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們胜利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傳到紗厂。当时，我們在車間干活的工人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滿心以为，这回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和压榨了，所以立刻都关了車停止了生产，到市中心、东馬路一带去欢迎“国軍”，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高兴的連累、餓都忘了。
  可是，对国民党的天真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們；日夜乘飞机亲到了天津，大力勒索工人的血汗，幷侵呑了工人和日本斗爭得来的解散費（三匹布），剋扣了工人的面粉差額金，他們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了进一步勒索工人和鎭压工人，很快組成了伪工会。
  我們全家三口人仍然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生活，而且又受，“国軍”和伪工会“流氓打手”的欺压。
  大哥陶景貴，外号叫陶儍子，在布場織布，全厂沒有一个不認識他的：大个子，长方臉。誰提起来都說：陶儍子这个人啊，眞是不爱說，不爱道，老实八脚，干起活从来也不知什么是泡磨菇。”尽管如此，他也是經常受把头和流氓的欺負。
  有一次我哥哥上厠所，路过穿筘科；当时因他正患着肺病，病的很严重，一咳嗽就喘不出气来，他正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蹲下来就咳嗽，正咳嗽的上气接不上下气，旁边过来一个矮个子，走起路来搖搖晃晃，白袄袖子往上卷着，走过来就騎在我哥哥身上，这个人就是伪工会的流氓打手“刘八”。他騎在我哥哥身上，讓我哥哥䭾着他往前走。这时，我哥哥渾身哆嗦成了一团，勉强地說：“八哥，你这是干嘛？我快出不来气了，你可憐可憐我吧，別騎我了。刘八在上面狠毒的說：“看他媽的你这个松样子，活着干嗎？我把你弄死就算了。”这时，布場工人张見秋路过这里，看見这情况，气憤地問：“看，他这样儿你还欺負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刘八霍地从我哥哥身上站起来，小眼珠凸溜溜的像要滾出眼眶来，吼叫的声音震的地板乱顫：“他媽的，你跟八爷我上性。”說着照着张見秋的臉就是几个大嘴巴……。
  哥哥走几步，爬几步地回到家里，一肚子的冤气不敢跟母亲說，一进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哭个不停。媽媽泪水滿面的摟着哥哥，問他：“說吧，儿呀！媽不生气。說吧……”。可是他就是不肯說。当日夜里，哥哥作梦了，不知他那来的一股邪劲，一边哭嚷着，一边比划着：
  “小刘八，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也得和你算淸这笔賬！”媽媽听到这里，才知道哥哥原来是受了流氓打手小刘八的欺負了。
  哥哥这口气出不来，病越来越重了。請先生治吧？当时就得拿出五千元来。連吃的都沒有，哪有这笔錢来治病呢？这时候哥哥很怕自己死去，他还希望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便对媽媽說：“工会成立的时候，对工人說过‘工会是为大伙办事的'，咱找工会借借去。”媽媽架着哥哥走兩步歇三步地找到伪工会主席张树發的家里，正好，张树發在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吃八喝呢。哥哥一进門张树發不耐煩地問道：“干什么来了？快滾！快滾！”哥哥就哀地說：“张先生，我的病不得了啦，想麻煩麻煩您，借点錢治治。”张树發怕打攪他們大吃八喝，就推托地說：“你們回去吧，明天到工会去。”这天錢沒借到，媽媽又架着哥哥失望地回来了。
  第二天，又到伪工会去，伪代表郑大福正在工会里，沒等哥哥开口就气势凶凶的問：“穷光蛋，干什么来了？”哥哥答道：“郑先生，借点錢治病。昨天，张主席叫我今天到工会来的。”郑大福态度奸詐的說：“你借多少錢呢？”哥哥“有五千元就可以治病了。”郑大福說：“借五千元——你够花的嗎？多会还呢？”哥哥說：够治病的了，病好了，上班一定还。”郑大福說：“你要死了怎么办？快回去吧！借錢，哼，沒門！快走！滾出去！”說着就把媽媽和哥哥推出伪工会門口来。这时哥哥的臉色跟死人一样了，坐在門口也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才說：“你……你……走狗！……”媽媽在一边怕哥哥气个好歹的，就劝哥哥：“孩子，跟媽媽回去吧！你别生气了，咱娘倆把这事牢牢記在心里就是了。”說着就架着哥哥回家了。
