電門，規定的聯絡時間已經過了。老船長又一次催促了：「一號船的同志們，這回可是東北風呵！」
風，說來，就來得那樣的快。它像滾動在天空的浮雲，像游動在大海裏的汹湧澎湃的巨浪，像萬馬奔騰在戰場，一下子就吹渾了渤海灣的天空。「塘沽一號」陷在風雨飄搖的海中……。
「塘沽一號」本來跟平常一樣：挖泥時四個角上拴着四根纜繩，纜的彼端有四個大錨，把挖泥船釘在海裏。船的後面，還拖帶着一百多公尺長的又粗又大的排泥管綫。在狂風大浪的襲擊下，繩纜不能保持船身的平穩，大錨也無法使船隻站牢，人們只能聽自然的擺佈，一切再也無能爲力了。
這時候，應該急速起錨回岸。但是起錨已經趕不及了。要爭取時間回岸，唯一的辦法就是「解纜」。而解纜，要坐上小木船，到一、二百公尺以外的海面上去。在驚濤駭浪的大海裏，小木船隨時都有被打翻的危險。但是，當船長命令水手們解纜的時候，撲通一聲跳上了小木船，靑年團員張榮成和周炳祥，也緊跟着離開了「塘沽一號」船。他們迎着汹險的海浪出動了。船，跟全船人員的生命，就看他們能否解開纜繩了……。
張榮成和周炳祥揮動着長櫓。哈鳳鳴緊捉着纜繩晃動着。一個大浪，像兇惡的强敵一樣，直朝哈鳳鳴打來。哈鳳鳴急忙一躱，浪頭把張榮成、周炳祥打倒了。他們急忙爬起來，擦了一下臉上的水，又捉住了長櫓。就在這千釣一髮的時候，哈鳳鳴把纜繩解開了。四根纜繩一解，挖泥船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忽兒被抛向半空，一忽兒又摔在水中。海浪打在甲板上，打在艙頂上，打在站在甲板上的每個人身上。然而小火輪可以拖帶它回港了，人們都看着老船長如何把這隻船沖破狂風巨浪回岸去。
平時，小火輪拖帶挖泥船，就像快馬拉空車一樣方便。但這回，拉也拉不動，走也走不了。在海風刺骨的時刻，老船長急得滿頭大汗，他不得不再舉起他的喇叭筒：「一號船上的同志們，請你們看看後邊是不是有錨？怎麼拉了兩點多鐘，連一步也走不動呀？」
人們一看，原來排泥管綫上還有兩隻錨。這時候，船長決定「卡斷」排泥管。然而，排泥管早已飄搖在大浪之中。誰下去呢？——二十一歲的年輕小伙子何雲廷，他把站在甲板上的人拱開：「我下去，我下去。」說罷，他順着船屁股上的排泥管綫走入大海。哈鳳鳴一看不好，伸手抓住何雲廷，說：「你眞不想要命啦！」他把何雲廷腰裏橫拴上一根粗繩，又把橫繩上捆了四根長繩，他把四根長繩的繩頭交給四個水手，說：「下去吧，小伙子！」
何雲廷順着排泥管子下去了。海浪一個接着一個竄過他的全身，他爬在排泥管上，全身都成了溼的，他不得不閉起眼睛，用兩手摸索着排泥管子上的螺絲，一個一個「卡斷」了。
何雲廷爬回挖泥船來，溼了的衣服立刻變成了硬梆梆的冰柱，他的腿麻木了，胳膊凍僵了，他倒在同志們的懷裏……然而，船——國家的財產，跟全船人員的生命得救了。我特地找到何雲廷，想知道是什麼力量使他在驚險萬狀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又挽救了挖泥船的。何雲廷幾乎跟哈鳳鳴的回答一樣：
「船上的人，在危險的時候都是想到全體，而想不起個人的。」——這就是船員們的生活作風，也是新中國海員們的道德標準。偉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這些人的堅强、勇敢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的。
三.漂盪在海上
站在塘沽新港碼頭上，仔細觀察港區的水面，你會發現：在那渾濁翻騰的海裏有一道碧綠的淸流，它像一條綫，把大海劃成了兩半。這條淸流，就是人工挖成的主航道。一共有十五點二公里長，六十公尺寬，深達零下七公尺，漲潮期間，會有十公尺左右的大水。有了這條主航道，吃水二十七呎的輪船，就可以直駛新港碼頭靠岸。
主航道主要是由自航式挖泥船挖成的。
一天上午，我坐海上測量人員的拖輪，離開陸地，到了自航式「快利號」挖泥船上。這種船的構造和動作，許多地方與吸揚式挖泥船相反。自航式挖泥船上有個大肚子，叫泥艙。屁股底下拖着個鐵「耙子」。工作時，「耙子」往海底一放，淤泥就涮拉涮拉地滾進泥艙。然後，它帶着這滿肚子的淤泥，自己航行（其他式的船要拖輪拖帶）到主航道外面的大海裏，把泥倒在那裏，再輕飄飄地返回來，進行下一次的挖泥。「快利號」在三大自航式挖泥船當中，是最小的一個。但它一次就可挖走五百立方公尺淤泥。船上的負責人高國棟同志向我介紹說：去年，這隻船每挖一艙泥要三十一三十二分鐘的時間，今年，只要二十一—二十四分鐘的時間就夠了。可是去年，它和它的姊妹船——「浚利號」，就完成了相當於以前五年工作量的總和。儘管有了這麼大的成就，船員們却並不滿足。今年，按着新的定額，「快利號」每小時挖泥九百立方公尺。可是船員們早就突破了這個數字，每小時的挖泥量達到一千零五十立方公尺了。
高國棟以前是個普通船員，也是建港中逐步提拔起來的。他領導着「快利」和「浚利」兩隻大船，担負着深水航道的全部挖泥任務。「快利」船上有五十四名船員，長期生活在海上。一般人每月「走港」（登陸休假）一次，休息四天，少數領導人員每半月「走港」一次，在家住兩天。他們吃的水，是由「水星號」駁船從天津送來的。燒的煤，是由煤駁送來的。另外，有拖輪每天給他們送書報、信件，以至米、麵、油、鹽、菜蔬一類的東西。
