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内容
晩霞抹紅了天空，海河上一片晶亮的紅波在忽閃忽閃的蠕动，天漸地黑下来。在薄暮里，楊庄子一家小院門前，站着五厂电气部的年靑工人曹鳴鐘，他点起脚尖，仰着脖子，紧瞅着摆渡口。从对岸郑庄子正划过来一艘渡船，借着晚霞的紅光，他看到船上有一个紫紅的人影，便欣喜地往前走了几步，想朝渡口走去，却又像碰到亍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縮进了院門，“別人会發現我在这儿的，对她也不好”。他暗自想。
那紫紅色的人影走近了，原来这是厂里交換台的接綫生、地下党員李慧佩，她早对曹鳴鐘有了感情。自从曹鳴鐘在厂里被捕后，这小姑娘就常去探望，給他送飯。厂里把曹鳴鐘开除后躱到了这儿，她每天下了班就提个飯盒过河。她不仅給曹鳴鐘送来吃的，还把厂里發生的許多事情吿訴他，安慰他。曹鳴鐘从心底里深深地感激着他的小爱人。
这天，李慧把飯盒擱下，曹鳴鐘揣測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有沒有找到呢？”他自己問自己，当然，从李慧佩沉靜的表情中，他給自己作了回答，还沒有找到党啊！
自从代表們被捕后，外边的工人們就一个劲的設法保他們出来。张家樞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自己放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把在艰苦斗爭中經过考驗的忠实同志曹鳴鐘、曹鳴平倆找到一边說：
“工人們在外边活动，看样子你們可以放出去，出去以后，要隐蔽下来，多跟翟淑珍联系，我們必須改变办法，不能再和过去二样干了。”
曹鳴平听了这話，忍不住哭了：“不，他們要不放你，我們都不走，再跟他們干。”
“不能，”张家樞严肃地劝道，“群众現在已經疲劳，敌人的决心又很大，我們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要叫敌人一網打尽的。現在，要爭取都放出去，能放出去就是我們的胜利。我呢，眼前不可能放。”
曹鳴平又急得掉泪道：“那今后我們怎么办？”
“你們出去以后，要赶快找党，楚云同志走了，我們現在和上級党失丟了联系。一是要赶快找党。你們出去后，太紅的同志不能坚持下来的讓他回解放区去，能坚持的一定留下。”张家樞說着又轉过身对曹鳴平說：“今后，你出去了要改变一下打扮，长期隐蔽下来，能隐蔽下来就是胜利。你要多找‘四大金剛’和翟淑珍她們，一塊想法儿去上工。能到別厂上工也就是我們的胜利！”
接着，张家樞又把厂里地下党組織关系都交給了曹鳴鐘，要他出去設法找党，同时，要他好好和厂里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員們联系，等候上級党的指示。
兩个小曹釋放出来，厂里便把他們开除了。曹鳴鐘无法在工房活动，便暫时在楊庄子找了个地方藏身，通过地下党員刘增祥和厂里的党員們联系。这时刘增祥也已被广里开除，家里沒法住，常常睡在工厂附近的地里，为了坚持党的工作，等待上敏党来找，他克服着艰难困苦在工厂附近坚持着曹鳴鐘又設法和地下党員楊恩太联系，因为解放区里常常有同志到楊恩太那儿住，可是，偏偏这一陣沒有人来。年靑旳小曹，当时虽說比他到五厂来时长大了一些，可是还只十八岁，經历了这样大的風波，他沒有吓倒，却不免着急了。张家樞关在獄里呢，上級党又不来，这以后工作怎么搞呢？正这时，刘增祥在大王庄一个工人家里会見了一个卖破爛的。卖破爛的一見他便亲热地問他：“苏更現在在那里？你快吿訴我吧。”
刘增祥打量了对方很久，想了想，不知道苏更是誰。便想：这是誰呢？是上級党派来的人嗎？可又沒凭沒据的。想了一下，便搖搖头說：
“我不知道你要找誰！”
卖破爛的急說：“你們党的領导关系在我这儿呢，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你們支部的党員說一遍。”接着，他便說起一些党員的名字来。
刘增祥靜靜地站在那儿，他想：党曾經敎育过自己，无論如何，不能向外人泄露党的秘密，自从小曹离厂后，地下党員都靠我联系，万一这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一个人不要紧，大伙的事不能随便。我决不能承認这些人是党員。