  回到家里，哥哥一头栽在炕上說：“可把我气死了，我死也要把小刘八和工会这伙狗东西拿走。”这話剛落音，哥哥就不能动弹了，过了一会，哥哥又突然坐起来了，胸脯一鼓，噴出了大口鮮血。媽媽和我急忙扶住，誰知他好像被誰猛然用力一推，还来不及掙扎就倒下去了，口里流着粘糊糊的血，兩只手还想动弹，好像抓取什么，然而他什么也得不到了，哥哥就这样地——凄惨地死去了。
  媽媽連着經过我父亲、我二哥的死，一看大哥又死了，就哭着喊我：“儿呀！咱們娘倆也等死吧！咱也会被这个吃人的社会吃了的。”媽媽說完，哭得昏去了……。
  〔附〕 我們的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
  白波
  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国正处在軍閥当权的时代，日本鬼子的經济魔爪，在此时逐漸地伸到我国各地，天津已經有了日本租界。可是日本人幷不滿意他們已擄夺到手的那一小塊地方，那些日本的大資本家，貪心如狼似虎，都打算在我国开办工厂，好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来养肥他們。当时，日本紡織工业已經相当發达，在世界上可以与英国爭霸了。为了更进一步地發展他們的紡織工业，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条約和走私偸运等方法：使他們国內的紗布傾銷我国市場；一方面千方百計的設法在我国投資，买地建厂，从而挤挤垮我国資本家开設的那些小得可憐的紡織厂。这时候，世界各資本主义列强国家視我国为他們共同的侵略目标，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还不够充足，所以有些事情他們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我国的軍閥政府呢，却害怕人民的反抗，同时还有着沒被，揭穿的假門面，勉强地执行着“外国人除租界地外不能在中国私自买地”的法令。但实际上，日本人的投資仍然是蜂拥而来。他們会找出中国入来作幌子，专門收买一些唯利是圖、貪小惠而忘大义甘心为他們工作的分子。国营天津第五棉紡厂的最前身“双喜紡績株式会社”的地基，就是这样被日本人买到手的。
  在一九二〇年，海河东岸郑庄子已經建立了兩个紡織厂，就是現在国营天津第三棉紡織厂的前身裕大紗厂和宝成紗厂。这兩个紗厂都是中国資本家集資建立的。日本資本家也看中了这塊地方，便将靠那兩个紗厂东面的一片菜园子买下了。买地时逋过一个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庄景柯的手。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是当时的律师，买地就用庄公館的名义。当时，按照一般情况，这里的土地每亩只値一百余元，最多也不过是二百元現洋，可是这个庄公館买地却肯出大价錢，以每亩五百元的高价收买，共买了約四百五十多亩。地买了后，当时情况不能允許即刻建厂，便以較低的租价租給外务来天津的农民种，租約上比別人的多一个条件，就是注明庄公館无論什么时候要地，都得立刻交还土地。庄公館的代理人，就是郑家庄的住戶孙連城。直到1935年秋末冬初才开始建厂。
  一九三五年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占領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冀东大部地区，肆无忌憚地侵入我国华北来了，他們在我国各地盖起大批工厂。郑家庄中国資本家开設的兩个紗厂，也先后被他們呑蝕过去。幷且还在郑家庄建立了一个华北制鉄所（天津鋼厂的前身）。在当年阴历九月的光景，郑家庄来了几个陌生的日本人找孙連城。通过庄公館的指示，孙連城陪同他們仔細察看了附近的地形。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未来纺織厂的主要人物，他們是：
  林一正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經理）
  竹內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工厂厂长）
  川村 上野 日本包工商前高組合的职員。
  第二天，以林一正出名請孙連城在南市鹿鳴春飯庄子吃飯。幷有一个中国人作陪，充当翻譯。席上，林一正談說現在就要把地收回盖工厂，与孙連城商議如何办理。商議結果，由孙連城出头与佃戶們交涉收地。經孙連城中交涉，日本人拿出一些錢作为收地費，地就很快的交給了工厂。这样，日本人就名正言順地将这塊土地作为日本資本家开办工厂的地基了。