過去，船員們過着與世隔絕的單調生活，他們只有勞動的義務，政治上沒有絲毫權利。只是解放以後，他們才和大陸上的人們一樣：盡他們應盡的義務，享受他們應當享受的權利。我到船上的這天，正好趕上他們改選船舶（相當於工廠的車間）管理委員會的委員。而且是用票選。當選票集中在一起，進行統計、唱票的時候，忘了選舉監票人，人們立刻提出了意見：「等等，選個監票人再唱票！」監票人選舉出來了，票數統計好了，新的委員產生了。五十多個人熱情地鼓着掌，散會了。這時，我抓住剛才那位統計票數的靑年，問他是仕麼幹部！他說他本來負責統計工作。不過，「頭幾天反『五多』，把我反掉了。現在還沒有分配工作哩！」他所說的統計工作，是指各項運動的統計。在這五十幾個人的船上，當然是不必要的。從他那滑稽的回答裏，我們可以看到：海上的人，的確是隨着祖國大陸上的脈搏跳動而跳動，隨着祖國大陸上的呼吸而呼吸。
這天傍晚，晚霞映紅了蔚藍色的海面，燦爛輝煌的紅光，反射到每一個人的臉上。船員們勞累了一天，各自按着各自的樂趣休息了。甲板上，三個年輕人在下跳棋。兩個老人，一聲不響地走象棋。泥艙那面，傳來了悅耳的胡琴聲和哨吶的長鳴。愛靜的人們，背起了他們的雙手，漫步在甲板上，眺望着遼闊的海洋和天空。只有靑年團支部的三個幹部，坐到高高的船頂上，討論着下月份的工作計劃。靑年團支部書記李金聲向我走來。我說：「你們這兒眞像一個水上鄕村。」
「不！」他立時糾正說：「我們這兒是一座城市呢？有電燈、自來水，有收音機，還有單間招待所哩！」這天晚上，我就在這漂盪的城中，住了「單間招待所」。
這個招待所可眞不簡單，像一般城市的旅館。有台燈、有頂燈，還有一個小小的電扇。第二天一早，走出房間，睁眼一看，一面鮮紅的國旗，插在高高的船上，飄在蔚藍色的海上。「這是什麽意思？」我納悶地問着。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呵！」——眞是，祖國的一切，他們記得是這樣淸楚，感覺是這樣親切。
我找到靑年團支部書記李金聲，請他說完昨天晚上沒有說完的話。李金聲說話有聲有色，處處顯示着年靑人所特有的樂觀情緖。一談到工作，又是那樣認眞、嚴肅。他領導下的靑年團員，個個具有鋼鐵般的堅强性格，這是海上工作所必備的。今年天氣特別熱，李金聲說：「頭兩天——就是暑伏的那兩天，船上熱得簡直受不了。工人們熱得睡不着覺，吃不下飯。有的一天一夜只睡一、兩個小時，有的兩天只吃了半小碗飯。可是，太陽一直在死晒，鍋爐一直在死烤，鍋爐房裏的氣溫高達一百三十度，平常人一進屋就暈倒。在鍋爐房燒火的年靑人，兩個人一班，每小時要塡送三千多斤煤，工作又緊張、又勞累。按着勞保條例的規定，已經完全可以停止工作了。這時，行政上從天津送來了避暑藥，熬了綠豆湯，還在甲板上搭了涼蓬。也曾想過從機器設備上改變這種情況，可是在目前條件下又不可能，於是我們開了個靑年團的會，讓團員們討論怎麼辦？團員們說：『勞保條例是國家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如何對待國家任務呢？要是我們一停止燒火，挖泥船就像人死了一樣，什麼也不能幹了。再說，船停一天，就等於少收入兩千萬元。』年靑人們接着說：『我們旣然是光榮的靑年團員，就應該經得起考驗，就決不能把國家任務放在一邊。』於是，他們走進火烤着的鍋爐間，拿起那把三十多斤重的大鐵鍬，照樣每小時塡送三千多斤煤。就在這天，李玉海同志熱病了，但他堅決不『走港』。也在這一天，一個燒火工人昏倒了，靑年團員李福海跑過去，接過那個大鐵鍬說：『我替你上港。』幹開了。不多時，又一個工人昏倒了。團的小組長曹金山，本來剛剛幹完了自己的一個『小班』（四小時），應該休息了。但他不聲不響地接過昏倒者的鐵鍬，又幹了兩小時……這一天，一連有三個工人昏倒，但他們的工作，都由靑年團員代替了，鍋爐的汽壓始終保持着它的飽和點，挖泥工作照常進行着。」李金聲抹了抹他的前額，他對於熱的體會顯然是深刻的。
我回味着李金聲的談話，想着那些年靑人，他們，眞像一首蘇聯歌曲裏所唱的：「在火裏不怕燃燒，水裏亦不會下沉。」祖國有了這麼堅强勇敢的年靑人，還有什麼艱難困苦不可克服哩！這時候，我眼前走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叫陳貴，是「快利號」的船長。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
「海員不是五十五歲就可以退休養老嗎！你怎麼……」我關切地問着。
「國家需要。眼前這種人才又少。再說，能多幹一天，就多盡一點義務。這也就不辜負國家的關心了。」陳貴，像一般掌握航行方向的指揮者一樣，穩重，又沉着。他說在自航式挖泥船的船長當中，他的年紀還不是最大的。「浚利號」上的船長已經七十多歲了。現在領導這種船挖泥的，一般都是五、六十歲的人。老船長說到這種情況，表示十分痛心：「有什麼辦法哩！過去港口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裏，舊中國沒有給我們培養這號人才，一解放，這裏建設，那裏建設，一下去那裏找這末多船長呢？再說，這種船，旣不像航行在大海的船，又不像其他形式的挖泥船，沒有幾十年的海上經驗，實在幹不了。」老船長說國家對他們這批老人十分關心，他們除了基本工資外，還有養老津貼和海上津貼。國家爲了照顧他那昏花的眼睛，去年把他調到天津內河的小船上，一面休養，一面工作。可是，今年提出加深塘沽新港的主航道的任務以後，船上的領導人配備不開，他又重新回到「快利號」上。他走上他的駕駛台，睁大眼睛盯視着航行的方向，指揮着舵手們：「向左……向左……保持正常。」老船長很淸楚，國家变給他的任務，主要不是每天工作八點鐘，更重要的是敎徒弟，培養人才。