卖破爛的見他老是不承認，急得沒法，还說：“你要再这样不肯說就要坏了，快吿訴我吧。”
刘增祥高低不肯說；冷冷地走开了。
可他立刻就奔去吿訴了曹鳴鐘。曹鳴鐘一听，霍的站了起来，机灵地看了看刘增祥，又半閉着眼想了想，拍拍腿說：“对的，他找苏更就对了。张家樞在解放区的肘候叫苏更，一定是上級党来了，你快去吧。”
之后，工委派来的李瑞林同志便和曹鳴鐘，取得了联系。党指示：地下党員能隐蔽的隐蔽下条，必須撤退的要赶快撤退，赶快动身。
曹鳴鐘和李慧佩兴奋地一同去探监。在送給张家樞的衣服里夹了一封信，暗示党已找到，外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設法营救他們。
这时，工房里人心都惦記着被捕的代表們，老太太們自动地上小庙燒香磕头，祈禱代表們的安全；工人們联合了十五个乡去保代表們出獄，又不断去稽查处找陈仙洲要求釋放。厂里許多女工在代表被捕后，上班就哭，不干活了，她們商議着怎么样赶快救人。虽然狗腿子特务們监視，很凶，但許多女工都大胆走进翟淑珍家的衖堂，她們常常是身貼在牆上朝兩头了望，見沒人时就揭开帘子进屋把錢擱下。翟淑珍又把大伙凑的錢送到李慧佩那里，拿出去設法营救代表。
不到兩个月，敌人因为找不到証据，就把代表們放了。敌人瘋狂的逮捕沒有使我們的力量受到什么挫折与損失，我們終于胜利了。
张家樞出獄后，特务日夜跟蹤，无法再坚持活动，党把她安全地送到解放区。曹鳴鐘带了地下党員刘增祥、黃純江等也先后撤退回去。一部分地下党員像靳昌耀、范仲軒等人，就隐蔽下来，由工委領导；另外一些被开除的和被迫离厂的地下党員和斗爭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改名換姓。到了別厂上工，像馬潤华、翟淑珍等九人到了中紡二厂，“四大金剛”孙士荣、孙士蘭、田宝珍、苗玉珍等到了中紡四厂，李慧佩到了中紡六厂，孙学桐到了中紡三厂，王老五失亚了一陣后，到了达生紗厂，江庭洞到了發电厂。这些党員和斗爭中的骨干幷沒有在反动派面前气餒，他們到別厂后，又繼纜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間撒播革命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冬天，与五厂党的地下組織联系的李瑞林同志在靜海独流鎭被捕，組織上又派曹鳴鐘同志回天津，把五厂地下党組織关系交待給何毅同志。从此，何毅同志便通过李慧佩的姐姐李淑佩領导五厂地下党組織，何毅同志又分別与分散到各厂的地下党員和斗爭骨干有了联系。在迎接解放大軍入城时，他們在地下党組織領导下，成了天津市各紡織厂护厂斗爭中的骨干，怀着兴奋与热情迎接了最后的胜利。
（写作組 整理）
〔附〕他們是地下党員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口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工人照样挨打挨駡。我的大女儿叫翟淑珍，当时在中紡五厂准备車間上工，她每天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一听見上班汽笛，就像等着挨刀一样难受。
淑珍在厂里不敢出一口大气，在家里也总是悶悶不乐。不久，她和张家樞做了好朋友以后，这才欢乐起来，好像有了什么奔头。
张家樞也是厂里的工人，她剪着短髮，圓圓南臉盤，待人接物特別和气，大伙都叫她张大姐，其实，她在当时年紀不大，也就是二十岁多些。她常到我們家来，有时一来就是好几个人，像孙世琚、王老五等都常来。他們一来，就是低声嘀咕着，好像商量什么大事。后来，我听淑珍說，他們这些人，都是搞进步工会的，領导大伙向国民党斗、爭，可受大伙拥护啦，只要他們出个道道，大伙就紧、跟着干。我想：人家也是一个工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为了大伙的事工作，我从心眼里佩服他們，所以只要他們上我家，我总是尽力照顧。
“翟娘，您在門前門后看着点，那些坏蛋来了就招呼一声。
这句話，张家樞每次来时，总要說下的。我也很乐意为他們出些力。坏蛋嘛，我也認得淸，就是广里那些特务流氓，像伪工会理事张树發等。