  地收回来后，建厂工作开始了。那个建筑包工商前高組合的日本人上野，便带人开始測量，一方面招募工人，开始平塡厂基。取土的方法是就地取土，把較高处的土足足剷平下去三尺深。这就是造成我厂厂基地势低洼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蘆溝桥事变时，厂房正盖得一半，当时曾經停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以后就比以前迅速地修盖起来了。同时，厂門东面的职員宿舍和厂門西面的工人宿舍也相繼盖起来。都是日本建筑承包商前高組合轉包給福昌公司，由上野奴役着数千名中国工人修盖起来的。与此同时，机器也陆續从日本运来，幷从日本来了一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員，工厂里也招雇了中国工人来帮助日本人按裝机器。工厂里的人事和組織机構也逐漸确定了。負責人都是日本人。計有紗厂主任酒井，布場主任原勇，原动部主任加藤，人事課主任葛馬等人。同时也招雇了一些中国人作他們的低級职員，名义上却是工人，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季正式开工，开工后三天，海河氾滥成灾，把整个工厂倉庫都淹了。机器电綫全都泡在水中。当时，日本人看見大水漲得眼看就淹沒了厂子，非常着急，强迫着工人挡埝防水，晝夜不停，結果也沒有搶救成功。水把工厂泡了二十多天。水退后，工厂經过一番修理，才算正式开工。
  当时，厂內的設备規模較小，共有紗錠兩万多枚，普通布机七百台。工厂有厂房一座，分南場北場各半，南布北紗，由甬道相隔。另設配电室鍋爐房及修理工厂，和工厂隔路相对。靠外有倉庫二十四所，分儲原棉、成品和机物廢料。办公室三所，靠厂門为人事課，中为总办公室，靠工場的一所为工务办公室。厂門东面为职員宿舍，共有楼房三十二所，平房十六所，全为日本籍职員居住。分四級。西面工人宿舍五百九十間，分单身和家庭宿舍兩种，家庭宿舍三种，中国管理人和工头也只能住这里的一等房子。
  工厂沒有發电設备，只有125KVA3300V的小型柴油發电机一座，預备在电业局停电时供厂內照明和防火用。另有B&W臥式水管鍋爐兩座，供浆紗用汽和工場暖气設备用。
  当时的生产情况很不正常，工人生活沒有保障，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开不齐車，到一九四五年生产改为一班，产量更是下降很多，最高产量每天（兩班）約产紗20件，布200匹。到一九四五年夏，每天只产紗五、六件，布百余匹的样子。
  当时有日本籍职員数十人，中国工人約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經济部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紡織建設公司，把全国各处的日本紡織厂都由該公司經营管理。双喜紗厂就改为天津分公司所屬的第五棉紡織厂了。
  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生产的設备幷沒有增添，工人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仍然受着严重的剝削和压迫。国民党和封建把头勾結在一起，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来欺压工人。于是，轟轟烈烈的斗爭就在工厂里开展起来了。
  国民党由一九四五年秋末接收，迟迟不能开工。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工生产。原棉大部使用美棉。日开兩班，工人比日本时期略有增加，約一千五百多人。职員均为中国人，由天津分公司領导。厂长为工厂首长，下設紗場工程师，布場工程师各一人，紗、布場保全技师各一人，运轉技师各二人，分別带班生产。下設技术員若干人領导生产。經营管理部分共設三課：人事，会計，总务。总务課又分棧务股、物料股，和庶务、警衞队等部門，幷有医疗室，設医生一人，护士二人。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敗，工厂生产也沒有什么發展，大致和日本时期差不多。幷且因解放战爭关系，农村大部成为解放区，美援又将棉花改成武器，所以原棉非常缺乏。到一九四八年，每星期只能开三天或四天工。生产能力很低，按最正常的生产情况計算，每天产量棉紗为15050磅左右，还不到四十件紗。布場日产量为900匹上下。（按当时40碼为一匹計算）
  只有解放后，我厂的生产設备才大量增添，工作条件大量改善，从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徹底的改变，成为蓬勃發展、一日千里的人民的工厂。