說到敎徒弟，陳貴談起了他的歷史和家常。他在海上生活了四十五年，從一九二七年就當船長。他有四個兒子，可是他早就下決心說：「決不讓年靑人再幹這一行。」經驗吿訴他：「人，天好的人，一到船上就壞了。」
這也難怪陳貴，他過去所看到的和接觸到的，船上是一切黑暗和殘暴的集中點。船員們受着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和壓迫，受着反動統治階級的愚弄和蒙蔽。他們過着海洋上的特殊生活，也就形成了他們的特殊性格。許多船員上了船，就賭呵！吃呵！一賭起來，什麼都丟到了脖子後邊，甚至花錢僱人値班：「老張，替我上一港，給你五毛。」自己却在醉生夢死。好容易有一天上了岸，他們就嫖呵！喝呵！到頭來，工資總是不夠。總是欠着債，甚至連自己的吃穿都弄不上。怎麼辦呢？——這時候就只有走私、偸盜、打架、駡街，以及幹出其他人所想像不到的惡行。舊社會，舊社會就是這樣啊！它把多少純潔、善良的人們都糟踢成了「壞人」！海員，就曾被反動統治階級侮辱爲「脫離人生的野人」。就是因爲這些，陳貴決心不讓孩子們「再幹這一行」。就是因爲這些，船上的人員越來越少，以致形成今天這種靑黃不接的局面。
現在，陳貴已經放棄了不讓孩子「幹這一行」的決心。他說，社會變了，人也變了，年靑人到那裏都有無限光明的前途。陳貴和我見過的其他幾位老人，都極力鼓勵年靑人上船，還特別歡迎「有知識的」靑年上船。他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一個大字不識，摸索了幾十年，要是航海學校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幾年就可以學成。
這天中午，船上的四位老人和我一起共進午餐。露天甲板的餐桌上，放着四大盤菜，其中有一個是比目魚，有一個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吃過的「八帶魚」。老人們一邊吃，一邊招呼我：「吃吧！你在陸地上是很難吃到這麽新鮮的魚的。」「這是剛剛從海裏捉起來的。」「八帶魚，外面買都買不到的。」說着，老人把一塊大魚放到我的碗裏。……我和四位老人暢談，越談越感到他們善良可親。老人們談到過去的痛苦，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說到未來，他們却有着更大的興趣。老人們總喜歡說「變了」。變了，的確一切都變了，社會變了，人也變了。過去的淤泥地帶，已經長出一些叢綠、茁壯的楊柳和香槐，碼頭上成天放送着愉快的歌曲，就是夜晚，電燈和探照燈，也把港區照得通明。……至於將來，將來的塘沽新港是我國人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北方大港」，是站在祖國門前的一座近代化的城市，也是一座美麗漂亮的花園。
一.摸索中前進
我來到一種「吸揚式」的挖泥船上。這種船，頭頂上頂着粗重的「絞刀」，屁股後邊拖着長長的「尾巴」——這是排泥管。排泥管像一條莽壯的長蛇，從海洋彎彎曲曲的伸向陸地。船頭上的絞刀往海底一扎，大量淤泥便神速地噴向陸地。吸揚式挖泥船的效率很高，尤其適用於水淺泥多的港區。在建設塘沽新港過程中，吸揚式挖泥船担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挖泥任務。在船上，「塘沽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同志，給我介紹了挖泥船的變化和進步。張慶元從前是水手，解放後被提拔爲「塘沽四號」挖泥船的船長。最近又提拔成領導八隻大船的挖泥隊隊長。他說各個船上的船長、駕駛，都是建港當中，從工人裏邊培養、提拔起來的。他找來船長穆成義，大車史金貴，以及一些普通船員。大家聽他講起提拔幹部的問題，就都插上嘴來。這個說：「是啊！我們都是在建港中長大的。」那個說：「過去咱這地方沒有這種人才，挖派技術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裏。」第三個說：「那時候，誰敢摸摸人家的機器？除非你不想要腦袋了。」第四個說：「那時候他們糟蹋咱，說中國人開不了機器，現在讓那些帝國主義分子瞧瞧吧！」……船上的人，說到過去異常憤激，說到現在又是那樣歡喜。這些在陸地上聽過千百次的話語，到了海上却是那麼新鮮。船員們對於一個來自陸地的人，似乎也非先從這裏說起就不足以表達他們的情感。
接着，他們說到開始駕駛船隻的心情，說到蘇聯專家如何幫助他們克服困難，說到他們怎樣由不懂到熟練，以及怎樣突破舊日指標，又創造了挖泥新紀錄。船上的人說話嗓高、聲大，又富有風趣。像是深怕海浪蓋住了他的聲音。這時候，我想起新港工程隊副隊長靳步同志說過的故事。
靳步同志初到塘沽新港的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現在負責整個築港工程隊的黨政工作和艱巨的挖泥任務。他說：「塘沽新港的建設過程，實際上是挖泥過程。能不能戰勝淤泥，是決定塘沽新港能否存在的關鍵。但開始我們沒有經驗，鬧了不少笑話。」在他所說的，許多現在看來是「笑話」的故事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那是剛剛進入建港高潮的時候，蘇聯專家沙士柯夫同志來了。問我們排泥濃度多大？——這一問，工程技術人員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誰也回答不來。老實說，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掌握濃度有什麼用哩！沙士柯夫同志看見我們窘不堪言，就說：『好吧，我們一起去看看好了。』我們跟着專家走，以爲旣然看濃度，那一定要上船喲。可是，專家不往海邊走，却一直沿着排泥管子走去。沙士柯夫同志到了排泥的地方，伸手抓了一把，張手一看，說：『不行呵！濃度不夠。』