他們一开会，就是半宵半宵的，开完了会，还弄来好些小本子，小紙条，書呀，报紙什么的。我一看心里就明白，这些东西不能随便讓人看到，就把这个收藏任务攬过来了。
时間不长，张大姐等人就把我当作自己人一样了，有时，她还讓我干点什么呢！有一天，厂里的几个坏蛋在离我家不远的张树發家里开会，张大姐走过来輕輕地对我說：“翟娘，您上张树發家附近去听听，他們在說些什么。
那时天快黑下来了，正是鷄鴨上窩的时候，我就借着找鷄找鴨，一边嘰嘰咯咯喊着，一边就在张树發家，窗底下听着。回来后，把听到的一切，都說給张大姐，她就夸我有本事。我心想：这一点算得什么。
又过了一个时期，淑珍也显得忙起来了，她不光和张大姐一起开会，一到礼拜天，还要同她一起到市里去。到了礼拜天，一淸早她們就起来了，把自己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拉着她的弟弟、妹妹（这小哥倆現在都是棉紡五厂工人）說：“跟姐姐上市里看电影去。”或有是：“咱們去公园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开始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心里說：“你們別在我面前演戏了，这准是去联系工作的。”果然，不久，天津紗厂的大罢工就發生了。
那年头，我可替这些年輕人耽心！他們一出去，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直等他們回来后，才一塊石头落地。他們倒好，天大黑才回来，一进門就胡乱地吃点东西，又接着开起会来，一直到半夜还不散。
当时，张大姐等人領着大伙成立了进步工会，向厂里的封建把头、汉奸、工賊、伪工会理事等作了几次斗爭，工人才算吐出几口恶气。这个张大姐呀，眞是好人，工人有困难，她就不辞劳苦地設法解决，她自己有了困难，可是一声不吭。她到外边联秦工作，都是花的自己錢。她的每月工資全为大伙办事花了，甚至把心爱的大衣卖了，作为、大伙的車錢。就是这样，我也从来沒有听她說过一句不高兴的話。她这种大公无私、乐覌的精神，我很感动，所以我更願意挺身为他們做掩护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端午节，张大姐、孙世琚等人在我們家里过节，大伙高高兴兴的談笑着，我看了心里也很高兴。誰知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时候，我看出张大姐的臉色不太好，就問她：
“出了什么事了嗎？”
“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人，还要上这几来搜查呢！”张大姐看了看我又問道：“您害怕嗎？”
“我怕他們作什么？”
“他們来时問你什么，你就說不知道。”
“嗯！”
接着，我就同她一起，把一些小册子、書报都藏起来了。
张大姐走后不大时間，孙世琚也来了，我正准备給他弄点吃的？他攔住了我說：
“翟娘，給我兩不饅头就行了。我得离开这儿，呆不下去了，特务要抓我。”
我眞吃了一惊，孙世琚为了大伙利益，罢工走在头里，为了大伙办事，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車都卖了，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被抓走，当时我还不明白国民党特务把这些人看成是眼中之釘，有了他們，特务們就不能逞性橫行。
“翟娘，我这就走了，以后再来看您。”
我看他馬上要走，就掉着眼泪，帮他穿上大褂？戴上口罩。化裝好了，他又問我：
“翟娘，您看我臉上那塊紅記还看得淸嗎？”
我掉着泪說：“看不見了。”我送了他一陣，临別时，又給了他兩个饅头。
等我回来时，簡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一群国民党大兵和特务正在我家搜查哪！我为孙世琚庆幸，他要晚走五分鐘，就算沒命了。当时，伪工会理事张树發把金牙一呲瞪着眼問我：
“孙世琚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张树發乱鬧了一陣，找不到人，只好垂头丧气走了。