「『多少才算夠哩？』我們瞪着眼問。
「『在蘇聯是百分之三十。』專家回答說：『——就是說：從排泥管裏出來的，泥佔百分之三十，水佔百分之七十。』
「沙士柯夫同志看來是個嚴厲的人，大家暗地裏揣猜說：『一定是權威專家。』（以後知道他有許多關於挖泥工程的著作。）可是，沙士柯夫同志對我們是那樣循循善誘，處處表現誨人不倦的精神。他笑着，打着比方：『排泥，和熬粥一樣。稠粥，一撈一把米；稀粥，一撈什麼都沒有——水都從縫裏流跑了。你們現在熬的是稀粥，這就浪費了國家的人力和財力。』
「沙士柯夫同志又問：『每小時挖多少泥？』我們回答說：『三百立方公尺。』——蘇聯專家搖了搖頭，沒有說什麼，其實，是不是三百立方公尺？或者還要多一點？我們全不知道。只是根據過去聽日本人說這種船的效能是這些。
「這時，沙士柯夫同志給我們介紹了蘇聯的挖泥經驗，具體說明如何提高排泥濃度，如何提高機器週轉率。然而這並不是說沒有了問題，如何把專家的指示變成現實？又如何把稀粥熬成稠粥呢？
「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絶大部分是靑年，他們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滿高，但幾乎沒有一個是學港灣建築的。中國的港口，過去都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舊中國沒有給我們留下築港人才，也沒有學習的榜樣。怎麼辦呢？這時候，我們想起黨經常敎導我們的是：依靠工人階級，有事和羣衆商量。
「於是我們和工人一起，尋找挖泥數量的準確數字，尋找排泥濃度不夠的原因。這一找，問題出來啦！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機械運轉效率低，一天二十四小時內，只有十五個小時挖泥。其次，在這十五個小時以內，排出來的是水多泥少，濃度只有百分之十五。同時發現，從機器操作到管理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合理現象。實在說，以前我們就沒有個操作規程哩！
「我們依靠工人找到了問題，又把問題交給工人去解決。由工會領導大家找竅門，提合理化建議。行政上也具體標出『課題懸賞』的題目。這一來，許多先進工作方法出現了，過去認爲不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挖泥濃度很快由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挖泥時間由過去的十五小時，逐漸提高到平均二十小時。由於挖泥濃度的提高，機械週轉率提高，就使過去每小時挖泥三百立方公尺的陳舊定額，逐漸上升到每小時七百立方公尺的新紀錄。這就是說：一隻船的工作，差不多相當於過去兩隻半船的成績。同時，我們建立了每五分鐘試驗挖泥濃度一次的『濃度試驗』制度，檢查機器週轉率的『流速檢査』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操作制度。」
靳步同志說的挖泥工作的演變過程，實際上是塘沽新港的建設過程，也是每一個建設塘沽新港的人的進步過程。「塘沽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當他被提拔爲「塘沽四號」挖泥船船長的時候，心情是那樣緊張。他高興，但又着急。他高興自己當了船長，但他着急地自問着：「幹得了嗎？一個賣苦力、當水手的老粗！領導一條船可不那樣簡單！」可是他又想；「咱不幹叫誰幹哩？領導上成天說新中國要依靠我們來建設，我們能怕困難嗎？」張慶元的伙伴們也鼓勵他說：「老張，幹吧！有我們大夥，你作不了難。」張慶元當了船長，正趕上工程局號召提高排泥濃度，提高機器週轉率。張慶元和大家檢查了自己的船，把全部挖泥時間計算了一下，一看，每天只有十五小時的挖泥時間。他大吃一驚！「時間跑到哪裏去了呢？」他計算着。把各種停車時間排列在眼前，除去一切必不可免的時間以外，他發現移錨停車和淸纜停車佔去的時間最多，平常每移動一次要佔去七十分鐘。他從解放前，日本統治時期大夥盼着船壞，反動統治時期工人們盡量把移錨時間拉長的事實，得出結論說：「移錨時間是可以縮短，或者減免的。」他把他的想法交給技術人員硏究，請工人同志們討論，他自己同時做了三番五次的實際試驗。一個「移錨不停車」的方法成立了。但這時候還有四分鐘的「吹水」時間的浪費。張慶元的方法很快傳到了各個船上。「塘沽五號」船本來也在試驗，一聽說張慶元試驗成功了，他們的信心更强了，第二天，他們連四分鐘的「吹水」時間也減去了。「移錨不停車」成了一個完整的方法。人們替他計算了一下，單這七十分鐘的節省，一年就可以多挖十二萬七千立方公尺的泥。
巨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這些同志的逐步摸索建成的，就是依靠這些同志的點點滴滴的心血凝成的。