……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张大姐、孙世琚等人都来看望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們是地下共产党員！
那紫紅色的人影走近了，原来这是厂里交換台的接綫生、地下党員李慧佩，她早对曹鳴鐘有了感情。自从曹鳴鐘在厂里被捕后，这小姑娘就常去探望，給他送飯。厂里把曹鳴鐘开除后躱到了这儿，她每天下了班就提个飯盒过河。她不仅給曹鳴鐘送来吃的，还把厂里發生的許多事情吿訴他，安慰他。曹鳴鐘从心底里深深地感激着他的小爱人。
这天，李慧把飯盒擱下，曹鳴鐘揣測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有沒有找到呢？”他自己問自己，当然，从李慧佩沉靜的表情中，他給自己作了回答，还沒有找到党啊！
自从代表們被捕后，外边的工人們就一个劲的設法保他們出来。张家樞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自己放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把在艰苦斗爭中經过考驗的忠实同志曹鳴鐘、曹鳴平倆找到一边說：
“工人們在外边活动，看样子你們可以放出去，出去以后，要隐蔽下来，多跟翟淑珍联系，我們必須改变办法，不能再和过去二样干了。”
曹鳴平听了这話，忍不住哭了：“不，他們要不放你，我們都不走，再跟他們干。”
“不能，”张家樞严肃地劝道，“群众現在已經疲劳，敌人的决心又很大，我們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要叫敌人一網打尽的。現在，要爭取都放出去，能放出去就是我們的胜利。我呢，眼前不可能放。”
曹鳴平又急得掉泪道：“那今后我們怎么办？”
“你們出去以后，要赶快找党，楚云同志走了，我們現在和上級党失丟了联系。一是要赶快找党。你們出去后，太紅的同志不能坚持下来的讓他回解放区去，能坚持的一定留下。”张家樞說着又轉过身对曹鳴平說：“今后，你出去了要改变一下打扮，长期隐蔽下来，能隐蔽下来就是胜利。你要多找‘四大金剛’和翟淑珍她們，一塊想法儿去上工。能到別厂上工也就是我們的胜利！”
接着，张家樞又把厂里地下党組織关系都交給了曹鳴鐘，要他出去設法找党，同时，要他好好和厂里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員們联系，等候上級党的指示。
兩个小曹釋放出来，厂里便把他們开除了。曹鳴鐘无法在工房活动，便暫时在楊庄子找了个地方藏身，通过地下党員刘增祥和厂里的党員們联系。这时刘增祥也已被广里开除，家里沒法住，常常睡在工厂附近的地里，为了坚持党的工作，等待上敏党来找，他克服着艰难困苦在工厂附近坚持着曹鳴鐘又設法和地下党員楊恩太联系，因为解放区里常常有同志到楊恩太那儿住，可是，偏偏这一陣沒有人来。年靑旳小曹，当时虽說比他到五厂来时长大了一些，可是还只十八岁，經历了这样大的風波，他沒有吓倒，却不免着急了。张家樞关在獄里呢，上級党又不来，这以后工作怎么搞呢？正这时，刘增祥在大王庄一个工人家里会見了一个卖破爛的。卖破爛的一見他便亲热地問他：“苏更現在在那里？你快吿訴我吧。”
刘增祥打量了对方很久，想了想，不知道苏更是誰。便想：这是誰呢？是上級党派来的人嗎？可又沒凭沒据的。想了一下，便搖搖头說：
“我不知道你要找誰！”
卖破爛的急說：“你們党的領导关系在我这儿呢，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你們支部的党員說一遍。”接着，他便說起一些党員的名字来。
刘增祥靜靜地站在那儿，他想：党曾經敎育过自己，无論如何，不能向外人泄露党的秘密，自从小曹离厂后，地下党員都靠我联系，万一这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一个人不要紧，大伙的事不能随便。我决不能承認这些人是党員。
卖破爛的見他老是不承認，急得沒法，还說：“你要再这样不肯說就要坏了，快吿訴我吧。”
刘增祥高低不肯說；冷冷地走开了。
可他立刻就奔去吿訴了曹鳴鐘。曹鳴鐘一听，霍的站了起来，机灵地看了看刘增祥，又半閉着眼想了想，拍拍腿說：“对的，他找苏更就对了。张家樞在解放区的肘候叫苏更，一定是上級党来了，你快去吧。”