二。戰鬥裏成長
懂得水路運輸和陸地運輸差價的人們都知道；海港一般建築在離內地越近、特別是離大城市越近就越好。塘沽新港在渤海灣突入內地最近的一段海岸上，距離華北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只有四十五公里，離我們的首都北京也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它的左邊是山東半島，右邊是遼東半島，兩個半島構成了兩座天然的圍屛，護衛着渤海灣的安全；同時，烟台和大連兩個軍用海港，又恰像一對門衛，警惕着任何可能到來的强敵。不論從軍事意義上來看，還是從經濟價値上來說，塘沽新港的位置的選定是十分適當的。
然而，塘沽新港也還有它的缺點和困難。因爲渤海灣過於突入內地，岸邊水淺，泥多，增加了建港工程的困難。加以這裏鄰近海河，面對大沽沙壩，海底下泛起來的淤泥，跟海河上沖刷下來的泥沙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淤泥過多的嚴重局面。因此，能不能戰勝淤泥，就成爲塘沽新港能否建成、或者建成之後能否存在的決定條件。
戰勝淤泥——這是塘沽新港各項工程進行之前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在一般海港上，防波堤本來是用做防止波浪襲擊，保持港區水面平穩的。可是在這裏，防波堤的首要任務却是阻擋淤泥；海河入口處的那座近代化船閘，一般說，是爲了便利三千噸級以下的輪船通過港區入海河，轉駛天津內港的。但在這裏，它就不得不担負起防止海河泥沙沖擊的重担……。在所有這些「防」和「擋」的同時，更積極的辦法當然是挖泥。
爲了挖除淤泥，塘沽新港集中了許多挖泥船。這些船，各有各的優點，又各有各的光榮。在建港當中，它們戰勝了淤泥，又在跟淤泥搏鬥中得到了鍛鍊。「塘沽一號」挖泥船上的故事，就正好說明這樣一個過程。
「塘沽一號」船的現任船長叫魯文興。
魯文興——到過塘沽新港的人，誰都知道他是「塘沽五號」船的船長。那隻船，是新港的模範船之一。魯文興怎麼來到一號船上了呢？——我思索了片刻，就悄悄地問他：「是不是『塘沽五號』船上的那個魯文興？」
「是的，」他點點頭，小聲地回答着。看來，是個不大喜歡顯露頭脚的人。
魯文興敍述他到一號船的經過，也談起他在五號船的往事。他對他現在駕駛的船隻有着濃厚的興趣，對於已經離開的船却有着更爲深刻的情感。他說早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時期，他就在「塘沽五號」船上做工了。他親眼看見日本人把那隻船砸破，使好好的挖泥船，光剩下了一個空売売。解放以後，他和他的伙伴們親手把那隻船修好，參加了塘沽新港的建設工程。他在五號船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他了解船上的每一個機件，像了解他自己的十指一樣。
「在建港當中，」魯文興低沉地回憶着說：「我們的船，開頭每小時只能挖三百立方公尺淤泥。以後經過蘇聯專家的啓發、指導，我們改進了操作方法，提高了挖泥技術，每小時的挖泥效率上升到七百立方公尺。在蘇聯專家指導下，我們還推行了節省『循環油』的工作法，使以前只用三百小時的循環油，提高到能用一千五百小時，達到了蘇聯的先進標準。給國家節省了大量財富……」
魯文興敍述着五號船上的每一個成就。這些成就，他都付出過心血。他的每一滴心血也都得到了應有的報酬。在建港當中，他和他的伙伴們一共得到了十二面紅旗的獎勵。五號船又被全港職工們公認爲模範船之一。言談之間，魯文興對五號船表示十分留戀。可是他爲什麼又離開了呢？
「因爲工作需要。」——魯文興的回答，就像一般船員們的生活習慣和工作作風一樣：總是那麼乾淨利落，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然而我並不滿足這個回答，我想知道他所說的「工作需要」的具體內容。
原來，一號船上也有一班整齊的人馬，但因爲今年全國各個港口建設工程的需要，原在船上的人，有的去了靑島，有的調到了大連，有的還去了廣州、海南島，一號船上的人手不夠，就臨時拼湊了些人。因爲這些人互相了解不深，一時沒有了領導核心，於是就鬧起不團結來：有的要求到別的船上去，有的要求到陸地上去，還有的抱怨領遵爲什麼不叫他到別的港口上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小時的挖泥效率降到二百立方公尺。挖泥隊的領導同志爲這種情況担憂。在一次隊務會議的休息時間，隊長張慶元把魯文興叫到一邊：「老魯！」張慶元用他十分焦躁的語氣說。「你說一號船上該怎麼辦哩！」
「怎麼辦！」老魯尋思了半天，就痛快地說道：「我去唄！」
就這樣，魯文興離開了他那光榮的五號船，到一號船當船長來了。事情說也奇怪，老魯一到一號船，船上的一切立刻變了樣。老魯跟那些不安心工作的人個別談話，說服並批評那些想離開海洋，回到陸地上去的思想和行爲，同時對那些確乎因爲工作分配不當的人做了調整……這一來，人們的勁頭大了，挖泥效率立時提高到每小時五百二十立方公尺。工程隊的領導同志說：老魯在五號船上，是用提高技術、鑽硏技術的辦法，爭取到了模範船的榮譽。這在工作開始時是必要的。現在，他在一號船，是用黨的政治工作的經驗，團結了全船人員，達到了提高生產的目的。——建設塘沽新港的人們，他們在建港中學會了技術，也學會了政治工作的本領。