之后，工委派来的李瑞林同志便和曹鳴鐘，取得了联系。党指示：地下党員能隐蔽的隐蔽下条，必須撤退的要赶快撤退，赶快动身。
曹鳴鐘和李慧佩兴奋地一同去探监。在送給张家樞的衣服里夹了一封信，暗示党已找到，外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設法营救他們。
这时，工房里人心都惦記着被捕的代表們，老太太們自动地上小庙燒香磕头，祈禱代表們的安全；工人們联合了十五个乡去保代表們出獄，又不断去稽查处找陈仙洲要求釋放。厂里許多女工在代表被捕后，上班就哭，不干活了，她們商議着怎么样赶快救人。虽然狗腿子特务們监視，很凶，但許多女工都大胆走进翟淑珍家的衖堂，她們常常是身貼在牆上朝兩头了望，見沒人时就揭开帘子进屋把錢擱下。翟淑珍又把大伙凑的錢送到李慧佩那里，拿出去設法营救代表。
不到兩个月，敌人因为找不到証据，就把代表們放了。敌人瘋狂的逮捕沒有使我們的力量受到什么挫折与損失，我們終于胜利了。
张家樞出獄后，特务日夜跟蹤，无法再坚持活动，党把她安全地送到解放区。曹鳴鐘带了地下党員刘增祥、黃純江等也先后撤退回去。一部分地下党員像靳昌耀、范仲軒等人，就隐蔽下来，由工委領导；另外一些被开除的和被迫离厂的地下党員和斗爭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改名換姓。到了別厂上工，像馬潤华、翟淑珍等九人到了中紡二厂，“四大金剛”孙士荣、孙士蘭、田宝珍、苗玉珍等到了中紡四厂，李慧佩到了中紡六厂，孙学桐到了中紡三厂，王老五失亚了一陣后，到了达生紗厂，江庭洞到了發电厂。这些党員和斗爭中的骨干幷沒有在反动派面前气餒，他們到別厂后，又繼纜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間撒播革命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冬天，与五厂党的地下組織联系的李瑞林同志在靜海独流鎭被捕，組織上又派曹鳴鐘同志回天津，把五厂地下党組織关系交待給何毅同志。从此，何毅同志便通过李慧佩的姐姐李淑佩領导五厂地下党組織，何毅同志又分別与分散到各厂的地下党員和斗爭骨干有了联系。在迎接解放大軍入城时，他們在地下党組織領导下，成了天津市各紡織厂护厂斗爭中的骨干，怀着兴奋与热情迎接了最后的胜利。
（写作組 整理）
〔附〕他們是地下党員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口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工人照样挨打挨駡。我的大女儿叫翟淑珍，当时在中紡五厂准备車間上工，她每天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一听見上班汽笛，就像等着挨刀一样难受。
淑珍在厂里不敢出一口大气，在家里也总是悶悶不乐。不久，她和张家樞做了好朋友以后，这才欢乐起来，好像有了什么奔头。
张家樞也是厂里的工人，她剪着短髮，圓圓南臉盤，待人接物特別和气，大伙都叫她张大姐，其实，她在当时年紀不大，也就是二十岁多些。她常到我們家来，有时一来就是好几个人，像孙世琚、王老五等都常来。他們一来，就是低声嘀咕着，好像商量什么大事。后来，我听淑珍說，他們这些人，都是搞进步工会的，領导大伙向国民党斗、爭，可受大伙拥护啦，只要他們出个道道，大伙就紧、跟着干。我想：人家也是一个工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为了大伙的事工作，我从心眼里佩服他們，所以只要他們上我家，我总是尽力照顧。
“翟娘，您在門前門后看着点，那些坏蛋来了就招呼一声。
这句話，张家樞每次来时，总要說下的。我也很乐意为他們出些力。坏蛋嘛，我也認得淸，就是广里那些特务流氓，像伪工会理事张树發等。
他們一开会，就是半宵半宵的，开完了会，还弄来好些小本子，小紙条，書呀，报紙什么的。我一看心里就明白，这些东西不能随便讓人看到，就把这个收藏任务攬过来了。
时間不长，张大姐等人就把我当作自己人一样了，有时，她还讓我干点什么呢！有一天，厂里的几个坏蛋在离我家不远的张树發家里开会，张大姐走过来輕輕地对我說：“翟娘，您上张树發家附近去听听，他們在說些什么。