「不過，」魯文興敍述完了他來一號船的經過，懇切而又莊嚴地提醒我說：「你可不要以爲一號船什麼都不好，一號船有它自己的光榮，在建港當中有着不平常的貢獻。一因爲一號船經過狂風巨浪的危險，船員們表現了超人的堅强和勇敢。他說：「這些事情，我知道的並不具體。我給你找幾個親身經歷過的人談談吧！」
老魯找來哈鳳鳴和李佩琳。他兩人都是黑黝黝、油光光，一看就知道是長期生活在海上的人。李佩琳早先在開灤煤礦，被礦警打瞎了一隻眼睛：哈鳳鳴是回族，自小就在渤海灣打漁。他原有兩個哥哥，大哥在打漁中，跟船一起翻到了海底；二哥又是船和人都沒有回來。他自己也經過無數次的狂風巨浪，直到解放後才參加了的建設工程。哈鳳鳴就是同一號船一起遇險的。
那是去年十二月中旬，挖泥船到了入塢冬修的季節了。渤海灣的水面已經結上了一層薄冰。海上測量人員忽然發現：主航道有一段深度不夠。——說是在十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有大約二百公尺的一段，高出航道二公寸。
富有海上生活經驗的人們都知道：這高出來的二公寸淤泥，有把輪船擋在港外的可能，也有使萬噸輪船擱淺的危險。
「一聽這話，」哈鳳鳴說起來顯得分外緊張，「挖泥船上的人都急了。怎麼辦呢？天，已經冷得凍上了冰，船，進塢的進塢，冬修的冬修。再說，那十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一般只有『自航式』、或『鏈斗式』的挖泥船才能出去，但這種船都進塢冬修去了。這樣，任務就落到『吸揚式』挖泥船的頭上。人們計算着各個『吸揚式』挖泥船。說是其他船都得靠陸上送電，又需要很長的排泥管綫，冬天行動又不方便。結果人們選定了『塘沽一號』，因爲它自己能發電……。
「塘沽一號」在這不平常的日子出海了。海上的人，誰都知道狂風的厲害，誰都知道海浪的威力——兩三丈高的浪頭可以把船打翻；冬天的冰凌可以把大船劈爲兩半，也可以把小船駕到天涯和彼岸。人們估計到了這些情況，因此在人員配備上，就挑選了最好的駕駛，最有經驗的司機，又把各個船上的水手長調來充當水手。當人員配備齊全以後，便由「塘活號」挖泥隊隊長張慶元親自率領，浩浩蕩蕩出海了。
出海的頭兩天是風平浪靜，大家都以百倍奮發的精神，完成了以往所沒有完成過的任務。而且他們還像平常一樣，挖除了淤泥，要再淸一淸底。人們興高彩烈地說：「加勁吧！再淸一淸底就可以勝利回去了。」可就在這天傍晚，拖帶「塘沽一號」船的小火輪上的老船長說話了：
「一號船上的同志們，趕快收拾收拾進港吧！眼看就要刮風了——」誰都知道，這位老船長對於氣候演變的估計，從來就跟氣象台的報吿一樣準確。然而這次人們不願走開，他們要完成淸底任務，他們要聽一聽氣象台的確實報吿。他們扭開電門，規定的聯絡時間已經過了。老船長又一次催促了：「一號船的同志們，這回可是東北風呵！」
風，說來，就來得那樣的快。它像滾動在天空的浮雲，像游動在大海裏的汹湧澎湃的巨浪，像萬馬奔騰在戰場，一下子就吹渾了渤海灣的天空。「塘沽一號」陷在風雨飄搖的海中……。
「塘沽一號」本來跟平常一樣：挖泥時四個角上拴着四根纜繩，纜的彼端有四個大錨，把挖泥船釘在海裏。船的後面，還拖帶着一百多公尺長的又粗又大的排泥管綫。在狂風大浪的襲擊下，繩纜不能保持船身的平穩，大錨也無法使船隻站牢，人們只能聽自然的擺佈，一切再也無能爲力了。
這時候，應該急速起錨回岸。但是起錨已經趕不及了。要爭取時間回岸，唯一的辦法就是「解纜」。而解纜，要坐上小木船，到一、二百公尺以外的海面上去。在驚濤駭浪的大海裏，小木船隨時都有被打翻的危險。但是，當船長命令水手們解纜的時候，撲通一聲跳上了小木船，靑年團員張榮成和周炳祥，也緊跟着離開了「塘沽一號」船。他們迎着汹險的海浪出動了。船，跟全船人員的生命，就看他們能否解開纜繩了……。
張榮成和周炳祥揮動着長櫓。哈鳳鳴緊捉着纜繩晃動着。一個大浪，像兇惡的强敵一樣，直朝哈鳳鳴打來。哈鳳鳴急忙一躱，浪頭把張榮成、周炳祥打倒了。他們急忙爬起來，擦了一下臉上的水，又捉住了長櫓。就在這千釣一髮的時候，哈鳳鳴把纜繩解開了。四根纜繩一解，挖泥船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忽兒被抛向半空，一忽兒又摔在水中。海浪打在甲板上，打在艙頂上，打在站在甲板上的每個人身上。然而小火輪可以拖帶它回港了，人們都看着老船長如何把這隻船沖破狂風巨浪回岸去。
平時，小火輪拖帶挖泥船，就像快馬拉空車一樣方便。但這回，拉也拉不動，走也走不了。在海風刺骨的時刻，老船長急得滿頭大汗，他不得不再舉起他的喇叭筒：「一號船上的同志們，請你們看看後邊是不是有錨？怎麼拉了兩點多鐘，連一步也走不動呀？」
人們一看，原來排泥管綫上還有兩隻錨。這時候，船長決定「卡斷」排泥管。然而，排泥管早已飄搖在大浪之中。誰下去呢？——二十一歲的年輕小伙子何雲廷，他把站在甲板上的人拱開：「我下去，我下去。」說罷，他順着船屁股上的排泥管綫走入大海。哈鳳鳴一看不好，伸手抓住何雲廷，說：「你眞不想要命啦！」他把何雲廷腰裏橫拴上一根粗繩，又把橫繩上捆了四根長繩，他把四根長繩的繩頭交給四個水手，說：「下去吧，小伙子！」
何雲廷順着排泥管子下去了。海浪一個接着一個竄過他的全身，他爬在排泥管上，全身都成了溼的，他不得不閉起眼睛，用兩手摸索着排泥管子上的螺絲，一個一個「卡斷」了。