那时天快黑下来了，正是鷄鴨上窩的时候，我就借着找鷄找鴨，一边嘰嘰咯咯喊着，一边就在张树發家，窗底下听着。回来后，把听到的一切，都說給张大姐，她就夸我有本事。我心想：这一点算得什么。
又过了一个时期，淑珍也显得忙起来了，她不光和张大姐一起开会，一到礼拜天，还要同她一起到市里去。到了礼拜天，一淸早她們就起来了，把自己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拉着她的弟弟、妹妹（这小哥倆現在都是棉紡五厂工人）說：“跟姐姐上市里看电影去。”或有是：“咱們去公园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开始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心里說：“你們別在我面前演戏了，这准是去联系工作的。”果然，不久，天津紗厂的大罢工就發生了。
那年头，我可替这些年輕人耽心！他們一出去，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直等他們回来后，才一塊石头落地。他們倒好，天大黑才回来，一进門就胡乱地吃点东西，又接着开起会来，一直到半夜还不散。
当时，张大姐等人領着大伙成立了进步工会，向厂里的封建把头、汉奸、工賊、伪工会理事等作了几次斗爭，工人才算吐出几口恶气。这个张大姐呀，眞是好人，工人有困难，她就不辞劳苦地設法解决，她自己有了困难，可是一声不吭。她到外边联秦工作，都是花的自己錢。她的每月工資全为大伙办事花了，甚至把心爱的大衣卖了，作为、大伙的車錢。就是这样，我也从来沒有听她說过一句不高兴的話。她这种大公无私、乐覌的精神，我很感动，所以我更願意挺身为他們做掩护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端午节，张大姐、孙世琚等人在我們家里过节，大伙高高兴兴的談笑着，我看了心里也很高兴。誰知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时候，我看出张大姐的臉色不太好，就問她：
“出了什么事了嗎？”
“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人，还要上这几来搜查呢！”张大姐看了看我又問道：“您害怕嗎？”
“我怕他們作什么？”
“他們来时問你什么，你就說不知道。”
“嗯！”
接着，我就同她一起，把一些小册子、書报都藏起来了。
张大姐走后不大时間，孙世琚也来了，我正准备給他弄点吃的？他攔住了我說：
“翟娘，給我兩不饅头就行了。我得离开这儿，呆不下去了，特务要抓我。”
我眞吃了一惊，孙世琚为了大伙利益，罢工走在头里，为了大伙办事，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車都卖了，这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被抓走，当时我还不明白国民党特务把这些人看成是眼中之釘，有了他們，特务們就不能逞性橫行。
“翟娘，我这就走了，以后再来看您。”
我看他馬上要走，就掉着眼泪，帮他穿上大褂？戴上口罩。化裝好了，他又問我：
“翟娘，您看我臉上那塊紅記还看得淸嗎？”
我掉着泪說：“看不見了。”我送了他一陣，临別时，又給了他兩个饅头。
等我回来时，簡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一群国民党大兵和特务正在我家搜查哪！我为孙世琚庆幸，他要晚走五分鐘，就算沒命了。当时，伪工会理事张树發把金牙一呲瞪着眼問我：
“孙世琚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张树發乱鬧了一陣，找不到人，只好垂头丧气走了。
……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张大姐、孙世琚等人都来看望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們是地下共产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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