何雲廷爬回挖泥船來，溼了的衣服立刻變成了硬梆梆的冰柱，他的腿麻木了，胳膊凍僵了，他倒在同志們的懷裏……然而，船——國家的財產，跟全船人員的生命得救了。我特地找到何雲廷，想知道是什麼力量使他在驚險萬狀的情況下奮不顧身、又挽救了挖泥船的。何雲廷幾乎跟哈鳳鳴的回答一樣：
「船上的人，在危險的時候都是想到全體，而想不起個人的。」——這就是船員們的生活作風，也是新中國海員們的道德標準。偉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這些人的堅强、勇敢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的。
三.漂盪在海上
站在塘沽新港碼頭上，仔細觀察港區的水面，你會發現：在那渾濁翻騰的海裏有一道碧綠的淸流，它像一條綫，把大海劃成了兩半。這條淸流，就是人工挖成的主航道。一共有十五點二公里長，六十公尺寬，深達零下七公尺，漲潮期間，會有十公尺左右的大水。有了這條主航道，吃水二十七呎的輪船，就可以直駛新港碼頭靠岸。
主航道主要是由自航式挖泥船挖成的。
一天上午，我坐海上測量人員的拖輪，離開陸地，到了自航式「快利號」挖泥船上。這種船的構造和動作，許多地方與吸揚式挖泥船相反。自航式挖泥船上有個大肚子，叫泥艙。屁股底下拖着個鐵「耙子」。工作時，「耙子」往海底一放，淤泥就涮拉涮拉地滾進泥艙。然後，它帶着這滿肚子的淤泥，自己航行（其他式的船要拖輪拖帶）到主航道外面的大海裏，把泥倒在那裏，再輕飄飄地返回來，進行下一次的挖泥。「快利號」在三大自航式挖泥船當中，是最小的一個。但它一次就可挖走五百立方公尺淤泥。船上的負責人高國棟同志向我介紹說：去年，這隻船每挖一艙泥要三十一三十二分鐘的時間，今年，只要二十一—二十四分鐘的時間就夠了。可是去年，它和它的姊妹船——「浚利號」，就完成了相當於以前五年工作量的總和。儘管有了這麼大的成就，船員們却並不滿足。今年，按着新的定額，「快利號」每小時挖泥九百立方公尺。可是船員們早就突破了這個數字，每小時的挖泥量達到一千零五十立方公尺了。
高國棟以前是個普通船員，也是建港中逐步提拔起來的。他領導着「快利」和「浚利」兩隻大船，担負着深水航道的全部挖泥任務。「快利」船上有五十四名船員，長期生活在海上。一般人每月「走港」（登陸休假）一次，休息四天，少數領導人員每半月「走港」一次，在家住兩天。他們吃的水，是由「水星號」駁船從天津送來的。燒的煤，是由煤駁送來的。另外，有拖輪每天給他們送書報、信件，以至米、麵、油、鹽、菜蔬一類的東西。
過去，船員們過着與世隔絕的單調生活，他們只有勞動的義務，政治上沒有絲毫權利。只是解放以後，他們才和大陸上的人們一樣：盡他們應盡的義務，享受他們應當享受的權利。我到船上的這天，正好趕上他們改選船舶（相當於工廠的車間）管理委員會的委員。而且是用票選。當選票集中在一起，進行統計、唱票的時候，忘了選舉監票人，人們立刻提出了意見：「等等，選個監票人再唱票！」監票人選舉出來了，票數統計好了，新的委員產生了。五十多個人熱情地鼓着掌，散會了。這時，我抓住剛才那位統計票數的靑年，問他是仕麼幹部！他說他本來負責統計工作。不過，「頭幾天反『五多』，把我反掉了。現在還沒有分配工作哩！」他所說的統計工作，是指各項運動的統計。在這五十幾個人的船上，當然是不必要的。從他那滑稽的回答裏，我們可以看到：海上的人，的確是隨着祖國大陸上的脈搏跳動而跳動，隨着祖國大陸上的呼吸而呼吸。
這天傍晚，晚霞映紅了蔚藍色的海面，燦爛輝煌的紅光，反射到每一個人的臉上。船員們勞累了一天，各自按着各自的樂趣休息了。甲板上，三個年輕人在下跳棋。兩個老人，一聲不響地走象棋。泥艙那面，傳來了悅耳的胡琴聲和哨吶的長鳴。愛靜的人們，背起了他們的雙手，漫步在甲板上，眺望着遼闊的海洋和天空。只有靑年團支部的三個幹部，坐到高高的船頂上，討論着下月份的工作計劃。靑年團支部書記李金聲向我走來。我說：「你們這兒眞像一個水上鄕村。」
「不！」他立時糾正說：「我們這兒是一座城市呢？有電燈、自來水，有收音機，還有單間招待所哩！」這天晚上，我就在這漂盪的城中，住了「單間招待所」。
這個招待所可眞不簡單，像一般城市的旅館。有台燈、有頂燈，還有一個小小的電扇。第二天一早，走出房間，睁眼一看，一面鮮紅的國旗，插在高高的船上，飄在蔚藍色的海上。「這是什麽意思？」我納悶地問着。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呵！」——眞是，祖國的一切，他們記得是這樣淸楚，感覺是這樣親切。
我找到靑年團支部書記李金聲，請他說完昨天晚上沒有說完的話。李金聲說話有聲有色，處處顯示着年靑人所特有的樂觀情緖。一談到工作，又是那樣認眞、嚴肅。他領導下的靑年團員，個個具有鋼鐵般的堅强性格，這是海上工作所必備的。今年天氣特別熱，李金聲說：「頭兩天——就是暑伏的那兩天，船上熱得簡直受不了。工人們熱得睡不着覺，吃不下飯。有的一天一夜只睡一、兩個小時，有的兩天只吃了半小碗飯。可是，太陽一直在死晒，鍋爐一直在死烤，鍋爐房裏的氣溫高達一百三十度，平常人一進屋就暈倒。在鍋爐房燒火的年靑人，兩個人一班，每小時要塡送三千多斤煤，工作又緊張、又勞累。按着勞保條例的規定，已經完全可以停止工作了。這時，行政上從天津送來了避暑藥，熬了綠豆湯，還在甲板上搭了涼蓬。也曾想過從機器設備上改變這種情況，可是在目前條件下又不可能，於是我們開了個靑年團的會，讓團員們討論怎麼辦？團員們說：『勞保條例是國家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如何對待國家任務呢？要是我們一停止燒火，挖泥船就像人死了一樣，什麼也不能幹了。再說，船停一天，就等於少收入兩千萬元。』年靑人們接着說：『我們旣然是光榮的靑年團員，就應該經得起考驗，就決不能把國家任務放在一邊。』於是，他們走進火烤着的鍋爐間，拿起那把三十多斤重的大鐵鍬，照樣每小時塡送三千多斤煤。就在這天，李玉海同志熱病了，但他堅決不『走港』。也在這一天，一個燒火工人昏倒了，靑年團員李福海跑過去，接過那個大鐵鍬說：『我替你上港。』幹開了。不多時，又一個工人昏倒了。團的小組長曹金山，本來剛剛幹完了自己的一個『小班』（四小時），應該休息了。但他不聲不響地接過昏倒者的鐵鍬，又幹了兩小時……這一天，一連有三個工人昏倒，但他們的工作，都由靑年團員代替了，鍋爐的汽壓始終保持着它的飽和點，挖泥工作照常進行着。」李金聲抹了抹他的前額，他對於熱的體會顯然是深刻的。
我回味着李金聲的談話，想着那些年靑人，他們，眞像一首蘇聯歌曲裏所唱的：「在火裏不怕燃燒，水裏亦不會下沉。」祖國有了這麼堅强勇敢的年靑人，還有什麼艱難困苦不可克服哩！這時候，我眼前走來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叫陳貴，是「快利號」的船長。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
「海員不是五十五歲就可以退休養老嗎！你怎麼……」我關切地問着。
「國家需要。眼前這種人才又少。再說，能多幹一天，就多盡一點義務。這也就不辜負國家的關心了。」陳貴，像一般掌握航行方向的指揮者一樣，穩重，又沉着。他說在自航式挖泥船的船長當中，他的年紀還不是最大的。「浚利號」上的船長已經七十多歲了。現在領導這種船挖泥的，一般都是五、六十歲的人。老船長說到這種情況，表示十分痛心：「有什麼辦法哩！過去港口掌握在帝國主義手裏，舊中國沒有給我們培養這號人才，一解放，這裏建設，那裏建設，一下去那裏找這末多船長呢？再說，這種船，旣不像航行在大海的船，又不像其他形式的挖泥船，沒有幾十年的海上經驗，實在幹不了。」老船長說國家對他們這批老人十分關心，他們除了基本工資外，還有養老津貼和海上津貼。國家爲了照顧他那昏花的眼睛，去年把他調到天津內河的小船上，一面休養，一面工作。可是，今年提出加深塘沽新港的主航道的任務以後，船上的領導人配備不開，他又重新回到「快利號」上。他走上他的駕駛台，睁大眼睛盯視着航行的方向，指揮着舵手們：「向左……向左……保持正常。」老船長很淸楚，國家变給他的任務，主要不是每天工作八點鐘，更重要的是敎徒弟，培養人才。
說到敎徒弟，陳貴談起了他的歷史和家常。他在海上生活了四十五年，從一九二七年就當船長。他有四個兒子，可是他早就下決心說：「決不讓年靑人再幹這一行。」經驗吿訴他：「人，天好的人，一到船上就壞了。」
這也難怪陳貴，他過去所看到的和接觸到的，船上是一切黑暗和殘暴的集中點。船員們受着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和壓迫，受着反動統治階級的愚弄和蒙蔽。他們過着海洋上的特殊生活，也就形成了他們的特殊性格。許多船員上了船，就賭呵！吃呵！一賭起來，什麼都丟到了脖子後邊，甚至花錢僱人値班：「老張，替我上一港，給你五毛。」自己却在醉生夢死。好容易有一天上了岸，他們就嫖呵！喝呵！到頭來，工資總是不夠。總是欠着債，甚至連自己的吃穿都弄不上。怎麼辦呢？——這時候就只有走私、偸盜、打架、駡街，以及幹出其他人所想像不到的惡行。舊社會，舊社會就是這樣啊！它把多少純潔、善良的人們都糟踢成了「壞人」！海員，就曾被反動統治階級侮辱爲「脫離人生的野人」。就是因爲這些，陳貴決心不讓孩子們「再幹這一行」。就是因爲這些，船上的人員越來越少，以致形成今天這種靑黃不接的局面。
現在，陳貴已經放棄了不讓孩子「幹這一行」的決心。他說，社會變了，人也變了，年靑人到那裏都有無限光明的前途。陳貴和我見過的其他幾位老人，都極力鼓勵年靑人上船，還特別歡迎「有知識的」靑年上船。他們說：我們這些人都是一個大字不識，摸索了幾十年，要是航海學校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幾年就可以學成。
這天中午，船上的四位老人和我一起共進午餐。露天甲板的餐桌上，放着四大盤菜，其中有一個是比目魚，有一個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吃過的「八帶魚」。老人們一邊吃，一邊招呼我：「吃吧！你在陸地上是很難吃到這麽新鮮的魚的。」「這是剛剛從海裏捉起來的。」「八帶魚，外面買都買不到的。」說着，老人把一塊大魚放到我的碗裏。……我和四位老人暢談，越談越感到他們善良可親。老人們談到過去的痛苦，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說到未來，他們却有着更大的興趣。老人們總喜歡說「變了」。變了，的確一切都變了，社會變了，人也變了。過去的淤泥地帶，已經長出一些叢綠、茁壯的楊柳和香槐，碼頭上成天放送着愉快的歌曲，就是夜晚，電燈和探照燈，也把港區照得通明。……至於將來，將來的塘沽新港是我國人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北方大港」，是站在祖國門前的一座近代化的城市，也是一座美麗漂亮的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